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故里考(节选）
虞舜故里考(节选） 张放鸣 中国历史上，朝代自夏禹始，之后为商，再后为周，史称三代(或称三王)，争议几无。但三代以上，则纷纭众说，莫衷一是。不过，大多都归纳出五帝，五帝之中，排在末位的通常都是虞舜。这说明，关于舜的文字记载，已明显与神话传说拉开了距离，而接近于寻常人家之生活插曲以及英雄人物之传奇故事。有鉴于此，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舜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关于舜之故里的证实，就不再是子虚乌有的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使一些有识之士，重新考虑到：余姚乃虞舜故里。中国历代文献，有关于舜与余姚的文字记载，余姚至今仍流传有许多虞舜古迹。中国先帝之姓大都从水：黄帝成于姬水而姓姬，炎帝长于姜水而姓姜；所以，舜帝因长于姚水而姓姚，也就顺理成章。姚水今称姚江，又称舜江、舜水；源出余姚西南太平山及菁山，东流至甬入海。姚江成于何时，不得而知，推测大致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相去不远，距今约5200～4700年左右。舜降世之时，姚江已经形成，但河姆渡已成废墟，故称姚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遗址，恰恰是先民留下的废墟；而余姚之“余”，在古汉语中写作“馀”，意思是剩下的，引申为遗留、遗存，李白诗中有“城荒古迹馀”。由此可知余姚之名，是姚墟遗存之意。姚江之名，想来也与之不无关系。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舜与黑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竹书纪年》云：“帝舜……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此大口内之黑色，正是黑齿之谓。《礼记》谓：“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史记·赵世家》：“夫剪发纹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比司马迁记载还早，则有《管子·小匡篇》：“南至吴越……雕题黑齿。”可见这种习俗，在春秋吴越时尚在流行。所谓黑齿，《史记集解》刘逵曰：“以草染齿，用白作黑。”又，《淮南子·坠形训》在谈及“自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时，汉高诱注：“其人黑齿，食稻啖蛇。”这里已说得很明确：黑齿民食稻。《汉书·地理志》：“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畜宜鸟兽，谷宜稻。”而“河内曰冀州……谷宜黍稷”进一步表明：黑齿民食稻，在东南会稽一带。东南沿海居民的平均身高，与北方人相比，总要矮人一等，想必也与食稻有关。故有的文献称“舜身短”，因为与其他先帝比，舜要短一到三尺；如尧为七尺二寸，而禹则有九尺九寸。另据《山海经·大荒南经》：“有氏之国，帝舜生无淫，降处，是谓巫民。巫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不绩不经而服，作注者认为是“自然有布帛也”，且特意点出：“《夏书》云岛夷卉服，此其义也。”《吴越春秋》中，越王勾践，曾向吴王夫差贡献布帛无数。从这段记载里，我们还可看出，舜与越先民鸟图腾之间的联系：“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论衡·书虚篇》)；“越王为人长颈鸟喙”(《论衡·骨相篇》)；“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越绝书》)等。越国将亡时，越王夫人随勾践赴吴，哭而歌曰：“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令人想起舜的一个传说：“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竹书纪年》)。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舁日”象牙雕刻，更被认为是鸟崇拜的有力证据。双鸟是否可以理解为鸾与凤，成语“鸾凤和鸣”，想必是“鸾鸟自歌，凤鸟自舞”之意。《山海经·海内经》：“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尚书·舜典》：“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正是舜时歌舞盛况。河姆渡遗址中有陶埙及可以模仿鸟鸣的骨哨，是我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又，《礼记·明堂》谓：“鸾车，有虞氏之路也。”李白梦入浙江剡溪，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其中有诗句“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礼记》保存了大量上古先帝的轶事和习俗，除了“有虞氏鸾车”、“有虞氏米廪”，还记有“有虞氏瓦棺”(《礼记·檀弓》)。《淮南子·汜论训》中，也载有“有虞氏用瓦棺”，并有高诱注：“瓦棺，陶瓦。”很难说这只是巧合，此前早些时候，《宁波日报》曾有报道：河姆渡遗址新出土两千余件文物，其中瓮罐葬和夹碳红衣陶为首次发现。瓮罐葬，据称是河姆渡先民特殊的丧葬习俗。这种习俗，将人的尸体用火烧烤后，再把遗骨放进陶瓦罐内，而后入土安葬。此为古代“火葬”之雏形。虞舜所用瓦棺，大概与此类似。不然，若烧成比人还大的陶瓦棺材，则是匪夷所思的。龙山文化期，黄河中下游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诗经·绵》：“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周易》所谓“上古穴居而野处”，指的正是中原地区；东南沿海因地处低洼，土质“涂泥”，根本无法穴居，因而只能巢居，至少也得架空着住。《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樽巢。”此处所谓先王，应是唐尧以前。其时东南，河姆渡先民早已经发明了干栏式建筑。舜迁居冀州后，把东南文明带到中土，所以《淮南子·诠言训》谓：“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陈忠来先生《河姆渡文化探源》指出：“商周时期流行的一些重要青铜器，如釜、鼎、豆、盉、杯等，在半坡遗址没有发现，反而在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东海边上的河姆渡遗址中找到了它们的祖型。”这说明中国文化很有可能是由东南传向西北的，而始作俑者，又不能不令人想到虞舜。早在30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就著文：《中国文化起源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7期)。实际上，这一争论早在先秦，就已经开始了。王充在《论衡·难岁篇》中，对上古九州之中心，便分述了儒者、周公、邹衍的不同观点。而阴阳家邹衍所持的观点，正是卫聚贤先生所坚持的立场：“儒者论天下九州，以为东西南北尽地广长，九州之内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经》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洛则土之中也；邹衍论之，以为九州之内五千里，竟合为一州在东。东位名曰赤县州。”(《论衡·难岁篇》)另外，《淮南子·坠形训》也有相类似的说法：“何为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足见上古时东南并非有的史书所称“蛮荒之地”。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说到舜的早年经历，《史记》中有一段影响深远的简述，大意如下：舜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此说较早见自《吕氏春秋》以及《墨子·尚贤》。关于“舜耕历山”，人们谈论较多，大概与距余姚县城五六十里开外，确乎存在一个历山有关。《余姚六仓志·山川》中，除记述了“历山麓大古塘……有象田、舜井、石床诸迹”外，还引用旧县志中一个叫叶华滋的考察记述：“历山方广仅数亩，高寻丈计……山阳石壁镌‘耕隐’二字，有石嵌空横覆如床，可坐数人，相传为帝舜耕时避雨处。”北宋王安石路经余姚历山时，曾“闵然望历山而赋之”：“历山之峨峨兮，予汝耕之，孰汝强之?”直到不久前，那儿还有学校叫“舜耕小学”。舜既生于姚墟，长于姚水，耕于历山，那么其所渔之泽，一定相去不远。就如山东濮县、山西永济均有“历山”一样，所谓的“雷泽”也如影随形。山东濮县东南接菏泽县界，有汉时成阳故城，晋时称城阳，至隋方更名雷泽县。《书·禹贡》：“雷夏既泽”，《孔传》：雷夏，泽名。显然，这是后人为附会“舜渔于雷泽”，而简称之“雷泽”。山西永济县之雷泽，在县南45里雷首山下，其水南流而入黄河，它的本名原是雷水；一望而知，此乃因水有雷名，强为牵合。最早确指雷泽的典籍，为《山海经》；不仅确称“雷泽”，还确指方位“海内东”：“雷泽……在吴西”(《山海经·海内东经》)。且“海内东经”之区域中，另有一条“会稽山在大越南”，可相与参证。吴西之雷泽，即今浙北之太湖。先秦文献里，也常称太湖作具区、震泽。《周易》中。震为八卦之一，解为雷。舜渔于雷泽，即渔于今浙北太湖。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地理讹舛》中云：“舜渔雷泽，正城阳之雷泽，而周处《风土记》，乃以吴越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为舜渔之所。”其实，恰恰是周处正确，因为山东城阳之雷泽名始于隋朝，如上所说，乃附会雷夏泽之故。舜之陶于河滨，其所谓河滨，可解为今杭州湾畔；余姚历山，距海湾不过几里。离海太近，故陶土中多盐份，但舜异才，“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解释说：苦，读如“盐”音，古盐之意。因河海难分，故陶于河滨，《抱扑子·内篇·祛惑》中作“舜……隐耕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海滨”。黄宗羲《孟子师说》云：“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近年在河姆渡遗址所发掘出的多得无法计量的陶器碎片，进一步证实了此地乃中国陶文化的发祥地。至于说舜与海的关系，显然，舜之“陶于海滨”，无疑要比“陶于河滨”更为正确。郦道元之《水经注》，称余姚故城“南临江津，北负巨海”。孟子曾认为，舜乃“东夷之人”，故东汉赵岐《孟子》注为：“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而“东夷”有时常被解作“东海”，如《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注：“东夷之人。”又，《越绝书》谓：“越人……习之于夷；夷，海也。”据《孟子》载：当学生桃应问孟子，如果舜的父亲犯了法，舜将作怎样的选择?孟子的回答显然已考虑到了舜的早年生活习性：“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对此，明朝时，余姚才子吕天成，还专门演绎出一部关于舜的戏剧《齐东绝倒》，且同时又名之为《海滨乐》。剧中描绘了虞舜抵达海滨时的欢欣：“呀呀呀!海色晴。好好好!好看那蜃气楼台接赤城。他他他，治水安民；我我我，力田穿井。”赤城，在四明山南，天台山北；诗人李白有诗：“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庄子·让王》：“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载，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这里，石户为地名，农即人也；《庄子·疏》陆德明云：“江南唤人作农。此则舜之友人也。”“以入于海”，《庄子·释文》司马云：“居其洲岛之上与其曲隈中也。”姚江入海口不远，即为舟山群岛，古时称方丈蓬莱；其时江南而去海岛不远者，惟有古越扬州即会稽一带。余姚名山遍布，其所以出名，大都与隐者有关。四先贤居首的严子陵，正是作为著名隐士得以流芳后世，子陵所居陈山，亦因其客星隐耀，而更名为客星山。之后，又有虞喜隐居姚东大隐山，大隐之名，想来已不言而喻。与大隐山相邻的化安山，双瀑香茗，翠竹溪流，是当年黄宗羲的终隐之地。成语“东山再起”之东山，据称亦在姚南，相传为谢安隐居之地。而向以道家之洞天福地著称的四明群山，更留下无数的绿野仙踪。不过，姚北历山才是最早的隐者之山，隐者是五帝之一的虞舜。《抱扑子·内篇·祛惑》：“舜孤茕小家耳，然有异才，隐耕历山。”正如儒家把舜看作美德的化身，道家则把舜奉若无为而治的神明。如《尸子·仁意》：“舜无为也，而天下以为父母。”就舜之无为倾向言，不惟道家，儒家也众口一辞。《论语》中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大戴礼记·主言》：“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吕氏春秋》：“舜布衣而有天下。”舜既出生庶人，故有许多布衣朋友。《战国策》言“舜有七友”；七友中，十之八九都是隐逸无为之人，以至影响到他称帝后的治国风格，即《吕氏春秋·情欲》所谓：“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许由即南方之巢居之父，而伯阳则是“小国寡民”的倡导者老子。率性的结果，必然导致为人耿介正直，许多文献都提到舜的这一性格。《庄子·德充符》：“受命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众生。”陆德明疏：挺气正直，独有虞舜。《离骚》亦有“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这种高风亮节，其后也成了余姚历代先贤共同的特色。挺气正直，若不得圣人荫庇与提携，如虞舜之于唐尧，那就只好“归把渔竿东海湾”(王阳明)。相去东海不远，上古时就有老子所谓的“小国寡民”。“南越有邑焉，名曰建德之国”，《庄子·山木》云：“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所以庄子才说：“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庄子·田子方》)《孟子·尽心上》中，另有这样一段话：“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作注者赵岐，其《章指》释道：“圣人潜隐，辟若神龙，亦能飞天，亦能小同，舜之谓也。”宋李杞之《周易详解》，亦如此解释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指舜隐耕历山。‘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指四岳把舜举荐给尧”；而这正是孔子所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周易·系辞下》)，其源盖出自虞舜。 （《寻根》1995年第2期）不知道该文作者是陈坠呢还是张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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