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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历史纵贯线』[图文]揭秘首颗氢弹投弹领航员：忙着背语录忘了按投掷器 [打印本页]

作者: 姚元周 时间: 2012-10-18 18:37
标题: 『历史纵贯线』[图文]揭秘首颗氢弹投弹领航员：忙着背语录忘了按投掷器

　　正在央视热播的革命史诗大片《国家命运》，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
　　1960年11月，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导弹试射成功。1964年秋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进行的是氢弹研究。聂力在《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讲述了氢弹背后的故事。
　　“万炮齐轰聂荣臻”
　　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钱三强根据刘杰部长的布置，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研究组，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研究。
　　正当科技人员在氢弹攻关中忘我拼搏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历史大劫难的序幕正在他们身边拉开。
　　“文革”之初，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一线的科学家纷纷受到冲击。不久，张爱萍、刘杰这些两弹的功勋领导人，也遭到关押。国防尖端科技项目，其实是靠着一种惯性，更靠着广大科技人员对祖国的忠诚，艰难地向前滚动着……
　　父亲马上意识到，各项试验工作必须抓紧，尤其是两弹结合和氢弹，如果过多的耽搁，在运动的冲击下，就有流产的可能。
　　1966年8月23日，在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上，父亲提出：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今年试验任务重，还有些科研单位有研究任务，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目前可先按师以下单位办法搞正面教育”。
　　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11月中旬，父亲从新疆回北京，在西郊机场乘车进城，沿途见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高音喇叭叫得人心烦，比他们离开北京时，显得更混乱。
　　途中，父亲的车子被红卫兵拦下了。刘长明（父亲的办公室主任）有些紧张，生怕有什么意外。还好，拦车的红卫兵并没有认出父亲，只是让车里的每个人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放行。不得已，刘长明征得红卫兵同意后，替父亲背了一段《为人民服务》，他们这才得以脱身。
　　在“文革”的风暴中，中国氢弹的研制依靠一种惯性继续进行。经设计和试制人员艰苦努力，1966年12月，全部完成了试验装置的设计加工任务。12月11日下午，父亲参加第17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人造卫星研制，和即将进行的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以及氢弹原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父亲再度请缨出征，要求到东风基地和马兰基地，主持这两次试验。周恩来望着他，默默地点点头。
　　那段时间，父亲同周恩来一样，一边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纠缠，一边为这两次重要的试验做部署。
　　12月25日，又是在西郊机场，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在机翼下的这座城市里，北航的红卫兵们正在疯狂地向他开炮，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随处都可见到。有人说，他到基地去，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人说，他是害怕人民群众，借机躲出去。
　　大规模武斗
　　正如父亲所料，在东风基地，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射，即顺利获得成功。
　　次日，也就是27日，他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1966年12月28日，对于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事业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永久铭记的日子，12时整，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这次核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父亲于1月3日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就在这样的时刻，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规模武斗。设在西宁市的221厂技工学校，也有一部分学生卷入了这次武斗事件，导致221厂内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加剧，厂内秩序混乱。朱光亚回忆说：“这时，我们的会议才进入第二天。这一情况向北京国防科委报告后，聂帅非常重视，他意识到如不采取断然措施，221厂的科研生产及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蒙受巨大损失，科学技术人员也要遭殃。当天，聂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提出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周总理同意聂帅的建议。第二天，聂帅指示221厂将与会专家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并由国防科委转请空军司令部派出一架专机去西宁，把参加会议的科技专家接到北京。”
　　3月4日下午，周总理和父亲接见了221厂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总理先请父亲讲话。父亲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父亲签发了这份《决定》）。221厂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父亲还宣布，由贾乾瑞（解放军8122部队司令员）任221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
　　接着，周总理讲话，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221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军管小组领导下，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大多数职工积极投入氢弹的研制试验工作。
　　特别公函保证实验
　　为保证试验准备工作的进行，父亲在1—3月份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这次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挠。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
　　6月12日，父亲再次出席周总理主持的专委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和父亲3人，此时已经被当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可以说是自顾不暇了。
　　但父亲这时候到了“一心无他”的地步，他就盯着氢弹。
　　出征之前，我的父亲又病了，发烧，浑身不适。但他没有声张。“文革”以来，他经常生病，不知是不是与红卫兵们对他的“火烧”、“炮轰”有关系，反正他的体质越来越弱了。我和母亲着急也没用。
　　6月14日下午，父亲赶到马兰机场。17日早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却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天空中瞬时出现了另一个“太阳”。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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