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勉侄儿-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 姚氏宗亲网

　　“诗禅三隐”是元代诗僧中响亮的名号，犹如唐之“国清三隐”、宋之“九僧”。这个名号，源于元人高士明将觉隐本诚、天隐圆至、笑隐大诉三人的诗文稿，荟萃成编，曰“三隐集”，黄溍又为之鼓吹，“三隐”之名，遂不胫而走[1]。不过，这三位诗僧，除字号中均含一“隐”外，个性、诗风并不相仿。觉隐本诚长于绘画，性诙谐，行踪莫测；笑隐大诉为显赫僧官，善交游，笃忠孝；天隐圆至则“远权要，避名誉”[2]，怡然以道味自尚，实际最当得起“隐”之名。圆至还是以遗民身份隐迹佛门的，这在宋末元初颇具有代表意义。

　　一、天隐圆至的生平事迹2 ~/ a+ Q7 a' D7 |# {( j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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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隐圆至，俗姓姚，江西高安人。著有《牧潜集》七卷存世。最早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材料，盖为大德三年(1299)前后方回、戴表元为他的诗文集所作之序。后来，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参稽其他史料，又作了一篇相对完整的传记：

　　圆至，字天隐，高安姚氏子。季父勉，父文，叔兄云，皆中显科，为宋名臣。师按窥世相，深有所感悟于中，以咸淳甲戌出家，依仰山慧朗禅师钦公脱发，时年十九。务静退，寡交识，怡然以道味自尚。喜为文章，志弘护，非炫饰知见以自售也，故其文日益进。至元元贞间。住建昌能仁寺，说法一禀于钦，不两年弃去。师行止不恒，所居斯其最久耳。大德二年戊戌，卒于庐山，年四十三，惜无修期，以究其道之所归、化之所及，为可哀耳!有文集一卷，吴门碛砂魁上人所藏，以示紫阳方虚谷，读而醉心，叙其首刻焉[3]。

　　据此，圆至的一生略可分为出家之前、仰山学道、游历吴越、庐山晚境四个阶段。

　　由卒年(大德二年，1298)可以推知，圆至生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世代业儒，季父姚勉更以词赋拔得宝祐占元年廷试第一。十九岁，至宜春仰山依临济宗雪岩祖钦出家。关于其出家的因缘，戴表元说：“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钦禅师。”[4]方回也说：“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慧朗大师钦公脱发，有所迫而堕于浮屠欤?抑有所为而隐于浮屠也?”[5]甲戌，即咸淳十年(至元十一年)，陈得芝先生说：“是年襄樊已陷落一年多，元世祖以伯颜丞相为统帅，总蒙、汉诸将及吕文焕等降将，沿汉水而下，连破诸城……宋守臣或降、或逃……一些官员见国事已不可为，或辞职而去，或径挂冠归。圆至于此时‘按窥世相’，选择了消极避祸的道路，遁入空门，盖亦情理中事。”[6]

　　圆至此种“遗民”身份，还可从他日后的交游得到确认。他虽一生“寡交识”，但所交中故宋遗民却不少。《牧潜集》卷三《建昌州福圣院方蛟峰祠堂记》提到的方逢辰：“先生姓方，讳逢辰，其文学廷策第一，所试以能称。至元中召宋遗臣，先生微服入富春山，莫知所终。”①入元后长年隐居不仕的戴表元，亦颇熟识圆至。他说：“圆至师在天童、育王时，余适授徒郡郭，屡相遇于亲友袁氏舍。”[4]这里所指“袁氏”乃四明袁洪，字济源，咸淳九年出任建康府通判。元军至建康，辞职归家。《延祐四明志》卷五载：“(至元)二十七年，侍御史程钜夫奉旨求江南贤士，征以应诏，辞不起。”[7]袁洪之子袁桷撰有《师友渊源录》，罗列了其父交游的名录，其中称：“谢翱，南剑人；僧圆志(志为至之误)，瑞州人，俱能古文，尚严简，气郁不自舒，困死。”[8]袁桷将圆至与南宋遗民谢翱并列，当别有深意；而称他们“气郁不自舒”，则更点出了二人内心隐蔽的情绪。圆至作为故宋士人，虽未必直接抗元，但托身佛门，介然独立，与故宋遗民声气相投，实际也为大宋保存着元气。

　　圆至参雪岩祖钦的具体情形，因史料缺失，很难考实。雪岩祖钦提倡看话禅，常让门人参赵州“狗子无佛性”的“无字”，并努力融合儒释而教，说“儒之与释，虽门户不同，道之所在，只一也”[9]。释明河说，圆至“住建昌能仁寺，说法一禀于钦”。可惜圆至的说法语录未见传世，无从窥见他是否接续了雪岩祖钦的门风；倒是祖钦不摒弃外学、融合儒释的主张，对他影响颇深。圆至尝说：“佛、儒、老氏均以性为学、为教于天下，其导物之方、权巧之径不同，至于成性以通乎至神，则说之宗、学之序一也。”(《牧潜集》卷三《饶州梁山资福禅寺记》)这与祖钦的持论显然是一致的。

　　根据一些史料，可推断圆至入浙约在至元十七年(1280)前后。圆至《书定慧院海书记壁》(《牧潜集》卷六)称：“东云与余偕去乡，并途而游，迹半天下。余留鄮山，东云自太白先余归，后三年，乃相见受业定慧院。”据《延祐四明志》卷七《鄞县志》，鄮山在“县东三十里”。东云，生平不详，殆为圆至同乡。圆至与他出游，当是指“自淮入浙”之事。又《书定慧院海书记壁》有“余一去一来，十年之间”云云，可见圆至在行游江浙的时间长达十年左右，而他“至元二十七年，复归庐山”，则圆至出游江浙必在至元十七年前后。

　　圆至的吴越之游，对其禅学修养以及人格的完善极有帮助，其中以横川如珙对他的影响最为重要。如珙(1222—1289)，号横川，俗姓林，浙江永嘉人。《续灯存稿》称：“其住育王、能仁皆自公选，不依阿苟荣。”[10]后来，圆至为他所撰《塔记》还特地提及此事：“盖有奏于上者而不以告。其迁能仁亦然。自公选道废，位以求得，惟师皆自至，时论荣之。师既引宗据祖，屏遏今学，年渐岁灸，以取慕信，当教法衰残，诸老师物故，学者无所往，皆聚于师。”(《牧潜集》卷三《横川和尚塔记》)所谓“公选”，是元代一种特殊的选举寺院主持的方式，一般先由诸山保举三名候选者，然后上呈行宣政院，由主管官员拈阄选出，故又名“公会拈选”，是一个相对公平的选举僧官的制度[11]。但后来此制渐废，很多僧人为谋私权，竟阿附权贵，奴颜婢膝。横川如珙能通过“公选”而成为浙东名刹育王、能仁寺的主持，可见其道法孚众，品格独立，故圆至对此深表赞赏。

　　在承天(即平江，今苏州)的碛砂禅院，圆至结识了挚友天纪行魁。据方回《次韵吴僧魁一山十绝》自注云：“僧行魁一山上人，朱姓，咸淳戊辰生，年三十二，求予序其(圆至)文，且赋十绝。”[12]戴表元《魁师诗序》云：“师所居吴中，有良父兄别业，藏书致客，规模风指，凡皆出人意表。师所以能纵游博交，耳目肺腑，豁无鄙滞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4]行魁是一位富家弟子，交游甚广，藏书颇富，诗才卓越。后来圆至返归庐山，行魁经常寄书问候，甚至还“尝南泛长江，问其安否”。

　　在碛砂禅院，圆至还注解了南宋周弼所编的《三体唐诗》。都穆《南濠诗话》曰：“长洲陈湖碛砂寺，元初有僧魁天纪者居之。魁与高安僧圆至友善，至尝注周伯弼所选《唐三体诗》，魁割其资，刻置寺中，方万里特为作序。由是《三体诗》盛传人间，今吴人称《碛砂唐诗》是也。”[13]圆至此本唐诗选注，又名《唐诗说》、《碛沙唐诗考》，后来颇为世人诟责。清人高士奇认为它“笺注语多纰缪”[14]；四库馆臣称“其书诠解文句，颇为弇陋”[15](卷一九一“唐诗说”提要)。

　　圆至回到庐山所住寺院，均已失考。据戴序称：“既不得已，居庐山，愈多病。”圆至一直体弱多病，在嘉兴时就称“余病眩弛，思虑务瘖”(《牧潜集》卷四《淦明甫诗集序》)，在给袁桷的信中又称“比年衰势益迫，去夏大疫不食半月”(《牧潜集》卷五《与袁伯长》)。至元三十一年(1294)，他应建昌路(今属江西南城)总管赵巩之请，住持能仁寺，但两年后遂辞去，重归庐山，大德二年去世，享年四十三岁。

　　圆至人生的重要阶段，基本是以“游方僧”的身份行游于吴越禅林，这一定程度影响到在丛林中的地位。元代僧人地位的升降，往往不仅需要丛林印可，还要得到官方认可。因此，尽管戴表元称“今世言禅者亦多推天隐”[4]，但他法嗣不显，与同门高峰原妙、及庵信等相比，声名暗淡不少。不过，圆至似乎亦并不措意于此，他很少藉师门以抬高自己的声誉②。因此与笑隐大诉等声名显赫的僧徒相比，圆至之“隐”显得更为纯粹。

　　二、《牧潜集》的刊刻及流传6 I: f% D1 [( k* m5 C" D: S

　　圆至的诗，在生前即已结集。《牧潜集》卷一《寄海书记》：“著纸过寒如著锦，近诗成集有人偷。兴来吃尽百杯酒，直上大蒙山顶头。”此处谓“成集”，未必刊刻付梓，或仅为稿本。

　　戴表元称：“魁师尝南泛长江，问其安否。今死，又惧遗稿散坠，为掇拾刊木碛砂，以传其气义，可谓能始终。而天隐为少慰矣。”[4]天纪行魁是圆至诗文集最早整理刊刻者。现存最早的《牧潜集》版本为元大德年间的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此本卷首有《天隐禅师文集序》，署“(大德)三年己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阳方回万里序”。卷末有跋，署“大德三年天目云松子洪乔祖拜手敬跋”。此本分七部分，依次为“诗”、“铭”、“碑记”、“序”、“书”、“杂著”、“榜梳”，各部分题“筠溪牧潜集”，署“高安释圆至”。七部分又分别次以“甲”、“乙”、“丙”、“丁”、“戊”、“己”、“庚”，版心则间次“天集”、“牧集”等字样，双鱼尾，四周双边。

　　黄仁生《日本现存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中亦著录了“牧潜集”，从他的描述看，日本藏本与国图藏本当为同一版。方回序不见载于四库本《牧潜集》和方回的《桐江集》，陈得芝先生亦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材料，因而显得比较重要。

　　《牧潜集》在至正年间，或重刻过。杨维桢作《雪庐集序》中云：

　　宋南渡后，大夫无文章，乃得于高安上人圆至者，方严陵有是言也。始予怪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览之，则于江子、参寥辈诚有过之者，其修辞有古作者法。至后未有接之踵者，阅七八十年，而得江左外史新上人，余老友刘海持《雪庐》一编过我，征序言，观其修辞几近至，而论道亦似之。于是命笔胥录其编，凡若干首，使与至文同梓于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遗道人书于云铁史藏室[16]。

　　杨维桢的愿望是否得以实现，尚不能遽然断定，因为包括克新《雪庐集》在内，目前还未见到有至正年间刊本。据杨铸先生披露，现存《雪庐集》目前仅日本有两种刊本，即南北朝刊本和江户前期刊本，南北朝刊本前有周伯琦序，当中未提及《牧潜集》[17]。

　　《牧潜集》在明初曾重刻过。释明河《书姚序后》：“前有方虚谷序，后有洪居士跋，二老皆极口称许，而少师此序，集无有也。予得之会稽祁侍御家，仍知此集国初已经翻刻。道开法友近又得残破刻本，亦无少师此文，知是元板，校对无不同者，但多诗数首耳。恨空囊萧瑟，不能梓公同好。适海虞毛子晋社兄，入山见访，合前所得，举畀之。”[18]毛晋刻本后来为《四库全书》所取，《四库提要》称：“前有崇祯己卯僧明河书姚广孝序后一篇，称初得抄本于武林，前有方回序，后有洪乔祖跋，又有姚广孝序，序为《逃虚子集》所不载。后又得见刻本，多诗数首，因校付毛晋刻之。此本即毛晋所刻。仅有乔祖跋，及明河此文，无方、姚二序，殆偶失之。”今与大德刻本互校，二者篇目、卷数乃至编排均无大异，惟无方回序，而增加了明河的《书姚广孝序后》。

　　四库本《牧潜集》共七卷，卷一为“诗”，收各体诗50首。卷二为“铭”，共7篇；卷三“碑记”，共16篇；卷四为“序”，共20篇；卷五为“书”，共6篇，卷六为“杂著”，共25篇，卷七“榜梳”，15篇。

　　目前，我们尚未发现《牧潜集》未收的佚诗，但此集非为全帙。四库馆臣曾指出：“明河又称，尝读《虎丘旧志》，见圆至《修隆禅师塔记》，叹其文字之妙，今此记不见集中，则不知何以不补入也。”圆至虽是方外禅者，创作诗文却极为勤勉，甚至有“诗癖”(《牧潜集》卷一《次韵答许府判见嘲诗癖之什》)，而且这种“诗癖”还不轻，“难医最是狂吟病，我恰才痊又到君”(《牧潜集》卷一《赠魁天纪》)。对于这种有“诗癖”的诗僧来说，仅存50余首诗显然不符合实际的。

　　三、圆至的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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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牧潜集》所存的50余首诗作看，圆至似乎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诗僧”。因为他的诗很少刻意摭拾禅语话头来表达抽象的佛理，也较少用佛教常见的意象以营构澄澈的禅境。但圆至的诗又绝不能与文人诗等而观之，因为像圆至这样既洞悉世相，复能以出世间法磨砺自我心性的诗僧，是需要认真地挖掘其诗歌背后的意义的。

　　圆至论诗，主张性情的雅正、平和，反对像贾岛那样的“苦吟”诗风。他说：“盖诗之用与乐合，皆所以宣民风而畅其壅，故必有和平之音，然后能养其和平之性。而孟郊、贾岛之徒，抉肝厮肺，务为险艰奇苦，以角其能，既以穷其身，又以愁于人，使读者忾然不愉，如处呻冤号痛者之侧，则亦何乐于诗而为之而读之耶?”(《牧潜集》卷四《淦明甫诗集序》)孟郊、贾岛等人的诗风，本与衲子崇尚苦行、蹇涩、贫寒的生活形态极为相类，历来为诗僧们所追摹。然而，圆至特别反感这种创作态度，以为诗歌当与音乐一样，都是“宣民风而畅其壅”，故必和平雅正，而非苦吟诗人那样呻冤号痛，呕心沥肝。他所赞赏的诗人也大多是这种“和平雅正”者，如称淦明甫诗“丰融畅茂，虽备其刻绘之巧，然终无艰难困窘之态”，称赏友人行魁的诗文“皆清丽雅正”(《牧潜集》卷五《答魁首座》)。

　　然而，圆至本人却非平和之人。戴表元说他：“每见但好弈棋，劳形苦心，拈子移时，嗫嚅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饮啖。”[4]从这一描述看，圆至的形象与苦吟诗人，倒有几分相似。圆至亲历宋季陵谷变迁，目睹了战火硝烟，他自己亦承认：“余奔走天下，遇厄穷困苦，虽激于中苦若羹火之沸、征鼓之考，终不能以哀思怨愤噍杀之言。”(《牧潜集》卷四《淦明甫诗集序》)他何以不将自己的哀思、怨愤一吐于诗?这可能与他长年作为僧人的身份相关。他说：“穷于物者剥其庐，息于外者安其居。物之接于人也，枞然擉然，峥嵘胶葛于目视耳听之间，若风之激、火之灸，所以感心动性者，日新而无穷。然君子居之，泊然无起于中，犹槁橛朽株，沃之雨露而不蘖，灭之至也。”所以，他批评“柳宗元、韩愈之徒，噭讙朝野之间，狂奔怪号，至为危言”(《牧潜集》卷六《灭堂字说》)。

　　不过，圆至内心的矛盾亦隐然透露在他的诗作中。譬如，这首最能反映他遗民色彩的《逢故人》(《牧潜集》卷一)：

　　共看成淳上苑花，锦笺彩句敌春华。白头相见钟陵寺，我亦如君未有家。

　　正如陈得芝先生说，这种稍露愤懑之声音者，在圆至诗文中极少出现。但即便这样，圆至的故国之思、陵谷沧桑之感，也冲淡于上苑春花、锦笺彩句之中，而不是像通常士人那样，多以山河凋零、杜鹃啼血的萧瑟景色烘托出来。所以，读来也非类于“哀思怨愤噍杀之言”。

　　圆至的诗，更多的是与他长年的游历有关。他一生游历甚广，“遍历荆、襄、吴、越”。作为一位游方僧，他与同道一起问学参禅，畅游山水，故于所见之人、所到之处，皆寓之于诗。因之，集中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无虑大半。例如写山川胜迹者，就有《重登牛头峰》、《雪后荆林道中》、《吴王庙》、《暑途树下偶成》、《福圣院宽阴阁》、《晓过西湖》、《憩青莲寺》。长年奔走在外，免不了羁旅行役之苦，但圆至并未像江湖诗人那样表现出寒艰、苦涩的况味，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待之。例如《暑途树下偶成》(《牧潜集》卷一)云：

　　火云腾焰土生烟，谁种清阴满水边。借与闲僧眠半日，免教劫烧坏禅天。

　　酷暑墺热，旅途漫漫，但诗人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借水边的树荫休憩，表达了禅宗随缘任运、“平常心是道”的修行态度。

　　圆至在行旅途中所记录下的山川风物，虽然很少用佛家常见的意象，以刻意表达自己作为一位禅者的心境，但细读之，却颇具禅味。如《退药山能仁憩荐福观化亭》(《牧潜集》卷一)云：“解衣樟木影中坐，露榻藕花风上眠。绝喜此身今属我，兴来随处得萧然。”写夏日樟荫婆娑，藕花散香，诗人解衣坐禅，独自眠去。“此身”者，《金刚经》云：“佛言此身相者，不因圣凡而有异同，一切幻化非实，如来者，法身也，但一切众生同具法身，何以不成如来耶?”诗人于坐禅后，忽悟“此身今属我”，实意味着他悟到佛性即自性，故称“绝喜”，末句“兴来随处”云云，则是触目菩提，满目心光，心境圆融。

　　长年的行脚参方，也使圆至与很多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集中写寄赠、离别的诗作占有很大分量，而所赠对象多为珣上人、勤灭宗、建昌黄绮秀才、冯君玉、魁天纪、宗岳、宗杰等中下层文士和禅林僧人。圆至尝说：“惟岩穴之士，无慕求于世者，止则与俱，游则与适，取诸左右而逢焉，岂友之道必其同乃合，不可以贵富强取欤?”(《牧潜集》卷三《友石轩记》)可见，他慎于交友，绝少攀权附贵，所交多为志同道合者。在诗中，圆至常表达与朋友的相交之情，例如《送勤灭宗》(《牧潜集》卷一)：“出家旅殊乡，同里为骨肉。况乃情所厚，而兹忽分躅。”《送建昌黄绮秀才逾淮教授》(《牧潜集》卷一)：“秋风白下沾巾别，落日青淮照影过。莫对饭盘嗔苜蓿，桑榆虽缓易蹉跎。”再如这首《送才上人再往湖南》(《牧潜集》卷一)：

　　近闻归又出，何事迫身忙。春路晴犹滑，山亭晚更长。竹枯湘泪尽，花发楚魂香。旧日曾行处，因君思不忘。

　　《四库提要》称此诗“尚不免凡语”，含不屑之意。其实，禅林中人不必非得终日傍守古殿青灯、耽于寂灭空化之想，他们同样也生活于世间，内心存有忠孝节义，只要非出于攀权附贵、阿谀奉承之态，与世俗之人的交结当然亦值得珍重。圆至此诗所赠才上人，我们无法考知他的生平、品格，但内中所表达的情感却十分真挚，尤其颈联“竹枯湘泪尽，花发楚魂香”，构思巧妙，既关合了才上人此去之地，又表达离别时的惆怅之情。

　　大体而言，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甚至没有写出一首具有强烈现实感的诗作。从这一层面上看，圆至的诗时代感并不鲜明。当然，这样的评价，对一个方外僧人来说，是略显苛刻的。不过，相比于大诉等诗僧多将自己的诗才消耗在与文士的酬答上，圆至的诗仍很真实地描写出一个普通行脚僧的生活境遇，表达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体悟。

　　圆至亦工文，所获之赞誉甚至高于他的诗。释明河称：“读之青球古瑝，层出叠见，光怪陆离，直令人应接不暇，千古绝唱，自有鬼神呵护，终不可磨灭也。”[17]从圆至的诗文创作和这些评价看，我们很疑心他在元代更可能是以文而显的。四库馆臣就说：“自六代以来，僧能诗者多，而能古文者少，圆至独以文见，亦缁流中之元臣卓然者。其诗亦有可观。”即突出了圆至散文创作的成就及在僧史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