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阎若璩、惠栋仍讲由训诂以求经义,事实上偏重训诂,经义则退
居次要,甚至无形消失。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
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由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
也。”① 所谓“义理”即在训诂之中,实际上则是“训诂”有余而“义
理”不足。正如章学诚所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
足以言道也。”② 当然,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震。洪榜记曰:“(戴) 先
生以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
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经之难明,在一事必综
其全而核之,钜细毕究,本末并察,信而有证,合诸至道而不留余
议。”③ 戴震力求考据合诸“至道”,并进行义理创新,诚属汉学家
的凤毛麟角。
清初以来复兴的理学对士人熏染已久,自然是汉学家讲求义
理的重要途径,故他们不同程度地肯定、兼容宋学,犹如王引之所
谓“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④。
一些汉学家治学尊从汉儒,学行则取法宋儒。开创吴派的惠
氏三代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究心《易》学,旁及五经。他们尊从汉
代经师,摒置宋儒注解。但江藩说,惠士奇也在某些方面取法宋
儒“, 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 六经尊服、郑 ,百行法程、朱’。
不以为非,且以为法。”⑤ 可见,加剧汉宋对垒的惠氏也非完全摒
弃宋学,至少在内圣修养方面取法程朱。治学为惠栋所叹服的沈
彤通贯群经,长于名物训诂,又不废宋儒义理,后人谓其有清初诸
大儒气象。校雠学家卢文虽指出宋学在名物、象数、声音、文字
方面的缺陷,但对朱子十分尊崇,认为“朱子《集注》自颠扑不破”,
“朱子大儒,古今驳难不一,其于朱子无伤也”。① 后人评价他“笃
于内行,服膺宋儒,潜心汉学,实事求是”②。钱大昕把朱熹看做孔
孟真传:“孔孟已远,吾将安归? 卓哉紫阳! 百世之师。主敬立诚,
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③ 他们对宋学的内圣功夫相当
重视,多所取法。
其实,清代汉学家无论对空虚的宋学多么反感,无论对性理之
谈多么厌倦,但如讲求内圣修养,就不能忽视宋儒。因此,比较醇
正的汉学家多在名义上或实际上肯定宋儒学行,而贪鄙公行者毕
竟不多。比如,刘台拱早年曾读乡贤王懋、朱泽云的遗书,以宋
儒义理涵养心性,治学方法则多取汉学一途。稍后,随着士林衰腐
风气加重及理学复兴,倡导宋儒学行修养的汉学家更多了。段玉
裁说:“抑余又以为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
核者,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
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
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④ 道光年间,广东学海堂最初的学长
林伯桐被后人看做“宗主汉儒,而践履则服膺朱子,无门户之见”的
学者。⑤ 曾任御史的陈庆镛“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谓‘六经宗许、
郑,百行学程、朱,亭林之言,吾辈当以自励’”。他多次上疏请申明
刑赏,指斥权贵,一时声震朝野。⑥ 类似情形,不一而足。他们把
治学(宗汉) 与修身(宗宋) 区别开来,不失为汲取宋学的途径之一。
汉宋调融主要体现在汉学家肯定宋学的价值,汲取其学理。
汉学家大多科举出身,早年为了获得功名,不得不长期研读儒经,
尤其是朝廷崇奉的宋儒之书。这种经历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积淀,
即使士子们后来转治考据,也多少会发挥义理之学的潜在作用。
兼容汉宋的阮元自述:“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
魏,求汉,乃愈得其实。”① 阮元治学不如吴、皖学者专精,但具有
扬州学派的博通气象。他主持编纂的《国史儒林传》对汉、宋学者
都较推重,其幕府也是兼容汉、宋学者的场所。他认为:“两汉名教
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
偏讥而互诮也。”② 阮元治经以训诂为前提,也不乏义理,还著有
《性命古训》,阐述宋学话题。
为京师士人推重的安徽汉学家程恩泽、著名学者邓显鹤等人
都倾向于调和汉宋。“绩溪胡氏”的胡培 认为:汉学、宋学兴盛一
时,都是时代“运会使然”,二者各有长处,不可分割。“汉学详于名
物训诂,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
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
而出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
易者。”③ 胡培 的好友、精研《毛诗》的胡承珙也有类似看法:“治
经无训诂义理之分,惟求其是者而已;为学亦无汉宋之分,惟取其
是之多者而已。汉儒之是之多者,郑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
者,新安朱子其最也。”④ 他们平实地肯定汉宋各有所长,有的汉
学家在著述中汲取宋学,如陈澧指出:戴震的《诗经》研究有不从
毛、郑,而从朱子者。孔广森的《公羊通义》“亦多采宋儒之说”①。
嘉道之际,调和汉宋的潜流逐渐明显。有的人如李兆洛、张履
等人的学术根柢本为汉宋兼采,无所偏重,自然主张调和二者,寻
找解决学术危机的出路。李兆洛治学不分汉宋,惟以心得为主。
他认为:“为考证之学者,援文比类,据物索象,迨其说不能自还,则
务繁征博引,以蕲必伸,其蔽也凿,然而考订精勤之功不可没也。
为义理之学者,穷理必从其朔,其蔽也或,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薄,
然而剖析理欲、教人践履之功不可诬也。归之大要,皆有功于圣
人。”② 他偏重史学,也治今文经,鄙弃郑玄的古文经学。魏源说,
他和庄存与为常州“并世两通儒”。与李兆洛类似的张履也注意
“治经穷理”,自述虽“偏重考证一路,惟为汉为宋,则各从其说之
长,而绝不参以成见”③。道咸年间注重通经致用的冯桂芬“说经
宗汉儒亦不废宋”④。他说:“汉学杂谶纬,朱学近禅,各有所蔽。
汉学善言考据,凡名物象数文字形声训诂,非汉儒不传;宋学善言
义理,表章大学,于群经中明诚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一以贯之之
说,陈义大且远用,能晚出千余年而俨然与汉儒埒,实亦各有所
长。”⑤ 在他看来,宋学自有价值,实非汉学所能取代。“宋儒固不
能如汉儒之博洽,而义蕴精微亦非汉儒所有,其有功于圣学正同,
以是历数百年莫能偏废。”⑥ 这代表了道咸以后汉学中心苏、皖学
者的学术取向。
深受宋学熏染的浙、粤学者更重调融。民国学者支伟成曾撰
《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其主要人物包括浙江学者许宗彦、
金鄂、徐时栋、戴望、徐养原、黄式三、以周父子、朱一新,广东学者
林伯桐、陈澧、桂文灿、朱次琦等人。他认为:“独浙中承万氏余绪,
言《礼》多兼杂汉宋,嗣竟成为一派。德清戴望由今文而出入宋五
子,且表章习斋学说,范围愈扩。于是番禺陈澧、南海朱次琦辈,闻
风兴起,终为晚清学术之枢纽焉。”① 这里所列名单还不全面,有
的学者如朱一新、朱次琦主要根柢于宋学,但所谓“汉宋兼采”成为
“晚清学术之枢纽”则是事实。
道光以后,浙江调和汉宋的代表人物是黄式三、黄以周父子。
黄式三“博综群经,尤长于《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宗朱子。尝谓读
书而不治心,犹百万兵而自乱之。子以周少承家学,以为三代下之
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
于郑、朱,何论孔孟!”② 黄式三认为,汉宋之学无分轩轾,互相依
存,因而对戴震、凌廷堪、阮元等人会通训诂与义理之学的路向相
当推崇。他著《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
汇通汉宋观点,继戴震之后重释儒家争论不休的“气”、“理”、“性”
观念。在他看来,戴震发扬程朱真意,不像元明诸儒对宋学任意张
扬。这种貌似归宗宋学、实则近乎牵强的辩护,本意仍在推崇汉
学,也包含赞赏会通汉宋的学术取向。黄式三治经立足于汉学方
法,又汲取宋学议题及思想,注重学术流变,能融会汉宋而不囿于
汉宋。黄以周承家学传统,发扬汉学之长,历49 年而成《礼书通
故》百卷,并有《经义比训》等书。他也摒弃汉宋门户,对宋儒讲求
的德性、虚无、义利之辨等论题有所阐发,晚年撰成《子思子辑解》7
卷,述孔孟之间的学术传衍。
黄氏之外,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的金鄂治汉学,而著《四书正
义》8 卷“, 莫不推阐汉宋先儒诸说 ,辅翼群经 ,发前人所未发;无墨
守门户之见,矜奇标异之情”①。稍后的俞樾也肯定汉宋各有所
长。这种认识较之惟“汉”是好、惟“汉”独尊的乾嘉学者已有进步。
汉宋调融的另一主题是,一些汉学家重释汉、宋传统,从而淡
化二者畛域。丁晏则被人看做道咸以来“能以汉学通宋学”的代表
人物。他精于郑玄的经学,研究《易》学则推重程颐的《易传》。同
时,他对朱子注疏非常重视,认为读经应先读注疏,而“注疏之学,
朱子教人之学也”。“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
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
之曰经学而已。”② 这既是反思汉宋之弊,又重释宋学,从而把汉
宋二学纳入经学范畴,化解门户之见。
道光初年,阮元创办的广州学海堂是岭南汉学兴起的重要标
志。学海堂较之杭州诂经精舍更重汉宋调融,师生中不乏基于汉
学而又兼采宋学者,久任学长的林伯桐、陈澧更是如此。他们认为
宋学之中有考据,汉学也不废义理。林伯桐曾说:朱子生于汉唐之
后“, 独能考证古训折衷一是 ,不以空言说经 ,可谓不从流俗。”朱子
注《四书》多采汉唐经学,故“后学之责非可以区区捃摭遂举其书之
正大精醇者而土苴视之也”。读朱子书者,当“实事求是,尊其所
闻,何事齿斤齿斤于汉宋之界限哉!”③ 像一些汉学家一样,林氏发掘
朱子的考据学遗传,从而主张泯灭汉宋界限,汲取宋学营养。
同时,他们也重新阐释汉学。黄式三的《汉郑君粹言》自序云:
郑玄也有义理之学,后人却偏重其训诂。“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
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读此书庶几知汉学之后继
以宋学,二者并存天地,不必画山河之两戒〔界〕,后儒存分门别户
之见或籍是以融之。”① 陈澧对郑玄推崇备至,与弟子一起编纂
《郑氏全书》。但他并不视郑玄为一般考据家,而认为“孔子删述六
经,而郑康成氏为之注,其细者训诂名物,其巨者帝王之典礼。圣
贤之微言大义,粲然具备⋯⋯圣人之道不坠于地,惟郑学是赖。”②
把郑玄看做传孔子“微言大义”的大儒。陈澧认为汉、宋相通,各有
所长,强调汉学之中有义理,宋学也讲训诂,从而化解二者畛域。
他不仅推崇汉儒“德行之高”,而且一再阐明汉儒的义理之学。他
指出:“近人谓宋儒讲义理,讥汉儒不讲义理,此未见汉宋人书者
也。宋人有文集、有语录,汉人不但无语录,并无文集,其讲义理,
唯注经耳⋯⋯无学之人,不知汉宋之时代不同,但以宋儒多讲道学
之语,而汉儒无之,遂以为汉儒不识义理,此不通之极也。”③ 因
此,他特编辑《汉儒通义》一书,勾沉汉学之义理。
陈澧之所如此阐释汉学,固然是回应宋学家对汉学的责难,但
也意在扭转汉学忽视义理的偏向。他说:“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
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何由得其义理。然则解文
字者,欲人之得其义理也。若不思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
乎?”④ 他自述治学经历云:“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
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
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著为《学思
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① 中年以后的陈澧成为道咸
年间汉学家寻求义理的缩影。
道咸以后,像陈澧那样重释汉宋的情况不少。贵州汉学家郑
珍精研许郑而不悖程朱。郑氏治学注重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
同。他指出:“尊德性而不道问学,此元明以来程朱末流高谈性理
坐入空疏之弊。明于形下之器而不明于形上之道,此近世学者矜
考据,规规事物,陷溺滞重之弊,其失一也。程朱未始不精许郑之
学,许郑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奈何视为殊途,偏执之害后学所当
深戒。”② 冯桂芬也一再指出:“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
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
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③ 这类认识有
增无已,至清末皮锡瑞、刘师培等人更为系统,阐释汉宋之学相承、
相通成为重要学术议题。
另一方面,嘉道时期,宋学家兼融汉学的苗头也在蓬勃生长。
就宋学而言,汉宋调融之关键是如何认可、汲取汉学方法。乾隆年
间,汉学迅速扩张,宋学更处于停滞、萎缩之中。在此环境中,即使
翁方纲、桐城派等排斥、抵制汉学的中坚力量,也多少肯定、汲取汉
学方法。翁方纲是较保守的宋学家,却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兼取考
据学。桐城派宗师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即义理、考证、辞章。
“是三者苟善用之, 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 则或至于相
害。”④ 他所谓“善用之”,就是以程朱理学为宗,又一定程度上采
用汉学方法。笃守程朱的程晋芳对汉、宋不足都有所批评。他任
京官期间,又与戴震等人交游,治学贯通汉、宋。
嘉道年间,由于汉学积弊渐显,宋学家评陟汉学的言论虽不绝
于耳,但肯定汉学之长、汲取汉学方法的趋势却明显发展了。在汉
宋对峙中,有的宋学家试图以孔孟来调和冲突,朱次琦、夏、潘德
舆、刘熙载、成孺、曾国藩、徐桐等是其代表。桐城弟子刘开对汉、
宋之学都有所批评,但肯定汉儒的博学多识,强调应兼通汉学:“夫
宋之与汉也,其学固有大小缓急之殊也,其交相为用一也,合之则
两得,离之则两失。有大贤者出,兼汉宋之长而折衷于孔孟,不快
一时之论而先百年之忧。”① 以所谓“大”“小”之分来尊崇宋学而
又容纳汉学,这在桐城派中非常普遍。管同也说:“义理之得,贤者
识其大也,文辞、训诂、名物、典章之得,不贤者识其小也。世之善
学者,当识大于朱子,识小于汉唐诸儒及近代经生之说,而又必超
然有独得之见,然后于经为能尽其全体而无遗。”② 陈用光较乃师
姚鼐更重考据:“一切考证之学,古人惟事其实而已,至本朝始立其
名⋯⋯近人为其名者,乃仅仅掇拾遗阙以为博,考核名物度数以为
精,而罔知其大者焉。戒其所失而求其所得,则考证不徒不足为吾
病,而且有资于吾学。”③ 显然,他是反对标榜汉学之风,而主张汲
取考据方法以为宋学(“其大者”) 服务。
因此,有的宋学家汲取考据学方法,以此认识、把握孔儒精神。
方颐长于诗文,晚年始专注学问,但在为官期间扶持学术,且认
为“穷经者何? 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 义理之学也,宋学
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
本帖最后由 蓬安姚波 于 2012-12-8 15:2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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