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古称“桐国”，因其地适宜种植油桐而得名。桐城接江趋淮，河埠陆驿自古车水马龙，素有“七省通衢”之称。桐城位于安庆市北部，东邻庐江、枞阳(1955年7月1日枞阳从桐城划出，更名为枞阳县。)两县，西连潜山县，北接舒城县，南抵怀宁县和安庆市区。今安徽省桐城市，属安徽省安庆市地区。唐至至德二年(757年)，才开始称为桐城县，沿用至今。清初桐城隶属于江南省安庆府，康熙六年(1667年)，改属安徽省安庆府。根据《康熙桐城县志》记载，该地区内有山53座，河流24条，如龙眠山、投子山、岱鳌山、浮山等，山川秀丽，风景如画。同时桐城又有很深的文化传统，民风淳朴，尊师重教，可以说是人文之邦。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正是生活在这个“山川文物甲于南邦”之地，麻溪姚氏家族本籍浙江余姚，宋元德佑间(1275-1276）始迁至桐城。根据《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记载，姚胜三为麻溪姚一世祖，德佑癸巳间时，胜三公随父官安庆，居住在大有乡之麻溪(今属安徽省枞阳县境内，主体部分在钱桥镇境内，发源于县北桐城庐江枞阳三县（市）交界处的岱鳌山。)，故被称为麻溪姚氏。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主要世系
为广大门庭，姚氏先祖虽能秉持中国古代传统的“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以孝义为家训警策后人，但四世之前门第尚显单薄。《桐城麻溪姚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记载，麻溪姚氏家族前四世没有科名、仕宦人物，姚鼐在宗谱序言中说到“吾祖先世，本于田农”，但是家境殷实而且重视教育，五世姚旭，在首创宗谱的序言中说“府君生五子，旭居四，知可教，遣入邑庠”。姚旭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这是麻溪姚氏家族中的第一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从此姚氏家族登科入仕者不绝，家族开始兴盛，“姚氏之族，至参政始大”，从此“名哲继踵，遂为世家。”
第六世到第九世，麻溪姚氏家族中没有取得科举功名者，也没有出仕为官者。其中，对家族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第八世姚希廉，正是姚希廉由于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才使得其四子皆入官学，“两孙皆第进士，遂世其家为显族。”
第十世到第十一世是麻溪姚氏家族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科举功名者和出仕为官者开始增多。如第十世姚之骐，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湖广湘潭令，治行有循声，民为谣曰“只饮湘潭一口水，不染长沙半点泥”，入祀“乡贤”；姚之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福建海澄令，加按察司副使衔，入祀“乡贤”；姚若水，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刑科给事中，仕至广西布政使参政；第十一世姚孙榘，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湖广荆南道参议，兼按察司副使，入祀“乡贤”；姚孙棐，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职方司主事，入祀“乡贤”。这一时期，为姚氏家族以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第十二世是麻溪家族人才辈出的一代。姚文熊，康熙六年(1667)进士，陕西阶州知州；姚文烈，顺治八年(1651)举人，云南楚雄府知府；姚文然，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卒，赐祭葬如礼谥“端恪”，入祀贤良祠，专祠本邑；姚文燕，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江西德安令；姚文焱，康熙八年（1669）举人，江西峡江令；姚文燮，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云南开化府同知。
第十二世不仅宦绩斐然，而且多有著述。姚文烈、姚文勋、姚文然兄弟皆能文章，有“江北三姚”之称；姚文然、姚文鳌、姚文焱、姚文燮又有诗名，时人称为桐城“潜园十五子”，姚氏居四；姚文燮“告归后，以诗画自娱，皆有名”，朱彝尊有诗称云“画手前身李伯时”（李公麟）。马通伯其昶赞到“阶州、峡江同时并峙，姚氏人文蔚然盛矣”（阶州文熊，峡江文焱）。可以说第十二世是麻溪姚氏家族的一次高峰，为姚氏家族积累了深厚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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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世到第十五世，麻溪姚氏家族以文人为主，著述颇丰，如姚士坚，姚文然第三子。少聪颖，读书目数行下。能诗赋古文，年十二作《汉景帝论》，同里王大礽见之，惊为良史才。姚文然亦器之，勉以诗曰“相期读史惟今日，莫浪谈诗在少年”。著有《邵窝诗文集》八卷，入祠“乡贤”；姚士堂，姚文然次子。康熙八年（1669）举人，内阁中书。著有《云怡阁文》四卷，入祠“乡贤”；姚士藟，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右春坊右赞善，入直内廷讲官。张文端相国，亦称公“文深醇和雅，有刘子政、曾子固遗风。”著有《余斋诗集》、《泳园文集》；姚士陛，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著有《空明阁诗集》四卷，与其兄弟姚士在、姚士封、姚士陆、姚士對“俱有声艺林，时人有“姚氏五虎之目”；姚虞初，幼承父作舟公训，研究群书，博考传注、训诂、名物制度。折衷有得，学者称之曰“惺庵先生”；其仲弟姚孔鈗亦工诗，有《入蜀滇游》二集，“纪其山川风物，怀抱清远音节，悲壮相为激发，读者悲焉”；姚孔钅閠，廪贡生，独居养志，著有《华林庄诗集》；姚孔鈵，广东惠潮嘉兵备道衔，著有《西堧诗钞》十卷；姚孔锌，赣州知府，著有《抱影轩》二卷、《心香斋》二卷等；姚孔鋠，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著有《小安乐窝诗集》；姚兴泉，以“落花一首”著名，人称“落花先生”。胡芑塘《一枕窝诗集》序曰：“姚子虚堂，慧预元经，学传红雨。生而好古，广搜邺架之奇。”著有《虚堂集》《一枕窝诗集》《雨中消夏录》，尤以词牌“桐城好”，脍炙桐城大街小巷；姚兴泶，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著有《花龛集》；姚范，乾隆六年(1741)进士，著名学者，姚鼐传其学，入祀“乡贤”，其曾孙姚莹将其遗说整理成集为《援鹁堂笔记》五十卷、《文集》七卷，《诗集》六卷。这一时期，麻溪姚氏家族文化、科举全面繁荣。
第十六世到第十八世，是姚氏家族最为鼎盛的时期。第十六世姚鼐，是姚氏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人物，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开创了桐城派，以文章闻名天下，著有《惜抱轩文集》等；姚乔龄，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嘉庆十六年（1811）殿试，授内阁中书，改湖南知县，著有《听松阁诗文集》；姚维藩，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授庶吉士，改山西石楼县知县。工诗文，清深绵丽，颇似渔洋山人。著有《天放斋诗文集》；姚羲轮，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广西南宁同知；姚棻，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广东按察司，江西、贵州、云南、福建巡抚，颇有治绩。第十七世姚景衡，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江苏泰兴知县，著有《思复堂集》。第十八世姚元之，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姚元之工诗画，著有《竹叶亭笔记》十卷；姚莹，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保台抗英名臣，著有《东溟文集》、《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等，著作计约八十卷有奇；姚柬之，道光二年(1822)进士，贵州大定府知府，编有《连山绥猺厅志》、著有《漳水图经》一卷、《伯山日记》若干卷、《伯山诗文集》十八卷。这一时期，姚氏家族的文化成就达到顶峰，取得科举功名者众多，宦绩方面也多有成就。
第十九世到第二十世，这一时期处于清朝晚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姚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影响，取得科举功名者不多，出仕为官者减少。但这一时期仍有一些代表人物，如第十九世姚济，著有《弧三角说约·楕圆证合·字母贯珠》等书；姚濬昌，著有《幸余求定诗稿》十二卷。第二十世姚永概，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著有《慎宜轩文集》十二卷等；姚永朴，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著有《文学研究法》等。这一时期姚氏家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化上，不仅著述颇丰，并且将桐城派发扬壮大，直至清末一直是清代文坛上一支重要的文派。
8 p% o( K9 _5 ~! }+ e. x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家风
尊师重教、家学传承
桐城麻溪姚氏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并且言传身教，家学兴盛，姚氏家训就曾经教子曰“富贵在天，惟学在人”，可以说麻溪姚氏家族的成就与其尊师重教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姚氏先德传》上记载：姚希廉，有子六人皆聪慧，于是自己放弃举业，“经理田畴，千里延师以教诸子”，见到文儒，必定与之交谈，以便使儿子们博见多闻，其后四子同时入郡县学，两孙为进士。姚希廉逝后，长子姚承虞“督诸弟就学甚严，昼夜不怠。或有倦者，则策之曰‘麦饭之诗，其敢忘诸？’盖葵轩公感怀诗句也，由是诵读之声与悲号之声相间”；姚孔鈊，“事母与孀嫂以孝，抚孤侄与己子，课之甚严”；姚培致，亲自教育其孙姚柬之，凡立身行己之道，天地民物之大等等，遇事讲解，博引曲喻，大定公遂成为名宦。
姚氏家族的女性也起到了教育子女的作用。张文端公英的妻子姚氏(名含章)，姚孙森之女，由于教子有方，还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姚棻的父亲早亡，母亲方氏苦操抚育之，“稍长，不能从师，口授章句……公性至孝，幼时母方夫人督之甚严，及贵犹不假颜色。”；姚莹的母亲张氏，张文端公讳英后裔，“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
家风“孝友之内行”为麻溪姚氏家族文化兴盛提供了精神动力，姚莹在其《姚氏先德传·行义》中记述颇显丰富详赡，显示出麻溪姚氏家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的忠敬门风。也正是有了这种敬宗慕祖、忠信孝弟的家风，姚氏族人在对待先祖的遗言训诫时便显得无限的忠诚。
学术在家族内世代相传，称之为家学，姚氏家族特别重视家学的传承。姚自虞“少任学问，即晰精入微”，晚岁居里，“日与故旧昆弟讲授唱酌为乐；姚之蔺“博极群书，声名籍甚，以《春秋》魁南闱，其从子姚孙榘、姚孙棐两公受业其门，后先成进士”；姚孙森与子姚文焱、姚文燮皆有诗名，姚孙森“生平未尝课两君博上家言，独课以诗。即两君治博士家言有声，公顾弗问；但每见其佳句，辄向人津津诵之不置，其家学可知矣”；姚孙棐以诗名重一时，晚年隐居龙眠山中“筑颂嘉草堂，与诸子饮酒赋诗，门以内雍雍如也；姚文炱，姚孙棐第八子，“与诸兄切磨学问，才藻日发。兄龙怀公文然甚器之，屡见赏于文衡”；姚范，擅长古文，亲授姚鼐古文之法；姚鼐开创桐城派，形成自己一套古文诗辞理论，师事姚鼐的族人最多，“莹师事从祖鼐”；族孙姚元之，“师事族祖姚鼐，受诗、古文法。”；族孙姚柬之，“师事族祖姚鼐，受古文法”；姚莹又授其子姚濬昌，“子濬昌，能继家学”；姚濬昌又授其子姚永概和姚永朴，“各以所性，师而承传之”。邑人潘木厓谓：“尊师重友，吾里素有淳风”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姚氏自然懂得衣冠之望“师资源委，实以兴之”的道理。也正是可见麻溪姚氏家学从姚希廉起，代代相传，承授不断，以推动门祚之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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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族人、赈济乡邑
麻溪姚氏家族从一世姚胜三起就周贫济困，《姚氏先德传》上记载姚胜三“周贫恤匮无吝，人称长者”，临逝之前还告诫子孙要孝友忠厚；姚希廉，曾经被族人以徭役困之，除夕之夜，煮麦半升，还没有煮熟，追呼者已经在家门口了，于是感慨万分，赋诗一首，称之为《麦饭诗》：“四十年来光景殊，蹉跎岁月竟如何？儿童五六饥寒迫，生计萧条事业孤。爨火烟馀蒸麦熟，柴扉掩罢听征呼。重重乐事人间有，寥落凄凉似我无。”以此来告诫诸子，他日子孙有兴者，当厚恤族人。以后姚氏族人中举者必定上冢致祭和诗一首，以记族训。
姚氏后人大都守其族训，周贫救急，帮扶族人。姚文荧，“族党贫乏，常出粟周之”；姚兴豪，“人有窘急，必竭力济之”，并教育子孙以德业为先，称之为家法；姚士黉，教导族中失学者，族人赖之，邑郊外有很多无主枯棺，姚士黉就买山埋葬，不下数百塚；姚孔嶔，精通医术，遇到族中贫困者，就暗中捐参在药剂中，不令其人知道。
遇到灾荒饥年，姚氏族人多赈济乡里。康熙十年大饥，姚文鳌梦到一神，醒来之后说这是神招他赈饥，于是鬻田设粥厂赈饥灾民，日食数千人。后又瘟疫大作，人多野死，姚文鳌多为营葬。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大饥，姚文鳌刊刻招募米粮的小帖子，让儿子沿门求募，邑人响应，所活尤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邑中两次发生灾荒，姚士至竭资助赈，带领乡贤到太霞宫粥厂料理赈饥事宜；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大饥，姚兴豪倡率捐粟平粜，“老弱全活无算”；姚永康，道光初年主持族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邑中发生涝灾，姚永康施粥平粜，救济穷困，活者甚众。
尊崇孝道 提倡守节
桐城“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麻溪姚氏家族尤其推崇宋明理学，在这种环境下，姚氏家族十分讲究孝顺父母。
在《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宗谱·姚氏先德传》和中关于姚氏孝子的记载有很多。姚孔釴，父亲病中，侍奉汤药衣不解带多年，父亲逝后办理丧事，哀恸几乎晕厥，以至失明，等到服完丧才渐渐能看见，人们认为是孝思所致。侍奉母亲吴宜人，终生如一日，自己病了都不肯离开膝下，临逝之前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且告诫家人“无殡我于中堂，恐宜人目击心伤也”，上闻，钦旌孝子入祠；姚士黉，“性至孝，母方孺人疾，圭股和药以进。”其父姚文焱卒于京师，姚士黉徒步去迎丧，在路上的哀哭声让路人动容；姚士至，母亲江氏，姚士至以嗣子奉事，曾经在龙眠山中读书，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踉跄回乡，匆忙中掉到河中，遂感染风痹之疾，在病中仍然日夜侍奉母亲。姚士至在家中授徒，所得的束修，除了奉给江氏外，仍然供给自己的本生父母；姚濬昌，为了奉养母亲，弃官隐居十三年，后因为无资不能供养，才再出为官，“母逾八十，终于安福”。
理学讲究死守贞节，在理学气氛浓厚的姚氏家族中，寡居的女性多立志守节。姚鼐就曾撰写过《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钟孝女传》《张贞女传》等文章，对于节妇事迹大加赞赏，可见其家风传统。以姚鼐为例，祖父姚孔锳早卒，其祖母任氏守志苦节37年。姚鼐的母亲陈氏，“雍正初进士、临海县令暠鉴女，旌节孝”。姚鼐的一女适张通理，夫卒服金死，被旌表节烈；一女适张元辑，苦节三十四年，被旌表节孝。姚鼐在《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中，描写了其姊的守节行为，加以表彰，文中写到丈夫“以忧致疾，姊割臂求以疗之，竟不起，遗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伤之甚，损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抚弱女，闭门自守，不妄见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姚鼐以其大姊之事，来说明“吾族女实多贤”。据《宗谱》上记载，姚楫之女适方宿，年二十六守节，苦节四十六年“至老邻有不见其容者”。姚文然侧室张氏，年二十二守节，苦节六十二年；姚孔釴之女适张若霦，年二十九守节，苦节五十六年“以贞节族表崇祠”；姚士莱之女适曲阜孔毓懿，夫极贫，为临淄训导，或薄之，辞曰“黔娄志也！”夫死绝食，劝之不食，曰“圣门妇，不辱名教”七日而卒，被旌表烈妇。据统计，从顺治至道光时期，麻溪姚氏家族入《道光桐城续修县志·节孝》者153人，《烈妇》者2人，《贞女》者2人。《姚氏先德传·贞节》上记载更为详细，共记载姚氏家族中烈妇53人，贞烈3人，贞女9人，节孝150人；麻溪姚氏族女中烈女13人，贞烈2人，贞女5人，节孝70人，可见其家风影响之深。
6 R! {* W6 a) r: h3 X- r2 C明清代桐城姚氏家族取得的科举功名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历来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族人大都从小就入塾读书，从事举业的人员多，而且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数也多。姚莹在《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中说：“吾族自明景泰元年至今上嘉庆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进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后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记载了明清时期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21人，其中明代7人，清代14人。《清代硃卷集成》中记载了姚氏家族中姚永概的殊卷，上面记载了姚永概一支成员的履历情况，上记有清代姚氏家族中进士者14人，中举人者30人。另外根据《宗谱》上对家族成员履历的记载和《道光续修桐城县志》中对姚氏家族中举情况的记载，加以对比统计，现将明清代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和中举人者列表如下：
明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进士功名如下：
序号 | 姓名 | 功名 | 世系 | 朝代 | 官职 |
1 | 姚 旭 | 进士 | 五 | 景泰 | 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 |
2 | 姚若水 | 进士 | 十 | 万历 | 广西布政使参政 |
3 | 姚之骐 | 进士 | 十 | 万历 | 湖广湘潭县知县 |
4 | 姚之蘭 | 进士 | 十 | 万历 | 福建按察司副使 |
5 | 姚孙榘 | 进士 | 十一 | 天啟 | 尚宝寺丞 |
6 | 姚孙棐 | 进士 | 十一 | 崇祯 | 兵部职方司主事 |
7 | 姚文然 | 进士 | 十二 | 崇祯 | 刑部尚书（清） |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进士功名如下：
序号 | 姓名 | 功名 | 世系 | 朝代 | 官职 |
1 | 姚文燮 | 进士 | 十二 | 顺治 | 云南开化府同知 |
2 | 姚文熊 | 进士 | 十二 | 顺治 | 陕西階州知州 |
3 | 姚文燕 | 进士 | 十二 | 顺治 | 山东德安知县 |
4 | 姚士藟 | 进士 | 十三 | 康熙 | 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 |
5 | 姚孔鋠 | 进士 | 十四 | 雍正 | 翰林编修、顺天乡试同考官。 |
6 | 姚 范 | 进士 | 十五 | 乾隆 | 翰林编修、顺天乡试同考官。 |
7 | 姚 棻 | 进士 | 十六 | 乾隆 | 兵部侍郎，福建巡抚。 |
8 | 姚 鼐 | 进士 | 十六 | 乾隆 | 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广东司郎中；重宴鹿鸣，钦加四品。 |
9 | 姚原紱 | 进士 | 十七 | 嘉庆 | 翰林院庶吉士，更名麟绂，长芦天津盐运分司运同。 |
10 | 姚乔龄 | 进士 | 十七 | 嘉庆 | 戊辰中式，本科殿试，内阁中书，改湖南知县。 |
11 | 姚维藩 | 进士 | 十八 | 嘉庆 | 翰林院庶吉士，山西石楼知县。 |
12 | 姚元之 | 进士 | 十八 | 嘉庆 | 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都察院左都御史。 |
13 | 姚 莹 | 进士 | 十八 | 嘉庆 | 福建台湾知县，广西按察司按察使。 |
14 | 姚柬之 | 进士 | 十八 | 道光 | 广东揭阳知县。道光戊戌，入都召见，奉旨补授贵阳大定府知府。 |
清代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14人，与下文列举的姚氏家族取得举人相比，这一人数明显偏少，但是清代“平均每个县有进士17人”，而姚氏一族的进士数量就将近一个县的平均水平，因此相较而言，姚氏家族的进士数量，在全国应该属于比较多的，而且其中有五人是庶吉士，分别为姚士藟、姚范、姚鼐、姚原绂、姚维藩。在清代，进士的出仕率是百分之百的，这也为麻溪姚氏家族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举人功名如下：
序号 | 姓名 | 功名 | 世系 | 朝代 | 官职 |
1 | 姚文烈 | 举人 | 十二 | 顺治 | 云南楚雄府知府 |
2 | 姚文焱 | 举人 | 十二 | 康熙 | 峡江县知县 |
3 | 姚 焜 | 举人 | 十二 | 雍正 | 荐充明史纂修，官山东宁阳县知县。 |
4 | 姚士黉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7 F1 D: Y% Y5 @ K |
5 | 姚士陛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
6 | 姚士堂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内阁中书、武功馆纂修总裁。 |
7 | 姚士基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湖广罗田知县 |
8 | 姚孔釴 | 举人 | 十四 | 康熙 | 内阁中书 |
9 | 姚孔鈞 | 举人 | 十四 | 康熙 | 江西湖口知县 |
10 | 姚孔錞 | 举人 | 十四 | 康熙 | 内阁中书 |
11 | 姚孔湘 | 举人 | 十四 | 雍正 | 武进教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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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姚孔硕 | 举人 | 十四 | 乾隆 | 芜湖教谕 |
13 | 姚兴湳 | 举人 | 十五 | 乾隆 | 山西平定州判 |
14 | 姚兴泶 | 举人 | 十五 | 乾隆 | |
15 | 姚 溱 | 举人 | 十五 | 乾隆 | |
16 | 姚肇修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河南孟县知县 |
17 | 姚培焕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 J- q& I1 U$ w, X) A2 x/ E1 X |
18 | 姚羲轮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广西南宁同知 |
19 | 姚 登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
20 | 姚培敘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贵州黎平同知 |
21 | 姚培雯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
22 | 姚宋才 | 举人 | 十七 | 乾隆 | ||
23 | 姚景衡 | 举人 | 十七 | 乾隆 | 江苏泰兴县知县 | |
24 | 姚长煦 | 举人 | 十七 | 乾隆 | 庐江县教谕 | |
25 | 姚星緯 | 举人 | 十七 | 嘉庆 | 拣选仪征县知县 | |
26 | 姚长庆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定州州同知 | |
27 | 姚 焘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3 }) q* Q a9 K! [9 A | |
28 | 姚赓庆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觉罗官学正白旗教习候选知县 | |
29 | 姚 犖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铜陵训导 | |
30 | 姚翔之 | 举人 | 十八 | 道光 | 河池州南宁府知府 | |
31 | 姚赐履 | 举人 | 十八 | 道光 | 候选同知 | |
32 | 姚伯鸾 | 举人 | 十九 | 道光 | 高邑、宁晋、涞水等县知县 | |
33 | 姚永朴 | 举人 | 二十 | 光绪 | 清史馆纂修 | |
34 | 姚永概 | 举人 | 二十 | 光绪 | 清史馆协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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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是以科举起家，开始显盛，其后登科不断。根据记载统计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入仕者约448人，可见麻溪姚氏家族为官人数之多。而且姚氏家族世代为官，贯穿整个清代，是毋庸置疑的仕宦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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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溪姚氏家族不仅为官人数多，而且仕宦政绩突出。通过史料的记载，姚氏家族出仕者，或清正廉明、体恤民情，或刚正不阿、断案公正，或发展经济、重视教育等等，文治武功，颇有政绩。姚氏家族为官者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宦绩》者35人，其中清代31人，《姚氏先德传》中《仕绩卷》记载了44位清代姚氏家族为官者的政绩，这也充分证明了姚氏家族的仕宦成绩突出。
麻溪姚氏族人的政绩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如评价刑部尚书姚文然，“其才施所不通，而于钱谷、刑律尤精。务为国家崇宽仁、惜大体，巩固基本。”为一代名臣；福建巡抚德保请调姚棻知福州府时，清高宗谕曰：“漳州一郡滨海，民俗刁悍，最为难治，其紧要数倍于福州，朕素知姚棻能事，特从湖北调任该郡，实因地择人，岂可轻于更调。”；评价姚莹，“先后所事大吏，如武陵赵文恪公（赵慎轸），安化陶文毅公（陶澍），侯官林文忠公（林则徐），皆天下名臣，争荐公，谓可大用。”
正因为麻溪姚氏族人在任职时对地方和百姓多有贡献，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姚柬之将要离开揭阳县时，揭阳百姓呈书挽留，叙姚柬之政绩，百姓德服，且引豳诗“无使公归语，以爱周公者！”相比况。时总督卢敏肃公阅之，优语批答，准其回任。四境之民，闻姚柬之复至，演剧以迎，自入境至县治，数十里不绝。先期，相商共揭示曰“合境共迎县主复任，有敢乘此为逆、报私仇、泄私忿者，通邑大小七百余村，共往洗荡之。”，可见姚柬之在百姓中的声望。自后民益驯，扰亲附强梗之俗遂化，一境宴然，商贾为通。揭民德之，建生祠以祀姚柬之。
德安县民为感谢姚文燕，在城南建祠祀之，“耆老过之，有对像陨涕者”；姚文焱在长洲任满离开时，“士民泣送者数十里”；姚士基去世，乡民听闻，皆痛哭流涕，焚香送于境外，并与栗子凹建祠，每年在姚士基去世的那天祭奠，称之为“姚公会”。一年后，又请祀名宦，姚士基遂入名宦祠；姚士塾以痺病告归。乙亥九月十二日，上御便殿曰：“姚文然好官！其子姚土塾亦好官！”冢宰熊公（熊赐履）、司马索公（索额图）、宗伯张公（张文端公英）皆对如旨。上曰：“大阿哥癸酉祭西岳回，曾以姚士塾奏朕，近安在？”张英对曰：“患病回籍矣。”上叹惜久之。姚士塾告归之后，陕西士人仍不远千里，前来看望，足见其深得民心。
这些评价和乡民的赞扬，是对麻溪姚氏族人任职作为的肯定，是对姚氏家族政绩的反映，足以证明姚氏家族在仕宦政绩上取得的成就。
总之，麻溪姚氏家族出仕者众多，这些官员虽然官职有高有低，但大都具有政绩德行，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值得称颂。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族人的政绩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出仕为官的人众多，桐城张廷玉家族也是清代一个大家族，乾隆时期，张、姚两家在朝廷为官者众多，当时大学士刘统勋就曾因此上疏弹劾：“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鋠等十三人。虽二姓本系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荐举、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以至于今，未便遽议裁汰。”因此，建议朝廷三年内禁止张、姚两家子孙升迁，后被朝廷采纳，由此可以看出姚氏家族仕宦之盛。
姚氏家族出仕为官者众多，而且政绩突出，多实惠政，造福百姓，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和赞扬。
更化民风、发展教育、修建公共工程
民风为一地风气，民风淳朴，百姓多安乐，民风刁悍，百姓则多争斗，因此更化民风是治理地方事务中重要的一方面。
湖北安陆县，民好巫术，百姓常习符咒之术，姚棻任知县时，收其徒众，严加整治，邪风一变。漳州府民，好械斗，打死人就买人抵罪。若缓治，则视法律为儿戏，若急治，则拒捕，相当棘手。姚棻则认为“民不遽斗，必先定期，及其未斗，而剖曲直，可消患于事前。既买人抵罪，则犹知畏法，果使买凶者无悻免，亦可惩创于事后。”于是制定赏罚措施，颁布诸邑施行，“斗风为衰”。
姚柬之所任之地多刁悍之地，在治理这些地方时，姚柬之采取多种措施，因地制宜，恩威并施。
姚柬之在河北临漳县时，县内多无赖扰肆，百姓因此不愿为商，凡日用所需，多去郡城远购。姚柬之知后亲自巡街，遇到无赖就严惩，一段时问后，风气遂改，市肆兴起。临漳县俗又好讼，姚柬之每次赴乡，遇到生童就讲说义理，见到妇女纺织就劳以束布，有童子在乡塾者就奖以笔墨。劝民息讼，有诉事端者，姚柬之辨其曲直，或劝不必结讼，或令其补结存案，遂无人敢作奸犯科，讼狱遂稀。内黄县民风刁悍，罢漕之事年年有，是时姚柬之兼署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
广东揭阳县为“粤县著名第一剧邑”，民风彪悍，械斗掳掠，抗赋戕官，习以为常。当地官员怕激起民变，大都因循苟且，以隐忍为计。姚柬之任知县后，训练壮勇，教之击刺之法。又在揭邑西郊筑台，树立大旗，示以保护善良，与民更化之意。召集乡绅耆老，设筵席，有畏仇不敢来者，便派人护之，导人前来，示以教条，皆和解而散。
揭阳县有榕江书院，久废，姚柬之兴复，厚待诸生。士子回乡之后以姚柬之新政告知乡人，若听闻其乡有械斗者，便密告于姚柬之，柬之即刻前往排解，力治不遵者。谷物收获时，亲督壮勇巡行四乡为之保护，并树催科旗，遇到械斗便树止斗旗，械斗者摄于其威，无不止散。一日，一群持火枪者，结队而行，望见姚柬之，就将火枪没于水中，姚柬之见到命人用渔网捞出，询问后得知乃是受雇助斗者，姚柬之皆依法处理，自此械斗之风止息。当时有民张镫庆书匾曰“官清民安”，至此“强梗渐化，县大治。”
安徽砀山县地僻俗陋，时姚士塾为教谕，修葺学校，建立义塾，兴讲学，士风为之一变。朝邑县乡民好赌博，姚士塾任知县之后，力整赌风。有赌博者，便杖之，并在其家门上书“赌博”二字，而且将其门横放，家人进出都必须躬身。乡人见到，都互相告诫说，这是肮脏男子，为什么要像狗一样行走？族人都耻于与之来往，赌博者遂少，赌风息止。
民风落后之地，多是教育欠缺之地，所以想要更化民风，就应从教育入手，完善当地的公共工程，姚氏族人在任职之地，大多大力发展教育，修建公共工程。
姚莹在福建龙溪县时认为该县之所以争斗不息，主要是因为百姓失教，因此他大力兴办教育，以图提高当地乡民的文化水平。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姚莹整顿了台南的海东书院，聘请同乡左石硚主讲，并且拿出自己的藏书，供诸生学习。台南府学荒陋，姚莹捐款修理，并劝富民捐金二千，每年收的利息为常用经费。在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姚莹也曾筹款整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和宜兰县的仰山书院，并延请名儒主持，发展了台湾的教育事业。
姚孔锌任赣州知府时，重修郡城文庙和濂溪书院，条列学规，延请名儒主讲书院，发展当地的教育。
姚士基在湖北罗田县时，建立学校，以重文教，建立专祠，以祀忠烈。设置了义冢，用来埋葬无人掩埋的尸首，还专门组建了官船，用来帮助行人渡河。
姚文燮任雄县知县时，浑河泛滥，城东、南而皆被水冲毁，房屋倒塌。姚文燮修城筑堤，又建造一桥，方便百姓过河，百姓感其德，称此桥为“姚公桥”。
姚棻在任甘肃靖远知县时，兴修文庙，建立义学，发展当地教育。又开金石岘以方便行旅，设立靖堡集场以通货物，“民便之”。任江西巡抚时，上疏言丰城为章贡的下游，众水汇入，而丰城只有石堤四十丈，其余皆为土堤，春夏之际，河水涨势大，为民田之害，所以应该在险要地段改建石堤五十丈，被采纳。又为桐城本邑士子购置乡会试资田，家乡贫困士子赴京考试所需路费及住宿费都从中支取，解了他们后顾之忧。
制订刑律、善断刑狱
康熙十五年（1676年），姚文然擢为刑部尚书，当时国家规制初立，姚文然矜恤民命，更定条例，姚文然曾说“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所以推明律意，细细斟酌，必剂于宽平。姚文然校阅刑书，常至午夜，每有疑问之处，必详加咨询。“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曾经有一次认为一人被冤枉，案情有疑，争之不得，姚文然回到家中长跪自责。姚文然认为明朝用刑太过于残酷，就上奏废除了廷杖和镇抚司诸非刑。姚文然在病中仍然不忘其职，口授疏请更定两例，以免其有冤滥。视民间疾苦，痛切其身，故自诵曰“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闻者动容。由于姚文然对刑律多加修订，故部吏官员多称其为“姚律”，尤为推崇。正因如此，《桐城耆旧传》中马其昶评价道“我朝刑律定自公手，凡前代残苛，遂以划除，泽流无极，可谓大仁。”
清代府州县官员负有刑名之责，姚氏族人任地方官员时，有不少善断刑狱、平反冤案的事迹可述。
福建建宁府崇山峻岭，民风素来犷悍，睚眦之仇必报，杀人案堆积如山。姚文燮任建宁府推官，分析案情，姚文燮几句话就能点中要害，不到几个月监狱为空。有方秘杀方飞熊案，已被定为大辟，经过进一步审讯得知方飞熊原本为强盗，曾经杀害了方秘一家，方秘才趁机复仇，姚文燮认为不能与平常的杀人案等同，所以方秘得以全活。又有武官被杀一案，株连甚众，姚文燮仅治几人罪，大吏骇然，曰：“此叛案，何遽轻率？”姚文燮说初报之文中提到有盗贼，应该是乡民追盗贼，恰巧武官经过，随从未至，被盗贼杀害，而盗贼逃逸，后随从到达，便抓乡民，认为是民叛而杀武官。等到抓到盗贼，盗贼自供杀害武官，遂知姚文燮先前分析之情为真。故大吏认为姚文燮明允，凡是疑狱皆委任他审理。
姚柬之任河北临漳县知县时，有县民张呜武称有贼攀二窗棂入室，将其妻杀害。柬之勘察现场，发现窗户狭窄，所处之地也非呼叫无人应之区，而且当天张呜武又未远出，皆为可疑之处，遂对张呜武详加审讯，结果，是张呜武因为捉贼，误杀了妻子，害怕获罪所以诬陷是贼人所为。又有常姚氏被杀一案，犯人不知为谁，姚柬之寻查时发现案发时为县试招覆前一夜，而所取的第一名杨某没有赴试。于是召杨某讯问，杨某神色惶恐，经过询问发现杨某与常姚氏是邻居。遂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诈吓杨某，得知原是杨某意图强奸，常姚氏不从，便将其杀害。可见姚柬之的断案才能。
时番禹县有一命案，历五令三守皆没有断，总督知道姚孔锌负有才能，嘱咐姚孔锌审理此案。姚孔锌审讯了三天三夜，得知实情，遂判决了此案，可见其审理案件的能力。在韶州府时，翁源县有人控诉他的儿媳杀死了他的儿子，说其子死时腹痛，是中毒的迹象，并有断肠草为证，认为是他的儿媳喂他的儿子食用断肠草所致。姚孔锌审讯之后发现“断肠草”只是一般豆叶，而其子当日淋过暴雨，故应是“阴症”所致，平反了妇人的冤情。至赣州府时，有人被冤，欲治其罪，姚孔锌为之力辨，冤情得雪。姚孔锌“其虚心鞫狱，皆类此。”
轻徭薄赋、赈济灾民、稳定社会
姚氏族人深知过重的徭役赋税对百姓之害，遂在任地尽量减轻百姓负担。陕西河西县原有街税，买卖货物皆要纳税，成为常征。姚淮任知县后，首先将街税废除。并且立碑明示，禁止征收民间不知而官又不给印票的赋税，又刊印赋税单册，派人发给乡民，自此百姓知税种及税额。
姚淮到河西县任职之初，前令交代，有百姓欠米粮七百多石，多为贫困之民，不可征收，姚淮遂聚集乡民，“悉焚其券”，百姓皆感激涕零。河西县矿厂原本运锡矿需用牛拉，每年约用牛八十头，需要费用数干，皆从民取，若无牛，则用民力，百姓苦不堪言，姚淮上言免除了此种劳役。当时全府征粮皆可折成银两，唯独河西县不可，只能输粮，费用加倍又累民，姚淮力陈百姓之苦，遂该为各县轮运。
姚淮任雅州知州时西藏刚刚平定，差役徭役累派不已，又向百姓征收银两以补亏空，姚淮上任之后全部免除。雅州的征粮额数最多，因此百姓多隐匿民田，姚淮勘察田地，查清田亩数后，力请上官减轻赋税，于是雅州“赋增而民不困”。
按照规定，嘉定府民每年都要运米两干石到雅州，民为之苦，姚淮变通规定，将米折成银两，嘉定府民皆称此法便宜。嘉定府与犍为县盐井犬牙相错，征税多有重复，姚淮重新勘察了盐井的方位，嘉定府内千余盐井得到豁免，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姚文燮任雄县知县时，该县有狐皮贡，为百姓的负担，姚文燮条陈“十三难”上大吏，请免除狐皮贡，获准。韶州府内有煤山，听任百姓开采，但是在规定的赋税之外，另有附加税，姚孔锌建议进行招商，然后再将赋税上缴，免去百姓之负，建议被采纳实行。
姚文然虽然没有在地方任过职，但是一直十分关注民情，关心民众疾苦。顺治八年（1651年），江浙发生水灾，灾情严重，灾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此地一直是漕粮征收的重要之地，姚文然上疏“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又担心有官吏利用改折中饱私囊，搜刮百姓，又建议“折漕例新定，民末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征耗银，或先已征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被皇上采纳。
当水旱灾荒发生时，赈灾济民，稳定人心，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
道光三年（1823年），漳河、卫河发生洪水，漳水改道，东徙抵内黄，进入卫县，所属村庄皆被淹没。姚柬之时任河北临漳县知县，听闻灾情，立即携带米粮赶往灾区，一而勘察灾情，一而赈济灾民。有幕宾言应待勘察完灾情之后再行赈济之事，姚柬之曰：“弃一官可全万人命，吾何惜！”百姓皆欢呼感动，全活者众。
道光十七年（1837年），端溪大涨。姚柬之任肇庆府知府，城被淹，姚柬之日夜守城，率领吏役堵守，抗击洪水。是时米价升高，姚柬之遂放兵粮一月，以平米价，“民不知灾”。
姚文焱任苏州长洲教谕时，发生饥荒，姚文焱监理粥厂，悉心照看，胥吏无人敢疏漏，部置井然，男女有别。又监理药局，请名医，病人虽多，但必使每人都被诊治，先询问病源再给药，全活者众多。
康熙三十年（1691年），陕西发生饥荒，姚士塾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又倡率乡绅设立粥厂，为赈饥民。姚士塾每日必定骑马巡视各地，让人搜查路旁灌木丛中是否有弃婴，有则招募乳妇喂养。遇到死者就为其买棺掩埋，遇到流民卖妻儿者，就替其赎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又发生饥荒，姚士塾仍按先前的措施应对，时户部尚书赈济陕西到达朝邑，赞叹说：“令诚循吏，亦孝子也，使州县毕若是，朝廷何西顾忧乎？”
抓捕盗寇、维护地方治安
匪徒盗寇严重的破坏了地方的稳定，危害了地方的治安，所以姚氏族人在任职时，大都有勇有谋，抓捕辖境内的盗寇，维护当地的治安，保护了当地的百姓。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肃皋兰县盐茶厅有强盗马得鳌，其手下四处作案，姚棻任故园州知州，带领游击董果等跟踪，捕获马得鳌等十一人，受到清高宗的称赞。
姚棻任武昌府知府时，古州党堆寨苗人聚众为乱，他带领三百人直捣贼寨，将其铲平。是时武昌府沿江湖，强盗众多，姚棻整治甚严，一经捕获，立即处置，而且姚棻必详加审讯，没有冤枉者。
福建沿海居民以捕鱼为生，有无赖者，借捕鱼通盗，而且与海盗相勾结，狼狈为奸，百姓深受其害。姚棻任福建巡抚时，编保甲，凡是渔船、船员，皆令其指名担保，有包庇者，一起定罪。捕获盗匪王安等五十余人，盗风遂清。
在姚柬之任职中，多次抓捕强盗匪徒，方东树撰其墓志铭中称姚柬之“八铲贼巢”，维护了治安，可谓有勇有谋。
河南内黄县与直隶大名相毗连，盗匪建立巢窟，聚众赌博，不畏官法。姚柬之约大名会捕，分兵堵住要隘。有一地窟，匪徒聚于其中，姚柬之命用烟熏，匪徒争先逃出，皆被抓获。
揭阳县最为棘手之地名为下滩，盗贼、土豪相互勾结，盗贼公然抢劫，百姓不敢外出。姚柬之带领兵勇前往抓捕，抗拒者或死或擒。有一强盗犯案十八起，姚柬之召被害人前来，以火枪击以十八下，百姓称快。又有盗匪居于钱坑，其地凹而皆山，易守难攻。姚柬之书示耆老，命限期来见，耆老不敢出。于是姚柬之仅带数人入村，村人躲避高山以观动静。潮州故事，凡官兵赴乡剿捕，如人逃避，则燃其室庐，空其积聚。姚柬之戒毋焚烧，见到耆老，一一慰劳，耆老皆感激涕零，许诺愿意交出盗匪。其时有民在山上高望者，皆欢呼称说“好官”。第二天，耆老果然将盗匪交出。
姚柬之任连州绥猺厅同知时，普宁县有匪徒肆意杀官抢劫，姚柬之前往抓捕。盗匪以涂祥村为巢穴，以磨盘山为声援，地形险要。姚柬之制定方略，令正军攻涂祥，调揭阳县壮勇潜伏磨盘岭突袭，又别遣兵勇攻其寨，大获全胜，捕获盗贼六百余人。
贵州大定府有一地名白蟒洞，位置偏僻，盛产煤、铁，汪摆片撩地招集盗匪，拜盟结会，自铸武器，扰害百姓，为地方一害。姚柬之带兵扫荡贼巢，将汪摆片等五十余人全部抓获，为地方消除了巨患。
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姚孔锌时任恩平县知县，听闻有一帮匪徒打算劫库叛乱，并且定下了行动的时间。姚孔锌假装不知道此事，暗中派人打探，并做好准备。城西有一村名土瓜萌，在此发现了匪徒的踪迹，姚孔锌亲自带领壮勇前往抓捕，破获贼巢，抓获匪首李梅及其党羽十几人。省府听闻此事，急忙发兵前来，发现事情已经平定，足见姚孔锌智勇双全。
整顿吏治、不畏强权、为民争利
姚文然虽不在地方任职，但也对整顿吏治建言上疏，顺治六年（1649年），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顺治八年（1651年）“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康熙六年（1667年），为解决部门繁琐，做事拖沓之弊，上疏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于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体现出姚文然在官员管理和部门工作效率方而的见识，具有先进性。
《姚氏先德传》中记载“漳州案牍，甲于全闽”，积压了很多长期案件，姚棻任知府，发布公文檄下属诸邑，令其在每个案件上注明承办官吏之名和日期，不能推诿，“由是官吏振作，尘牍皆清”。姚棻在任福建巡抚之时，福建省的吏治久疲，姚棻查检各院司积案，有三千多件，遂严加治理，力督各道府，吏治为之一振，“五月而结者十之六”。
河西县东、南、北三境皆食琅井盐，独县西食黑井盐，路远而且价格贵，有人偷买琅井盐，就指责其为私盐，乡民怨声载道。姚淮力请上官，改革盐法，河西百姓皆颂歌赞扬。
矿厂税缺，姚淮奉檄监税，刚到矿厂，商人就按照原本的陋规，送给嘉湖公三百金，姚淮坚决拒绝，并问商人，每年像这样的费用有多少，商人答说按照惯例约有五千金。姚淮叹说，正是因为这样，矿税才缺啊！之后，姚淮尽革此种行贿陋习，矿税不仅足额，而且还多出两千。商人都赞曰“清官”。
姚淮任重庆府同知时，下令革除土司承应的陋规，有酉阳土司冉光垣，仍然循例送给嘉湖公千金，被嘉湖公拒绝，并将其检举出来。
姚文焱任江西峡江县知县时，锐意改革利弊，峡江县原设里长征粮，城中又设保户督里长，这些里长、保户借督缴钱粮之机，在乡民家中作威作福，每年敛费数千金。姚文焱力革之，废除里长、保户，乡民自输其赋。郡守听闻之后，下令列县皆推行此法，峡江百姓刻石碑记之。
各地辖区之内，多有势力强大之人，或为富甲一方者，或仰仗政治势力，常常仗势欺民，为地方之害，姚氏族人任府县之官，多能不为强权，为民争利。
姚文燮在建宁府时，耿继茂建藩，其手下多仗势欺民者，往往借给百姓钱财，而强夺其妻女来偿息。姚文燮揭发其罪行，并且自己捐钱代为偿还，民妇得归者数百人。又有耿继茂手下戚某尤为横行，欺压百姓，百姓告与郡守，郡守怯懦，反被戚某侮辱。姚文燮自请处理此案，执法加倍，“自是藩人敛迹”，百姓称赞。
雄县之地近京畿，土地肥沃，旗人多囤占为旗地，民不敢争，姚文燮为民争之。旗人请于户部，户部司官到后，牵绳量地，绳子所图之地，民不得耕种。姚文燮拔刀断绳，言辞坚决，不过几日，便有诏退地还民。足见姚文燮对百姓利益的维护。
新兴州东山土目施国良，强占乡民的坟地，将假冢置于民墓之边，反而状告乡民侵占，令乡民迁葬。姚淮时为河西县知县，乡民无法，越境求于姚淮，姚淮打开墓冢，勘验其真假，得施国良欺压乡民的证据，遂告知新兴州州官，以法治施国良。
河西县有海金寺，寺僧凭借有权贵撑腰，淫凶欺民，为河西县一害，历任知县因顾及权贵，皆隐忍纵容。姚淮亲自往寺中查其罪行，正逢寺僧调戏妇女，姚淮怒而将其抓捕，痛杖之后将其流放。
陕西朝邑县的田地在黄河东面，皆是黄河古岸，原本距蒲州门只几里，后来黄河改道，西迁数十里，朝邑县民便渡河耕种。每到收获之时，山西蒲州乡民便伺机收割，引起朝邑县民的不满。每年双方都发生械斗，从明朝嘉靖年间便是如此，各种案件屡屡发生，死伤不计其数。而陕西、山西两省自巡抚一下官员又都各自袒护，往来文书互相驳斥质问，但是都没有解决朝邑县民的问题。姚士塾时任朝邑县知县，力请两地官员一同勘察，当时两地聚集者上万人，争论不止，姚士塾大声抗议说：“秦晋民健斗，而官复激之，咎在官。杀戮近百年矣，仁者不为也，今能和衷以谋善后乎？”众人才安定下来，姚士塾接着为朝邑县民争到：“蒲人死不恤，争界于河，以曲朝邑；设河身再西，越朝邑县治而去，将县治亦蒲有之乎？赋若干责办朝邑，而蒲人坐收无赋之利。以此言之，曲在蒲。”诸官皆认为姚士塾言之有理，蒲州官员与乡民而露愧色，于是按照姚士塾所画的界限植柳树作为标识，朝邑县民皆赞颂姚士塾的行为。
参与军务、抗击来犯之敌
明末清初和清朝中后期，战乱不断，姚氏族人不仅文治，还有武功。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起，十三年，姚文然建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悉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圣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秦中已经平定，独平凉未下，姚文然建议说：“从此进讨湖南，兵势有余，请停调蒙古、关东兵，而益坚招抚，明大信，以徕平凉。”姚文然虽不是武将，但是对军情的分析却十分得当。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叛乱，南康兵溃，贼兵距江西德安县城只有十里，当时城中士兵只有四十人，百姓大乱，四处逃散。姚文燕与把总魏九功商议用智取。于是将兵全部调至南城门，裂被帛代旗，树火把数百炬，让兵民齐呼。火光之中，呼声震天，贼兵疑援兵已至，遂退兵。不到十日，大军来援，姚文燕带领兵民与援军夹攻贼军，大破贼兵。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借口林则徐虎门销烟一事，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攻陷厦门、定海等多地，在此期间，英军多次进攻台湾，台湾人民在姚莹的带领下，打退了英军，取得了抗英保台的胜利。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十八日，英军一艘双桅船到台湾海域进行窥伺，姚莹与台湾总兵达洪阿接到警报后，即刻派船进行阻截，对英军的挑衅予以坚决还击，迫使英军逃逸。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军又派三艘三桅船来台窥伺，见台湾军民有备，不战而退。同年八月十五日，英舰纽布达号入侵鸡笼海口。次日炮轰二沙湾炮台，炸毁兵房。姚莹亲自督战，参将丘镇功等发炮回击，正中敌舰桅杆，绳索断落，来犯者仓皇败退，时正值海水涨潮，英舰撞击到礁石之上，来犯者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台湾官兵和义勇驾船追杀。共打死来犯者32人，生擒“黑夷”133人，获大炮十门，还有书籍、图册等。这场胜利振奋了守台军民，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五日，英军又派船侵入鸡笼口外，声称要赎回前次被俘人员，姚莹、达洪阿不予理会。十三日，英军闯入港内，猛烈轰击二沙湾、三沙湾营房和守军炮台，台湾守军开炮予以还击。十九日，英军见台湾兵勇众多志坚，久攻无效，又逃逸遁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三十日，五艘英舰又伺机侵扰大安港，并且串通内奸，企图登岸入侵。姚莹一方面命人带领官兵驰往堵御，一面在土地公港设下埋伏。英军看到大安守备森严，调头驶走。巡检高如春和谢得琛密令渔民周梓等人与敌舰上的内奸用土音招呼，诱英军从土地公港驶入，敌舰不知是计，在驶进土地公港时，遇到暗礁搁浅，先前埋伏的官兵奋起进攻。这次大捷，共缴获大炮十一门，腰刀十把，鸟枪五杆，破毁敌船一艘，打死来犯者几十人，生擒四十九人。朝廷闻知此捷，下诏嘉奖姚莹，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在姚莹带领下，台湾军民抵御了英国侵略者的多次进攻，守卫住了台湾，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姚莹是抗英保台的功臣。
明清代桐城麻溪姚氏族人的文化成就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是清代著名的科举家族，在科举仕宦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姚氏家族还是清代著名的文化家族，文化名人辈出，文化成就突出。姚氏家族以科举仕宦起家，重视对子孙的教育，但是姚氏家族并不只是将教育局限在与科举有关的方面，姚氏族人不仅是在科举功名方面颇有成绩，而且潜心研究学问，出现了像姚鼐这样的文学大家，开创了桐城派，姚氏族人是桐城派的骨干，在古文、诗歌方而在清代独树一帜。
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引清人乔损庵言：“国朝自康雍以来，父子祖孙踵为大儒，著书之多，赓续至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历三百年而未有已，则未之前闻。求之史籍，亦罕其匹。”可见姚氏家族的著述丰富。据统计姚氏族人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理学》者1人，《儒林》者8人，《文苑》者19人，《艺文志》共收录姚氏族人著作102种。现将麻溪姚氏家族的著述情况整理胪列表如下：
序号 | 姓名 | 世系 | 著作 | 功名 | 官职 |
1 | 姚 旭 | 五 | 著有菊泉集 | 进士 | 出仕 |
2 | 姚希颜 | 八 | 著有四书醒义、伏生经书、寻乐子集 | 郡庠生 | 无 |
3 | 姚自虞 | 九 | 著有白石山吟、墙壁语助、澄心子杂说 | 岁贡 | 无 |
4 | 姚实虞 | 九 | 著有四箴堂诗文集、易经辨伪、三礼辨通、四书折衷 | 无 | 无 |
5 | 姚之莲 | 十 | 著有易释义、四书旁通、过江诗集、漱艺堂古文 | 郡庠生 | 无 |
6 | 姚孙枚 | 十一 | 著有白鹿山诗诗集、虚受轩文集、四书补义、子史辨证 | 无 | 无 |
7 | 姚孙棐 | 十一 | 著有亦园诗集十卷 | 进士 | 出仕 |
8 | 姚孙森 | 十一 | 著有可处堂诗集 | 岁贡 | 出仕 |
9 | 姚文然
| 十二 | 著有疏稿八卷、文集十卷、诗集十二卷、白云语录六卷、杂著十二卷并行于世 | 进士 | 出仕 |
10 | 姚文鳌 | 十二 | 著有左传疏解、春秋题义、难艺集、宝间斋集、同声堂文集 | 邑庠生 | 无 |
11 | 姚文燕 | 十二 | 著有春草园诗钞一卷 | 进士 | 出仕 |
12 | 姚文默 | 十二 | 著有松舫诗集、含翠亭诗集、摘迥堂文集、存朴堂经解、地理纂要、南崖杂俎 | 岁贡 | 出仕 |
13 | 姚文燮 | 十二 | 著有史论二十卷、羹湖文集十二卷、诗选十卷、泳园诗集、昌谷诗注四卷、龙眠诗传 | 进士 | 出仕 |
14 | 姚文勋 | 十二 | 著有丹枫诗集四卷 | 拔贡 | 无 |
15 | 姚文荧 | 十二 | 著有花岑集 | 监生 | 出仕 |
16 | 姚 焜 | 十二 | 著何处斋诗稿、处斋文稿 | 举人 | 出仕 |
17 | 姚膚功 | 十三 | 著有金台萍庐集 | 附贡生 | 无 |
18 | 姚士藟 | 十三 | 著有瞻云草、南归草、馀斋诗集、泳园文集、泳园诗集十二卷 | 进士 | 出仕 |
19 | 姚士暨 | 十三 | 著有兹园诗集二十四卷 | 廪贡生 | 出仕 |
20 | 姚士堂 | 十三 | 著有云怡阁文四卷、诗八卷 | 举人 | 出仕 |
21 | 姚士基 | 十三 | 著有清聚山房诗集八卷 | 举人 | 出仕 |
22 | 姚士陛 | 十三 | 著有空明阁集四卷、空明阁诗馀一卷 | 举人 | 出仕 |
23 | 姚士對 | 十三 | 著有馀山诗文集 | 郡庠生 | 无 |
24 | 姚士珍 | 十三 | 著有四书析疑、咏花轩诗集、长啸草堂文集、春秋世系图说 | 庠生 | 无 |
25 | 姚士坚 | 十三 | 著有不可不可录等书 | 廪贡生 | 出仕 |
26 | 姚士至 | 十三 | 著有颂嘉草堂诗集四卷 | 监生 | 出仕 |
27 | 姚士蕃 | 十三 | 著有春秋指南 | 增生 | 无 |
28 | 姚士重 | 十三 | 著有无狭居诗文集十二卷 | 拔贡 | 出仕 |
29 | 姚士在 | 十三 | 著有蓼溪诗文集六卷 | 监生 | 无 |
30 | 姚士奎 | 十三 | 著有如舫斋诗存 | 邑庠生 | 无 |
31 | 姚孔钅閠 | 十四 | 著有华林庄诗集 | 廪贡生 | 无 |
32 | 姚孔锌 | 十四 | 著有葭斋集十卷、抱影轩诗选二卷、南陔诗选二卷、叱驭集一卷、心香斋诗选二卷 | 庠生 | 出仕 |
33 | 姚孔钦 | 十四 | 著有桃溪诗集一卷 | 监生 | 无 |
34 | 姚孔硕 | 十四 | 著有黄鹤山樵诗集、几亭文集 | 举人 | 出仕 |
35 | 姚孔鎡 | 十四 | 著有守谦堂诗集、锦亭文集 | 无 | 出仕 |
36 | 姚孔鋠 | 十四 | 著有小安乐窝诗集 | 进士 | 出仕 |
37 | 姚孔鏞 | 十四 | 著有西畴集五卷 | 贡生 | 出仕 |
38 | 姚孔鉎 | 十四 | 著有润轩诗集 | 邑庠生 | 无 |
39 | 姚孔釴 | 十四 | 著有纪元大略一卷 | 举人 | 出仕 |
40 | 姚孔鋮 | 十四 | 著有蛟馀集、形家汇览十卷 | 监生 | 无 |
41 | 姚孔錈 | 十四 | 著有履谦堂诗文集、五经源流类纂、醒世箴言、吴兴续增家训 | 监生 | 无 |
42 | 姚孔鈵 | 十四 | 著有西堧诗钞十卷 | 廪生 | 出仕 |
43 | 姚 铃 | 十四 | 著有葭斋诗集十卷 | 附贡生 | 出仕 |
44 | 姚钅爵 | 十四 | 著有橫岑诗集 | 岁贡 | 出仕 |
45 | 姚虞初 | 十四 | 著有惺庵讲义 | 无 | 无 |
46 | 姚 時 | 十五 | 著有隐夫文集 | 无 | 无 |
47 | 姚兴沆 | 十五 | 著有桐花轩诗集四卷、梁园游草一卷 | 附贡生 | 无 |
48 | 姚建 | 十五 | 着有汲华轩诗集四卷、芳草吟一卷 | 监生 | 无 |
49 | 姚兴泉 | 十五 | 著有一枕窝诗集三卷、雨中消夏录二卷、续靷编制艺、石门游草文艺 | 增生 | 无 |
50 | 姚兴滇 | 十五 | 著有基城集 | 监生 | 出仕 |
51 | 姚兴礼 | 十五 | 著有海藏诗集 | 岁贡 | 出仕 |
52 | 姚兴溡 | 十五 | 著有彚香轩诗集 | 增贡生 | 无 |
53 | 姚兴麟 | 十五 | 著有五经经解、梦笔山房诗文集、子史释疑 | 增生 | 无 |
54 | 姚 范 | 十五 | 著有援鹑堂文集五卷、诗集七卷、笔记五十卷、南春笔记四十六卷 | 进士 | 出仕 |
55 | 姚兴泶 | 十五 | 著有晚香堂遗诗一卷 | 举人 | 出仕 |
56 | 姚培致 | 十六 | 著有茧丝集 | 增生 | 无 |
57 | 姚 棻 | 十六 | 著有铁松随笔二卷、蒙求草二卷、居官要语训子录一卷、恭寿堂诗文全集八卷、慎轩诗稿 | 进士 | 出仕 |
58 | 姚 鼐 | 十六 | 著有三传补注四卷、九经说十二卷、惜抱轩文集十六卷、续集十卷、诗集十卷、惜抱轩笔记四卷、惜抱轩法帖跋一卷、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五七言近体诗钞八十卷 | 进士 | 出仕 |
59 | 姚支本 | 十六 | 著有壮游草 | 监生 | 出仕 |
60 | 姚支莘 | 十六 | 著有尧民诗钞二卷 | 廪生 | 无 |
61 | 姚 双 | 十六 | 著有香雪草堂全集 | 邑庠生 | 无 |
62 | 姚 甡 | 十六 | 著有瑞岐楼诗集 | 监生 | 无 |
63 | 姚觐阊 | 十七 | 著有乡门诗稿、爱春轩随笔十二卷、桐城科名录十卷、豫章四考四卷、心影山房续稿四卷、爱春轩诗草二卷、卿门诗稿四卷、桐城诗萃三十二卷 | 增贡生 | 出仕 |
64 | 姚 恩 | 十七 | 著有培桂軒诗集 | 监生 | 出仕 |
65 | 姚 宪 | 十七 | 著有問漪詩存一卷、文存一卷 | 邑庠生 | 无 |
66 | 姚景衡 | 十七 | 著有思复堂诗文编、楚词蒙拾 | 举人 | 出仕 |
67 | 姚宜庆 | 十七 | 著有红杏山庄诗集 | 无 | 出仕 |
68 | 姚元之 | 十八 | 著有竹叶亭杂记十卷、使沈草小红鹅馆集 | 进士 | 出仕 |
69 | 姚柬之 | 十八 | 著有漳水图经、连山厅志、易经兼义遗稿、有倣日知录、伯山日记、姚伯山先生全集 | 进士 | 出仕 |
70 | 姚 莹 | 十八 | 著有东溟文集六卷、外集二卷、后湘诗集九卷、二集五卷、续集七卷、东溟奏稿四卷、东槎纪略五卷、识小录八卷、寸阴业录四卷、康輶纪行十六卷、姚氏先德 传六卷、中复堂全集 | 进士 | 仕 |
71 | 姚葆恒 | 十八 | 著有韫珊仙馆诗集 | 无 | 无 |
72 | 姚 兆 | 十八 | 著有匪莪轩诗集 | 无 | 出仕 |
73 | 姚维藩 | 十八 | 著有冚青诗选一卷 | 进士 | 出仕 |
74 | 姚世恩 | 十九 | 著有金陵水道图考、临危题壁绝命诗 | 监生 | 出仕 |
75 | 姚 济 | 十九 | 著有弧三角说约、楕圆证合、字母贯珠等书 | 邑庠生 | 无 |
76 | 姚思赞 | 十九 | 著有酌言炳烛杂记、怀玉山房诗文稿 | 增生 | 无 |
77 | 姚天桪 | 十九 | 著有幻影軒詩集 | 监生 | 出仕 |
78 | 姚濬昌 | 十九 | 著有读易推见三卷、叩瓴琐语十卷、幸余求定诗稿十二卷、五瑞斋遗文一卷、诗续钞九卷、慎终举要一卷、慎终举要一卷 | 监生 | 出仕 |
79 | 姚 润 | 十九 | 著有清远轩诗集 | 监生 | 无 |
80 | 姚 铭 | 二十 | 著有晚香轩诗集 | 监生 | 无 |
81 | 姚永锡 | 二十 | 著有宜荊草堂诗集 | 无 | 出仕 |
82 | 姚庆龄 | 二十 | 著有泼翠草堂诗草 | 无 | 无 |
83 | 姚 明 | 二十 | 著有养粹轩诗文稿 | 邑庠生 | 出仕 |
84 | 姚永楷 | 二十 | 著有远心轩诗钞二卷 | 邑庠生 | 出仕 |
85 | 姚永概 | 二十 | 著有慎宜轩诗集八卷、文集十二卷、杂著数十种 | 举人 | 无 |
86 | 姚永朴 | 二十 | 著有蜕私轩集五卷、读经记三卷、素园业稿六卷、史学研究法一卷、文学研究法四卷 | 举人 | 无 |
由上表可以看出，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著述情况具有一下三个特点：
第一，世代有著述，清代多于明代。从上表可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从第九世开始，到第二十世，每代都有著述，而且清代的著作明显多于明代。上表列举了姚氏族人86人，其中明代的仅有8人，姚孙枚、姚孙棐、姚孙森三人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其余都为清代的，可知姚氏家族在清代的文化成就要明显高于明代。
第二，从世系上来看，著有著述者世代分布前多后少，略有波动。根据上表，第十二世有8人，第十三世有14人，第十四世有15人，第十五世有10人，第十六世有7人，第十七世有5人，第十八世有6人，第十九世有6人，第二十世有7人。可见，麻溪姚氏家族从第十二世到第十五世，人数最多，从第十六世开始人数下降，到第二十世略有回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统计不全，资料可能记载不详，造成有些人没有记录在内。另一方面可能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清朝中后期社会危机加深，安徽地区多有动荡，造成姚氏族人无力著述。
第三，从著作情况上来看，麻溪姚氏家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姚氏家族的著述以文集、笔记为主，但是诗集的数量也很多，约有78种，可谓数量庞大。除了这些以外，有关于理学方而的，如姚鼐的《三传补注》、《九经说》，姚士珍的《四书析疑》，姚文鳌的《左传疏解》、《春秋题义》等。有关于地理考据方而的，如姚柬之的《漳水图经》，姚世恩的《金陵水道图考》等。还有的是姚氏族人前人的著作编辑成书的，如姚觐阊的《桐城诗萃》，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可见姚氏家族的著作类型丰富多样。
从上表可以看到桐城麻溪姚氏五服之内，巍科迭兴，卷帙浩繁，历世荣显，代不乏人，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宏伟可观的人文景观。而表中人物亦不乏明清之际学界文坛颇具影响者，如十一世姚孙榘工韵语，朱彝尊《明诗综》、张豫章《四朝诗》、陈田《明诗纪事》均载其事、录其诗；姚孙森为诗有“钱刘”风概，与同里方拱乾、蒋臣等有“龙眠六骏之目，名重一时，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即选其诗多首；十二世姚文然官至刑部尚书，以匡主救时为己任“诗词渊雅绝伦，久为艺林传诵”。
姚文然从弟姚文燮同样以诗书画鸣于时，以易学魁乡会，颇为王士祯、朱彝尊、李长祥等艺林大佬所器重。其《壬寅诗自序》最能表现他的诗学思想，云：客曰：“子之才人所共见，至于理犹未穷焉。”世岂有不穷理而能诗者哉？嗟乎！天下事无一不根诸理，无理无所为诗，然往往论诗而求理者，其去理愈远，此非惟不可与言诗，并不可与言理也，以诗不必言理而理自具也。诗此有情与法耳，而深于诗者，第言情并不乐法，盖情至而法见焉。分言情与法，执言理者均失矣。情能藏法，法能宣情，惟才能用情与法，情深入而不能出，与浩渺飘忽而不能制，纵横驰突而不能收，失于法也，并失于情，实才不足以胜之耳。如情本多也，数字括之，而不见少；情本尽也，一句止之，而觉有余，甚至连篇累什，纚纚千百言……情有不能自主，而一一有以主之者法也，才为之也，故屈以之伸，离以之合，旧使之新，俚使之雅。而以法生情者，情即生法，蛩吟非俭，獭祭非袭，房中非亵，神仙非诞。雕龙绣虎，岂日华侈？牛鬼蛇神，毋嫌诡谲。古今才人虽不一类，然惟真才人乃真理学也。曾有诗人而不穷理者哉？抑不能不名为才人而可名为诗人乎哉？……今夫听讼之才，一则曰：能执法；一则曰：能得情，爰知出入惟谨，恐违于情而戾于法也。诗律之于刑律，无二律也，即无二理也。少陵云‘垂老渐于诗律细’不独为近体言也，诸体皆有律，少陵其洵深于情者哉？
上文可以看出，姚文燮的诗学思想是以传统的诗学观念为基础，以其别具一格的“性情论”为核心的，并且强调应有所寄托；而这一思想实质上又是其解读李贺诗歌的理论依据。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是和其家族学术传统、与当地的其他家族（如桂林方氏）的交往、桐城前辈的诗歌主张等多方面因素分不开的。桐城在明末清初时，各大家族出现了很多的诗文名家，他们之间难免会有相互影响，桐城姚氏和桂方氏之间的交往就很多。姚文燮与其中方拱乾父子、方文、方以智等人就有交往，方拱乾曾为《昌谷诗注》写序；而姚文燮的母亲则是方孝标的姑母，方孝标曾写过《贺姑母姚太孺人诰封序》等文；方文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在姚文燮的《无异堂文集》中，每文后有其师友的评语，而其中《昌谷诗注自序》后有“方尔止曰”的评语，方尔止即方文，或可说明姚文燮与方文有过交往；姚文燮又曾为方羽南《易荡》、方以智《通雅》付梓刊行并序。桐城方氏家族自明代就以理学传家，方孝标治《易》，并极力赞扬程朱理学。而就《昌谷诗注》所用的注解体例而言，并不同于训释名物字词的章句之学。汉学长于训诂，宋学长于义理，这早已成为公认的看法。姚氏的《昌谷诗注》多用散文式的语言进行疏解，训诂名物并不多见，可见其旨在于探索其中的义理。
麻溪姚氏家族除了著述丰富之外，一些姚氏族人在书法绘画方而颇有造诣。《皇清书史》中收录了姚氏族人8人，分别为姚孙森、姚孙棐、姚文然、姚士陛、姚孔嶔、姚鼐、姚柬之、姚訏，说明这几人在当时已是比较著名的书法家了。姚士陛，“书仿赵吴兴，神骨逼肖”；姚孙森，“张英曰书法朗润高秀”；姚柬之，“书学坡翁，胜廌青总宪(指姚元之)远甚”。尤其是姚鼐，书法造诣很高。姚鼐的书法，以草书和行书著称。清代著名书法评论家包世臣评价姚鼐的草书和行书为妙品与逸品，并且认为邓石如、刘墉和姚鼐的书法作品是清朝第一。此外，姚元之的隶书和行草亦为佳品。
麻溪姚氏家族在绘画方面代表主要是姚文燮和姚元之。姚文燮，“优于绘事，山水树石，虽问道于一峰老人，而用笔简贵，设色淡雅，望而知为逸品。盖根底深厚，随意点染，别有天趣。”他的画在当时就很受欢迎，“人以为宝”；姚元之在当时颇有盛名，与朱鹤年、吴大翼等并称“十六画人”，姚元之“工于花果翎毛，落笔苍如石田翁，亦画山水，近华秋岳，寥寥数笔，精妙入神。”《清代画史增编》中也评价他“兼工人物、花卉、果品，均不袭前人窠臼，别有机杼，妙在不经意处尤得生趣，由其天分胜也。”
除上述这些人外，姚氏家族中还有一些人工于书画，只是不具名气，在《桐城麻溪宗谱》中略有记载。可见，姚氏家族在书法绘画方而也有突出的成就。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姚鼐最先打出桐城派的旗号，并且将其发展壮大，是桐城派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康熙年间，方苞名重一时，刘大櫆继之，姚鼐少时随刘大櫆受古文法，因三人同为桐城人，所以世人称为“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三祖”，但是方苞和刘大櫆并没有提出“桐城派”这一个旗号，可以说，桐城派是姚鼐一手创建的。
姚鼐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学家，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中古文诗歌成就最卓著者，其文备受推崇，“古文名天下，嘉庆后言古文者，必以先生为归”。姚鼐少时受古文法于刘大櫆，然不尽用其法，《清史列传》中称“其论文根基于性命，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氏（方苞），而理深于刘氏（刘大櫆）焉。”可知姚鼐之文有其自己的理论和特色。
姚鼐古文特色表现为雅洁、醇古、富有神韵。“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司马迁、韩愈”，“古文淳古，简净纡徐”。张维屏亦谓：“惜抱文集，乍阅之后不甚可喜，再三阅之，淳澹简质中有义有法，自是古文正宗。”
姚鼐之文大都收录在《惜抱轩文集》和《惜抱轩文后集》中，《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章176篇，其中碑文、墓表、权厝铭共41篇，传12篇，祭文5篇，记文24篇：《惜抱轩文后集》十卷，文章138篇，其中传13篇，寿序8篇，记12篇，墓志铭、碑文、墓表、神道碑文53篇，祭文1篇。可知人物传记在其中占大多数，在姚鼐古文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姚鼐在辞官南归后，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云：“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又云，“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贵。”
此文可以是看作“桐城派”的宣言。文中先是记述了借程晋芳、周永年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赞语，然后引用方苞对刘大櫆的赞誉，建立其方苞与刘大櫆之间的联系，随后又记叙了自己少时跟随刘大櫆学习古文的情形，以此建立起“方苞→刘大櫆→姚鼐”这一古文传承关系。文中虽未提及“桐城派”这一名称，但是“桐城派”已经呼之欲出了。
随后姚鼐又编纂了《古文辞类纂》，为了指导学生如何创作古文，而编的古文选本，是一部教授古文的教材。全书共七十五卷，因书名叫“古文辞”，所以不只包括古文，还有辞赋。全篇选自战国至清代的古文和辞赋共713篇，并将其划分为十三类，分别为：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又“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同时将入选之文按年代先后编次。这种编排显示出姚鼐自己独特的分类方式，如将游说表、奏、议、疏、辞令、上书、封事、札子等合为奏议，将贾谊的《过秦论》、韩愈的《原道》、王安石的《复仇解》等都归为“论辨”类。
从选取的文章来看，姚鼐先选秦汉古文，接之唐宋八大家，然后明选归有光，而清选方苞和刘大櫆。选取方苞、刘大櫆，是为了表明方苞与刘大樾的正统地位，虽未选取自己的文章，但是表明自己上接方、刘，这样就建立起从秦汉至清的古文体系，也就建立起桐城派文系，并且表明了桐城派是接秦汉唐宋的文章正统。
姚鼐在其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八要素”说，《古文辞类纂》就是按照这一标准来选取古文的。着重选录了《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以及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槐等人的古文，所选之文精当丰富。
全书的序言，不仅提出了“八要素”说，而且介绍了所收文章的分类，以及各类文体的特点和义例，起到了说明编辑旨趣的作用，集中体现了姚鼐的文学理论和思想。每类作品之前有引言，介绍该类文章的源流、特点等，最多二百字，言简意赅。对于作品或有评价，论语精当，多切中要害，有其独到的见解，有所创见，可以体现出姚鼐深厚的文学功底。
姚鼐通过《古文辞类纂》一书，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此书并不是简单的古文汇编，而且将自己的“义理、考证、词章”，“八要素”说以及“阳刚阴柔”说的文学理论蕴于其中，通过对这些选文的选取和点评，来体现自己的文学思想，使得姚鼐的古文理论借由此书得以推广，同时也促进了桐城派的扩大与传播。
《古文辞类纂》作为一本古文教材，提供了古文写作门径，成为时人学习古文辞的范本。此书开始一直以手抄本流传，直到嘉庆末才于粤东刊行。在此前后近四十年间，学子们相继传抄，由扬州至金陵，至闽粤，终至全国，曾国藩说：“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可见此书的流行。
世人对此书评价都颇高，《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此书：“超然远识，古雅有法，奄出历代选本之上，为六经以后第一书，尤为海内传诵，世之欲学文者，不由是而进之，譬由行荆棘而弃康庄，欲至国都不可得也。”吴汝纶谓：“二千年高文略见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部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评价如此之高，说明此书确实具有较高的价值，影响深远。而且如今看来，此书也可看做是古文赏析之作，对于学习古文是很有帮助和价值的。
此外，姚鼐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学说，“八要素”说和“阳刚阴柔”说，而这一体系也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体系。这些文学理论，不仅为桐城派文人提供了创作的方法和原则，也使得桐城派更加系统化，更具有整体性。而且姚鼐雅洁的文风也影响了桐城派的文风，桐城派后人对姚鼐的为文风格尤为推崇，桐城派文人大都为清正雅洁的风格，追求言简有序、纯净秀美，而这种风格也成了桐城古文的重要特征。
姚鼐辞官后，在书院教学数十余年，通过教授古文法，使桐城派发扬光大。先生在书院讲学，生徒众多，“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俊，自达官以至学人士，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之大。弟子中不少人都成为桐城派名家，像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刘开、姚柬之、姚莹等皆有盛名，“门人守其经学，为诗、古文者十数，辈皆知名”。而且后人私淑姚鼐者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曾国藩，“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可见先生对其影响。通过姚鼐的讲学活动以及《古文辞类纂》的传播，桐城派古文法由江南传至全国，桐城派得以发扬光大，桐城派能够如此兴盛，姚鼐功不可没。
结语
“岂知奕叶盘根大，箫鼓朱旗岁岁同”这是姚文然对隆盛的麻溪姚氏家族景象所作出的诗意表达。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从耕读之家能成为清代著名的科举家族、文化家族，与姚氏族人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家族教育还是经济基础，这些都只是外部条件，能不能取得科举功名，能不能有所成就，这些还要靠个人的实力。在清代，科举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要在这种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史料中多有关于姚氏族人刻苦读书的例子。姚氏家族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数之多，足以证明姚氏族人为之付出努力之巨。而在治学创作上更是依赖个人自身的努力，无论关于经学的研究，还是在古文、诗歌上的创作，都能看出姚氏族人在文化上的坚持与追求。正是因为姚氏族人个人的努力，才换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在科举和文化上的成就，也正是借助这些姚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姚氏家族才得以名扬天下，对当时乃至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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