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旧贯·卒地·葬地·新贯 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旧贯·卒地·葬地·新贯情况一览表 姓名 旧贯(或为郡望) 卒地 葬地 新贯 所据史料 姚孝宽 南安 洛阳敦厚之里第 邙山之阜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91《姚孝宽墓志》 姚畅 陇西南安 不详 邙山之阳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贞观101《姚畅墓志》 姚思忠 南安 立行坊私第 邙山之阳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永徽079《姚思忠墓志》 姚处贤 河东 道化里 洛阳之北原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71《姚处贤墓志》 姚如衡 陇西 宝苻里(应在恒州真定县) 邙山北岗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87《姚如衡墓志》 姚希直 陇西 酸枣县之旅舍 河南县北原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30《姚希直墓志》 姚贞谅 西周天兴县(凤翔) 敷化里之私第(凤翔) 五陵乡原旧茔 长安 《唐代墓志汇编》永泰005《姚贞谅墓志》 姚子昂 陈留郡 棣州司马官舍 幽州城东南一里燕台乡之原 幽州 《唐代墓志汇编》建中005《姚子昂墓志》 姚中璠 京兆 洛牧公田之私第 邙山之阳先茔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47《姚中璠墓志》 姚元庆 未知 履顺私第 芮城县方山乡之茔 河东芮城 《姚元庆墓志》 姚思玄 河东蒲阪 洛城思顺里之私第 某原(应为洛阳) 不详(应为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万岁通天21《姚思玄墓志》 姚辩 武威 京兆郡 不详(应为长安) 不详(应为长安) 《姚辩墓志》 姚弟 安定 私第 平乐乡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显庆157《姚弟墓志》 姚子 南安 私第 平乐乡之原 洛阳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麟德007《姚子墓志》 姚嗣骈 晋陵 东都(扬州) 怀德坊之私第 江都府江都县兴宁乡赞□坊先茔 江都 《姚嗣骈墓志》 姚静通 陇西 《姚静通墓志》 上表所列出的16方墓志为目前已知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全部墓志,笔者之所以会认为这16方墓志与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相关,原因如下: (1)墓主旧贯所在如南安(姚孝宽、姚思忠、姚子)、陇西南安(姚畅),《姚嗣骈墓志》中有“其先南安人”,皆直接出现南安地名,故笔者认为墓主所属的家族出自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但墓志旧贯所在或为郡望,而非实际籍贯,此为唐人墓志书写习惯,与当时门第观念依然盛行、好标榜郡望出身甚至不惜冒姓和冒充郡望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 (2)墓主旧贯所在如陇西(姚如衡、姚希直、姚静通),虽未直接出现南安地名,但由上一分类可知陇西与南安相距不远,故笔者认为墓主所属的家族应亦是出自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而其之所以会以陇西为郡望或舊贯,应与陇西为李唐皇室郡望因而在唐代政治地位较高有关。 (3)墓志中关于墓主先祖的叙述中出现与后秦史实相关的记载,即墓主所属家族是后秦姚氏之后,此类情况可信度最高。如《姚处贤墓志》中有“□□西临,建诸侯之甸□”句,与后秦姚氏为取得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便攀附圣贤,冒认祖先,自称虞舜后裔的史实相合,故姚处贤出自后秦姚氏。《姚子昂墓志》中有“汉魏时有姚苌焉”句,可知姚子昂为姚苌之后,但其称姚苌是汉魏时人,明显与史实不符,故应是记载出错。《姚弟墓志》中有“着乎三主之隆”句,与后秦王朝历三主而终的史实吻合,故该支应系后秦王室后裔。《姚元庆墓志》中有“西晋版荡,中州丧乱,景元以英豪龙跃,气冠三军;武昭以智略鹏飞,声雄四海”句,景元、武昭分别是姚弋仲、姚苌的谥号,故姚元庆是后秦王室之后。《姚辩墓志》中更是直接记述先祖为“五世祖泓,为晋所灭”,可见姚辩亦为后秦王室后裔。《姚思玄墓志》中有“其后冠冕相烛,簪裙交映,列据晋庭,则与三秦比杰”与后秦相关的记载,《姚贞谅墓志》中有“后秦王胄之裔”,《姚中璠墓志》中亦是记述有“季晋宋武之际,秦王讳苌,即公之近祖也”,故姚思玄、姚贞谅、姚中璠皆为后秦王室后裔。姚弟应是后秦王室后裔,其为“安定人”;姚辩亦为后秦王室后裔,其墓志中有“五世祖泓,为晋所灭。子孙播越,居于武威”句,这些信息与后秦灭亡后,南安赤亭羌族为了避祸逃往今青海、川西北等地的史实相符。[10]24但其他后秦王室后裔——姚处贤、姚子昂、姚元庆、姚思玄、姚贞谅、姚中璠的籍贯已不为南安附近地区或南安西部地区,而皆即在长安及附近或以东地区。或为后秦灭亡后仍以长安及附近为旧贯,或亦是为避祸而先逃往今青海、川西北等地后又迁徙到旧贯,但可确定为后秦王室后裔者皆不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而上述分类中一二类的墓主虽应是出自南安姚氏,但其墓志中并无其先祖与后秦王室相关的叙述,故其应非后秦王室之后。其旧贯或为南安或为陇西南安或为陇西,或是门阀背景下的沿袭旧望,或与后秦灭亡后,南安赤亭羌族为了避祸逃往今青海、川西北等地的史实相关。 相对于南安姚氏的传统郡望南安而言,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籍贯如河东、西周天兴县(凤翔)、陈留、京兆、武威、安定、晋陵皆为新贯。本文涉及到的隋唐五代时期南安姚氏的16方墓志中,直言墓主郡望或旧贯为南安的只有4方墓志,就算算上与南安相近的陇西也不过才7方墓志,而不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的墓志有9方,多于前者,且以南安为郡望或旧贯的墓志皆在初唐时期,不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的墓志最早见于隋代,可见从隋代开始南安姚氏的门阀意识便逐渐淡化,不皆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亦可理解这是其汉化文明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而其始以南安为郡望本身即是汉化之体现。除去籍贯西周天兴县(凤翔)、武威的迁徙时间不在隋唐时期,安定的迁徙时间不明外,其他新贯的迁徙时间均在隋唐时期,且新贯中除晋陵外均在隋唐两京地区,故南安姚氏隋唐时期的迁徙规律基本符合隋唐士族之中央化进程。而相对于这些籍贯而言,洛阳、长安、幽州、河东芮城、江都为新贯,且迁徙时间皆在隋唐时期。籍贯江都的迁徙时间应距唐朝灭亡较近,参考意义不大。姚子昂旧贯为陈留,卒地为棣州司马官舍,却葬于距离棣州并不近的幽州,颇为费解,除去此二新贯外,其他三新贯均在隋唐两京地区,又可反映南安姚氏隋唐时期的迁徙规律基本符合隋唐士族之中央化进程。[11]12216方墓志中,墓主家族以洛阳为新贯者有10例,占62.5%,以长安为新贯者应有2例,河东1例,幽州1例,江都1例,可见隋唐时期南安姚氏的中央化进程是以东都洛阳为主要目的地,与大士族著支之中央化是以迁居河南府为主情况一致。若从南安姚氏的传统郡望及以洛阳为新贯的南安姚氏支系家族的旧贯所在区位考虑,无疑是该以长安作为其中央化的主要目的地。但甚至姚中璠的旧贯本为京兆,却也以洛阳为新贯,足以说明东都洛阳亦为人文荟萃之所,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中心。[12]333另有,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且可确定新贯者,其新贯皆为洛阳。另外姚贞谅的旧贯和卒地均为凤翔,但葬地即新贯是在长安,难以理解。 姚贞谅是后秦王室后裔,但在墓志中又称“其先吴兴郡人也”。后秦王室是出自羌族的南安姚氏,而非汉族的吴兴姚氏,这是确切无疑的史实,时人不可能不知。然而其墓志中依然存在如此明显错误,体现的正是唐代门第观念依然盛行、好标榜郡望出身甚至不惜冒姓和冒充郡望的社会风气。《姚贞谅墓志》中将明明是南安姚氏后裔的姚贞谅记为“其先吴兴郡人”正是冒充郡望的作法。由此可看出唐代吴兴姚氏的社会影响力之大,与唐代吴兴姚氏的显赫度以及是唐代姚姓重心所在的地位相符,以及唐代南安姚氏影响力、显赫度及门第与吴兴姚氏相比的巨大差距。也可体现出南安姚氏虽自两晋开始便与汉族民族融合,至唐代已历二百多年,就是距后秦灭亡,也已长达200年之久。姚贞谅家族在后秦灭亡后久居长安及附近,至少可从其高祖算起,至姚贞谅已是第五代,可以说其家族已基本融入当地汉族族群,但无法改变的是其为羌族之后的历史事实。姚贞谅卒年已是中唐时期的宝应元年(762),但从其墓志中冒充郡望的叙述依然可看出其对于自身先祖族群身份的自卑心理,以及唐代吴兴姚氏所代表的汉族先进文化对其吸附力之巨大。姚贞谅墓志中冒充郡望的叙述之举与其先祖姚弋仲为取得建立政权的合法性,便攀附圣贤,冒认祖先,自称虞舜后裔的汉化做法(与隋唐五代时期的南安姚氏相关的这16方墓志中绝大多数都存在墓主乃舜帝之后的记载)所包含的心理如出一辙。无论姚弋仲以姚为姓与姚贞谅墓志中冒充郡望的做法的主观动机中是否包含,但客观上都可认为是起到了促进南安姚氏乃至羌族的汉化以及与汉族民族融合的积极作用。冒充郡望的叙述不仅出现在《姚贞谅墓志》中,《姚中璠墓志》 亦存在。其墓志首题为《大唐故飞龙洛苑判官登侍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上柱国吴兴姚府君墓志铭并序》,及其首句为“吴兴姚公讳中璠”,比《姚贞谅墓志》更为明显直接。 《姚贞谅墓志》、《姚中璠墓志》中关于墓主郡望皆记为吴兴,而在叙述其先祖世系时却又要点明其为后秦王室后裔,这一明显矛盾的记述背后体现的是其进退两难的种族、文化身份认同。南安姚氏虽自两晋开始便与汉族民族融合,至唐代已历二百多年,至姚贞谅、姚中璠之时更久,可以说他们已经融入了汉族族群之中,与汉人别无二致,但无法改变的是其为羌族之后的历史事实。在唐代门阀、华夷观念依然极度盛行的历史现实的深刻影响下,出于对自身先祖族群身份的自卑心理,因而选择与之相比在唐代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汉族士族——吴兴姚氏之郡望作为本族之郡望,以抬高身价,提升本族的文化、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实现其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客观上为促进南安姚氏乃至羌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南安姚氏模仿汉族士族以南安为郡望或旧贯,继而逐渐淡化,不皆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再到以汉族姚姓士族高门——吴兴姚氏之郡望为郡望,可清晰地看出其汉化文明程度不断加深的历史演变进程。也正是由于唐代华夷观念依然极度盛行的历史现实的深刻影响,后秦王室后裔是昔日后秦王朝的代言人和象征,且其汉化文明程度在羌族族群中最高,故其才會皆不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甚至是以吴兴作为郡望,即是其汉化文明程度较高的体现,是其汉化文明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而非后秦王室之后的南安姚氏却仍以南安或陇西为郡望或旧贯则是汉化文明程度较低的表现。但后秦王室后裔如姚贞谅、姚中璠毕竟是有着王族的高贵血统,此点又决定了他们会有意识地捍卫其种族身份,故而在关于先祖世系的叙述时要点明其为后秦王室后裔。于是才会在其墓志中出现明显矛盾的记述,该情况与入唐高句丽王族后裔移民的墓志记载惊人地相似,但其亡国的历史记忆要久远得多,且与唐朝无关。后秦亡国后的南安姚氏仍以南安为郡望或旧贯的时间要比后者直接以辽东及朝鲜半岛为籍贯的时间长久许多,这当然是与其和入唐高句丽王族后裔移民的现实处境截然不同密切相关。[13]由《姚贞谅墓志》、《姚中璠墓志》冒充郡望的记载,亦可看出姚姓在唐代中后期也存在由郡望向姓望转化之趋向。[14] & d; u/ ]3 e U8 u2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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