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劉將孫撰）《養吾齋集》
（元·劉將孫撰）《養吾齋集》卷二十三
論
責難陳善閉邪如何論
致君之學，談者能之，亦談者病之。世未嘗無聖賢之君也，有聖賢之君出，而不嚮乎道不志於仁者，有君無臣故耳。人亦孰不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學莫難於理欲之辨，而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不知因事以感移其意，而槩焉談道以為高，則道與事始扞焉而不相合，及其不相合也，曰吾既責難於君，君不能行吾道也，則為是君者，亦誠難矣。昔者聖賢之告其君者，未嘗有甚難之事也，人皆可以為聖賢而聖賢必人之所難，則亦何以責之？理欲同行而異情，為彼則易而為此則難，因其情而善道之，使之為此而不為彼，而可以為難矣。責之以堯、舜則難，而語之以善則易，充類而至，亦責之以甚難也，而吾之致君則有其道矣。昔孟子之致君蓋如此。人主有可為之資，而其臣無致君之術，此古今之所共歎也。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徒聞其語，不知所以為帝為王者髣髴何似，則往往棄其身而自謂不能，而茫然遐思千載之上，千載之下徒深嘉而極樂，而儒者又從而贊之，其相與為欺，與謂其君不能者同罪，而自謂責難之道固如此，不知帝王復起，君臣父子其不與人同者，直在盡分與不盡分之間爾。堯、舜三王，豈與清虚寂滅者同，事而必可望不可及哉？所謂責難者，非謂舍彼所易，而擇取夫人之所甚難者而强責之也，人未有不可為堯、舜，而為人臣者不可不堯、舜其君，以後世之君而堯、舜之不可謂之不難，以堯、舜之道亦與人同，則亦不可謂之難。責之以難，謂當責之以堯、舜爾，而非難堯、舜也。責難於君，蓋自有道陳善閉邪衆人之事，則然以衆人事之而以堯、舜望之，尚得為恭且敬乎？非然也，即衆之所能而堯、舜在是矣，此致君法也。嗚呼！致君之學不明而後有其君自棄，而謂其臣以度吾所能行者，有震於其名而必不可復而謙遜未遑者，有安於汙陋而喜其臣能恕己量主者，有淺功近效之不繼而但望其如即位初者，譽古太高而格心無學，其失望一至於此。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於其君，不以中才望之也，《無逸》之書上不及於堯、舜，精不及於執中，怨詈之辭稼穡之事必使之為此不為，彼後人為成王者，固甚難矣。其所以變易其邪心者，正在家人日用間而其事蓋甚易也。孟子一見齊王而許之以王，齊王欿然於不能進則亦自知其難也，好勇貨色雖患淫邪之人不亵於此矣，仁義敬王正君國定其説宜如何，而尚遷就而為之辭，惟恐其不好若策士之游談者，然文、武之事茍能充之，亦一變至道。夫孟氏之所謂責難蓋如此，則隨時感移其君之意，豈非千古之明法歟？而高談唐、虞，自比稷契者，聞其説而卑之。嗚呼！大道之要不聞，至治之澤不流，堯、舜氏之不作志，伊尹之志者，終無所施耶？由周公而責難有其事，由孟子而責難有其説，顧其用力之區區惟在於陳善閉邪，而他無責難之可講。自是以來，儒者責難之論多，而陳善閉邪之策少，豈皆志其道而不屑其事耶？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儒者之論類如此。嗚呼！後之君欲為堯、舜者，其亦何若而可？
卷二十六
跋劉玉淵《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藁》後
故國子監簿玉淵先生劉公，諱子澄，字清叔，以詩文著聲諸老間，及真、魏二公議論其功名，與誅山東之叛，著《平淮疏史補》，繇是佐二趙甲午入東京，貶謫道州，歸居南康。此其離道州時所為《九嶷山舜廟碑》也，復有摘其語怒穆陵，最後從史岩之沿江参議軍事，會白鹿矶入相，惎沿江争功，并按前飛語罪謫封州。乙丑，以紹陵登極，赦移袁州。猶記出歸廬陵，首訪先子，獨手書謁狀，叩門曰吾不謁第二人也。明日，先子往謝之，首以是碑刻本為餉，乃程滄州隸，甚精麗。玉淵自誦“帝車下來”下四語，云冩至此，牎外如有物，復語先子云，作文須在韓、柳、歐、蘇頭上行。嗟夫！其筆墨意氣，槩可想見也。此藁亦屢易，蓋意欲深語欲辟，然卒不免於抉摘。穆陵猶赫然於“訪生死，念鞠哀”二語，今藁中已再改竄，此語尚未之筆，當又在此後，實精確涵蓄，為一篇眉目。益公嘗記歐公，每作文必粘寘壁間，塗易數過，前輩於文不輕作，往往如此。玉淵平生所作，自負此碑第一，亦以冠《集》端，論其文者亦云然。鍾君士安，諭教西昌，迺玉淵故里，得此碑舊藳，欣然如至寳，可謂好之樂之者矣。嗚呼！語言之禍，千古同悲。楊子幼私書耿耿，不保家族。東坡吟咏落落，遂致詩獄。玉淵借古以風今，辭嚴而誼迫，先輩不撓之節，穆陵大度之仁，過昔逺甚。士安傳此於方來，豈但文章翰墨之佳話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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