专题论文·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本帖最后由 蓬安姚波 于 2012-12-8 15:48 编辑内容提要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宋对峙更加凸显,但因寻求义理的内
在需要,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汉、宋之学陷入困境,士人乃日益从
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今文经学因之兴
起,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
关键词 汉宋调融 今文经学 常州学派 义理
一、引 言
由于士人治学方法及重心不同,汉学和宋学成为儒学两大范
式。至清代,经学大盛,学者注重师法,汉、宋分野更加凸显,汉、宋
关系也成为认识清学嬗变的窗口。清末以来,一些论著从不同角
度涉及清代汉宋关系问题①,但它对学术格局的影响仍待进一步
讨论。
清末经学家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
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
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
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
今、古之分。”① 嘉道以后今文经学的复兴是清代学术的重要转
变,自然是晚清以来文人学士的重要议题。晚清名士李慈铭读了
魏源的《古微堂外集》后,感慨“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
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又自知必
不能过之,乃创为西汉之说。”② 李慈铭好讥弹人物,于经学一贯
尊古抑今,此类言论当然不足为据。其后,章太炎、皮锡瑞等人对
此也有评论。梁启超则认为:道咸以后清学的分裂,“有发于本学
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前者指清学本身尊古善
疑的取向,因学者“既尊古矣,则有更古焉者在所当尊;既善疑矣,
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于是由东汉古文经溯至西
汉今文经、乃至先秦诸子。而所谓“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则指
道咸以后的经世致用思潮。③ 但乾嘉汉学盛炽之际,经世取向对
士人影响尚不明显。故周予同进而指出,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
前期今文学乃“发于学派自身”,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后期今文
学则“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④ 这种区分不无道理。不过,所谓
“前期今文学”和“后期今文学”均非单一因素促成,惟诸因素重要 性不同。
清末以来,研究者多从经世思潮考察今文经学的兴起,而对乾
嘉之际常州学者转治今文经学的原因缺少分析。近年有论者提
出,应从庄存与政治上受和排挤事件分析今文经学的起源。①
一些学者则持异议,认为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和的政治斗争
说“, 现在还只能是假说”②。
乾嘉经学为何由“古”而“今”并且蔚成风气? 我们虽应注意政
治斗争及经世思潮的影响,但在社会变动尚不明显的背景下,学术
理路尤需重视。皮锡瑞指出嘉道学者开始“知今、古之分”,主要从
学术壁垒的建立看待清学演进。学术的转变既基于修正前人而开
宗立派,又在于汲取、调融它学。清代今文经学虽沿“知汉、宋之
别”到“知古、今之分”这一路向演进,却也受调融汉宋潮流的推动。
简言之,在考据学鼎盛之际,汉学自身对于义理的需要促使人们补
偏救弊,从今文经阐发“微言大义”,导致学术转变。
二、考据学勃兴与汉、宋紧张
作为传统学术的基础,考据学兴起于汉代并传衍于后世。唐、
宋两代,注疏、辨伪之书层出不穷。宋儒虽重义理,而朱熹、王应麟
等人诠释儒经仍重注疏。元、明两代,士人尚谈心性,辨伪、考据之
学仍延绵不绝。明末社会危机加深,忧时救世的士大夫反思心学
弊端,倡导实用、经世之学。明、清鼎革之后,学术由虚返实之势进 一步发展。从顺治到康、雍,相对笃实的理学渐受朝廷青睐,由学
术支流上升为高踞堂庙的正统学术。顾炎武等在野学者则倡导
“经学即理学”,清代学术走上了“回归原典”的不归路,儒学重心也
从“四书”转向“五经”。这不仅一改明儒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积
习,且在宋学之外另辟蹊径,形成考据儒经的趋向。惠栋治《易》标
举汉学旗帜,一些人解经、注经皈依于东汉经师,汉学亦成考据儒
经之别称。考据学兴起之时,一些宋学家也力摒“空言穷理”、“荒
经蔑古”的恶名,彰显宋学的考据内涵。
考据学从江南一隅迅速影响全局,促使学术文化格局发生裂
变。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汉学盛极一时,成为多数学者的共同学
术话语。正如焦循所说:“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
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① 他们不
仅指斥宋学空疏,也从不同角度摧毁宋学的理论基石。有的汉学
家如阎若璩、汪中等通过辨伪、考证,对宋学依据如《大学》、《古文
尚书》的“十六字心传”、河图洛书之类予以否定,有的汉学家如戴
震、凌廷堪、焦循等人对宋学的性、理、天道等主题进行了考证和重
释,一些汉学家如钱大昕则在文章著述中尊汉抑宋。
到乾隆后期,汉学已走出江南一隅。朝廷开四库馆当然不只
是学术事件,也象征着考据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所谓
“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
瀛,三军之随大纛”②。随着汉学阵营的扩张和政治地位的上升,
士人治学的价值取向逐渐转变,排斥宋学的倾向更加明显。戴震
说 ,循宋儒经解“, 譬犹子孙未睹其祖父之貌者 ,误图他人之貌而事 之”“, 实诱吾族以化为彼族”。① 主持四库馆的纪昀对今文经学还
比较宽容,但对宋学及桐城派明显排斥,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
有体现。阮元有言:“盖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
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至于此。”② 四库馆开设之初,姚鼐
受朱筠推荐入馆撰写提要,却因其宋学根柢,所撰常遭其他馆臣抵
制,姚氏最后只得离开。后来姚莹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
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
则相与诽笑。”③ 姚莹所说或许有点夸张,却反映了姚氏祖孙的深
切感受。汉学如日中天“, 汉学名臣”也接踵登台。
民间汉学家的学术取向也相类似。戴震说“, 义理者 ,文章、考
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他治学基于考据而不
废义理。其弟子段玉裁则“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
⋯⋯夫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
理,以行于国家天下,而文词之不工,又其末也。”④ 两代人的学术
重心显然不同。即使兼治义理的戴震,对宋学也多反感。至于博
学多才的汪中,究心于诸子义理,但“最恶宋之儒者,闻人举其名,
则骂不休⋯⋯汉唐以后所服膺者,昆山顾氏、德清胡氏、宣城梅氏、
太原阎氏、元和惠氏、休宁戴氏。”⑤ 乾嘉之际,汉、宋关系日趋 另一方面,宋学家对汉学也有不少讥评。乾隆朝的理学大臣
翁方纲对阎若璩的考据研究不以为然,认为《古文尚书》虽不无可
疑之处“, 然义皆醇正 ,列于学官久矣 ,即如其中一二偶见他书者 ,
安得从而议之?”① 他还专门撰文驳斥戴震关于“性”、“理”的考
证。② 桐城派的姚鼐更认为士人“相率而竞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
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
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③ 宋学对汉
学的反感可见一斑。
汉、宋冲突不久就在两广总督阮元幕中达到高潮。惠栋的再
传弟子江藩于嘉庆十七年(1812 年) 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嘉庆
二十三(1818 年) 年在阮元幕中刻成,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
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诸高阁,视如糟粕,弃等
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④ 阮元为之作序推介。此
书撰成于汉学炽盛之时,体现了尊汉抑宋的氛围。
乾嘉年间,批评汉学的言论以桐城文派最为激烈。他们并非
理学重臣,也缺少学理创新,但并非如有的经学家所指的无聊文人
或趋炎附势之徒。桐城派对汉学的批评虽有偏激之词,却非毫无
根据,有些可谓击中要害。道光六年(1826 年) ,姚鼐的四大弟子
之一,也在阮元幕中的方东树,于阮元转督云贵之际,撰成了《汉学
商兑》,与江藩针锋相对。他指斥江藩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
本”,又一一反驳江氏对宋学的批评,列举汉学弊端,并攻击其“名 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① 集中体现了护宋斥汉
的激烈态度。乾嘉年间,批评汉学弊端的言论不少,多见于私人信
函,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刊于作者卒后。再则,有清一代,桐城
派并不像清初“理学名臣”那样显赫,其学术地位也不如汉学阵营,
故方东树抨击汉学还是需要相当胆量的。不过,汉宋相攻的格局
则如宋学家陈用光所说:“近时为汉学者诩详说之功,而鲜返约之
思;为宋学者或又徒剿袭语录之绪余,而无自得之实。二者交讥而
未有以相胜也。”② 汉宋积怨益深而“又未有以相胜”,推动了士人
在学术上自我反思。
三、汉学积弊与反思
江藩的态度反映了宗派观念,也暴露了汉学存在的问题。乾
嘉学派崇尚“实事求是”,考订儒经,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
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领域,在整理和保存古文献,完善
考据学方法,开创证实学风诸方面成就巨大。但汉学的主流是东
汉古文经学,注重“传事”而不重“传义”,导致思想枯萎。
乾嘉至道咸年间,士人对汉学积弊提出了不少批评,后来研究
者对此注意较多。但是,一般论著多着眼于汉宋之间的相互批评,
而对汉学家的自我反思注意不够。事实上,汉宋相訾不过是学术
阵营的外部对立,冲击力相对较小,而学术流派的自我反思往往具
有较大的震动和影响。可以说,乾嘉学派的自我反思直接引发其
学术调整。大体说来,它集中于以下方面。
首先是对汉学的泥古积习及门户观念表示不满。中国士人历 来有好古积习,政教好谈三代,学术研究以古为尚,清学便在梁启
超所谓“以复古为解放”的趋向中衍生出来。当时,“解放”的意义
尚不明显“, 复古”的旋律却非常高亢。他们所复之“古”不是孔孟 ,
而是东汉注疏、训诂。惠栋承父、祖之学研究《易经》,学术上趋于
专谨,却强化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风气。其弟子谨守家法,
俨成吴派。复古取向以及伴随而生的门户观念对于汉学的建立不
无作用 ,而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即使汉学盛炽之时“, 唯汉是好”
的偏向也遭到一些人的怀疑《, 四库提要》评论惠栋“其长在古 ,其
短亦在于泥古”①。惠派自建壁垒,学传不广。皖派经学领域较
广,但同样存在泥古积习和门户观念。方东树斥之为“但出于汉者
主之,出于宋者非之。诧为辅经,实足乱经。始不过主张门户,既
肆焉无忌,则专以攻宋儒为功。”②
当时,文史学者章学诚针对汉、宋对峙之势指出:“今人有薄朱
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章氏认为:“朱子求一贯于
多学而识,寓约礼而博文。”他又勾勒了朱学数传而至顾炎武、阎若
璩的历程。③ 这说明,汉、宋之学本来具有内在联系。章氏之外,
一些治学广博的汉学家如凌廷堪、焦循、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对
汉学积弊有所认识。焦循对人们称乾嘉经学为考据学不以为然:
“乃无端设一考据之目”“, 补苴掇拾 ,不能通圣人立言之指”。④ 他
还指出,士人标榜汉学,而“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
岁矣。学者学孔子者也。”“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
往往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汉人之言 亦晦而不能明。”① 王引之评论惠栋治学“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
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②。他主张“孰〔熟〕于汉
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③。凌廷堪指出汉学末流“袭其
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王、韩可废;诵
《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
《尚书》之篇次未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
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
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④ 因此,他们虽重考据,却也注意博通,有
的还讲求义理。这些批评对于专宗许、郑、贾、马的汉学家无疑有
所触动。于是,一些人的学术视野超越东汉,注意到西汉经学、乃
至先秦诸子。
其次,对汉学烦琐考据而不讲义理之弊的认识。许多考证著
作,总是引经据典,动辄数十万言,看起来专精细密,却不能把握儒
学的真精神。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意在针砭戴震,指陈经学流
弊。他认为考据学“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桑叶而不能抽
丝”⑤。有的汉学家逐渐对考据学的义理需求有所认识。段玉裁
认为:“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
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何谓立说? 著书者所言
之义理是也。”⑥ 精于文字训诂而疏于义理之学的段玉裁晚年自 称:“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①
这并非学术自谦,而是晚年的学术反思。许宗彦也有类似言论:
“如仅仅校勘文字同异伪脱,或依傍小学,辨析训诂形声,又或缀拾
零残经说,所得盖小,私心诚不欲为之。”② 许宗彦“不欲”从事烦
琐考据,也非汉学名家,而他兼通汉宋的取向则具有代表性。稍
后,汉学家对这类弊端的认识和批评更多了。阳湖派文宗张惠言
指出:“数十年间,天下争为汉学,而异说往往而倡。学者以小辨相
高,不务守大义。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为许郑,不可胜
数也。”③ 因而,张惠言既承吴派《易》学,又不像它那样泥古琐碎。
他以《春秋》之法治虞氏《易》,求其条贯,明其统例,被梁启超称为
常州今文学派的两大源头之一。稍后岭南汉学家陈澧更认为“, 盖
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
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
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④ 此说或许有
点夸张,但义理枯萎造成的经学困境却是事实。
既然烦琐考据不能真正领悟和履践孔儒精神,那么另觅途径
以阐发儒学的价值也就势所必然。随着学术本身的演进和社会环
境的变化,士大夫对烦琐考据的怀疑、厌倦情绪潜滋暗长,义理之
学便以不同形式应运而兴。
其三,一些汉学家呼唤恢复儒家的经世致用传统。乾嘉学派
在“实事求事”的旗帜下,埋头于“求真”而不讲“致用”,割裂学术的
二重性。对这类弊端,当时及后世学人都不乏批评。钱大昕尚考 据,却重视儒家经世传统 ,认为“儒者之学 ,在乎明体以致用《, 诗》、
《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 孟子》七篇 ,论政者
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
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①
钱氏主要还是针砭宋学,章学诚则明显针对汉学有感而发:“学者
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
备国家之用也。”“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
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② 完全摒弃经世致用
传统不仅背离儒学本质,而且显然不利于学术繁荣。有的汉学家
如陈澧等人既根柢于汉学,又兼采宋学,也注重经学的实用价值,
主张治经“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③。
陈澧开始自觉地摒弃烦琐学风,转而注重经学的实用性。
汉学家的反思,加之宋学家的批评,促进了乾嘉学术的调整,
一些学者逐渐转变其学术观念和学术领域。
四、汉宋调融:由考据以求义理
汉学家反思的结果之一是,一些学者转治有关国计民生的实
学,经世思潮渐呈复兴之势。然而,嘉道年间转治经世实学者毕竟
不多,大多数学者仍然专注于经史研究。仅从学术上看,反思汉学
之弊也直接推动了汉宋调融的趋势。
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包含通经明道的追求,稍后的考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