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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旧金山华人故事—— 姚成滨 [打印本页]

作者: 滇人姚 时间: 2008-4-24 00:03
标题: 旧金山华人故事—— 姚成滨
旧金山华人故事

—— 前右派分子姚成滨

一

据美国公布的统计资料中记载，有两个数据我记得最深。一个是，风景如画的旧金山市也是最适合人们居住的最佳环境，另一个是，旧金山这座城市所居住的华人一度高达200万人，接近旧金山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强。一个只会讲华语而不会丝毫的英语的大陆华人，他可以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生活一辈子而不会感到任何的不方便。

在旧金山的渔夫码头区的仓储区一带，距唐人街不远，有一家华人开办的小公司，名字叫“姚氏父子商务公司”。这是那种依附于海外华人家族产业而开办的小规模的家庭公司，专门做同中国大陆的纺织品生意，服装、鞋帽、手套、袜子、桌布、窗帘、直至餐巾、手绢等你能想到的一切纯棉、化纤的纺织制品。

姚氏父子公司是那种凭定单在中国大陆订货进口的中间公司，没有自己的零售商业点，只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仓储区，办公地点是一座老式的灰色四层小楼，每一层只有十三四个房间。在小楼的后面，是一排旧车间改成的仓储区，用来存放到港的纺织品集装箱货柜。业务繁忙的时候，姚氏父子公司的正式、临时的雇员高达到一百二三十人；生意冷清、接不到那么多定单的时候，雇员可以骤然锐减到二十多人，只占它鼎盛时期的雇员零头。当年，许多在斯坦福、伯克利、阿姆斯壮这些在旧金山附近的大学求学的大陆穷学生们，可能都曾有过在姚氏父子公司里打工的经历。

姚氏父子公司为初来美国大陆的大陆学生（一般都是有可靠介绍人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膳食条件，以打工抵偿食宿费用，并赚取一定的学费钱，直到你有能力在大学里站住脚为止。只要你不失去信用，只要姚氏父子公司还存在一天，姚氏公司会为你提供一切社会帮助和经济帮助，这已经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了。当然，姚氏父子绝不是盲目的“善人”和“冤大头”，有失就有得，姚氏公司从打工者们身上赚取的剩余价值，足够它继续的维持下去，否则，它早就关门大吉了。

姚氏父子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上海，老姚名叫姚成滨，我认识他的那一年七十五岁，白发苍苍，衣衫笔挺，纺织机械工程师出身，是姚氏父子公司的主要决策人。小姚名叫姚克用，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我没有详细打听是什么专业），四十岁左右，但在公司的商贸业务中只起到助手甚至雇员的作用，对经营纺织品业兴趣不大，而对在中国大陆国内的投资建厂到有着浓厚的情趣，一年里的一多半的时间长住在中国国内，在旧金山的公司总部里反而很难见到。所以老姚常说，等到有一天，他再也干不动了，这家姚氏父子公司也就该关张了。

姚氏公司的雇员中间华人占到一半，以白领业务工作为主，另一半是各种的“老粗洋人”，白人、黑人和拉美人，大都从事保安、守夜、司机、装卸等蓝领的工作。老姚先生身为资本家，却没有一点架子，像模范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一样，每日早来晚走，尽职尽责，同每个工人、职员打成一片，堪称“三个代表”的优秀典范。

每逢华人的和洋人的传统年节，老姚先生以亲情为重，除必放假不算，年底还在唐人街上的“大上海”酒楼聚餐庆祝，按照中国的习俗为每一个人封上红包利市，求个喜庆，就连在公司里打工的穷学生们也一视同仁，这要是在国内，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天壤之别每每让人感到了心寒和歧视。

不仅这样，每逢中秋、春节这样大型的传统节日，老姚先生还将远离故乡的几个穷学生们，接到他的家里来欢度佳节。姚先生的家住在旧金山远郊的马林县，一片葡萄园和大森林的接壤之处，一座宽敞但朴素的乡居庄园，只有一位四五十岁的墨西哥的厨师张罗里里外外的一切杂务，使喜欢、也习惯于一向热热闹闹的中国人感到整个房屋和院落寂静得反常、可怕。我们知道小姚先生喜欢常住在中国国内，只有年节才回来陪伴在老父亲的身边，但妻子和儿女却习惯于住在大陆国内，很少回来，他们也屡屡邀请老姚先生回到大陆国内去过节日，但老姚先生宁可同陌生的穷学生们呆在一起，品尝充满辛辣气味的墨西哥餐，也不愿回到大陆国内去享受正统的中国餐。

慢慢熟悉了，我常常看到老姚先生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他宽大的书房里，默默地望着窗外满园的绿色植物，呆呆地思考。他如此能够习惯于寂寞，忍受孤独和寂静，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动不动，像石雕木刻的塑像一样，这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心：他的前半生在中国大陆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是怎样来到的美国？

终于有一天，老姚先生对我敞开了他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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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滇人姚 时间: 2008-4-24 00:06
二

姚成滨，上海人，祖籍宁波，一个大家族中的普通知识分子，一米七零的身高，在北方人这里属于中等的身材，在上海，在解放初期，属于中等偏高的个子，方面、浓眉、大眼，相貌堂堂，舞姿也很好，因为胸无城府，常常不由自主就带出了口风，在上海是著名的百乐门舞厅的常客，虽喜欢玩，但是不“花”，本质上是个喜欢接受“洋派”事物的规矩知识分子。仅此而已。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的政府在北京刚刚成立，姚成滨从上海的同济大学毕业，学的是纺织机械专业，被分配来到首都北京，加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纺织设计院，那时，正是新中国建国的初期，百废待兴，赶上了用人之际，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是来华的苏联专家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也是整个设计院里颇有名气的业务尖子，后来，他结婚了，妻子是无锡才女，天赋极高，也聪明漂亮，在设计院里同一幢大楼的另一个设计室工作，他们在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由祖父起名为姚克用，展现在他们一家人面前的，原本是一个美好、幸福、光辉的前景。然而，这一切在1957年那一年突然结束了。

1957年的夏天，天气格外的热，北京城里的反右高潮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炽热地步。那几天，父亲姚成滨唯一的儿子姚克用即将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姚成滨为兴奋的儿子准备上学用的新书包，新文具盒的时候，没有一点先兆，他莫名其妙地突然就被所在单位纺织设计院的领导打成右派，之后，又被组织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进一步揭发检举，在突然“发现”了他有那么多的反党言论和反革命罪行之后，当即被组织安排接受群众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下一步，被领导公开张榜宣布定为最反动的极右分子，一点也没有迟疑，马上又宣布将极右分子姚成滨开除公职，准备同其他极右分子一起移交给专政机关去关押，集体送去劳动改造。

那一年的初秋，因为坚持不肯同姚成滨离婚划清界线，被押送上批判斗争姚成滨的大会一同批斗，出身于苏南无锡大家闺秀的妻子不堪受辱，实在无法忍受革命群众的这些没完没了的揭发批判和无限上纲，乘人不备，在一个傍晚躲开了看守人员的视线，自己悄悄的去了离家很远的陶然亭公园，在公园中心的小岛上，才女石评梅墓址旁边的一棵柳树上，姚成滨年轻的妻子用一根绳索彻底了结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那一年，妻子还不满二十八岁。

第二天，公园里清扫的人们才发现了尸体，又过了几天，在反复研究了之后，这个不幸的消息才被准许通知到心急如焚的姚成滨的耳朵里。当时，纺织设计院的革命职工们都在谣传姚成滨失踪的妻子是美国特务，已经悄悄返回了美国，正在向美国主子泄漏中国反右斗争的秘密情报。

姚成滨听到妻子自杀的这个悲痛消息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他一时间也几乎也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全部勇气，可是想到了年幼的孩子，他无论再多苦、再多难也要挣扎着活下去。

那一年秋天，因母亲的不幸去世而脑子受到强烈伤害的孩子姚克用终于没有能上成小学，远在上海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刚刚退休了两三年，正打算在上海安享晚年，品尝温馨家庭的天伦之乐，冷不防接到儿子与儿媳的噩耗后，两位老人们不远千里赶到北京，前脚老泪纵横地送走去西北劳改的儿子姚成滨，后脚捧着儿媳的骨灰盒，把失去母亲的孙子姚克用接到了上海，从此同他们老两口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孤苦地生活。

在那个革命革的人都要疯狂的反常年代，为了不给在上海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儿子增添新的厄运，姚成滨在监狱关押和在农场里劳改的漫长期间，始终没有能与家里通信联系，当他九死一生，成为劳改农场被刑满释放的留用人员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给上海的家里去了第一封信，这时已经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距他被强行押去监狱关押劳改，已经过去了整整的16年。

得知在上海大沽路的家里发生了变化，原来在解放前老父亲买的几间私房早已经在文化革命的初期被街道的革命造反派全部没收，老母亲也早已经在那个非常的时期得病去世了，24岁的儿子在六年前到安徽的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因为不堪忍受饥饿和劳累，曾经偷偷的与其他的知青搭伴跑回到上海，看望体弱多病的老祖父，结果，被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当地公社知青办定为知识青年中不安心改造的坏分子，杀一惩百，被多次批斗。姚成滨在上海的家里只剩下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拖着病重的身子，独自住在长宁区华阳路一间只有八平米的斗室里苟延残喘，挣扎度日。

知道了这一切情况后，姚成滨没有落下一滴眼泪，他已经再没有眼泪可流，这劳改的16年的时间里，他亲眼见到了太多的朋友、同伴们的不幸去世，见到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他的眼泪早就已经流干了.
姚家的祖籍是浙江宁波的大家望族，在上海、杭州和江苏的许多城市都有他们的本家和分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在远处的南美，欧洲，还是在近处的香港，南亚地区，到处都有姚家在外面投资谋生的不少亲属故旧。在六十年代初那些饥饿的年代，姚成滨的父母与孩子住在解放以前就购买的大小四间木制的楼房里，依靠着海外连续不断的食品接济，在上海的姚家祖孙三人的小日子还算能够过得下去，甚至比身边许多的上海平民过的还要好，但是因福得祸，招致了邻居们的眼红，这也成为了他们祖孙日后的索命符。

在他们姚家父子脑海的记忆里，如果说1957年还只是一个严酷愚昧的不讲道理的年代，那么1966年就是一个十足的野蛮残暴血腥的年代，在那一年秋天，当着姚克用的面，年迈的祖父被上门来自称是革命造反派的暴徒拷打虐待，祖母又惊又怕，积劳成疾，没有挺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就死去了。就在第二年年初那个春天，16岁的姚克用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作为小反革命，在汇文中学大礼堂的舞台上接受全校革命师生的批斗。以后这就似乎成为了一个惯例，成为每逢运动高潮他就必然要被全班、全年级、乃至全校的革命师生批判的一个反革命常规，一个固定的斗争靶子。

在姚克用被迫上山下乡插队以后，换了一个环境，可是他并没有摆脱厄运，那些特别革命的造反派知识青年还跟在他的身边，他们还要在广阔天地里通过不断批判姚克用来发泄自己的怨气，证明自己的革命行为，于是，姚克用不幸又成为那类特别想踩着别人当官的革命知青的立功对象，不断地被揭发批判，他的“罪行”也在不断地随时间的变迁而积累发展，这种被时刻作为活靶子的情形，一直到他彻底摆脱了那个“广阔天地”，摆脱了那帮极端无耻的革命知青后才宣告结束。

姚克用脱离农村知识青年的凄惨处境纯属偶然，1974年，年已82岁的祖父在上海去世，当时中国的政坛已略有松动，姚家在美国和南洋的亲属都纷纷赶回来送葬，可是近在安徽农村插队的姚克用，已经穷的连回上海的车票钱也拿不出来，只好用全国贫穷知识青年都用的方法，一段段扒车回到上海。等姚克用回到上海，祖父的遗体早已经被亲友们火化，想到祖父十八年来代替父母，把他一碗饭，一碗水的一天天喂大，抚养成人，想到十八年来最疼他爱他的人离他远去，再也不能复活，姚克用趴在祖父的骨灰盒上哇哇大哭，哭的几次昏了过去，一醒来还是接着哭，谁劝也不行。

看到去世的姚老先生唯一的孙子像叫花子一样，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姚家在海外的亲属们一片哗然，在场陪同的上海市侨办的领导将情况紧急反映上去，没有过多久，姚克用作为特殊政策的受益者被批准回到了上海，体现上海市区组织上的关心爱护，姚克用很快还给安排到了一个街道的服装厂里，做上了人人羡慕的机修工，祖父去世前一直在居住的那间八平米的小房间，就成为姚克用在上海安家落户的落脚点。

父亲姚成滨也有幸在西北的劳改农场里遇上了一些好人，一些善良的人，农场的场长，以及直接领导他的管教干部都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他们看得出来姚成滨是一个落难的秀才，是一个从不会去伤害任何人的正派人，所以在1976年秋末，一听说北京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农场领导立刻支持姚成滨他们主动到北京来为自己的平反奔走，正是在这一次来北京的上访中，姚成滨认识了当时还是个皮革厂工人的楚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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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滇人姚 时间: 2008-4-24 00:08
三

1976年的10月下旬，一个气候依然很炎热的中午，北京那股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热闹新鲜劲还没有过去，从永定门火车站一出来，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姚成滨就被四处节日一样的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景象吸引住了。算起来，从二十年前的那一天被赶出北京，他再也没有来到过北京，直到今天他才像做贼一样悄悄地回来了。为了节省下每一分钱，姚成滨没有舍得去坐公共汽车，他的肩扛着一个单薄的行李卷，沿着火车站前的马路边打听边摸索着前行。他过了永定门护城河上的水泥桥，这也是他已经越过了城郊的分界线，进入到城里的重要标志，他又沿着护城河向东面走去，就像有鬼魂在前面牵引着他前进一样，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懵懵懂懂来到了永定门火车站前面不远的陶然亭公园。

1976年秋天的陶然亭公园，因为刚刚经历了那场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唐山大地震，两个月前陶然亭街道附近的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匆匆搭起的各种各样的防震棚，布满了公园的各个角落，公园的大门也无法再收门票了，只能由人们随意地进出，许多单位或家庭的房屋受损，还没有来得及得到修缮回迁的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得把陶然亭公园当成了他们自己的第二个家。姚成滨暗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不用花钱，也不用提心吊胆地防备警察、首都民兵来查夜的旅馆。公园里便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穿着朴素单调，骑自行车驮着行李，手里提着暖壶、饭盒、脸盆等各种生活用品的人群，他那身劳改农场发给他的黑色衣裤在人群中就象是绿草中的一张枯树叶，一点也不显眼。

随着四处来来往往的行人，鬼使神差，使他信步来到了公园中心岛上他最熟悉的一个角落：石评梅和高君宇在陶然亭的墓址所在地。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他们夫妻二人刚刚结婚，在一次蒙蒙春雨中的游玩时，他们无意中被小雨阻隔在了这个地方，又在无意中发现了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墓址。早在上海读大学期间，他们就对石评梅不陌生，在他们不太多的文学藏书中，就有一本经常喜欢翻看的《石评梅文集》，一时间，他们二人不禁都为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崇高爱情所感动，久久说不出话来。不谋而合，以后陶然亭这个僻静的一角，就成为他们夫妻二人朝拜的“圣地”，也成为他们夫妻二人每年春天都要带着孩子来游玩的地方。

想着，想着，见物思情，冷不丁一想到往日朝夕恩爱的妻子早已远离人间，就丧命在这个距他近在咫尺的地方，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已经过去了二十来年，何时能见天日尚不可知，他们夫妻唯一的骨肉，那个苦命的孩子又与自己相隔数千里，天各一方，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疼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再也忍耐不住，一把抓起行李卷，转身蹲在湖边，面向着闪闪发亮的湖水，眼泪吧哒吧哒地落在湖边干燥的草地上。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从他的身后默默无言地递过来一条白毛巾，是那种粗糙的，工厂里用于劳保配发的那种印有红色条文的最普通的白毛巾，他抬头望去，天色已经接近傍晚了，他的身后离湖边三米多远，是一家工厂搭的防震棚，几根胳膊粗的圆铁管子支在地上，围成一个不太规则的方形，从顶上到地面都围着厚厚的黄绿色防雨粗帆布，大约能睡十几个人。防震棚紧靠在湖边这一角的帆布被揭开一个大口子，可以看到防震棚里距地面二尺来高，架起了一层平平的木板以起到床的作用，木板上依然铺着一层厚厚的黄帆布，帆布上只零零散散地放着四五个卷起来的铺盖，一个瘦高的年轻人，与他的儿子年龄相仿，穿着一身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正拿着一本书，靠在帆布被揭起一角位置的铺盖上。

姚成滨直到今天都清楚地记着，这个当时关切地看着他的年轻人粗眉大眼，长胳膊长腿，一副大骨架子，但显得很消瘦，也很善良。在床板上年轻人的铺盖旁边，放着一个粗糙的铁皮暖水壶，一个大的显眼的浅蓝色喝水杯子，一个他在劳改农场就熟悉的电工工具袋，一个里面装着饭盒和几本书的挎包。

年轻人似乎在关注他而又没有在特意地看着他，而是在看着渐渐西斜的落日，象是怕吓着他似的轻声说：“你可以就睡在这里，随便在床板上挑一个位置，不会有人来过问的，我去打饭打开水，一会儿就回来。”

年轻人把帆布棚又向旁边揭开了一些，让姚成滨提着行李坐了上来，然后将那个特号大茶缸里倒满了热开水，留给了姚成滨，自己提着暖水壶和饭盒，沿着公园的便道向园外走去。临近傍晚，陶然亭公园里渐渐热闹起来了，显得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防震棚周围，晃动着晚上从外面要回来睡觉人们的身影，太阳的余光在湖面上一闪一闪的泛着耀眼的光芒，说话声，谈笑声，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到耳边，让人既觉得十分的亲切熟悉，又觉得十分的遥远陌生。姚成滨来到湖边，低头在湖水里洗了手和脚，回身坐在木板搭成的简陋的床上，背倚在自己破旧的行李上喝着大茶缸里的热水，不由得从心里浮出一丝回到了家的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

太阳在西边还没有完全消失，年轻人就回来了，他把灌得满满的暖水壶放在床板上，就像老朋友一样很自然的递给了姚成滨一个同样装得满满的饭盒，饭盒里面是米饭和豆角，还是温热的，这是那种在大食堂里用大锅炒出来的，极为普通的饭菜，油很少，几乎看不见肉，正是因为极为普通，所以姚成滨没有回绝，他只略客气了一下，接过饭盒，坐在床板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两天来，姚成滨在路途上只吃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点干馒头，连咸菜也没有，而此时，眼前的米饭豆角好像是他这些天来所吃过的最可口的，也是最美味的一餐饭菜了。
那天晚上，姚成滨独自在这张宽大的木板床上自由自在地摊开四肢，美美的睡了一觉，这两三天来在路途上积蓄下来的疲劳一扫而光。这是一个舒适的一夜，果然没有任何的人前来过问，也没有警察、民兵的查夜。当昨天晚上在他大口大口吃晚饭的时候，年轻人小声对他说，现在北京这里还属于地震的非常时期，他要在工厂的配电室值夜班，床上的铺盖被褥在感到天冷的时候他可以尽管放心去用。说完之后，又同在防震棚里出现的其它三四个人打了个招呼，介绍说姚成滨是他的一个亲戚，请他们关照一下，最后在腰里挎上电工用的工具袋，起身把白天揭开的防震棚的帆布重新放下，立刻钻进深深的暮色中消失了。姚成滨突然发现，忙乱中，他连这个年轻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万一有人要盘问起来他们之间是什么亲戚关系，他那口上海普通话不出三句就得穿帮。

同他们这个防震棚一样，四周的防震棚里也都没有安电灯照明，人们全都靠公园便道上的那几盏高压水银灯来照明。从防震棚里那几位工人睡觉前的互相对话中，姚成滨才知道，那个瘦高个子的年轻工人名叫楚应城，是在农村插队落户好几年才回来的知识青年，现在是他们这个工厂里的电工，进工厂还不满三年时间。

按照国家规定，插队五年以上回城的知识青年，在学徒期间的第三年每个月可以拿到30元的生活费，不叫工资，也不叫学徒费。而这个楚应城，当电工才半年就通过供电局的考试，拿下了二级电工的本子，真是够能干的。他们这个工厂，就是与陶然亭公园一墙之隔的那个大皮革厂，两千来名工人，他们这个防震棚，就是工厂里专门为电工，水暖工，机修工这些后勤值班工人搭建的休息室。

听着，听着，只觉得他们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越飘越远，累得快成一摊泥的姚成滨很快也把自己溶化在茫茫的黑暗之中，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一夜他睡得很踏实，睡在自己妻子离开人世的地方，他连一个小小的梦也没有做，在天上他妻子阴魂的庇护之下，他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安稳的一夜。

清晨，姚成滨被一阵唧唧喳喳的小鸟叫声吵醒了，一刹间，姚成滨好像又回到了幼年，生活在老家温岭一带的大山林里，前后左右被森林，溪水，岩石和小鸟所包围。可是一睁开眼睛，他又回到了痛苦的现实之中，二十年来犯人和劳改生活的本能使他不敢继续眷恋在床板上，不声不响地飞快悄声起床，收拾被褥。年轻人放被褥的地方还是空无一人，在他当作枕头的衣服卷旁边，一小盆热乎乎的大米粥不知是什么时候摆在了那里，盆盖上放着一个黄不黄、白不白的馒头和一点咸菜，一张包书皮的纸被仓促撕下来写了几个大字摆在一边：“是留你的，你吃吧。”姚成滨的心里一阵激动，他三口两口匆匆吃完早饭，用暖水壶里的水洗干净饭盆，连同昨晚上洗干净的饭盒一起摆好，看了看，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他把自己破糟糟的被褥卷起来留在床板上，他打算只要他还留在北京，晚上就还回到这个地方，在他妻子离开人世的地方过夜。安排好了，然后他背着早晨东起的朝阳，迈着大步，赶往北京西郊的纺织设计院去为自己平反奔走呼喊。

离开二十年了，纺织设计院大楼的门房早已换了几茬的人，看到一个土头土脑的农民装束的人怯生生地走进设计院大楼的大门，门房急忙呵斥着走过来阻拦，姚成滨陪着笑脸赶紧诉说自己来的目的。一听说是被设计院开除劳改的右派分子，门房胖胖的圆脸顿时拉长了，头摇得像个拨楞鼓，两眼瞪得溜圆，一个劲说：“不行，不能进。”边说边挥动着一双粗大的胳膊把姚成滨赶出了设计院的大门。

姚成滨神态麻木地站在设计院大楼的门口，望着那一个个神色庄重，昂首进入大楼去上班的人们，他想，这是我辛勤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人里面有和我相处多年的上级，同事和下手，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们，更没有伤害过他们，他们的心里也都很清楚，而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可是当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相反，还有不少的人在干着落井下石的事情，看到我已经是“罪行累累”，还嫌不够，还要给我凭空增添上许多莫名其妙的新的各种罪状。

姚成滨心里清楚，实际上，在他所工作的技术协作中心里面，他还是在无意中得罪了几个人，他的顶头上司，贪财又好色的中心主任牛天录就是一个，还有那个千方百计投其所好的财务总管马大胖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是一把贪污的好手，而且，这也是最可悲的，牛天录和马大胖子也是他们技术协作中心这十来个专业技术人员的行政总管，设计院里其它部门的人们，都在背后把这对搭档鄙视地称为牛头马面。按道理，设计院是一个高文化的技术部门，没有技术，特别是没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应该是进不了这个地方的。可是它挡不住革命工农干部堂而皇之的大步走进来，紧接着，领导干部的宝贝子女，得力部下，忠实门徒，甚至就连领导干部过去的相好也调了进来，你在哪里还见过这么无耻的领导干部。当一个技术部门的低文化人员占到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的时候，这个部门的实际工作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1957年那一年把他打成右派清理出去，开除了公职，是那对牛头马面合伙商量的一举两得的计谋，一是把深知他们，也不满他们所作所为的知情人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彻底打倒，可以防止内部人员的上告，起到杀一惩百的作用；二是（最主要的）把本部门以往没有多少实际工作成果，归罪于是他姚成滨一个人从中捣乱破坏的结果，只要他们一伙人代表这个部门的“党组织”说话了，整个设计院上上下下，就没有一个人再敢于站出来说个“不”字。

站在设计院大楼的门口，姚成滨看见他过去的大学同班同学李青山走过来了，还在大学里，李青山就是屈指可数的党员大学生，1957年的时候，李青山已经是另一个室的党支部委员了，过去曾经与姚成滨好的不得了。现在，李青山正在从大玻璃门里推门向外走来，可是他的脖子却像抽了筋似的，拼命扭向与姚成滨所在位置相反的另一个方向，就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极大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还有那个本来与姚成滨十分熟识的高个子小华，小华的父亲老华是设计院的组织部长，当年老华领着中学刚毕业的小华到姚成滨这里来投师学艺，姚成滨手把手教会了她机械原理，又教会了她识图，描图，画图和制图，现在，小华直着脖子从他的面前走来走去，目不斜视，就好像从来都不曾认识他这个人一样。这些过去的朋友同事，现在，像躲避瘟疫一样在躲着他。

太阳西斜了，设计院大楼里，下班回家的人们早走的一干二净，那些过去与他相识的人们经过他的面前，不是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就是脖子像落枕似的拼命地扭向另一边，绝不向他旁顾一眼。姚成滨白白在设计院大楼的门口站了一天，当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满含着屈辱的心情无功而返，又回到他晚间居住的陶然亭公园的时候，他已经是筋疲力尽，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而已。这一整天当中，他不仅没有吃中午饭，几乎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又站了十来个小时，在他回到陶然亭公园的路上，他实在累得走不动路了，只好破例花了7分钱，坐了很长一段的公共汽车。

公园里，楚应城坐在他们帆布大棚的铺位上还在等他回来，床板上，他早晨用过的饭盆里盛着一份炒茄片和两个馒头，饭和菜都已经凉了。看见姚成滨失望的面孔，楚应城拿出一个大脸盆让他先洗脸洗脚，在他洗脸的时候，楚应城又把大茶缸里倒满了热开水。洗完了脚坐在床上，姚城滨这才觉得又累又饿，在楚应城关切的照顾下，他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所有的饭菜，最后还意犹未尽地在饭盆里到了小半盆热水，轻轻逛荡几下，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楚应城在一边看的有点目瞪口呆，在姚成滨仰脖子喝刷盆水的时候，他悄声无息地溜到别的防震棚里去找本厂的熟人，当楚应城再回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把一个夹满咸菜的馒头放在姚成滨的面前，说：“吃吧，找熟人要的，不够还有。”

姚成滨知道，幸亏他遇见了楚应城这个好人，来北京的时候，他身边的几个难友凑了半天，也凑不满3斤全国粮票，还是老场长帮助了一点，他这才带着7斤全国粮票来闯北京，要不是有楚应城的大力相助，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决吃住的问题。

天晚了，楚应城又要去值夜班去了，姚成滨躺在帆布敞开的床板上，望着满天的星斗想了许多许多，一直到他的神经都麻木了，这才像死人一样一觉睡过去，这天半夜里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可姚成滨实在是太疲倦了，他连打雷打闪这么大的动静都不知道。

第二天，还有第三天的早上，姚成滨只要是一起床，都像在第一天早上一样，吃过馒头喝完稀饭，就徒步赶到纺织设计院大楼的对面墙根底下去“上班”。他的“上班”，在设计院大楼渐渐已经家喻户晓，从大楼各层不同的窗口，越来越频繁地伸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终于在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几个戴红袖标的男女走过来严厉盘问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在这里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最后又厉声呵斥他，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知道不知道现在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哑口无言了，感到理屈词穷，好像自己又犯下了新的罪行。幸好他随身带有一纸劳改农场的介绍信，这是经验丰富的老场长给他准备的，用以证明他来北京是有正当理由的，以及他的身份的合法性。

随着红袖标的盘问，他们身边的人群越聚越多，其中有许多人就是纺织设计院的职工，大家七嘴八舌的从四面八方插话进来，在文化革命进行到10年的今天，见过世面的北京街头的老百姓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运动的本质，有什么话都敢说了，他们早已经极端厌倦、也极端厌恶红袖标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整人的场面，在场的群众们七嘴八舌，舆论开始一步步越来越明显的同情姚成滨了。几个戴红袖标的男女显然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们几个的头凑在一起，悄悄窃窃私语了一阵，其中一个戴红袖标的尖嘴猴腮的中年男子侧身挤出人群，三步两步跑到对面大楼的某一个房间去请示，在这边，团团围着姚成滨的人群里，不知道是谁挑了一个头，抓过姚成滨的双手，往中间塞了几元钱，顿时，围观的人们纷纷解囊相助，一时间，钱，北京市粮票，被无数只手塞进了他的手里，他的兜里，挡都挡不住。姚成滨的喉咙哽咽了，二十年的委屈被化解了，好像时光又回到了人们互相关心的1956年。在这个时候，戴红袖标的瘦脸中年男人跑回来了，同那几个男女交头接耳几句之后，把姚成滨连推带搡地轰出了甘家口街道。临走时那个尖嘴瘦脸的男人威胁姚成滨说，以后再发现他出现在这个地区，就把他抓起来关进公安局，还要到劳改农场去追究有关领导人包庇支持右派分子翻案的责任，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姚成滨知道，这三天已经足够了，这个地方他从此以后是不能再来了，不然不但他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连累更多的人。这天下午，他是花了1毛1分车票钱，坐2路无轨电车直接回到陶然亭公园的，在车上，他格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衣服和裤子上的每一个口袋，防止来之不易的收获被小偷扒走。进公园北门的时候，天气还早，帆布大棚里还没有什么人，下夜班休息过来的楚应城正背靠在铺盖上，津津有味地在读一本什么书，丝毫没有察觉姚成滨的提前归来，直到他主动先打了招呼，楚应城这才手忙脚乱地跳下床板，给满身尘土的姚成滨拿来脸盆，又倒了一大杯的热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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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津姚氏 时间: 2008-4-27 22:39
老弟哥哥真是佩服你!!!知识知道的太多了
我看到了你发的消息.祝你一家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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