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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维钧:《延安归来》执笔人 2005-01-21 作者:黄方毅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 《西行漫记》和《延安归来》是当年引起很大关注的两本书,前者为斯诺夫妇合著,后者则是黄炎培与其夫人姚维钧联手写成的。
今年十月是我的父亲黄炎培诞辰125周年。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部脍炙人口以至轰动一时的访记题材的书籍,一部是《西行漫记》,一部是《延安归来》。前者写于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5月),后者发表在抗战胜利前夜(1945年7月)。两部书都是对中共领袖的采访,而前者写的是长征之后初到陕北的共产党,后者写的是经八年抗战和刚开完“七大”的共产党。前者面向海外公众,后者面向中国百姓。而最相仿的是,《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妻海伦的合著,《延安归来》则是黄炎培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黄炎培大名鼎鼎,姚维钧则鲜为人知。 姚维钧,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镇。祖籍是安徽黄山下的黟县姚村。父姚旭明十六岁从安徽老家米浦东接办纸烟店。姚出世不久,家道中落,十三岁时父亲便死了。她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做饭还是看护妹妹,手中老是捧着书。她原名薇娟,后来入了学校自取《诗经・小雅》中的两句:“秉国之钧,四方是维。”(意思掌持国政,要维系四方),改名“维钧”。她在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本地从教。1931年淞沪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姚泪别母亲,二十余岁年纪只身跋涉,辗转香港、广州,到达贵阳,先求学在贵阳女师,后考入上海迁来的大夏大学。 1940年黄炎培原配夫人王纠思去世,登门说媒者众,但均被婉拒。1942年4月黄来贵阳大夏大学讲演,与姚邂逅,遂开始通信,以诗唱和。“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姚以《沁园春》表达自己的心境。黄也是认真的,洋洋洒洒写了“论家庭再造”。百日过后,两人书信几十封。7月姚大学毕业来重庆,8月16日二人婚礼,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等参加。黄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文,文中有赫赫八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黄炎培在重庆,又是国民参政会,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是民盟等,每每晚归,姚都在他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目等候。她做诗道:“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黄读后感动,应答:“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后来黄姚把往来的100多封书信收集在册,取名《灵?百扎》。 1945年7月,黄与其他几位参政员访延安,姚携两幼女去机场送行。黄从延安归来后,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问,黄应答不暇,故闭门谢客,自己口述,姚执笔,一连数日,完成《延安归来》。“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人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这精彩的语言,出自黄炎培的口,出于姚维钧的笔。 解放后,黄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遂放弃教师工作,领衔政务院行政十三级秘书协助黄工作。一次黄携姚去见毛泽东,毛伸过手来称:“姚维钧女士!”黄姚惊讶毛的好记性,毛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在黄的办公桌旁,摆着姚的办公桌,每天姚在这里处理来往信件公函。姚是个认真心细的人,1949年开始黄仅给毛一人的信件就达一百多封,而每封信姚都一一抄录。每天的人民来信黄都口述大意,由姚起草答复。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黄、姚都尽力协助,以至黄姚死后多年,仍有当初的写信者寄信到我家,继续求助,后来姚维钧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黄炎培一生出了三部诗集,他与姚婚后出版的《天长集》、《红桑》都是请姚作序,里边收入了黄、姚唱和诗。姚不仅擅诗文,且写得一手好字。工余,黄、姚在院子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视为乐趣。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不时传出二人的说笑。姚待人宽厚,善解人意,书房里挂着黄前妻的大照片,还叫我们去行礼,黄脾气急,对友人部下有时过于严厉,逢此,姚总是出来宽慰一番。然而在黄严格管教我们时,母亲却从不来“护犊”了。黄、姚生有我们四人,我、两个姐姐(当时,丁年)、弟弟(钢)。 1965年底黄去世。姚陪伴黄共同度过了24个春秋,这是黄一生事业的顶峰,是最辉煌又最艰辛的岁月。其间,姚经历了延安归来后,正身怀笔者时特务的抄家,从黄拒参伪国大后的卖字生涯,脱身杀人虎穴北上到参政从政。解放后,姚一方面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对党对事业满腔热忱;另一方面经受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愈来愈‘左’的政治压力。她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心力交瘁,头发几乎全白了。或许是知道老友的心境,六十年代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来了,周与黄在客厅里长谈,邓与姚则手拉手在里屋比肩而坐,低声谈着,这是我记忆中他们最后一次来我家。凭着良知与执着,凭着党与友人的关怀,凭着对丈夫的理解、认同与钦佩,姚维钧一直支撑,追随黄,陪伴着黄,虽然为此有荣亦有辱,有得亦有损,但她从来无怨亦无悔,直至文革她成了黄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以一死来做最后抗争之时,都是如此。1968年1月20日,姚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二十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黄去了。 八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我怀念早已亡故多年的父母,写有二诗。《海外念父》:“孩儿西辞故人国,父迹依稀七十年(父1915年曾赴美考察职教)。忠魂傲骨代有续,炎黄子孙今又来。”《海外念母》:“万里行路不胜寒,千卷寻书也堪难。举头月下落凌处,母仍依稀待儿还。”
(3-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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