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阵>唐朝宰相姚崇用计全子孙 - 姚氏宗亲网

唐朝玄宗时宰相姚崇生平不敬佛老，但临终之时很担心一件事情。他生前曾与张悦同朝为相，但两人素来不睦。当时张悦被调离京城长安，还差点被玄宗处死，便是姚崇一纸奏章造成的。怕自己死后，张悦一旦复出当朝，气量狭小的张悦必定会把对自己的怨恨发泄到子孙身上。于是姚崇把诸子叫到病床前，密授机宜：“我当宰相多年，所言所行可以记述后传的不少，死后的墓碑应有文章名家写就。当今文坛领袖，首推张悦。但如果直接登门求他来写，他必然推辞拒绝。你们可以在我的灵座前陈设一些珍玩宝器，张悦在吊奠时如果视而不见，则足见张悦对我怀恨在心，祸乱马上就要降临，你们必须速速逃到乡下去。如果张悦逐一把玩，有爱慕之意，则可知张悦见利忘恨，有机可乘。你等即可传我遗命，把这些珍玩悉数奉赠。同时求他写一篇碑铭，并请他尽快写就，越快越好。还要注意碑文一旦写成拿到手，要马上刻到石上，马上呈献给皇帝亲自过目。千万记住一定要尽速，否则张悦一旦追悔，必然前功尽弃，你等死无葬身之地。”

姚崇说毕，便瞑目而死。儿子们遍发讣告，并按遗言设宴吊唁。

张悦因有事入朝奏告皇上，听到姚崇的死讯，乘便来到姚崇家里祭奠，看到桌上珍奇宝物，顿时眼睛发亮，上前抚摸不止。

姚崇的儿子赶紧凑上前去说：“先父曾有遗言，说是同僚中肯为他写一碑文者，便将这些珍玩慨赠。明公乃当代大文豪，当然不看重珠玉，但我弟兄将没齿难忘，区区珍玩的酬谢自是微不足道的。”

张悦见一纸碑文竟值这么多珍玩，欣然允诺。姚氏兄弟当即拜地称谢，同时请张悦尽快写成。张悦应声而去，乐颠颠回到寓所便开始写碑文。没有想到碑文刚刚收笔，姚家已将珍玩送到。张悦一见珍玩，便要悉心把玩，哪还想的许多。当即把碑文交给来人，打发走了。

姚氏兄弟一见碑文，见上面尽是歌功颂德之词，满心欢喜。当即依照先父遗命，将碑文刻到大理石上，一面将张悦的新笔文稿呈入朝廷。玄宗一看，极口称赏：“如此贤相，如此美文，真可谓文质彬彬！”

张悦一听玄宗极口称赞姚崇，顿然醒悟：自己与姚崇本有天大的前嫌，而今怎么能反过来褒美他？以后自己不仅不能寻机报复，还必须为姚崇竭力辩护，以使与碑文统一口径。连忙派人到姚家讨索原稿，借口前文定的过于草率，应加以修改。

不料那人回报说，文稿已经刻成碑文，并且已经上呈御览，皇帝也认可了。张悦不禁顿足失声：“这必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悦，却被死姚崇算计了！”此后张悦虽对姚崇子孙心怀懊恼，去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并且还常常借大贤相姚崇之名，为他们开脱过失，随时提拔。

显然死姚崇钻了活张悦的空子，里面有许多环节。但操作手法中，每一个环节都坚持了一个“快”字。张悦见利忘仇，把玩珍宝时，“快”速写文；张悦写完等待珍玩时，“快”速送上珍玩换取文稿；拿到文稿后又用最快的速度刻成碑文，并取得皇帝的认可。为何要如此急急忙忙？因为见利忘义的“空子”随时可能被张悦发现并弥补

　　姚崇，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人物，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毛泽东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姚崇的记载都仔细阅读并有批注，尤其是在《新唐书》124卷“姚崇传”的天头留下了“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10个字的批注。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宰相，姚崇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品格，能赢得毛泽东如此高的赞誉呢？

　　姚崇的10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10条意见，对此批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览《二十四史》，历史人物汗牛充栋，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而博得他激赏的，确实凤毛麟角。可见，能否把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体化为对当权者行事决策的约束和规范，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智慧见识的重要标尺。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10条意见，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

　　姚崇晚年辞去相位，推荐宋担任宰相。姚、宋都是对“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姚崇在劝谏皇帝时能因其脾性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他对唐玄宗采取的是循循善诱的进谏法。宋对唐玄宗，则直陈诤言，常常迫使玄宗不得不采纳其建议。故毛泽东评价说：“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实际上，毛泽东更为欣赏姚崇的为政风格。武则天晚年宠信张易之、张昌宗，“二张”由此飞扬跋扈，把持朝政。姚崇协同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除掉“二张”，挽狂澜于既倒。武则天退出权力核心。中宗李显即位，姚崇官拜宰相，但他却流泪恸哭。张柬之斥问原故，姚崇说：“我侍候则天皇帝很久了，一分开，忍不住悲伤。再说，我以前跟随你们铲除奸邪，是作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今天告别旧君，也是人臣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因此受到处罚，我也心甘情愿。”结果姚被贬为亳州刺史。其实，姚崇心里很清楚，唐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刚愎自用，并非治国谋政的明君贤臣。果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杀害，而姚崇则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姚崇历经唐代四任君王的政治风云而始终能够得到信任，除了因其高超的政治识见外，他相机行事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是使其在波诡云谲的朝廷斗争中始终游刃有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单一个“大”字，就足以耐人寻味。

　　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姚崇能坚持以“唯物论”精神立言行事，这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中应是难能可贵的。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姚崇不但相信“人定胜天”，还能站在唯物观点的高度对待身后之事。他告诉子女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举例说，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 “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他总结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读至此处，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说，几十年后写《论佛骨表》的韩愈，也是以姚崇之论为基础的。姚崇并非反对佛教，他反对的是当时统治者和民众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劝诫唐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这一异乎寻常的政治见解，无疑平添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内涵。

姚崇一心为公，个人生活俭朴，不计较居住条件。他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院，全家人住在离宫廷很远的地方。玄宗叫他搬进宫廷中四方馆居住，生活条件可以好一些。他嫌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我设四方馆是为你们这些大臣着想的，让你到这里来住，也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呀!许多大臣都巴不得住进宫廷里，你却非要推辞！”

在姚崇引荐下，魏知古与他同列宰相职位。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令魏知古任吏部尚书，赴东都洛阳主持考选取士。当时，姚崇两个儿子姚彝、姚异均在洛阳任职，他们依仗其父姚崇有恩于魏知古，派人送礼，希望能得到照顾和重用。魏知古回到朝廷，如实向玄宗作了汇报。有一天，玄宗召见姚崇时，装着不经意的样子问他：“你的儿子有才能吗?都在什么地方?”姚崇坦率地谈了自己儿子的情况，说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作官，“为人多欲而不慎”，并推测他们在洛阳会走魏知古的门路。这一席话使玄宗消除了惟恐姚崇替儿子掩饰的疑虑，十分高兴，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回答道，魏知古是我荐举为相的，我的两个儿子以为魏知古有知恩图报的心理，走他的门路，一定会满足他们不正当的要求。玄宗见姚崇如此坦白，更加喜爱他，反觉魏知古不够光明正大，打算贬斥他。姚崇坚决请求不要这么做，说：“我的儿子做得不对，反而贬斥魏知古，天下必然会认为陛下偏袒我，这样会有损于圣政。”玄宗这才打消了罢免魏知古的念头。

姚崇一辈子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去世前，他“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以免子孙为财产闹纠纷。他还郑重立下遗嘱，抵制流行的厚葬之风。他列举历代圣人薄葬的事迹教育子孙，批评厚葬之家“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而实际上适得其反，使“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实在令人痛心。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他不准子孙为自己厚葬，告诫不要崇佛敬道，不要抄经写像，死后入棺只许穿平常的衣服：“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注意保持晚节，教育后代，也被人们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