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古称“桐国”,因其地适宜种植油桐而得名。桐城接江趋淮,河埠陆驿自古车水马龙,素有“七省通衢”之称。桐城位于安庆市北部,东邻庐江、枞阳(1955年7月1日枞阳从桐城划出,更名为枞阳县。)两县,西连潜山县,北接舒城县,南抵怀宁县和安庆市区。今安徽省桐城市,属安徽省安庆市地区。唐至至德二年(757年),才开始称为桐城县,沿用至今。清初桐城隶属于江南省安庆府,康熙六年(1667年),改属安徽省安庆府。根据《康熙桐城县志》记载,该地区内有山53座,河流24条,如龙眠山、投子山、岱鳌山、浮山等,山川秀丽,风景如画。同时桐城又有很深的文化传统,民风淳朴,尊师重教,可以说是人文之邦。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正是生活在这个“山川文物甲于南邦”之地,麻溪姚氏家族本籍浙江余姚,宋元德佑间(1275-1276)始迁至桐城。根据《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记载,姚胜三为麻溪姚一世祖,德佑癸巳间时,胜三公随父官安庆,居住在大有乡之麻溪(今属安徽省枞阳县境内,主体部分在钱桥镇境内,发源于县北桐城庐江枞阳三县(市)交界处的岱鳌山。),故被称为麻溪姚氏。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主要世系
为广大门庭,姚氏先祖虽能秉持中国古代传统的“耕读传家”的生活理想,以孝义为家训警策后人,但四世之前门第尚显单薄。《桐城麻溪姚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记载,麻溪姚氏家族前四世没有科名、仕宦人物,姚鼐在宗谱序言中说到“吾祖先世,本于田农”,但是家境殷实而且重视教育,五世姚旭,在首创宗谱的序言中说“府君生五子,旭居四,知可教,遣入邑庠”。姚旭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这是麻溪姚氏家族中的第一个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从此姚氏家族登科入仕者不绝,家族开始兴盛,“姚氏之族,至参政始大”,从此“名哲继踵,遂为世家。”
第六世到第九世,麻溪姚氏家族中没有取得科举功名者,也没有出仕为官者。其中,对家族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第八世姚希廉,正是姚希廉由于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才使得其四子皆入官学,“两孙皆第进士,遂世其家为显族。”
第十世到第十一世是麻溪姚氏家族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科举功名者和出仕为官者开始增多。如第十世姚之骐,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湖广湘潭令,治行有循声,民为谣曰“只饮湘潭一口水,不染长沙半点泥”,入祀“乡贤”;姚之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福建海澄令,加按察司副使衔,入祀“乡贤”;姚若水,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刑科给事中,仕至广西布政使参政;第十一世姚孙榘,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湖广荆南道参议,兼按察司副使,入祀“乡贤”;姚孙棐,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职方司主事,入祀“乡贤”。这一时期,为姚氏家族以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第十二世是麻溪家族人才辈出的一代。姚文熊,康熙六年(1667)进士,陕西阶州知州;姚文烈,顺治八年(1651)举人,云南楚雄府知府;姚文然,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卒,赐祭葬如礼谥“端恪”,入祀贤良祠,专祠本邑;姚文燕,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江西德安令;姚文焱,康熙八年(1669)举人,江西峡江令;姚文燮,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云南开化府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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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世不仅宦绩斐然,而且多有著述。姚文烈、姚文勋、姚文然兄弟皆能文章,有“江北三姚”之称;姚文然、姚文鳌、姚文焱、姚文燮又有诗名,时人称为桐城“潜园十五子”,姚氏居四;姚文燮“告归后,以诗画自娱,皆有名”,朱彝尊有诗称云“画手前身李伯时”(李公麟)。马通伯其昶赞到“阶州、峡江同时并峙,姚氏人文蔚然盛矣”(阶州文熊,峡江文焱)。可以说第十二世是麻溪姚氏家族的一次高峰,为姚氏家族积累了深厚的底蕴。
第十三世到第十五世,麻溪姚氏家族以文人为主,著述颇丰,如姚士坚,姚文然第三子。少聪颖,读书目数行下。能诗赋古文,年十二作《汉景帝论》,同里王大礽见之,惊为良史才。姚文然亦器之,勉以诗曰“相期读史惟今日,莫浪谈诗在少年”。著有《邵窝诗文集》八卷,入祠“乡贤”;姚士堂,姚文然次子。康熙八年(1669)举人,内阁中书。著有《云怡阁文》四卷,入祠“乡贤”;姚士藟,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右春坊右赞善,入直内廷讲官。张文端相国,亦称公“文深醇和雅,有刘子政、曾子固遗风。”著有《余斋诗集》、《泳园文集》;姚士陛,康熙三十二年(1693)举人,著有《空明阁诗集》四卷,与其兄弟姚士在、姚士封、姚士陆、姚士對“俱有声艺林,时人有“姚氏五虎之目”;姚虞初,幼承父作舟公训,研究群书,博考传注、训诂、名物制度。折衷有得,学者称之曰“惺庵先生”;其仲弟姚孔鈗亦工诗,有《入蜀滇游》二集,“纪其山川风物,怀抱清远音节,悲壮相为激发,读者悲焉”;姚孔钅閠,廪贡生,独居养志,著有《华林庄诗集》;姚孔鈵,广东惠潮嘉兵备道衔,著有《西堧诗钞》十卷;姚孔锌,赣州知府,著有《抱影轩》二卷、《心香斋》二卷等;姚孔鋠,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著有《小安乐窝诗集》;姚兴泉,以“落花一首”著名,人称“落花先生”。胡芑塘《一枕窝诗集》序曰:“姚子虚堂,慧预元经,学传红雨。生而好古,广搜邺架之奇。”著有《虚堂集》《一枕窝诗集》《雨中消夏录》,尤以词牌“桐城好”,脍炙桐城大街小巷;姚兴泶,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著有《花龛集》;姚范,乾隆六年(1741)进士,著名学者,姚鼐传其学,入祀“乡贤”,其曾孙姚莹将其遗说整理成集为《援鹁堂笔记》五十卷、《文集》七卷,《诗集》六卷。这一时期,麻溪姚氏家族文化、科举全面繁荣。
第十六世到第十八世,是姚氏家族最为鼎盛的时期。第十六世姚鼐,是姚氏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人物,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开创了桐城派,以文章闻名天下,著有《惜抱轩文集》等;姚乔龄,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嘉庆十六年(1811)殿试,授内阁中书,改湖南知县,著有《听松阁诗文集》;姚维藩,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授庶吉士,改山西石楼县知县。工诗文,清深绵丽,颇似渔洋山人。著有《天放斋诗文集》;姚羲轮,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广西南宁同知;姚棻,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广东按察司,江西、贵州、云南、福建巡抚,颇有治绩。第十七世姚景衡,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江苏泰兴知县,著有《思复堂集》。第十八世姚元之,嘉庆十年(1805)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姚元之工诗画,著有《竹叶亭笔记》十卷;姚莹,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保台抗英名臣,著有《东溟文集》、《后湘诗集》、《东槎纪略》、《康輶纪行》等,著作计约八十卷有奇;姚柬之,道光二年(1822)进士,贵州大定府知府,编有《连山绥猺厅志》、著有《漳水图经》一卷、《伯山日记》若干卷、《伯山诗文集》十八卷。这一时期,姚氏家族的文化成就达到顶峰,取得科举功名者众多,宦绩方面也多有成就。
第十九世到第二十世,这一时期处于清朝晚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姚氏家族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影响,取得科举功名者不多,出仕为官者减少。但这一时期仍有一些代表人物,如第十九世姚济,著有《弧三角说约·楕圆证合·字母贯珠》等书;姚濬昌,著有《幸余求定诗稿》十二卷。第二十世姚永概,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著有《慎宜轩文集》十二卷等;姚永朴,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著有《文学研究法》等。这一时期姚氏家族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化上,不仅著述颇丰,并且将桐城派发扬壮大,直至清末一直是清代文坛上一支重要的文派。
+ h+ g5 C- a4 B% |& G; Z. J6 g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家风
尊师重教、家学传承
桐城麻溪姚氏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并且言传身教,家学兴盛,姚氏家训就曾经教子曰“富贵在天,惟学在人”,可以说麻溪姚氏家族的成就与其尊师重教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姚氏先德传》上记载:姚希廉,有子六人皆聪慧,于是自己放弃举业,“经理田畴,千里延师以教诸子”,见到文儒,必定与之交谈,以便使儿子们博见多闻,其后四子同时入郡县学,两孙为进士。姚希廉逝后,长子姚承虞“督诸弟就学甚严,昼夜不怠。或有倦者,则策之曰‘麦饭之诗,其敢忘诸?’盖葵轩公感怀诗句也,由是诵读之声与悲号之声相间”;姚孔鈊,“事母与孀嫂以孝,抚孤侄与己子,课之甚严”;姚培致,亲自教育其孙姚柬之,凡立身行己之道,天地民物之大等等,遇事讲解,博引曲喻,大定公遂成为名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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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家族的女性也起到了教育子女的作用。张文端公英的妻子姚氏(名含章),姚孙森之女,由于教子有方,还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姚棻的父亲早亡,母亲方氏苦操抚育之,“稍长,不能从师,口授章句……公性至孝,幼时母方夫人督之甚严,及贵犹不假颜色。”;姚莹的母亲张氏,张文端公讳英后裔,“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
家风“孝友之内行”为麻溪姚氏家族文化兴盛提供了精神动力,姚莹在其《姚氏先德传·行义》中记述颇显丰富详赡,显示出麻溪姚氏家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的忠敬门风。也正是有了这种敬宗慕祖、忠信孝弟的家风,姚氏族人在对待先祖的遗言训诫时便显得无限的忠诚。
学术在家族内世代相传,称之为家学,姚氏家族特别重视家学的传承。姚自虞“少任学问,即晰精入微”,晚岁居里,“日与故旧昆弟讲授唱酌为乐;姚之蔺“博极群书,声名籍甚,以《春秋》魁南闱,其从子姚孙榘、姚孙棐两公受业其门,后先成进士”;姚孙森与子姚文焱、姚文燮皆有诗名,姚孙森“生平未尝课两君博上家言,独课以诗。即两君治博士家言有声,公顾弗问;但每见其佳句,辄向人津津诵之不置,其家学可知矣”;姚孙棐以诗名重一时,晚年隐居龙眠山中“筑颂嘉草堂,与诸子饮酒赋诗,门以内雍雍如也;姚文炱,姚孙棐第八子,“与诸兄切磨学问,才藻日发。兄龙怀公文然甚器之,屡见赏于文衡”;姚范,擅长古文,亲授姚鼐古文之法;姚鼐开创桐城派,形成自己一套古文诗辞理论,师事姚鼐的族人最多,“莹师事从祖鼐”;族孙姚元之,“师事族祖姚鼐,受诗、古文法。”;族孙姚柬之,“师事族祖姚鼐,受古文法”;姚莹又授其子姚濬昌,“子濬昌,能继家学”;姚濬昌又授其子姚永概和姚永朴,“各以所性,师而承传之”。邑人潘木厓谓:“尊师重友,吾里素有淳风”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姚氏自然懂得衣冠之望“师资源委,实以兴之”的道理。也正是可见麻溪姚氏家学从姚希廉起,代代相传,承授不断,以推动门祚之繁荣兴盛。
帮扶族人、赈济乡邑
麻溪姚氏家族从一世姚胜三起就周贫济困,《姚氏先德传》上记载姚胜三“周贫恤匮无吝,人称长者”,临逝之前还告诫子孙要孝友忠厚;姚希廉,曾经被族人以徭役困之,除夕之夜,煮麦半升,还没有煮熟,追呼者已经在家门口了,于是感慨万分,赋诗一首,称之为《麦饭诗》:“四十年来光景殊,蹉跎岁月竟如何?儿童五六饥寒迫,生计萧条事业孤。爨火烟馀蒸麦熟,柴扉掩罢听征呼。重重乐事人间有,寥落凄凉似我无。”以此来告诫诸子,他日子孙有兴者,当厚恤族人。以后姚氏族人中举者必定上冢致祭和诗一首,以记族训。
姚氏后人大都守其族训,周贫救急,帮扶族人。姚文荧,“族党贫乏,常出粟周之”;姚兴豪,“人有窘急,必竭力济之”,并教育子孙以德业为先,称之为家法;姚士黉,教导族中失学者,族人赖之,邑郊外有很多无主枯棺,姚士黉就买山埋葬,不下数百塚;姚孔嶔,精通医术,遇到族中贫困者,就暗中捐参在药剂中,不令其人知道。
遇到灾荒饥年,姚氏族人多赈济乡里。康熙十年大饥,姚文鳌梦到一神,醒来之后说这是神招他赈饥,于是鬻田设粥厂赈饥灾民,日食数千人。后又瘟疫大作,人多野死,姚文鳌多为营葬。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大饥,姚文鳌刊刻招募米粮的小帖子,让儿子沿门求募,邑人响应,所活尤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邑中两次发生灾荒,姚士至竭资助赈,带领乡贤到太霞宫粥厂料理赈饥事宜;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大饥,姚兴豪倡率捐粟平粜,“老弱全活无算”;姚永康,道光初年主持族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邑中发生涝灾,姚永康施粥平粜,救济穷困,活者甚众。
尊崇孝道 提倡守节
桐城“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麻溪姚氏家族尤其推崇宋明理学,在这种环境下,姚氏家族十分讲究孝顺父母。
在《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宗谱·姚氏先德传》和中关于姚氏孝子的记载有很多。姚孔釴,父亲病中,侍奉汤药衣不解带多年,父亲逝后办理丧事,哀恸几乎晕厥,以至失明,等到服完丧才渐渐能看见,人们认为是孝思所致。侍奉母亲吴宜人,终生如一日,自己病了都不肯离开膝下,临逝之前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并且告诫家人“无殡我于中堂,恐宜人目击心伤也”,上闻,钦旌孝子入祠;姚士黉,“性至孝,母方孺人疾,圭股和药以进。”其父姚文焱卒于京师,姚士黉徒步去迎丧,在路上的哀哭声让路人动容;姚士至,母亲江氏,姚士至以嗣子奉事,曾经在龙眠山中读书,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踉跄回乡,匆忙中掉到河中,遂感染风痹之疾,在病中仍然日夜侍奉母亲。姚士至在家中授徒,所得的束修,除了奉给江氏外,仍然供给自己的本生父母;姚濬昌,为了奉养母亲,弃官隐居十三年,后因为无资不能供养,才再出为官,“母逾八十,终于安福”。
理学讲究死守贞节,在理学气氛浓厚的姚氏家族中,寡居的女性多立志守节。姚鼐就曾撰写过《记江宁李氏五节妇事》《钟孝女传》《张贞女传》等文章,对于节妇事迹大加赞赏,可见其家风传统。以姚鼐为例,祖父姚孔锳早卒,其祖母任氏守志苦节37年。姚鼐的母亲陈氏,“雍正初进士、临海县令暠鉴女,旌节孝”。姚鼐的一女适张通理,夫卒服金死,被旌表节烈;一女适张元辑,苦节三十四年,被旌表节孝。姚鼐在《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中,描写了其姊的守节行为,加以表彰,文中写到丈夫“以忧致疾,姊割臂求以疗之,竟不起,遗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伤之甚,损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抚弱女,闭门自守,不妄见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姚鼐以其大姊之事,来说明“吾族女实多贤”。据《宗谱》上记载,姚楫之女适方宿,年二十六守节,苦节四十六年“至老邻有不见其容者”。姚文然侧室张氏,年二十二守节,苦节六十二年;姚孔釴之女适张若霦,年二十九守节,苦节五十六年“以贞节族表崇祠”;姚士莱之女适曲阜孔毓懿,夫极贫,为临淄训导,或薄之,辞曰“黔娄志也!”夫死绝食,劝之不食,曰“圣门妇,不辱名教”七日而卒,被旌表烈妇。据统计,从顺治至道光时期,麻溪姚氏家族入《道光桐城续修县志·节孝》者153人,《烈妇》者2人,《贞女》者2人。《姚氏先德传·贞节》上记载更为详细,共记载姚氏家族中烈妇53人,贞烈3人,贞女9人,节孝150人;麻溪姚氏族女中烈女13人,贞烈2人,贞女5人,节孝70人,可见其家风影响之深。
明清代桐城姚氏家族取得的科举功名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历来重视对子孙的教育,族人大都从小就入塾读书,从事举业的人员多,而且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数也多。姚莹在《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中说:“吾族自明景泰元年至今上嘉庆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进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后也。”《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上记载了明清时期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21人,其中明代7人,清代14人。《清代硃卷集成》中记载了姚氏家族中姚永概的殊卷,上面记载了姚永概一支成员的履历情况,上记有清代姚氏家族中进士者14人,中举人者30人。另外根据《宗谱》上对家族成员履历的记载和《道光续修桐城县志》中对姚氏家族中举情况的记载,加以对比统计,现将明清代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和中举人者列表如下:
明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进士功名如下:
序号 | 姓名 | 功名 | 世系 | 朝代 | 官职 |
1 | 姚 旭 | 进士 | 五 | 景泰 | 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 |
2 | 姚若水 | 进士 | 十 | 万历 | 广西布政使参政 |
3 | 姚之骐 | 进士 | 十 | 万历 | 湖广湘潭县知县 |
4 | 姚之蘭 | 进士 | 十 | 万历 | 福建按察司副使 |
5 | 姚孙榘 | 进士 | 十一 | 天啟 | 尚宝寺丞 |
6 | 姚孙棐 | 进士 | 十一 | 崇祯 | 兵部职方司主事 |
7 | 姚文然 | 进士 | 十二 | 崇祯 | 刑部尚书(清) |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进士功名如下:
序号 | 姓名 | 功名 | 世系 | 朝代 | 官职 |
1 | 姚文燮 | 进士 | 十二 | 顺治 | 云南开化府同知 |
2 | 姚文熊 | 进士 | 十二 | 顺治 | 陕西階州知州 |
3 | 姚文燕 | 进士 | 十二 | 顺治 | 山东德安知县 |
4 | 姚士藟 | 进士 | 十三 | 康熙 | 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 |
5 | 姚孔鋠 | 进士 | 十四 | 雍正 | 翰林编修、顺天乡试同考官。 |
6 | 姚 范 | 进士 | 十五 | 乾隆 | 翰林编修、顺天乡试同考官。 |
7 | 姚 棻 | 进士 | 十六 | 乾隆 | 兵部侍郎,福建巡抚。 |
8 | 姚 鼐 | 进士 | 十六 | 乾隆 | 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广东司郎中;重宴鹿鸣,钦加四品。 |
9 | 姚原紱 | 进士 | 十七 | 嘉庆 | 翰林院庶吉士,更名麟绂,长芦天津盐运分司运同。 |
10 | 姚乔龄 | 进士 | 十七 | 嘉庆 | 戊辰中式,本科殿试,内阁中书,改湖南知县。 |
11 | 姚维藩 | 进士 | 十八 | 嘉庆 | 翰林院庶吉士,山西石楼知县。 |
12 | 姚元之 | 进士 | 十八 | 嘉庆 | 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前都察院左都御史。 |
13 | 姚 莹 | 进士 | 十八 | 嘉庆 | 福建台湾知县,广西按察司按察使。 |
14 | 姚柬之 | 进士 | 十八 | 道光 | 广东揭阳知县。道光戊戌,入都召见,奉旨补授贵阳大定府知府。 |
清代麻溪姚氏家族中进士者14人,与下文列举的姚氏家族取得举人相比,这一人数明显偏少,但是清代“平均每个县有进士17人”,而姚氏一族的进士数量就将近一个县的平均水平,因此相较而言,姚氏家族的进士数量,在全国应该属于比较多的,而且其中有五人是庶吉士,分别为姚士藟、姚范、姚鼐、姚原绂、姚维藩。在清代,进士的出仕率是百分之百的,这也为麻溪姚氏家族的仕途奠定了基础。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举人功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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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姓名 | 功名 | 世系 | 朝代 | 官职 |
1 | 姚文烈 | 举人 | 十二 | 顺治 | 云南楚雄府知府 |
2 | 姚文焱 | 举人 | 十二 | 康熙 | 峡江县知县 |
3 | 姚 焜 | 举人 | 十二 | 雍正 | 荐充明史纂修,官山东宁阳县知县。 |
4 | 姚士黉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 L% h) q' t& J |
5 | 姚士陛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
6 | 姚士堂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内阁中书、武功馆纂修总裁。 |
7 | 姚士基 | 举人 | 十三 | 康熙 | 湖广罗田知县 |
8 | 姚孔釴 | 举人 | 十四 | 康熙 | 内阁中书 |
9 | 姚孔鈞 | 举人 | 十四 | 康熙 | 江西湖口知县 |
10 | 姚孔錞 | 举人 | 十四 | 康熙 | 内阁中书 |
11 | 姚孔湘 | 举人 | 十四 | 雍正 | 武进教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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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姚孔硕 | 举人 | 十四 | 乾隆 | 芜湖教谕 |
13 | 姚兴湳 | 举人 | 十五 | 乾隆 | 山西平定州判 |
14 | 姚兴泶 | 举人 | 十五 | 乾隆 | 3 J* `! V4 L' q. Y |
15 | 姚 溱 | 举人 | 十五 | 乾隆 | |
16 | 姚肇修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河南孟县知县 |
17 | 姚培焕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
18 | 姚羲轮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广西南宁同知 |
19 | 姚 登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
20 | 姚培敘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贵州黎平同知 |
21 | 姚培雯 | 举人 | 十六 | 乾隆 | , t7 o; c( I; m) O. d6 d | |
22 | 姚宋才 | 举人 | 十七 | 乾隆 | ||
23 | 姚景衡 | 举人 | 十七 | 乾隆 | 江苏泰兴县知县 | |
24 | 姚长煦 | 举人 | 十七 | 乾隆 | 庐江县教谕 | |
25 | 姚星緯 | 举人 | 十七 | 嘉庆 | 拣选仪征县知县 | |
26 | 姚长庆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定州州同知 | |
27 | 姚 焘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
28 | 姚赓庆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觉罗官学正白旗教习候选知县 | |
29 | 姚 犖 | 举人 | 十七 | 道光 | 铜陵训导 | |
30 | 姚翔之 | 举人 | 十八 | 道光 | 河池州南宁府知府 | |
31 | 姚赐履 | 举人 | 十八 | 道光 | 候选同知 | |
32 | 姚伯鸾 | 举人 | 十九 | 道光 | 高邑、宁晋、涞水等县知县 | |
33 | 姚永朴 | 举人 | 二十 | 光绪 | 清史馆纂修 | |
34 | 姚永概 | 举人 | 二十 | 光绪 | 清史馆协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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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是以科举起家,开始显盛,其后登科不断。根据记载统计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入仕者约448人,可见麻溪姚氏家族为官人数之多。而且姚氏家族世代为官,贯穿整个清代,是毋庸置疑的仕宦大族。
麻溪姚氏家族不仅为官人数多,而且仕宦政绩突出。通过史料的记载,姚氏家族出仕者,或清正廉明、体恤民情,或刚正不阿、断案公正,或发展经济、重视教育等等,文治武功,颇有政绩。姚氏家族为官者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宦绩》者35人,其中清代31人,《姚氏先德传》中《仕绩卷》记载了44位清代姚氏家族为官者的政绩,这也充分证明了姚氏家族的仕宦成绩突出。
麻溪姚氏族人的政绩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如评价刑部尚书姚文然,“其才施所不通,而于钱谷、刑律尤精。务为国家崇宽仁、惜大体,巩固基本。”为一代名臣;福建巡抚德保请调姚棻知福州府时,清高宗谕曰:“漳州一郡滨海,民俗刁悍,最为难治,其紧要数倍于福州,朕素知姚棻能事,特从湖北调任该郡,实因地择人,岂可轻于更调。”;评价姚莹,“先后所事大吏,如武陵赵文恪公(赵慎轸),安化陶文毅公(陶澍),侯官林文忠公(林则徐),皆天下名臣,争荐公,谓可大用。”
正因为麻溪姚氏族人在任职时对地方和百姓多有贡献,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姚柬之将要离开揭阳县时,揭阳百姓呈书挽留,叙姚柬之政绩,百姓德服,且引豳诗“无使公归语,以爱周公者!”相比况。时总督卢敏肃公阅之,优语批答,准其回任。四境之民,闻姚柬之复至,演剧以迎,自入境至县治,数十里不绝。先期,相商共揭示曰“合境共迎县主复任,有敢乘此为逆、报私仇、泄私忿者,通邑大小七百余村,共往洗荡之。”,可见姚柬之在百姓中的声望。自后民益驯,扰亲附强梗之俗遂化,一境宴然,商贾为通。揭民德之,建生祠以祀姚柬之。
德安县民为感谢姚文燕,在城南建祠祀之,“耆老过之,有对像陨涕者”;姚文焱在长洲任满离开时,“士民泣送者数十里”;姚士基去世,乡民听闻,皆痛哭流涕,焚香送于境外,并与栗子凹建祠,每年在姚士基去世的那天祭奠,称之为“姚公会”。一年后,又请祀名宦,姚士基遂入名宦祠;姚士塾以痺病告归。乙亥九月十二日,上御便殿曰:“姚文然好官!其子姚土塾亦好官!”冢宰熊公(熊赐履)、司马索公(索额图)、宗伯张公(张文端公英)皆对如旨。上曰:“大阿哥癸酉祭西岳回,曾以姚士塾奏朕,近安在?”张英对曰:“患病回籍矣。”上叹惜久之。姚士塾告归之后,陕西士人仍不远千里,前来看望,足见其深得民心。
这些评价和乡民的赞扬,是对麻溪姚氏族人任职作为的肯定,是对姚氏家族政绩的反映,足以证明姚氏家族在仕宦政绩上取得的成就。
总之,麻溪姚氏家族出仕者众多,这些官员虽然官职有高有低,但大都具有政绩德行,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值得称颂。
# `# W3 a. ]" L5 m" G2 o1 Z; m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族人的政绩
清代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出仕为官的人众多,桐城张廷玉家族也是清代一个大家族,乾隆时期,张、姚两家在朝廷为官者众多,当时大学士刘统勋就曾因此上疏弹劾:“臣窃闻舆论,动言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鋠等十三人。虽二姓本系桐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荐举、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以至于今,未便遽议裁汰。”因此,建议朝廷三年内禁止张、姚两家子孙升迁,后被朝廷采纳,由此可以看出姚氏家族仕宦之盛。
姚氏家族出仕为官者众多,而且政绩突出,多实惠政,造福百姓,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和赞扬。
更化民风、发展教育、修建公共工程
民风为一地风气,民风淳朴,百姓多安乐,民风刁悍,百姓则多争斗,因此更化民风是治理地方事务中重要的一方面。
湖北安陆县,民好巫术,百姓常习符咒之术,姚棻任知县时,收其徒众,严加整治,邪风一变。漳州府民,好械斗,打死人就买人抵罪。若缓治,则视法律为儿戏,若急治,则拒捕,相当棘手。姚棻则认为“民不遽斗,必先定期,及其未斗,而剖曲直,可消患于事前。既买人抵罪,则犹知畏法,果使买凶者无悻免,亦可惩创于事后。”于是制定赏罚措施,颁布诸邑施行,“斗风为衰”。
姚柬之所任之地多刁悍之地,在治理这些地方时,姚柬之采取多种措施,因地制宜,恩威并施。
姚柬之在河北临漳县时,县内多无赖扰肆,百姓因此不愿为商,凡日用所需,多去郡城远购。姚柬之知后亲自巡街,遇到无赖就严惩,一段时问后,风气遂改,市肆兴起。临漳县俗又好讼,姚柬之每次赴乡,遇到生童就讲说义理,见到妇女纺织就劳以束布,有童子在乡塾者就奖以笔墨。劝民息讼,有诉事端者,姚柬之辨其曲直,或劝不必结讼,或令其补结存案,遂无人敢作奸犯科,讼狱遂稀。内黄县民风刁悍,罢漕之事年年有,是时姚柬之兼署内黄,“民服其治,闹漕之风顿革。”
广东揭阳县为“粤县著名第一剧邑”,民风彪悍,械斗掳掠,抗赋戕官,习以为常。当地官员怕激起民变,大都因循苟且,以隐忍为计。姚柬之任知县后,训练壮勇,教之击刺之法。又在揭邑西郊筑台,树立大旗,示以保护善良,与民更化之意。召集乡绅耆老,设筵席,有畏仇不敢来者,便派人护之,导人前来,示以教条,皆和解而散。
揭阳县有榕江书院,久废,姚柬之兴复,厚待诸生。士子回乡之后以姚柬之新政告知乡人,若听闻其乡有械斗者,便密告于姚柬之,柬之即刻前往排解,力治不遵者。谷物收获时,亲督壮勇巡行四乡为之保护,并树催科旗,遇到械斗便树止斗旗,械斗者摄于其威,无不止散。一日,一群持火枪者,结队而行,望见姚柬之,就将火枪没于水中,姚柬之见到命人用渔网捞出,询问后得知乃是受雇助斗者,姚柬之皆依法处理,自此械斗之风止息。当时有民张镫庆书匾曰“官清民安”,至此“强梗渐化,县大治。”
安徽砀山县地僻俗陋,时姚士塾为教谕,修葺学校,建立义塾,兴讲学,士风为之一变。朝邑县乡民好赌博,姚士塾任知县之后,力整赌风。有赌博者,便杖之,并在其家门上书“赌博”二字,而且将其门横放,家人进出都必须躬身。乡人见到,都互相告诫说,这是肮脏男子,为什么要像狗一样行走?族人都耻于与之来往,赌博者遂少,赌风息止。
民风落后之地,多是教育欠缺之地,所以想要更化民风,就应从教育入手,完善当地的公共工程,姚氏族人在任职之地,大多大力发展教育,修建公共工程。
姚莹在福建龙溪县时认为该县之所以争斗不息,主要是因为百姓失教,因此他大力兴办教育,以图提高当地乡民的文化水平。在出任台湾兵备道后,姚莹整顿了台南的海东书院,聘请同乡左石硚主讲,并且拿出自己的藏书,供诸生学习。台南府学荒陋,姚莹捐款修理,并劝富民捐金二千,每年收的利息为常用经费。在任台湾县知县及噶玛兰通判时,姚莹也曾筹款整修台南学府、台湾县书院和宜兰县的仰山书院,并延请名儒主持,发展了台湾的教育事业。
姚孔锌任赣州知府时,重修郡城文庙和濂溪书院,条列学规,延请名儒主讲书院,发展当地的教育。
姚士基在湖北罗田县时,建立学校,以重文教,建立专祠,以祀忠烈。设置了义冢,用来埋葬无人掩埋的尸首,还专门组建了官船,用来帮助行人渡河。
姚文燮任雄县知县时,浑河泛滥,城东、南而皆被水冲毁,房屋倒塌。姚文燮修城筑堤,又建造一桥,方便百姓过河,百姓感其德,称此桥为“姚公桥”。
姚棻在任甘肃靖远知县时,兴修文庙,建立义学,发展当地教育。又开金石岘以方便行旅,设立靖堡集场以通货物,“民便之”。任江西巡抚时,上疏言丰城为章贡的下游,众水汇入,而丰城只有石堤四十丈,其余皆为土堤,春夏之际,河水涨势大,为民田之害,所以应该在险要地段改建石堤五十丈,被采纳。又为桐城本邑士子购置乡会试资田,家乡贫困士子赴京考试所需路费及住宿费都从中支取,解了他们后顾之忧。
制订刑律、善断刑狱
康熙十五年(1676年),姚文然擢为刑部尚书,当时国家规制初立,姚文然矜恤民命,更定条例,姚文然曾说“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可无慎乎?”所以推明律意,细细斟酌,必剂于宽平。姚文然校阅刑书,常至午夜,每有疑问之处,必详加咨询。“决狱有所平反,归辄色喜。”曾经有一次认为一人被冤枉,案情有疑,争之不得,姚文然回到家中长跪自责。姚文然认为明朝用刑太过于残酷,就上奏废除了廷杖和镇抚司诸非刑。姚文然在病中仍然不忘其职,口授疏请更定两例,以免其有冤滥。视民间疾苦,痛切其身,故自诵曰“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闻者动容。由于姚文然对刑律多加修订,故部吏官员多称其为“姚律”,尤为推崇。正因如此,《桐城耆旧传》中马其昶评价道“我朝刑律定自公手,凡前代残苛,遂以划除,泽流无极,可谓大仁。”
清代府州县官员负有刑名之责,姚氏族人任地方官员时,有不少善断刑狱、平反冤案的事迹可述。
福建建宁府崇山峻岭,民风素来犷悍,睚眦之仇必报,杀人案堆积如山。姚文燮任建宁府推官,分析案情,姚文燮几句话就能点中要害,不到几个月监狱为空。有方秘杀方飞熊案,已被定为大辟,经过进一步审讯得知方飞熊原本为强盗,曾经杀害了方秘一家,方秘才趁机复仇,姚文燮认为不能与平常的杀人案等同,所以方秘得以全活。又有武官被杀一案,株连甚众,姚文燮仅治几人罪,大吏骇然,曰:“此叛案,何遽轻率?”姚文燮说初报之文中提到有盗贼,应该是乡民追盗贼,恰巧武官经过,随从未至,被盗贼杀害,而盗贼逃逸,后随从到达,便抓乡民,认为是民叛而杀武官。等到抓到盗贼,盗贼自供杀害武官,遂知姚文燮先前分析之情为真。故大吏认为姚文燮明允,凡是疑狱皆委任他审理。
姚柬之任河北临漳县知县时,有县民张呜武称有贼攀二窗棂入室,将其妻杀害。柬之勘察现场,发现窗户狭窄,所处之地也非呼叫无人应之区,而且当天张呜武又未远出,皆为可疑之处,遂对张呜武详加审讯,结果,是张呜武因为捉贼,误杀了妻子,害怕获罪所以诬陷是贼人所为。又有常姚氏被杀一案,犯人不知为谁,姚柬之寻查时发现案发时为县试招覆前一夜,而所取的第一名杨某没有赴试。于是召杨某讯问,杨某神色惶恐,经过询问发现杨某与常姚氏是邻居。遂夜至城隍庙,命妇人以血污面,诈吓杨某,得知原是杨某意图强奸,常姚氏不从,便将其杀害。可见姚柬之的断案才能。
时番禹县有一命案,历五令三守皆没有断,总督知道姚孔锌负有才能,嘱咐姚孔锌审理此案。姚孔锌审讯了三天三夜,得知实情,遂判决了此案,可见其审理案件的能力。在韶州府时,翁源县有人控诉他的儿媳杀死了他的儿子,说其子死时腹痛,是中毒的迹象,并有断肠草为证,认为是他的儿媳喂他的儿子食用断肠草所致。姚孔锌审讯之后发现“断肠草”只是一般豆叶,而其子当日淋过暴雨,故应是“阴症”所致,平反了妇人的冤情。至赣州府时,有人被冤,欲治其罪,姚孔锌为之力辨,冤情得雪。姚孔锌“其虚心鞫狱,皆类此。”
轻徭薄赋、赈济灾民、稳定社会
姚氏族人深知过重的徭役赋税对百姓之害,遂在任地尽量减轻百姓负担。陕西河西县原有街税,买卖货物皆要纳税,成为常征。姚淮任知县后,首先将街税废除。并且立碑明示,禁止征收民间不知而官又不给印票的赋税,又刊印赋税单册,派人发给乡民,自此百姓知税种及税额。
姚淮到河西县任职之初,前令交代,有百姓欠米粮七百多石,多为贫困之民,不可征收,姚淮遂聚集乡民,“悉焚其券”,百姓皆感激涕零。河西县矿厂原本运锡矿需用牛拉,每年约用牛八十头,需要费用数干,皆从民取,若无牛,则用民力,百姓苦不堪言,姚淮上言免除了此种劳役。当时全府征粮皆可折成银两,唯独河西县不可,只能输粮,费用加倍又累民,姚淮力陈百姓之苦,遂该为各县轮运。
姚淮任雅州知州时西藏刚刚平定,差役徭役累派不已,又向百姓征收银两以补亏空,姚淮上任之后全部免除。雅州的征粮额数最多,因此百姓多隐匿民田,姚淮勘察田地,查清田亩数后,力请上官减轻赋税,于是雅州“赋增而民不困”。
按照规定,嘉定府民每年都要运米两干石到雅州,民为之苦,姚淮变通规定,将米折成银两,嘉定府民皆称此法便宜。嘉定府与犍为县盐井犬牙相错,征税多有重复,姚淮重新勘察了盐井的方位,嘉定府内千余盐井得到豁免,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姚文燮任雄县知县时,该县有狐皮贡,为百姓的负担,姚文燮条陈“十三难”上大吏,请免除狐皮贡,获准。韶州府内有煤山,听任百姓开采,但是在规定的赋税之外,另有附加税,姚孔锌建议进行招商,然后再将赋税上缴,免去百姓之负,建议被采纳实行。
姚文然虽然没有在地方任过职,但是一直十分关注民情,关心民众疾苦。顺治八年(1651年),江浙发生水灾,灾情严重,灾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此地一直是漕粮征收的重要之地,姚文然上疏“请灾地漕米改折,视灾重轻定折多寡”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且又担心有官吏利用改折中饱私囊,搜刮百姓,又建议“折漕例新定,民末周知。官吏或折外重征耗银,或先已征米而又收折,或折重运轻,其弊不一。请敕漕臣密察严劾。”被皇上采纳。
当水旱灾荒发生时,赈灾济民,稳定人心,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
道光三年(1823年),漳河、卫河发生洪水,漳水改道,东徙抵内黄,进入卫县,所属村庄皆被淹没。姚柬之时任河北临漳县知县,听闻灾情,立即携带米粮赶往灾区,一而勘察灾情,一而赈济灾民。有幕宾言应待勘察完灾情之后再行赈济之事,姚柬之曰:“弃一官可全万人命,吾何惜!”百姓皆欢呼感动,全活者众。
道光十七年(1837年),端溪大涨。姚柬之任肇庆府知府,城被淹,姚柬之日夜守城,率领吏役堵守,抗击洪水。是时米价升高,姚柬之遂放兵粮一月,以平米价,“民不知灾”。
姚文焱任苏州长洲教谕时,发生饥荒,姚文焱监理粥厂,悉心照看,胥吏无人敢疏漏,部置井然,男女有别。又监理药局,请名医,病人虽多,但必使每人都被诊治,先询问病源再给药,全活者众多。
康熙三十年(1691年),陕西发生饥荒,姚士塾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又倡率乡绅设立粥厂,为赈饥民。姚士塾每日必定骑马巡视各地,让人搜查路旁灌木丛中是否有弃婴,有则招募乳妇喂养。遇到死者就为其买棺掩埋,遇到流民卖妻儿者,就替其赎身。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又发生饥荒,姚士塾仍按先前的措施应对,时户部尚书赈济陕西到达朝邑,赞叹说:“令诚循吏,亦孝子也,使州县毕若是,朝廷何西顾忧乎?”
抓捕盗寇、维护地方治安
匪徒盗寇严重的破坏了地方的稳定,危害了地方的治安,所以姚氏族人在任职时,大都有勇有谋,抓捕辖境内的盗寇,维护当地的治安,保护了当地的百姓。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甘肃皋兰县盐茶厅有强盗马得鳌,其手下四处作案,姚棻任故园州知州,带领游击董果等跟踪,捕获马得鳌等十一人,受到清高宗的称赞。
姚棻任武昌府知府时,古州党堆寨苗人聚众为乱,他带领三百人直捣贼寨,将其铲平。是时武昌府沿江湖,强盗众多,姚棻整治甚严,一经捕获,立即处置,而且姚棻必详加审讯,没有冤枉者。
福建沿海居民以捕鱼为生,有无赖者,借捕鱼通盗,而且与海盗相勾结,狼狈为奸,百姓深受其害。姚棻任福建巡抚时,编保甲,凡是渔船、船员,皆令其指名担保,有包庇者,一起定罪。捕获盗匪王安等五十余人,盗风遂清。
在姚柬之任职中,多次抓捕强盗匪徒,方东树撰其墓志铭中称姚柬之“八铲贼巢”,维护了治安,可谓有勇有谋。
河南内黄县与直隶大名相毗连,盗匪建立巢窟,聚众赌博,不畏官法。姚柬之约大名会捕,分兵堵住要隘。有一地窟,匪徒聚于其中,姚柬之命用烟熏,匪徒争先逃出,皆被抓获。
揭阳县最为棘手之地名为下滩,盗贼、土豪相互勾结,盗贼公然抢劫,百姓不敢外出。姚柬之带领兵勇前往抓捕,抗拒者或死或擒。有一强盗犯案十八起,姚柬之召被害人前来,以火枪击以十八下,百姓称快。又有盗匪居于钱坑,其地凹而皆山,易守难攻。姚柬之书示耆老,命限期来见,耆老不敢出。于是姚柬之仅带数人入村,村人躲避高山以观动静。潮州故事,凡官兵赴乡剿捕,如人逃避,则燃其室庐,空其积聚。姚柬之戒毋焚烧,见到耆老,一一慰劳,耆老皆感激涕零,许诺愿意交出盗匪。其时有民在山上高望者,皆欢呼称说“好官”。第二天,耆老果然将盗匪交出。
姚柬之任连州绥猺厅同知时,普宁县有匪徒肆意杀官抢劫,姚柬之前往抓捕。盗匪以涂祥村为巢穴,以磨盘山为声援,地形险要。姚柬之制定方略,令正军攻涂祥,调揭阳县壮勇潜伏磨盘岭突袭,又别遣兵勇攻其寨,大获全胜,捕获盗贼六百余人。
贵州大定府有一地名白蟒洞,位置偏僻,盛产煤、铁,汪摆片撩地招集盗匪,拜盟结会,自铸武器,扰害百姓,为地方一害。姚柬之带兵扫荡贼巢,将汪摆片等五十余人全部抓获,为地方消除了巨患。
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姚孔锌时任恩平县知县,听闻有一帮匪徒打算劫库叛乱,并且定下了行动的时间。姚孔锌假装不知道此事,暗中派人打探,并做好准备。城西有一村名土瓜萌,在此发现了匪徒的踪迹,姚孔锌亲自带领壮勇前往抓捕,破获贼巢,抓获匪首李梅及其党羽十几人。省府听闻此事,急忙发兵前来,发现事情已经平定,足见姚孔锌智勇双全。
整顿吏治、不畏强权、为民争利
姚文然虽不在地方任职,但也对整顿吏治建言上疏,顺治六年(1649年),请敕各省督抚勿滥委私人署州县官。顺治八年(1651年)“疏请令都察院甄别各省巡按,下部院会议,以六等考核,黜陟有差。”康熙六年(1667年),为解决部门繁琐,做事拖沓之弊,上疏言:“案牍烦冗滋弊,一部可迳结之事,即应一部迳结;一疏可通结之事,即应一疏通结。若各省钱粮考成已报完者,部臣宜于议覆时即予开复。”均如所请。体现出姚文然在官员管理和部门工作效率方而的见识,具有先进性。
《姚氏先德传》中记载“漳州案牍,甲于全闽”,积压了很多长期案件,姚棻任知府,发布公文檄下属诸邑,令其在每个案件上注明承办官吏之名和日期,不能推诿,“由是官吏振作,尘牍皆清”。姚棻在任福建巡抚之时,福建省的吏治久疲,姚棻查检各院司积案,有三千多件,遂严加治理,力督各道府,吏治为之一振,“五月而结者十之六”。
河西县东、南、北三境皆食琅井盐,独县西食黑井盐,路远而且价格贵,有人偷买琅井盐,就指责其为私盐,乡民怨声载道。姚淮力请上官,改革盐法,河西百姓皆颂歌赞扬。
矿厂税缺,姚淮奉檄监税,刚到矿厂,商人就按照原本的陋规,送给嘉湖公三百金,姚淮坚决拒绝,并问商人,每年像这样的费用有多少,商人答说按照惯例约有五千金。姚淮叹说,正是因为这样,矿税才缺啊!之后,姚淮尽革此种行贿陋习,矿税不仅足额,而且还多出两千。商人都赞曰“清官”。
姚淮任重庆府同知时,下令革除土司承应的陋规,有酉阳土司冉光垣,仍然循例送给嘉湖公千金,被嘉湖公拒绝,并将其检举出来。
姚文焱任江西峡江县知县时,锐意改革利弊,峡江县原设里长征粮,城中又设保户督里长,这些里长、保户借督缴钱粮之机,在乡民家中作威作福,每年敛费数千金。姚文焱力革之,废除里长、保户,乡民自输其赋。郡守听闻之后,下令列县皆推行此法,峡江百姓刻石碑记之。
各地辖区之内,多有势力强大之人,或为富甲一方者,或仰仗政治势力,常常仗势欺民,为地方之害,姚氏族人任府县之官,多能不为强权,为民争利。
姚文燮在建宁府时,耿继茂建藩,其手下多仗势欺民者,往往借给百姓钱财,而强夺其妻女来偿息。姚文燮揭发其罪行,并且自己捐钱代为偿还,民妇得归者数百人。又有耿继茂手下戚某尤为横行,欺压百姓,百姓告与郡守,郡守怯懦,反被戚某侮辱。姚文燮自请处理此案,执法加倍,“自是藩人敛迹”,百姓称赞。
雄县之地近京畿,土地肥沃,旗人多囤占为旗地,民不敢争,姚文燮为民争之。旗人请于户部,户部司官到后,牵绳量地,绳子所图之地,民不得耕种。姚文燮拔刀断绳,言辞坚决,不过几日,便有诏退地还民。足见姚文燮对百姓利益的维护。
新兴州东山土目施国良,强占乡民的坟地,将假冢置于民墓之边,反而状告乡民侵占,令乡民迁葬。姚淮时为河西县知县,乡民无法,越境求于姚淮,姚淮打开墓冢,勘验其真假,得施国良欺压乡民的证据,遂告知新兴州州官,以法治施国良。
河西县有海金寺,寺僧凭借有权贵撑腰,淫凶欺民,为河西县一害,历任知县因顾及权贵,皆隐忍纵容。姚淮亲自往寺中查其罪行,正逢寺僧调戏妇女,姚淮怒而将其抓捕,痛杖之后将其流放。
陕西朝邑县的田地在黄河东面,皆是黄河古岸,原本距蒲州门只几里,后来黄河改道,西迁数十里,朝邑县民便渡河耕种。每到收获之时,山西蒲州乡民便伺机收割,引起朝邑县民的不满。每年双方都发生械斗,从明朝嘉靖年间便是如此,各种案件屡屡发生,死伤不计其数。而陕西、山西两省自巡抚一下官员又都各自袒护,往来文书互相驳斥质问,但是都没有解决朝邑县民的问题。姚士塾时任朝邑县知县,力请两地官员一同勘察,当时两地聚集者上万人,争论不止,姚士塾大声抗议说:“秦晋民健斗,而官复激之,咎在官。杀戮近百年矣,仁者不为也,今能和衷以谋善后乎?”众人才安定下来,姚士塾接着为朝邑县民争到:“蒲人死不恤,争界于河,以曲朝邑;设河身再西,越朝邑县治而去,将县治亦蒲有之乎?赋若干责办朝邑,而蒲人坐收无赋之利。以此言之,曲在蒲。”诸官皆认为姚士塾言之有理,蒲州官员与乡民而露愧色,于是按照姚士塾所画的界限植柳树作为标识,朝邑县民皆赞颂姚士塾的行为。
参与军务、抗击来犯之敌
明末清初和清朝中后期,战乱不断,姚氏族人不仅文治,还有武功。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起,十三年,姚文然建言:“福建耿精忠、广西孙延龄皆叛应吴三桂,中间阻隔,赖有广东。精忠将士旧驻其地,熟悉山川形势,倘与延龄合谋相犄角,则广东势危。江西境与福建、广东接,倘侵据赣州南安,驿道中断,饷阻邮梗。宜驻重兵通声援。”圣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秦中已经平定,独平凉未下,姚文然建议说:“从此进讨湖南,兵势有余,请停调蒙古、关东兵,而益坚招抚,明大信,以徕平凉。”姚文然虽不是武将,但是对军情的分析却十分得当。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叛乱,南康兵溃,贼兵距江西德安县城只有十里,当时城中士兵只有四十人,百姓大乱,四处逃散。姚文燕与把总魏九功商议用智取。于是将兵全部调至南城门,裂被帛代旗,树火把数百炬,让兵民齐呼。火光之中,呼声震天,贼兵疑援兵已至,遂退兵。不到十日,大军来援,姚文燕带领兵民与援军夹攻贼军,大破贼兵。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借口林则徐虎门销烟一事,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攻陷厦门、定海等多地,在此期间,英军多次进攻台湾,台湾人民在姚莹的带领下,打退了英军,取得了抗英保台的胜利。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十八日,英军一艘双桅船到台湾海域进行窥伺,姚莹与台湾总兵达洪阿接到警报后,即刻派船进行阻截,对英军的挑衅予以坚决还击,迫使英军逃逸。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军又派三艘三桅船来台窥伺,见台湾军民有备,不战而退。同年八月十五日,英舰纽布达号入侵鸡笼海口。次日炮轰二沙湾炮台,炸毁兵房。姚莹亲自督战,参将丘镇功等发炮回击,正中敌舰桅杆,绳索断落,来犯者仓皇败退,时正值海水涨潮,英舰撞击到礁石之上,来犯者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台湾官兵和义勇驾船追杀。共打死来犯者32人,生擒“黑夷”133人,获大炮十门,还有书籍、图册等。这场胜利振奋了守台军民,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五日,英军又派船侵入鸡笼口外,声称要赎回前次被俘人员,姚莹、达洪阿不予理会。十三日,英军闯入港内,猛烈轰击二沙湾、三沙湾营房和守军炮台,台湾守军开炮予以还击。十九日,英军见台湾兵勇众多志坚,久攻无效,又逃逸遁走。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三十日,五艘英舰又伺机侵扰大安港,并且串通内奸,企图登岸入侵。姚莹一方面命人带领官兵驰往堵御,一面在土地公港设下埋伏。英军看到大安守备森严,调头驶走。巡检高如春和谢得琛密令渔民周梓等人与敌舰上的内奸用土音招呼,诱英军从土地公港驶入,敌舰不知是计,在驶进土地公港时,遇到暗礁搁浅,先前埋伏的官兵奋起进攻。这次大捷,共缴获大炮十一门,腰刀十把,鸟枪五杆,破毁敌船一艘,打死来犯者几十人,生擒四十九人。朝廷闻知此捷,下诏嘉奖姚莹,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
在姚莹带领下,台湾军民抵御了英国侵略者的多次进攻,守卫住了台湾,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姚莹是抗英保台的功臣。
8 ]5 W0 z# }- U! l" z/ v3 ~: i明清代桐城麻溪姚氏族人的文化成就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是清代著名的科举家族,在科举仕宦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同时姚氏家族还是清代著名的文化家族,文化名人辈出,文化成就突出。姚氏家族以科举仕宦起家,重视对子孙的教育,但是姚氏家族并不只是将教育局限在与科举有关的方面,姚氏族人不仅是在科举功名方面颇有成绩,而且潜心研究学问,出现了像姚鼐这样的文学大家,开创了桐城派,姚氏族人是桐城派的骨干,在古文、诗歌方而在清代独树一帜。
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引清人乔损庵言:“国朝自康雍以来,父子祖孙踵为大儒,著书之多,赓续至二世三世者,或有其人。如桐城姚氏,代有著述,历三百年而未有已,则未之前闻。求之史籍,亦罕其匹。”可见姚氏家族的著述丰富。据统计姚氏族人入《道光续修桐城县志·理学》者1人,《儒林》者8人,《文苑》者19人,《艺文志》共收录姚氏族人著作102种。现将麻溪姚氏家族的著述情况整理胪列表如下:
序号 | 姓名 | 世系 | 著作 | 功名 | 官职 |
1 | 姚 旭 | 五 | 著有菊泉集 | 进士 | 出仕 |
2 | 姚希颜 | 八 | 著有四书醒义、伏生经书、寻乐子集 | 郡庠生 | 无 |
3 | 姚自虞 | 九 | 著有白石山吟、墙壁语助、澄心子杂说 | 岁贡 | 无 |
4 | 姚实虞 | 九 | 著有四箴堂诗文集、易经辨伪、三礼辨通、四书折衷 | 无 | 无 |
5 | 姚之莲 | 十 | 著有易释义、四书旁通、过江诗集、漱艺堂古文 | 郡庠生 | 无 |
6 | 姚孙枚 | 十一 | 著有白鹿山诗诗集、虚受轩文集、四书补义、子史辨证 | 无 | 无 |
7 | 姚孙棐 | 十一 | 著有亦园诗集十卷 | 进士 | 出仕 |
8 | 姚孙森 | 十一 | 著有可处堂诗集 | 岁贡 | 出仕 |
9 | 姚文然
| 十二 | 著有疏稿八卷、文集十卷、诗集十二卷、白云语录六卷、杂著十二卷并行于世 | 进士 | 出仕 |
10 | 姚文鳌 | 十二 | 著有左传疏解、春秋题义、难艺集、宝间斋集、同声堂文集 | 邑庠生 | 无 |
11 | 姚文燕 | 十二 | 著有春草园诗钞一卷 | 进士 | 出仕 |
12 | 姚文默 | 十二 | 著有松舫诗集、含翠亭诗集、摘迥堂文集、存朴堂经解、地理纂要、南崖杂俎 | 岁贡 | 出仕 |
13 | 姚文燮 | 十二 | 著有史论二十卷、羹湖文集十二卷、诗选十卷、泳园诗集、昌谷诗注四卷、龙眠诗传 | 进士 | 出仕 |
14 | 姚文勋 | 十二 | 著有丹枫诗集四卷 | 拔贡 | 无 |
15 | 姚文荧 | 十二 | 著有花岑集 | 监生 | 出仕 |
16 | 姚 焜 | 十二 | 著何处斋诗稿、处斋文稿 | 举人 | 出仕 |
17 | 姚膚功 | 十三 | 著有金台萍庐集 | 附贡生 | 无 |
18 | 姚士藟 | 十三 | 著有瞻云草、南归草、馀斋诗集、泳园文集、泳园诗集十二卷 | 进士 | 出仕 |
19 | 姚士暨 | 十三 | 著有兹园诗集二十四卷 | 廪贡生 | 出仕 |
20 | 姚士堂 | 十三 | 著有云怡阁文四卷、诗八卷 | 举人 | 出仕 |
21 | 姚士基 | 十三 | 著有清聚山房诗集八卷 | 举人 | 出仕 |
22 | 姚士陛 | 十三 | 著有空明阁集四卷、空明阁诗馀一卷 | 举人 | 出仕 |
23 | 姚士對 | 十三 | 著有馀山诗文集 | 郡庠生 | 无 |
24 | 姚士珍 | 十三 | 著有四书析疑、咏花轩诗集、长啸草堂文集、春秋世系图说 | 庠生 | 无 |
25 | 姚士坚 | 十三 | 著有不可不可录等书 | 廪贡生 | 出仕 |
26 | 姚士至 | 十三 | 著有颂嘉草堂诗集四卷 | 监生 | 出仕 |
27 | 姚士蕃 | 十三 | 著有春秋指南 | 增生 | 无 |
28 | 姚士重 | 十三 | 著有无狭居诗文集十二卷 | 拔贡 | 出仕 |
29 | 姚士在 | 十三 | 著有蓼溪诗文集六卷 | 监生 | 无 |
30 | 姚士奎 | 十三 | 著有如舫斋诗存 | 邑庠生 | 无 |
31 | 姚孔钅閠 | 十四 | 著有华林庄诗集 | 廪贡生 | 无 |
32 | 姚孔锌 | 十四 | 著有葭斋集十卷、抱影轩诗选二卷、南陔诗选二卷、叱驭集一卷、心香斋诗选二卷 | 庠生 | 出仕 |
33 | 姚孔钦 | 十四 | 著有桃溪诗集一卷 | 监生 | 无 |
34 | 姚孔硕 | 十四 | 著有黄鹤山樵诗集、几亭文集 | 举人 | 出仕 |
35 | 姚孔鎡 | 十四 | 著有守谦堂诗集、锦亭文集 | 无 | 出仕 |
36 | 姚孔鋠 | 十四 | 著有小安乐窝诗集 | 进士 | 出仕 |
37 | 姚孔鏞 | 十四 | 著有西畴集五卷 | 贡生 | 出仕 |
38 | 姚孔鉎 | 十四 | 著有润轩诗集 | 邑庠生 | 无 |
39 | 姚孔釴 | 十四 | 著有纪元大略一卷 | 举人 | 出仕 |
40 | 姚孔鋮 | 十四 | 著有蛟馀集、形家汇览十卷 | 监生 | 无 |
41 | 姚孔錈 | 十四 | 著有履谦堂诗文集、五经源流类纂、醒世箴言、吴兴续增家训 | 监生 | 无 |
42 | 姚孔鈵 | 十四 | 著有西堧诗钞十卷 | 廪生 | 出仕 |
43 | 姚 铃 | 十四 | 著有葭斋诗集十卷 | 附贡生 | 出仕 |
44 | 姚钅爵 | 十四 | 著有橫岑诗集 | 岁贡 | 出仕 |
45 | 姚虞初 | 十四 | 著有惺庵讲义 | 无 | 无 |
46 | 姚 時 | 十五 | 著有隐夫文集 | 无 | 无 |
47 | 姚兴沆 | 十五 | 著有桐花轩诗集四卷、梁园游草一卷 | 附贡生 | 无 |
48 | 姚建 | 十五 | 着有汲华轩诗集四卷、芳草吟一卷 | 监生 | 无 |
49 | 姚兴泉 | 十五 | 著有一枕窝诗集三卷、雨中消夏录二卷、续靷编制艺、石门游草文艺 | 增生 | 无 |
50 | 姚兴滇 | 十五 | 著有基城集 | 监生 | 出仕 |
51 | 姚兴礼 | 十五 | 著有海藏诗集 | 岁贡 | 出仕 |
52 | 姚兴溡 | 十五 | 著有彚香轩诗集 | 增贡生 | 无 |
53 | 姚兴麟 | 十五 | 著有五经经解、梦笔山房诗文集、子史释疑 | 增生 | 无 |
54 | 姚 范 | 十五 | 著有援鹑堂文集五卷、诗集七卷、笔记五十卷、南春笔记四十六卷 | 进士 | 出仕 |
55 | 姚兴泶 | 十五 | 著有晚香堂遗诗一卷 | 举人 | 出仕 |
56 | 姚培致 | 十六 | 著有茧丝集 | 增生 | 无 |
57 | 姚 棻 | 十六 | 著有铁松随笔二卷、蒙求草二卷、居官要语训子录一卷、恭寿堂诗文全集八卷、慎轩诗稿 | 进士 | 出仕 |
58 | 姚 鼐 | 十六 | 著有三传补注四卷、九经说十二卷、惜抱轩文集十六卷、续集十卷、诗集十卷、惜抱轩笔记四卷、惜抱轩法帖跋一卷、古文辞类纂七十四卷、五七言近体诗钞八十卷 | 进士 | 出仕 |
59 | 姚支本 | 十六 | 著有壮游草 | 监生 | 出仕 |
60 | 姚支莘 | 十六 | 著有尧民诗钞二卷 | 廪生 | 无 |
61 | 姚 双 | 十六 | 著有香雪草堂全集 | 邑庠生 | 无 |
62 | 姚 甡 | 十六 | 著有瑞岐楼诗集 | 监生 | 无 |
63 | 姚觐阊 | 十七 | 著有乡门诗稿、爱春轩随笔十二卷、桐城科名录十卷、豫章四考四卷、心影山房续稿四卷、爱春轩诗草二卷、卿门诗稿四卷、桐城诗萃三十二卷 | 增贡生 | 出仕 |
64 | 姚 恩 | 十七 | 著有培桂軒诗集 | 监生 | 出仕 |
65 | 姚 宪 | 十七 | 著有問漪詩存一卷、文存一卷 | 邑庠生 | 无 |
66 | 姚景衡 | 十七 | 著有思复堂诗文编、楚词蒙拾 | 举人 | 出仕 |
67 | 姚宜庆 | 十七 | 著有红杏山庄诗集 | 无 | 出仕 |
68 | 姚元之 | 十八 | 著有竹叶亭杂记十卷、使沈草小红鹅馆集 | 进士 | 出仕 |
69 | 姚柬之 | 十八 | 著有漳水图经、连山厅志、易经兼义遗稿、有倣日知录、伯山日记、姚伯山先生全集 | 进士 | 出仕 |
70 | 姚 莹 | 十八 | 著有东溟文集六卷、外集二卷、后湘诗集九卷、二集五卷、续集七卷、东溟奏稿四卷、东槎纪略五卷、识小录八卷、寸阴业录四卷、康輶纪行十六卷、姚氏先德 传六卷、中复堂全集 | 进士 | 仕 |
71 | 姚葆恒 | 十八 | 著有韫珊仙馆诗集 | 无 | 无 |
72 | 姚 兆 | 十八 | 著有匪莪轩诗集 | 无 | 出仕 |
73 | 姚维藩 | 十八 | 著有冚青诗选一卷 | 进士 | 出仕 |
74 | 姚世恩 | 十九 | 著有金陵水道图考、临危题壁绝命诗 | 监生 | 出仕 |
75 | 姚 济 | 十九 | 著有弧三角说约、楕圆证合、字母贯珠等书 | 邑庠生 | 无 |
76 | 姚思赞 | 十九 | 著有酌言炳烛杂记、怀玉山房诗文稿 | 增生 | 无 |
77 | 姚天桪 | 十九 | 著有幻影軒詩集 | 监生 | 出仕 |
78 | 姚濬昌 | 十九 | 著有读易推见三卷、叩瓴琐语十卷、幸余求定诗稿十二卷、五瑞斋遗文一卷、诗续钞九卷、慎终举要一卷、慎终举要一卷 | 监生 | 出仕 |
79 | 姚 润 | 十九 | 著有清远轩诗集 | 监生 | 无 |
80 | 姚 铭 | 二十 | 著有晚香轩诗集 | 监生 | 无 |
81 | 姚永锡 | 二十 | 著有宜荊草堂诗集 | 无 | 出仕 |
82 | 姚庆龄 | 二十 | 著有泼翠草堂诗草 | 无 | 无 |
83 | 姚 明 | 二十 | 著有养粹轩诗文稿 | 邑庠生 | 出仕 |
84 | 姚永楷 | 二十 | 著有远心轩诗钞二卷 | 邑庠生 | 出仕 |
85 | 姚永概 | 二十 | 著有慎宜轩诗集八卷、文集十二卷、杂著数十种 | 举人 | 无 |
86 | 姚永朴 | 二十 | 著有蜕私轩集五卷、读经记三卷、素园业稿六卷、史学研究法一卷、文学研究法四卷 | 举人 | 无 |
由上表可以看出,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的著述情况具有一下三个特点:
第一,世代有著述,清代多于明代。从上表可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从第九世开始,到第二十世,每代都有著述,而且清代的著作明显多于明代。上表列举了姚氏族人86人,其中明代的仅有8人,姚孙枚、姚孙棐、姚孙森三人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其余都为清代的,可知姚氏家族在清代的文化成就要明显高于明代。
第二,从世系上来看,著有著述者世代分布前多后少,略有波动。根据上表,第十二世有8人,第十三世有14人,第十四世有15人,第十五世有10人,第十六世有7人,第十七世有5人,第十八世有6人,第十九世有6人,第二十世有7人。可见,麻溪姚氏家族从第十二世到第十五世,人数最多,从第十六世开始人数下降,到第二十世略有回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统计不全,资料可能记载不详,造成有些人没有记录在内。另一方面可能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清朝中后期社会危机加深,安徽地区多有动荡,造成姚氏族人无力著述。
第三,从著作情况上来看,麻溪姚氏家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姚氏家族的著述以文集、笔记为主,但是诗集的数量也很多,约有78种,可谓数量庞大。除了这些以外,有关于理学方而的,如姚鼐的《三传补注》、《九经说》,姚士珍的《四书析疑》,姚文鳌的《左传疏解》、《春秋题义》等。有关于地理考据方而的,如姚柬之的《漳水图经》,姚世恩的《金陵水道图考》等。还有的是姚氏族人前人的著作编辑成书的,如姚觐阊的《桐城诗萃》,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书籍,可见姚氏家族的著作类型丰富多样。
从上表可以看到桐城麻溪姚氏五服之内,巍科迭兴,卷帙浩繁,历世荣显,代不乏人,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宏伟可观的人文景观。而表中人物亦不乏明清之际学界文坛颇具影响者,如十一世姚孙榘工韵语,朱彝尊《明诗综》、张豫章《四朝诗》、陈田《明诗纪事》均载其事、录其诗;姚孙森为诗有“钱刘”风概,与同里方拱乾、蒋臣等有“龙眠六骏之目,名重一时,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即选其诗多首;十二世姚文然官至刑部尚书,以匡主救时为己任“诗词渊雅绝伦,久为艺林传诵”。
姚文然从弟姚文燮同样以诗书画鸣于时,以易学魁乡会,颇为王士祯、朱彝尊、李长祥等艺林大佬所器重。其《壬寅诗自序》最能表现他的诗学思想,云:客曰:“子之才人所共见,至于理犹未穷焉。”世岂有不穷理而能诗者哉?嗟乎!天下事无一不根诸理,无理无所为诗,然往往论诗而求理者,其去理愈远,此非惟不可与言诗,并不可与言理也,以诗不必言理而理自具也。诗此有情与法耳,而深于诗者,第言情并不乐法,盖情至而法见焉。分言情与法,执言理者均失矣。情能藏法,法能宣情,惟才能用情与法,情深入而不能出,与浩渺飘忽而不能制,纵横驰突而不能收,失于法也,并失于情,实才不足以胜之耳。如情本多也,数字括之,而不见少;情本尽也,一句止之,而觉有余,甚至连篇累什,纚纚千百言……情有不能自主,而一一有以主之者法也,才为之也,故屈以之伸,离以之合,旧使之新,俚使之雅。而以法生情者,情即生法,蛩吟非俭,獭祭非袭,房中非亵,神仙非诞。雕龙绣虎,岂日华侈?牛鬼蛇神,毋嫌诡谲。古今才人虽不一类,然惟真才人乃真理学也。曾有诗人而不穷理者哉?抑不能不名为才人而可名为诗人乎哉?……今夫听讼之才,一则曰:能执法;一则曰:能得情,爰知出入惟谨,恐违于情而戾于法也。诗律之于刑律,无二律也,即无二理也。少陵云‘垂老渐于诗律细’不独为近体言也,诸体皆有律,少陵其洵深于情者哉?
上文可以看出,姚文燮的诗学思想是以传统的诗学观念为基础,以其别具一格的“性情论”为核心的,并且强调应有所寄托;而这一思想实质上又是其解读李贺诗歌的理论依据。这种诗学思想的形成,是和其家族学术传统、与当地的其他家族(如桂林方氏)的交往、桐城前辈的诗歌主张等多方面因素分不开的。桐城在明末清初时,各大家族出现了很多的诗文名家,他们之间难免会有相互影响,桐城姚氏和桂方氏之间的交往就很多。姚文燮与其中方拱乾父子、方文、方以智等人就有交往,方拱乾曾为《昌谷诗注》写序;而姚文燮的母亲则是方孝标的姑母,方孝标曾写过《贺姑母姚太孺人诰封序》等文;方文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在姚文燮的《无异堂文集》中,每文后有其师友的评语,而其中《昌谷诗注自序》后有“方尔止曰”的评语,方尔止即方文,或可说明姚文燮与方文有过交往;姚文燮又曾为方羽南《易荡》、方以智《通雅》付梓刊行并序。桐城方氏家族自明代就以理学传家,方孝标治《易》,并极力赞扬程朱理学。而就《昌谷诗注》所用的注解体例而言,并不同于训释名物字词的章句之学。汉学长于训诂,宋学长于义理,这早已成为公认的看法。姚氏的《昌谷诗注》多用散文式的语言进行疏解,训诂名物并不多见,可见其旨在于探索其中的义理。
麻溪姚氏家族除了著述丰富之外,一些姚氏族人在书法绘画方而颇有造诣。《皇清书史》中收录了姚氏族人8人,分别为姚孙森、姚孙棐、姚文然、姚士陛、姚孔嶔、姚鼐、姚柬之、姚訏,说明这几人在当时已是比较著名的书法家了。姚士陛,“书仿赵吴兴,神骨逼肖”;姚孙森,“张英曰书法朗润高秀”;姚柬之,“书学坡翁,胜廌青总宪(指姚元之)远甚”。尤其是姚鼐,书法造诣很高。姚鼐的书法,以草书和行书著称。清代著名书法评论家包世臣评价姚鼐的草书和行书为妙品与逸品,并且认为邓石如、刘墉和姚鼐的书法作品是清朝第一。此外,姚元之的隶书和行草亦为佳品。
麻溪姚氏家族在绘画方面代表主要是姚文燮和姚元之。姚文燮,“优于绘事,山水树石,虽问道于一峰老人,而用笔简贵,设色淡雅,望而知为逸品。盖根底深厚,随意点染,别有天趣。”他的画在当时就很受欢迎,“人以为宝”;姚元之在当时颇有盛名,与朱鹤年、吴大翼等并称“十六画人”,姚元之“工于花果翎毛,落笔苍如石田翁,亦画山水,近华秋岳,寥寥数笔,精妙入神。”《清代画史增编》中也评价他“兼工人物、花卉、果品,均不袭前人窠臼,别有机杼,妙在不经意处尤得生趣,由其天分胜也。”
除上述这些人外,姚氏家族中还有一些人工于书画,只是不具名气,在《桐城麻溪宗谱》中略有记载。可见,姚氏家族在书法绘画方而也有突出的成就。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其人数众多,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姚鼐最先打出桐城派的旗号,并且将其发展壮大,是桐城派中里程碑式的人物。
康熙年间,方苞名重一时,刘大櫆继之,姚鼐少时随刘大櫆受古文法,因三人同为桐城人,所以世人称为“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三祖”,但是方苞和刘大櫆并没有提出“桐城派”这一个旗号,可以说,桐城派是姚鼐一手创建的。
姚鼐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学家,是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中古文诗歌成就最卓著者,其文备受推崇,“古文名天下,嘉庆后言古文者,必以先生为归”。姚鼐少时受古文法于刘大櫆,然不尽用其法,《清史列传》中称“其论文根基于性命,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氏(方苞),而理深于刘氏(刘大櫆)焉。”可知姚鼐之文有其自己的理论和特色。
姚鼐古文特色表现为雅洁、醇古、富有神韵。“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司马迁、韩愈”,“古文淳古,简净纡徐”。张维屏亦谓:“惜抱文集,乍阅之后不甚可喜,再三阅之,淳澹简质中有义有法,自是古文正宗。”
姚鼐之文大都收录在《惜抱轩文集》和《惜抱轩文后集》中,《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章176篇,其中碑文、墓表、权厝铭共41篇,传12篇,祭文5篇,记文24篇:《惜抱轩文后集》十卷,文章138篇,其中传13篇,寿序8篇,记12篇,墓志铭、碑文、墓表、神道碑文53篇,祭文1篇。可知人物传记在其中占大多数,在姚鼐古文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姚鼐在辞官南归后,作《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云:“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又云,“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贵。”
此文可以是看作“桐城派”的宣言。文中先是记述了借程晋芳、周永年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赞语,然后引用方苞对刘大櫆的赞誉,建立其方苞与刘大櫆之间的联系,随后又记叙了自己少时跟随刘大櫆学习古文的情形,以此建立起“方苞→刘大櫆→姚鼐”这一古文传承关系。文中虽未提及“桐城派”这一名称,但是“桐城派”已经呼之欲出了。
随后姚鼐又编纂了《古文辞类纂》,为了指导学生如何创作古文,而编的古文选本,是一部教授古文的教材。全书共七十五卷,因书名叫“古文辞”,所以不只包括古文,还有辞赋。全篇选自战国至清代的古文和辞赋共713篇,并将其划分为十三类,分别为: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又“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同时将入选之文按年代先后编次。这种编排显示出姚鼐自己独特的分类方式,如将游说表、奏、议、疏、辞令、上书、封事、札子等合为奏议,将贾谊的《过秦论》、韩愈的《原道》、王安石的《复仇解》等都归为“论辨”类。
从选取的文章来看,姚鼐先选秦汉古文,接之唐宋八大家,然后明选归有光,而清选方苞和刘大櫆。选取方苞、刘大櫆,是为了表明方苞与刘大樾的正统地位,虽未选取自己的文章,但是表明自己上接方、刘,这样就建立起从秦汉至清的古文体系,也就建立起桐城派文系,并且表明了桐城派是接秦汉唐宋的文章正统。
姚鼐在其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八要素”说,《古文辞类纂》就是按照这一标准来选取古文的。着重选录了《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以及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槐等人的古文,所选之文精当丰富。
全书的序言,不仅提出了“八要素”说,而且介绍了所收文章的分类,以及各类文体的特点和义例,起到了说明编辑旨趣的作用,集中体现了姚鼐的文学理论和思想。每类作品之前有引言,介绍该类文章的源流、特点等,最多二百字,言简意赅。对于作品或有评价,论语精当,多切中要害,有其独到的见解,有所创见,可以体现出姚鼐深厚的文学功底。
姚鼐通过《古文辞类纂》一书,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此书并不是简单的古文汇编,而且将自己的“义理、考证、词章”,“八要素”说以及“阳刚阴柔”说的文学理论蕴于其中,通过对这些选文的选取和点评,来体现自己的文学思想,使得姚鼐的古文理论借由此书得以推广,同时也促进了桐城派的扩大与传播。
《古文辞类纂》作为一本古文教材,提供了古文写作门径,成为时人学习古文辞的范本。此书开始一直以手抄本流传,直到嘉庆末才于粤东刊行。在此前后近四十年间,学子们相继传抄,由扬州至金陵,至闽粤,终至全国,曾国藩说:“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可见此书的流行。
世人对此书评价都颇高,《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此书:“超然远识,古雅有法,奄出历代选本之上,为六经以后第一书,尤为海内传诵,世之欲学文者,不由是而进之,譬由行荆棘而弃康庄,欲至国都不可得也。”吴汝纶谓:“二千年高文略见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部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评价如此之高,说明此书确实具有较高的价值,影响深远。而且如今看来,此书也可看做是古文赏析之作,对于学习古文是很有帮助和价值的。
此外,姚鼐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学说,“八要素”说和“阳刚阴柔”说,而这一体系也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体系。这些文学理论,不仅为桐城派文人提供了创作的方法和原则,也使得桐城派更加系统化,更具有整体性。而且姚鼐雅洁的文风也影响了桐城派的文风,桐城派后人对姚鼐的为文风格尤为推崇,桐城派文人大都为清正雅洁的风格,追求言简有序、纯净秀美,而这种风格也成了桐城古文的重要特征。
姚鼐辞官后,在书院教学数十余年,通过教授古文法,使桐城派发扬光大。先生在书院讲学,生徒众多,“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俊,自达官以至学人士,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之大。弟子中不少人都成为桐城派名家,像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刘开、姚柬之、姚莹等皆有盛名,“门人守其经学,为诗、古文者十数,辈皆知名”。而且后人私淑姚鼐者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曾国藩,“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可见先生对其影响。通过姚鼐的讲学活动以及《古文辞类纂》的传播,桐城派古文法由江南传至全国,桐城派得以发扬光大,桐城派能够如此兴盛,姚鼐功不可没。
结语
“岂知奕叶盘根大,箫鼓朱旗岁岁同”这是姚文然对隆盛的麻溪姚氏家族景象所作出的诗意表达。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从耕读之家能成为清代著名的科举家族、文化家族,与姚氏族人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家族教育还是经济基础,这些都只是外部条件,能不能取得科举功名,能不能有所成就,这些还要靠个人的实力。在清代,科举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要在这种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史料中多有关于姚氏族人刻苦读书的例子。姚氏家族取得科举功名的人数之多,足以证明姚氏族人为之付出努力之巨。而在治学创作上更是依赖个人自身的努力,无论关于经学的研究,还是在古文、诗歌上的创作,都能看出姚氏族人在文化上的坚持与追求。正是因为姚氏族人个人的努力,才换来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在科举和文化上的成就,也正是借助这些姚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姚氏家族才得以名扬天下,对当时乃至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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