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梁留存在故乡的文学作品极少。近年虽在一些乡村的《宗谱》之类的书籍中，偶尔有所发现一些有他署名的文学作品。并传闻在某些古代建筑结构中，发现有据说是他创作的匾额、楹联之类。但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不大。很可能是后人的伪托。对于这些伪作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旧日悬挂在姚家村村门——“姚家门”门额上，镌刻着“世德作求”四字这块匾额了。这块匾额是在清代咸丰年间重建“姚家门”时悬挂上的。据说当时为了要悬挂适宜的匾额而求之不得，后在小林源村姚梁外祖家（大约姚梁庶母张氏是小林源人）得到这块匾遂移而用之。另有一说是这匾额是来自七都姚氏家族某庄园。但从额文本义（“代代的德行都成为臣民的法则”）来看，这额文是针对社会道德教育而言的，如果把它悬挂在公共场所，对于振兴地方道德文明建设来说，是会起着鼓动作用的。这当然是十分合适了。但如果将它悬挂在人家住宅，尤其是庄园之内自然就不是十分理想了。故料姚梁是不会把内容不相关及的文学作品投之于不相适宜的场合的。看来，说这块匾是姚梁书写的可信度也不大。此物当属后人的伪作。总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姚梁对故乡文化的影响并不大。这事对于一个地方历史名人来说，是不可能不说是遗憾的。
《括苍彙纂·姚梁传》载：“其祖迁居永嘉，籍犹隶庆元”云云。其实不然，此说有误。要说清这件事得先从他的家族史谈起方好。原来，在他们这“姚门教”的世家里，自其曾祖姚轼和曾叔祖姚辙接替了乃先祖之衣钵，共同成了“姚门教”的第三代“相公”，秉承了“姚门教”的教务之后，他俩就各自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外扩展。与姚辙“纵迹豫章金陵，往来南徐百粤”。即面向家乡西北、西南方向发展所不同的是；姚轼却是“希为展骥足地，年来横被蒙于不意，旋兴东瓯之行”。其所谓“东瓯之行”就是先偏重于向浙江东南即今温州地区一带传教，之后才向浙北发展教区一事。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祖孙相替，步其尘的后裔也每每往向东瓯。其先也，他们仅是传教，之后，偶尔有人在那里娶妻，继之是大多数人在那里娶妻并定居，最后竟是举族徙迁了。结果，姚轼的后人除了少数人因宦游散居在各地之处，其余的人确实全部都在温州地区定居而绝无一人再立足于故乡了。在他们合族徙迁之前夕，姚梁的祖、父辈自然也是参与涉足温州乃至浙北一带之人物的。这事首先可用姚梁的母亲是永嘉人来作证实，其次更可用姚梁是在何时？于何地？因何故能得到窦光鼐的知遇并为之器重的？姚梁为何乡试不在本里而能直接来到京都参加？这些谜一般的事情来作为证实。但是这些事情也只能证实姚梁的祖、父辈是早年涉足东瓯而不能用来证实他们的徙迁和定居的。今从，一：清版《庆元县志·人物志·封赠》中还分明记着姚轼，姚大霦，姚必时这祖孙三代的姚梁上辈因姚梁得贵而受封赠的记载。二：姚梁之嫂、姚宋发妻季氏仍是庆元人，乃本县黄坛村季上机之女。三、旧日姚氏家族墓地中如今犹可见到的姚梁祖辈的累累古冢⒃这三件事来看，足见他们合族徙迁的时间当是在他成年和仕宦之后。有关“姚门教”历史的资料载：清代嘉道年间“姚门教案”一度频频复发。奇怪的是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几乎全是姚梁伯父姚必观的后人，其它族人少见。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姚必时之后人竟无一参与。可见，在共同迁离故乡之后，他们所遭受的境遇各有不同。致使分道扬镳，劳燕分飞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这些人，之后就真的都不是庆元人了。
作为庆元的一个历史名人姚梁来说，由于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短促，离乡后未再回乡，加上有关生平史料的轶缺，又因一些方志误载，更使他的身世成了一个谜团。本文觅取一些清人的笔记、史料作为依据来对他的身世作一简略的叙述，旨在纠正一些讹传和误文。看来也是有着它的意义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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