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大河报《厚重河南》首席记者姚伟重头文章： - 姚氏宗亲网

http://www.dahe.cn 大河报 B25 厚重河南 2007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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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姚伟任双玲文图

　　“越了解，就越觉得姚崇伟大，他的人格、智慧和贡献都很伟大！”《姚崇传》的作者姚学谋先生如是说。

　　姚学谋是渑池县英豪镇谷水村人，村里９０％的人姓姚。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一位老人把冒险保存下来的姚氏家谱拿了出来，村里人都极其热心地去看。按照家谱记载，这个村的姚姓都是明初人姚宽的后代，姚宽原来居住在洛阳，后带着家小迁到谷水村，当时叫“宽祖陕硖”，意思是回到他的祖先姚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该村过去属陕县，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土改时划归渑池。）家谱中还记载了姚崇的简略事迹。姚学谋这才知道，自己有一位了不起的先祖，甚为自豪。

　　１９９８年，三门峡市重视史志，不断请专家来讲史志编写。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静琦应邀到渑池讲学，她从渑池姚姓谈到了姚崇，对姚崇十分景仰。讲完课，杨静琦提出要找姚崇的后人聊聊，县里就找来姚学谋，让他陪同去了谷水村。到了村里，杨静琦翻着姚氏家谱爱不释手，她还惊奇地发现，村小学的墙上，竟然镶着姚崇手书“藩篱”二字的碑，那字雄浑有力，实为珍品。姚学谋跟她讲了这块石碑的来历：开元三年，姚崇回乡为父亲造义冢时，为故乡书写了这两个字。上个世纪初，陇海铁路修筑到张茅，这块不知什么时候埋于地下的石头重见天日，被一个财主镶在自家照壁上炫耀。谷水村的人“拉脚”常从张茅过，得知此事后，觉得这是自家祖宗的东西，怎能让别人占有？就在夜间取下，连夜赶回家，将石碑保存在姚氏祠堂里。“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要砸这碑，被村小学校长、老红军姚正平拦住，封存起来。据目前所知，这是姚崇留下来的唯一手迹。

　　杨静琦边听边感慨，说姚崇可是历史上杰出的宰相，应该好好挖掘、整理史料，为他写本书。这不仅对姚崇后人有激励作用，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

　　姚学谋当时就萌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但那时他是渑池烟办主任，工作极为繁忙，只能抽出部分时间搜集当地的史料。２００２年，渑池“一刀切”式地让所有５２岁以上的科级干部“编外离岗”。姚学谋有了时间，就开始全身心地扑到这件事上。

　　他先在当地收集与姚崇有关的墓志铭、墓碑等石刻资料，然后跑遍洛阳、三门峡、郑州、西安的大小图书馆，查阅有关姚崇的文献资料，将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各种唐人笔记中关于姚崇的文字全部抄录、登记，整理了厚厚的两大笔记本。

　　那两年时间，姚学谋既忙碌又充实。收集资料是很艰难的，２００３年冬天的一天，洛阳打来电话，通知他可以查看姚崇夫人的墓志铭。为了在上午８点前赶到洛阳，他凌晨３点多起床，乘坐去关林进货的早班车往洛阳赶。因为天冷，车窗上结了厚厚一层冰霜，人冻得不能坐直。到了洛阳拿出相机拍照，却怎么也照不成，这才知道相机怕冷，电池不工作了。

　　那段时间，姚学谋去外地都是凌晨三四点出门，他有自己的道理：出门晚，只能干半天活；起早点，才能早到多办事。出去一次，他要休息两天才能缓过劲儿，也有本家热心此事，但慢慢都不愿跟他一起出去了，太累，一天到晚不停地跑。

　　子女们心疼他，劝他在家享清福。但他并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这是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作为先祖故乡的后人，能看到更多先祖存留的东西，把先祖的事迹宣扬出去，不仅对本姓，对整个民族也是有益的。

　　死姚崇犹赚活张说

　　姚崇和张说都是开元前期的名相，在唐代，一个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广泛流传，叫做“死姚崇犹赚活张说”。

　　故事说，姚崇、张说同为宰相，两人向来有矛盾，多次相互“挖坑”、“穿小鞋”，张说对姚崇的怨恨很深。玄宗打算任命姚崇为宰相时，当时的首辅宰相张说对姚崇的才干很是忌惮，先后两次派人阻挠，结果被玄宗识破，阻挠的人差点掉了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后，张说比较紧张，与玄宗的弟弟岐王密谋对策，被姚崇探知。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做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是怎么回事。姚崇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自然追问是什么意思，姚崇这才缓缓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之间来往密切，让我很担心！”这在当时可是犯了玄宗的大忌，此前唐朝的政变，多是诸王勾结大臣所为，玄宗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张说被远贬外地。据说这“砖”垫得十分够劲，张说在外地干了八九年，直到姚崇快去世时，才想法重获玄宗信任，再度出任宰相。

　　姚崇临终前，为自己的子孙安危精心谋划，他告诫儿子说：“现任宰相张说与我嫌隙很深。这个人很喜欢奢侈品，尤其喜欢古玩。我死之后，出于同僚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积攒的珍宝器皿陈列在灵帐之前，如果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早做打算，灭族之灾就将降临了；如果他看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忧虑了。你们就将他看过的东西全部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得到他所撰的碑文后，要立即誊写并呈送皇上，还要事先磨好碑石等待。待皇上审阅后要立即刊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几天后必定后悔。他若以修改文辞为由派人索取碑文，你们可领来人看刻好的碑石，并告诉他皇上已经审阅。”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往吊丧，看到陈列的古玩珍宝，简直是流连忘返。姚崇诸子按照姚崇的嘱咐办理，不数日，张说写成了碑文，叙述详细而全面，可说是当时最高的手笔，文中有“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时成岁，亭育之功存”。过了几天，张说果然派人来索碑文，说遣词造句有不周密之处，想再修改修改。姚崇的儿子就带来人去看刻好的石碑，并告知皇上已审阅。张说得到回报，后悔地捶着胸脯道：“死姚崇犹赚活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其远矣！”

　　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并不很高。姚崇在玄宗朝的宰相任期内，革除了诸多弊端，对付的功臣、诸王、皇亲国戚，全都是厉害的角色。但姚崇为人多智，办事手法变通，又十分公正，才干之出众、政绩之斐然，朝野内外，人所公认。所以他干事很多，得罪人却并不多，并没招来多少嫉恨。他死后，儿孙后来在朝为官，基本没遭到有意的报复。

　　但唐代很多关于姚崇的故事，都把他描绘得十分智慧，这倒是很真实的，姚崇的一生，把个人事、家事、天下事都安排得极为妥帖。
　　真实的情况是，姚崇临终前，确实为子孙留下十分智慧的遗言，并且洋洋洒洒一千多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遗令诫子孙文》。

　　在这个长篇遗嘱中，姚崇首先要求为其薄葬，说厚葬是非常愚蠢的：埋时死者夺活人的东西；埋葬后，死者却不得安生，被活人偷东西。从前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喜欢厚葬，你们可别干这蠢事。

　　其次告诫子孙，为他举行葬礼时，不要搞道场什么的，如果怕被人说不孝，走走过场也就算了，拿他的旧衣服做酬劳也就足够了。

　　他还讲了对佛教、道教的看法，告诫子孙不可崇信。

　　在这篇遗嘱中，他还交代子孙，田园资产，已预先分好，子侄各得一份。他说见到一些达官贵人，身亡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寒，为争财产斤斤计较。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败坏先人的名声，被人耻笑。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

　　千唐志斋保存有姚崇四世孙姚侑的墓志铭，从中可知，姚崇去世百年后，他的后世子孙还合族居住在洛阳慈惠坊，长幼有序，彬彬有礼，与姚崇活在世上时一样。“里中黄发之老”，看到姚家的情形，都十分感慨。

　　君臣相知留佳话　　

　　有一年夏天，姚崇随玄宗从长安前往洛阳，行至硖石城附近的行宫——绣岭宫时，天气酷热难当，玄宗躲在狭窄的行宫里，热得实在受不了，问左右：“附近有大寺庙没？我想找个高大的房子避暑。”左右告诉他，狭窄的崤山道上，前后满满的都是禁卫军，根本走不快。于是玄宗对高力士说：“姚崇聪明，看看他是怎么乘凉的。”高力士出去看了看，回报说，姚崇穿件葛布单衫，骑匹小马，站在大树的树阴下。

　　玄宗一听很高兴：“我知道怎么办了。”便学姚崇的样子，暑热之感顿时消去，于是感叹说，小事姚崇都能把自己安排得这么妥帖，“触类而长之，天下固受其惠矣”！

　　将天下交给姚崇管理，玄宗无疑是放心的。君臣二人的相知，实在是一段盛唐佳话。姚崇每次到便殿进见，玄宗都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敬意；姚崇离去时，玄宗也是一直送到殿堂的大门。玄宗用了那么多的宰相，也只有姚崇和宋璟有这待遇。

　　有一年七月十五，玄宗坐在偏殿，很想和姚崇谈论时政。但这天大雨不停地下，道路极其泥泞，雨水积了一尺多深。玄宗实在忍耐不住，下令他的侍卫冒雨用步辇把姚崇抬进宫内。当时朝廷内外都为姚崇感到荣耀，玄宗这样礼贤下士，是前所未闻的。

　　有次，姚崇患了疟疾，长期不能“上班”。源乾曜受命做了“代总理”，不过这时候当“代总理”注定是个倒霉的角色。每有大事，玄宗就会派他去咨询姚崇。

　　由于姚崇把家安在洛阳慈惠坊，在长安没有私宅，寄居在比较偏远的罔极寺，源乾曜常常要颠颠地跑过去，即便这样，他出力也不讨好：上奏的意见好的时候，“帝必曰：‘是必崇划之’”。如果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玄宗就会皱起眉头：“你怎么不去问问姚崇？！”

　　“倒霉蛋”源乾曜为了方便见姚崇，上奏请求让姚崇搬到离皇宫较近的四方馆居住，玄宗马上同意，并允许姚崇的家人跟着照顾他。但姚崇觉得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就推辞了。这下倒把玄宗弄急了，脱口道：“朕恨不得让你居住在宫里，住四方馆有什么？”

　　后来宋祁在《新唐书》中评价说：“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姚崇所提种种建言，玄宗总能采纳，包括抑制佛道、抑制奢靡、抑制皇亲国戚等，这样的君臣关系，实在难得。

　　但玄宗跟姚崇也有发生问题的时候。一次姚崇袒护手下，玄宗非常不高兴，姚崇敏感地意识到，皇帝对他手下的处置，已经透露出对他的不满，于是上书辞职，推荐宋　接替自己。

　　不过他辞职后，玄宗还是恢复了对他的信任，命他五日上朝一次，仍然立于大臣的首位，每有重大政事，也都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宋璟与姚崇的性格和处事方法很不相同，姚崇善于变通，宋璟　守法持正，但他们政见一致，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在他们任相期间，大唐悄然走入盛世。

　　他们所开创的政治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朝迅速走向繁荣。从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从３７１４００００增加到５２９１９３０９，增幅达４０％。人口激增，而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那时的中国，“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岁月，其中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成就显著，“如有神助”。

　　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谈及盛唐诗歌时说：“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像，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姚崇并没有设计盛唐的模样，他甚至不知道后来盛唐有多辉煌，“李杜”的光芒有多耀眼。他只是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又具有超人的行政执行能力，除去各种弊端和障碍，让大唐的面前“潮平两岸阔”，让大唐的航船“风正一帆悬”，那么，该来的自然就都来了。
　　　（全文完）

　　开元三年，姚崇回乡为父亲造义冢时，为故乡书写了“藩篱”二字。据目前所知，这是姚崇留下来的唯一手迹。该石碑现存于三门峡市博物馆内。

姚伟在采访中与《大唐贤相姚崇》作者姚学谋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