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盼望有个美好的童年。然而我的童年，却一半是甜，一半是苦。
父亲叫姚国璋。民国元年，出生在一个已经破落的工商业主家中。他六岁时丧父，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均由祖母拉扯长大。伯父好吃懒做，后来吸食鸦片上瘾，经常把家里的钱财偷出去买鸦片，全家人为此争吵不休；有一次，伯父在和家人的扭打中，被父亲踢了一脚，受了重伤，死时才三十岁。大姑母伟娟嫁给周浦西南召楼乡农民华春楼，家里一贫如洗，靠种几亩薄田和贩卖小鸡、小鸭谋生。小姑母伟芳嫁给了一名巡警。
祖母勤劳、能干，一个人带大了四个子女。她脾气不好，对媳妇比较凶狠，但对孙子却疼爱又加，常给我们讲她的光荣家世，讲上朝上代的故事。她经常绘声绘色地、惊恐万分地对我们说：清朝同治年间，粤匪“长毛”骚扰浦东，他们“吃大户、抢大户”，他们火烧孔庙、毁灭四书，他们滥杀百姓、掠财烧屋，他们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长大后才知道，“长毛”之乱，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在与清政府几十年的内战烽火中，给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使几千万人民丧生。
祖母溺爱儿子，为了不让儿子在冬夜里小便时受冻，想出了一个绝招：她找了一根大约一米长的细竹子，将竹子的节结掏空打通；晚上儿子就可以在床上对着竹筒小便，竹筒连着地上的尿壶，这样在冬夜里就可以不受冻了。
祖母说，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喜欢下象棋；放学后，常坐在街边的棋摊上与棋友对弈。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多地少的上海浦东农村，有所谓“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传统习俗，指的是家境贫寒的家庭，男儿到了十二、三岁，女孩到了十五、六岁，便要辞别双亲，到上海的店铺、工厂当学徒、做童工，外出谋生，相沿成习。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念过四年私塾；在十三岁那年，就到上海七街的“勤丰米店”当了四年学徒；十七岁起，在浦东杨家渡“同仁米店”做了六年伙计，因帮助老板娘干重活，脱了力，腿不能动，生病失业在家达两年。二十五岁，到上海西门路一家米店当伙计，一直到日本人打到上海来后，这家小米店关了门。
一九三八年，父亲为谋生，到川沙县陈水关桥乡迴兰小学教书，这所学校很小，有一排平房，只有几十名学生；第二年，担任了该小学的校长。第三年，日伪政府动员父亲当陈水关桥乡的乡长，他几番推辞，终因推辞不掉而被迫当了几个月的伪乡长。后来，父亲在镇江“正大腌腊行”做过账房先生，又到苏北贩过猪。
母亲叫唐金梅，是横沔乡高西村人，她生于一九一七年腊月。母亲在家中是大姐，下面有四个弟弟。由于人多地少，几亩薄田养活不了一家人。十几岁时她和几个弟弟就相继外出谋生，到上海当童工或学徒。母亲的大弟炳生，为人憨厚，进了一家纺织机械厂当学徒；二弟根梅，在一家自行车配件厂当学徒；三弟根林，过继到川沙县周家，后来也进了一家自行车厂当学徒；四弟根海，则过继给同乡一户贫苦农家。
由于家境贫寒，母亲从小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在十五岁那年，到川沙陈水关桥的鼎新染织厂做了童工，进厂后先摇纱一年，后织布九年。
母亲二十二岁那年的年初，嫁给了父亲。结婚那天，她的两位弟弟划了小船来到陈水关桥，参加了婚礼。当年冬天就生下我大哥，母亲说，可能是营养不足，大哥出生一个多月后，才睁开眼睛。相隔不到两年，我成为老二又降临人间，小名叫“国国”。母亲经常说，她在生我的时候，景象十分奇特：“眼前出现一片红光，红彤彤的照亮了半边天。”据此大家说我将来必有出息。幼年的我，人很瘦小，不多说话，但很懂事和机灵。隔壁“顾成大粮行”巧老先生是看我长大的，他总是对我母亲说：“国国聪明有灵气，将来能挣大钱，挣起钱来要百俩百。”意思是，我会交好运，每月要挣好几百元。父亲开了小米店后，为了让母亲看懂账本，教母亲识了不少方块字。
我对父亲的印象不深，但记得父亲为我们买了一套智力玩具，有孔明锁、九连环、七巧板等。其中九连环要反复穿梭，顺序把九个环全部卸下，就算成功；玩这个游戏脑要清、心要细、一步一步来，大约用半个小时可以解套。这套玩具只是在过年时才拿出来给我们玩。父亲对我们子女很关心，也从来不打我们。有一年酷暑的晚上，高温难奈，他对我们小孩子说：“天太热了，把裤头脱掉，光着身子睡觉可以凉快些。”
父亲同母亲结婚前有过婚史八年，前妻因未生育而经常受到婆婆、小姑的打骂，后来被逼离了婚。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夫妻和睦，父亲从来没有责骂过母亲，更没有动手打过母亲，母亲对此也很满足了。母亲告诉过我们，有一次祖母告状，要父亲打她，父亲不从，便气愤地责问祖母：“我原来的一个家，已给你们拆散了，难道你们又要拆散这个家吗？”父亲死后几十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对父亲有过一句怨恨。
母亲连续生了几个孩子后，感到孩子多，拖累大。有人教母亲试用“蝌蚪避孕”的偏方，她就到池塘里捞了不少活蝌蚪，黑乎乎的装了一大碗，在临睡前吞服了。其实这个偏方，既没有科学根据，也损害妇女的健康。母亲有些迷信，有一次请人来给她看相，算命的人告诉母亲：“你这个人在男人手里享不了福，在儿子手里可以享福。”
母亲天性聪颖，心灵手巧，干起家务事十分利索，做农活是行家里手。母亲是个能吃苦的人，无论是繁忙的家务，还是后来在小米店扛米袋、晒场子等重活，样样都能干。她也很慈祥，生育了五个儿子，几十年来，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也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母亲的悟性很强，有一次，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写出人与动物三条以上的区别。我和小朋友只写了人会说话、人会劳动这两条，其它的写不出来了。正当我们冥思苦想时，母亲突然笑着对我们说了两句话：“背朝着天，用四条腿走路的是动物；头顶着天，用两条腿走路的是人。”母亲的这句“背朝着天是动物”的名言，把两者的区别说得如此透彻，让我十分折服，终身不忘；几十年来，这条“理论”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
母亲心胸开阔，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家乡许多人都说，我的性格与母亲十分想象。实际上，我的确继承了她的谦和、仁爱、坚韧的品格。母亲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勤俭，待人要和气，为人要不贪，穷人要相助。”母亲的这些教诲，成为我一辈子的信念；她教会我热爱生活，学会顽强；无论人生的道路多少曲折和险阻，我都会乐观自信地挺身向前。
母亲喜欢哼一些小曲，她经常低声哼唱“孟姜女寻夫”：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
别家丈夫团圆聚，万喜良捉去筑长城。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全家随父亲回到老家周浦镇。
我的出生地陈水关桥，距周浦镇约有十几公里。它原是上海川沙县一个水网密集、工商业刚开始发展的小村镇；现在是浦东新区的孙桥镇，成为上海市现代农业开发示范区。我儿时离开这个小镇后，没有再回去过；如今一眨眼，我已年届花甲，我准备尽快携妻子回去看看，以了却宿愿。
在安宁和无忧无虑中，我在浦东的周浦镇，虚度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这也是我前半生最美好的十年。
周浦姓姚的人较多，民间有着这样一个流传：“先有姚家厅，后有周浦镇”。意思说，我们姚姓祖先在这里创业在先，周浦设镇在后。一九九八年，友人蔡桂明送我《南汇县志》，书中介绍了明成化年间，任太常侍卿的姚埙为周浦人，流传中的姚家厅即为姚埙宅，也称“南荫堂”，位于周浦中大街二十八号，堂额为翰林院侍诏文徵明所书。而我的祖辈却强调：我们这一门姚族的祖宗是安徽徽州人，是逃荒要饭来到周浦的；看来，两门姚姓是两条根。
周浦镇的历史悠久。据史籍介绍，这里原为长江口冲积平原，约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成陆。南宋淳熙年间，浦东三大寺院之一的永定讲寺就坐落在周浦，成为浦东地区一方古朴清雅之地。清顺治年间，周浦镇“街道迴复绵亘四五里”，已有“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的美称。上海开埠以后，经济发展更快；至民国初，周浦镇的商行多达几百户。
周浦是浦东地区的航运中枢，小轮船内通钦公塘内各地，外与黄浦江相接。陆路交通非常发达，除几条公路外，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已有小火车通往上海的周家渡。解放时市场繁荣，有“小上海”之美称，是浦东地区棉粮集散之地，尤以米业为盛。周浦米市，在上海小有名气，日成交量高达数千石（注：一石为一百五十九市斤），周浦的市河里停满了船只，大多是运送粮食的。
我印象中的周浦是一个交通方便、商业繁荣的大镇。我清楚地记得：刚解放时，周浦有居民两万多人，设为周浦市，两年后又改为南汇县直属镇。那时，周浦镇主要街道、弄堂装有路灯百余盏，但灯光很暗，大概只有十五瓦。这里气候温湿，雨水调匀，在郊外一望无垠的平原上，盛产稻谷、小麦；南汇县油菜和棉花的单产之高，曾榜列全国之首。
周浦镇的小桥流水、明清建筑、人文景观，完全可与昆山周庄古镇相媲美。周浦镇的“三多”给人印象很深，让人留恋忘返。
一是河道多。镇内河网密布，骨干河道有南北流向的咸塘港（俗称“市河”）和东西流向的周浦塘。周浦的人家，大都是傍水而居。前门是街市，后门因对着河，被称为后河桥；出了后门，登上小舟，水路通四方。长达千余米的古岸、水阁和廊棚透出水乡悠悠韵味，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
二是古桥多。解放初，周浦镇区有桥梁四十六座，其中建于明、清年代形态各异的古桥就有四十一座，如聚龙桥、五福桥、关帝庙桥、悦和桥、紫潼阁桥等。
三是商铺多。周浦镇街道纵横，有东八灶街、竹行街、椿樟街、城隍街、中大街、衣庄街、油车弄、网船浜等。刚解放时，从南八灶街的汤家木桥到小云台街北端，形成了连绵十里、店铺千家、商贾云集、名店林立的繁荣景象。镇上的万新酱园店、三阳泰食品店、良利堂国药店等都是清代浦东的名店。
周浦镇区的街道窄而长，商店密集的中大街有六、七米宽，一般的街道只有三、四米宽，太平弄等巷道更窄，还不到二米。走进周浦的古宅深巷，真有“人在街中走，头上一线天”的感觉。当时中大街上有一家“德隆昌”日杂店，它的店招是黄炎培先生所题。
我家住在镇北端的小云台街，家宅是三间祖传的清代老屋和沿街两间门面房。小云台街北半部的小粮店林立：我家北隔壁是姚裕兴粮行，往北是兴昌义饲料加工厂和成大饲料加工厂，再往北有甄家石灰行、奚关楼竹行、周家石铺；南隔壁是申良杂粮行，再往南是通益轧花厂、宋家裁缝店和裕大粮行。
我们家店铺的前面，是一条南北向十五至二十米宽的市河；家宅南门的前面是一条只有三米宽小河。小河对面的唐家祠堂里，有一个看祠堂的书呆子，名叫唐仲尧。有人说他是位前清的秀才，一开口就子乎者也，讲起话来满腹经纶；原来由一位老母与他相伴；老母去世后，他一直独身生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拒绝一切新的生活方式：终年留着清代的长辫子，一年四季穿清代的长袍；坚持不穿洋布，坚持不用自来水，坚持不用电灯，坚持不乘坐自行车和汽车。他经常用小铁桶从窗户外的小河里取水；这个与世无争的可怜人，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阶段受到多次批斗，不久就辞世。
在周浦老宅的西侧有一块祖传的菜地，面积只有两分多。老祖母酷爱园艺种菜，每年在这小小的菜园里，种上青菜、毛豆、黄瓜、韭菜、茄子、辣椒等蔬菜，茬口接得很好，从不荒废。每当夏秋，菜园子里有我最喜欢吃的两种瓜果：一种是甜芦粟，它比甘蔗略细，质松而汁甜；另一种是黄金瓜，因其金黄色的表皮上有十条白色纵沟而得名，瓜肉白色，质脆味甜，香气浓郁，属甜瓜中的上品。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岁那年，外婆在南门口进来，给我带来了“饭年糕”点心，它是将南瓜煮熟，和上面粉，在模子上压成扁圆形，放在饭锅上蒸熟，就成为软软甜甜的“饭年糕”。
我对孩童生活的记忆已很淡薄，唯有儿时的一次大火、小朋友间的戏耍、过年等还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五岁那年小年夜前夕（农历十二月二十八）的下午，人们都喜气洋洋地在大街上置办年货。位于周浦镇中大街的大济桥堍烟纸店突然起火，一下子烧到了左邻右舍。购物的人们惊恐万分，纷纷逃命。火势迅速蔓延，商家急忙组织救火，虽然救火会的消防车赶到，居民们也用水桶、脸盆送水奋力灭火；但由于街道狭窄、店铺连绵，终因杯水车薪，无法扑灭无情的大火。这场大火，焚毁了中大街万缘堂以东半条街的全部商铺。从此以后，周浦镇夜间的打更人，每个时辰都要绕宅而转，一边敲着毛竹管筒，一边高喊着：“寒冬腊月，气候干燥，前门看看，后门摸摸，家家注意，火烛小心”，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小时候，我经常到与我同岁的姚茂初小朋友家看连环画。他家中有一位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剪纸的手艺很高，徒手在纸上剪出一个圆，比我们用圆规画样后剪的还要圆。在他家的客堂里，我经常与茂初、秋阳、重尧、大哥等一起摔跤。有时候，我们赤着双脚，在小河里捉鱼，我们先用泥巴在河里垒出一道小埂，并用脸盆把水排干，然后捕捉小鱼，运气好时，也能捕到鲫鱼或黑鱼。有时还和小朋友一起蹬水车：我们像大人一样，把双手倚在水车的横杆上，双脚踩在车头的踏板上，车头带动龙骨和拍水板，河水经水槽就提升到农田里。
儿时的趣事记得不多，但我还记得小时候和同伴一起用蜘蛛网粘拍蜻蜓、用棉花球捕捉青蛙、在田野里捉蟋蟀、晚上捉萤火虫等情景。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零食有三阳泰的椒桃片、寸金糖、状元糕以及过年时家里自做的米花糖。
小时候，每年要吃几次螃蟹。家里吃蟹十分讲究，螃蟹买回来后，要放在沙锅里养上两天，祖母会用碾碎的芝麻拌上麻油，一面抓住蟹的脚子，一面小心地用筷子挑些喷香的芝麻粉，往螃蟹的嘴上轻轻涂沫，螃蟹会吐着沫，咝咝地吃着，眼睛眨巴眨巴，表示它的满足。螃蟹放在锅内蒸著前，要用细绳子把螃蟹脚绑扎好，以防止螃蟹在热锅中爬窜蒸瘦了肉身。吃蟹的功夫不在嘴上，而在手上，不少人家都备有小剪刀、小榔头、小镊子等专用工具。像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似的，一番轻轻的开剥，谨小慎微的锤、剪、剔，无论是蟹壳里，还是蟹脚内的肉，都能被一干二净地挑出来。蟹是鲜美之物，慢慢品用，实在是一种享受。
我永远不会忘怀浦东农村过大年时那种虔诚、浓烈、持久的欢乐场景。
过大年，是儿时最向往的节日。它不光是可以穿新衣服，吃最好的菜，还能尽情地玩。那时过年的气氛特别浓，常常是刚过了农历腊月廿，大人们就忙碌着清扫卫生、购买年货、赶制新衣，全社会都笼罩在迎接过大年的浓烈气氛中。
先是农历十二月廿三“掸烟尘”。户户洒扫庭院，把老屋里一年没有见过太阳的家具、杂物统统搬到庭院里刷洗晾晒，清清的井水把庭院的青石板冲洗得温润如玉，家里院外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好清清爽爽迎接新年的到来。
然后是各家都要捣年糕，为的是日子过得“年年高”。西隔壁的邻居陈荣光家有一个石臼，我们每年都要借用他家的石臼。石臼呈圆锥形，中间凿空，安于地下，高不及一米。臼中有一石杵，杵上连接一块翘板，用脚一踏翘板，石杵就会向上提起；脚放开，重重的石杵便自动落下；一下又一下，石臼中的糯米便被石杵压磨加工成米粉。
农历十二月廿四，各户“送灶君” 。浦东有“八月廿四家家有，十二月廿四比高低”的说法。各家争着把最好吃的东西（一般有干果、糕点、团子、麦芽糖）做贡品，期望灶王爷吃得满意。半个时辰后，要在新贴灶王爷画像的龛前焚香祷告，把事先扎好的纸“飞马”烧掉，让灶王爷骑马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讲人间的好话。
农历廿七、廿八是“祭祖”的日子。祭祖的仪式隆重而神秘。供桌的后墙摆放着老祖宗的画像，一尘不染的八仙桌上杯盘碗筷摆得齐整划一，整鸡、整鸭、整猪头油光闪闪，干鲜果蔬红红绿绿，烛光荧荧，香烟袅袅。酒过一巡，全家老少按长幼顺序向老祖宗叩拜。我们小孩子在这种场合，不敢大声说话，走路时轻手轻脚，惟恐惊动了老祖宗用餐。
农历廿九，叫“小年夜”。家家的客堂里悬挂“福禄寿三星图”，象征子孙满堂、长命富贵。户户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家中贴年画，全家贴得红艳艳、喜洋洋。春联的内容大多是“增寿增福，百业兴旺”，“爆竹声中一岁除，天增岁月人增寿”。窗花和年画大多数是五谷丰登、招财进宝、天官赐福、胖娃娃抱大鲤鱼等。
农历三十，俗称“大年夜”，是过年的重头戏。除夕晚上，全家老老小小聚在一起，裹馄饨，做圆子，然后摆上一年中最丰盛的满桌子菜，鸡鱼蛋肉样样有，阖家欢乐地吃年夜饭。若是有亲人在外不能回家，要为亲人留出座位，并放置碗筷，以示团聚。
浦东地区有“留隔年火”的习俗：每户家庭烧好年夜饭后，要把灶堂内红彤彤的炭块小心地用柴灰将其覆盖好，或者放在脚炉里留火种。到正月初一早上，家家不用划火柴，而是利用隔年留的火种烧饭，寓“一年火（富）过一年”。
吃罢年夜饭，全家人团坐在一起“守岁”，欢快地等候新的一年的来临。在这个“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客厅里红烛高照，通宵不眠。小孩们吃长生果、米花糖、各种茶食，大人们则带着喜悦的心情，祈福、祈寿、祈平安。零时一到，镇区鞭炮齐鸣，此起彼伏，声震四方。户户点燃香烛、敬天地、祭祖宗，鸣“开门炮”，家家争第一。回到房间，大人们早已把新衣服和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下面。我们反复抚摸装着崭新钞票的红包和散发着樟脑香的新衣服，心兴奋得嘣嘣直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然后做着甜甜的梦。
正月初一，是新年的开始，早晨有不少功课：小辈们起床后要向长辈磕头行礼，家中焚香点烛、供奉祖宗。然后吃水磨糯米粉做的酒酿小汤圆，象征着新的一年日子甜美。大年初一的禁忌最多：如不泼水、不扫地、不倒垃圾、不倒马桶，以防走了财气；不淘米、不冼菜、不沾荤腥，以示聚财；新年里最文明，忌说破、死、光、鬼、穷等不吉利的字眼；忌吵架、骂人、打碎器物等。
吃过早饭后，放鞭炮、观看跑龙灯。我常随堂姐桂娟及邻居的香客，到本镇西城隍庙“烧头香”，众多香客争先恐后入庙敬神拜佛，以祈求神佛保佑我们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合家平安身体好、吉祥如意生意好。”
初一到初三，除商店开半天门“发利市”外，各行各业停业，人人在家休息。俗话说“一年到头神鬼放三天”，就是指这三天。
大年初四，镇区大户人家和工商业户都摆设香案，并在门口放鞭炮迎接“财神”。一些头戴纱帽、手执镗锣、脸上涂满金粉的“财神”来到各家门前登门表演，跳东跳西，说些吉利的话：“财神赐福，日进斗金，能发大财。”主人一脸虔诚、跪拜敬酒，送“红包”谢“财神”。工商界在这一天晚上都安排“开门酒”，邀请店内职工一起会餐，意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凡轮不到邀请吃“开门酒”的职工，称谓“停生意”（被解雇）。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是大年的收尾，也是大年的高潮。家家户户做高粱圆子、糯米圆子，象征合家团圆。中午裹馄饨，谓之“收心馄饨”，意为新年即将过去。这一天，浦东地区还流行“炭茅荡”之习俗：农民手持芦苇、稻草扎成的柴把，将田边茅草点燃，点燃后，绕着自家的田头边跑边喊：“花三担、稻六石、芝麻赤豆收几石！”“我家庄稼比别人好！我家田里长金子！”其用意是感动上苍，期望今年丰收。
傍晚来临，家家挂红灯、村村出龙灯。周浦镇街上人山人海，欢乐的锣鼓震天响，各色的灯笼挂满街，民间艺人各显神通，舞龙灯、耍狮子、踏高跷，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观灯看戏。周浦街上“打塔灯闹元宵”颇具特色：如逢丰年，由工商界募捐集资举办元宵晚会，在城隍庙、小云台庙等处竖立高杆，挂满层层塔灯，上下竟有十多层，每层燃挂着四盏点着蜡烛的红灯笼，四乡十里之内皆能见之。这些塔灯可供人们用花炮射打，打掉一盏，庙里添加一盏，不加限制，人们可尽兴炮打取乐。周浦的老百姓就在尽情的欢乐中送走了大年。
父亲在世时，我们家的生活还算好过，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的艰辛。大哥和我有时从小米店的抽屉里取出一些零钱，在学校门口的烟糖店买糖果吃；有时钱不够，店主阿三还可以给我赊账买糖。
父亲一死，家里没有了主心骨，起码的生活没有了保障。我们一家人从此沦入深渊，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在生活上离要饭的乞丐只差一步。
父亲死后，剩下的家业只有几亩薄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七口人。当时，母亲才三十三岁。上有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下有五个不懂事的小萝卜头：我的大哥十三岁，我只有十一岁，老三八岁，老四六岁，小弟出生才两个月。把孩子养大，成为母亲最大的心愿。一个柔弱的妇女，要挑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也实在太艰难了。
我家的耕地有两块，在家北面一公里的吴家行桥处，有一亩八分祖传的耕田；在家西面三百米处的沪南公路边，有三亩六分父亲购买的耕田，母亲一个人操劳耕种这几亩庄稼。按照当地的种植习惯，上半年种麦子，下半年种棉花，母亲种田时，总是把小弟弟放在田埂上。收割麦子时，我家最困难，由于没有劳动力，麦子往往烂在田里。后来政府知道了，有两年组织干部来我家帮助收割，把麦子挑回我家。
生活无着落，母亲要我看看父亲留下的小米店账册。我对照父亲的流水记载，把一些没有收回的帐一一告诉母亲，母亲就一家一家去收，绝大多数的人家都如数还给了母亲。有一个在小土窑烧砖的农民叫刘和，人很忠厚老实，父亲一死，他就把所欠的钱亲自送还到我家；但北面有一家竹行，店主叫奚关楼，欠我家六石大米钱，就赖账不还。
母亲原来是织布厂的熟练工人，进厂做工可以挣钱养家。经人介绍，她到离家一公里的立盛布厂做临时挡纱工，但微薄的工资还是不够全家人最起码的开支。后来，她恳求车间的领导，让她每天工作两个连班。领导说：“一天来回奔走十六小时，你不要命啦！”但在母亲的再三哀求下，就每天连上两个班，一天睡不到四、五小时。这样的连班，每星期有三、四天。每到发薪日，母亲就买回半斤肉，一家人如同过年一样高兴。一年下来，她明显消瘦了。母亲虽然勤奋工作，大家也公认她技术出色，但因家庭政治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转为正式工；两年后，只能离开了该厂。
为了谋生，全家人跟着母亲，都投入到“为生存而奋斗”中。
七十多岁的祖母负责种菜，我和大哥则经常用粪桶抬送肥料；这样，我们家就不用买菜了。祖母还带领着两个小弟弟在家糊火柴盒，每天糊十多个小时，能得几角钱，我负责将成品送到火柴厂。有时，祖母和母亲在家用手摇纺车加工再生的绒线，而我则负责到发料处拿回原料，并送去成品。
大哥负责养兔子，我们经常饲养一种名叫盎古拉的良种长毛兔，这种兔的产毛量较高，我们几个弟弟则负责在放学后割青草。四弟建邦喜好养羊，邻居陈霄荣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天，建邦穿着露出脚趾的鞋，把羊牵到河边或田埂上吃草，然后就倚在她家的墙边晒太阳，嘴里还说：“晒太阳，暖洋洋。”
年幼的小弟兴邦精于养鸭，有一年他养了三只鸭子，白天挖蚯蚓，摸螺狮，把鸭子喂养得油光滑亮，特别能生蛋。每天早上总能收到三只蛋，有时能收到四、五只蛋；有一天早上放鸭子时，竟然收到七只蛋，众邻居均引以为奇。
母亲还经常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到上海市区卖鸭蛋。我们必须早上四点钟起床，先到蛋行去排队买二十多斤蛋，每斤六角四分。由于货源紧缺，每人只能排队买二斤。这样我们母子三人必须反覆排队，有时还要插队；后来听说，卖鸭蛋的人可能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她从来不刁难我们。母亲带着我们，每天来回步行六十多里路，到上海居民区挨家挨户去推销。卖出时每斤七角五分，来回一次，只能挣到二、三元钱；有时不小心挤碎几个鸭蛋，就要赔本了。家里院子里有棵葡萄树，夏天结满葡萄。父亲死后，我曾采摘在篮子里，到汽车站叫卖，五分钱一串，乏人问津。一九五七年，政府发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学校和各单位，母亲让我们上街去拣这些撕落的大字报废纸，每天能卖几角钱。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席卷到周浦地区。不管本人是不是同意，凡是私人耕种的土地，都必须“送”给公社。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家赖以生存的二处耕地连同菜园，就被公家无偿收走了，当时连一张收条也没有给我们。
没有了工做，没有了田种，一家人还得活下去。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到一王庙给别人家种田；过独木桥时，八岁的小弟吓得两腿发抖，不敢过桥。
后来母亲又开始帮人家洗衣服，每天要洗一大堆衣服，甚至要洗带血的内裤，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客户还埋怨母亲洗的衣服不干净。
大炼钢铁的年月，母亲做小工，敲石子、推小车，每天可以挣到一元钱。为了家庭，母亲也拣过破烂，如破布、烂棉花、废塑料、瓶子、纸盒子、废电线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带着全家人经常到御桥、陈家桥等地拆坟廓、削砖头。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先要有人把坟墓外面厚厚的土层铲除掉，并由壮劳力把砖廓撬散，然后由我们这些人削去砖头上的石灰。砖刀，形似三角形，上面有一把木柄。大户人家坟墓里的砖，大多是用糯米浆作为粘结剂，砖刀打上去，冒出火花，很难削得动它。我们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可得四、五元钱。回家时，我们每个人还要背上几块棺材板，作为柴禾。当年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半斤多一些，饭里要加上不少瓜菜。由于肚子吃不饱，三弟安邦走起路来经常跌跌撞撞。
日子过得太艰难了。一些好心人奉劝母亲：设法嫁个人，或者把孩子送掉几个。但母亲总说：“要苦一起苦，有钱难买亲生子。”或者说：“儿子是自己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怎能舍得送人。”母亲用自己的血和泪，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弟兄抚养长大，我们兄弟都有同样的心愿：以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贫穷的日子，不堪回首。全家除了门口的一口大水缸外，凡是能卖的物品都变卖了，家里已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成为当时我们贫穷家庭最真实的写照。我们的生活，只能满足于填饱肚子，从来不去奢望吃荤菜。全家终年不知肉香味。过大年时，根本无钱买大鱼大肉，只有一些简单的素菜。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在五福桥边看一家乞丐，大小四人，坐在地上，用油锅煎鱼、烧肉，我看后，觉得乞丐的大年过得比我家好。有一年春节前，冬天河水结冰，我下河摸到几条鲶鱼，都有一、二斤重，这着实让我们美餐了一顿。
一次舅舅来家，为招待客人，我上街去买了三角钱的拆骨羊肉，估计只有三两肉。中午放在锅里一蒸，肉香扑鼻，口水直流。到吃饭时，我们几个弟兄，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下子碗底朝了天。舅舅只倒了一点汤，现在想起此事，还会脸红。
我们兄弟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别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躲得远远的。
我每天放学回家，走过包子摊，闻着店里飘出来的香味，让我口水直咽。虽然每个小包子只要二分钱，但我却从来没有买过。有一次，家里买了油条，我分到一根，我小心地把先它分成两条，再将每条分成两细条，然后断成蚕豆大的小块，就着酱油，吃起来感到其味无穷。
我们很少有糖果吃。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一颗略带咸味的硬糖，我把它放在嘴里，含而不动，尽量不去吸吮它，第二天早上醒来，糖还没有化完。可怜可悲的是我的两颗大牙，在我三十岁时就因蛀牙严重而早早拔掉了。
由于贫穷，没有条件将家里收拾干净，每次卫生评比时，我家经常被评为“不清洁户”。周浦镇贯彻居民卫生条例后，宣布居民不准饲养家禽。而当时，我家养了三只浦东鸡，这是良种鸡，个体一般可长到九斤以上，一只大公鸡站在桌子边，会叼走桌子上的菜。我家养的鸡都有六、七斤，结果被居委会干部发现而没收了。母亲晚上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很着急地找居民小组长吴三妹论理，母亲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养鸡，就安排一个工作给我。这三只鸡，是我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居委会的干部被母亲缠得没有办法，看到我家确实无法维持生计，就动了恻隐之心，一起赶到屠宰场，把即将宰杀的鸡，追讨回来，交还给母亲。第二天，母亲把它们卖了十几元钱，确实成为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依托。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逆境中的一家人和睦、友爱、患难与共，从来不吵架；值得庆幸的是，在那困难的年月，我们一家人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五、六岁开始，父亲将白纸裁成五厘米的小方块，上面写上漂亮的毛笔字，在家教哥哥和我识方块字。那时候，父亲让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用描红薄练习毛笔字。七岁那年，我能识两千多字，父亲就送我到周浦镇中心国民学校第一分部（在悦和桥西南谢恩亭房舍，也叫“培兰堂”）直读二年级，我的同座是黄炎培的一个远房亲戚。
后来，我就读的周浦小学得到市民和校友的资助，扩建成二十多个班，原来的三个分部合并，有一千几百名学生，成为当时苏南地区最大的小学之一。
父亲在世时，我对读书不用心，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初小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体育、美术、音乐等七门；到高小还有童子军训练。如果学生的作业潦草，做错事，或者违反了校规，往往会被先生用戒尺敲手心、罚站（立墙角）、罚关（关吃饭、关夜学）来处罚学生。
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当值日生，扫过地后，把作业本送到老师办公室去；在“常识”课任课老师的桌子上，我偷看到了期中考试的试卷，我便把选择题的答案，按顺序将“＋”、“－”符号划在铅笔上，结果考试后公布成绩时，我还是只得了七十分。
小时候，大人说我既聪明又调皮，“小聪明”是我儿时的外号。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与邻居小朋友四四争吵时输了理，情急中，我竟从地上拣了小块马粪往小朋友的嘴巴里塞，吓得小朋友拔脚就跑。我还做过一件错事，至今难以忘怀。有一次上美术课时，朱春江老师要我们作自由画，完成后可以自由活动。我迅速地思考着，要第一个完成此画。于是设计了一幅最简单的图画：我在美术本上，上面先画半个圆，下面加上一条直线，组成了一座坟墓，又在墓前加画了一个小的长框，作为墓碑，一分钟不到我就完成此画。此时我觉得意犹未尽，竟在长框内写上“朱春江老师之墓”七个字。过了几天，我被美术老师叫进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要咒人，我无法回答，结果我被狠狠地打了十几板子手心。至今，我回忆起此事来，对无故冒犯这位朱老师深感自责。
父亲被政府处死后，我们三个上学的孩子都停学半学期，我们在家里帮助母亲做一些小的家务事。学校曾几次到家里动员我们继续上学，并答应减免学杂费。秋天开学前，母亲对我们说：“你们要上学去，不要变成睁眼瞎子。”
秋天再次上学，我上五年级，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一听就懂；老师提问时，我总是第一个举手发言。老师让我担任少先队的小队长。
这年冬天，学校举行少先队活动。全校五、六年级的二十多个小队都参加了“北京至莫斯科知识竞赛”，实际上，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学科知识和社会常识竞赛，我举着小队的三角形红旗，带着小队的同学，在每站的知识题面前，能很快地说出答案，就顺利通过了。过五关，斩六将，结果，我的小队得了全校知识竞赛第二名。
这学期，我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第三名。说起话来有点大舌头的女班主任王君禄来我家进行家访，老师说我很聪明，要好好读书。还送我一个小日记本，她说：“你需要什么，可以写下来”。不知当时我是如何想的，王老师走后，我在日记本上写道：“我想吃粽子！”全家人大笑。
小学毕业后，要进入初中学习，当时周浦和附近几个乡小学毕业的考生有一千多人，而周浦中学初中一年级只开设三个班，招收新生一百三十五人。结果，南八灶街只录取了吴震根一人，小云台街上只录取了两人，就是我与陆明江家儿子。大人们说：“国国真聪明，十里挑一能考上中学。北街出了个小秀才。”
考上初中后，学校通知新生到县城查验身体，我记得那天下午是坐船去南汇的，当傍晚来临的时候，我把被单披在身上，伸出舌头，装神弄鬼吓小朋友，不少小朋友被我吓得哇哇叫。周浦中学的校园很美，在校园的西南角有一座假山，有亭子、荷花池等，山上植物园里长满了各种各样好看的植物，其中形态各异的菊花最受人喜欢。“王氏赏菊”是“周浦十景”的第一景，所赞美的就是这所植物园的菊园。
周浦中学的礼堂，原来是周浦公园的大戏院，是一埭砖木结构的大敞房，内置铁架木条的三人靠椅，可容纳四百多人。
我考上了初中，由于营养不良，显得面黄肌瘦，身高只有一米五；家里虽然一贫如洗，但我却对读书产生了乐趣，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的汲取，劲头十足。
初中的三年时间中，我担任学校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我有机会阅读了不少民间故事、童话、通俗读物和科普读物。
后来我又轻松地考上了高中。在这个期间，我看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一些革命流行小说；后来又阅读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瀛台泣血记》和《苔丝》、《复活》、《雾都孤儿》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
中学的学习很轻松，一般只要认真听课，就能掌握所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考试重点。我的记忆力较强，一本书读过一、二遍，就能记住其主要内容。有一次，历史老师陈兴邦让我复述上一堂课的学习内容，我竟然复述了近二十分钟，得到了老师的赞扬。
高中一年级，我看了一本《几何发展史》，使我对数学发生了特别的兴趣。高中二年级，我自学完了高中代数、几何、三角的全部课程。高中三年级，我又自学了大学的微积分。
“用圆规和直尺三等分一个角”，这是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在高二的暑期中，我和简逢敏同学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用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证明和求解，不断地算呀、画呀，草稿纸用去了一大堆，后来终于找到了“三等分一个角”的近似答案，这令我们兴奋不已，以为这道世界级数学难题被我们攻克了，立即把这个“成果”用挂号信寄给了中国科学院的权威杂志——《数学通报》编辑部。“成果”寄出之后的日子里，我幻想着它会引起全校轰动，老师和同学们会对我刮目相看的情景。两个月后，《数学通报》寄来了一纸铅印的回信，回信中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三等分一个角”的近似答案已经有许多，继续找近似答案意义不大；二是这是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它是不是有解，现在还不知道，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不要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这封回信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也让我清醒起来，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现有的知识非常浅薄，只有刻苦钻研、扎实学习，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后来我又自学了陀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学习的“平面几何”里，二条平行直线不会相交；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而在“非欧几何”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二条平行直线能在平面的无限远处相交；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小于180°；三角形中锐角一边的垂直线可以和另一边不相交。这种“非欧几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也带来了数学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现在已广泛应用在宇航技术中。
我的副科成绩很差。由于音乐细胞缺乏，唱起歌来五音不齐，音乐老师照顾我，让我六十分过关。我的个子矮，体育课是只拦路虎，经常只得六十多分。但几门主科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数学经常考一百分。在初中每年的成绩报告单上，老师都要写上“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优良”的评语。
父亲死了后，由于家境贫寒，从初中到高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对门邻居姚素贞和姚素英是姐妹俩，她们的丈夫都是被政府处决的，她们对我家非常同情，时常接济我们，常把穿过的旧衣、旧鞋送给母亲。我们兄弟身上穿的破旧衣服，都是人家送的。我们没有洗换衣服，冬天也不经常洗澡，身上的衣服经常会发出异味，我在教室里就不敢动，因为一动异味儿会扩散得快；好在同学们知道我的家庭贫寒，没有讨嫌过我。有一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同学到十二里外的杨思镇去夏游，要在外面住一天。当时天气很热，我必须带上一条能换洗的裤衩才行；而我和大哥两人只有一条可以换洗的裤衩，我知道正面跟大哥商量，他不一定肯答应，就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我对大哥说，外面有人找你，好客的大哥一听就跑出去会他的小朋友了；大哥一走，我就抢了这条裤衩，笑着去参加班上的活动了。
中学生的课外生活很丰富。在我的记忆中，周浦中学的学生会很活跃，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一年一度的中学生运动会、年级篮球比赛和学校文娱晚会，都是由学生会组织的。我班叶兆舟同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杨琳仙同学担任学习部长，唐德龙同学担任体育部长，倪南山同学担任文娱部长。我记得班里的干部还有：团支书姚乃中、班长毛锦仁、副班长钱伯仁、沈玉堂。
在一次全校文娱演出中，我在欢庆东山岛解放而编排的话剧“东山七少年”中出演过一少年“朱介儿”，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上台演出。
中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很强。在一次中学生运动会上，为了取得班级团体总分第一名，班上干部对全班同学的参赛项目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发现，全校报名参加一万米长跑的选手只有二人。班干部认为，只要有人参与这项比赛，就可以为班级拿到名次。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我的身上，为了集体的荣誉，我只得报名参加这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万米长跑。比赛那天，我在四百米跑道上跑了十来圈后，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同学们在操场上使劲地为我呐喊加油，我咬紧着牙关，不断地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最后几圈不知道是如何跑下来的，一双脚好像不是长在我的腿上一样，只是艰难地、机械地、不停地往前交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终于熬到了终点，并取得该项目第二名的好成绩。高中期间，我又获得了体育“劳动与卫国制二级证书”，应该说，中学的体育锻炼为我的身体健康打下了基础，我的体力和耐力都有了加强，现在脉搏每分钟只有六十多次。
在初中期间，我们多次被学校组织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初中一年级参加过农村的扫盲；初中二年级，我被派到牛桥村，协助农村干部，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些中农和富裕中农对这项政策很不理解，把粮食隐藏起来，结果还是被农村干部找出来了，这些农民也受到了严厉批判。初中三年级，又下乡参加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社的宣传。
周浦中学教导主任季重远，写得一手好字，其工整苍劲的书法让我永不忘怀。他的哥哥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位干部。
中学的同学很团结，彼此的情谊很深。同学六年、经常来往的几位小同学是沈玉堂、王大期、吴震根、何顺生、简逢敏；与我关系较密切的同学有孟佶、陆永年、舒云祥、潘海龙、徐建活、沈良才。印象比较深的同学还有：篮球王子戴嘉祜和冯德雄、文人唐良士、有号召力的王庆余。女生有：同桌的陈惠中、高二结婚的唐明珑、文娱积极分子汪庆芳、越剧花旦陆浦明、沪剧明星杨宗洁等。戴嘉祜同学最近在电话中对我说：“他高小的班主任也是王君禄，我们两人同学时间肯定不止六年。”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初中三年级时，顾长奎同学（父亲是上海南京东路某皮鞋店老板）犯单相思，对女同学周怡青非常钟情。每当上体育课时，顾长奎同学几乎每隔两分钟，就要看上一眼周怡青，引得众多同学窃笑。
高中毕业那年，上海《新民晚报》评选优秀电影，我参加了评选投票，获得了纪念奖。后来收到该报寄来的新电影“沙漠追匪记”首映式的入场券，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里，我见到了张瑞芳等电影名角。
中学期间，我们遇到过一次龙卷风的经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周浦家里刚吃过中饭。突然，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天昏地暗，接着电闪雷鸣、雷雨交加、大雨如注，强风裹挟着暴雨由东南向西北呼啸袭来。二十分钟后，雨过天晴，令人惊奇。傍晚才知道，我们经历了一次龙卷风袭击，有人这样描述其情景：天际突然出现一条弧形的黑云，似波浪翻滚，黑黑的一端垂地；紧接着，狂风所到之处，民房瓦片迅速向上飞起，房顶屋架被卷上天空，电杆、大树被拔地而起。我县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横沔乡，压死了两位农民，有十多人受伤，有一百多间房屋被摧毁，一条农船被吹上高空，三十多亩刚收割的稻禾被狂风吹飞得无影无踪。事后，报纸上介绍：这股强大的龙卷风，风眼在横沔乡，后来朝西北方向旋卷入川沙县，所到之处，拔树倒屋，瓦片柴堆腾空而飞，殷浜、新桥、杨桥等五个乡受损严重，死伤达五十多人。这场龙卷风猛烈扫荡了上海东部的浦东、军工路与西北郊真如一带。强大的龙卷风竟把浦东黄浦江边的一个一百多吨重、三四层楼高的储油桶举到半空，扔到了一百二十米以外的地方。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属于我的星星在哪里？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老是困扰着我。还有诸如：老天为什么会下雨？天上有没有嫦娥？一些关于天气和太空的话题，引起不少同学的兴趣，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求知欲非常强，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经常开展讨论和争论。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天空中的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恰似无数银灯，镶嵌在深黑色的夜幕上。我们十多个中学生小朋友纳凉时聚在一起，连续多天争论着关于宇宙、外星人等问题。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二十世纪七大科学难题之一。大多数小朋友认为：“宇宙中不可能有外星人。”我看过一些书，了解一些知识，就坚持认为：“肯定有外星人。”连续三个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脸红脖子粗，并各不相让。我用科普图书中的知识来支持我的观点：
科学家们指出，宇宙中星球存在生命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是具有固体表面的行星，必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宇宙环境中，必须有适宜的温度、水、氧气、土壤等。而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在浩如烟海的宇宙中，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小行星。宇宙中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按照普遍性的原理，适合生命生存环境的行星，肯定不止一个地球，在其它星球上也会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其次，由于星际遥远，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有四点二光年；如果比邻星的星系内有智慧生命，居住在这个星系上的外星人若以每秒十六点七公里的光速出发，到我们地球来，也得花八万多年的时间。由于路途遥远，还受到燃料、空间技术和寿命等条件的限制，这些外星人，至今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地球。
有的科学家还认为，如果地球上的生命果真是由无机物进化而来，生命在进化过程中，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模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地球上的生命种类虽然非常庞杂，但是它只有一个模式：都有相似的细胞结构，都有蛋白质构成其活体，都有同样的核酸组成遗传物质。由此可以推测，地球上单一的生命模式，不是由无机物进化而来，而可能是从宇宙中传播来的。
科学家指出：在银河系里，具备地球人生存条件的行星至少有一百万个。在宇宙的其它星球上，可能会有生命的绿洲，甚至有着比地球人更聪明的智慧生物。
争论到最后，几位高年级的中学生，认为我所讲的观点很有道理，居然认同了我的论点。
人类还有许多未解的科学之谜，需要继续探索。我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若干光年之后，地球人和外星人一定会互相见面和交流的。
# E. g& [# ^/ y0 p4 D4 }9 ]" N
臭老九的人生（084）
姚治邦
第八章 夹着尾巴当局长一、邓小平让我当官
一九八四年春节后的年初六，溧水县委组织部派了县科委副主任王庸、县百货公司女干部朱同志到我家，用了两个小时，详细了解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他们让我提供证明人，以便进行外调。我意识到，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察。听说，在即将进行的县级机关的人事改革中，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要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但是，一想到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我对提拔一事没有抱什么奢望。
后来，县委组织部派了濮存顺和曹长保二同志到武汉，专门外调我和余明久二人在武汉上大学期间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听说，他们到武汉的长办，找到了岳素琴、崔志豪、汪定洋等老师，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些老师讲了我不少好话。外调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外调人员在武汉直接把调查材料寄回溧水县委组织部。
春节后，母亲把我儿子从上海带回溧水，五岁的小家伙已变得十分聪明和调皮，非常惹人喜爱。正月刚过，大哥专程来溧水看望母亲，同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已被提拔为洪泽县城建局的一把手局长。二十五年前，大哥就读于南京建筑工程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苏北，在洪泽县建筑公司当技术员。当时正遇上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岁月，他吃糠噎菜，苦熬苦撑，终于坚持了下来。大哥的水性并不好，有一次，为了救一名落水人，他见义勇为，勇敢地挑入湖中，冒险救出了落水者。长期以来，他发奋努力，刻苦钻研，在技术上独当一面，八十年代初期，成为洪泽县的第一批工程师；几年后，担任了县建筑公司的副经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他在政治上小心谨慎，工作上勤奋努力，比一般人付出更多、更艰辛，后来终于加入了共产党。我为大哥得到重用感到非常高兴。
大哥说，现在的政治环境比过去宽松多了，只要你好好工作，别人一定会看到你成绩的。他善意地规劝我：“要注意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待人接物应灵活些，现在正是新年的时候，你可以到几个领导家里去走走，以联络感情。”对大哥的这些话，我十分反感，就回敬他：“我不愿意去巴结领导，我只想凭自己的技术吃饭；再说，我也没有当官的想法。”
就在此时，南京市各区县的机构改革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新的共产党中央要求：要大胆提拔起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业务上能力强、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大学生，使各级领导班子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推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与合作。
三月初，溧水县委书记周成明陪同上级领导来官塘隧洞工地视察，我陪着领导到洞内参观，并详细介绍了有关施工情况后，周成明书记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啊！原来你就是姚治邦同志，你的工作不错！”看来，周书记对我的情况已有些了解。
此时，县水利局接到省水利厅通知：请溧水县水利局的姚治邦同志，参加全省“水工混凝土配合比手册”座谈会。省水利厅的提名，让我感到很兴奋，说明我在省水利系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三月十一日，我在扬州参加了三天的专业会议后回到溧水，水利局几位同事就告诉我，听说县委准备提拔我担任水利局的副局长。听了这些小道消息，我还是感到有些疑惑，因为始终没有得到官方人士的证实。
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回来后第三天，县委通知我开会。我准时赶到县委办公大楼，新任县长蒋荣华、组织部长黄发武找我谈话，他们亲切地对我说：“县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县水利农机局局长。”当时，我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弄得十分激动，也十分欣喜。因为每一个技术人员都希望有个美好的前程，虽然事前在群众中已有传闻，认为我有当副局长的可能；现在，出身不好、而且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我，居然一步登天，被越级提拔当上了一把手局长，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真是一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此时的我，想笑又不敢笑。但随后了解到，县委安排水利农机局的两位副职中，有一位是原水利局的副局长，我又转喜为忧；因为这位副局长的资格比我老，而且他在职称评定中有意压制过我，闹得彼此有些不愉快，我担心在今后的工作中会配合不好。为此，我真诚地向领导建议：“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县委能不能考虑，我先担任副局长；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待经验丰富了，再安排我当局长。”蒋县长、黄部长都鼓励我：“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群众对你的期望，相信你有能力当好这个局长的。”
托邓小平的福，兄弟俩在江苏的南北两个县同时担任局长，这对于出身不好的家庭实在是个奇迹。我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努力工作，对得起领导，对得起人民。
第二天，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二十三次常委会，通过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局长的任命。五月底，溧水县的县人大、县政府领导班子进行换届选举，大学毕业生盛金隆、夏大炯也被推上了县级领导岗位。八月中旬，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常委会，重新任命政府组成人员，我再次被任命为局长。一年中，我得到了二张县人大常委会的任命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在新的县级机关机构设置中，重叠的被撤消，业务相近的进行了合并。我县撤消了气象局、财贸办公室、农业委员会。将林业、多种经营两局合并为林副业局，基建、环保两局合并为城建环保局，水利、农机两局合并为水利农机局。
束润林、沈银保、沈阳龙、鲁毅、朱义、钱文高、冯传国、王成韧、程于麟、凌关兴、戴玉陵等一大批陌生的面孔走上了各部门和各乡镇的领导岗位。
原水利和农机两局的老领导经传奇、朱广田、谢嗣金退居二线，担任检查员；由于我不是共产党员，局党总支副书记由谢嗣金担任；原水利局局长潘启宇离休。
我作为一个新局长，要尽快进入角色，熟悉人头，学会抓大事。当前特别是要抓好二件事：一是尽快熟悉水利、农机的管理业务。二是按照精简、效能的要求，调整好本局的机构设置；同时尽快配备好局属单位的领导人。
水利农机局的经常性工作有三大块：一是面广量大的水利管理任务，如防汛防旱、冬春水利、水利建设；二是农机管理任务，如农用柴油、农机维修钢材的分配，农机务农，农机安全，机电排灌站的管理；三是组织好本系统的工业、副业生产。
四月三十日，我正式上任只有一个半月，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全县防汛防旱工作会议”。这是我担任局长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县性防汛专业会议。会议由常务副县长沈璋大主持，县长蒋荣华、副县长高秀梅也出席了会议。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主题报告。这个报告是我亲手动笔写成的，总结了上年抗洪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我县防汛防旱的情势，落实今年防汛防旱工作的任务。由于县、乡两级机构改革刚完成，各乡分管水利的领导、乡水利站站长、县防汛防旱指挥部成员、县级机关各部门防汛责任制中定库定圩的领导同志，全部是新上任的。会议开得严肃、认真，会风较好，会议效果也好。
下半年秋收后，县委、县政府又召开“全县水利工作会议”，传达南京市水利会议精神，组织和落实今年全县农村开展冬春农田水利建设任务。我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内容有：上年全县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今年的任务和要求、搞好农机服务工作、加强对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
通过半年的工作，使我对全局的业务有所了解，也熟悉了各部门、各乡镇的许多领导，我的工作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选配好局属各单位的领导，是水利局的一件大事。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相对稳定、局部调整、改善结构、提高素质”的要求，局党总支开始了面广量大的干部考核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准备，召开了全局的干部会议，我宣布了县水利农机局机构改革的方案：
考虑到全局行政编制较少的实际情况，局机关内只设人秘、财务两股，将水利工程、农机管理两股改为事业性质的管理所。新建了县农机安全监理所、县水利农机综合经营公司；撤消水利车队；将秋湖提水站和姚家水库合并管理。
调整后，全局有直属单位三十三个。其中有乡农机管理站十六个、水库管理所七个、还有农机监理所、天生桥闸管理所、县抗排队、县水利工程队、县农机公司、县农机二厂等。全县水利农机系统共有职工近一千三百人，要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当这个局长也是很不容易的。
全局干部、职工关心的局属各单位新班子名单，也进行了宣布。局人秘股长为杨清铃，财务股长为董大文，工程管理所所长为马樟铨，农机管理所所长为张庆平。十九个部门和单位共配备领导三十人，一般是一正一副。这次班子的调整，改变了过去领导职数偏多、领导干部年龄偏大、“白发人领导黑发人”的状况。南京农机化学校毕业的杜小马年龄最小，才二十二岁，被任命为农机二厂的副厂长；年龄最大的不超过五十二岁。这样一来，局属各单位在职领导的年龄，基本形成了五十岁上下、四十岁上下、三十岁上下老中青相结合的梯形结构，新班子中绝大多数同志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这些同志有文化、作风正派，工作认真，勤奋好学，事业心强，有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是单位里的骨干，是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开创新局面的人才。
| 欢迎光临 姚氏宗亲网 (http://www.yaogens.com/portal/) | Powered by Discuz! 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