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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洪桐移民 [打印本页]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0:43
标题: 洪桐移民
   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
      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恰等往谕山西民愿徒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大祖实录》卷236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谴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21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31裁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实录》卷40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49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16、《明太宗实录》卷103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106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0:51
回复 1# 南阳姚文书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

         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0:57
回复 2# 南阳姚文书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宁市卢家翎曾说：“《卢氏族谱》载：卢伯庄、平阳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县，清弘治年间举人，任广西北流知县，落业北流民安冲头村，生三子。至今子孙已有四万余人，遍及广西、广东、海南三省七县。”
   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昔日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例如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清史稿·吴三桂传》)，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鲁健儿，他们大多是古槐移民后裔，多不愿附逆而散居各地。
   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了几十年，从古大槐树迁出的人民，有相当部分再转迁到东北地区。
   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相当部分移民后裔移民台湾。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01
回复 3# 南阳姚文书

为什么从山西移民？这是因为元末明初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在中原、淮河流域战事频起的时候，表里河山确实相对安定，呈现出难得的稳定，原因是中原的农民起义在元军的镇压下很少波及山西，而是山西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自隋至宋，山西都保持每平方公里20多人的人口密度，在元初，由于战争人口密度降为3.5人/平方公里，元至正二十八年的人口统计为553938人，由于山西在元政权视为重要基地，因此战争很少波及，到明洪武十四年时人口达到了4030454人，人口密度又达到了25.8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03
回复 4# 南阳姚文书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06
回复 5# 南阳姚文书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

      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六州二十二县：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
      平阳府辖六州二十九县：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
      泽州辖四县：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
      潞州辖六县：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
      辽州辖二县：榆社县、和顺县。
      沁州辖二县：沁源县、武乡县。
      汾州辖三县：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09
回复 6# 南阳姚文书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13
回复 7# 南阳姚文书

明代大槐树移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洪武、永乐时期，其特点是规模大、次数多、范围广，从1373年到1417年的44年间，共组织迁民18次之多，约60万人。所迁之民为平民，无田无产之民、马步官兵、流民、罪囚贫苦民众。第二阶段为永乐以后，政府仍不时组织民户迁移，如河南《修武县志》载，“府城村王（氏）明中叶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到1931年繁衍23世。但是，其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不能与前一阶段相比。从大槐树迁出的民众，被迁往河南、北京、山东等11省277县（市）地广人稀之地。其中以河南省为最多，63县，北京、河北次之，56县，山东52县。从《修武县志》氏族表亦可看出种状况，其时修武县共297村，明代从洪洞迁人修武县的有69村，约占1／4。可见大槐树移民在河南分布的范围之广。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17
回复 8# 南阳姚文书

迁民到达目的地之后，当地官吏将他们编成里甲固定下来，称为“屯”。嘉靖时人王并说：“社为土民，屯为迁民，皆永乐间迁河南人填实京师者”，在河南汲县郭全屯发现的明朝迁民碑中，记有“李亨屯”、“李源屯”、“柳正屯”等名称。现在北京郊区仍有许多以山西州县命名的村落。如大兴县境内的长子营及附近的霍州营、屯留营等，顺义县境内的稷山营、夏县营等，这里的营是军队屯田的组织单位，也是前面提到的迁民中有马步官兵的明证。这些人虽然迁过去了，还将故乡的名字带到所迁地，以示不忘故乡，反映了他们对山西、对大槐树的眷恋之情。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23
回复 9# 南阳姚文书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23
回复 10# 南阳姚文书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24
回复 11# 南阳姚文书

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26
回复 12# 南阳姚文书

在陕北民间一直保留了一个传说，说是明末年间，陕北大旱，李自成要饭到了河南，发现河南的普通老百姓都比别处的坏。他发誓有朝一日要把没人性的河南人挨着家往完杀。原因是当他又渴又饿时，想捡扔在地上的西瓜皮啃几口，当地人就把西瓜皮翻过去扣着，再踩上一脚，不让他啃西瓜皮。

　　有一天，李自成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让小的走路。李自成想着河南人真是坏透了，这大的可能是自己生的，小的不是她养的吧。为了证实，他问了问，结果相反。妇女说：“这大的孩子他娘死了，小的是俺自己亲生的。”李自成怔了一下，原来这河南也有好人啊！他就告诉妇女，某月某日我要照着烟筒杀，你回去不要告诉别人。
　　可那妇女回去就说给了亲友，传来传去，都拆了烟筒，最后连踩西瓜皮的人都留下了。这就是河南为什么没烟筒的由来。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30
回复 13# 南阳姚文书

《志大才疏的李自成》这样描写：李自成起义军进入河南后，处于败而复振时期，兵力不足，遂由淅川、内乡沿伏牛山北上，这里山岭起伏，道路险阻，居民稀少，有着不少的无业流民寄居其中。十二月，连克鲁山、郏县、伊阳三县，二十一日到达宜阳。宜阳东距洛阳70里。位于洛河依山面水，北濒洛河，南紧靠锦屏山，形成一道扇形天然屏障。明知县唐启泰在城内固守，农民军英勇机智地登上锦屏山，观察城内动静虚实，发起猛烈进攻，一举破城，俘获唐启泰立即处斩，明确提出“不杀平民，唯杀官”。二十四日，继续西进，攻打永宁(今河南洛宁)。知县武大烈与退居乡里的明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张鼎延在城内组织军民固守。武大烈守北城，张鼎延守南城，都司马有义守东城，守备王正已守西城。经过三昼夜激战，义军在李自成指挥下，用大炮轰开东城雉堞，城内狱徒牛可敬、魏之明与之配合，破狱而出，引导义军驾云梯登城，抓捕了知县武大烈、明万安王朱采和乡绅百余人，在县西关一一“过堂”公审后处斩。随即，连破熊耳四十八山寨，河南当地义军一斗谷率部来归，李自成的部队已增加到数十万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连克偃师、灵宝、新安、宝丰，扫清了洛阳的外围。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32
回复 14# 南阳姚文书

二十一日凌晨，李自成军占领了洛阳。体重300斤的福王朱常洵没有来得及逃跑，躲进迎恩寺，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想逃跑也来不及了，相继被生擒活捉。当押解他们来见李自成时，朱常洵看到吕维祺便大叫：“吕先生救我啊！”吕维祺哭丧着脸说：“我命也在顷刻之间。”他劝朱常洵别忘了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叔，不要屈服。可是，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见到李自成，就体如筛糠，一个劲地叩头乞求饶命，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朱常洵，怒斥道：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在这如此饥荒之年，不肯拿出毫厘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后，将他的头砍下，挂在洛阳城门上示众，农民军还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杂以鹿肉下酒，称福禄酒，以解心头大恨。当审讯吕维祺时，李自成说：吕尚书今日请兵，明日请饷，欲杀我们，现在你作何打算？第二天，李自成在城西关周公庙举行群众集会，痛斥“王侯贵人剥削穷人，视其冻馁”的种种罪行。并将他们处死，同时处死了吕维祺和前任河南知府亢孟桧等官绅，一些潜逃在洛阳的官绅如孟津县孙挺生、新安县王朝山、嵩县王翼明等也被农民军杀死。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33
回复 15# 南阳姚文书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炆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炆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

《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34
回复 15# 南阳姚文书

对于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的杀人行动，郑濂的《豫变纪略》记载得最为详尽。1643年河南巡抚奏报：“闯曹蹂躏中原，中州五郡八十余城尽为瓦砾”。少数没有被屠的城池，反而格外引人注目。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37
回复 17# 南阳姚文书

按80座城每座平均屠杀2万人计算，就有160万人。除此之外，闯、献军队还在个别地方进行清乡（如罗山、商城），损失人口达数十万。合计而言，李自成、张献忠军队在河南所杀人口约200万人。

按《豫变纪略》所载，李自成、张献忠军队曾在商城、罗山一带疯狂杀人。上世纪80年代曹树基在当地调查，发现当地的村庄大多数是清代及以后建立的，明代的鲜少。根据顺治《固始县志》，当地人口在清初只剩下数千丁，估计不超过两万人，人口损失率达80%以上，顺治二年固始县的垦田面积只有万历年间的1/10。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1:40
回复 18# 南阳姚文书

李自成对在河南的那次耻辱无法释怀，率领义军三袭河南，杀的河南路断人稀，不见人烟。李自成担心河南人没有死绝，将来报仇，安排义军在桥头丢元宝。如果元宝没人捡，说明这里没有人了；如果元宝被人拿去，说明还有河南人存活，命令义军继续寻找继续追杀。李自成杀尽河南人用尽了心计，他还用了一个方法，派兵观察早晚期间，有没有地方生火冒烟，冒烟的地方必定有人做饭。一直杀到李自成认为河南人死绝为止。
李自成大行不义，遭到了神灵天谴，毕竟只是一个河南人羞辱了你，把这人找到杀掉也就算了，涂炭一方生灵，与老天有好生之德相背离。李自成败走北京，下场凄惨。

作者: 固始姚炳建 时间: 2013-7-1 13:54
　　
分析张献忠屠蜀是否属实，由此疑问河南屠杀事件？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作者: 固始姚炳建 时间: 2013-7-1 13:57
再看李自成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是豫地饥民的纷纷参与！
李自成攻克洛阳是他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当时有人指出：“洛阳新破，所在震惊。”接着，开封告急，河朔危急，各州县请兵增援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送到开封和京都，消息传到北京，朝中群臣，无不为之惊骇，崇祯帝气急败坏，下令把总兵王绍禹处死，将河南巡抚李凤仙罢官治罪。处在饥饿线上的民众，热烈响应李自成农民军的号召，纷纷参军。打这以后，李自成农民军壮大成为拥有百万的大军，成为明末农民军的主力，历史记载说：“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这是李自成平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转折，从此农民军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劣势变为优势，由分散的、小规模的流动作战，进入大规模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新阶段。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28
回复 20# 固始姚炳建

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移民18次之多，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分别迁至冀、鲁、豫、皖、苏、陕、甘、宁等地。明统治者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xū）众蹙（cù）。惧之以戒，胁之以劓（yì）刑。”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作者: 固始姚炳建 时间: 2013-7-1 14:41
回复 22# 南阳姚文书

所以文书宗亲我们就相信一点，“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一真理名言。期待看您更精彩的历史文化报道。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41
回复 22# 南阳姚文书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47
回复 24# 南阳姚文书

      河南省当年移民分布最多的地方在河南省的新蔡、原阳、新郑、偃师、内黄、新乡等106个县。而最集中的是大名府(时属河北)所辖今河南数县、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       京、冀、津  永乐皇帝为了充实京畿地区的实力，先后8次从山西移民。移民的分布地主要是北京、广平府、正定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以及所属129个县。北京市大兴县526个自然村，有110个自然村是因洪洞移民设置的，而以移民姓名作村名的就有45个。在北京市郊区，更有许多以移民原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等。
      山东省  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涉及现在的滕县、肥城、益都、聊城、兖州、汶上、曹县、潍坊等92个县(市)。嘉祥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皖、苏、鄂、陕、甘、宁  鄂、苏、皖地区的移民，安置于丰县、沛县、徐州、南京等62个县(市)；陕、甘、宁地区的移民，安置于韩城、白水、澄城、合阳、蒲城、天水等51个县(市)。湖北随县的邱、沈、汪、温、张都是从洪洞迁去的。陕西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山西省  山西本省内迁徙涉及34个县。比如太原的薛氏、阳城的张氏、灵石的韩氏、五台的赵氏、平遥的王氏等等，据说都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51
回复 25# 南阳姚文书

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壁、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孟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孟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53

回复南阳姚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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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书宗亲我们就相信一点，“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这一真理名言。期待看您更精彩的 ...3 l' C. N* P- [2 \ u
固始姚炳建发表于 2013-7-1 14:41

无意之中，炳建宗亲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哈哈。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55
回复 26# 南阳姚文书

民国版《修武县志·迁民表》记载：修武县统计从洪洞迁民的有赵氏四户。李氏八户、吴氏三户、王氏九户、冯氏四户、陈氏三户、蒋氏三户、杨氏一户、秦氏三户、许氏一户、姬氏一户、张氏八户、史氏三户、曹氏一户、陶氏一户、马氏一户、柳氏一户、常氏一户、傅氏一户、黄氏一户、庞氏一户、董氏一户、梁氏一户、郭氏一户、林氏二户、徐氏一户、邱氏一户、卢氏一户、丁氏一户、石氏一户、靳氏一户、焦氏一户、谷氏一户、武氏一户、刘氏四户、柴氏二户、牛氏一户，共80户、38姓，分布于80余个村庄，共60户有家谱明确记载迁民始祖姓名，其余为祖辈相传。仅有张姓一户始祖张从乃宋理宗里从洪洞县迁入，刘姓一户，始祖刘旺登乃清初从洪洞大槐树迁入的，其余均为明朝从洪洞迁去的。这些旧方志确证了洪洞大槐树移民在河南地区的分布，并从事实上说明了山西民在洪洞大槐树的集中移民。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57
回复 28# 南阳姚文书

《孟县地名志》统计：“孟县12个乡镇，有自然村395个，据调查从洪洞迁去者共有138村，占总村数的34％，各乡均有迁民，其它只写明初山西迁来者未在统计内，仅明确记载从山西洪洞迁民者村庄：城关镇60个自然村，西虢乡35个自然村，槐树乡32个自然村，赵和乡36个自然村，谷旦乡59个自然村，南庄乡25个自然村，城伯乡29个自然村，化工乡28个自然村，石庄乡42个自然村，缑村乡27个自然村，东小仇乡25个自然村。”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4:58
回复 29# 南阳姚文书

《济源市地名志》中也记载：元末明初，二十多年战乱，明洪武年间实行了移民政策，由山西洪洞等地迁来的移民，大部分是重建设村，另取村名，有48部家谱，72通石碑记载为山西洪洞迁民，全市现有453个自然村，明以前只保留下来130个，占28％，其余为移民所建村庄：济水镇2个自然村，亚桥乡8个自然村，克井乡4个自然村，五龙口镇8个自然村，梨林乡10个自然村，轵城镇36个自然村，承留乡11个自然村，思礼乡13个自然村，坡头乡8个自然村，大峪乡4个自然村，王屋乡2个自然村，邵原镇20个自然村，下冶乡1个自然村，崇义镇6个自然村，柏香镇8个自然村，柴陵镇2个自然村，西向镇2个自然村，西万镇3个自然村，山王庄乡3个自然村，城关乡20个自然村，王召乡7个自然村，木楼乡6个自然村，渠沟乡7个自然村，葛村乡1个自然村，王曲乡6个自然村，常平乡6个自然村。”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5:01
回复 30# 南阳姚文书

1992年版《灵宝县志·姓氏家族》记载：“灵宝姓氏来源有四：一是世代祖居，二是明初从山西省迁来，三是建国前由外地流落到灵宝定居，四是建国后因工作等关系来灵宝定居。这四种来源中，以一、二种来源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一80％以上。元末明初，由于战火、灾荒，山西省有数次人群大迁徙。灵宝民间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尹庄镇小岭村，贾姓家谱云：‘贾姓于洪武之世随徙民自洪洞县小兴庄大槐树东南移。’城关镇涧东村张姓家谱载：‘明初从洪洞县葫芦滩大槐树迁来张如山、张如林(长子张如甘、次子张如棠居会兴镇)。1944年张家祠堂门联为：“山西省河南省三代祖宗甘棠下；会兴镇虢略镇始祖原郡葫芦滩。”至今已传23世。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5:01
回复 31# 南阳姚文书

《沁阳市志·大事记》：洪武三年前后，迁山西洪洞一带部分居民于河内。《沁阳市志·姓氏》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灾荒，沁阳县民死亡流离，境内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明洪武年间，迁徙山西洪洞等县大批移民于沁安家落户。今沁阳姓氏结构中，以洪洞迁民后裔之姓为主体，约占全县总户数的80％以上。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5:03
回复 32# 南阳姚文书

《辉县市志·大事记》：洪武二年至永乐十四年，先后自山西洪洞等地多次向辉县迁民。《辉县市志·人口》：洪武二十四年15268口，永乐十年38497口，二十一年中增长1．5倍，乃是明洪武二年至永乐十四年，多次从山西洪洞等地往辉县移民所致。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1 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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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3# 南阳姚文书

  关于明代人口的官方统计数字，最完整的要算是《明会典》，该书卷19《户口总数》记载：洪武26年（1393年）全国人口为60，545，812；弘治4年（1491年）为53，281，158；万历6年（1578年）为60，629，856。清初编写《明史》，仍沿用这些数字。过去曾有不少人对这些数字持有怀疑态度。近十几年来，有关这方面探讨的文章不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但仍欠全面和科学。笔者认为应当在深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多从制度方面入手，作些新的探索。本文将明代人口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    一、明初的人口数字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恢复封建秩序，遂于洪武3年11月26日下传“圣旨”，建立户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帖制度，要求农民全家人口登记入册，以备“有司以时清核”。洪武14年正月，又令全国各地编制赋役黄册，规定每户的人丁、土地、房屋、牛、车都要一一登记入册，每10年一造。黄册不仅成为征调徭役的依据，又成为人口数字的可靠来源。因之，有关明代人口数字的记载，都取材于此。明初政府非常重视黄册的编制工作，如出现漏失、隐瞒等舞弊行为，对地方官吏要严法惩办，往往处以斩首或极刑。例如洪武15年4月“户部言天下进赋役黄册多错误，宜逮罪。上曰：地广民繁，不无误也，命官给费再造，仍误则罪之。”[①]由此可知，在黄册大造之年的次年或稍后的时间中，户部一定要进行复核工作。所以在洪武26年出现的户口统计数字，有可能是洪武24年数字的核检数字，准确性较大。因之，《明会典》和《明史》都采用这个数字。
      根据这个统计数字，洪武14年至26年的12年间，全国总人口才增加672，507口，每年平均只增加56，422人，这样低的增长率，值得怀疑。根据一些地方志的人口记载，都超过了黄册记载的数字，如成化22年编写的《河南总志》记载洪武24年河南布政司户为374，454，口为2，570，877。又如成化11年编写的《山西通志》记载洪武24年山西布政司户为652，408，口为4，873，946。这证明洪武26年的人口数字，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明初人口的漏失，从制度方面考察，黄册之外的人口，应当是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驻守军卫的现役军人，军卫户口由兵部管辖，据《太祖实录》记载，洪武26年以后的军数，按卫所添设的数量（内外卫329，守御千户所65）[②]推算，应是1，915，200人。按明朝制度规定，每名在卫军士应有余丁1至3人，在军营料理生活，保证供应，家中还有妻子及儿女，这样每户若以5人计算，那么全国在卫人口应为950万余人，当中除去单身军人之外，在卫人口至少应有7、8百万人。其次。为宫廷、皇族服役的专业人户，人数也相当多，如明初在凤阳设置的皇陵祠祭署，属下有许多陵户，分布于各地，如凤阳太平乡的皇陵有陵户3342，凤阳白塔湾的诸王坟，置陵户293，在凤阳盱眙县津里镇的杨王坟，置陵户210，在凤阳宿州新丰里的徐王坟，置陵户93，还有在滁州的滁王坟也有陵户19，以上各陵共有陵户3957。[③]又如朱元璋优待李善长，“置守冢百五十户”。[④]尽管这些陵户“丁口日繁”，“有大户百丁，小户不下数十丁者。”[⑤]但州县地方官却不能掌握陵户的具体人口数字。其他专户，还有庙户、园户、坛户、藕户、窑户等等。其中有的专户人数还相当多，如上林苑蕃育署管辖下的畜养户就有2357家，良牧署的牧户也有2476家。[⑥]复次，明代法律规定，庶民之家不许养奴，洪武时期屡次不诏，“放奴从良”，严禁闽广“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阉割役使，名曰火者。今后有犯者，以阉罪抵之，没官为奴。”[⑦]而随朱元璋起义的许多将领，在明朝建立之后都受封列爵，“殆逾百数”，据《明史·功臣世表》统计，公36人、侯80人、伯11人、子12人、男10人，共149人。这些新贵族具有许多特权，享有厚禄，占有大量土地，更蓄养大批奴僮。明政府还特别优待列爵者，如“帝（朱元璋）于公侯伯各赐卒百二十人为从者，名曰奴军。至二十三年，年老赐归，设百户一员，领其军以护卫之，给以印册，俾自耕食……时号铁册军。”[⑧]这样更助长了官僚养奴之风，后来明政府不得不加以限制，洪武24年6月规定，“王公之家（养奴）不过二十人，官一品不过十二人，二品不过十人，三品不过八人，如有多余之数，与民一体当差。”[⑨]尽管明政府颁布法令，却限制不了勋贵地主的养奴，如郭英“私养家奴至一百五十余人”，[⑩]兰玉“家奴至数百”(11)，李文忠之次子李增枝“多立庄田，蓄僮无虑千百。”(12)这些奴仆的来源，大部分是政府调拨来的，“明制，军中俘获子女及犯罪抄没人口，多分给功臣家为奴婢。”(13)洪武17年“令各处抄扎人口家财，解本处卫所，成丁男子同妻小，收充军役，其余人口给与官军为奴。”(14)这说明功臣之家及卫所军官之家，是明初蓄奴最多的地方。而且这种类型的家庭都不列入黄册，因为卫所直属兵部。又凡列爵之家，“原不开籍”，并亲属“有在他处占籍为民及隶伍者，皆除其籍”。由此可见，明初军官及勋爵之家所收纳的大批奴仆，皆不列数于全国总人口之中。
      洪武时期，由于重赋苛徭以及种种非法的“追捕”，在农村中遂出现了不少逃离本土的农民。朱元璋于洪武18、19年颁发的《御制大诰》及《御制大诰续编》中，屡次提到，要在农村中大力清除“逸民”、“逸夫”，“游食”、“无籍之徒”等。具体作法如“市村绝不许有逸夫”，“见诰（后）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夫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15)又在《太祖实录》中，记载着不少农民“亡入海中”，或“窜匿旁郡县”，或“潜伏深山之中”。明初在沿海一带，有不少家赀富有者逃至海岛、海外，如上元县的李凤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李凤鸣，字时可，家马驮沙上，高皇帝时，瓜步渡江，遂出马驮沙，时可以米两千斛、牛羊数百头犒师，上亲幸其家，及上旋师，手诏借米二万斛，时可奉命推谨，无几何，时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赀，浮海而去，或传其子孙在琉球云。”(16)还有人逃至境外或少数民族地区，如洪武20年3月癸酉，曾“诏（高丽）归我流民358人”(17)，更有大批农民为了避逃赋役，长期潜伏深山中，至洪武30年4月，朱元璋还“诏谕征西将军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曰：陕川两省，壤地相接，自定天下以来，番汉顽民多潜谷间，不供征赋，不守法度。”(18)又如河南怀庆府的农“民逃匿太行（山）”。(19)全国各县都有程度不同的流民，至洪武24年2月，山西繁峙县逃民有300余户(20)松江府华亭县也有流民720户(21)。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时不入黄册的人口是大量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明初有皇族、勋爵者，专为宫廷及皇族服役的人户，还有贵族、官僚及军官家中占有大量的奴仆等等，这些人不入民籍，也不在黄册上登记，更有驻守卫所的700余万现役军户及大量的农村流民，如果把以上这些人口与黄册人口加在一起，估计明初的全国实际人口当在7000万以上。
   二、嘉靖、隆庆时期的人口
      在永乐至嘉靖（1403—1566年）的163年中，人口变化很大，但从黄册的人口统计数字来看，人口数量始终处于徘徊状态，并没有增加多少。嘉靖41年（1562年）全国人口为63，654，248，仅比洪武26年的人口增加3，108，436，这个数字与实际人口差距较大，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主要是明中期政治逐渐腐败，统治阶级不重视人口的统计，因之典册的编制失实，人丁隐瞒。虽然黄册记载人口，但每次编造黄册，舞弊多端，往往是旧册的抄袭，仅依赖户部的复查，是无法得到精确数据的。所以王世贞说：“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22)“总之册籍虽具，漫难恣据……生齿渐繁，户籍分合及流移附属，并脱漏不报者多，其数乃减于旧。”(23)茅元仪也说：“天下户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24)“故（黄）册不过纸上之霜，户（丁）皆空之影。”(25)黄册失实就造成了许多不登册的人口。谈迁曾对明中期户口减少于国初的现象，作了如下论述，他说：“户口繁于国初减于今日，何也？国初给户帖，子女若干、岁减获若干、指田若干亩、屋若干楹、牛若干头？丝毫毋隐，否者立死戍，故版籍为盛。彻是以降，法令寝弛，势得以容其奸，凡登于版籍俱男不妇，主而不仆。虽详明之吏，不能家阅而户悉也……户口之不可问也，所由来渐矣。林林总总薮为私橐，安得严御如国初，顿洗其弊哉。”(26)据此可知，明中期不登户籍人数最多的是奴仆和妇女。
      明朝中期，勋戚、官僚家中蓄奴很多，弘治时，“在京各驸马皇亲及天下王府，并王亲仪宾之家，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27)官僚如张懋家有“侍妾百余人。”(28)徐阶“家人多至数千”(29)，还有些衣冠人物及举人为了显示身分，在宴会或外出时，往往带家僮、随从，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30)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地主阶级大量占有土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耕作。所以江南地区养奴之风盛行，如“吴中风俗大家僮，多至万指。”(31)中小地主也役使僮奴耕作，据吴逾《匏翁家藏集》记载：吴父母共同“开拓产业，佣奴千指”；(32)常熟县徐南溪，“率其僮奴服劳农事，家用再起”。(33)长洲县李端其“益督僮奴治生业……家卒赖以不坠。”(34)明代中期江西地区养奴很多，“江西多豪右之家，藏匿流移之人以充家奴。”(35)成化5年，江西临江府新淦县有恶霸土豪置田庄20余处，大量招“纳吉安府等州府属县逃民、并军匠人等，分布各庄住坐，无异仆隶”，除耕作外，还充当轿夫和随从。(36)以上这些人家中所蓄奴仆，全系“大户苞荫者”，皆不登户籍，黄册中无名，当然也不计算在全国总人口数字之中。明中期人口减少的另一原因就是妇女不附籍。不仅黄册如此，不少的地方志也是不登记妇女。如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记载：
      在上表的统计数字中，万历时海盐、平湖、石门、桐乡四县，皆不登籍妇女人口，结果每县的人口几乎都下降一半左右，而嘉兴府的总人口也由宣德时期的80余万降至万历时期的50万余。除此而外，各级政府隐瞒人口不上报，也是明代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在江南这种现象较为突出，大概因“江以北以丁定差者，尚有真户籍，而江南则以田定差，概无实口数。”(37)陈全之也说：“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38)其隐脱户口数字之大，实令人吃惊！成化16年2月，四川巡抚孙仁奏称：“户口不清，有三四姓朋一户者，有八九姓朋一户者，有人丁三四百者，丁八九百丁者，止报五、六、七丁入户者有之，二、三十丁入户者有之，其余丁口，悉皆隐漏。”(39)总之，明朝中期由于奴仆与妇女的不附籍以及户口的大量隐瞒，结果使黄册登录人口与实际人口差距加大。
      在明朝中期人口的消长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北增南减的现象，据《明会典》记载：万历6年北方五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的人口较明初增加了1100余万，而南方各地的人口却减少了960余万。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人口减少更多，如浙江减少500余万，江西减少300余万，松江府与湖州府的人口都几乎减少了一半。至于所减少的大量人口的去向，这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明初的历史来看，江南的苏州、松江两府官田比例大，赋税沉重，科索繁杂，早在宣德时就出现了大批流民外逃的现象。这些逃民有的充当官绅的人丁，有的投靠地主作为僮仆从事耕作，有的隐藏于军卫和寺观，作为军官役使军丁和僧道的执役，人数最多的还是走向新兴的市镇，弃农从商，或从事手工业生产。随着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江南市镇经济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这就促使农村人口大批脱离农业，投入到市镇从事工商业。明中期出现的江南市镇，市的规模较小，居民大多存百户至千户左右，镇的规模较大，一般居民约在千户至万户左右，现选择苏州、松江、湖州三府人口较多的市镇列表如下：
      这些市镇都是吸收大量的破产农民，从事工商业，而统治阶级往往把这些人称之为“髡黥之徒”，在他们眼中的市镇居民，完全是“氓隶杂处”、“土著流民错而居”。当时，这些逃民畏惧地方官追捕，“往往匿姓名，托佣”于各种作坊之中。市镇人口大增，隆庆时松江何良俊曾感叹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业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矣。”(40)随着市镇人口的骤增，嘉靖时湖州人茅坤也说：“至于市镇，如我之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出中州郡县之饶者。”(41)这些人麇集市镇，隐瞒户口，使农村失掉了大量人口，这就出现了江南地区人口大减的现象。
      明朝中期，全国实际人口究竟有多少？现根据《明会典》记载洪武26年及万历6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加以推算：
      洪武26年、万历6年全国各行政区人口统计表
      根据上表的数字推算：洪武26年至万历6年，北方五省（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增加人口11，238，377，南方九省（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人口减少9，604，243，出现了北增南减的现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朝中期，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应属正常现象。而南方地区，自然条件好，社会经济发达，人口更应当有较大的增长，但由于户口统计数字不实，才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为了求得明中期，尤其是嘉隆时期人口已达高峰的真实数字，再根据上表数字推算如下：①洪武26年（1393年）北方五省人口为15483709，经过186年至万历6年（1578年），该地区人口增至26722086，每年平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0029382，所用计算方法如下：
②洪武26年南方九省的人口总数为45062102，如果以此数乘以北方人口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即0.0029382），所得数为77769050，即为万历6年南方九省的实际人口总数。严格说来，这个数字仍是偏低，因为南方生产水平高，社会经济较北方发达，相应人口增长率也比北方高。另外，南方各地的地方志记载说：“生齿日繁”，人口成倍增长，如湖广光化县，“今之户数比于国初加一倍以上。”(42)又如浙江“嘉善县，自成化以前，户不过三万，至弘治、正德，则渐广矣，要以不过三万四千耳。愚近于册外求之，阴得四万二千有奇，则又加广矣。”(43)再以常州府的人口增长为例，洪武24年人口为623202(44)，至万历31年，人口增为1255895(45)。按此江南各地人口成倍增长，总人口当为90124204。为了更接近事实，应取以上两种数字（77769050+90124204）的平均数，即83946627，这个数字就是万历6年南方九省的总人口数。③万历6年全国的总人口数，即为83946627（南方九省人口数）+26722086（北方五省人口数）+290972（万历6年贵州布政司人口数）+10000000（包括军卫户口及其他漏登人口数）＝123959685。这个数字大致上能代表万历6年以前嘉隆时期的全国总人口数，也是明朝人口的最高记录。
   三、明朝末期的人口
         万历在位48年，天灾人祸交加，京师地震13次，久旱不雨，全国发生大的饥荒20余次，水灾、蝗灾也屡次发生，到处饥民充塞。万历9年4月张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风及江南苏松等府，连被灾伤，民多乏食，徐宿之间，至以树皮充饥，或聚为盗，大有可忧。”(46)15年7月刑部外郎李懋松奏疏：“今天下民穷财尽，所在饥馑，山西、陕西、河南等处百姓流离，僵尸载道。”(47)同年，申时行奏：“山西饥民，在册者六十余万人。”(48)万历20年以后，灾情漫延，范围更为扩大，已成为全国性的。冯琦疏奏：“数年以来，灾儆蔗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49)30年以后的灾情已成为多年连续性的发作，万历32年林熙春疏云：“往者荒犹一岁而止，今则无岁不荒。往者荒犹一处而止，今则无处不荒，甚至汝南、淮徐之间，骨肉无亲，人畜相食，疾疫枕籍，恶少揭竿，势已岌之矣。”(50)万历晚年，辽东发生战争，明军失利，“辽民避难入关者至二百余万……至山东登莱一带辽民，亦有数万。”(51)这给直隶、山东地区人民也造成了灾难。
               天启、崇祯间，频仍的灾害和饥荒，使粮价高涨，许多人被饿死，天启元年春，京师旱，秋顺天府蝗灾，天启3年5月，黄河失口，睢阳、徐州、邳州百五十里悉成平陆，4年秋黄河决口、徐州水深一丈三尺，7年，河南蝗、旱灾，浙江大水，宁夏地震百余次，城垣、边墙、墩台悉圯。崇祯元年，浙江海啸，溺死数万人，陕西大旱，延安府全年无雨，人吃蓬草、树皮，死者枕籍，不少县成外掘大坑，每坑可埋数百人。(52)以后十余年，该地旱、蝗、霜、雪等灾，连续发生，灾难特重。延安、榆林地区，崇祯7年斗米七、八钱，至10年以后踊至一两余，至14年，中部县斗米至3两。关中地区，崇祯13、4年，天降大饥，“四方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物价奇涨，如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每斗二两一钱，……谷糠一斗一钱。(53)崇祯年间，河南也是重灾区，崇祯3、4、5年连续大旱，“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54)3年，黄河以北汲县一带，旱、蝗灾连岁大作，籽粒无收，老百姓“冻饿交加，死亡过半。”(55)同年，内黄县，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至14年，斗米价一千七百文，斗麦一千六百文。15年猪肉每斤钱二百五十文，大牛价七千文，小牛四千文。(56)崇祯末年，大旱遍及全国，各地物价都在上涨，在东南沿海各地也是如此。14年5月，苏州鸭蛋一枚十五文，后加至二十三、四文，至6月米价已逾三两，切面每斤卖三十六文。(57)浙江湖州府，“总计，奇荒三载（崇祯13、14、15年——引者），没者十三，存者十七。”“近时（崇祯16年）物价，豆饼一钱止买七斤，油价六、七钱，鸡、鸭、肉、鲞俱上钱许，鳗、鳖、蚌、虾，俱上五、六分，鸭蛋每个二十文，……此皆非但目之所未击，亦耳之所未闻也。(58)又在浙江的嘉兴府，于崇祯13年，大雨滂沱成灾，米的价钱由一两涨至二两。14年，米价涨至六两，15年大鸡一只价钱一千，猪一口五两至六、七两，“若小厮妇女，不过钱一千二，又安见人贱而畜贵耶！”(59)明末饥荒，全国饿死人很多，但无法计算其数字。
                  明末农民战争、统治者的镇压及清初的统一战争，又使全国人口遭受了一次严重的伤亡。“明代之亡，实由流寇。……甲申岁，皇清定鼎……由是王师往讨，次第荡平，历十有八年，剪除殆尽。四方屠戮，惨不可言，天未厌乱，杀运循环。”(60)战后各地都是人口奇缺，如清初的陕北，“户口十不存五六，往往数十里无人烟，平畴旷野，荆刺满目。”(61)河北中部从静海到临清之间，“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62)山东济南、兖州、东昌三府，“人死八九分。”(63)河南境内，更是白骨纵横，流亡载道，获嘉县“百不存一二，长垣县人丁原数七万七千五百九十五丁”，至崇祯14年8月，仅存尚不满2万，上蔡县“遍野青磷，成阜白骨，间有鹄白鸠形，奄奄待死者。”(64)南召县“明太平时居人千余家，乱后只有二三十家。”(65)南方各地更是缺人，清初江西无民耕地，江西抚巡董成学说：“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66)清初的四川地区，情况更为凄惨，康熙7年11月29日户部题本说：“民无遗类，地尽抛弃，……舍招集流移之外，别无可为裕国之方。”(67)顺治9年12月山东巡抚夏玉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钱粮缺额数多，原因是荒地多，有十之三四者，有十之五六者。估计明末清初，全国人口损失约在1至2千万左右，所剩人口仍在1亿以上。
                     通过明代人口的研究，可知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的。明初已有人口7千万左右，由于明政府推行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使耕地面积逐渐扩大，由明初的4百万顷至16世纪已增加到7百余万顷，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甘薯的传入，都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再加上将近200年的长期稳定的社会条件，促使人口迅速增长，至嘉靖、隆庆时，人口已达1亿2千余万，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突破一亿大关。这样雄厚的人力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朝中期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市镇经济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都与人口的增长有直接的关系。明朝末期，由于自然灾害延续时间长、范围广、腐朽的明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灾情，最后导至农民起义和清朝入关，尤其是明统治者对农民军采取的残酷镇压政策和清统治者在统一战争中所实行的野蛮屠杀手段，造成明清之际的“浩劫”，使人口大量死亡。虽然如此，但由于人口底数大，损失1千万至2千万人口，仍能保持1亿左右的人口，给清朝人口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之，明朝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①　(17)　《国榷》卷7、8。②　⑦　⑨　《明太祖实录》卷223、13，209。③　《明会典》卷90。

④　王世贞《名卿绩记》三。

⑤　《帝乡纪略》卷10、1、38、5。⑥　《枣林杂俎》《逸典·上林苑》。

⑧　《明朝小史》，卷2《洪武纪·铁册军》。

⑩　(12)　(62)　《明史》卷130《郭英传》，卷126《李文忠传》，卷275《左懋第传》。

(11)　《日知录》卷13《奴仆条》。(13)《明会要》卷52。(14)　《枣林杂俎·国初抄扎法》。

(15)　《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16)　都穆《都公谭纂》卷上。(18)《太祖实录》卷255。

(19)　《西园闻见录》卷33《催科》。(20)　(21)　《太祖实录》卷208，231。

(22)　《龠山堂别集》卷18《户口登记之异》。(23)　《客座赘语》卷4《湖册口数》。

(24)　《野航史话》卷1。(25)　《古今治平略》卷1《国朝田赋》。(26)　谈迁《崇祯海昌外志·食货志》。

(27)　《孝宗实录》卷19。(28)　《武宗实录》卷122。(29)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5。

(30)　(40)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5、13。(31)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3。

(32)　(33)　(34)　《匏翁家藏集》卷52《先世事略》，卷58《徐南溪传》，卷62《李群信墓志铭》。

(35)　《宪宗实录》卷281。(36)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0《禁约私债准折田土等项例》。

(37)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附国朝郡守表论》。(38)　《蓬窗日录》卷3《户口》。

(39)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50《四川地方添设扶民官上司擅委别事听巡抚按挐问佥书官吏》。

(41)　茅坤《与李汲泉中丞议海寇事宜书》，《茅鹿门先生文集》卷2。

(42)　正德《光化县志》卷1《户口》。(43)　正德《嘉善县志》卷1《户口》。

(44)　成化重修《毗陵志》卷7《食货》。(45)　万历《常州府志》卷4《户口》。

(46)　(47)　《神宗实录》卷111、188。(48)　《皇明从信录》卷35。

(49)　《明经世文编》卷440冯琦《为灾旱异常……以收人心以答天成疏》。

(50)　《林忠宣公全集》《掖垣疏草·元旦风霾摘陈时政疏》。(51)　《明经世文编》卷462叶向高《条陈要务疏》。

(52)　《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条陈大饥》。(53)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华县出土《感时伤悲记》碑。

(54)　《豫变纪略》吕维祺《清免河南粮》。(55)　乾隆《汲县志》卷1《舆地志·王国宁：莫控歌》。

(56)　刘如仲《〈荒年志〉碑记载的明末河南物价》，《平淮学刊》第一辑（1985年）。

(57)　《启祯纪闻录》卷2。(58)　《补农书》附录《灾荒》。(59)　民国《乌青镇志》卷2《祥异》。

(60)　顾公燮《丹午笔记》276《明末杀运循环》。(61)　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70《名官七·劳启》。

(63)　《兵科抄出刑科石给事中左懋第题本》《明清史料》乙编第十本。

(64)　康熙《上蔡县志》卷9杨廷望《许永禧官篆传》。

(65)　李柏《槲叶集》附《南游草》卷1《南召》。

(66)　(67)　《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第653页《户部题残本》，第10本第1000页《户部奏题本》。

作者: 吉林姚庆财 时间: 2013-7-1 15:39
根据本族人所传，本支姚家就是从山西洪洞迁到山东登州，后又迁到东北各地的！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2 09:25
回复 35# 吉林姚庆财

史书记载的明初移民主要有平阳府辖二十八县，潞安府辖八县，汾州府辖七县，泽州辖四县，沁州辖二县，辽州辖二县。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就人口而言，据《山西通志》记载，列表如下：

地区

年度
　　

山西省

平阳府

泽州

潞州

辽州

汾州

沁州

洪武24年

户

652408

208211

66846

166147

11581

25987

15671

洪武24年

口

4873946

1847790

474937

1113024

62418

244110

138607

永乐10年

户

586202

198176

65941

134012

9743

26368

16867

永乐10年

口

4074563

1644285

383710

736179

50217

245397

94263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2 10:05
回复 36# 南阳姚文书

在洪洞移民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传说，且说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居住着几百户人家，村内有多人在朝里做事，不少人还是大官。此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所有的人脚小拇指甲分为两半。朝里有人好办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家乡水甜，故土难舍，谁愿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呢，于是人们都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颁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都傻了眼。于是一批批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2 10:06
本帖最后由南阳姚文书于 2013-7-2 10:14 编辑

回复 37# 南阳姚文书

据“大槐树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

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

小拇趾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趾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2 10:14
回复 38# 南阳姚文书

山东移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北枣强，分布较密集的地区是历城区、章丘市、商河县、高青县、垦利县、利津县、广饶县、博兴县、沾化县、邹平县、惠民县、寿光市、安丘市、莱城区等地。即明朝济南府北部地区以及青州府北部地区。

人们认为枣强移民的原迁出地也是洪洞。在枣强移民中，也的确有这种历史记载。如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耿氏先祖耿事修，于洪武二年1369年自洪洞迁枣强，同年再迁垦利县耿家镇耿家村。枣强移民村落，有的具体到枣强某地，如邹平县明家集镇兰芝里赵氏来自枣强县康马庄，沂源县南麻镇河北村任氏来自枣强县斑鸠峪任家庄，安丘市石堆镇大莲池村曹氏来自枣强县黑石埠子。还有若干村落笼统地说是从武邑、枣强迁来。河北枣强一带，也是元末明初战乱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百姓不可能大量外迁所以枣强应是洪洞移民的一个中转站。枣强东南即为山东德州，德州是南北交通要冲有“九达通衢”、“京津门户”之称。洪洞移民进入济南府、青州府北部地区走枣强-德州一线比较方便。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2 10:17
回复 39# 南阳姚文书

在明朝山东移民中，人们关注的是洪洞大槐树移民、枣强移民和云南移民，还有一种移民被忽视，这就是四川移民。从《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中我们检索出49姓、66个四川移民村落。有些四川移民村落具体到四川某地，如莱州三元镇古台口张姓、土山镇东登村董姓、平度田庄镇西张戈庄张姓，来自成都莱州路旺镇匡郑徐家孙姓，来自成都府铁锥臼徐家招远蚕庄镇前孙家孙姓，来自华阳县铁臼孙家招远张星镇杜家杜氏，来自华阳县海阳发城镇发城牟氏，来自雅安县海阳泉水头乡泉水头初鹏飞，来自陴县荣城港西镇北港西张氏来自舒永厂永宁县八甲村。在66个四川移民村落中，莱州独占49个。可以说莱州是四川移民的核心地区。莱州明为掖县，也是明朝莱州府所在地，鳌山卫、灵山卫雄崖所、浮山前所、夏河寨前所，皆在莱州府境内，莱州府附近还有莱州卫、王徐寨前所。以莱州为中心的四川移民，可能主要是卫所官兵及其家属。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09:23
本帖最后由南阳姚文书于 2013-7-8 09:24 编辑

回复 40# 南阳姚文书

移民的作用

   明朝政府推行的移民垦荒以及军屯、民屯、商屯之制，其高潮历经3朝、历时50年，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实施，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缓和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经济日渐好转。边防巩固、赋税增加、社会安定，使明朝的封建社会迅速发展，充分显示了明代移民的历史作用。
   1.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劳动力得到解决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量荒芜。移民后，劳动力得到解决，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移民地区的人口增加更为显著。洪武14年全国有户10654362户，人口59873305口(《明太宗实录》)卷140)；到洪武26年增加为16052870户，人口增加到60545812口《明史.食货志》。山东省洪武26年编户753894户，人口5255876口；到弘治四年，户770555，人口是7159675 (《明史.地理志》)。陕西省洪武26年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弘治四年，户306644，人口912370 (《续文献通考》卷13)。河北、安徽等省人口均有大量的增加，解决了
中原地区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2.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
   明初移民使中原大片荒凉地区的土地有了农民耕种，再加上明朝政府实行了发给移民耕牛、种子、农具以及三至五年不征赋的鼓励农民生产的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垦荒面积迅速增加。洪武元年到洪武13年，每年垦荒数字为：洪武元年770余顷；洪武2年898顷；洪武3年2135顷；洪武4年106612顷；洪武6年353980顷；洪武7年921124顷；洪武8年62308顷；洪武9年27564顷；洪武10年1513顷；洪武13年53931顷；洪武14年全国耕地3667715顷(《明太祖实录》卷140)，以上11年的总垦田面积为1803170顷。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中原地区)，荒废田地的数量是极为巨大的。到洪武24年全国垦田总数为387万顷。两年后，到洪武26年，全国土田总数增加为850万顷(《明太宗实录》卷140
)，比洪武元年的垦田总数增加了四倍。按全国人口平均，当时每人可占有耕地17亩。垦田数目以北方为最多，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移民所垦田的数目为多，这说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3.农业丰收、税粮增加，社会经济繁荣
   由于实行移民垦荒，鼓励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农业不断丰收，明朝的社会经济迅速繁荣。洪武18年，全国收入麦、米、豆、谷20809617石(《明太祖实录》卷176)；洪武23年，岁入税粮为31607600石(《明太祖实录》卷206)；24年为32278983石(《是太祖实录》卷214)；洪武26年，增加为32789800石(《明太祖实录》卷230)；比元代全国岁入税增加二倍。《明史》曾记载当时生产发展后的情况是：“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食货志》)。洪武28年9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757000石有奇……二仓蓄积即多，岁岁红腐...其今秋粮宜折棉布，以备给赐”(《明太祖实录》卷241)。农业的丰收，与广大移民的辛勤劳动自然是分不开的。
      4.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巩固加强了明政府的边防
   明初土地荒芜，国库空虚，巩固边防解决粮饷是移民的重要目的之一。明太祖为了加强国家的武装巩固边防，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制度，曾迁山西平阳民“选民丁，立都所，置卫屯田”。军士别立户籍，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屯田自养；平时军士由卫所路官负责操练、屯田，战时则归部派迁的部兵统领。明朝政权规定每百名军士发给牛40头以及其他农具。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征粮12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军官俸粮。由于实行了军屯，军粮有了保证，边防也得到巩固。洪武20年7月守大宁前军都督佥事称“所筑大宁两城，见贮粮粟。大宁31万石，松亭关58万石，会州25万石，足供数年边用”。就连朱元璋也夸奖军屯之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5.由于移民垦荒，生产恢复，田赋增加，府县有不少升格
   明朝以税粮收入定府县的等级，县府均分三等。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洪武初，一些府、县由上、中降为下。由于移民垦荒，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随着田地和户口的增加，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田赋逐年增加。到洪武8年，有不少府县升格。例如：开封原为下府，因为税粮额超过38万石，8年正月为上府。河南怀庆府税粮增加到5万石，陕西平凉府户口、田赋都有所增加，3月升为中府。12月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岁收粮增加，升为上府。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移民垦荒实行屯田，使各地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中原地区更为显著。同时边防得到巩固，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使明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发展，从而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更高的阶段。几百年来，广大的古槐移民与当地人民共同奋斗，艰苦创业，对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这些历史的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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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移民分布一览表:

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
天津静海武清宝坻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县
藁城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赞皇元氏栾城
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栾平隆化
丰宁怀安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
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永清保定涞水
涿县定兴安新蠢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
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铙阳阜城景县枣强
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
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
新河清河广宗内丘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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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民间家谱、碑文记载以永乐年间迁民为多，这与“燕王扫碑”即“靖难之役”河北地区战乱严重，以及朱棣迁都北京是有上接关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傅振伦先生于1928年曾参与修撰《新河县志》他们调查全县各村概况，明代自山西迁去者六十五村，明初迁去六村，洪武年间迁去者一村，二村是成化年间迁去，其他均为永乐年间迁去，除三村是高平县、一村是介休县移民外，其余为洪洞移民，有部分碑文、家谱作证。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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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山东地区人口同山西不相上下，但可耕土地比山西大多了，由于黄河泛滥，灾疫盛行，再加上“靖难之役”，南北构兵，造成人烟稀少,也是移民的重点省之一。山东省移民以明时的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最多。现移民于山东有据可查者达八十余县。其分布如下：

山东省移民分布一览表:
济南历城章丘长青青岛胶南即墨淄博枣庄滕县
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河广饶
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
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
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
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芫新汶肥城平阴宁阳
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
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
莘县金乡徽山阳谷茌平冠县高唐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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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的分布

根据收集的家乘、碑文、信函资料进行：全统计，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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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槐树移民在陕、甘、宁地区的分布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根据对地方志、家谱、碑文及信函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向陕、甘、宁地区移民51个县（市）。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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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槐树移民在晋北、晋中及内蒙古、东三省地区的分布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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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到元皇庆元年1312年偌大的南阳府五州十三县，只剩下692户4893人，占河南人口的0.58%，十几个县不如现在的一个集镇大，人口可想有多么的稀少。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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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南阳府管辖的地盘很大，治南阳县，辖5州：唐、邓、裕、嵩、汝，13县：南阳、穰、新野、泌阳、方城、舞阳、叶县、梁县、鲁山、镇平、内乡、郏县、卢氏，隶属于河南行省。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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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阳地区志》记载，明朝初叶推行“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政策，仅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就7次将山西等地数万民众移居南阳、镇平、内乡、邓州、新野、裕州、唐州诸州县。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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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户。

      正统时（1436-1449年）从山西流亡至南阳者十余万户。
      景泰年间（1450-1457年）山东、山西、顺天等地破产农民大量转徙到南阳、唐（今唐河县）、邓州、汉水沿岸谋生。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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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志》记载，元朝末年，由于社会动乱和灾荒全县人口减少，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政府多次从山西洪洞县大批移民于此。移民按军事编制以营为单位于大槐树下集结，移入内乡后使以其姓氏缀以营或住地的地势为村名，今内乡县的村名中×营、×坡、×沟、×洼的很多。每次移民约200多户500余人。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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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每平方公里仅有五人左右。政府不得不从外地移民。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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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志》记载，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年）元军血腥镇压邓人王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州城周围形成历史上有的“无人区”。唐宋时期邓州人口数量最多时近30万人。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急剧下降为6363人。明洪武年间大规模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邓，其中山西迁邓人口最多。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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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阳府的其它地方，如汝州时辖郏县、鲁山县，正德《汝州志》卷11载，本州分四乡，在城东关及官庄保等11保，俱迁民散处。又记，鲁山县来安等21里，俱迁民散处。裕州时辖舞阳、叶二县，《国榷》卷13，永乐元年三月乙未条纪，以泽、潞民稠土狭兮佃裕州。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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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阳地区志》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境有14883户91244人，分布于南阳、镇平、唐县、泌阳、邓州、内乡、新野、裕州、舞阳、叶、淅川、桐柏12州县。1-1.9万人的县有内乡、舞阳、叶县、南阳县，不足1万人的政区有邓州、唐县、新野、裕州、泌阳、镇平县等。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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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南阳境内人口大增，政区人口分布发生较大变化，4-7万人的为舞阳县、邓州，2-2.3万人的有裕州、叶县、新野县、内乡县、唐河县、泌阳县，不足2万人的县有淅川、南阳、桐柏、镇平县。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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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洪武二十四年户1756，人口10880；永乐十六年户1960，人口9648；正德十六年户1163，人口14995。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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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洪武二十四年户521，人口2943；永乐十年户461，人口3168；正德十六年户997，人口8666。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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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县洪武二十四年户920，人口5161；永乐十五年户847，人口5942；正德十六年户2861，人口26149。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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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县洪武二十四年户860，人口4417；永乐十年户847，人口5942；正德年间户1820，人口21860。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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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卧龙区靳岗乡位于南阳城西北郊，本名“葆真塬”。塬，指四边有陡坡、顶上比较平坦的高地。这里又称“葆真原”，原来是明藩唐王七世孙的墓地。明朝万历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向南阳移民时，有姓靳的人家迁徙于此，开中药店为业，因其地势处于高岗上，所以就将“葆真塬”改名为“靳家岗”，后来简称“靳岗”。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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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蒲山镇的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据说，明初的洪洞移民来到此处后不忘故乡之旧景，种下了一棵大槐树，闲暇时移民后裔都要坐在槐树下聊天，到清初时，此槐已长得十分高大壮实，因槐树主干弯曲，以地物名，村叫槐树弯，后来‚弯讹写为“湾”，清乾隆时，兴起逢双日集市，又名槐树湾街，亦称古槐镇。

作者: 南阳姚文书 时间: 2013-7-8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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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从山西洪洞迁到了南阳多少移民，分到了各县市区多少人，都是些什么姓氏，史书、志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现只能从各姓氏祖谱上来寻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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