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筱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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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来自矿工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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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5月他参加了解放军。1954年，赴朝参战的姚筱舟回国后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担任宣传、秘书工作，1956年调任焦坪煤矿任技术员。然而，1957年元旦，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名矿工遇难。虽然姚筱舟当时不在现场，但作为技术员，他还是受到撤职并下矿采煤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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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P+ P& t9 i9 f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姚筱舟的心弦被拨动了，他鼓起勇气提笔写诗，并取了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为笔名。那是一个诗潮涌动的岁月。1958年的一个深夜，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姚筱舟思绪万千，一口气写出了三首矿工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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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工们都风趣幽默，编快板、顺口溜，可以“出口成章”，如“党是咱的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等。这些顺口溜对姚筱舟的创作启发很大，“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是从“党是咱的妈”借用过来的。

流传:雷锋抄录并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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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9 j% N& ]$ A/ V, Q/ ]& f　　写成后的《唱只山歌给党听》歌词刊发在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总路线诗传单》上。那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专门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1962年，歌词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署名蕉萍。雷锋曾把其中两段八行抄在日记里，并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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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L/ s7 k, @% P  `  S3 X　　1963年，上海音乐学院年轻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发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词。朱践耳怀着对雷锋的崇敬之情，为之谱曲，并交给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演唱。在上海首演获得空前的成功，才旦卓玛和朱践耳一举成名。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传遍了大江南北。

3 K8 @! N0 [6 L3 J$ L( a- U尴尬:不敢自认是“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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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作者“蕉萍”是谁呢？朱践耳一直想解开这个谜。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焦坪煤矿，于是便给该矿党委书记写信。党委书记赵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谁，就召开大会问大家：“谁叫蕉萍？”筱舟没有吭声。他那时已深受“血统论”和“唯成份论”之害，心里暗想，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矿党委派人把筱舟找去，赵炳儒问：“你是‘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写稿子。”筱舟一看瞒是瞒不住了，于是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赵炳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筱舟手中。于是，从1964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才正式注明词作者的真实姓名。

/ D' I& M2 v" g0 F3 k$ c+ g　　1965年春，这首歌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北京举行颁奖大会时，筱舟因“社会关系复杂”未能成行，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四张丝织音乐家像、一张奖状还是由矿上转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但没有给筱舟带来好运，反而成了他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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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 O* l/ K% z" o+ L　　1997年5月9日，姚筱舟、朱践耳、才旦卓玛这三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合作者在跨越34个春秋之后，终于头一次在“上海之春”第十七届音乐会开幕式上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