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可看出为浦城（南溪）姚氏族谱作序的浙江庆元人姚梁，是我们的同宗即舜明公的后代
除了任“军机章京”这一要职之外，姚梁终生都是在京都或地方上任文职官员。首先是中进士之后即在京任“内阁中书”及“宗人府主事”等。在任、离“军机章京”之后是改任地方官员。他的一生中任职繁多：诸如任“方略馆纂修”、“礼科主事”，亦参与翰林院的修编。曾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后改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刑部湖广司员外郎”，“饶州府知府”等。一度“官至四川按察使”和“川东分巡兵备道”，兼辖“重、虁、忠、达、酉”等处。历任“江西，广西提刑按察使司”等。至于有着明确纪年的则有：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以内阁中书任庚寅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以内阁中书任辛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以宗人府主事任甲午科陕西乡试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丁酉科广西乡试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山东省学政⑽等等。姚梁还得过三次“大夫”级别的封赠。其一是乾隆三十五年敕封“奉直大夫”。乾隆四十五年诰封“中宪大夫”和乾隆五十年诰封“通议大夫”。同时，他的夫人也得到“孺人”、“恭人”和“淑人”之类的晋封。姚梁任官时，为官清正。《括苍彙纂》说他“清廉耿介，毫不苟取。任饶州时，民立生祠祀之。所至俱有政绩”云云。但姚梁可谓是仕途多舛。不知是何原因，在他的宦迹生涯中每每是向下降职。先是从中央官员调为地方职务，接着是步步下退，最后竟终于河间府的任上，以至尸骨亦回不了故乡。这真可谓是不尽人意之遗憾了。庆元属弹丸之地，历来文人学子为数不多。虽《县志》堂皇地列着数十名“进士”的姓名，但其中每以讹传，或附会，或戏说所致，多属虚构失实。至若真正能涉足于中央政权且有史料所证实者，仅姚梁，胡紘等二三屈指可数的人物罢了。而其间甚得影响，能为众口所碑的又当属姚梁了。其一，在这有清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庆元中进士者仅姚梁一人。其二，他所任之要职每被史料所证实。事属翔实，有别于传说之嫌。这是须作一强调的。
在姚梁成为县里的历史名人之后，本地对于他之身世的民间传说也随之产生了。且为数不少。而再让人常常口述的有三：其一是说他少小时曾随母亲到政和“铜盆庵”圆梦，在他刚踏上山门时即踏出了一声铜盆的响声来。原来据说“铜盆庵”有巨石如铜盆形。庵亦因之得名。如今，这天生灵地竟被他踏出响声来了，足见他是个异才。这时候，因响声而惊动了庵中的住持，她出来一看，见是一个美貌非凡的少年。她料他日后必贵，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闻到响声后惊而退了三步，故预言他的仕途是晚景退步云云。这个传说很合乎姚梁晚年每每降职之说。其二是说他少年入学于县城内与城隍庙毗邻的书院时，曾受到富豪家子弟的不白之冤，在求助于城隍老爷作公正的判断时，又遭到了小鬼的无理欺辱。故他立誓发奋，以图雪耻。在他发迹之后，城隍老爷自知过错，因羞于面子而迁建城隍庙于县城之东。三是说他那“眼观九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被窦光鼐过于夸张地奏上了皇上，皇上不相信，故特赐他游览宫院，然后命他背诵各处的匾额、楹联，他竟信口一一背念不误云云。当然，这三则故事都是子虚乌有之说。当知庆元县的城隍庙是早在明洪武十六年时就迁建在东门外的，它的迁建与姚梁无关。其次是姚梁作为区区一位由进士入直内阁中书的小官员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皇上恩赐游宫这特殊待遇的。但从中可知道这是后人敬仰地方名人而将他神化，使之构成原是上天的神人下降这一传说来增高地方的人文价值的。这些虽是造假之作，但作为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说，也还有着它的文学价值和长期留传的意义的。 希望紫洪宗亲把文字重新编辑，放大一点，便于像我这样眼睛不好的人的阅读。谢谢您再辛苦一下。:handshake 姚梁（1736－－？）字甸之，号佃芝。“姚门教”祖师姚文宇的六世孙。浙江庆元人。世居县城东隅的姚家村。生于清乾隆元年（丙辰）十月初九日。由科举出身后终生宦迹仕途。卒年不详。从有关资料得知：他在嘉庆七年（辛酉•1801年）前后还在世，终生至少活了六十六岁。后“卒于河间府署，归厝杭郡”云云。
姚梁的祖父姚大霦乃是姚文宇长孙姚轼的第三子。姚梁的父亲名叫姚必时。必时娶妻陈氏乃温州永嘉人。后又纳妾张氏。姚梁及其兄姚宋均嫡母陈氏所生。姚梁原配王氏，继娶王氏。他共生育三子一女。之后，子女们亦随父宦迹天涯，最后在异地他乡定居并衍生后裔。
姚梁少小聪颖过人，读书时吸收能力过强，过目成诵。民间中有说他“眼观九行，过目不忘”之传说。据说：他“未弱冠即游庠”。曾受知于浙江学政窦光鼐。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年）以“勤学饬躬，文行兼优”之美誉得其“保举充贡”。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参加顺天乡试时，以优异成绩得中第三名。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己丑科会试之际中式第五十名。殿试时中二甲第二十名，赐进士出身。
姚梁一生中所任的最显要且又鲜为人知的职务当是他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正月由“宗人府主事”一职入直为“军机处”的“汉军机章京”这一职务了。当时，他年仅三十七岁，正值壮年。这件由一介书生来任职于清皇朝鼎盛时期的最高机要部门之高层文职人员，即人之所称为“小军机”一事来说，可谓是他毕生中在黄金时期所遇到的最荣耀的事了。这件重大事迹在家族的《宗谱》中虽有载，但却仅是记作“军机处行走”。原来，“军机章京”这一职称是亦可称作“军机处行走”的。可见，在《宗谱》中所记的无非是作为一种异称或谦称罢了。可是，这件事在《府志》及《县志》等地方志中却偏偏未作记载。看来，可能是这些《志》书的修编者们认为姚梁任此要职的可信度不大，不敢轻易地记上他这段重要的履历之故吧？其实，他任这一职的真实性是可靠的，在一些清人笔记和其他史料中都有着明确的记载⑻。言之凿凿。
除了任“军机章京”这一要职之外，姚梁终生都是在京都或地方上任文职官员。首先是中进士之后即在京任“内阁中书”及“宗人府主事”等。在任、离“军机章京”之后是改任地方官员。他的一生中任职繁多：诸如任“方略馆纂修”、“礼科主事”，亦参与翰林院的修编。曾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后改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刑部湖广司员外郎”，“饶州府知府”等。一度“官至四川按察使”和“川东分巡兵备道”，兼辖“重、虁、忠、达、酉”等处。历任“江西，广西提刑按察使司”等。至于有着明确纪年的则有：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以内阁中书任庚寅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以内阁中书任辛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以宗人府主事任甲午科陕西乡试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丁酉科广西乡试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山东省学政⑽等等。姚梁还得过三次“大 夫”级别的封赠。其一是乾隆三十五年敕封“奉直大夫”。乾隆四十五年诰封“中宪大夫”和乾隆五十年诰封“通议大夫”。同时，他的夫人也得到“孺人”、“恭人”和“淑人”之类的晋封。姚梁任官时，为官清正。《括苍彙纂》说他“清廉耿介，毫不苟取。任饶州时，民立生祠祀之。所至俱有政绩”云云。但姚梁可谓是仕途多舛。不知是何原因，在他的宦迹生涯中每每是向下降职。先是从中央官员调为地方职务，接着是步步下退，最后竟终于河间府的任上，以至尸骨亦回不了故乡。这真可谓是不尽人意之遗憾了。
庆元属弹丸之地，历来文人学子为数不多。虽《县志》堂皇地列着数十名“进士”的姓名，但其中每以讹传，或附会，或戏说所致，多属虚构失实。至若真正能涉足于中央政权且有史料所证实者，仅姚梁，胡紘等二三屈指可数的人物罢了。而其间甚得影响，能为众口所碑的又当属姚梁了。其一，在这有清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庆元中进士者仅姚梁一人。其二，他所任之要职每被史料所证实。事属翔实，有别于传说之嫌。这是须作一强调的。
在姚梁成为县里的历史名人之后，本地对于他之身世的民间传说也随之产生了。且为数不少。而再让人常常口述的有三：其一是说他少小时曾随母亲到政和“铜盆庵”圆梦，在他刚踏上山门时即踏出了一声铜盆的响声来。原来据说“铜盆庵”有巨石如铜盆形。庵亦因之得名。如今，这天生灵地竟被他踏出响声来了，足见他是个异才。这时候，因响声而惊动了庵中的住持，她出来一看，见是一个美貌非凡的少年。她料他日后必贵，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闻到响声后惊而退了三步，故预言他的仕途是晚景退步云云。这个传说很合乎姚梁晚年每每降职之说。其二是说他少年入学于县城内与城隍庙毗邻的书院时，曾受到富豪家子弟的不白之冤，在求助于城隍老爷作公正的判断时，又遭到了小鬼的无理欺辱。故他立誓发奋，以图雪耻。在他发迹之后，城隍老爷自知过错，因羞于面子而迁建城隍庙于县城之东。三是说他那“眼观九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被窦光鼐过于夸张地奏上了皇上，皇上不相信，故特赐他游览宫院，然后命他背诵各处的匾额、楹联，他竟信口一一背念不误云云。当然，这三则故事都是子虚乌有之说。当知庆元县的城隍庙是早在明洪武十六年时就迁建在东门外的，它的迁建与姚梁无关。其次是姚梁作为区区一位由进士入直内阁中书的小官员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皇上恩赐游宫这特殊待遇的。但从中可知道这是后人敬仰地方名人而将他神化，使之构成原是上天的神人下降这一传说来增高地方的人文价值的。这些虽是造假之作，但作为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说，也还有着它的文学价值和长期留传的意义的。
姚梁留存在故乡的文学作品极少。近年虽在一些乡村的《宗谱》之类的书籍中，偶尔有所发现一些有他署名的文学作品。并传闻在某些古代建筑结构中，发现有据说是他创作的匾额、楹联之类。但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不大。很可能是后人的伪托。对于这些伪作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旧日悬挂在姚家村村门——“姚家门”门额上，镌刻着“世德作求”四字这块匾额了。这块匾额是在清代咸丰年间重建“姚家门”时悬挂上的。据说当时为了要悬挂适宜的匾额而求之不得，后在小林源村姚梁外祖家（大约姚梁庶母张氏是小林源人）得到这块匾遂移而用之。另有一说是这匾额是来自七都姚氏家族某庄园。但从额文本义（“代代的德行都成为臣民的法则”）来看，这额文是针对社会道德教育而言的，如果把它悬挂在公共场所，对于振兴地方道德文明建设来说，是会起着鼓动作用的。这当然是十分合适了。但如果将它悬挂在人家住宅，尤其是庄园之内自然就不是十分理想了。故料姚梁是不会把内容不相关及的文学作品投之于不相适宜的场合的。看来，说这块匾是姚梁书写的可信度也不大。此物当属后人的伪作。总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姚梁对故乡文化的影响并不大。这事对于一个地方历史名人来说，是不可能不说是遗憾的。
《括苍彙纂•姚梁传》载：“其祖迁居永嘉，籍犹隶庆元”云云。其实不然，此说有误。要说清这件事得先从他的家族史谈起方好。原来，在他们这“姚门教”的世家里，自其曾祖姚轼和曾叔祖姚辙接替了乃先祖之衣钵，共同成了“姚门教”的第三代“相公”，秉承了“姚门教”的教务之后，他俩就各自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外扩展。与姚辙“纵迹豫章金陵，往来南徐百粤”。即面向家乡西北、西南方向发展所不同的是；姚轼却是“希为展骥足地，年来横被蒙于不意，旋兴东瓯之行”。其所谓“东瓯之行”就是先偏重于向浙江东南即今温州地区一带传教，之后才向浙北发展教区一事。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祖孙相替，步其尘的后裔也每每往向东瓯。其先也，他们仅是传教，之后，偶尔有人在那里娶妻，继之是大多数人在那里娶妻并定居，最后竟是举族徙迁了。结果，姚轼的后人除了少数人因宦游散居在各地之处，其余的人确实全部都在温州地区定居而绝无一人再立足于故乡了。在他们合族徙迁之前夕，姚梁的祖、父辈自然也是参与涉足温州乃至浙北一带之人物的。这事首先可用姚梁的母亲是永嘉人来作证实，其次更可用姚梁是在何时？于何地？因何故能得到窦光鼐的知遇并为之器重的？姚梁为何乡试不在本里而能直接来到京都参加？这些谜一般的事情来作为证实。但是这些事情也只能证实姚梁的祖、父辈是早年涉足东瓯而不能用来证实他们的徙迁和定居的。今从，一：清版《庆元县志•人物志•封赠》中还分明记着姚轼，姚大霦，姚必时这祖孙三代的姚梁上辈因姚梁得贵而受封赠的记载。二：姚梁之嫂、姚宋发妻季氏仍是庆元人，乃本县黄坛村季上机之女。三、旧日姚氏家族墓地中如今犹可见到的姚梁祖辈的累累古冢⒃这三件事来看，足见他们合族徙迁的时间当是在他成年和仕宦之后。有关“姚门教”历史的资料载：清代嘉道年间“姚门教案”一度频频复发。奇怪的是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几乎全是姚梁伯父姚必观的后人，其它族人少见。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姚必时之后人竟无一参与。可见，在共同迁离故乡之后，他们所遭受的境遇各有不同。致使分道扬镳，劳燕分飞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这些人，之后就真的都不是庆元人了。
作为庆元的一个历史名人姚梁来说，由于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短促，离乡后未再回乡，加上有关生平史料的轶缺，又因一些方志误载，更使他的身世成了一个谜团。本文觅取一些清人的笔记、史料作为依据来对他的身世作一简略的叙述，旨在纠正一些讹传和误文。看来也是有着它的意义和作用的。 姚铎年谱
曲竹
姚铎，字孟宣。乳名长生。法名普法⑴。行和一⑵。浙江省庆元县後田姚家村人。“姚门教”祖师姚文宇之子。
庆元姚姓一族出自南朝•陈•中书侍郎、隋袭封北绛郡公姚察之後。原世居晋阳，后经相州、临安等地辗转徙居。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姚文宇的二十世祖、“户部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姚舜明（姚察十七世孙）从河南汤阴徙迁至龙泉大窑定居。之后，其后裔亦作辗转迁居。南宋宁宗庆元年间，姚舜明的九世孙姚泰（字世初，行八一），带着长子姚崧（字山甫，行五大）从松溪上里迁移至庆元上苍定居。宋末，姚崧三子姚似（字仲昌、行千八）析居後田，发家建村。之后，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姚泰遂成了庆元姚氏始祖，而姚似则成了分房居後田的姚姓一世祖。
姚铎是姚似的十一世孙。他以廪贡生入太学，时值“三藩之乱”，遂投笔从戎，得军功，授任瑞金县教谕⑶。他热心公益事业，致力地方建设。颇有建树，甚得影响。惜以英年早逝。令人叹惜。
姚铎娶妻吴氏，本县一都大济人。生三子：轼、辙、辂。生一女：嫁城西季王子。续娶吴氏，福建政和後山人。生二子：兰、芳。轼、辙皆文士，社会活动力尤强，大有祖、父风焉。之后，其两房子孙人口发达，代有传人。
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公一岁。
是年出世於本宅。
是时乃翁文宇公六十八岁。嫡母夏氏三十七岁。生母周氏三十一岁（“太上无极圣祖”《三世因由宝卷•庆元三复》。以下简称《宝卷》）。
五月，清兵下江南。
是时，清廷势力尚未到达浙南，庆元一带属南明势力范围，而实际是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之下。但今新版《庆元县志》沿旧《县志》之误，也载：“清首任知县李肇勋到任”云云。按：此说有误。不可信。
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公二岁。
乃翁文宇公谢世。
文宇公，字汝盛。号镜山。法名普善。其后裔则尊称其为“太老爷”。谱行远七十二。生於明万历六年（戊寅•1578年）三月十九日亥时。生而聪敏，道心天然。少壮即立志向善，得高人指点而悟道。终成一教之主。乃至善名广闻。会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一方。不幸遭豪强所妒，而於是年五月二十九日午时“遇害归天”。寿六十九岁⑷。是时，公年甫週龄。《庆元姚氏总谱•本传》载：“公生週岁，即丧太翁。……”《宝卷》：“……临难……有一子，年甫週岁，乳名‘长生’……”）
避难他乡。
家难之後，嫡母夏氏避难於福建政和铁岭，後改居山表（“山表”後改称为“西表”）。公随生母周氏避难於政和前山（《宝卷》）。
五月间，清廷向江南用兵。
是年八月，清兵过仙霞岭，其势力方影响浙江南一带。（《历代通鉴辑览》）
清廷禁止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公三岁。
仍难居政和前山。
福建建宁兵乱，波及庆元。
七月十九日陷城。知县李肇勋被执，与其妻及三子均死之。八月初一日，县城被清兵收复。（《庆元县志》）
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公四岁。
仍随母居前山。
母周氏召集乃翁信徒多人於前山计议，树立正宗。
先是，文宇公遇难後，教门无主，门徒四散。有人另立门派，妄传教义。大有欺师灭法之举（夏母之教权已被陈普想和刘普就等一批所谓“直指派”所霸占）。周母知事关重大，遂召集各方传人，当众宣读祖师遗言，重立中心。（《宝卷》）
庆元县城罹兵火。
十月，南明隆武帝给事中刘中藻（福安人，原明温、处二州巡抚）同冯生舜等兵攻庆元。陷城。十一月初，清兵以松溪援兵反攻。巷战甚剧。焚城内民房大半。军民死伤七百馀人。庆元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兵祸。（《庆元县志》）
顺治六年己丑（1649年）公五岁。
仍於前山居焉。
庆元城再度兵火。
六月，南明冯生舜再度攻庆元，激战於大济“赤膊岭”。南明军杀清“千总”李定国，遂攻城三昼夜。后以驻政和清兵来援助，南明兵方才撤退。（《庆元县志》）
是岁大饥荒。（《庆元县志》）
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公六岁。
随母返居故乡。
自“戊子前山计议”後，周母掌管了教权，树立了中心。但时局尚不太平，豪强依然剽掠一方。故一时仍“流离困苦”（《姚氏总谱•本传》）度日。直至“四方平定，豪恶敛踪”（同上）之后，方才返归故里。甫归家，即请堪舆师为文宇公选择墓地，营建墓穴。并重建被毁坏的家园。延师训子。故业重新。（《宝卷》）
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公七岁。
从师启蒙。
母子俩“甫归家，又为无知诖误⑸。周母智而且才，见无所挠，冤得白，旋延师训公”。（姚氏总谱•本传）
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公八岁。
从师攻读。
顺治十年癸巳（1653年）公九岁
是年八月初十日酉时，葬乃翁於镜山之阳。
先是，文宇公遇害，（龙泉）大佛寺僧人知公善名昭着，甚敬之，为其备棺收敛。并差人报知家属，使之扶棺归。後归榇暂厝镜山东麓。因兹墓工巨费昂，三年始竣工。故延期下葬。其墓地处于镜山正中心。占地约300平方米。以花岗岩铺地及筑四围。用河卵石封墓顶及其它结构。於山下建石道拾级而上，直至墓地。这座墓不管是规模或是建制，均为邑中古墓之最⑹。墓碑中行竖刻“善士姚公镜山之墓”八字。边款“孝男姚铎泣血立石”八字。左侧刻“顺治十年癸巳八月初十酉时”十二字。右侧刻“其地作壬山丙向观音坐莲形”十二字⑺。在墓地的下葬之日，堪舆师曾画过《佳城图》一幅。後传交後裔留存（此图今犹在，只是略有破损而已）。其实，这是一幅墓地的地图，是以山水画的形式来表达墓葬的地理位置。图画的两边书写着一首七言偈语，以对联的形式来作为画边的装饰。其文曰：“天门行龙天厨工，独向南极一秀峰。岽岽水去无差错，儿孙富贵两全隆。”这大约是堪舆师对其“风水宝地”的赞叹。
筑建墓庐作三年守制。
墓庐建在文宇公墓下。後改建成庙宇。清康熙初，闽之高僧道霈禅师为避祸而潜身庆元时，曾驻锡此庙⑻。在清乾隆十八年，此庙曾在处理宁波鄞县“龙华会教案”时，因被牵连而受到冲击。（见《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乾隆十八年八月初六日•《闽浙总督尔吉善折》及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239页）之后渐衰落乃至圮废。上世纪初犹见遗址，近年则残迹都不可寻觅矣。
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公十岁
守制中寒窗攻读。
母周氏建“望夫楼”成。
“望夫楼⑼”是将被破坏的旧宅重新改建。即《宝卷》中所谓：“建造楼台五叠，曲径数湾”者。这是一处建筑群。坐落在姚家村东隅、松源河南岸。主建筑坐南朝北，面对镜山。楼上设廊，可伫立远眺文宇公墓地。故云。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公十一岁。
仍作守制兼寒窗攻读。
是岁又大饥荒。
“民多饿死。知县石巩垣先赈粥五日。邑中乐施者，轮日煮粥於塔院。”（康熙版《庆元县志》）
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公十二岁。
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公十三岁。
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公十四岁。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公十五岁。
是年入泮
《姚氏总谱•本传》：“……公力学，年十五采芹。……。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公十六岁。
定亲於大济“岭根”吴宅。
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公十七岁。
读经学史，结友交游。
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公十八岁。
迎娶吴氏孺人。
孺人吴氏，大济岭根“吴大理公祠”传人。曾祖映流公（行惠六）。祖起蛟公（行信十三）。父抱一公。字贞如（行敏三十六）。邑庠生。生於明万历四十五年（丁 巳•1617年）。终於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年）。母杨氏。生於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终於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年）。杨氏生二子一女。（《大济吴大理公祠宗谱》）孺人入姚门後，终生生育过三子（殇一子）一女。循蹈贤妻良母规范。惜以壮龄而逝。令人叹息。
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公十九岁。
深究课艺，再作进取。
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公二十岁。
女儿亻诞生。
此女长大後，嫁城西明经（贡生）季王子。
康熙四年乙巳（1665年）公二十一岁。
主持重建“天铭寺”後堂。
“天铭寺”，後人误称为“大铭寺”，又讹称为“大梅寺”。坐落在“白象山”下。南临“松源河”，西望“镜山”。康熙版《庆元县志》载：“天铭寺：……建自萧梁。……。国朝，邑人姚铎修建後堂。有诗：……”云。这座历代屡废屡兴之佛寺，自此次大兴之后，就渐渐地圮不再兴了。之后，寺基犁成了田。至今则改建成新村矣。
修建“天铭寺”告竣。作七律《天铭寺》一首。
诗云：“秋老山行悲落木，黄花对酒一高歌。萝侵断壁题应遍，藓蚀残碑字欲磨。添水旧闻萧寺鸽，听经谁识远公鹅。渡江已舍津头筏，隔岸回看翠霭多。（康熙版《庆元县志》）
康熙五年丙午（1666年）公二十二岁。
捐资重建“褒封亭”。
褒封亭”坐落在後田街东（早已废，址待考）。原建於明万历四十一年。为褒封任天津右卫的叶自立之父亲叶爱轩而建。康熙版《庆元县志》载：“……顺治十七年毁。康熙五年，邑人姚铎捐资重建……”云。此亭“夏月烹茶，以为行人游息。”时人吴抱素有《褒封亭》七绝云：“炎节歊蒸暑色侵，暂留亭畔息层阴。褒封人去今何在？茶叶馇香馇渴心。”（按：此诗在光绪版《庆元县志》中被改成：“炎节蒸蒸暑气侵，暂留亭畔息层阴。褒封事远人何在？惟有青山阅古今。）“褒封亭”虽是公共事业设施，但毕竟是叶家人的产业。姚铎竟以他人之事为己任，可见其善心之一斑。
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公二十三岁。
犹子觐光诞生⑽。
觐光号天眷。谱行恭三。义兄枧之子。生於西表。与其祖母夏氏及父母一直定居於斯。建安人郑重於康熙二十五年给其撰《传》曰：“……姚子天眷，松源其世家。值沧桑变，卜居吾建州属之末邑。去邑四十里，有山曰‘西表’，……姚子筑室居之。……”另又说他：“……生负仙骨，尤得山川灵气，……赈恤危乏，往往囊倾襦解，……耻逐膻途，抱真茹素，虔奉大士宝簶，以身示范，远近尤效之。……”云。他继承乃祖衣钵，且是个佼佼者。但目前仅能在这篇《传》里：“询及姚子春秋，则以陆机作赋之年对”句知道他的生年。至于他的卒年及生平和他的後裔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这些就有待于今後的新发现了。
康熙七年戊申（1668年）公二十四岁。
长子轼诞生。
轼字景瞻。法名普高⑾。谱行恭八。由庠生入太学。以援例授州同衔。在仕途中（或是在参与教务时），原有：“希为展骥足地”之愿，然而，竟“年来横被蒙於不意，旋兴东欧之行。冀免风波之作。”（《庆元姚氏总谱•姚轼传》）当然，他也能得以安适。他少时曾“俾乃翁、牵幼弟两两三三。”後又“或摇扇於闾閈乡里，或把酒於琴堂任所。”（同上）他生四子：大霖、大雾、大霦、大受。後来曾以曾孙姚梁（大霦次子必时的次子）贵而被追赠为“通议大夫。（按：姚梁，字甸之。乾隆己丑进士。於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由“宗人府主事”入直“军机处”为“汉军机章京”。後“官直四川按察使”。（清•梁章钜•《枢垣记略》•中华书局•206页）他是我县有清一朝唯一的一个进士。也是清朝涉足朝廷的唯一之人。）由于史料的佚失，对于其终、葬及配氏等均失考。大约是受其“东欧之行”的影响，及得其已创的条件之利，他的後裔陆续离开故乡而徙居温州永嘉县一带。有曾“设祖堂於温州西关”者。（《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372页）及至道、咸间，则迁之至尽，再无一人居於老家了。
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公二十五岁。
主持重修“姚光禄祠”。
“姚光禄祠”坐落在县城南门上仓。是全庆元县姚姓人共同奉祀南渡始祖、“宋朝议大夫、户部侍郎、赠金紫光禄大夫。”或称“金紫九公”姚舜明的祠堂。俗称“老姚祠”。康熙版《庆元县志》载：“姚光禄大夫祠：……，明隆庆六年，姚宠等建。康熙八年，姚铎重修。”此次重修後，历过了307个春秋，於公元1976年被拆毁，遗址改建成“政法宿舍”。正堂下的“穿心亭”被移至石龙山麓。成为了幸存的遗物了。
主持修理“杨公桥”及“补天阁”。
杨公桥”即“咏归桥”。在“云龙门”（县城北门）外。跨“龟石”而建。曾几度兴废。光绪版《庆元县志》载：“……崇〔祯〕（正）十五年，知县杨芝瑞建。中有“补天阁”、“小蓬莱”，双虹架於左右。改名“杨公桥”。邑人姚文宇助银五百两。……”又载：“……康熙八年，……右桥及阁，邑人姚铎重修，……”云。建桥及修桥，父子皆出力。可谓是善行继世了。
、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公二十六岁。
、次子辙诞生
辙字景由。号眉山。法名普宗⑿。谱行恭十。以太学生援例授州同职。他的社会活动力较乃兄要强得多。他存远志、广交游，“纵迹所至，悉把酒赋诗，临景舒怀。”以至“闽中巨乡，豫章达士，金陵骚客罔不识松源有姚公也。”（《姚氏总谱•姚辙传》）原配某氏早逝，无子，其家世及生平均欠详。继娶黄氏生五子（家震、家霳、家霨、家霦、家霐）。同时纳副室晋氏，栖居建州，生二子。今以康熙四十八年，他适逢四秩之际，得“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徐潮书赠《寿序》一文（收入《姚氏总谱》），中有：“……今以己丑览揆初度……”之语而得知他的生年。但欠知他的卒年。不过，从《姚氏总谱•本传》：“……公於四十年中，半消磨於风尘间……”之说来看，他可能就是享年四十岁。他的葬事也未详。大约终葬均在建州（因故乡未见其坟墓及有关殡葬的记载）。黄氏的家世及生年亦失考。终于乾隆九年，享寿约七十岁左右。於当年六月壬申日（见墓碑铭文）葬於大坂洋南面的“灯盏挂壁”山。其墓坐南朝北，与文宇公墓遥遥相对。建制亦十分可观。也於1987年春被盗掘（後与文宇公墓一起修复）。至于晋氏的家世及其二子的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一无所知。她可能就是建州人。她们母子与其夫君大约就一直生活在建州。未涉足过庆元。故庆元没有她们的生平史料。对于她们的情况，就有待於今後史料的新发现了。
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公二十七岁。
生母周氏逝世。
生母周氏，法名普正。（《宝卷》）後裔则尊称其为“周奶奶”。其家世欠详。生於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终於是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七岁。是时，姚铎适逢“入太学应北直乡试”未在家，及归，“憾未送终，居庐甚哀。”（《宝卷》及《姚氏总谱•本传》）
营建周母墓於百花亭。
“百花亭”位於今姚家村的中心位置，作为历史上一座亭子的“百花亭”早已是圮废无存了。今人已不能知道它的确切座落地点。于今，它已成了地段的名称。且被讹称为“百花坪”。这里原有後田姚姓第二代传人“仁三公”姚国华的墓地。此墓建於元季，坐东朝西。在“子孙环而居焉”（姚氏总谱•姚国华传）之后，墓之四围竟然扩建成了村落。周母之墓在“仁三公”墓之东，坐北朝南。东北距“望夫楼”仅数十步之遥。墓地占地约五亩馀，墓上封土原高二丈馀。其建制与文宇公墓同。墓前是水田一丘，面积亩馀。为春秋二祭的场所。田中种植所获，供祭祀的经济开支。田之南是鱼塘一口，面积亦是亩馀。乃是取土封墓所形成。引水养鱼，收获亦供祭祀。整片墓园（包括水田及鱼塘）围之以垣。园门朝东开，面向本宅“望夫楼”。门额额曰：“姚门周氏奶奶茔域”八字别具建构风格。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公二十八岁。
安葬母亲周氏。
由于周母之墓工程巨大，需施工有年方能竣工。故涓吉於是年下葬。此墓下葬後，逐年受到祭祀。直至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方才终止。此墓园虽经受三百馀年的风雨冲击，尚属完好。只是围墙偶成了断垣而已。可是不久，就连同“仁三公”墓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开盗掘。当时棺木尚较完好，旋遭破坏。墓室中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墓地於七十年代被挖平以筑建民房。今仅留下遗迹。在五十年代初破坏墓园、拆毁残垣时，这墓园的那副大门石料曾经作过迁移改用。这是“周母墓园”中，唯一的一件能作暂时保存的古文物。但後来它依然是毁坏无存了⒀。
居庐守制。
三子辂诞生。
辂夭亡。终葬失考。
是年，康熙版《庆元县志》修编告成。
这版《县志》是继明代创刊後，且共出版过四版之後的第五版《县志》。主编者是大济宿儒吴运光。姚铎的亲翁季烺（女婿季王子的父亲）及其弟弟季灴也在编委之列。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公二十九岁。
居庐守制。
是年“三藩使乱”始。 十一月，吴三桂杀巡抚朱国治等，举兵反。乱遂起。（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公三十岁。
居庐守制
原配吴氏孺人谢世。
孺人的墓地失考。是时，女儿十一岁，长子轼七岁，次子辙五岁。均幼龄。後赖继母抚育成人。
是年“耿逆”陷庆元。
三月，耿精忠反叛。五月，伪总兵徐尚朝遣其党陷庆元。（光绪版《庆元县志》）
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公三十一岁。
续娶继室吴氏孺人。
孺人吴氏。福建政和後山人。其家世及生平均失考。其娘家大约是周母避难前山时的故交。她生育过两个儿子。（姚兰和姚芳）但俱夭殇。夫故後，她守志不二。姚辙事之如亲母。因姚辙原配“夭丧无子，”她“为姚辙娶二室以广嗣续。”后来，姚辙死後，“两室共生七子，俱幼。”她“又善抚之。如李密祖母刘氏”焉。（《庆元姚氏总谱•本传》）又康熙版《庆元县志•人物志•贞节门》载：“贤妇吴氏，瑞金知县姚铎妻。夫故，子轼、辙俱幼。氏勤力训子。俱游庠。授例加州同衔。郡守孙大儒给《共孟同心》匾额”云。她大约卒於康熙末年或雍正年间。享寿七、八十岁。墓地失考。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公三十二岁。
投笔从戎。
总制姚启圣（字熙之，会稽人。《清史稿•卷四十七》有传）於去年奉硕亲王命南征。今年秋，清廷收复处州城及州属诸邑。“公谒之，遂联宗⒁。随征福建。”（《姚氏总谱•本传》）
四子兰诞生。
兰，夭殇。终葬失考。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公三十三岁。
征战疆场。
嫡母夏氏逝世。
嫡母夏氏。法名普道。（《宝卷》）家世欠详。只得知其生於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于这年“六月初三日归天。寿享六十九岁。”（《宝卷》）她终生没有生育过子女。只是收养过一个义子。但此子是个无赖，被其养父逐出家门。家难後，她避难於福建政和西表。大约是以后又重新抚养一子，乃至衍生了后裔。《庆元姚氏总谱•姚文宇传》说：“……髮配夏氏抚一子，发迹西表，……均继迹绳绳……”云。但她母子“久居西表”，一度被“直指派所霸”，行动不得自由。她之终葬及後裔之详情，目前一无所知。待考。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公三十四岁。
仍然征战疆场。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公三十五岁。
仍然征战疆场。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公三十六岁。
赴温州府瑞安县任职
是年八月，耿逆乱平，战事息。征师凯旋。以战功授瑞安县教谕。遂赴任。
五子芳诞生。
芳，亦夭殇。终葬亦失考。
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年）工三十七岁。
女儿□于归。
女婿季王子。文学之士。出身於城西望族。光绪版《庆元县志•人物志•文学门》载其传云：“季王子：号璞葊，读书过目成诵。教授生徒，先论品质，次取文艺。尝自谓：‘贫士无德可见，能竭情造就，即见德处也。’以岁选授兰溪训导。举课面评，日久不辍。解任後，兰庠士子感其训诲之勤，犹致书思慕云。”其曾祖季叔明。字正吾。明朝人。由明经任无锡县丞。以孝子称。享高龄而逝。祖父季时芳。伯父季炜、父亲季烺，叔父季灴皆邑中名士。父亲和叔父还参与康熙版《庆元县志》的修编工作。其外曾祖父即是在琼州任“通判”、被人们视为清官的大济人吴俸。外祖父吴南明是吴俸的次子。外祖在明季任湖广黄岗丞。也忠良为宦。二舅父吴王眷即“日涉园”主人。亦大济之名士。季王子的子辈皆有父风，其间以次子钟儶称著。他“号学斋”。“性沉静。不妄言笑。专志经史及百家声韵之学。督学王公兰生评其文曰：‘细心审理，浩气行文。故非常透辟。直令千人坐废。’以岁选授海宁县训导。诚敬感人，多方训士。卒於任所。阖庠赙之归”。（以上均见《庆元县志》、《大济中宅吴氏宗谱》等）
在瑞安任职。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公三十八岁。
因疾解组归。旋谢世。
原仍在瑞安任职，因病而归，竟不治。以终年三十八、英年早逝。儒林惊闻，深感惋惜。是时，女儿幸已出闺。然长子轼方十五岁，次子辙才十三岁。均未成功人。後事赖继室吴孺人独自挺身处理。葬镜山东麓，土名“威林坑”。其墓冢的建制及规模均不及乃翁之墓，更不及乃母之墓。不过，所受的祭祀皆同。可惜的是也毁於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至今已是无迹可寻矣！
（附谈）
姚铎以一介书生处世。少孤。赖寡母抚育成人。後名震儒林，功垂梓里。惜英年早逝，令人惋惜。或云：彼承乃翁衣钵，混迹江湖。固陋人也！此乃对其不齿之意也。然而，余非之：盖读其史而知其行：坐寒窗，攻经史。赴科举，取功名。热心公益事业，献身地方建设。更以投笔从戎、跃马疆场为己任。刚逾而立之年，则事事已累累。其稳步正道尚且少暇，又何能偷闲以履迹江湖焉？故此说不可信。至于文献中有他参与教务的记载者，然此乃是其後人为了该教复兴的需要，尤其是依其教主“以家治道，以道治国”的教义，在教内实行封建家长制的需要而强行地，将他的名声拖入教内而已。也就是说，他身未参与而名被人利用。被棒上了名誉的座位。成了“名誉人物”。与之不同的是他那两个儿子，他们或“兴东欧之行”，或“栖建安而居”确实继承了乃祖的衣钵，致力教务，真的形成了教主世袭制，以至“逐代相替”地产生了十数代的“相公”。总之，我们可知，姚铎终身没有参与宗教活动。他只不过是“姚门教”的一个“名誉相公”而已。
注：
⑴：见《宝卷》及濮文起主编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372页）。
⑵：此依《姚氏总谱•本传》之说。又从其字“孟宣”的“孟”字来看，料属不误。有文献曾载其父“正妻夏氏无子”。（《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诚然，夏氏确实没有生育过子女，只是收养儿子（即“抚一子”）而已。她收养过一个金华人名叫“金佛寿”的为义子，然而此人是个无赖之徒，恶贯满盈，早已被养父赶出门去了，以後，他居然还成了陷害养父的恶人（《宝卷》）。所以姚铎没有兄长。故他是“行一”。不过，从〈姚氏总谱•姚文宇传〉中“……髪配夏氏抚一子，发迹西表……均继迹绳绳……”来看，大约夏氏以后又重新“抚子”，且带他共同避难西表，以至“发迹西表，……继迹绳绳”云。此说孰是？待考。
⑶：此仅依《姚氏总谱•本传》之说。然《庆元县志•选举志》作：“……廪贡生。瑞安县教谕。随征闽台，以军功擢瑞金知县。”之说。按：此说可作另一说。
⑷：此依《宝卷》之说。而《姚氏总谱•远七十二公镜山传》却说是：“……享年七十有四……。”因《庆元姚氏总谱》中的《世系图》之第一图至第四图已毁失无存，不能得到姚文宇的生卒记录。故此类异文孰是？就不得以知了。 ⑸：此事大约是家庭内部的矛盾。详情待考。
⑹：此墓的地面建筑部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被破坏，石料被挖掘一空。墓穴於1986年及1988年遭两次盗掘，文物为劫之一空。1989年12月，裔孙集资合力重修。当时埋葬入穴中有文物三件：其一是将其被盗墓贼砸成三截的古墓碑用胶水胶好，立在其中。其二是将在墓墟中检到的一只由文宇公的安徽信徒奉献来的石香炉，放在其中。此香炉虽石料班驳，但色暗黑而有光泽。长约尺许，宽半之，高七、八寸。正面上层镌莲花饰。中刻文曰：“永奉香炉”四字。左刻：“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立”，右刻：“新安弟子俞普吉男普静同奉”字样。其三是拙文《善士姚公镜山墓志铭》一块。因当时不具备刻石的条件，于是我只好用图画纸书写，用两块玻璃将其用“万能胶”胶合，立在墓碑後面的香炉之上。
⑺：此墓碑不管是形式还是碑文都很具特色，在庆元地区可谓是独一无二。首先是下款：特具悲哀。体现出墓主人的不同寻常的遭遇。其二是，将墓葬的时间和墓地的方位刻在侧边，实属罕见。另外，从碑文的下款仅刻“孝男姚铎”来看，可证诸文献载其“正妻夏氏无子”，及仅周氏一人葬夫之说。当时，夏氏尚健在，居在距之咫尺的邻县。况当时的局势已比较太平。她是否已经另有了新的养子？她们母子为何不回乡定居？为何不回家葬夫、葬父？是遭“直指派”劫持而不能如愿？抑是因家庭的矛盾所至？此事终是个谜。实情待考。
⑻：依释道霈《宝福寺记》：“……余时居庆元镜湖……”之说而推测。按：庆元古地名没有“镜湖”一词，只是“镜山”下“松源河”中有一“镜潭”。故料“镜湖”乃“镜潭”之误。
⑼：这处建筑群，至今已历过了三百多个岁月。其间受自然之冲击；得人为之改变。已是面目全非了。主建体於清季遭回禄（之后，族人将大门石料一副移运别址建房。而这些石料如今犹在，且成了“望夫楼”所遗留下的唯一之文物了。），其遗址於民国初年被洪水冲走了大半，留下了一块直角不等边矩形的废墟。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大队”（即村里）调拨给村人（也是族人）建房。古迹消失。
⑽：史料均载明夏氏无子，曾收养一义子又因不肖而被乃翁逐出家门了。夏氏之後是否重新收养义子？因史料未载，就不得以知了。今论定姚觐光是姚铎之侄（即义兄之子）的依据是依《庆元姚氏•姚文宇传》中“髪配夏氏抚一子，发迹西表，……均继迹绳绳。”及《庆元总谱•姚觐光传》中“……卜居……西表……”和“……生负仙骨，尤得山川灵气，……抱真茹素，虔奉大士宝簶。”等说所推定。即可能其父是夏氏的养子之说。此说若是有误，则姚觐光又当是姚铎的堂侄或族侄了。而“犹子”之说就只能是“另一说”了。
⑾：见由秦宝琦先生提供的《姚门教历代相公表》。
⑿：同上注。
⒀：当年在破坏墓地、拆毁墙垣时，正逢当局僻“上叶”祠堂改建“工商联”。是时，即将这墓园的大门石料迁移至这“工商联”来筑大门。古文物派上了新用场。2005年元月8日17时30分左右，这早已是被改作用为木工作坊的“工商联”遭遇了一场大火。这副大门石料被火烧成了数段。（翌日，我曾携带数码相机对其废墟及那废大门石料摄过照片。以作“史料”。）之后，在同年的12月初，这些大门废石料竟被村民周爱新用手拉车拉至其儿子家的门口去填路了。于是，这古物完全消失。
⒁：大约是由于《庆元姚氏总谱》载：“（庆元姚氏始祖姚舜明之）二弟舜英迁绍兴。”又因为姚启圣是绍兴人之故。庆元人总是认定姚启圣是姚舜英的後人，是自己的同宗。类似姚铎与之“遂联宗……”而作共同举动的有其族人姚廷俞等，如姚廷俞在《重修家谱序》中就提到过，他与姚启圣之弟姚龙及启圣子姚仪谈及祖上世系，论为同宗云云。其实，“同宗”说的真实性不大。
一九九六年四月初稿
二零零六年三月重稿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紫洪辛苦了！:victory:
姚启圣之弟姚龙，就是您说的“左布政使姚龙”吗？:handshake 9# 卧龙姚建中 我还没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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