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先生在厦大的演讲中，几次提到姚一苇先生。年轻的厦大学生对余光中先生大概都很熟悉，但对于姚一苇，恐怕了解的相对少一些。
, e6 [/ I+ k B* o! B' \ 姚一苇（原名姚公伟）于1941年考入我校电机系，一年后转到银行系，并因转专业而延迟了半年，于1946年初毕业，同年9月到台湾工作。姚先生在台湾不仅是戏剧界和文艺理论界泰斗，而且对于陈映真、黄春明等众多作家有扶植、栽培之功，以其高尚的师德和人格，获得人们的尊崇。1997年他逝世后，陈映真等编印的纪念文集，即以《暗夜中的掌灯者》为书名，可见姚先生在台湾进步作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 J& |4 P- t, M$ m& O1 k 姚一苇所取得的成就，与大学期间母校特殊的人文环境的熏陶有着密切关系。抗战时的厦大虽地处偏僻，却是颇为辉煌的一个时期。首先，它具有良好的学风，全校师生因条件艰苦而更加奋发图强，连续取得了两届全国大学学业竞试第一的好成绩，因此有了“粤汉路以东仅存之唯一最高学府”之称。其次，那时有不少国内著名教授受聘于厦大，为厦大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再次，当时厦大的图书资料十分丰富，特别是拥有许多外文原版书，因此被英美来访学者赞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此外，学生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如学生自发的沙龙式文学社团“笔会”，是一个相当自由、活泼的组合，每个成员都可以充分发挥他的兴趣和特长，如公丁（勒公贞）擅新诗，伯石（朱遵柱）多译诗，欧阳怀岳作旧诗，马祖熙填词，隽之（潘懋元）写散文和评论，姚一苇用功于小说，此外还发表了散文、评论、翻译等。正是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激励和锤炼了并非文学科系的姚一苇的文学兴趣和才能。
: [3 S+ i2 T/ t& }6 e 姚一苇从小尊崇鲁迅先生。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曾与十多位同学一起遭到拘禁，释放后的第二天，就带着一支钢笔到长汀投考厦大。这其中不排除因厦大与鲁迅的关系而使喜爱鲁迅的姚一苇将厦大作为他的首选。
7 M% F1 n- w, {: l" P, X 在厦大学习期间对姚一苇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中国新文学著名作家是施蛰存先生。当时未带家眷的施蛰存先生的宿舍，无形中成为学生社团“笔会”聚集的场所，姚一苇、范筱兰（中文系学生，后成为姚一苇妻）都是这里的常客。这种师生情谊甚至延续到多年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施蛰存以其独树一帜的精神分析小说而著称，姚一苇发表于当年《明日文艺》上的《春蚕》，即是一篇运用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心理小说。在后来姚一苇数十年的著述生涯中，并不乏弗洛伊德学说的“拿来主义”式的引用和阐发，甚至采用于剧作中，如《申生》。这一切，都和他在厦大与施蛰存的这段文学因缘，不无关系。- _* H& H5 Z7 L5 e/ J
当然，对姚一苇的文学生涯影响最为深远的，应数他在厦大与戏剧的初次结缘。尽管在厦大时，姚一苇除了利用大三的暑假，创作了一部题为《风雨如晦》的五幕七场长达十万字的未曾发表的剧本外，其余时间他基本处于戏剧活动的外围。然而就是这段时间，对他树立从事戏剧活动的志向，积累有关戏剧的知识，乃至奠定创作方法的基本路向，都有着重要意义。而这和当时厦大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 ?2 l# ]( B' Q
内迁长汀时期，是我校历史上学生戏剧活动最为蓬勃的时期之一。半个世纪后，姚一苇在其口述自传中提起，他进校时即为演戏所吸引的情景。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观看的剧目为《野玫瑰》，范筱兰在剧中扮演“家玫瑰”。虽然当时姚一苇并未上台表演，却甘于打杂帮忙无怨无悔，甚至由此建立起献身戏剧的理想和志向。他在大学时代发表的散文《后台断想》，写的即是前台在彩排《家》，作者坐守后台，浮想联翩，认识到戏剧工作的巨大社会功用和艰巨性，从而树立了为戏剧真诚努力地工作、奋斗的理想和决心。
; I" d+ q2 \. X) }. t 厦大的特殊环境培养了姚一苇的戏剧兴趣和才能，更提供给了他接触大量中外戏剧名作的机会，为他以后成为一位戏剧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姚一苇回忆道：“我自小爱好戏剧，进入高中，正值抗战初期，演剧之风甚炽，当时所接触的只是一些国人作品和翻译，进入大学，在图书馆中发现大批英文本西方戏剧，使我眼界大开，只要得暇，就捧着字典读。读得越多，就越着迷，以致于也想编一部戏剧”。
+ h \1 ^9 _# n: j 大学时代的姚一苇还尝试着撰写评论，如《论〈总建筑师〉》、《论〈女伶外史〉》、《原野的评价》等。评论易卜生剧作的《论〈总建筑师〉》发表于1945年4月《中南日报》上，从中可窥知作者早年文学理念的特征，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倾向。后来姚一苇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尽管他善于博采众长，对于现代派手法也有相当的吸收，但无论是其理论或创作，都没有离开现实主义（或称“写实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为西方文艺理论中“现实主义”之鼻祖。姚一苇在台湾，不仅撰著了《诗学笺注》，而且他的整个艺术理论体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基石的。或许学生时代的这些文学阅读和锤炼，即是后来姚先生倾心、接受亚里士多德并据此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准备和契机。如果这一推断是成立的，那姚先生厦大时期的戏剧活动对其一生文学生涯的重要性，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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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公伟，笔名姚一苇，并以一苇之名行世，男，教授，为江西南昌人，1922年4月5日生。1941年进入厦大电机系就读，半年后转入银行系(第21届)。其间，曾在长汀县中兼课。姚公伟爱好戏剧，在校期间经常参与厦大极为蓬勃的戏剧活动，担任幕后工作，并因此认识了中文系同学范筱兰(第20届，1920年阴历9月20日生)。1945年范筱兰毕业，同年秋天姚公伟便与她结婚。1946年姚公伟毕业后，两人随同范筱兰父母迁至台湾。去台后姚公伟随即进入台湾银行工作，范筱兰则于1947年进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授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