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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熊清元撰 « 姚氏父子与<梁书>» [打印本页]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0:45
标题: 熊清元撰 « 姚氏父子与<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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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历史和中国历史佳话

姚察姚思廉父子
  书撰陈梁
  父子成双史
  廿四史之二：陈书，梁书。

熊清元，姚氏父子与《梁书》
作者熊清元湖北红安县人，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邮编:湖北黄冈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介绍了姚察、姚思廉父子的生平，研究了《梁书》编撰成书的漫长历程，对《梁书》的史学成就和缺陷作了客观的分析评价。

关键词：姚察  姚思廉《梁书》编撰得失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8:06
姚氏父子与《梁书》

熊清元

（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北黄冈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本文介绍了姚察、姚思廉父子的生平，研究了《梁书》编撰成书的漫长历程，对《梁书》的史学成就和缺陷作了客观的分析评价。

关键词：姚察；姚思廉；《梁书》；编撰；得失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０７８（２００１）０２一００８一０８

一

《梁书》五十六卷，其中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记南朝梁四帝起武帝天监元年（５０２）讫敬帝太平二年（５５７），首尾五十六年的历史。题名姚思廉撰，实际上是姚思廉在其父察所撰旧稿的基础上补续而成。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治所在今浙江德清县西千秋镇）人。“九世祖信，三国时吴太常卿，有名江左”（《陈书》本传）。祖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每召与讨论方术，为上省师（参《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梁武帝《净业赋序》）。父僧垣，亦以医术知名，为梁太医正（详《周书・艺术・姚僧垣传》）。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授晋安王萧方智府谘议参军。江陵陷，僧垣与次子最俱入北周。以其医术高明，为世所推，位遇甚重。隋开皇三年（５８３）卒。

姚察为僧垣长子，自幼好学，勤苦厉精，又有乃父所得优厚供赐以为游学购书之资，故学问日博。梁简文帝时，姚察人仕，曾官兼司文侍郎。梁元帝即位江陵，察随朝士例赴西台，官原乡县令。后因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举荐，为佐著作，撰史。陈初，吏部尚书徐陵领著作，又引为史佐。陈宣帝时，察曾为通直散骑常侍，出使北周，得与其父相见。江左耆旧在北者咸相倾慕。使还，补东宫学士。太建（５６９—５８２）末，为戎昭将军，知撰《梁史》事。后主即位后，姚察更蒙恩遇，累官中书侍郎、太子仆、给事黄门侍郎、秘书监、散骑侍郎、吏部尚书。察在梁、陈，先后佐著作、知著作郎事，领著作，数十年中，多次知撰史事，与撰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陈亡，姚察入隋。开皇九年（５８９）又诏授秘书丞，别敕撰梁、陈二史。隋文帝很器重姚察，曾在内殿指察谓朝臣日：“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炀帝大业二年（６０６），察卒，年七十四。

察至孝，有人伦鉴识，“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元时暂辍。尤好研核古今，棍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陈书》本传）。所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一卷，《定汉书疑》一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梁书・帝纪》七卷（参《陈书》本传及《隋书・经籍志》）。所撰梁、陈二史，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未毕者，临亡乃以体例诫约其子思廉，责其博访撰续。

思廉字简之（《新唐书》本传谓“本名简，以字行”）。陈亡，随父自吴兴迁至关中，遂为雍州万年（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人。幼时从父受《汉书》，勤学寡欲，能尽传其家业。在陈代，曾官扬州主簿。人隋，初为汉王府参军，后补河间郡司法书佐。姚察卒后，思廉上表炀帝，陈父遗言，求续成梁、陈二史。诏许之。

隋末，思廉为代王杨侑侍读。唐高祖李渊起兵入京师，代王府僚属皆骇散，唯思廉侍代王，不离左右。李渊兵士将上殿，思廉厉声呵止，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人退却，列于阶下。高祖至，许其扶代王至顺阳阁下。思廉拜泣而去，观者咸叹其忠烈。高祖即位，授思廉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钦敬其节义，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日：“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时思廉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致书以示褒奖（参《贞观政要》卷五《论忠义》）。太宗即位，思廉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等并为十八学士之一（《唐会要》卷六十四《文学馆》）。曾撰国史纪传，“粗成三十卷”（《史通・外篇・古今正史》）。他是唐初第一个撰本朝国史的人。贞观三年（６２９），太宗命修梁、陈、北周、北齐及隋五代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魏徵虽名同撰，实际上只是监修官，只写了《梁书》、《陈书》中本纪末的史论和《陈书・皇后传》末的史论。故《梁书》、《陈书》皆题名姚思廉撰。至贞观十年，二史修毕。次年，思廉卒，享年八十一。思廉为秦王府旧僚，忠直老臣，深被礼遇。于其卒，太宗深为悼惜，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赐葬地于昭陵。

纵观姚氏父子行事，并学兼儒史，重德行，讲节义，勤于撰述，文笔可观，这些都为他们撰《梁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8:09

pszyyao 发表于 2022-3-22 18:06
姚氏父子与《梁书》

二

《梁书》名义上是姚思廉受诏所修，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世努力才完成的，有半私撰的性质。姚察在陈太建末已受命知撰梁史事，陈亡入隋，又受敕成梁、陈二史，至大业二年卒，前后约二十五年，梁、陈二史均未完成，然察之功固不可没。思廉自云：“《梁》、《陈》二书，本多是察之所撰”（《陈书・姚察传》）。观《梁书》五十六卷，篇末史论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日”者二十七卷，当为察已成之稿；其余篇末题“史臣日”者二十九卷，一般认为是思廉补撰，不过，也有可能正文出自姚察之手，而史论为思廉所补。

姚思廉自隋大业初上表陈父遗言，诏许其续成梁、陈史，至贞观十年梁、陈史修毕，前后约三十年。其问，唐高祖武德五年（６２２）曾下诏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王进、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然而“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详《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

梁、陈史为什么在姚察生前历二十五年未能完成，思廉续撰二十余年又未成，至贞观年间方能毕其功呢？这与时代密切相关。众所周知，陈太建末至于唐太宗贞观初这四十余年时间，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权正处于动荡不定的时期。太建之后，陈后主上台，“政刑日紊，尸素盈朝”（《陈书・本纪》后论），在位不足七年，即为隋所灭。其时“察既当朝务，兼知国史”，“施功未周”，“至于陈亡，其书不就”（《史通・外篇・古今正史》）。陈亡察入隋，已是开皇九年。自此时至文帝之卒，十数年中，虽然天下一统，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且文帝“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愈扇。又雅好符瑞，暗予大道”（《隋书・高祖纪》后论）。姚察能坚持撰修梁、陈二史，已属难能可贵，未能竣工，亦可理解。至大业二年后，思廉续撰。然其时炀帝淫荒无度，法令滋章，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巡狩不断，战事频仍，不及十年，隋亡。且“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册府元龟》之《国史部》“恩奖”条唐太宗语），思廉又岂能安心撰史！思廉入唐，其时唐王朝政权初定，虽诏修五史，然大约忙于政权巩固，修史工作未能落实，故历数载而功不就。太宗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唐太宗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深明治国之道。《唐会要》卷六四《宏文馆》条有云：“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宏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领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总结历史上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修撰五史也就成了太宗的迫切需要了。这一点，可从贞观十年五史修成后太宗的慰劳语看出。《册府元龟》卷五五五《恩奖》有云：“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竞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问，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他鉴于武德年间修史未成，乃对史馆之机构、建制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据《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等记载，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禁中，在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之北。史书由宰相监修，同时置史馆修撰、直馆、楷书手、典书、亭长、掌固、装璜直、熟纸匠等职，各有定员。又制“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以保证史料的征集。这些使修史工作有了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完备的职责分工，从而保证了修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思廉此次修撰《梁书》，除了有其父之旧稿和自己大业二年以后“稍就补续” （《陈书・姚察传》）之文以外，还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供利用。仅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正史类有：梁・谢吴《梁书》四十九卷（吴，《史通・古今正史》及《旧唐书・经籍志》作“吴”，未知孰是。参钱大听《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谢吴》条）；陈・许亨《梁史》五十三卷（《隋书・文学・许亨传》作“五十八卷”）；姚察《梁书・帝纪》七卷；又，梁武帝《通史》四百八十卷；魏收《后魏书》一百三十卷，其中有关梁代部分亦可资参考。古史类有：梁・刘瑶《梁典》三十卷；陈・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陈・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最《梁后略》十卷（最，《隋书・经籍志》作“勖” ，此据《周书・姚最传》）；梁・萧韶《太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隋书・经籍志》自注：“叙梁末侯景之乱。” 又，世怡，《北史》作“圆肃” ，《史通・内篇・补注》作“大圜” ，未知孰是。世怡本名泰，梁鄱阳王恢之子；圆肃，梁武陵王纪之子；大圜，梁简文帝之子。三人，《周书》、《北史》俱有传）。杂史类有：刘仲威《梁承圣中兴略》十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原注：记武帝事）；梁・谢吴《梁皇帝实录》五卷（原注：记元帝事）；以及未题撰人的《梁太清录》八卷（按：《史通・杂说》原注作“裴政《太清实录》 ” 。裴政，《隋书》卷六十六有传，然所撰作“《承圣实录》 ” 。梁元帝即位之初，年号犹称太清，第三年方改元承圣。《太清实录》或即《承圣实录》。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梁末代纪》一卷。此外，《隋书・经籍志》所著录起注居、旧事、杂传、文集等有关梁代者为数不少。以上这些都是姚思廉可以见到的。新、旧《唐书》姚思廉本传并云其采谢吴等诸书著梁史。言“诸书” ，可知所采必相当广博。《史通・外篇・杂说中》有云：“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观其朱墨所图、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 修史者用力之勤可以想见。姚思廉自贞观二年起功（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原注），历经九载，终于得以撰成梁、陈二史。其时他年已八十了。

三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8:14

pszyyao 发表于 2022-3-22 18:09
二

三

自唐代以下，南北朝史，由于有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其余诸史被视为冗烦，较少流行，影响较小，迄今尚无全面研究《梁书》的专门著作。不过，零星的概括的评述并不少见。古人有认为《梁书》“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四库提要》）；有将李延寿《南史》与《梁书》等比较，说延寿之书“甚有条理，刊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宋祁《新唐书・李延传》）；有说“李延寿南、北史成，唯《隋书》别行，余七史几废。大抵记载无法，详略失中，故宜行而不远” （赵与时《宾退录》卷九）。今人有说“南朝四史中，以暂梁书》为最弱” 的（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一节）；亦有说“《梁书》、《陈书》胜于同时其他各史”的（张志哲《中国史籍概论》第二篇第五章第三节）。意见颇为分歧，而抑扬未免过当。近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论魏晋南北朝诸史，云当“以陈（寿），范（哗）、沈（约）、李（延寿）四氏为上选”，而姚察、姚思廉和李德林、李百药父子“亦应挤于史家之林，然以视上举诸家，殊有逊色，抑居其次”。我们认为，《梁书》的成就不应抹煞，其缺点亦客观存在，金氏之论较为公允。

《梁书》在史学上的突出之处，概括言之，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步的历史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流程。在这个流程中，有朝代兴亡更替，有统治者个人的成败得失。造成这兴亡成败的主因是什么？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许多唯心主义史学家的回答都是“天时”、是“历数”。就是与姚氏父子时代相距不远甚至同时的史学家，大多也是这种观念。如沈约《宋书・符瑞志・序》云：“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 其《五行志・序》亦云：“天人之验，理不可诬。” 萧子显《南齐书・高帝纪・赞》日：“于皇太祖，有命自天。” 魏收《魏书》论日：“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祗之心。” 就是以重人事著称的魏征，在其所撰《隋书・高帝纪》后论中也认为，隋的兴起， “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 而姚氏父子却与沈约、萧子显等不同。《梁书》强调的是人事、人的作用，突出的是帝王将相的智慧才能，认为人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武帝纪》后论中，姚思廉总结梁武之兴，有云：“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总苍兕之师，翼龙豹之阵，云骧电骇，剪暴夷凶，万邦乐推，三灵改卜。于是御凤历，握龙图，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 而总结梁之亡，有云：“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 ，抑此之谓也。贾谊有云‘可为恸哭者矣’ 。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呜呼！天道何其酷焉。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其兴是因梁武“英武睿哲” ， “濡足救焚” ， “万邦乐推” ，招引贤才，励精图治；其亡是因梁武委事小人，赏罚无章，从而导致侯景之乱（可与《朱异传》后论参看）。总之，其兴其亡，都在人事。在《元帝纪》后论中，姚思廉有云：“以世祖之神睿特达，留情政道，不怵邪说，徙跸金陵，左邻强寇，将何以作！” 这也就是说，如果世祖“留情正道，不怵邪说” ，则梁王朝不会被西魏攻灭。同样是认为，梁之亡在人事，不在天命。

姚氏父子重视人事思想的形成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9:15

pszyyao 发表于 2022-3-22 18:14
三

姚氏父子重视人事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司马迁、范晔等前代少数进步史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其所处的时代更有着重要关系。他们父子二代，历涉梁、陈、隋、唐四朝，皇帝“你方唱罢我登场” ，前后十数人，其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尖锐、激烈、错综复杂。急剧而频繁的变故，无数成败治乱的史实，促使他们认真思考，探求其中的原因和规律。他们从严峻的历史中认识到人在其中的决定作用，这是他们高出于一般史学家的地方，是其进步历史观的重要体现。当然，姚氏父子是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他们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他们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不时流露出宿命论思想。如《康绚传》载，康绚主持修成浮山堰以后，张豹子继任其事， “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奔流于海” 。是堰之坏决在于“豹子不修堰” ，不在于天命。然而，本传《后论》却又有云：“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及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即是一例。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姚氏父子虽然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他们注重的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也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姚氏父子进步的历史观还表现在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看法上。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但是，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讲华夷之辨、轻视其他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相当严重。时至唐代，不少史学家对其他民族的偏见依然未有改变。且看与《梁书》同时修成的《周书》之《异域传上》后论：“史臣日：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川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禺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韧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 唱的依然是“内诸夏而外夷狄” 的老调，认为荒裔之地“凶德成焉” ，其人“贪而无厌，狠而好乱” 乃天命使然，生来为此。这显然是大汉族主义的偏见。而《梁书》则不然，其《诸夷传》载海南、东夷、西北诸戎各国，记事客观。传末史论只云：“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异，怪类殊种，前古未闻，往牒不记，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辩方物土，莫究其极。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 绝无贬斥之词。两相比较，见识之高下，不言自明。清・赵翼《陔余丛考》卷六《宋、齐、梁、陈、魏、周、齐诸史及南、北史书法不同》条说，《宋》、《齐》书于魏则书索虏（魏虏、虏），《魏书》于齐、梁则书岛夷， “《梁》、《陈》二书则不复称索虏而称国号，并于魏、齐、周诸帝皆称谥号” 。这固然因为，《梁书》成于唐代，当时南北一统，华夷一家，撰史时现实有此基础；更重要的是，因为姚氏父子能摒除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有平等对待其他民族的进步思想。

二、内容较充实。《梁书》五十六卷，姚氏父子两世纂集，至唐初始就，这其间固有如上文所述的时代原因，但亦与其用力收集史料、考证史实、不肯草率苟作有关。正因为如此，《梁书》才比较全面具体地记载了梁代五十六年由兴至亡的历史，展现了梁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是南北朝八史中内容较充实的一部。其中帝纪六卷，完整而有条不紊地记载了梁代五十六年问的军国大事、盛衰变化之轨迹。列传五十，所传人物３００以上。其中除了有影响的文臣武将外，还记述了很多颇有特点的人物，通过他们，揭示了梁代社会的诸多特点。其内容之丰富，历来被人称道。如《文学传》两卷传２６人，有著名文学家沈约、江淹、任防、王僧孺、张率、王筠、刘孝绰、萧子显、张缵、裴子野等因别以功绩，另有单传，尚不在其内。由此可见梁世尚文之风，文学之盛。《孝行传》传１６人，加上《昭明太子传》、《哀太子传》、《杨公则传》、《张弘策传》、《郑绍叔传》、《韦睿传》等等，所载传主“孝谨天至” 、 “蒸蒸以孝” 、 “孝友” 、 “以孝闻” 种种事迹，可知梁代重孝之风和梁武“以孝治天下” （《孝行・荀匠传》）的影响。从萧儋、裴邃、夏侯夔、陈庆之诸人列传中可略知，梁代在今湖北境内进行军事屯田以对抗北朝所取得的一定成绩。《侯景传》、《梁元帝纪》及相关人物传记中，记述了侯景之乱和江陵之覆亡的全过程，揭示了梁代世族乃至整个六朝世族阶级必然衰亡的命运。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9:20

pszyyao 发表于 2022-3-22 19:15
姚氏父子重视人事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司马迁、范晔等前代少数进步史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其所处 ...

《梁书》所载章表诏策、书论诗赋不少。虽然有繁冗可删者，然大多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宝贵的史料。如《范缜传》中的《神灭论》、《刘勰传》中的《文心雕龙序》、《钟嵘传》中的《诗品序》、《庾肩吾传》中的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张率传》中的《舞马赋》、《沈约传》中的《郊居赋》、《陈伯之传》中的丘迟《与陈伯之书》、《徐勉传》中的《上修五礼表》和《诫子崧书》、《许懋传》中的《封禅议》、《张充传》中的《与王俭书》、《任防传》中的刘孝标《广绝交论》等等，对认识和研究南朝的哲学、佛教、文学理论和创作风气，以及社会风习、士人心态、官宦生活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诸夷传》，所载诸夷３０余国，比前此的《宋书》、《南齐书》等的同类传记内容充实丰富得多。它比较全面地记述了中国周边国家及西南亚诸国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以及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外交往来，是研究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极重要的史料。

三、有一定程度的实录精神。唐初修史本来就是要惩恶扬善、贻鉴将来的，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正是中国古代优良的史学传统。姚氏父子又素以“学行” 、 “节义” 著称。故《梁书》具有一定程度的实录精神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如读《高祖三王・邵陵王纶传》、《豫章王综传》、《世祖二子・忠壮世子方等传》、《张缵传》等，可知梁代皇族内部父子、兄弟、叔侄、外戚等之间错综复杂的钩心斗角、争夺倾轧。读《侯景传》载景抗表陈梁武“十失” ，亦略知梁王朝内贿赂公行、赏罚无法的实况。读《贺琛传》所载琛长篇奏疏和梁武当面训斥之词，可见梁代后期政治之腐败及梁武拒谏饰非的嘴脸。读《武帝纪》所载大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诏书，可以概见当时官守之凶贪、民众之苦楚。读《鱼弘传》中鱼弘“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 的自白，真令人切齿发指！读《康绚传》所述梁筑浮山堰时“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 的惨状，更令人体目惊心。《梁书》将这些都如实地记录下来，暴露了梁王朝在梁武这个所谓“菩萨皇帝”统治下的黑暗现实。这是应该肯定的。

姚氏父子虽然未忘“秉笔直书” 的优良史学传统，但他们毕竟是封建正统史家，受诏撰《梁书》，不可能象司马迁那样撰史“自成一家之言” 。《梁书》所据本国史旧文，其于梁代史实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隐而不书（参赵翼《制二史札记》卷九《梁书悉据国史立传》条），故《梁书》涉及梁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虽有揭露，亦不无曲笔。如梁武帝弟临川王宏，天监四年（５０５）受命统军北伐，武器精新，军资充足。然畏魏兵而不敢进，措置无方，怯懦无能，至使百万大军一朝溃败，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师十之八九，自己随数骑逃归（详《南史》本传及《通鉴・梁纪》）。此为梁第一丧兵辱国之事。大抵国史未书，《梁书》本传只云“征役久，有诏班师” ，亦讳言溃败之事。其它如昭明太子墓地埋鹅事，元帝徐妃之失德事，临贺王正德劫掠杀人、与妹通奸事，等等，《南史》增补不少（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而《梁书》皆讳而不书。因此，后人研究梁史及有关人物，不得不参阅《南史》及《通鉴》有关内容。

四、叙事简严，文笔洗炼。姚氏父子本皆饱学之士，且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因此所撰《梁书》质朴自然，条畅通达。尤其叙事简严，文笔洗炼，历来被人称道。清人赵翼说他“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不能过” （《陔余丛考》卷七《梁、陈二书》条）。如《孝行・苟匠传》写荀匠之孝行，云：“父法超，齐中兴末为安复令，卒于官。凶问至，匠号恸气绝，身体皆冷，至夜乃苏。既而奔丧，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闻其哭声。服未阕，兄斐起家为郁林太守，征俚贼，为流矢所中，死于阵。丧还，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仅而得全。既至，家贫不得时葬，居父忧并兄服，历四年不出庐户。自括发后，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哭无时，声尽则继之以泣，目营皆烂，形体枯悴，皮骨才连，虽家人不复识。” 此段文字记述了苟匠为父兄二人服丧的情况，以表现其孝行。既交待了父兄的姓名、官职、死因及死所，同时又从正面写其哭声、行为、容貌、形体以表现其悲伤，从他人对其哭声、形貌的感受反应来突出其悲伤的程度。这样写，多角度、多侧面地突出了一个孝友者的形象。而全段先分写父“凶问至” 时、“奔丧” 时和兄“丧还” 时、丧“既至” 时苟匠的种种表现，后合写苟匠守父兄丧时的情形，层次清晰，叙事完整，而总共才１４０余字，非精于文章之道者不能。又如《曹景宗传》写景宗有这样一段：“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日：‘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幔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 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库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 通过其言语和生活细节，尤其是他那土俗的比方，生动地展现了一个粗豪、狂放、躁动的武将性格。以至毛泽东读了这段文字，也深为感动，加批语日：“景宗亦豪杰哉！” 同时，读这段很自然让人想起：“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岳飞《满江红》）；“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 （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骅》）等有名词章警句。可见此段文字的生命力。

六朝至初唐，正是骈体文盛行的时代， “骊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 ， “文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是那个时代的风气。而《梁书》不同流俗，全用质朴自然的散文句法叙事、写人、议论，尤为可贵。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氏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赵氏的评价是有见地的。关于《梁书》的缺陷，历代学者多有指陈，客观地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编次方面有不当之处。《梁书》编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19:25

pszyyao 发表于 2022-3-22 19:20
《梁书》所载章表诏策、书论诗赋不少。虽然有繁冗可删者，然大多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宝贵的史料 ...

一、编次方面有不当之处。《梁书》编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当传而未传。如昭明太子萧统之子髻，初封岳阳王，被梁元帝所迫，在襄阳自立为梁王，依附西魏，后在江陵称帝三世，历三十三年，史称后梁。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即使不便附于本纪之后，何妨别立一传，述其兴亡？而《梁书・昭明太子传》中连其名字都不载，只于《张缵传》中略为述及，竟似不知为谁氏之子者。又如，梁将王琳，在梁末问关百战，尽忠于梁朝，始终不肯屈服于陈霸先。且其事迹全在南方，梁亡方投奔北齐。《梁书》亦不为立传，显然是其疏漏。又，《梁书》无《方技传》，以至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沙门宝志（参《南史》之《武帝纪》、《王僧辨传》及《梁书》之《何敬容传》、《刘歆传》等），参加浮山堰的勘测、设计、施工的著名科学家，当时的材官将军祖日恒（只在《康绚传》中涉及），皆未为立传。这当与姚思廉的封建思想相关。思廉曾祖菩提，祖父僧垣俱是梁代名医，出入宫廷，甚被优遇。思廉只在《陈书》中为乃父姚察立传，闭口不提曾祖，于其祖父亦仅“父上开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 １７字而已。盖方技之流，当时社会地位低下，故思廉讳而不言。其不愿为方技立传，可想而知。二是伦次失检。赵翼《陔余丛考》卷七有云：“《梁书》编次亦有失检处。武帝郗皇后传后即以简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贵嫔、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乃昭明太子及简文之母，阮乃元帝之母、简文庶母也，岂得反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耳。然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何必先媳而后姑耶？……其于宗室诸王及诸帝子，编次亦多失序。昭明太子统、哀太子大器、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而临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绩、庐陵王续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编在从子从孙后，可乎？” 章学诚《丙辰札记》亦有云：“《梁书・皇后传》以高祖丁贵嫔、阮修容列于太宗王皇后之后，其意以谓分嫡庶，而不知失昭穆之伦矣。纪事之书，自有先后伦次，非如太庙升柑，嫡妇可以逾庶姑也。” 赵、章二氏所论是有道理的。《梁书》编次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此不赘述。

二、多载迷信感应之事。中国古代的史家，由于受时代和历史观的限制，很难对历史现象和进程作科学的解释。因而历代史书中，迷信怪异之事常见诸记载，尽管因撰史者的不同而所撰史书迷信色彩有程度上的差别。南朝，尤其是梁代，正是佛教大为流行的时代。姚氏父子，特别是姚察，受风气之熏染，十四岁即受菩萨戒，习蔬菲五十余年，谙识内典，虔信佛教（详《陈书》本传）。这些都影响到《梁书》的撰修。《梁书》中所载迷信怪异之事不少。如《太祖五王・鄱阳王恢传》载，恢请北渡道人慧龙治眼疾，因其“有孝性” ，精诚所感，空中见圣僧使恢眼“豁然开朗” 事；《褚翔传》载翔母疾笃，请沙门祈福，因翔“有孝性” ，精诚所感，中夜户外有异光，空中有弹指声， “及晓疾遂愈” 事；《孝行・滕昙恭传》载，孝子昙恭门外冬生树神光忽起，佛像及夹侍之仪“自门而入” 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佛教谓众生以其精诚感动神明，神明应之，谓之感应。姚氏父子不厌其烦，多载此类事，可见其受佛教影响之深。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论者认为“《梁书》中表现出一定的反佛思想” ， “姚察、姚思廉认真书史” ，“对当时流行的佛教痛心疾首” （详《（梁书＞略论》）。然而，论者所谈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是两条：～是《范缜传》记载了“范缜的主张及其与萧子良的争论” ，对范缜“没有贬责之词” 而“抱着推崇的态度” ；二是曾巩的《梁书目录序》 “拒佛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曾巩“是在观《梁书》之后发出这番议论的，他已认识到《梁书》的反佛思想” 。这两条似乎有理，实际上一条也站不住脚。对于第一条，我们应明确，《梁书・范缜传》对范缜并非无贬词。范缜本为齐臣。齐末，母忧去职， “义军至，缜墨经来迎” ；“缜自迎王师，志在权轴，既而所怀未满，亦常怏怏” ；后因亲结“倾侧取容” 、 “反覆不忠” 的王亮而坐罪。《梁书・儒林传》后论云其“墨经徼幸，不遂其志，宜哉” ，显然是取批判的态度。《梁书》本传还说他“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 。这些不是贬责又是什么？至于《梁书》载其《神灭论》，乃史家实录精神之表现，与反佛无关。试问，《神灭论》于齐时初出即朝野哗然，至梁初，梁武犹组织六十余人与之辨难（详《弘明集》卷十《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及《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此等重要史实，《梁书》不载，行吗？况其“与政事无关”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郭祖深与苟济之反佛》），载之何妨？至于第二条，显然是论者误解了曾巩《梁书目录序》。曾《序》先云佛为中国之患， “而在梁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 ，后又云“臣等故因梁之事” 而论。原来曾巩不过是因序《梁书》而借题发挥以论佛法。其“在梁尤甚” ， “因梁之事” 二句，乃斡入题目之法（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一《元丰类稿・文》 “梁书目录序” 条），与《梁书》是否反佛何干？再说，姚氏父子若反佛，梁代两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斥佛之事当载：一是苟济，一是郭祖深。苟济上书斥佛，惧梁武迫害，由梁入魏（事见《北史・文苑・苟济传》），不入《梁书》固可勉强解释，但郭祖深上封事，揭露梁武残民佞佛的弊政（详《南史・循吏・郭祖深传》），《梁书》只字不提，这说明了什么呢？另外，若将《南史・梁本纪中》李延寿的史论和《梁书・本纪》末魏徵的史论与《梁书・武帝纪》后姚思廉的史论略加比较，亦能说明问题。李延寿批评梁武佞佛， “溺于释教，弛于刑典” ；魏徵更斥其“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或经夜不寝，或终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伍；高谈脱履，终恋黄屋之尊” ，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武斋戒、讲经、舍身等之虚伪。而姚氏不仅论中曾无一言及佞佛之事，反而在正文末赞扬梁武“笃信正法，尤长释典” 。《梁书》有无反佛之意，昭然若揭。实际上《梁书》 “反佛” 说，大约是袭自近人陆绍明《史家宗旨不同论》（原载《国粹学报》十七期。徐浩《廿五史论纲》，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影印本收为附录）。不过，因陆氏之说过于穿凿牵强，不合实际，今人一般都摒而不取。

三、撰述上颇多疏漏。贞观三年，姚思廉受诏修撰《梁书》时，已年过七十，精力衰退可想而知。且身为朝臣，当亦不可能专事撰史，故《梁书》中疏漏不少。概括而言，约有三端。一是前后矛盾。如在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中言何敬容掌选， “序用多非其人” ，而在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中又谓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 。又如《侯景传》大宝元年十二月下记：“是月，张彪起义于会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台乐讨之，不能禁。” 此下，二年正月却记：“（张）彪遣别将寇钱塘、富春，（侯景仪同）田迁进军与战，破之。” 一“义” 一“寇” ，数行之问，书法乖舛。二是重复。如《到洽传》载，洽卒，昭明太子与晋安王纲令，有云：“近张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笔弘雅，亦足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怀也。比人物零落，特可伤惋，属有今信，乃复及之。” 此段文字，于《张率传》中重出，且“文” 作“才” ， “伤惋”作“潸慨” 。又如《王筠传》中云：“时人为之语日：‘谢有览、举，王有养、炬。’ 炬是泰、养即筠，并小字也。” 而《谢举传》中复重出。如此之类，还有一些，今不赘述。三是沿国史笔法，不少篇章剪裁加工不够。如诸王及功臣列传之结构，例先叙其历官，中述事实，末载饰终之诏。如《南平王伟传》载诏日：“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 《王茂传》载诏日：“旌德纪功，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 《孔休源传》载诏日：“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酬庸，先王令典。” 等等，千篇一律，读而生厌。又，《梁书》虽叙事简洁，然因其依国史立传，故所载诏策有无关于治道、只是官样文章且内容雷同者，颇遭后人“繁冗” 之讥。本来，《梁书》既入正史，理应突破国史限制，删除繁复，自出机杼。姚思廉在这点上用力不够，影响了文风的统一，有损其文采，这是令人遗憾的。

另外，《梁书》有纪、传而无志、表，往代学者亦有批评之者。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条、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毫州志人物表例议》等。对此，赵翼《陔余丛考》卷九《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条有云：“《隋书》诸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制度。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于《隋书》也。” 赵氏的解释是合理的。实际上，《隋书》十志是为梁、陈、周、齐、隋五代史而撰，故其名本为《五代史志》。只不过隋在后，故入《隋书》，后人称为《隋志》罢了。姚氏自无须别撰。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有云：“吾谓此等编次之法最得史体，其他四史，则不必一一作志，以省卷帙。” 至于《梁书》无表，倒不能不说是其不足。然唐以前正史中，无表者多，又不独《梁书》也。

参考文献：

［１］张贻玖．毛泽东读史［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责任编辑高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熊清元（１９４９一），男．湖北红安人，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作者: pszyyao 时间: 2022-3-22 21:55

pszyyao 发表于 2022-3-22 19:25
一、编次方面有不当之处。《梁书》编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当传而未传。如昭明太子萧统之子髻，初 ...

这样一评论历史学家姚察姚思廉父子及其梁书的长篇论文，却仅仅只有下列一参考文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不可理喻，或说不过去。
参考文献：
［１］张贻玖．毛泽东读史［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

作者简介：熊清元（１９４９一），男．湖北红安人，黄冈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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