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生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刚刚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时候。明成祖朱棣很赏识他的才华，任用他主持过《太祖实录》和《列女传》的编纂。不过最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他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经历。
姚广孝生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苏州长洲人，比解缙年长34岁。姚广孝14岁就出家当了和尚，法名道衍。姚广孝被明成祖朱棣请出来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一则是因为解缙编纂的《文献大成》（《永乐大典》前身）还是遵循儒家正统，没有兼收佛道之书；另一则是朱棣听说建文帝隐姓埋名在佛寺中，要通过姚广孝主持《永乐大典》编纂的机会，拉拢佛道信徒，以找到建文帝，根绝后患。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本书比法国狄德罗、达兰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乐大典》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永乐大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船”，它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的一切了。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谜。现在，许多人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书，还有许多对《永乐大典》耳熟能详的人恐怕一生也无缘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
的3亿7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大典》中所绘山川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丽工致。这3亿多字在编纂时应该至少抄过一遍，两千多人连编带抄用了5年时间；定稿后清抄，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平均每天要抄50万字之多。 清抄的书手中有许多是各地有名的书法家。由于现存的《永乐大典》是嘉靖年间重录的，永乐年间原本的书法不得而知。嘉靖年间负责重录工作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曾经赞叹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从嘉靖重录本看，《大典》的书法较为瘦长，类似欧书，看起来流畅挺拨，相比较，清代的馆阁体则显得更圆润一些。当然，《大典》的书法也有匠气较浓的，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过于挑剔。重录之初，大臣徐阶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不必拘泥原来的式样和书法。后来他翻检《大典》，发现如果版式一变，上面的大小字和图形都要发生变化，不如照原样摹写方便，最后决定重录全仿永乐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重录《永乐大典》的缮写者被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叶(页)，这样重录工作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后完成。抄好的副本被放置在新建的皇史宬。
嘉靖间重录《永乐大典》后，有关《大典》的记载就很少见了，特别是永乐正本的下落更是人云亦云、变得扑朔迷离。有人认为《大典》正本毁于战乱或火灾，早已荡然无存。有人却认定《大典》应该是被殉葬了，现在还有重现于世的希望，要不然怎么会突然间杳无音讯的呢？以历史记载详实而著称的中国，怎么会连这样大的一部重要典籍的下落都没有记载呢？实在匪夷所思！正本究竟遭受了何等命运？如何亡佚的？至今还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根据史书记载，永乐年间曾经考虑过将新编就的《永乐大典》付梓，但因工费浩繁而罢。嘉靖副本重录30年后，又有南京国子祭酒陆可教曾上书建议刊刻《大典》，因为同样的原因未被采纳。更有太史令李维桢批评《大典》“冗滥可厌，殊不足观”，说明在明万历年间，《永乐大典》仍然存世。可到了明末，学者谈迁和顾炎武却认为《大典》在万历末年间就毁于大火了。熟悉明末宫闱旧事的宦官刘若愚写的《酌中志》也说：“旧《永乐大典》二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就下了个结论，说“明祚既倾，南京原本和皇史宬副本并毁”，还说嘉靖录副时，实际上是抄了正、副二本，录副后，永乐原本归还南京去了，一并毁于明末战乱。这些说法看来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依据。
清康熙间，学者徐乾学和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 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副本，已有残缺。雍正间，这部副本被运到翰林院保存了起来。学者全祖望猜测永乐正本应该还在乾清宫中，希望能用正本来配补遗失的副本。清末的缪荃孙也执相同看法，并且明确说，正本是在嘉庆年间乾清宫大火中被焚毁了。可是乾隆间编纂《天禄琳琅书目》时并没有记载正本的存在。而且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还寻找过丢失的副本，负责辑佚《永乐大典》的馆臣们也没有见过正本。所以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应该是靠不住的。
20世纪60年代，位于北京十三陵的明神宗（万历皇帝）的陵墓定陵的大门被缓缓打开。定陵的挖掘是当时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报刊一时纷纷报道。但定陵的挖掘还有着一层不为人所知的背景，就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些史学家论证《永乐大典》的正本被殉葬在定陵中，结果当然让人有些失望。可是《永乐大典》殉葬说却被很多学者所采纳，他们从最喜爱《永乐大典》的明世宗的下葬时间和《永乐大典》录副的进度来比较，以及从《永乐大典》正本突然失踪的情况来判断，猜测《永乐大典》的正本极有可能是殉葬在明世宗的陵墓──永陵中去了。殉葬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尚可以找到完整无损的《永乐大典》正本，可是这部资料价值极高而又历经磨难的类书的命运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而被广泛地关注和报道。《永乐大典》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
《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对《永乐大典》收集佛、道典籍进行了批评，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经不完整了。短短四句话，昭示了乾隆皇帝对《永乐大典》的认识。乾隆朝对《永乐大典》的挖掘和利用也都由这四句话看出端倪。
经过明代的战乱，《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在皇史宬 发现《大典》的徐干学说过，《大典》“鼎革时亦有佚失”。可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的缺失还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有人猜测，最早发现《大典》的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等人经常利用此书，可能把一部分带回浙江老家去了。乾隆皇帝就给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下了密令，要他们去徐、高等人家中宣示，《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回家，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概不追究。可是徐、高后人坚持说没有见过《大典》，最后只得无功而返。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
1900年6月，《永乐大典》副本最后的劫难到了──当时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冲突。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在冲突中成为战场。据英国人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记载，冲突中有人将火把抛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着起大火，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藏书遭受空前浩劫。贮存《永乐大典》的敬一亭也被烧毁。“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籍，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在这次浩劫中被焚，剩下的有的被修了工事，有的被垫了马槽。译学馆的刘可毅一人就在洋人的马槽下拣到数十册《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副本被毁殆尽。
英国人从这次焚毁《永乐大典》的事件中得益最多。使馆有个叫翟里斯的官员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拣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的卷13345还被当做战利品赠送给他的父亲。威尔记载，英国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到如此宝贵之书，是平时绝对见不到的，都想拣选，“在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从此，《永乐大典》流散到民间和国外，成为各藏书单位争相收藏的物件。
在收藏《永乐大典》的外国当中，日本的收藏是最多的。日本的东洋文库号称世界五大亚洲学研究中心之一，它的许多藏书都来源于中国。东洋文库是接收英国人莫利逊的藏书起家的，在莫利逊文库中就有他在庚子事变中得来的5册《永乐大典》。东洋文库还委托北京等地书坊代购《永乐大典》。1943年，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与东洋文库一起，从湖州刘承乾嘉业堂处购得49册《永乐大典》，这些《永乐大典》一直放在满铁图书馆，直到1945年大连被苏联红军占领后，被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
此外，美国、德国、越南、韩国等国家的图书馆也收藏了小量的《永乐大典》。近年来，《永乐大典》零本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还不断有所发现，这些零本远涉重洋出现在异邦，虽然历经坎坷，但有幸保存下来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目前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防不测，国民政府下令古物南迁。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永乐大典》等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上海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3,000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放在上海的另外25册《永乐大典》后来运回了北平(今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 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图片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永乐大典》残本约400册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从二十世纪初，就不断被藏书家所摹写、复制。像傅增湘、嘉业堂这些收藏过《永乐大典》的藏书家和藏书楼都曾经仿真复制过《永乐大典》。也有的图书馆将复制的《永乐大典》用来交换中国保存的《永乐大典》胶卷，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
1959年，北京图书馆将历年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原本和胶卷提供予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自己收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一起进行影印出版。经过多次补充出版，目前正式出版的《永乐大典》已达797卷，占现存总数的99%。台湾和日本也出版了影印的《永乐大典》。200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在几年内将世界现存的《永乐大典》全部影印完成。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佛道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
姚广孝居于吴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与北郭社的成员常有同游、酬唱之乐。他曾写过《题张山人适乐圃林馆十首》，乃是与北郭诸友同咏之作。其中有“去官归故里，侨隐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风席上琴”一首，言同里张适辞官退隐山林，诸友人相访之事。当时同往乐圃的，亦有高启、倪瓒等人，众人饮酒、吟诵，颇得逍遥情致。而“巷僻无车马，闲扉掩薜萝。笼驯传信鹤，池蓄换书鹅”一首，则是姚广孝写乐圃林馆幽静、空寂之味。远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嚣，乃是元末明初，文士们向往之境。而驯鹤与蓄鹅的闲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禅者圆融于心之参悟。
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秦始皇一篇云：“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27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30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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