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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姚莹 [打印本页]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8:52
标题: 姚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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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年又号晚和，别署幸翁。清中叶时安徽省桐
城县人。
桐城姚家的先祖居在麻溪，后世迁居县城，仍称麻溪姚家，自明朝时便
已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清朝以来，姚家以政绩、儒学、文艺、义
行等而闻名者有很多人。就近亲说，官至刑部尚书的名臣姚文然，是姚莹的
七世祖；以“经学”名世、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姚范，是姚莹的曾祖；以学术
文章称师表、被目为“桐城文派”主将的姚鼐，是姚莹的叔祖。
1785 年11 月8 日，姚莹诞生于桐城县内北后街的这样一个名门世家之
中，兄弟排行居三。先世的声名显赫，虽然对他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留
下深刻的影响，但到他出世时，家境已趋没落。他祖父姚斟元，秀才出身，
并未发达，终生在外教书或当幕僚（就是今天所说的秘书）。他父亲姚骙，
虽自幼读书，却连秀才也未考上，只好继续教书为业。
姚莹家自祖父辈分居，所承祖产本来有限，祖父两代又无什么作为，家
境自然一天不如一天。姚莹生时，家中尚有仆妇四人供差役；到他七岁时，
便不得不将旧宅售出，租房居住，父辈再行分居；到他九岁时，连最后保留
的一名女仆也只好裁减，家务都由他母亲操作；他十岁时，正赶上夏天发大
水，屋内水深三尺，他母亲拖带孩子借浮板于水才幸免于不死，断炊之苦，
更不在话下。
所幸他母亲张氏也出身桐城名门，为清初大学士名臣张英的曾孙女，虽
也家道衰落，但自幼知书明理，志当贤妻良母，特别注重教育后辈成人，家
境再艰难，也要培养孩子读书向上，即令为此而典衣卖物也在所不惜。姚莹
自六岁开始从师读书以后，张氏不顾日间劳累，每晚必亲自检查他兄弟的课
业，见有所长进则喜，若有所赖惰，必加体罚，即使老师原谅他们，她也都
丝毫不放过。有时，姚莹兄弟没有机会读书时，张氏便亲任教师，不让孩子
学业荒废。姚莹兄弟的《周礼》、《诗经》二书，便得自母亲的口授。等孩
子开始学作文时，张氏又亲抄范文数十篇、唐诗百首为课本，督促学习。当
姚莹苦读至深夜，伏案而睡觉时，张氏怜爱不已，常常故意借冬夜脚冷唤醒
孩子，姚莹惊醒忙上床为母“捂脚”，“抱母足而眠”。真是母督子严，子
爱母慈。
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先世的光荣，家境的衰落，生活的困苦和贤
母的督教，深刻激励着幼小的姚莹，使他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发扬先德，
重振家声，报效国家与社会，不负贤母的殷切期望。早年的生活坎坷，也使
他对中下层社会的实际，具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养成了他后来为官时关心
民间疾苦的宗旨与作风。同时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实心实意办事、不向困
难低头的性格与志向。
21 岁那年，姚莹赴安庆参加府学考试（当时桐城县属安庆府）。因为盘
费有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这位亲戚势力眼，对待姚莹十分不好。姚莹不
堪羞辱，一气之下，便拔脚回家，待另作经济准备，再参加下期考试。科举
时代，应试是读书人的关键时刻。姚莹竟宁可放弃，而不受窝囊气。从这里
不难看到他个性的一个侧面。
他回家后，正逢叔祖姚鼐在家，见他提前回来，十分奇怪，便问他何故
如此。姚莹只好实说。叔祖闻言，既赞许这个侄孙的志气，又不忍他失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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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考试的机会，便拿出银两资助姚莹赶去应试。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补为府学附生，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他父亲，成了秀才。回家后娶妻方氏，也
是桐城名门之后。隔年，也就是1807 年秋，姚莹又去南京应“丁卯科”江南
乡试，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在科举道路上超过了他祖父。时年23 岁。
次年春天，又到北京参加“戊辰科”会试，考中第三十二名，成为贡士。继
经殿试，考中三甲第十名，成为进士。在科举道路上，追上了他叔祖和曾祖。
喜报到家，知者无不称赞姚家继起有人，贤母心血没有白费。依当时制
度，考取三甲的进士，即可等待有官位时授官。由于官位有限，一时难于轮
上，久留北京，又开销甚大，非家境所允许，姚莹只好于当年秋请假回家省
亲，及早结束了有生以来的首次北游。
无论是去南京参加乡试，还是去北京参加会试，都使姚莹开阔了心胸与
视野，并因同年（同科考中者称同年）、师生（主考官为考中者的座师，分
科试官为考中者的房师，考中者则为座师、房师的门生）、同乡（同省者为
大同乡，同府、同县者为小同乡）、世谊（上辈有交往，后辈继之，为世谊）
等关系，结识了许多新交，有的成为姚莹的终生知友，有的是令他终身不忘
的知遇。在这些交往中，姚莹的器识与才能，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
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官场与知识界由此知道桐城姚家有个后起之秀姚莹。
考中进士，在当时固然是很风光的事，但那只不过是取得了任官的资格。
在姚莹看来，距离实现他的抱负与理想甚远，并没有什么值得风光之处。他
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呢？姚莹后来在《复李观察书》中，自称：“自束发读
书，则有志慕古，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尺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
虚。”这便是先儒极力倡导和知者推重姚莹的所谓“志在经世”，即以治理
世事，利国济民为职志。
当时的风气是：一些人只为求作官而读书，因而对于官定的经义和“八
股文”程式，用尽功夫，认为除此而外，再无学问，作官便是人生的终极价
值；另一些人虽不为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所限，但受了清初“文字狱”
的影响而脱离现实，不问时事，一意考究古书、古物、古事、古义、竭其专
深，号为“朴学”。姚莹正逢“八股”泛滥、“朴学”盛行，读书人奉为时
髦的时代。当此之际，而“志在经世”，便是难得的“越俗”。由此出发，
虽因科举考试而不能不留心于官定经义和“八股文”程式，但他却不为所囿，
更博览群书，求其大义，着眼于有用，不斤斤于细琐，凡涉及治国安民的知
识与学问，无不悉心讲求，反之，则不费精力去钻牛角尖。秉承家学，掌握
要领；关心时局，不为空谈。从而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正确和坚实的第一步。
二、研讨“海上事”和“海外事”
1809 年春，山东巡抚百龄升任两广总督，闻新科进士姚莹之名，遂趁途
径桐城之便，邀请姚为幕僚，随他同去赴任。
百龄，字菊溪，姓张氏，正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以干练和有魄力而
得仁宗皇帝的信任。数年前即已官至总督，后因事被革职。继而，再次被重
用，历升至两广总督。
就姚莹来说，去广东既可开阔眼界，熟悉世务，又可顺便看望正在广州
任教的父亲，更何况聘金对家庭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因而乐得应邀，欣然而
去。当年秋天，姚莹随百龄抵达两广总督的任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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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广州，不仅是广东、广西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广东省
省会，而且是在传统对外贸易口岸基础上，由清政府特定的唯一与海外诸国
交往的商业通道。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更把广州视为到中国
这个封建大国谋取经济政治利益的登陆点。于是，在南国重镇广州，便有了
在中国其它城市看不到的两种现象：一是由中国人经营的专门从事垄断性外
贸中介业务的洋行及其联合组织“公行”；一是供外国商人落脚储货的所谓
“夷馆”或“商馆”。
洋行早在明朝时便有，“公行”则为后起。行商除负责确定货物的价格
外，并负责代中国政府向外商征税，外商也乐于委托其代办这类手续。而政
府对外商的管理，一般也都通过行商来进行。“夷馆”，则由行商依政府规
定租与外商使用。政府本来对外商设有严格的规定，但因日久天长，不免流
于形式，而时松时紧。这当中，外商的不法行为和政府官员的腐败，也是重
要原因。
由于广州的特殊口岸地位，便使两广总督多了一层敏感的任务，即管理
和保证外贸事宜，并通过此渠道进行与外国的交涉。这些，当时统称“夷务”。
“夷”，是当时对外国的蔑称，反映了中国传统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和中央
大国的心理。仅从这个不妥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当时对世界形势的了解是多
么贫乏！
对外贸易的发达，已令姚莹亲见广州的格外繁盛，而由于英国从事的鸦
片走私贸易日盛，致使清政府的严禁形同虚设，鸦片的毒害在广州反映得最
为明显和突出，更使姚莹深为留意。这还不算，百龄面临的海盗问题，也迫
使身为幕僚的姚莹不得不多加关注。
所谓海盗，泛指当时活动于海上，并对抗政府缉察的武装集团。其性质
与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职业走私团伙，有的专以劫掠为生，有的是不甘清
政府统治压迫的反抗者，有的是为外国谋经济利益的滋扰者。但其利用洋面
广阔，清朝水师力量薄弱，特别是因为军政腐败而大举发展。这些海盗不仅
扰乱正常的对外贸易，威胁海道安全，而且不时登陆劫掠，无不成为治安之
大患。前此，清政府曾大力对海盗活动最为猖撅的浙江、福建沿海用兵，使
两省所受威胁大为缓解，但广东的情况反而更加严重。这既是由于海盗活动
方向的转移，也证明广东文武官员的处置不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仁宗皇帝才特调百龄出镇广东。百龄也不负皇帝厚
望，到任便针对海盗问题，一面振刷军政，惩贪去懦，整顿军队，筹饷练水
师，加强海上军事力量；一面裁撤沿海商船，连运盐也都改为陆路，从而对
沿海实行戒严，以断绝海盗从陆上获得水米接济和到陆上销脏。经过将近一
年的“日事招讨”，除分别击溃数小股集团，使仅余两大股海盗集团的处境
日益受到危胁外，又通过分化瓦解、利诱，招降了势力最大、辖众二万余人
有炮船四十余只的张保集团，并利用张保，平定了乌石二集团，宣告广东沿
海平静。闹了十来年的海盗，终于被肃清了。
百龄因而获重赏，幕僚们竞相赋诗著文，为他颂功志贺。独姚莹没有参
加。在他看来，“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
其狠心故智，何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益众。夫匪类者非他，
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近悉近内。”所谓大功告成，不过是表面
现象。潜伏的危机甚重，又有何值得庆贺？这种后来在《上座师赵分巡书》
中透露的看法，既说明姚莹的头脑清醒，也反映了他的不随流俗。事实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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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他的所见不差。
今虽不明姚莹曾否将他的这种看法直告百龄，但从他劝百龄“功成身
退”，可知他还是透露出来。他对百龄说：“张保当年不只一次扰害沿海七
郡地方，仇怨甚多。今既收抚，加以官爵，久后难免再生技节。假若有人寻
仇，张保被杀，处置起来，便会两难，坐视不问，则张保余众数万必会生事；
惩治杀手，必被认为包庇降盗，为地方人士所不服。莫若携张保离开广东，
免致他日被动。”一席话，令百龄于惊愕之余，采纳其议，上书告病。奉旨
允准，召其还朝。百龄遂携带张保离去。
从个人利益来说，此举对姚莹绝无任何好处。独持异论，必为百龄所不
喜；劝百龄去任，更丢了优越的幕僚差使。但姚莹仍然走了这步棋，充分显
示了他的以大局为重。倘非具有“经世”的宗旨和自觉，断然不会这样做。
而他的别具见解，则是他对海盗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深
刻了解的结果。
此后，姚莹先后在从化、香山（今中山县）等地担任官员的家庭教师，
以教授其子弟为生。他也利用这个时候，游历了广东的一些地方。闲暇时他
便继续读书，研讨世务。但此时的研读，已不尽同于既往，那便是增加了一
项新课题：他所说的“海上事”“海外事”。具体说，就是“夷务”和与其
相关的海盗等问题，就是对来自海上的诸外国实情的了解及其对策。他后来
在《康輶纪行自叙》中说：“外蕃异域之事，学者罕习，心窃疑之。虽历代
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
而已。⋯⋯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深忧愤，颇留心兹事”。所谓“以
求抚叙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正反映了他一贯的“经世”宗旨；所谓“外
夷桀骜”，当然包括了他在广州亲经实见的外商趾高气扬，抗拒与抵制中国
政府的管理与规章；他的“深忧愤”，说明他敏感地认识到对外关系处理不
善，必有损国威，影响世运。
深怀忧愤地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是这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收获。
从此以后，姚莹为此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努力，使他成为当时所说的“开眼
看世界”（林则徐语）的一批杰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决定了他后来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的坚定立场。正是由于广东之行，才使他的“经世”抱
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关切与研讨“海上事”“海外事”，来回应
当时中国面临的外国侵略的挑战。作为姚莹生平事业的一大关键，此次游粤，
真可说是不虚之行。
从25 岁抵粤，到30 岁离开广东的这五年多时间里，姚莹虽大增新知，
但从他这一时期写给师友的书信中，不时可见他怀才不遇、“困顿风尘”、
“三十未立”的悲怆心情。1814 年11 月，他三十岁生日时写的《甲戌十月
七日，余年三十，奴子早起进鸡酒为膳，有感》诗，对此表露无遗。诗云：
“忽惊三十岁华新，转愧人间壮大身；束发何曾志温饱，人生惟是备艰辛。
愁看僮仆陈杯酒，泣向天涯拜二亲；风雨六年违定省，可怜伤别更伤贫！”
大概正是由于“三十未立”，才使他决计结束在岭南的生活，北归选官，去
正式干一番事业。
三、闽吏第一
1815 年初，姚莹从广东回到久违的故乡，与家人团聚。转年春，一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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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访友，路过南京时，拜谒了正在那里任教的叔祖姚鼐。秋天，便起程去
北京参加吏部的铨选。
到1816 年春，铨选有了结果。姚莹被授任福建平和县知县。依例办理手
续后，告别京中师友，赶赴福建报到。夏末到达福建省会福州，秋初到平和
任职。他的“经世”理想与抱负，第一次有了直接实践的机会，时年32 岁。
平和，地处闽东南，时为漳州府所属县。今仍有平和县，属漳州市，但
县治已迁移，不在旧地。关于这个与广东邻界的山区县，姚莹曾在《复汪尚
书》中分析其民情说：“其地溪岭深阻⋯⋯无三里、五里之平远⋯⋯民皆依
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
好斗、健讼，相沿成风。对此，姚莹认为应“因其俗宜”，以恩、威、信相
结合而治之。姑息，并不是恩，而是软弱无力，不负责任；暴虐，并不是威，
只会失去民心，激化矛盾；贪诈，无从取信于民，必然难有作为，说话全无
力量。过去的官员或姑息，或暴虐，或贪诈，因而失败。他坚信凭恩、威、
信三字，不难成功。
于是，他以满腔热忱和全部精力，投入工作。天将亮，便升堂理事；事
无巨细，都亲行决定；民间投诉，迅即审理决不耽搁，而且当众进行，令民
共见，以示劝惩；访闻盗贼，即便是半夜得讯，也亲率员役，前往督捕，而
且外出决不扰民，食用皆自备；每月朔望，亲至四乡，择适中之地进行劝谕，
召集缙绅民庶来听，至者予赏；诛锄强暴，雷厉风行，决不含糊。这些，都
令百姓耳目一新，叹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心眼里敬佩和服从这位廉、
正、清、明的姚知县。
挑词架讼者被严惩，捏词诬陷者被当堂揭穿，谁还敢自投罗网来告歪状？
鼓动斗殴者被追究，借以讹诈者遭严办，有冤者知县自然为之作主，无理者
骗不过知县，必遭申斥或令赔偿对方损失。确如知县宣谕的斗殴有百害而无
一利，有理的变成无理，无理的错上加罪，谁还愿意小题大作、自讨苦吃地
斗殴？于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平和的风气便有了明显的改观。正当姚莹
依既定设想，准备陆续开展倡文教、劝农耕，俗将平和治理出个样子的时候，
上司却于次年冬决定调他为漳州府的首县龙溪县知县。尽管姚莹本人不愿
意，平和士民百计挽留，皆无效果，只好遵命，到首县任官。
首县，一向由所属最得力的官员出任知县。姚莹被调的原因，就是由于
他在平和的政绩甚著，官声颇佳。依例，首县皆与府治同城，但因漳州地位
十分重要，故漳州镇总兵、省里所派的分巡汀（州）、漳（州）、龙（岩直
隶州）海防兵备道，均驻漳州。因此，漳州一城中而聚集总兵、道台、知府、
知县四个衙门。今漳州市仍有龙溪县，但已不辖市区。
别看漳州府城中衙门众多，但直接理民的龙溪知县却很不好当。姚莹在
《谢周漳州书》中，述当时龙溪难治的症结说：“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
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
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文武、兵役通夜巡访，如临大敌；至于各乡，
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刼为故常，一
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形凶惨，四郊近地，
皆为战场，⋯⋯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
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
针对这种实际，姚莹认定不能以常规来治理。刚到任，便出其不意地亲
率员役，夜入强社，逮捕著名积恶者数人，审明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8:57
多，便悬榜城门，公布其罪状，分别于其为害之各当地，召万人环观而杀之。
立即正法，可免“迁延岁月，株累无穷”；正法于当地，召众环观，影响远
大于“正法省中”的“不足以警当地”。一番“下马威”立竿见影，“四境
凶徒，闻风股溧”，发挥了法律的威慑作用。
接着，于各地张贴《召乡民入城告示》宣布：“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
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
小侄，静侯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
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务使尔等
无不达之隐，无不通之情”。以便彻底解决上下隔绝，官莫察民之情，民“视
兵役如仇仇，望城市如陷井，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更得以任意舞文”
害民之积弊。对入城面陈者均接之以礼，许以自新，派其素所信重之绅耆相
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皆予辨白，知县又亲至各社见其头领，晓
之以理，约之以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
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卹；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
使兵役妄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
通过这一系列细致工作和亲加抚辑，“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
“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为家长，给
与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
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悍桀骜之徒，平时
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
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于是，械斗与盗贼之积患，
初步得到解决，龙溪的治安大为好转。
经如此雷厉风行地大加整顿之后，姚莹又大力课农劝学，推行教化，倡
导礼义，龙溪百姓因而大悦。姚莹的魄力、识见与干练，大为漳州知府所推
重，不时向姚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相处极为融洽，结成深厚的友谊。当时
的闽浙总督董教增，亲见龙溪局面迅速改观，也高度评价姚莹的治绩，推他
为“闽吏第一”，多次接见姚莹，就大政征询意见，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
指示他们：“究应如何为官施政，可去问龙溪姚令！”
姚莹的成功，正如他所说的是当时文武上下，“合力同心，彼此信任，
毫不间言”的结果。当然也是他“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倾注全
部精力，实心任事，“心神况瘁，气血为之虚耗”的结果。“闽吏第一”，
是用他“头发已白”换来的。两年后省里决定调姚莹为台湾县知县，漳州士
民不肯放他走，纷纷要求留下姚知县。最后，省里略作妥协，答应留待转年
春再赴新任，聊慰民望，但台湾还是得去，因为那里更需要这样有本事的官
员。
四、初官台湾
当时，台湾尚未建省，只是福建省所属的一个府。台湾府的治所，即今
台南市，与后来的台湾军政中心在台北，情形不同。当时，台北尚未设府；
今台北市，当时仅为一个镇。台湾府辖台湾、凤山（今高雄市）、彰化（今
名同）、嘉义（今名同）四县。首县台湾县与府治同城。由于府境辽阔，故
另于重要之地，分设澎湖（今澎湖县）、淡水（今新竹县）、鹿港（今属彰
化县境）、噶玛兰（今宜兰县）、海防（原驻鹿耳门，在今台南市境，后移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8:58
驻府城五厅。厅，为清代行政建置序列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直隶厅与散厅之
别。台湾五厅，即属散厅，虽说与县平行，但其官长的品级却比知县（文正
七品）为高。其中，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衔，“鹿港同知兼”“北路理
番”衔。一府、四县、五厅便构成了当时台湾的行政网络。
台湾虽为府，但文从四品的台湾知府，却非台湾的最高文官。这是因为
另有文正四品的分巡台湾兵备道，代表省来监察和协调台湾的军政事务，驻
台湾府城。内地虽也设道，但多监数府。因为台湾孤悬海上的特殊战略地位，
又定例分巡台湾兵备道均加按察使（文正三品）衔。内地之道，虽亦有此情
况，但属个别。这还不算，更规定分巡台湾兵备道可以通过邮驿，直接向皇
帝专折奏事，不必转由省代奏。这种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旨在避免贻误事
机。因而，台湾的最高文官首长是道，而非府。
自清初平定郑氏势力，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以来，在军事方面更对台湾
特别加以倾斜，派重兵镇戍。设台湾镇挂印总兵官（武正二品）领之。内地
总兵官的防区较小，而且很少兼统水师、陆营，更无台湾这么多兵。为了崇
重事权，故特于其官衔冠以内地所无的“挂印”二字，隐示其含有“钦差”
的性质。台镇所辖，除直属的镇标三营外，还有：台湾水师协（三营）、澎
湖水师协（二营）、北路协（二营）、台湾城守营、南路营、艋舺营、南路
下淡水营、沪尾水师营、噶玛兰营。合计为水陆十三营，分兵布防。弃兵则
由福建陆上各地抽调，三年一换。
由于姚莹的生平事业，与台湾密不可分，故有必要就当时台湾的文、武
建置，简要说明如上。
1819 年春，35 岁的姚莹渡海履新，出任台湾县知县，旋加海防同知衔。
任官台湾，掀开姚莹生平事业的新章，也是他成为当时著名“台湾通”的起
点。
当时台湾的情势，可用时人所说的“叛服不常，时存危象”来概括。由
于潜在的反清意识，加之治理政策的不当和官员的暴虐恶行，故自台湾为清
朝所有后，屡屡发生抗清起义，严重时几乎动摇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尽管一
次次起义都被镇压下去，但从多者三十年、少者十余年便又爆发起义，便足
见危机的深重和矛盾的错综复杂。
当时，纳入政府直接施政管理的只是沿海地区，主要是西部沿海地区。
岛上纵亘南北的山区和东部沿海的大部，尚未开发，或为无人区，或为当地
兄弟民族（时称为“番”）居住区，即所谓番地。番有生、熟。浅山或重要
之地，为政府号令所及之处，多由其首领（时称“头人”）代政府管理，接
受官员的指导，称“熟番”；居于深山，为政府号令所不及，自已独立不受
政府管辖，则称“生番”。政府只是控制其不出山，互不影响而已。实则，
民族关系时见紧张。
沿海居民，则以原籍福建漳州、泉州，广东嘉应州、潮州的迁民为主体。
虽迁来有早晚，但以原籍为纽带的而连系在一起，但地域的界限很突出。而
各该原籍又都是民风强悍，习于械斗的地区。受此影响，往往因个人纠纷演
变为地域来源不同者间的群体磨擦。
尽管台湾驻军多达一万四千余众，可称内地罕有的重镇，但防区辽阔，
海岸线长，分散开来，依然不足，平时巡缉尚多漏洞，一旦发生变故，只好
仰仗由内陆派兵越海。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弁兵皆由福建陆上各地
抽调，尤以漳州等地兵员为多，地域意识和部队间的关系，最易发生摩擦，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8:59
有时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械斗。至于骄横不法、违犯军规、甚至不服管束，更
是常事。
因而，除了统治与反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根本矛盾外，从形式上便表
现为姚莹在《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中所说的：“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
兵不相能也，民与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加之“沿海僻静
港汊分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往来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
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迹杂沓而来，有业者十无一二，地力人工不足以养，
群相聚为盗，为奸恶”，这种难于控制的游民，尤为治安之大患。凡此种种，
故姚莹认为当时台湾的情势是：“人心浮动，风淫易生，变乱之萌，不知何
时”。总之，是矛盾重重，一触即发的形势。
相对于全境的不稳定，台湾县因为开发历史最久，商贸繁盛，户多殷实，
且镇、道、府、县等衙门林立，并有重兵弹压，形势相对来说较好，但全境
存在的隐患这里也难以平静，尤需治理得人。否则，更会招惹麻烦，动摇根
本。
姚莹到任以后，仍如在漳州般地谨遵“清、勤、慎”的官戒，以“恩、
威、信”为施政方针，很快便搏得士民的拥护与爱戴。仅从两事，便可知其
在台湾知县任上的一斑。
一次，姚莹乘轿出巡，正逢一帮兵卒聚在市上赌搏。县役令其依例回避，
众兵非但不服，其中一个竟还诬称该役抢钱，与之揪扭起来，一时秩序大乱。
姚莹即命停轿，将该兵带至轿前讯问。众兵先不知轿中为何官，未放在眼里，
闻是以厉害闻名的姚知县，早已四散。后见有同伙被逮去，担心被供出姓名，
便约集数十人，手持武器，前来抢求。
悍兵持械行凶的事，从前就有，并不新鲜。见此形势，随役都捏了一把
汗。姚莹却十分镇定地下轿，亲执锁练，拉着该兵迎上前去。来众见势，反
倒迟疑下来。姚莹当面晓谕众兵说：“你们公开赌搏，已经违犯军规，现又
持械前来，难道不知伤害官长要处死？你们豁出去了，难道就不怕连累家中
老小？我本来不想追究你们冲撞官长仪仗，不行回避的过错，只想把他交给
总兵大人，教育他别再赌搏。你们竟敢前来行凶！也不打听打听姚知县从来
不怕死。不怕死的，只管上来，看看谁豁得出去。”
众兵闻言，大吃一惊，方知头脑发昏，惹出大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都没精打采地放下武器讨饶。姚莹却一概不理，手牵该兵，径直从众兵中穿
过，直奔总督衙门。众兵先是让路，继而相随，求情不止。结果，总兵据情
况把为首者加以严处，重申禁赌之令。从此，悍兵见姚知县轿到，赶忙回避，
无人敢生事端。老百姓也由此知道：姚知县不但不爱财，而且不怕死！
台湾当时的迷信鬼神，较内地尤甚。有病痛，不问医服药，却认为是得
罪了鬼神，一味磕头烧香，尤其敬畏五妖神。姚莹早就打算扭转这种陋习。
县民许某，小贩为生，年未三十，邻里无不称其老实，忽染重病，据说是得
罪了五妖神，因而得祸。他家烧香求恕不止，许某之病却日甚一日，临死对
兄说：“神恕祭祀未周，我死之后恐将降祸全家。”既死，家中大惧，不惜
破家举债而塑该神像，大举祭祀，以求免灾。姚莹闻讯，即命衙役将塑神像
锁系到堂，传集许家及百姓前来观其审判。至时，姚莹当众列举其罪，指斥：
“今尔敢虐吾良民，肆为妖妄，岂可纵容！”下令当众杖碎投火，以绝妖邪。
并宣布：“傥尔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到上帝那里去起
诉你）！”县民起先还对此举将信将疑，后见姚知县一切如常，才大为信服。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0
姚知县审判五妖神，成为一时的新闻。
1821 年春，姚莹调任噶玛兰厅，摄（暂代）该厅通判，主持该厅政务。
该厅地处府境东北，始设于1811 年，新建不久，一切尚属草创时期。不但境
民最穷苦，而且治安状况也最差。因而，姚莹到任后下大力量完善制度和缉
盗。曾因捕获著名海盗林牛等十余人，经镇、道奏功，奉旨送部引见，即到
吏部报到，接受皇帝的召见，意味着将予提升。
就在圣旨未到时，姚莹却出人意外的因在龙溪县的所谓审案错误被追究
责任，撤职查办。简单说是：龙溪县民郑源与族人某有矛盾，率亲众杀某而
掠其财物。郑源被获服罪，姚莹以仇杀定案。未及解省复审，便调任台湾。
后来，此案拖延两年，才由经手者重新定郑源为强盗。姚莹因而获审查不实
之罪。其实，这只不过是早就忌妒姚莹者，趁督、抚等上官换人而落井下石，
作了手脚。
姚莹初官台湾不到三年，便以这飞来的横祸而告终。台湾县及噶玛兰厅
士民闻姚莹罢官，竞相奔走道、府为他呼冤乞留。及知事已定局，均大失望。
姚莹自出任平和时，便将家人接至任上，后随来台湾。突然罢官，生活顿感
困难。幸靠当地百姓时赠柴米接济，才勉强过活。拖延至转年秋，才因当地
官民集资代为还清官债，得以举家启程回省。船尚未开，其父突发重病，死
于船上，只好扶棺内渡。
五、蹉跎与复起
罢官的挫折，并未影响姚莹的壮志。他在当时写的《与刘明东书》中说：
“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心。古人君子虽极颠连困苦，而秉志坚定，
百折不回。仆于古人，何能为役？然穷困愈甚，乃见理愈明，觉确然有据，
故倔强自好之气，亦愈不为人屈。盖此心不为穷达所系久矣，造物其如人
何？”更何况是在“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于井”的情况下，“幸
得洁身而行，不为缪辱”，说明自己的清廉，使他们实在抓不住什么把柄，
只好在公务方面作文章。事既不实，又有何愧疚？而罢官后百姓的热情接济、
代偿夙债，临行时“又送者相随数十里，至于舟中甚众，”更是最大的欣慰。
“政声人去后”。这才是最令人感动的。
然而，老父的突然去世，却打乱了内渡后遵旨入京引见的计划，只好暂
居福州，为父“守制”（停官服丧）。按理，应回乡安葬亡者之后“守制”，
但扶柩归里，耗费甚大，一时无从筹措，只好从简。在封建时代，父丧不能
安葬，是做儿子者最大的不安。“守制”三年，举家生活又将如何料理？这
些都不能不令姚莹倍感焦虑。
天无绝人之路。这年（1823 年）秋，姚莹的乡试座师赵慎畛由广西巡抚
升任闽浙总督。赵对姚莹这个门生一向颇为欣赏鼓励。他任官广东时，姚莹
正好游粤，有过接触。后虽分手，仍保持联系。赵至福建做官，眼见门生处
于困窘，即慷概解囊，资助其归葬，并挽留姚莹在闽。姚莹难违恩师盛意，
便由兄扶柩还乡，自己与家属留闽，但监于忌恨者仍在窥伺，深恐因而影响
恩师。恰巧漳州方知府调任台湾知府，方素知姚莹的才干，特邀他为幕僚，
随其赴任。姚在得到赵的谅解后，便于当年冬再去台湾。台湾士民闻姚复至，
“争以鼓吹来迎”。
倘说前此任官台湾，是姚莹成为“台湾通”的开始，那么，这次以知府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1
幕友身份入台，便使姚莹对台湾的研究更为升华而成熟。这是因为：当初集
中考虑到的多是面临的县、厅具体政务，现在不仅是知府的幕僚，且不时因
赵慎畛的咨访而充当总督事实上的顾问，因而更多着眼于台岛全局，更多集
中于体制和政策，因感赵、方的知遇而知无不言，以往所建议而未被采纳者，
均和盘托出，得为采纳，付诸实施。
后来，姚莹就他前番在台任官和此番去台充幕期间的调查、见闻施设与
论议，汇编为《东槎纪略》五卷。他说：这本书“述海外岩疆所以安危之要
及近时贤执政之所兴革、论建”，“事皆纪实，言归切要”。吴德旋为该书
作序，称姚莹“夙留意经世之学，不为詹詹小言”，“后之从事台湾者，必
取其言以为鉴”。作为一部有价值的关于台湾事务的专书，它既是姚莹的“经
世”成果，也奠定了姚莹的“台湾通”的地位。
1825 年，姚莹“守制”期终，向方知府告辞内渡，经故乡而入都引见。
1826 年初，得引见，奉旨：“以获盗功，改为降二级调用。”又依时例，捐
复原官，归部铨选。因次年春末便可当选，故索性在京等待。期间，与魏源、
龚自珍、张际亮、汤鹏等过从甚密，切磋世务，探讨学问，彼此间赠答诗文
甚多，结成深厚的友谊。不幸的是1827 年初，母亲张氏在福州病故。姚莹闻
讯，忙告丧假，赶回福州。
本来马上便可选得官职，重入仕途，再展抱负。然而突来的不幸，使他
又开始了三年的“守制”。经济的困难，尤如当年父丧之时。念及慈母的抚
育教养和近年的随之奔波流离，痛心疾首的心情比当年丧父时还重。这时，
恩师赵慎畛已调任云贵总督。方传遂已升福建汀漳龙道，闻姚莹之窘，又延
请他去漳州入幕，以为生计。次年秋，他便将家眷打发还乡，以节约开支。
这一时期的姚莹，除继续为贫困所笼罩外，更因岁月磋跎而焦急。他在
《与李永州书》中透露当时的心境说：“仆幼贫贱，备极艰苦，甫欲见伸即
重遭困踬”，连遭罢官、丧父、丧母的打击，虽“坎坷而不知悔”，仍“期
有所振厉”，但“人生无多岁月耳”，及此壮盛之年，不得有所施为，“更
历数年，境遇之穷益甚，精力尚堪用乎！”
1830 年春，“守丧”期终，姚莹经浙返里，谋北上入都补官。此前，其
恩师赵慎畛已病故于云贵总督任上，归葬原籍湖南武陵（今常德市）。姚莹
感念恩德，专程前往湖南拜祭于墓下。1831 年春，姚莹由桐城抵京，等候补。
因这年夏天江南大水，善后工作急需人员，两江总督陶澍等奏请朝廷派知县
六人。姚莹经“引见”后，奉旨前往江苏，于9 月到南京报到。若非江苏奏
请缺人，姚莹既未必能这么快就补上缺，而且补上官也只能在福建。
姚莹自37 岁因事罢官，中间又经过了十年的时间，再次任官，时已47
岁。报到后，先是被派跟随总督巡查河工、漕运，然后被任为临时代理武进
知县。
武进与阳湖二县，当时同为常州府的首县。二县衙门与知府衙门同城，
二县分辖府城之城、郊。即今江苏省常州市。由于当地为经济发达、人口繁
盛之区，又处交通要道，事务较多，故设两首县。
1832 年春，姚莹赴任武进。县境孟渎三河为农田灌溉之所资，因于淤塞
不畅而奏准兴工疏浚。去年冬即已开工，未成便因大雨雪而报废。姚莹上任
前，上司便令他抓好此项工程。开春后，即督办此事，经实地勘察之后，姚
莹坚持延缓到秋后兴工，理由是：“水利之兴原以利农。今当春中，使民废
耕而工作，非便。”他考虑的是不利于春耕。而且，此时兴工，因于河道首、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1
尾筑坝拦水，两岸数万亩农田无从灌溉，是“利未兴而受害已大”。况必于
此时动工，未完工便“及盛夏，大雨时行，工必再坏”。因所言在理符实，
上司只好采纳，认为他有主见，敢直言。这年，台湾因张丙起义而局势紧张，
清政府忙从河南、陕西调兵前往增援。武进正是要道，县官要妥为安排官兵
过境，料理食宿和供应。有些地方官，就是因为弄得不好，既遭过军的敲诈
勒索，扰害地方，且被诬以贻误军机而获罪。姚莹为此很费精力，总算交了
差，没有发生什么问题。秋后，河工开始。姚莹又率夫役不分昼夜地奔走，
至次年春竣工。
这时，林则徐已调任江苏巡抚，闻姚莹为干才，想把他调为幕僚。而姚
莹更愿意通过实际工作，历练政务，遂婉言谢辞，林亦理解。冬天，姚莹被
调往苏州府，任代理元和县知县。
当时苏州府有三首县：长洲、元和、吴县。三知县衙门与知府、分巡苏
州道、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江苏巡抚、督理织造等衙门，都在苏州府城，
即今苏州市。三县分理府城之城、郊。
姚莹被调署元和，是因为原元和知县平瀚，亏损白米万石，被撤职查办。
平有贤声，并未贪污。亏空是历任延续下来的，非平一任之事。姚莹抵任，
眼见粮船急于兑米，上司亦授意由姚出头，代为设法弥补。结果除同僚酌量
分摊一部分外，姚莹只好自己挪借代为赔垫，平始得减罪离去。这种由后任
和同僚分摊前任的“公亏”，是当时官场的不成文法。而姚莹前在台湾，也
曾因“公亏”而拖延时间不能离开，故对此感受最深。既经上官示意，又对
平瀚深表同情，遂仗义出头，保全了平。而自己却负债甚重，很长时间不能
解脱。
1834 年，宣宗皇帝令中外大臣明保人才，（这比“密荐”的制度更加透
明）。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均保举属下的姚莹。陶的评语是：
“精勤卓练，有守有为”。林的评语是：“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
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
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
今畏而爱之”。陶、徐皆名臣，不为阿好；“明保”又为公开于众，没有实
据，必遭讥弹。故这种评语，实在是对姚莹的公正评价。故被他视为生平“十
幸”之一。
不久，姚莹即奉旨被提升为高邮（今为县）知州（文从五品）。但姚莹
未去高邮上任，便被调署淮南监掣同知（文正五品）。
监掣同知，为两淮盐运使司（司驻扬州，盐运使为文从三品）的下属机
构，分以淮南、淮北为名。淮南盐掣同知，驻扬州府仪征县（今为江苏省仪
征市），掌控所属区域内掣盐的政令。掣盐，即抽验盐商所贩运之盐是否符
合盐引规定的数量，以防超额偷漏。
1834 年，姚莹被任命为淮南盐掣同知，秋天时，他开始筹备仪征运盐河，
到冬天时开始兴工。年底，因两淮盐运使出缺，姚莹被调任护理两淮盐运使。
在此任上，曾对现行制度的不足，多所建议，得准施行，盐商心悦诚服。中
间曾于1836 年奉旨进京被召见。
1837 年10 月间奉旨：“台湾为海外要区，非熟悉情形、才守兼优之员，
不足以资表率。因思淮南盐掣同知姚莹，前经陶澍等保举，朕于召见时察其
才具明白谙练，曾任台湾县知县、噶玛兰厅通判，于该处情形较为熟悉。所
有福建台湾道员缺，即着以姚莹升署，仍俟期满再请实授，并着照例赏加按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2
察使衔。钦此！”
姚莹因而交卸护理盐运使，离开扬州，先赴省（苏州）办理手续，转而
赴台，他从47 岁到53 岁的再起任官江苏，圆满结束。
六、重官台湾
1838 年6 月，54 岁的姚莹渡海抵台湾。这是他第三次入台，较之首次的
为知县，再次的为府幕，自然是今非昔比。现在，他以台湾最高文官的身分，
是可重展才具，有所表现。虽早已年过半百，但他却充满信心。
虽说故地重游，但一别十三载，台湾的情形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危机
较前更深，治安状况也比以前恶化。姚莹在《与毛生甫书》中，总结当时的
形势是：由于1826 年的闽、粤兵械斗、1832 的张丙起义，两次动用大量兵
力，1834 年、1836 年的两次所谓“乱民再扰”，台湾已是元气大伤，矛盾重
重。具体表现为五困一忧：
第一困是：因为一些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引起百姓不满。
如修城、建仓等设施，动不动就向民间进行攫括，百姓不堪忍受。有时地方
政府名义上借钱，到时不还。久而久之，失去民心。
第二困是：当时台湾人主食是吃地瓜，种植大米是为了买卖，不维持生
活。台湾虽然连年丰收，因商业活动不畅，有米卖不出去。因此，当地居民
生活困苦，盗贼日益增多。
第三困是：地方政府的开支，全靠百姓交纳正税及杂税。现在百姓生活
都十分困难，税收就更无法保证了。
第四困是：几次事件虽然平定下去，但响应者一万多人，分散在民间，
随时都可能聚众闹事，五六年来，抢劫不断。追捕闹事者，全仗悬赏、购线
（线，指应雇充侦缉者）。破获一案，耗费数百金，而每年就有几十件案子，
所需费用极大。
第五困是：军费开支很大，难以承受。
所谓一优，就是当初从乱而今散于民间者，现在都是无业游民。管紧了
他们就要造反；放任不管，他们就抢劫。一旦处理不当，必将酿成叛乱。
根据这五困一忧，姚莹的处境极为严竣。因此他到任后，日夜不能安眠
入睡。针对这种现实情况，姚莹仍本着既往的宗旨与经验，因时制宜，加以
变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是协调与总兵的关系。
台湾镇总兵与分巡台湾道，是在台文武官员之首。总兵多出身行伍，有
的根本不识字，但因既往战阵立功，官品又高于道，每每看不起道，甚至对
其不耐烦。道则多因总兵粗鲁强悍，或轻视之，或敬避之，以致通气较少，
意见不合。镇、道不和，已为常事。姚莹熟悉台湾事务，早有前车之鉴，因
而特别注意与总兵达洪阿搞好关系。
达洪阿，字厚庵，富察氏，镶黄旗满洲人。历任侍卫、都司、副将，1834
年升贵州威宁镇总兵，后调漳浦镇总兵。1835 年调台湾镇总兵，1840 年赏加
提督衔。姚莹后来在《谢胡观察赠舟资》诗自注中说：“达厚庵为台镇，人
皆畏其骄悍。余初至，亦见龃龌。二年，一以诚待之。一旦，诸谢请盟曰：
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愧悔无及。自后，台事惟君是听。死生祸福，愿
与共之。”故姚莹诗有“悍将真寻共死盟”之句，以记二人的交谊。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4
两年，便由不无龃龌变为共死生祸福之交，足见姚莹待之以诚的成功。
姚莹在《东漠奏稿自叙》中，就其与达洪阿联名奏事之内情说：“总兵多武
人，不能自为奏”，遂“由道主稿会奏，以示和衷”，“总兵（指达洪阿），
所与共事者也，而猜忌尤甚，一稿往复商改，至于三四，恐台道见长，或掩
之也。余（姚莹自称）悉如其意。其设施，自道不能牵及总兵者，则不以闻，
乃悦”。注意突出总兵的功劳，以释其猜忌，这大概也是令其感动的一因。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勤、慎”，以自己的忠于职任来使对方心悦诚服。
其次是缓解民困、安定人心，以“固根本”。
为了缓解民困，特别是他所说的“民之困于人”，即因官员设施不当所
造成的民间疾苦。姚莹下令：“停止一些劳役和捐税，辞掉体弱多病的差役，
还裁减了一些差使，一切自理，不得扰害民间。他并带头示范，躬行俭约，
以清治原。裁减各属供应，去其陋规之甚者”。这虽然也是缓和办公经费的
紧张，但官府节约开支用度，最终还是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又根据前已进行
的清丈农田的结果，报请批准将过去遣漏，未曾“起科”收税的一部分新税
收，留作地方经费，以扭转官费不足的问题。
由于台湾向来就易生风谣，以致人心浮动，故姚莹对此尤加重视。就在
他到任那年的春、夏之间，嘉义、彰化两县交界地方的桐树忽生异状，“多
成刀枪之形，王提军遣人所取，一刀约长四尺，刀头一尺四五寸，有背、刃、
刀环，环上垂穗数缕，皆自然生成，职道（姚莹对上级自称）过其家，曾亲
见之。又，虎尾溪向系浊水，忽澄清七日，民间相传：林爽文及张丙之乱，
常有此异；今年，地方必有不靖”。姚莹虽无从解释这类自然界的异常，但
却视为要事，报告于上司，并密切加以注意。
1838 年7 月8 日，台湾发生地震。台湾府城震感轻微，“不为灾。惟嘉
义县同时大地震，官舍民屋多倾圯，斃者百余人”。姚莹即令府、县查勘抚
恤。当时，一些人传言：“地震为乱征”。由于台湾不止一次发生地震，为
姚莹所习知，不似树异，水异那样无从考据，他便根据府、县旧志所载，自
1683—1829 年共发生地震九次，地震次年发生乱子的只有两次，余皆平安无
事，“足见（地震）非乱征矣”。并进而指出：地震“非关治乱”。据以著
为《台湾地震说》的专文，加以宣传，以安人心。
他还推行收养游民的政策。
这是针对所谓“一忧”而采取的对策，目的是妥善处置乱定后解散的一
万多民众。姚莹认为向来之从众皆“非必欲作贼也”，只因“无业可以资生，
游荡无所归束”，才附和为乱。
因此，他主张对一般闹事者，都让他们回到家乡看守田园或追捕盗贼。
据姚莹在《与汤海秋书》中介绍，此事进行三个月而告竣，“凡收养嘉、彰
两邑游民八千余人，皆劲旅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最后的一招，
便是武力搜剿。
收养游民的工作刚刚完成，便发生了一系列案件，嘉义有赖三、陈赛等
插旗造反，又有吕宽等结众会饮血酒，彰化有蔡水藤等结党制旗，凤化有张
贡等聚众攻击驻军。此外，各地纷报发生抢劫。一时，人心震动。经姚莹与
达洪阿分别出巡南、北两路，督励有关文武，均以武力及时扑灭。
正在审理获犯，嘉义又发生以胡布为首的聚众树旗，总兵迅即率兵前往
镇压，追入内山，捕获胡布等。姚莹亦赶至军营，保证入山大军的后方。继
经搜山，经过近三月，剿捕才结束。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4
而自最初发案，为时已将半年。先后共擒斩为首及骨干者近四百人。一
度慌乱的人心，才安定下来。镇压当然是残酷的，姚莹作为封建王朝的要员，
其阶级立场决定了这一点。但因其果断、干练，及时采取断然措施，才保证
了岛上局势的稳定，避免了事态扩大后更多的流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姚莹在重官台湾后的两年时间内，通过上述四项措施，改善了台湾的局
面，稳固了治理基础，使潜在的危机得到缓解，固有的种种矛盾重新调整，
既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也说明了他的措施得当，这对他后来领导台湾军民
成功地抵御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守土抗英
就在姚莹会同达洪阿整顿台湾的同时，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的禁
缴鸦片烟活动，也进入了高潮。1839 年秋，英国兵船开炮挑衅，林则徐下令
反攻，毁其数船。接着，福建洋面出现英船，与防海水师互相炮击，然后退
去。关乎中国民族命运的鸦片战争，已在酝酿之中。次年，正式爆发。
对于禁止鸦片一事，姚莹旗帜鲜明地加以拥护，认为是“夷人数十年诡
计，一旦为天朝烛破”。对于“严定吸食贩卖鸦片科条”，姚莹同样旗帜鲜
明地加以拥护，认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启聋溃也”。对于“因夷
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姚莹更立场坚定地加以支持，不但认为“此
亦事势之必然者”，而且主张：“非有以大创之”，其必“未肯帖然就我也”、
基于这种认识和立场，故早在广东开始禁缴鸦片不久。姚莹便一面奉令在台
积极查禁，“获、办之案不少”，一面主动下令水师及各地守口各省和厅、
县严密巡防，查勘、修整炮台，以防“粤东夷船窜入台洋”。
1840 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除依公事，札询姚莹“所属地方与现
任各官才具”外，又因世谊致姚莹世侄以“几近千言”的手书，征询意见。
姚即于《复邓制府言夷务书》中，“披沥胆肝，慷慨陈词”，表明立场。
关于全局，姚莹强调御外、清内为“目前要务”。关于台湾防务，姚莹
据“惟大鸡笼、沪尾、树苓湖（三口）最为宽深”，“夷”船可入，余皆浅
狭，“夷”船难于施展，而提出其策略：“果无勾引之人，纵使夷船停泊，
惟有调集水师，严防口外，地方文武督率兵勇，防堵口内，断其接济，是为
要着。”而由于“内地舟师方亟，恐难兼顾台洋，设（敌）有来者，少，则
击之；众，则坚守，以计破之”。
关于台湾驻军，姚莹则据实指出：“达镇（指总兵达洪阿）练兵甚勤，
能爱惜士卒。惟台、澎洋面二千余里，非陆营所能为力”，台防“必责成水
师”，使“达镇专顾地方，以免顾此失彼。”为加强“不足以攻击，惟可守
口而已”的台湾水师，“不得不起王提军用之”，“但必假以事权，界水师
听其调度，乃能得力。此非奏明咨调不可”。
所谓王提军，指得禄。王字义峰，福建嘉义（今台湾嘉义）县人。家世
富有，武举出身。因募勇助官兵镇压林爽文起义，授水师营守备。后以历年
平盗功，升为金门营游击。1802—1806 年，随李长庚镇压海上蔡氏集团，首
先冲击，最为勇敢，而升福宁镇总兵。次年，调南澳镇总兵。不久，李长庚
战死，由王及另一总兵邱良功分领其众。1808 年王升为浙江提督。不久，又
调任福建水师提督。继与浙江提督邱良功合兵，最终平定蔡氏。王在福建任
上，屡疏陈缉捕事宜，改定水师船制，对海防多有贡献。1821 年告病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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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惜其去任。王以名将退休家居，自然成为岛上最有声望的人。在张丙等
多次起义时，王均以在籍绅士输粮、助守，因而于1838 年被晋封太子太保。
姚莹一向尊重王得禄，此次重官台湾后，更多次亲至王家访问，深知王
仍时刻关心海防安危，素具爱国热忱，故欲借重王，认为把台湾水师交他统
领，最好不过。因而他向邓廷桢建议起用这位“年虽七十有一，（但）精力
甚强”的“老成宿将”。
事实上，鸦片战争中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守土抗英的基本谋略，均定于复
邓廷桢书中。而邓作为总督对姚莹的全力支持，“不为遥制”，更使姚莹得
到了放手进行的方便。
果然，经邓转向宣宗皇帝建议，奉旨：“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
应准备。著该督飞饬该镇、道等⋯⋯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
防，毋稍疏懈”。然而，达洪阿一向与王得禄不和，少不得又须姚莹从中化
解矛盾，终令二人“不念前嫌，仍寻旧好”，共担重任。
这时，形势发展甚快。
继英将伯麦封锁广东海口，被林则徐的部下焚其鸦片船，烧溺多人，其
野心未能得逞，英船北上骚扰福建，又为邓廷桢的将士击走之后，英船继续
北上，陷定海、犯乍浦，已令朝野震动，而其继续北上直抵大沽口等地，更
使宣宗皇帝的态度大为软化，而以“办理不善”革林则徐、邓廷桢职。改派
琦善至广东查办。琦善至粤，尽撤林则徐所布置的海防，年底，与英人开始
谈判。
转年（1842 年）初，宣宗皇帝以琦善与英人所议条件，所求过苛，概不
允许，严令琦善“整饬兵威，相机进剿”，态度又硬了起来，而琦善早无海
防可恃，经英船进犯虎门、陷大角、沙角炮台，威胁广州，更吓破了胆，竟
答应英人条件，而以“拒守实难”，再次建议与英定约。宣宗大怒，即革琦
善职，命奕山为靖递将军，发兵赴粤攻剿。奕山未能“请逆”，却传来了虎
门炮台失守，广州为英军占领的消息。继而，英军又北上连陷厦门、镇海、
宁波、余姚、慈溪等县。宣宗急命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督师。一年之间，
败报频传，人心震惊。
在此期间，姚莹眼见局势急转直下，更加倍警惕，他亲赴各海口了解情
况，添设炮台巡墩，雇募乡勇水勇，加强防御。沿途传见地方乡绅，谕令各
庄团练壮勇，保证治安而防奸人勾引外敌。姚莹深知：“台湾不同内地，他
处但防夷耳，台则兼防内乱也”。故对防务尤其谨慎小心，“颇费经营”。
从他这一时期的连续奏报，可知其竭尽智虑，时时提高警惕的实情。对于时
局的发展，姚莹更心怀忧愤地在《复梅伯言书》中指出：“夷人大局，一误
再误，人所共知。莹以为畏葸者固非，而轻敌者亦未为是。⋯⋯莹职在守土，
惟知守土而已”。他深知，当此形势下，英船的扰犯台湾乃是迟早要发生的
事。
英军对台湾的进犯，先后计有五次，
第一次发生于1840 年7 月。
16 日发现一只双桅英国船，由西驶至虎耳门外马鬃隙深水外海面上行
驶。姚莹、达洪阿知道后，立即商量封住港口，派兵加紧巡查附近海口，妥
加防守策应。又传令指示，不许小船、竹筏出海，以切断奸民偷运水米接济
敌船和偷运鸦片。又于17 日早，派水师按左、右、中三路，攻击敌船。“又
雇派渔船二十只往来接应，兼防奸民出海。沿岸多备旌旗，时放枪炮，以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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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威”。三路出击之水师“奋力前进，枪炮兼施，该夷船放炮回拒，一面转
蓬向西南大洋而逃”。水兵一直到天黑才停止追击。
姚莹在《夷船初犯台洋击退状》中认为：“此次夷船之来，或因内地严
逐，飘窜来台，或因乏水米，或因图销鸦片，来台探取，均未可定。一见兵
船攻击，随即逃窜，伎俩有限可知”。这“伎俩有限”的认识，无疑令姚莹
信念更坚，就是台湾军民反侵略的士气，也必大受鼓舞。
第二次发生于1841 年9 月。
15 日及19 日，北路之鸡笼（今基隆市）中港外洋、南路之小琉球外洋，
先后发现有英船在海上行驶观测情况。后来又有“南路夷船一只，将近口门，
见文武兵勇人多，防守严密，立即窜驶北去”。
第三次亦发生于同月。
27 日，“有夷船在鸡笼栈洋面停泊”。至29 日，该夷船移泊近口之万
人堆洋面。守军自岸上用“千里镜照（之），见一双桅大船拖带舢板多只，
有夷人在桅顶张望”。30 日，该船驶进鸡笼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
打坏兵房一间，我军尚无损伤”。参将邱镇功即督率二沙湾炮台、三沙湾炮
墩“紧对夷船轰击”。致其桅折索断，随水退出口外，而触礁船碎，“夷人
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袅水上岸，或上舢板驶窜”。邱即率士兵驾船
前往擒捕、追拿。连同附近各营汛、地方截捕及搜获之乘舢板而逃者，共生
擒英军133 人，打死敌人30 多人，捞获“夷”炮十门，搜获英军书图册多件。
后来，从英方索俘时之说明，知该船名为“纳尔布达”号。
由镇、道会衔的《鸡笼破获夷舟奏》到京，宣宗硃批：“览奏，嘉悦之
至”，并于“斩首白夷五人”等句旁硃批：“可称一快，甚属可嘉！”立即
奉旨：“达洪阿著赏换双眼花翎”，“姚莹著赏带花翎”，与台湾知府熊一
本“均著交部优叙”，其余有功人员升赏不一，死伤者依例赐恤。当时，粤、
闽、浙沿海连失重地，败报频传，独台湾打了胜仗，难怪皇帝格外惊喜，谓
为“可称一快”，褒奖有加。
第四次发生于同年10 月。
19 日，“有三桅夷船一只，在鸡笼口外停泊，初挂红旗，继挂白旗”，
“驶至万人堆，先放舢板三只进口窥探，声言索还前获夷人，每名愿送洋银
百元。该地居民咸受约束，不与回答。又见我兵勇不动，迟疑久之”而回船。
至27 日，“该夷船突进口门，直扑二沙湾炮台，大炮齐发，甚属猛烈，我兵
亦开炮回击”。又有“夷”登岸于三沙湾，“其势甚凶”，三沙湾炮墩“立
即开炮，击毖二人，众始退去，惟炮台石壁被其攻破。二沙湾及三沙湾两处
兵勇住房，亦被炮火烧毁”。相持至次日，“夷见我人众山险，不敢仰攻”，
最后驶逃出口，“同口外夷船窜向外岸北去。风狂浪大，不便追击”。
第五次发生于1842 年3 月。
5 日，发现“有三桅夷船三只，在五汊港外洋向北驶去”。姚莹令严加
防守，密切监视外，又设“以计诱其搁浅”之策，因五汊港地淡水、鹿港二
厅接壤，距彰化县也不太远，故密令该二厅一县，各于当地“雇募渔船，假
作汉奸，在北路一带港口侦探”，诱其搁浅。
至11 日，“果有三桅夷船一只，随带舢板四只，在淡、彰交界之大安外
洋，欲行入口”。当地文武官员即分领兵勇埋伏以待。“该夷见大安港口兵
勇众多，攻扑不进，复退出外洋”。后经“所募之渔船粤人周梓等，与夷船
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其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瞧所搁，其船歪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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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夷人十分惊慌。埋伏兵勇齐起”。北路副将关桂等“施放大炮，奋力攻
击，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其船遂破。夷人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或
跳上舢板逃窜。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兵勇奋力围击，杀毙数
十人，生擒数十人，抓到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枪一
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后经英方说明，知该船名“阿纳”
号。
达洪阿、姚莹会衔的《逆夷复犯大安破舟拴俘奏》到京，宣宗硃批：“可
嘉之至”！并于奏折内多处加以批点。于“以计诱其搁浅”旁批：“能有如
此定见，其有不成功之理！”于“逆夷危急不能回炮”旁批：“果有何技能！”
于“夷人纷纷落水”旁批：“稍纾积忿！”于“兵勇奋力围击”旁批：“可
称大快人心！”于杀擒人数旁批：“尤甚称快！”于“均系镇海、宁波营中
之物”旁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是由浙而来也。”于“抑仗天威，
计破其舟”旁批：“全赖尔等智勇兼施，为国宣威，朕嘉悦之怀，笔难罄述！”
显然，宣宗的喜悦和兴奋，较前次鸡笼告捷时尤甚。“嘉悦之怀，笔难
罄述”八个字，实在包涵着丰富的潜台词。他派出的“靖逆将军”、“扬威
将军”，既未“靖逆”，更未“扬威”，丢尽了天朝的脸面。不仅失地未能
收复，而且英船已在窥伺长江口，江苏告急，长江防务是否可恃，毫无把握。
对比孤悬海上的台湾，陆上这些误事的兵将官员真可说都是饭桶！哪怕能有
几个像达洪阿、姚莹也好⋯⋯
于是，降旨：“达洪阿著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
（之勇号）；姚莹著赏加二品顶带”，“均仍交部从优议叙。”其余有功者
升赏不一，死伤者依例赐恤。
以上便是姚莹在《与光律原书》中所说的“夷五犯台湾不得一利，两击
走，一潜遁，两破其舟，擒其众而斩之，冀以上振国威，下雪众耻，不负所
志。”台湾守土抗英，是鸦片战争中继广东“平英团”之后的辉煌篇章，代
表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抗强暴的正气。尽管克敌致胜的主要力量是台湾的军队
和人民群众，但姚莹在“结人心、安反侧”、“筹经费、缮守备、合文武、
策群力”方面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也是明显可见的。作为一个杰出的抗战派、
爱国者，姚莹不仅为时人所重，而且永为后世所纪念。
八、爱国有罪？
就在台湾第五次抗英胜利后不久，局势急转直下。由于英军攻破吴淞口，
连陷宝山、上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立场忽硬忽软的宣宗最后选择了投
降的道路，派耆英、伊里布等与英军签订屈辱的《江宁条约》，答应英方提
出的苛刻条件。堂堂天朝，竟败于从未正视过的“夷”人之手！消息传出，
爱国者无不痛心扼腕。
当琦善最初在广东推行所谓“和议”即卖国投降时，姚莹便在《复颜制
军书》中斥琦善等为“失机误事”，致“海隅义士无不疾心攘臂”。后来，
在英国侵入长江，连破重镇，所谓“和议”之论又大行时的情况下，姚莹又
在《再复怡制军言夷务书》中嗤之为：“虽未急迫万分，何遂至是！”而且
根据自己对战争性质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坚信：“再持数月，夷将自溃。”
然而，宣宗已吓破了胆，终以“和议”而投降。姚莹对此，更是遗憾万分，
在《复光律原书》中，叹为：“可骇可耻之事，书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8
所未有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心，日夕愤恨。”
作为爱国者和卓有成绩的抗战派官员，因鸦片战争的如此结果而悲愤，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他还不知道，对他的迫害也正因鸦片战争的如此
结果，正在酝酿之中。其事起于战俘问题。
鸦片战争期间。台湾共获俘虏187 名。其中，从纳尔布达号俘获133 名，
除因受伤及在途、在监身毙者外，遵旨解至台湾府城审讯者119 名。台湾镇、
道据所供彼等皆曾侵扰沿海各省，“实属罪大恶极”奏请立即在台湾进行正
法，以大快人心。可是，朝中御史却建议解交福建省办理。台湾方面则以台
湾需派兵押解俘虏过海才能到福建，但不安全，容易被敌船劫持为由，不同
意交福建办理。最后，皇帝下令：“在台正法，所见甚是，著即照议办理。”
第二次所俘阿纳号54 人，则奉旨：“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
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百三十余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
而快人心。”当时，南京的“和议”正在进行。当台湾审讯查明俘虏，将所
供及名单上奏后，却又奉旨：“该处所获逆夷，讯供后如尚有未经正法者，
著暂行拘禁，听候谕旨。”之所以改变原令，其实是因为《江宁条约》业已
签订，投降派生怕别生事端。台湾遵旨，除将两次所获11 名头目严加禁锢外，
将其余两次所获俘虏139 名，于1842 年7 月初在台湾府城正法。
至10 月下旬，又奉旨：“将未经正法之各夷人妥速解省，由（总督）怡
良等转交该夷目领回。”正准备安排解省，又有“夷船一只在北路全包里洋
面遭风击碎，人皆溺海”，为淡水厅官员救获25 人，姚莹下令妥为照看。11
月3 日，英驻夏门提督派员持闽浙总督怡良文书至台湾领人，姚莹不顾所属
官员担心其被扣留，亲送英俘9 名（另2 名已病死）至英船交接。11 月8 日，
淡水厅把因遭风被俘的25 名英军也送来，交给英使。姚莹又派员随该船渡海
赴省交差。宣宗之所以下令移交俘虏，是因为《江宁条约》有此规定。
台湾抓获俘虏一事虽至此了结。但因此酿成的问题，却未结束。
当台湾首次获俘以后，苦于厦门失守，无计收复的闽省官员，如获救命
稻草，即谋划与英“和议”，以台湾战俘交换厦门。先由泉州知府致函姚莹
商量。一向反对所谓“和议”，坚信抗战必胜的姚莹，当然不会赞成。他在
《复泉州守书》中明确指出：“此事若出在英夷则可”，因为地乃侵占，以
地易人，“无损兵威”。“今夷初无此意，方且大肆邸张，既据厦门，旋夺
定海，又寇乍浦，所至残破，其势甚锐，而志益骄，藐视中国甚矣。彼方以
厦门为⋯⋯通浙粤之咽喉，安肯以百余被获不甚爱惜之人，遂弃其胜算哉！”
“设夷挟其狡诈之威，阳许还我厦门，及囚人既得，仍逗留不去，或巧易他
词复夺厦门，又将何以处之？”况且，当时海面常有“夷船”，“解夷囚，
人至百余，事难秘密，”万一走漏消息，“徙为所劫耳，何能（安全）至泉
州、福州，待我之求耶？”故坚决表示：“此计断不可行。”其实，泉州知
府不过是代总督试探。总督明知圣旨已命将俘“即刻正法”，不能公开违旨，
所以找人来说。试探既碰了一鼻子灰，眼看台湾镇、道一再被褒赏，自己却
因不能收复厦门而屡受督责，内心能不忌妒、愤恨？
台湾第二次获俘后不久，因英军入长江致“和议”之风大抬头。福建当
局又谋以俘虏换厦门。这次，改由首府福州知府出头致函姚莹。针对来信关
于杀俘必招敌人报复的说法，姚莹首先指出：已接到将头目以外的俘虏都斩
首之旨，这是不能更改的。然后他指出：对待外敌的侵略只能勇敢抗争，怎
能害怕报复。敌人也是欺软怕硬，即使他们大队人马再来，也是为了侵占，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09
未必就是由于杀俘虏的原因，不然的话，以前我们未杀他们的人，为何一再
来台湾窥伺？
因俘虏事得罪省里还不算，更有英方出来不答应。英公使璞鼎查据报二
船被俘者仅生还九人，一面在广州提出交涉，一面派人持状投递沿海诸省当
局，要求转奏，更在所占厦门张贴公布其1842 年11 月23 日“分行刊刻英汉
字文，传示天下诸国”的告示。其中，先把两船说成民船，在“海面遭风击
破”船民逃生上岸，“俱被拿获，”“被台湾镇总兵等官凶心歼杀”，“且
闻该官称说因奉王命，是以敢行杀戮”。要求：“将台湾狠心假奏妄杀之凶
官达洪阿等，即刻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
妄死之家属。”最后，并以“无致干戈复起”相威胁。
明明是连扰沿海（众俘供词可证）、并有“旗帜、号衣、枪炮、刀甲、
公文印册”为凭的侵略者，竟说成遭风民船，自然是不值一驳的鬼话。然而，
沿海督、抚早被英人吓倒，福建当局更乐得挟洋人以泄积忌，宣宗更因杀俘
系据其命令，生恐事态扩大。于是，达、姚的获罪也就势所难免。
1843 年2 月24 日，闽督怡良奉旨渡海至台。次日，传旨“查办”，达
洪阿、姚莹被革职查讯。姚莹在《再与方植之书》中述当时“夷为原告，大
臣靡然从风”，“成见早定，不容剖陈”，“委员迫取结状，多方恐吓，不
得不遵”。“于是，镇、道冒功之案成矣，”。奏上，奉旨解京。4 月，内
渡。5 月，自福州押解北京。
什么“冒功”！纯是冤枉。正如姚莹在《奉逮入都别刘中丞书》中所说：
“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为已美也，未有称举众善，而谓之冒功者也”。
其实，姚莹也深知“英人，所诉为妄杀”，但将获俘正系遵旨执行，怡良只
能巧为回避，另设题目。纵不是“冒功”，也必然会造出别的罪名。根本原
因是英人必欲追究。因而，惟有引咎以全大局。他在《与光律原书》中沉痛
地说：“不惜微躯以全大局，纤国家之难，亦其志也，夫何憾焉！独念以天
朝全盛之力，绌于数万里外之丑夷，失人心，伤国体，竟至不可收拾，是不
能无恨耳”。
当怡良在“查办”时，“见镇、道逮问，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
达镇军惧激变，亲自循巡，婉曲开辟，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士民复千百为
群，日匍匐于总督行署，纷纷佥呈申诉者，凡数十起”。著名诗人、姚莹挚
友张际亮，专候于起解必经之苏州，弃家陪同姚莹北上，解其苦行之寂寞，
并欲至京后递呈都察院，为鸣不平。福建巡抚刘鸿翱甚至当面对姚说：“此
行非辱”！这些已足令姚莹感动，认为是：“直道自在人间”。
10 月5 日，姚莹至京入刑部狱。照旧引咎请罪，供词既上，宣宗说：“台
湾事，朕已知之，毋庸阅也。”16 日，得释。出狱后，才知道：自台湾镇、
道被查办以后，朝中许多御史纷纷上疏，为他们辩冤；“一时，中外作诗著
论者甚众，闺阁中亦多感咏”。姚莹因而“感成一律”，有句云：“微名讵
遂倾中外？国是从来有屈信。”又听说：当他们入狱时，两广总督、《南京
条约》的议定者耆英曾致函京中大员，必欲将达、姚置之死地，甚至警告说：
“不杀台湾镇、道，我辈无立足之地！”而时任盛京刑部侍郎的斌良，却因
“查办”台湾镇、道事，致书其弟怡良说：“事关千秋公论，苟欠斟酌，何
以入先茔乎！”后在四川闻斌良死讯，姚莹特别赋《哭斌少司寇》诗，有句
云：“与君生不识，同恨是和夷！”
1843 年末，奉旨：“姚莹著以同知知州，发四川补用。”因“冒功”而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11
降为文正五品，以前听赏二品顶戴等皆黜罢。姚莹从54 岁到59 岁的重官台
湾，本是他生平事业中最为世人称道的时期，却因爱国获罪，黯然收场。后
来，他把这一期间的奏章，汇集为《东溟奏稿》以存当时实录。该书和前次
任官台湾后所成之《东槎纪略》，都是关于台湾历史的重要文献。除此之外，
该书还是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著作。
九、痴心不改
姚莹请求回乡扫墓后赴川，获准。正打点启程，不料张际亮却因病而亡。
姚于痛哭之余，护张柩而离京。至桐城，召张子来迎回原籍福建建宁（今建
安）安葬。张以诗名世，小于姚十四岁，系姚官福建时所结识。闻姚被逮，
扶病护送至京。姚又于其身后与京友共为理丧，并护其柩南归。二人的生死
交谊，曾在当时传为美谈。
1844 年5 月初，年已60 的姚莹自桐城启程西赴四川，于8 月初抵四川
省会成都报到候补。11 月初，被派赴乍雅处理正、副呼图克图间的权力纠纷。
乍雅，或写作乍丫，时属西藏四大部（卫、康、藏、阿里，为四大部）
中的“康”部。“康”部的要寨为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乍雅在其南，
即今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康”部东邻四川，北接青海，西毗“卫”部（时
或称前藏），南与已属英国的缅甸为界。当时，“康”部属清朝所派驻藏办
事大臣的管辖范围，不属四川。四川派员前往，形同出使。故姚莹此行，又
或称为康輶之行。輶指使者所乘之轻车。
“康”部至1719 年起才被清朝收抚。乍雅，为其地之一部落，由正、副
呼图克图统之。呼图克图，是中央政府对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该部呼图克
图坐乍雅大寺，副呼图克图驻坐卡撒顶寺，在乍雅西南。第五世呼图克图死，
其转世继承人、即第六世呼图克图布丹济克美曲济嘉木参年幼，驻藏办事大
臣奏请将刺印交副呼图克图罗布藏丹臻江错护理。等到曲济嘉木参成年，副
呼图克图便将所护理之刺印交还。但是，曲济嘉木参却在头人达末挑唆下，
往攻丹臻江错，欲杀之。没能成功，反丧失其地。从此，双方势不两立，相
持多年而无法和解。川藏通路因而不安宁，经常受阻。四川总督、驻藏办事
大臣迭次奉旨派人前往查办，均无成效。
这年10 月，旨令四川总督琦善选员再往。琦善便把这苦差使交给新到省
的姚莹去办。姚认为：“此非振之以威不可”。光凭口舌劝谕，难有结果。
便建议派大员前往，以重权威，自己为副，决不敢辞；“莹失职下僚，孑身
往，徒损国威”。琦善斥为小题大作地张皇，不听。姚莹只好于11 月10 日
自成都出发。
当时，曲济嘉木参在距成都一千六百七十里的里塘（今四川省理塘县）。
12 月22 日，姚莹至里塘，令其随往乍雅听讯。曲济嘉木参认为“案未结”，
去乍雅“恐为人害”，只答应派大头目前往。假若非让他去，他必须带番兵
三百名前往，以便消灭对方，并禀求革逐副呼图克图，惩治其属下。姚莹认
为，既然他不肯前往，再前进至乍雅，亦无意义，遂决定返程，于1845 年1
月29 日回到成都。复命时，再次建议“稍示震慑”，琦善仍不采用。然后又
派宁远府知付宣瑛、该府试用通判丁淦，再往乍雅查办。并以姚莹“不待听
候指示中途先自折回，非惟畏难诿卸，抑且有乖体制，该员已补蓬州知州，
应请旨摘去顶带，随同续委之员前往”上奏。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11
4 月1 日，61 岁的姚莹再次出发。6 月22 日，至乍雅。7 月7 日，抵察
木多（今西藏西昌）。“其地去成都三个六百余里。此次，姚只是随员，听
命而已，倒不承担责任。11 月5 日，宣瑛以两呼图克图不遵判，分报川、藏。
待川督批复“该委员等即速回省，面询情形，以凭具奏”后，一行于1846
年1 月25 日启程东返。4 月21 日，抵成都。尽管琦善也因二次派员前往查
办，依然徒劳，承认姚莹前次并非办理不善，但依然以中途折回“究属非是”，
奏准对姚处以罚俸一年。
姚莹前年即已题补蓬州知州，出使已结束，遂于当年6 月赴任蓬州。蓬
州，时属顺庆府，即今蓬安县。延至1848 年4 月，姚莹告病乞退，得准卸任
回乡，才结束了他自60 岁到64 岁的贬官四川。
贬官四川期间，姚莹在官场上连遭人为的暗算。原因主要就是他未曾送
礼、贡献。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琦善在鸦片战争中主所
谓“和议”，自然与主抗战的姚莹有矛盾。琦善是他的顶头上司，自然不会
有好果子吃。
依姚莹的个性，早就应该辞官，朋友中也有人劝他及早离开官场这是非
之地。但姚莹自有他的考虑：“国恩不可负，身累未能偿，是以忝颜至此，
甘困辱而不辞也。”所谓“国恩不可负”，体现了他的报国之心；所谓“身
累未能偿”，指当年在江苏武进、元和任上揹下的旧亏空和这次在四川又揹
上的新亏空，皆待官俸来弥补，既有此苦衷又逢蓬州“地贫事，简，公余大
可读书，整理所晋，且有城市山林之乐”，“谪官于此，变复何负！”
较之在蓬州，得有读书的闲暇，更令他激动的是康輶之行和因此著成《康
輶纪行》十六卷。该书如其《自叙》所言：“大约所纪六端：一乍雅使事始
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道里远近，五泛
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最后一卷为地图十三件，各附
图说。此书是他终生探求“海上事”、“海外事”，“开眼看世界”的一个
总结性成果。
姚莹自早年游粤时便以其“经世”之志，敏感地认识到“开眼看世界”
为急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更令他坚持地认为：“夫海夷之技，未有大胜
于中国也，⋯⋯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
外时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是
以偾败至此耳！”他在《复光律原书》中说：“莹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
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
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
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岂得已哉！”在《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中，他说：《康輶纪行》中特别注意于英国、廊尔喀与接后藏之要隘，是因
为“英夷窥藏，蓄心已久”，亟应注意。原来他著该书，依然是为了雪耻抗
敌。虽和在台守土不一样，其实质则是相通的。这真可说是爱国之志，老尔
弥笃，痴心不改。
1848 年6 月底，姚莹从四川回到故乡。临启程前，不得不将从四川已典
当二年未能赎的貂裘当票抵债，幸赖蓬州士民赠路费，蜀中同官送给他一些
交通费才能出发。回到故乡，无以为生，只好再出为幕，代主纂修书籍。1850
年文宗继帝位，诏中外大臣举荐人才，两江总督陆建瀛奏以姚莹充九江盐卡
委员，奉旨：“俟盐务办有起色，送部引见”。9 月至九江。次月，大学士
穆彰阿、耆英被黜，上谕列举二人，祸国多事，有一条是：“达洪阿、姚莹

作者: 安乐寺姚波 时间: 2012-11-5 19:13
前在台湾尽忠尽力，必欲陷之”。所谓“冒功”冤案，总算昭雪。次年初，
姚莹奉旨授湖北盐法道。2 月，又奉旨前往广西“赞理军务”，镇压太平天
国革命。6 月，抵广西省会桂林，奉旨授广西按察使，随军办理粮台。后转
入湖南，湖南巡抚张亮基奏留权理湖南按察使。1853 年1 月24 日，病死于
永州。终年68 岁。
姚莹著述颇多。计有：《东溟文集》六卷、《东溟外集》四卷、《东溟
文后集》十四卷、《东溟文外集》二卷、《后湘诗集》九卷、《后湘二信集》
五卷、《后湘续集》七卷、《东溟奏稿》四卷、《东槎纪略》五卷、《康輶
纪行》十六卷、《寸阴丛录》四卷、《识小录》八卷、《姚氏先德传》六卷，
皆其亲自编定、付刻。后其子补编晚年文为《中复堂遗稿》五卷、《遗稿续
编》三卷。与前已刻而版毁者汇刻前《中复堂全集》九十八卷。

作者: 姚元周 时间: 2012-11-12 19:44
好文章，拜读了。
一生命运多难的姚莹，不愧是姚家英雄好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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