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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姚鼐 [打印本页]

作者: 姚泽飞 时间: 2014-4-26 07:21
标题: 姚鼐
姚姬传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间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②这是王先谦写于光绪八年(1822)的《{续古文辞类纂)序

“姚姬传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间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②这是王先谦写于光绪八年(1822)的《{续古文辞类纂)序》开头的话，那时距姚鼐逝世已经六十七年。姚鼐在清代文坛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呢?他的生平经历和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请看本文的评述。
一、青少年时代：奋学好文，追求科举
走昔少年时，志尚在狂狷。
希阔古哲人，奋学乃所愿!3
这是姚鼐在《赠侍潞川》诗中的自述，大致可以概括他在青少年时代的人生祈向。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其书斋名惜抱轩，故世称惜抱先生。清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于安徽桐城县南门树德堂宅??一个世代官宦的书香之家。
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即立志要读书做官，光耀门庭，以古代贤哲为楷模，“仰承先祖之盛德”。他曾盛赞他的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有政绩而贫。参政卒，子孙复修农田，三世皆有隐德。”姚之兰“为汀州知府，加按察副使衔。所历海澄县，杭州、汀州二府，民皆为祠以祀。参政、副使仕绩，《明史》皆载人《循吏传》。”高祖姚文然“仕国朝康熙时，以刑部尚书终，谥曰端恪。至世宗时，追论先朝名臣，思其贤，诏特祠，春秋祀焉。”曾祖姚士基“以举人为罗田知县，罗田民以奉人名宦祠。”4为此，他颇为自豪地说：“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先祖之盛德，率获为善之报，登仕籍致名称者亦多矣。”5只是到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经衰落。祖父孔?，二十六岁早卒。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面对这个现实，他说：“仆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于朝者；今者常参宫中，乃无一人。仆虽愚，能不为门户计耶?”既要“为门户计”，在那时就只有走科举取士这一条路。然而，他又绝非为“慕利”、“贪荣”而做官的世俗之徒，他立志要做“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他宁可辞官，“庶免耻辱之大咎。”6他的这种人生志向，显然跟他以“盛德”著称的家族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家庭日趋衰落，生活相当贫困，使他从小即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在《亡弟君俞权厝铭并序》中，他说他弟兄“尝以一灯环坐三人而读书，其时家贫甚，中夜余叹以为聚读之乐不可得而长也，君俞闻而悲独甚。””在为其四妹及妹夫作的《马仪颛夫妇双寿序》中，他说：“当乾隆甲戌、乙亥间 (1754?1755)，吾家贫最甚，日不能具两饭，晡辄食粥。”然而他们虽“处贫困”，却“皆能怡养性情，无纤毫尤怨。”⑧
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他的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姚范跟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槐，又是过从甚密的挚友。因此，从姚鼐幼年始，姚范和刘大槐便成为他最崇敬的老师。用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的话来说：“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
乾隆三年(1738)，姚鼐八岁，其在城南树德堂的家宅售于张氏，移居北门口的初复堂。“时方侍庐先生馆于鼐家，每日暮，则笔泉先生步来，与先君、方先生谈说。鼐虽幼，心喜旁听其论。笔泉先生尤善于吟诵，取古人之文，抗声引唱，不待说而文之深意毕出。如是数年，鼐稍长，为文亦为先生所喜。”⑩左笔泉为姚鼐家的邻居，后因隐居于媚笔泉而自号笔泉。方侍庐为方东树曾祖方泽，字芋川，号侍庐。他“少有异才高识”，因“久屈场屋”，而终生以教书为业，作诗文自娱。姚鼐在《方侍庐先生墓志铭并序》中说：“先生论学宗朱子，论文宗艾千子，恶世俗所奉讲章及乡会闱墨，禁其徒不得寓目。先生为文，高言洁韵，远出尘磕之外，场屋主文俗土不能鉴也。……如先生，乃真信道笃而知所守者也。”凹身为启蒙塾师，方侍庐的论学祈向和人生道路，对姚鼐一生的影响，也至为显然。
姚鼐少时体弱多病，却有超然之志，嗜学的兴趣十分广泛。在《医方捷诀序》中，他自称：“余少有羸疾，窃好医药养身之术，泛览方书。然以不遇硕师，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鲜功，深思而不明，十馀年无所得，乃复厌去。”12由此他深深体会到，学业的长进，离不开“硕师”的指教。他嗜学的兴趣，不能不集中到人文方面。然而他绝不愿囿于人文的某一领域。据郑福照的<姚惜抱先生年谱》称，其伯父“编修君尝问其志，曰：义理、考证、文章，殆缺一不可。”看来他早就认识到，学问的整体性，要求人们必须广泛吸取，集其大成。
由于姚鼐幼年只顾闭门用功读书，所以他跟外界的接触很少。用他的话来说：“乡之前辈，以文章称而年与鼐接者十馀人，鼐自童幼，受书一室，足希出产，苟非尝至吾家者，率不得见。”13然而他这种自幼好学的品性，却更深得人们的器重。曾任淮南盐运通判的张廷旋，“教其子少，毋与人接。鼐年十九时，君一日见之，归使若兆(其子名??引者注)独与之友。”14 为了光耀门庭，报效国家，青年姚鼐不得不跟当时许多人一样，走科举取士的道路。乾隆十五年(1750)秋姚鼐二十岁参加江南乡试，考中举人。同年冬，即偕张曾敞、侍潞川等同乡好友，“初入京师，寓居佛寺”，15准备参加乾隆十六年(1751)春的礼部会试。然而此次会试的结果，他却名落孙山。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受到的严重打击。当时刘大槐以经学应试在京师，他一生屡遭科举落第，深知其创巨痛深，所以特作《寄姚姬传》诗和《送姚姬传南归序》文，对其进行诚挚安慰和热情鼓励。诗中写道：“我昔在故乡，初与君相识。君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16序文赞扬：“姚君姬传甫弱冠，而学已无所不窥，余甚畏之。……读其所为诗、赋、古文，殆压余辈而上之。姬传之显名当世，固可前知。”并以“第一流当为圣贤”，而非“射策甲科为显官”，“今天既赋姬传以不世之才，而姬传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为显官不足为姬传道”，”17鼓励他要立志做尧、舜那样的圣贤。这对首次遭受落第打击的姚鼐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备受鼓舞。后来姚鼐之所以主动辞去“显官”，专心致志于道德文章，跟刘大?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当不无影响。
是年正月，乾隆帝初次南巡。落第的姚鼐，不但没有因此消沉，却反而更加意气风发，在途经枞阳射蚊台时，他一连写了五首《咏古》诗，其中之三写道:
鼓?出大江，回首枞阳渡。中有汉帝台，言是射蛟处。
日夕大风吹，青条变枯树。上有黄鸟吟，下有寒兔顾。
忆昔翠华游，帆墙隔云雾。中流造新歌，清音发众姥。
巡游既已疲，神仙不可遇。为念《祈招》诗，广心焉所务?18
这首诗借写汉武帝的巡游，来讽乾隆帝的南巡。这在那文网森严的时代，该是需要多么非凡的胆识啊!初出茅庐的姚鼐，能够写出这样的诗，足见他绝非懦弱的平庸之辈。恰如钱仲联先生等所指出的：“由此，我们完全可以重新想象一下姚鼐当年的英姿气度。”19
给姚鼐第一次礼部会试落第以安慰的，还有左笔泉。他对姚鼐的“不第而返”，不但毫不鄙视，而且“招使课其诸子”。20这就既使其学有所用，又可帮助其解决家庭生活困难。
由于家贫，姚鼐说：“余二十二岁，授徒四方以为养。”21在授徒时，他跟他的老师方侍庐一样，禁其徒取阅世俗讲章。因为在他看来，“明以来说《四书》者，乃猥为科举之学，此不足为书。故鼐自少不喜观世俗讲章，且禁学徒取阅，窃陋之也。”22可见他既要追求科举取士，又反对和鄙弃“科举之学和“世俗讲章”，这种矛盾，应该说是他在礼部会试中屡遭落第的重要内因。
乾隆十七年(1759)秋，鼐廿二岁，第二次应礼部试，又落第。这次在京师，他结识了刘大?的弟子朱子颍。如刘大?的《朱子颍诗序》所述：“子颍以七言诗一轴示予，予置之座侧。友人姚君姬传过予邸舍，一见而心折，以为己莫能也，遂往造其庐而定交焉。”23姚鼐就是这般虚心好学、谦恭待人．以致使朱子颍成为姚鼐此后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挚友。姚鼐辞官后，陪同他登泰山观日出的．是朱子颍；在扬州建梅花书院，请姚鼐携家室赴扬任书院主讲的，也是这个朱子颍；朱子颍的《海愚诗钞》，则由姚鼐为之作“序”，24朱子颍的父亲逝世，也请姚鼐为之写《墓志铭并序》，25在朱子颍逝三二十四年后，姚鼐以八十二岁高龄，还为之作《朱海愚运使家人图记》，“展对公像”，不禁“为之陨涕,"。26可见两人感情之深挚。
乾隆十九年(1754)春，鼐廿四岁，第三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又落第。他与友人一起在京师游三二丰寺等名胜，作诗道：“风流诸客皆好文，当筵意气凌青云。……是时同辈八九人，鼐也年才逾二十。”27以“平生值数贤，骤见良已幸，，’而聊以自慰。
乾隆二十年(1755)，鼐自去秋落第，今年仍留在京师，与王禹卿、朱竹君等交游。王禹卿跟他同二逗乏苎人，他作《柬王禹卿病中》诗，不无牢骚地自称：“生平素无谐俗韵，转喉枨触嫌讥讽。虽非雏鼠隔云泥，忍为蛮触竞庸众。……从来烈士志济时，一割铅刀贵为用。不然脱屣去人间，肯伏光范称乡贡：君怀奇兴逸如鸿，我逢有道惭非凤。”28朱竹君则于乾隆十九年已考中进士，授编修。他在：奉答朱竹君筠用前韵见赠》诗中，不仅牢骚满腹，且流露有退隐山林之意。如该诗的结尾写道：君方簪笔入承明，努力拾遗供侍从。予将散发人林深，好听砰訇泉石哄。”29但此时其家庭生活甚二贫困，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他的肩上，使他不可能退隐山林，只有一边教书，一边在科举上继续拼搏.
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鼐廿七岁，第四次参加礼部会试，又落第。至次年，鼐仍留京师教书。山西霍州灵石人何季甄从受业。何季甄的年龄只比鼐小六岁，“而事吾恭甚，使背诵诸经，植立不移尺寸。其后学日进。”30于“乾隆四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纂修《四库全书》，善于其职。”31乾隆二十三年(1758)秋，鼐游扬州，初识程晋芳。当后来程晋芳辞官归隐时，鼐作《赠程鱼门序》说：“余初识鱼门于扬州人家坐上，白皙长身美髯，言论伟异，自是相爱敬。”“余幼于鱼门十四岁。始相识，余年二十八。”32旋归里，由潜山、宿松、黄梅、九江至南昌，结识“以学行称于世，成进士后，不仕而修于家”33的陈凝斋，凝斋后令其孙陈用光为鼐弟子。
乾隆廿四年(1759)，鼐作《漫咏》三首，诗中抒发了他的仁政理想，认为“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并对秦王朝的专制统治，作了猛烈抨击：
秦法本商鞅，日以虏使民。竟能威四海，
诗书厝为薪。发难以划除，藉始项与陈。
接着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无影射地尖锐指出：
焉知百世后，不有甚于秦?
天道且日变，民生弥苦辛!
诗中还以司马迁等历代文人的不幸遭遇，语含讽刺地声称：“宜乎朝廷士，进者多容容!”34他把那些为朝廷所选拔获得进身者，斥责为多随众附和的平庸之辈。由此可见，他已经醒悟到，他之所以屡试不第，就在于他的为人不适宜于朝廷的需要。
然而，他仍不死心。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鼐三十岁，第五次参加礼部会试，又落第。将归，应朱子颍之请，为其父作<副都统朱公墓志铭并序》。文中盛赞朱公“通知当时事变利病，慨然怀济人之志。”“立朝卓然，于众不诡随，盖有古人之风。”35这些赞语，实际上也反映了姚鼐本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回里后，次年即授经同里马长清家。36乾隆廿七年(1762)，乾隆帝第三次南巡，姚鼐仍在马家教书，特作《圣驾南巡赋并序》，名为“扬盛世辉光之万一”，实则“欲以道乡里之民情，述睹见之所及”，指出“江、浙之俗，亦劳亦侈。地下以阻，包数千里。富以溢礼为华，秀以文辞为靡。列厥土之最下，惟民力以营之。”37似含有要求珍惜民力，反对劳民伤财之意。不过由此亦可见，姚鼐对清王朝仍抱有幻想，寄于希望。这也是他不屈不挠，仍坚持要走科举取士道路的重要内因。
乾隆廿八年(1763)春，鼐第六次应礼部试，中式，殿试名列二甲，授庶吉士。鼐成进士后，于次年春，“从世父白天津归。”其时，左笔泉隐居于桐城媚笔泉，“邀编修府君及鼐游于泉上。鼐归为作记，先生大乐而时诵之。”这就是收于《惜抱轩文集》卷十四的《游媚笔泉记》。文中写道：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枞然十馀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嵩。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38
此文虽为鼐早年之作，但却足以表明作者写实的文学描写才能：他不是静止地写潭中石头，而是化静为动，把“大石出潭中”，想象和描绘成“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把“援石而登，俯视溶云”，想向或描绘成“鸟飞若坠”；把山崖上的“连石”，想象和描绘成“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这就不仅大大增强了自然景色的生动性，且写出了游人热爱大自然、富有美好想象力的高雅情趣，形成独具神韵的迷人意境。这就难怪令人读了不禁要“时而诵之”，从中获得“大乐”的美感享受。
此年，他与姑妈的女儿、已故原配张宜人的堂妹续配成婚。冬季，即赴京至翰林院庶常馆任庶三士。由此开始，他步人仕途生涯。
二、中年时代：愤而辞官，追求性情
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
披我故时裘，浩歌出皇京。
旁观拥千百，拍手笑狂生。39
姚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辞官归里途中写的上述诗句，可谓是对他中年时代的恰当写照。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夏，鼐三十六岁，从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期满，“试职兵部”一年有馀。他在<<光禄少卿沈君墓志铭并序》中说：“其时君(指光禄少卿沈华坪)与上元陈中丞步瀛先在兵部，三人相得甚欢，人治公事，出复谈宴，或抵夜而后散。”40他们究竟谈论些什么话题，虽难以详考，但《惜抱文集》中的《议兵》一文，当是他们议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鼐在此文中阐述了兵、民不应相兼的主张。反对用兵“使之不习战，而习于百役”，充当运粮，捕伺盗贼，取缔私贩、娼妓、赌博等政府部门管辖的事情，他愤慨地责问道：“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为有司?况兵藉是名而恐渴取财，扰地方为害者，有之矣。”41此文引用“管仲用齐”等历史事实，不只对社会必须人有分工、各司其责的客观法则，阐述得颇具说服力，且对当时使兵“习于百役”的实际问题，揭露有司的腐败无能，显得文笔犀利，气势逼人。它表明姚鼐初人仕途，即有欲效法“管子天下才也”的雄心壮志。42
乾隆三十二年(1769)，鼐三十七岁，由兵部调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撰<<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二墓志铭并序》，为雍正八年(1730)罢官的鹿迈祖鸣不平，认为“公之在官，嶷嶷刚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归遭父丧，以毁受病。秉道终身，卒毙于正。”43不只对鹿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且流露二对“君子所予，小人所惮”的社会现实政治强烈不满之意。44
乾隆三十三年(1767)七月，鼐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撰《乾隆戊子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首》，明确提出：“审理论世，核实去伪，而不为古人所愚。”“考稽川渎，讲求利病，几一得以佐当世之用，亦儒者事也”针对乡试中式的举人，一般须任太守、县令等地方官，所以他又强调指出：“惟守令最为亲民工吏。使亲民之吏，举得其人，则天下何患不治?使亲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则一方受其病，朝廷虽有良法善政，皆为虚文而已。”45在赴山东途经德州时，他作《德州浮桥》诗，对自己经过长达十二年、六次应礼部试，才博得一第，颇有贻误青春年华的迟暮之感：“嗟我游中原，来往如飞鸿。弱冠一川水，屡照将成翁。”46因此，在他主持山东乡试时，尤为重视使人才及时脱颖而出。在他后来为孔信夫写的《墓志铭并序》中，还特地提起“乾隆三十三年，余主山东乡试，得君(指孔信夫)及君兄户部之于一森，时广森才十七岁。”47是年九月，由山东回京，升任礼部祠祭司员外郎。不久，同乡张廷璇逝世．鼐作《淮南盐运通判张君墓志铭并序》，盛赞张廷璇为捍卫灶户盐工的利益，拒绝“厉民为媚”，不惜愤而辞官。作者说他“仕于内外，皆不竟其志，年四十馀即归。归而饮酒赋诗，接乡里，欢然无间。”48这种以在官场“不竟其志”，与离开官场即“欢然无间”的鲜明对照，显然寄寓着作者对仕宦的感受，透露出日后也要象张廷璇那样不惜辞官，“年四十馀即归”的心声。
乾隆三十四年(1769)，鼐三十九岁，虽然在礼部的官职已获升迁，但他的心情却毫无欢快之意。此年其在《送张僵亭少詹为晋阳书院山长……故用其韵》诗中写道：“余才从俗客，署尾岂非懦。孤怀复送君，冷若冰中炭。”49僵亭，是曾敞的号，与鼐为同龄好友，二十一岁即中进士，曾任侍读、日讲起注官、少詹事等皇帝亲近的重臣。鼐每次赴京会试，都住他家，来时他亲自为其安排床榻，去时则帮其打点行装。50后因他主持顺天乡试，“中者较他房多且再倍”，“有摘君所荐举人梁泉卷疵额数十，当斥革”，后“会考验无纤毫私状，而梁泉故乡举第一，诏卒复梁泉举人，君虽释罪而竟废矣。”51这就是张僵亭由朝廷重臣而归主晋阳书院的由来。他在仕途上的不幸遭遇，实即姚鼐的前车之鉴。姚鼐为送张僵亭赴晋阳书院而写的上述诗句，实则反映了他已预感自己仕途前程不妙的心态。
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姚鼐为同在京师的安徽全椒县吴敬梓之子吴荀叔的《杉亭集》作序，序文称：“余尝论：江、淮间山川雄异，宜有伟人用世者出于时。余之庸暗无状，固不足比侪类；荀叔负俊才，而亦常颓然有离世之志。然则所云伟人用世，余与荀叔固皆非与?”52这看是否定句法，实则透露了作者明知不可却仍企盼着做“伟人用世者”的心态。是年，他充任湖南乡试副考官，撰《乾隆庚寅科湖南乡试策问五首》。他不是空谈修身养性、扼杀人欲的理学，而是强调“审民生纤悉，以达于谋国大体，儒者有用之学也。”斥责那些“居庠序而侵吏事，舍朴厚而乐轻侠”者，为“有士之名而实为士之蠹。”反对“文具无实”，要求“囿古今而罗万象，”53具有集大成的时代特色。他的这些选拔人才的主张，显然既目光远大，又切中时弊，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可惜他的这些进步主张，在当时却实现不了。因此，他在赴湘期间所作的诗，便充分反映了他的孤独、惆怅和失望的心情。如在《应山至孝感道中》，他写道：“宜有奇才表荆楚，不然深谷逃薯孺。惜哉我行不得遇，翩翩且遂投林鸦。”54在《寄仲孚应宿》诗中，他自称：“曰余性质呐，谐物无言词。游宦二十载，殊乏新相知。”忆昔思今，他颇为伤感地继续写道：“欢乐去不复，青鬓将成丝。万事无不改，风景长如斯。拂衣便可去，潜、霍吾前期。”55潜山、霍山，皆靠近作者家乡，此显然流露有欲辞官归里之意。游岳麓寺，他看到殿角两棵巨大的松树，数月前被风拔倒一棵，便顿生惆怅和人才失落之感，作诗道：“殿角两鬣松，风雨失俦匹。惟有石间泉，澄泓总如一。前贤杳无见，来者怅难必。试将万古怀，移问金仙术。”56在《诣岳麓书院有述》诗中，他更不禁感慨“吾生志不就，斯世邈无群。回舻天地晚，空怅逝云层”57胸怀壮志，而客观环境却又使他无能为力，只能虚度光阴，如同滔滔江水，听任其白白流失。这就是姚鼐此时孤独、惆怅和失望的根源。
乾隆三十六年(1771)，鼐四十一岁。正月初八，姚范卒。鼐充恩科会试同考官。程晋芳、孔广森、钱沣、周岱兴、周书昌等名士，皆于是科考中进土。这跟鼐“阅卷颇具眼力”有关，“其总批钱沣卷曰：‘胎息古文，步趋先正，语语具见本色，立心不苟。可知后场尤源源本本，博奥沉雄，盖征积学功深。榜发，知为滇名士，愈仅文章自有定价，无谓世无碧眼人，尽皆买椟还珠。’此评亦如王应麟之评文天祥，姚鼐自负碧眼人，宜哉!”58后来钱沣果以御史弹劾和伸而名闻天下，备受朝野称赞。
同年，鼐被擢为刑部广东司郎中。
从乾隆三十二年到三十六年，姚鼐由试职兵部到任主事，由主事升为员外郎，再升为郎中，五年连升三职，可谓仕途一帆风顺，官职青云直上，理应倍感春风得意。然而在他被提拔为刑部郎中之后的两年间，却成了他总共不到八年的仕宦生涯中最为痛苦的时期。这是由于那实行严刑峻法的乾隆时期社会现实，与姚鼐主张实行仁政的理想，发生直接的尖锐冲撞。因此他在《述怀》诗中，满忧虑地写道：
刑官岂易为?乃及末小子。顾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
苟足禁暴虐，用威非得已。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
文条岂无说，人情或不尔。不肖常浅识，仓卒署纸尾。
恐非平生心，终坐再三起。长揖向上官，秋风向田里。59这首诗不只表现了对于封建统治者施行严刑峻法的不满情绪，流露出他早已有退隐的念头，且以生与死、性与理、法与情的尖锐矛盾，既生动地刻画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又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所实行的严刑峻法本身的残暴性与不合理性。当然，姚鼐并非一概反对用法。他在《贾生明申论》中明确指出：?法制定则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长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60可见他反对的不是法制”，而是?刻薄”。因此他声言：“贤者视其君之资而矫正之，不肖者则顺其欲。顺其欲，则言虽正而实与邪妄者等尔。”61姚鼐当然要做矫“君之资”的“贤者”，而绝不做“顺其欲”的“不肖者”；其实质是公然指责朝廷廷，把自己凌驾于国君之上。这在那个动辄大兴文字狱的时代，该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从这些诗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姚鼐绝非蝇营狗苟的利禄之徒，更不是一味按当权者的意志行事的御用文人。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理想，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从人性、人情出发的行为准则。只要摆脱既定的主观偏见，尊重历史事实，从其人生道路和诗文作品的实际出发，我们就会对一代文学宗师??姚鼐其人其文，获得新的认识，作出新的评价。
姚鼐不只在思想感情上不满于严刑峻法，而且在行动上也敢于反对那种滥用刑法草菅人命的行为：据其弟子吴德旋写的《姚姬传先生墓表》记载：“先生外和内介，义所不可，确然不易其所守。官刑部时，广东巡抚某拟一重辟案，不实，堂官与同列无异议，先生核其情，独争执平反之。”62巡抚、堂官的官阶，均在郎中之上，姚鼐不顾自己职卑位贱，竟不惜跟自己的顶头上司与同僚坚持“异议”，?独争执平反之”。这件事实足以证明姚鼐的品格是多么耿介正直!人们只要稍微联系对照一下现实生活中那些明知冤假错案也随声附和的人，就会对姚鼐这种勇于坚持正义的品格和精神，不能不肃然起敬。“先生外和内介”，这话说得何等好啊!它不只说明了姚鼐的个性特色，也反映了姚鼐诗文的孓？格特色。“外和”，这是由于那个文网统治极严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人们岂能为其‘外和”的表象所蔽，而抹煞或无视其“内介”??耿介正直的内在品格所蕴藉的奇光异彩?
姚鼐的耿介正直和独立卓行，还表现在他对诗文创作的看法上。当时主张“肌理说”的翁方纲，晋先当面继又写信给姚鼐，“勉以为文之法。”姚鼐在《答翁学士书》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诗文为"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执其学所从人者为是，而以人之学皆非也”，是犹如"知击木桌者欲废车，知操辔者欲废舟。”因此，他拒绝“舍其平生而唯一人之法，”强调诸贤才皆“各有所善”．"欲取其善以为师。"63姚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跟他这种公然拒绝“惟一人之法”，"而具有博取众长、独立独行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姚鼐在刑部任职不到二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开四库全书馆，选一时翰林宿学为纂修官。姚鼐虽非翰林，却被刘统勋、朱筠举荐为纂修官。时非翰林为纂修者仅八人，姚鼐属其中之一。可是，他在馆不到两年，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冬，正当他四十四岁壮年，又官运亨通之际，他却辞官归里。尽管当朝相国刘统勋、梁阶平先后要荐举他出任御史等要职，而他皆“婉拒之”。64
他为什么要辞官?
据姚莹的《惜抱先生行状》透露，当时四库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馀力，先生往复辨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65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卷四也称：“乾隆中开四库馆，姚惜抱鼐与校书之列，其拟进书题，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文达(纪昀)不同，宜其枘凿也。”纪昀是汉学家，以他为总纂修官的四库馆，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尊崇宋学的姚鼐在其中任纂修官，因受到“掊击讪笑”而辞官，自在情理之中。但是，若因此即断言：“学术上的与同僚不合是他引退的主要原因。”66则未免以偏概全。如果“主要原因”只在学术观点分歧，他只要辞去四库馆职足矣，又何必对刘统勋、梁阶平的举荐也一概“婉拒之”呢?
更有甚者，不只认为姚鼐辞官是由于他坚持宋学、反对汉学，而且把姚鼐与汉学家的学术分歧，夸大和扭曲成政治上反动与进步的对立，斥责以姚鼐为主要代表的桐城派：“究其根本，是要维护程朱理学的反动思潮的统治地位。”67对于这个问题，更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毋庸讳言，姚鼐对程朱为代表的宋学是十分尊崇的。他曾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谁要是诋毁、讪笑程、朱，他就说：“是诋讪父师也。”甚至把“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诬蔑成是由于“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为天之所恶”的结果。68在他进入四库馆第二年写的<赠钱献之序》中，他就公开批评“宗汉之士”，“欲尽舍程、朱”，“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是“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菟而遣其巨”，是“蔽”而不明。69但是，若把姚鼐的学术思想与程、朱理学等同起来，置姚鼐与所有汉学家完全对立的地位，那就未免太简单化，而与姚鼐的生平思想实际相距太远了。
姚鼐对程、朱之学虽然尊崇，但并不盲从。他说过：“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70“朱子说诚亦有误者。”71"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四他反对封建统治者要求盲从和迷信程、朱学说，把它作为科举取士的利禄之途。为此他指责“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为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73对于宋学与汉学，他既批评宋学家“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又指责汉学家“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而主张“于群儒异说，择善从之，而无所徇于一家。”74‘为学不可执汉、宋疆域之见，但须择善而从。”75在文学创作上，他既反对宋学家以语录为文，指责“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又批评汉学家“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76有个吴子方写信说鼐反对汉学，他回信说：“此差失鼐意。鄙见恶近世言汉学者多浅狭，以道听途说为学，非学之正，故非之耳，而非有辟于汉也。夫言学何时代之别?多闻择善而从，此孔子法也。善，岂以时代定乎?!”77
姚鼐对戴震等汉学家虽有所不满甚至攻击，但也有崇敬与友爱的一面。他曾与戴震“同居四五月”，78郑重提出要拜戴震为师，震回信说：“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79“交相师”，不只反映了戴震与姚鼐之间的私人友情，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他们皆认识到汉、宋两个学派之间需要“参互以求十分之见”；“参互”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真理??“以求十分之见”。戴震要求“参互”，姚鼐主张“择善而从”、“兼长”、“兼收”，这既是他们对各自所尊导芝汉学、宋学的超越，是他们的学术思想不同凡俗，共同具有集大成的清代时代特色的表现，也是。。健鼐为主要代表的桐城派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大文派的一个重要内因。
既然如此，那么，姚鼐中年决意辞官引退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
笔者从其诗文作品分析，认为学术观点分歧，只是其辞去四库馆职的直接原因，而他之所以中三辞官引退，则有其更深层的根本原因。那主要是由于他：主张实行仁政，不满于清朝的暴虐统治 "有甚于秦”；80深感官场中充满污浊和黑暗，如他在诗中所慨叹的：“堂上有万里，薄帷能蔽日。言者巧有馀，疏者拙不足。”81使自己“自从通籍十年后，意兴直与庸人侔。”82不但无法实现“济于众”的理想，且难以“庶免耻辱之大咎”83；为避免“文字狱”的迫害，吸收“露才往往伤其躯”的教训，“曷不避世深山居?竟友麋鹿从樵渔。”84在他辞官前夕写的《赠程鱼门序》中，即盛赞程君的引退，为“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者也；”，而“终免世网罗缯缴之患也已。”85除了上述社会政治环境是其辞官的主要原因外，自认为其个性不适应于官场，而适合于从事“君子之文”的写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看来，“士为千章林，毋为附施萝。”86“但冀藏弱羽，奚必栖高枝?”87，“人生各有适，岂论荣与枯?”88”作吏见不能，收身岂嫌早?”89“既乏经世略，披褐宜田庐。”90“鼐性鲁知暗，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91因此，告别仕途，从事古文辞的教学、研究与写作，遂成为他终生最重要也是最后的抉择。
当许多封建文人，为博得一官半职，而不惜皓首穷经，甚至蝇营狗苟，出卖灵魂，无所不用其极之时，而姚鼐却在壮盛之年，青云直上之际，决意主动辞官，从这一鲜明的反差，即可见姚鼐其人岂不如同鹤立鸡群一般超凡脱俗、难能可贵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冬，姚鼐正式引退，时年四十四岁(虚龄)。在那个时代，引退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正如他在这一年作的《赠程鱼门序》中所说：“夫土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92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坚定不移地要在“群所进”时他“独”，而不顿“旁观拥千百，拍手笑狂生”，颇有点英雄气概地“披我故时裘，浩歌出京城!”93当年冬十二月，他自京师乘风雪至山东泰安府太守朱子颍官署。除夕，与子颍同登泰山观日出，写下了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美文??《登泰山记》。据此《记》载，当时泰山上的“雪与人膝齐”，“道中迷雾水滑，磴几不可登。”94如果没有强健的身体，是不可能克服如此艰难险阻而登上泰山之巅的。这个行动本身，即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他所谓的“以疾归”，95纯属托词。从表面上看，这篇游记纯属写登泰山的经过及所见景色，向来以令人“服其状物之妙”著称。96然而，联系该文的写作背景，细玩此文的意境，即下难发现，其在对景物绘声绘色的描写之中，寄寓着作者在辞官之后的万千感慨。其中既有对摆脱官场羁绊，回归大自然之后的愉悦之情，又有以对大自然如诗如画一般美景的热烈赞赏，来反对其对官场丑恶的愤绝和鄙弃。这绝非笔者的牵强附会、主观臆测，而是有刘大?的《朱子颍诗字》和作者的诗可作佐证。刘序明言：“乙未之春，姬传以壮年自刑部告归田里，道过泰安，与子颍同二泰山，登日观，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幽怀远韵与子颍略相近云。”97姚鼐在《岁除日与子颍登三观观日出作歌》中，也满怀豪情地歌唱：“男儿自负乔岳身，胸有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工世上人!”98可见寓有“隐君子之高风”和“幽怀远韵”，才是《登泰山记》的真正内涵和底蕴。
三于写其“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写凌晨登日观峰看到日初出的景象是：“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镐驳色，而皆若偻。”融热烈赞赏之情于客观的写实之中，近景与远景相辉映，静景与动景相交织，写得既朴实无华，简洁之至，又气象万千，变幻莫测，令人感到实在神奇、壮观、美妙极了!它充分表现了姚鼐作为文学家的创作才能，简直令人望尘莫及，叹为观止!如王先谦即惊赞曰：“具此神力，方许作大文。世多有登岳，辄作游记自诧者，读此当为阁笔。”99
在登泰山之后，朱子颍作《登日观图》，姚鼐则在图上题诗，诗中宣称：“前生定结名山诺，到死羞为封禅文。”100所谓“名山诺”，是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自序》，谓自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后因称发誓要撰写传世之作为“名山诺”。所谓“封禅文”，是指在帝王祭天地时，为统治者祝福的文字。这两句诗，概括了姚鼐辞官从文后的人生志向。可见姚鼐与清朝统治者不只有相依附的一面，更有相独立的一面；那种把姚鼐及其作品说成是“御用文人”、“御用文学”，既有悖于姚鼐的初衷，更不符合其人生道路和诗文内容的实际。
姚鼐还与朱子颍约定同游泰山西北麓的灵岩山。在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初四由泰安赴灵岩时，“值子颍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聂剑光偕余。”101聂君是《泰山道里记》的作者，他对泰山周围的山川位置、地理形势与历史掌故，作过翔实的考察。由他当导游，使姚鼐如鱼得水。在姚鼐的《游灵岩记》中写道：‘‘其状如垒石为城墉，高千馀雉，周若环而缺其南面。南则重嶂蔽之，重溪络之。自岩至溪，地有尺寸平者，皆种柏，翳高塞深。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寺后凿岩为龛，以居佛像，度其高，当岩之十九，峭不可上，横出斜援乃登。登则周望万山，殊骛而诡趣，帷张而军行。岩尻有泉，皇帝来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饮余。回视寺左右立石，多宋以来人刻字，有墁入壁内者，又有取石为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102它不只把灵岩山的自然美景，写得生动活泼之至，如“殊骛而诡趣”，把山势形容为如各色骏马纵横奔驰；“帷张而军行”，形容山势如帷幕张开，军队前进；“初日澄彻，寒光动寺壁”，一个“动”字，便将初日中雪光浮动于壁的景象刻画殆尽，实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并且还融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于一炉，所谓“寺”，即宋宣和年间所建的灵岩寺，寺左右既有当今皇帝来巡时所题名的“甘露之泉”，又有宋政和年间的立石刻字，使游记散文增添了深远的历史感和厚重的文化味，令人咀嚼不尽。
在游过泰山和灵岩山之后，他并未立即归里，而是从泰安又回到北京，然后再离京南归，其诗集中有《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可证。在此诗中，他称赞四库馆：“海内文章皆辐凑，坐中人物似珠联。’’表示自己“归向渔樵谈盛事，平生奉教得群贤。”103他把四库馆的同事称作“珠联”璧合的“群贤”，这又一次证明，他与同僚虽有学术分歧，但这绝非导致他辞官引退的主要原因。
回到故里桐城后，同年七月十二日，他“邀左世琅一青、张若兆应宿同入北山，观乎双溪。”104左世琅，字一青，其祖母为姚鼐的曾祖姑。张若兆，字应宿，为一青、仲孚的表弟，又是仲孚的妻弟。他们都是姚鼐自幼结交的同乡好友。双溪，是位于桐城市城区北面龙眠山中的一个景点，清初宰相张英晚年退居于此。在姚鼐写的《游双溪记》中，以张英“登为辅相，一旦退老”，“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与“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早匿于岩奎，从故人于风雨之夕，”105两相对照，不但又一次说明他的辞官，绝非个人的偶然的缘故，而是由于他“不堪世用”，且此引发出一个问题：“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张英卒后的谥号)之所娱乐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106这一问，既表明作者辞官后娱乐于山水间优游自得的豁达心态，又使全文显得发人深思，余味包曲。
“双溪归后十日，偕一青、仲孚、应宿，观披雪之瀑。”披雪瀑，在桐城市城区西北四公里的碧峰山下, 姚鼐的《观披雪瀑记》，描写其“水源出乎西山，东流两石壁之隘，隘中陷为石潭，大腹算?口若罂，譬兰??罂中，奋而再起，飞沫散雾，蛇折雷奔，乃至平地。”107他把瀑水经狭谷冲击而成的石潭，比喻二?大擅弃口若罂”，不只文笔如绘，化陌生为眼熟能详，且为“瀑坠罂中，奋而再起，”提供了力学根据：其所造成的“飞沫散雾，蛇折雷奔”的奇妙景象，以“沫”、雾”、“蛇”、“雷”四个名词，与‘‘飞”、 "散"、“折”、“奔”四个动词，交替搭配，不只惜墨如金，简洁生动，且写得有形有态，有神有气，有声有势。可谓绚烂多姿，新奇壮观，优美动人之极，读后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不禁击节赞赏之三：它再次表明，姚鼐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摆脱官场的羁绊，使他的文学创作才能，终于得到了施展和释放的机会。
次年正月底，姚鼐游览距桐城东九十里的浮山，撰有题为《正月晦日，期应宿同游浮山，余往遍三?诸峰，而应宿不至，遂宿会胜岩，次日至华严寺，作诗归示应宿，兼寄朱竹君学士》的长诗，108惜未套?游记。
上述可见，姚鼐辞官后的一、二年，可谓游兴大发，形成了他游记创作的一个高峰期。这个事实烹分说明，他辞官后并未在家养病或养亲，而是忙于四处旅游和游记写作，可见那种说姚鼐辞官是?以疾归”，109或“以养亲去”，110‘迄养归里”，111皆纯属掩人耳目的不实之词。
姚鼐辞官后之所以游兴大发，既是由于他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心情愉悦的需要，又是他被压抑三久，热爱大自然，向往回归大自然的自身性情所致。在早年作的《左仲郛浮渡诗序》中，他就说过：?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泰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太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乎洞庭，窥乎庐、宣?，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客有讥笑他说：“君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他当面“笑而不应”，内心却想“设余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112他的游兴大支，恰恰是由于在辞官后有了实现‘：平生之志”的机会。他为什么如此热爱大自然，以游览山水之胜为“快平生之志”呢?这就启示我们，需要对姚鼐其人的性格特点作重新审视和评估，那种视之为?和统治者一鼻孑L出气”、“替腐朽的统治阶级帮忙”“的“御用文人”，或柔软得没有骨头的伪君子，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主观偏见；实际上，他是个有志“济于众”，“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的“大丈人”，”是个“义所不可，则确乎不易其所守”的正人君子，⑩是个追求个人性情自由舒畅的诗人，用他的话来说：“自我游人间，尝恐失情性。”116
更值得重视的是，姚鼐之所以热衷于游览山水，还在于他是个以“本乎天地”为“文章之原”、“文童之美”的文学家。117在他辞官后的第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撰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不但巧妙地引用他人的话第一次正式打出了桐城派的旗号，且把它归功于桐城的“天下奇山水”；其原文这样写道：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日：“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馀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c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言。其后尝为乡人道焉。@接看丈写在童幼时即“尝侍先生”，辞官归里后，“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于论文，每穷半夜。”119从这篇“寿序”的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看出，姚鼐欲借“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从大自然之中吸取文学创作的源泉和灵感，继方苞、刘大?之后，而使桐城文派得以发扬光大，享誉天下。这是姚鼐在走出仕途后，为自己的人生之旅所设计并自觉追求的宏伟目标。
但是，在那个时代，从事文学创作不可能成为谋生的手段。辞官归里后的姚鼐需要养家糊口，岂能坐吃山空?何况要使桐城派发扬光大，仅靠个人的力量也远远不够．还必须使“后进者闻而劝。”120恰巧这时??乾隆四十一年(1776)，朱子颍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他十分赞赏姚鼐的文学才能，早在姚鼐应试礼部，只不过是个落第举人时，就请姚鼐为其父撰写《副都统朱公墓志铭并序》，如今姚鼐赋闲在家，不忍见其才学无从发挥，连生活也陷入困境，便特地在扬州兴建梅花书院，请姚鼐去担任书院主讲，并嘱其携家眷一起去。于是这年的秋季，姚鼐便携其家室起程赴扬州。途中作《江行》诗道：“散人随意江南北，处处青山户牖同。”121以不为世用的“散人”自居，与其说是愤懑不满的牢骚之意，不如说是深感自由自在，对于自己即将走上书院讲学生涯而充满豪迈自信之情。途中还巧遇刘大槐弟子吴定(字殿麟)“亦有事赴扬州，附鼐舟，于是相从最久。”后来在姚鼐写的《吴殿麟传》中，曾记载此事，并称赞“其为人忠信质直，论诗文最严于法。鼐或为文辞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尽言之。鼐辄窜易或数四，犹以为不，必得当乃止。”122这也说明姚鼐的文学创作成就，绝非偶然的一挥而就，而是由于他悉心向师友请教，再三再四下功夫加工修改，坚持“必得当”才罢休的勤学苦练的精神所致。(未完待续)
①姚鼐生于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按公历推算，雍正九年为1731年，而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则应属1732年。后文岁数，则仍按国人惯用的阴历虚岁。
②王先谦：《{续古文辞类蓍)序》。光绪丁未年上海商务版，
③《惜抱轩诗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④《惜抱轩文集后集》卷6，《姚氏长岭阡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⑤《惜抱轩文集》卷8，《汇香七叔父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⑥《惜抱轩文集》卷6，《复张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⑦《惜抱轩文集》卷12，《亡弟俞君权厝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⑧《惜抱轩文集后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9页。
⑨《惜抱轩文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⑩《惜抱轩文集》卷4，《左笔泉时文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11《惜抱轩文集》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
12(惜抱轩文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13《惜抱轩文集》卷4，《恬庵遗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5页。
14《惜抱轩文集》卷12，《淮南盐运通判张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5《惜抱轩文集》卷16，《祭侍潞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16《刘大?集》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页。
17《刘大?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18《惜抱轩诗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92年版第109页。
19钱仲联、马亚中《姚鼐》，牟世金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第962页。
22.70《惜抱轩文集》卷6，《复曹云路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23《刘大?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24.117《惜抱轩文集》卷4，《海愚诗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25.35《惜抱轩文集》卷12，《BIj都统朱公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
25《惜抱轩文集后集》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页。
27《惜抱轩诗集》卷2，《万寿寺松树歌呈张祭酒裕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8页。
28《惜抱轩诗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页。
29《惜抱轩诗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页。
30.31《惜抱轩文集》卷10，《何季甄家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页。
32《惜抱轩文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33《惜抱轩文集》卷13，《建昌新城陈安杨太夫人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34《惜抱轩诗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36《售抱轩文集后集》卷4，《马母左孺人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
37《惜抱轩文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38《惜抱轩文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39.93《惜抱轩文集》卷3，《阜城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40《惜抱轩文集后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344页。
41.42《惜抱轩文集》卷1，《议兵》。上海占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43《惜抱轩文集》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页。
44《惜抱轩文集》卷12，《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
45《惜抱轩文集》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46《惜抱轩文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47《惜抱轩文集》卷13，《孔信夫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48《惜抱轩文集》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49《惜抱轩诗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页。
50《惜抱轩文集》卷16，《祭张少詹曾敞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51《惜抱轩文集》卷12，《原任少詹事张君权厝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52《惜抱轩文集》卷4，《吴苟叔杉亭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53《惜抱轩文集》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139页。
54.55《惜抱轩诗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
56.57《惜抱轩诗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2页。
58《钱南园(沣)先生年谱》。
59《惜抱轩诗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页。
60.61《惜抱轩文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第8页
62吴德旋：《初月楼文续钞》，花雨楼从钞本卷8。
63《惜抱轩文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664.111姚莹：《东溟文集》卷6，《惜抱先生行状》。
65见姚莹《东溟文集》卷6。
66王镇远：(桐城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67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72页。
68.69.72《惜抱轩文集》卷6，《再复简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71.73《惜抱轩文集》卷6，《复蒋松如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95页。
74《惜抱轩文集》卷6，《复孔妫约论碲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0页。
75《惜抱轩文集》卷7，《与陈硕士》。
76《惜抱轩文集》卷4，《述庵文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77《惜抱轩文集》卷6，《复曹云路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88页。
78《惜抱轩文集》卷5，《书考工记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79《戴车原集》卷9，《与姚孝廉姬传书》。
80《惜抱轩诗集》卷1，《漫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81《惜抱轩诗集》卷3，《杂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8页。
82《惜抱轩诗集>卷3，《于朱子颍……所作诗题赠一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83《惜抱轩诗集》卷3，《王叔明山水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
85 <惜抱轩文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86,87,88《惜抱轩诗集》卷3，《答王生》、《杂诗》、《湖上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46
8 9,90《惜抱轩诗集》卷2，《城南修禊诗》、《寄苏园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461贝：
91《惜抱轩文集》卷6，《复汪进士辉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92《惜抱轩文集》卷7，《赠程鱼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94《惜抱轩文集》卷14，《登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0页。
96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答》卷25，对《登泰山记》的评语。
97《刘大?集》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98《惜抱轩诗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页。
99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答》卷24，对《登泰山记》的评语。
100《惜抱轩诗集》卷8，《题子颖所作登日观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
101《惜抱轩文集》卷14，《游灵岩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1
02《惜抱轩文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103《惜抱轩诗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1页.
104,105,106《惜抱轩文集》卷14，<游双溪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224贝。
107《惜抱轩文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108@《惜抱轩诗集》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66页。
109《惜抱轩文集》卷14，《随园雅集图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
110翁方纲：《初复斋文集》卷12，《送姚姬传郎中归桐城序》
112《惜抱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5页。
113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72页。
114《惜抱轩文集》卷4，<礼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115《清史稿?姚鼐传》。
116《惜抱轩诗集》卷3，《田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2页。
119《惜抱轩文集》卷8，《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120《惜抱轩文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21《惜抱轩诗集》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4页。
122《惜抱轩文集后集》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
(下转第41页)①(清史稿?儒林传序》。②《乡党文择雅序》。③郭绍虞等编《中国历代文论选》④⑥《复汪进士辉祖书》。⑤见《复曹云路书》
。⑦《近思录》卷二。⑧《答沈枫墀论学》。 (作者 (作者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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