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姓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旧社会对起名有一套规范，而且十分严格，在社会交往中，相互的称呼也是很复杂而有规范的，违反了规范就会引出笑话，甚至引出问题，把事情搞糟。
过去人际关系强调礼制，强调长幼有序。这在互问姓名和称呼姓名问题上尤为突出。最普通的如问对方姓名，在问话前首先要加“请问”二宇，以示尊重。问到对方的姓，要说“尊姓”或“贵姓”，对方为了谦虚，一般说“敝姓x”。问名字时，问者用“名讳”，文雅点用“台辅”，通俗点问“大名”。过去人在名之外，还要起“字”，文化高的人还起“号”。在“名”与“字”之间有密切联系，要具一定的文化才能取上恰当的“字”。如毛泽东字润之，李宗仁字德邻，张飞字翼德，诸葛亮字孔明等，都可以看到名与字之间的联系，“泽”与“润”，“仁”与“德”，“飞”与“翼”，“亮”与“孔明”。有些人的名与字的联系很简单，如胡适字适之，李白字太白。所以中国人的名与字之间也代表着一种文化内涵。以我个人的名字为例，我原名欧元方，字智圆，取之于古语 “智欲圆而形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人一生下来，就由父亲取乳名，入学后再取学名和字，至于“号”，则不受限制，一般是自己随个人兴趣起的，那些画家、书法家、作家，可以取很多的“号”。有许多作家取许多“笔名”，而且用了一生，原姓名反而鲜为人知了。如鲁迅原名周树人，茅盾原名沈雁冰，冰心原名谢婉莹，老舍原名舒舍予，曹禹原名万家宝，等等。有些原姓名一生始终是不改的。有些人参加革命后，觉得原来的名字“俗气”，改了一两个宇，涵义即大不相同。如宋任穷原名宋韻琴，贾平凹原名贾平娃，***父亲江世侯改名江上青，他弟弟江伯世改名江树峰。他兄弟俩感情甚骂，改名，是取唐代诗人钱起句诗“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个人原名欧元方，参加革命后改为欧远方，是自己改的，觉得比原来好些。
不论古今，以最高职务代替名字是常见的。如包拯曾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后人尊称他为“包待制”和“包龙图”。称杜甫为杜工部 (官至检校工部员外郎)，称庾信为庾开府，称鲍照为鲍参军，杜甫有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中国人对毛泽东习惯上称毛主席 (军委主席)，或简称主席；称周恩来为周总理，或简称总理；称朱德为朱总司令或总司令；称陈毅为 陈老总 (解放军三野总司令)；称徐向前为徐帅。唯独对刘少奇 始终称“少奇同志”，使人有尊敬和亲切的感觉。在解放区和解放初，同志间多称 “同志”(军队除外，一般称职务)或在姓前加个老字，如老张、老李，对高级领导除外。只有个别例外，如对毛泽东，只有极少数人如彭德怀称他老毛。
至于对老人称谓，流行在姓或名字后加一老字。原来60岁后即得此尊称，现在老龄人增多，70岁后才能这样称呼。至于在名字之后加老的称呼，大抵是在名人间，如周恩来称章士钊为“行严老”，安徽人称张恺帆为 “恺老”，以示尊重，也很亲切。称公也是一种时尚，年纪略大，还不够称老的火候，就互称张公、李公，也有尊重之感。甚至把名字中一个字称公，如周恩来称张学良为“汉公”。因张学良字称汉卿。这是尊称。
还有乳名问题。乳名或小名 (上学以后取正式名字，叫“大名”，或“学名”)，只有父母或仗辈喊，民间过去读书少，小名可以喊到老。中国历史上重男轻女，一生下男孩，唯恐不能存活(过去婴孩死亡率高)，就取一些下贱的小名，如阿猫阿狗之类。解放战争时《江淮日报》编辑部住在小王庄，房东生下男孩取又脏又贱的“狗x”为名，而且希望别人多喊，喊得越多越能健康成长，女同志尚末结婚的就羞于出口。
重男轻女在名字上也反映出来。女孩生多了，盼望生男的，于是把女儿取名为“带弟”、“招弟”，解放后少见了。五四运动之后，为了强调女子的地位，起名“越男”、“超男”或男性化之类的名字也不在少数，这方面，起召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变化。过去中国女的多数只有乳名，而无名字，出嫁后只称姓加上一个“氏”，文书上或墓碑上一般都称“ x氏”，或加上丈夫的姓。读书人给女孩起名，但不和男孩同样排辈分，也不能和男孩一样排名次，如兄弟姐妹五人，老大是女的，老二是男的，习惯上常把男的说成是老大。新潮的女士还在自己姓名上加上丈夫的姓，如中国妇女界名人刘王立明，香港知名人士陈方安生等，这是吸收了外国习惯。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子孙隔代同姓。明代湖北麻城人吴万一和妻子张秀英迁移四川健为，张的弟弟中途病故，为不便张家断了香火，夫妇俩决定其后代实行隔代姓，一代姓张，一代姓吴，并写人族谱，世代相传。还有一个隔代姓的例子也在原四川，即大邑县 (今属重庆市)的“李郭姓”家族，迄今已在那生活300余年。李正春于明崇祯年间迁来大邑定居，娶妻黄氏。黄氏对前夫郭某仍寄托深情，而李正春也钟情于黄氏，为了娶黄氏为妻，使与黄氏约定，子孙一代姓李，一代姓郭，作为家规，世代相传，从末紊乱。
家庭关系的变化刊社会生活变迁过程 中对人的姓名的影响。
中国过去还有对某些大人物或名人以出生地为名。如袁世凯是河南省项城人，人称“袁项城”。以此类推，称段祺瑞为“段合肥”，称康有为为“康南海”，称柳宗元为“柳河东”。
还有以排列称呼对方的，唐宋间尤为流行。如李白有诗《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裴是李白朋友。还有《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宋代这类称呼更多，文天祥在一封家书中称其弟文璧为千二哥，妹妹文懿为百五贤妹。南宋初几个大将常用称呼是排行，刘世光称刘三，张俊称张七，韩世忠称韩五。排行在各族中序列不一，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叔伯兄弟，甚至在三代四代之间排列，否则不可能有那样大数字。重男轻女在排行上也反映出来，算男不算女。这个排行习惯至今尚有。
还有一种称呼是很特别的，即以其作品中的名篇名句相称，作为雅号。如北宋著名词人秦少游词 《满庭芳》中有“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名句，传诵一时，秦少游就有了“山抹微云秦学士”的雅号。著名词人柳永曾作过屯田员外郎，因他的《破阵乐》词中有“露花倒影”名句，人称“露花倒影柳屯田”。
封建社会，中国人起名字一定要避讳，即所起的名字不能与皇帝同字，甚至不能同义、同音，对父辈也是如此，否则就是不忠不孝，甚至引来坐牢甚至杀身之祸。大概一般老百姓无所谓(不识字)，做了官可不同了，发现有应避讳的字就立即把名字改了。最典型的是唐朝大诗人李贺，以他的学问本可考进士，但因父名晋肃和“进士”同音，于是终生不应考进士举。皇帝名讳甚广，不仅人名，地名也要避讳。如宿豫县避唐代宗李豫之讳，改名宿迁县。这一套随着封建社会衰亡而衰亡，或大大淡化了。但起名字要避开父讳，那是从未改变的。这与欧洲大不一样，子女起名必须把父亲名字带上，把姓、名、父名三者结合，才成为完整的名字u有人羡慕名人，甚至干脆以名人为名。近现代，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一改过去避讳的陈规，故意把儿女的名字与自己联系起来，如文学家吴玉如 (泾县人)给儿子取名吴小如，名画家傅抱石给儿子取名傅小石，这种取名方法也成为时尚。
中国过去有“家谱”，从古籍中找出一些句子作为排班辈时使用，班辈用字表示辈分。大点的家族都有家谱，随着人口的繁衍，一定时期要续家谱，由族中长辈并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主持，这样代代相传，形成完整的家庭历史系统。这件事意义很大，不但可以帮助名人寻根，也可以作为研究人口繁衍、人口迁徒、自然灾害、政治斗争以及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的资料。一部二十四史，都有帝王将相的族谱体系，后来族谱学振兴，一族之内都加人了族谱体系，有的可以做到全国统一，如孔家族谱全国就足统一的，辈分一点不差。孔孟一家，曾子是孔子得意门生，姓曾的也同孔孟一样，班辈序列相同。现在研究重要人物的籍贯，众说纷纭，从新发现的族谱中有时可得到确证。如发明印刷的毕昇，过去疑为徽州人，近年花湖北英山县发现毕氏家谱，证明毕是英山人。近又根据族谱，证明鲁迅和周恩来足绍兴同宗。
根据族谱所规定的用字起名，因为这表示辈分，是起名时不可缺少的，一般放在第二个字 (也有放在第三个字的，如鲁迅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第三个字则可稍随意，一般都要取积极含义的字。反映道德内涵的如忠、孝、仁、义、信、礼、德之类，反映吉利内涵的如福、禄、寿、喜、财之类，或反映志向内涵的如文、武、斌、国、建之类。还有其它美好字眼，如金、银、宝、玉、松、柏、龙、马等，这是一个完整的名字结构。辈分的重要性不仅仅可以维持长约有序，而且由于有“同族不婚”或“五服之内不婚”的习俗 (社会公认)，因而可以避免近亲通婚，对提高人的素质也极有好处。
由于“族谱”或“家谱”的产生，于是出现了族谱学、“谱牒文化”。《炎黄春秋》刊登普建军文章《谱牒架桥华胄归宗》，详述家谱和谱牒文化的重大意义。该文引用山西省社科院“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李吉教授一番话说：谱牒文化是蕴藏宏富、亟待开发的丰厚遗产，它是人类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庭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徒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以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蕴含有大量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经济学、伦理学、经学、哲学及人物传记和地方史料，其数量之巨大、内涵之丰富不亚于正史、方志，因此与正史、方志被列为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可见谱牒文化的重要了。
当代国内外都掀起了寻“根”热，美国白人到欧洲爱尔兰等地去寻“根”，美国黑人到非洲去寻根，因为美国建国不过200多年，移民主要来自上述各地。移民不但影响国内政治、经济，也影响国际关系。美国犹太人不但多，而且犹太人掌握经济、高科技者多，因而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关系。日本人常到中国来寻“根”，特别是到云南去寻“根”，据说云南某地人的某块 骨胳与日本人相同。美洲印第安人是否来自中国，一直成为研究热点。至于海外华人，到祖国寻根的就多了，原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根据族谱知道自己祖籍广东，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根据族谱确认自己为福建鸿渐村的女儿。1994年9月30日，马来西亚华人、香港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先生到太原寻“根”，经“家谱研究中心”仔细查证，确认郭鹤年先生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嫡传后裔，郭甚为高兴，当即和山西矿物局签订了合资经营太原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合同。前些年，我们安徽从包拯家谱中查到香港船工包玉刚是包公后代，包玉刚夫妇专程来到安徽合肥瞻仰包公祠，并投资建立一所医院。去年4月，毛泽东之女李讷专程到云南寻“根”，得知毛家远祖是江西吉水。毛氏始祖毛太华随朱元璋大将蓝玉、沐英出征云南有功，遂落户云南，后又有一支迁移湖南，毛泽东是毛太华第20代孙。现又有人证明毛族是从河南迁到浙江衡州，又从衡州迁到吉水的。前几年，从族谱查出邓小平原籍江西吉安。山西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现在已成为全国研究家谱的名副其实的研究中心了，这里已经收藏家谱、族谱3000多部，著录姓氏270多个，涉及全国除台湾、新疆、西藏等地外的所有省份。现在家谱、族谱在研究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已日益显示出来。
旧社会过于繁琐和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是应加以改革的，但从五四运动起，在打破封建意识的同时，把有些合理内核也否定过多，包括对姓名、家谱的认识。中日战争爆发后，青年人投人革命者，多把姓名重新改过，使姓名反映时代的特点，也有因参加革命怕家庭受牵连或因做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的，至于“文 化大革命”的起名或改名，更具有政治色彩。所有这些都打破了家谱或族谱体系，这都是环境和观念变化的结果。然而原来的姓名也应该保留，所以现在在个人履历表上列有原名、现名、曾用过的名字以及籍贯、出生地等项目，这不仅对每个公民的历史面貌的了解有用处，对维护家谱、族谱体系也是有用的。
现在起名还有一个新现象，起名多起单名，即两个字的姓名越来越多。因而同名者也越来越多，这在社会交往中和户籍管理中增加了很多困难，因而有人呼吁起名还是用双字为好。至于辈分应不应该继续使用，也是值得研究的，我觉得从谱牒文化角度看，辈分的保留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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