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研究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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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越来越严重，各州县纷纷向朝廷报灾。朝廷中许多人认为是“天灾”，惶惧不知所措。汉朝以来，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天命论”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之。”（见《汉书·董仲舒传》）按照董仲舒学说，天和人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可以感应。特别是君主代天治理人民，君主的政治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天。政治好，天就喜欢，政治不好，天就震怒。对于眼下大面积发生的蝗灾，朝臣中的一些庸儒认为是朝政失德，天降蝗灾，示以惩诫。
        宰相姚崇是个无神论者，且有丰富任职阅历。他从国家安稳大局出发，从人民生存的根本出发，知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但蝗灾后果严重，还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浮动。就上书朝廷，建议灭蝗。
        玄宗忧虑地说：“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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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针对玄宗的上天惩戒的恐惧，胸有成竹地劝导说：“臣闻《大田》诗曰：‘秉畁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姚崇说服了皇帝，灭蝗的诏书还没发出。一个同为宰相平日和他戮力同心辅佐朝政的卢怀慎却忧心忡忡地对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义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
        姚崇正色答道：“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子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经面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见《旧唐书·姚崇传》）
        姚崇大义凛然，说天若因灭蝗降灾本人承担，与他人无关的答复，使这个负有道德盛名的卢怀慎感到惭愧，遂无话可说。
        于是捕蝗诏书下发各地，朝廷还派出了捕蝗使到各地督促灭蝗。但捕蝗使到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无动于衷，还振振有词地向朝廷写了一道奏章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应命。”
, a4 t$ {0 I( J        姚崇闻听大怒，遂严厉地写一封公文批评倪若水，口气很重。公文说：“刘聪伪主也，德不胜妖；今日圣朝也，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召悔吝。”
        倪若水接到姚崇公文，看到措辞严厉，有理有据，自觉责任重大，不敢怠慢，乃大力组织人吏灭蝗，“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以上见《旧唐书·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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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面对朝野一片蝗是天灾“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的声音，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挽狂澜，说服了皇帝、众朝臣、地方官，连续两年灭蝗救灾，“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五年(417年）正月，因关中连续两年旱灾，粮食歉收，玄宗决定百官扈从并率御林军到东都去办公，以减轻关中人民负担。日期已经确定，祭祀皇帝历代祖先的太庙突然倒塌，震惊朝野！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大事情。
% e8 E! r9 b! W& c  X1 H, ]        玄宗召集朝臣商议。宰相宋璟与苏颋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宋璟和苏颋认为，太庙倒塌原因是太上皇逝世，皇帝服孝不到三年，故而天降灾变，天意示警不可到东都去。（（见《旧唐书·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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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舒国公储无量也认为是“先祖见变”，“天乃出灾害以谴告”，遂上书玄宗说：“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变。今后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应变异。举畯良，撙奢靡，轻赋慎刑，纳谏争，察谄谀，续绝世，则天人和会，灾异讫息。”（见《新唐书·储无量传》）
        玄宗拿不定主意，遂召姚崇咨询。
7 M& J8 R* l: |# i+ W1 n        姚崇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兹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来枯木，合将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四海为家，两京相接，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岂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于天下，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见《旧唐书·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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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太庙倒塌的原因，和东幸无关，并提出妥善处理太庙的办法。玄宗大喜，同意姚崇的意见。东幸照常进行。
2 A7 a; v" v# N/ m9 B        3、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R2 K% }9 k! R6 ]; @        姚崇在丧葬观上也坚持唯物论，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 R  `, w  R+ M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临终之前，写下遗嘱，名曰《遗令诫子孙文》，文中对薄葬问题有详细的论述。
; t# B4 O3 u9 W& x8 m" A+ y: e        他认为“死者是常，古来不免”，人死后“死者无知，自同粪土”，“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因此，古代的先哲都采取薄葬方式。他举了许多例子：
6 x, K2 U* u7 t0 E( \2 p: \. `6 r5 [        “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
2 D+ r! T/ m4 c3 {( i/ `+ m1 g4 ?        他说孔丘是儒家的大圣人，母亲的墓坏了却不去刻意修复。汉朝梁鸿是大贤人，父亲去世却用席子裹尸埋葬。汉代的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世杰出而通达的显宦，他们通晓古今之事，都有遗言，嘱咐后人薄葬。他们有的身穿干净的平常衣服，有的用单层的绢来束发，他们懂得人的真魂离开身躯后，以快速腐朽为最好，子孙都遵照他们既定的主张，至今人们还作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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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
        指出厚葬的弊病：死者家属认为厚葬才符合孝道，但不知因厚葬有金银财宝而遭到盗墓，使死去的人遭到戮尸暴骸的下场，其子孙也被人嘲笑为不忠不孝之人。况且，厚葬又使平常家庭积累的财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得不偿失！
        他交代后事说：“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放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涂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还交代说他死去不得做道场，若不得已，“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姚崇不仅积极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开元三年（715年）十月，唐玄宗恩宠宰相姚崇，追赠其父原嶲州都督姚懿为吏部尚书，谥曰“文献”。父姚懿逝世时，因姚崇年幼，未予礼葬。这次皇帝下制重新礼葬，并给予优厚赏赐，又当开元盛世，财物充裕，所以给父亲厚葬本也无可厚非。但姚崇并没有借此机会为其父厚葬，而是在陕州硖石故里为父亲修建了一个衣冠冢（在今河南陕县张茅村西南）实施薄葬。1983年，国家扩建陇海铁路时，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和迁葬。发现墓内除墓主人生前一条玉带和几件已朽坏的衣物外，陪葬品只有少量的白瓷和灰陶罐瓶，没有任何金银、珠宝、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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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姚崇唯物论思想之形成
; L3 Y' `+ R7 f! j8 n% v0 r        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见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北京）
- A$ c. N' r! E        姚崇的唯物论思想的形成也是从其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来，而且还经过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比如对佛教的认识，姚崇生活在唐初佛教盛行的背景下，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姚崇奉命去蒲州巡查盐池，随意游览了蒲州的栖岩寺，作了《过栖岩寺》诗一首，诗曰：
        “鹫岭高不极，延睇俯何宫？城郭千年在，烟云万里通。坐忘荣与利，行悟□将□。（原注：当为“空”字）愿假慈悲力，微资燮力功。”（见《续修四库全书》907册，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五）
8 |/ t3 o' }6 ^9 n        从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姚崇对佛教不但有所了解，而且有所解读。
        长安三年（703年）九月，在长安做官的姚崇出于孝道曾给他母亲生日造佛像一尊，《全唐文》二百六，载有其造像记，文曰：
        “切□□□□□□□□彰，昊天之恩罔极。□□施渥，牛涔效浅。每以弄乌勤侍，思反哺而驰魂。托凤凌虚，愿衔书而走魄。闻夫践宝田之界，登寿域于三明。扬慧炬之晖，警迷涂于六暗。爰凭圣福，上洽君亲。悬佛镜而朗尧曦，流乳津而霑血属。下该妙有，傍括太无。并悟真诠，咸升觉道。铭曰：地踊珍塔，天飞圣仪。丹楹日泛，锦石莲披（。酌慧难测，资生不疲（。长褰欲纲，永庇禅枝。长安三年九月十五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姚元之造”
8 a  K! ?* W) l' y        姚崇还参与了完工于神龙元年年间洛阳龙门极南洞造像工程。至今尚留下记录造像残碑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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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缺）力阐定能仁拯授运慈舟於菩海明慧炬於／（缺）银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居於伊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缺）子孙□□□始愿男女长大皆於班秩即於此壁敬造一／（缺）二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缺）夫不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夫李行止任／（缺）令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缺）潞州司兵参军镜□任泽州陵川县／（缺）县令叡同任卫州司兵参军爱同任／（缺）弈任兗州功曹参军弇任宋州参／（缺）任弈任雍州砾阳县丞异任／（缺）曾孙广任左羽林军中／（缺）李氏□珪妻□南周氏彝妻陇西／（缺）祷力同沐荣庆今各抽貲俸／（缺）子子孙孙常保安乐释迦之／（缺）物是不非冀後代子孙他年眷属登此／（缺）簪裙釵错大慈何报高龛／（缺） 之后裔登此幽阁□祠音□／（缺）县徐峤之书”
从文中可知，姚崇的母亲刘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姚崇幼年时父亲殉职于边疆，刘氏祷告神佛保佑“男女长大，皆予班秩”，定然还愿，石壁造像。后来姚崇兄弟为官，子女孙辈各有所成，刘氏认为是神佛保佑结果，遂带领儿女孙辈甚而子侄外甥，倾合族之财力，开窟造像。虽大功告成，终因耗费资财过多，大伤元气，姚崇故而对开窟造像有切身之体会。姚崇从自家的实践感到崇佛开窟的危害。从而提出不要“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可谓，刻骨铭心，肺腑之言！（见姚学谋、杨超杰文《洛阳龙门极南洞新考》）
3 ?8 P, R' X/ v9 t' y" x        此为姚崇反对宗教迷信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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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佛道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危害来看，中宗复位后，又令“天下诸州立寺观各一所，皆以中兴为名”。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武则天卒，中宗为其追福，造圣善寺，立报慈阁，修大像。太平公主也为其立罔极寺。韦后立翊圣女冠观。睿宗即位，敕普度僧、道三万人。还为女儿玉贞、金仙二公主大造道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玄宗登基后，亦下诏“重修报福寺，圣容院，出内库钱二千万，巧匠一千人。”开元年间统计，国家正式批准的“诸州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一些士大夫在国家有难，人心不平的情况下，反对佛道之声浪也日益高涨。
        早在武则天时，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需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见《旧唐书·狄仁杰传》）
8 U- o9 ?  o( U. ?7 R+ S0 t        中宗时，礼部侍郎李峤在论时政缺失时说道：“今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为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见《新唐书·李峤传）
+ i8 s9 v) v8 m- x: g4 v        针对中宗崇饰寺观，兵部尚书韦嗣立也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见《旧唐书·韦嗣立传》）
        中宗、睿宗时左拾遗辛替否亦多次上书朝廷，尖锐地指出：“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过之。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造寺蠹财数百亿，度人免租、庸数十万。夺百姓之食养残凶，剥万人之衣涂土木。”“今计仓廪，度府库，百僚共给，万事用度，臣恐不能卒岁。假如兵旱相乘，则沙门不能擐甲胄，寺塔不足穰饥馑矣。”（见《新唐书·辛替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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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一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百姓安居乐业为本，当他看到由于变本加厉崇信佛道，大建寺观，广度僧道，写经造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之负担时，他肯定会产生抑制佛道发展的思想。
2 `3 q3 d1 B. T2 S        此为姚崇反对宗教迷信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二。
        姚崇从自己家庭到国家社会，深深地体会到崇信佛道所带来的危害。所以，积多年之经验，聚众人之卓识，开元之初，姚崇再度任宰相之时，就果断地提出抑制佛道蔓延、禁止建设寺观、沙汰僧尼道人等措施，并付之实施，取得成效。
        所以说，姚崇的唯物论思想是在从家庭到国家的实践中逐渐认识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