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四川客家的姓氏与宗族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0:15

※※第二章四川历史文化
　　
　　第一节灿烂的古代巴蜀文明
　　
　　一、神秘的巴蜀古文化
　　
　　（一）文字，巴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巴蜀人刻在青铜兵器如戈、矛上，也有刻在编钟上的。战国时代，巴蜀人还使用一种与汉语古文字不同的方块表意字。这两种文字，目前均未被解读。考古发现四川各地历年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铜器，不仅在造型上与中原青铜器有区别，而且器物上又被称为“巴蜀图语”的各种符号和纹样，如虎、鸟、人像、手等图案和被视为原始文字的符号，以及铜印章等。这些神秘的“巴蜀图语”，至今还隐藏着不少未解之谜，其中的文化内涵还得人们去进一步探索。
　　
　　（二）神话。巴蜀地区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有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川东和长江三峡巴地的神话，则以射杀白虎以及女性豪侠为重要主题，充满神秘色彩。透过这些神话，可以窥见古人的生产生活。巴蜀神话对于后来楚国辞赋的兴起起到了孳乳浸润的作用。
　　
　　（三）、古代宗教。巴蜀宗教主要表现为各种崇拜形式。在川西平原蜀地，先后发生祖先崇拜，多神崇拜和大石崇拜。在川东和峡江地区，则有白虎崇拜、神女崇拜和巫崇拜。川西平原蜀人和川东巴人使用龟甲兽骨占卜。蜀人还时常举行大型宗教仪式，用巫术实现与神的交接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1:01

四）、古代艺术。巴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巧夺天工，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巴人创制的“巴渝舞”，在中国舞蹈史上是常论不衰的主题之一。这种舞蹈为武舞、战舞，气势雄壮，声威凌人。殷末，巴人随周武王伐纣，就是载歌载舞，为周师冲锋陷阵，一鼓作气打败殷纣王军队的。巴渝舞在汉初由刘邦移入宫廷，唐以后从宫廷舞蹈的阵容中消失，而在民间却长期流传着。
　　
　　二、三星堆遗址与巴蜀青铜文化
　　
　　巴蜀神话中有不少关于古蜀国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人的传说。但一直没有实物证据，故李白要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然而，1929年四川广汉的一个农民在家门口挖水沟时却发现了一批数千年前的玉器和石器，揭开了古巴蜀文化的神秘面纱。1986年，广汉城郊农民在取土时，发现一节青铜手臂，继而考古学家发掘出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无比丰富的文物，证实传说中古蜀国的存在，远在4000多年前，古蜀人就实实在在的在这里建国立业，并有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和社会文明。
　　
　　三星堆发掘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各种珍贵文物近千件，有各种石器和陶器。在一号祭祀坑中有一根金杖长1.42米，用纯金皮包卷而成，中间的木心已腐朽，净重280克。金杖中部有三个带冠人头像，可能是古蜀王鱼凫有关的图腾图案。还有金壶、金筷等。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1:50

三星堆遗址中最著名的是青铜器。在一号坑内有不少真人大小的青铜头像，有的呈倒三角形，有的头带平顶冠，有的脑后有大辫，耳部均穿孔，说明那时带耳饰是普遍的。这些鼓眼、粗眉、尖鼻、阔耳的人像，为殷商时代考古首次发现，其独特造型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在2号祭祀坑，有1米多长的象牙60多根，象牙堆积层下面是满坑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高1.82米，座高0.8米，重达700多斤的立人铜像，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造像。这里出土的40多个青铜人头像，造型各异，工艺精湛。有一个奇怪的极大的人头像，高145厘米，宽138.5厘米，半圆面颊上竖起高高的鼻子，两只眼睛向今天的照相机镜头一般突出，两只耳朵呈招风状。使人想到古史记载的古蜀王蚕丛氏有纵目人，也是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顺风耳和千里眼。
　　
　　这里的青铜器还有樽、铜铼、铜剑、铜鸟、铜兽、各种铜器饰品、铜神树等等。如此罕见的发现，为研究中国4000多年前的冶炼铸造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提供了宝贵的史料。金杖、立人、面具，与古希腊文化遗存有某些相似之处。
　　
　　青铜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内容。巴蜀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成都百花潭出土的一件战国铜壶，器体纹饰分成采桑、宴饮、射弋、水陆攻战等连续画面，人物体态逼真，动作惟妙惟肖，堪称青铜艺术的精品。巴蜀青铜文化，既与中原文化有联系，又独具地方特色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2:40

第二节四川教育
　　
秦统一巴蜀后，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四川地区的文化也出现了飞跃，但比起内地先进地区来还是落后的。特别是由于秦朝焚书坑懦、行"挟书律"、禁止私人办学等一系列文化专制政策，极大地箝制了文化的发展，到了汉朝才又开始复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汉代四川的文化也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赶上了先进地区，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一、四川汉代时期的教育
　　
　　四川文化的发展首先同文翁的提倡教育分不开。文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少好学，通《春秋》，曾当过郡县吏。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他看到蜀地"承秦之后，学校陵夷"，文化落后，"有蛮夷风"，决心从兴办教育入手。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选派聪敏有才的郡县小吏张宽等18人到京师进太学，向博士学习儒家经典，或学法律。几年后，学成归来，文翁委任他们担任郡中的高级职务，或任教师;并按次序推荐到中央做官，有的做到刺史、太守。另一方面，文翁又在成都城南修建学校，招收属县子弟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他常常选一些学生到衙门中，在别座上学习处理公事。每次他到属县视察，都特意带上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去，使他们传达教令，在他的内室进进出出，县邑吏民非常羡慕。
　　
　　由于文翁的大力提倡奖励，蜀人都争着让自己的子弟进学堂当学生，有钱人甚至出钱请求入学。于是蜀地风气大为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巴郡、广汉郡也办起了学校。四川地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汉书·文翁传》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学比于齐鲁。"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比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的作法，下令天下各郡国都建立文学(官办学校)。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3:38

文翁是一个杰出的地方政治家，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他死在蜀，蜀中吏民为他修建词堂，年年祭祀不绝。《汉书》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所办的学堂被称为"石室"，古代图书库为了防火，往往以石建成，大概文翁学堂也有这样的书库，所以叫“石室”。以后两千一百多年间，各朝代都在文翁石室旧址上设立学校，除了战争年代而外，几乎没有间断过。现在叫石室中学(成都第四中学)，这所学校历史之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曾在石室中学求过学的郭沫若同志为母校撰写对联说:"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科学，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可见文翁兴学影响之深远。
　　
　　文翁之后，蜀中除各郡皆设学校而外，州及一些县也自有学校。有的学校规模相当大。传世有一块叫《学师宋恩等题名》的汉碑，记载了汉未蜀郡文学(即原文翁学堂)一些教师、职员和有关官员的姓名。其中称师者20人，又有易椽2人，易师3人，尚书椽、尚书师各3人，诗椽4人，春秋椽1人。所谓"师"即五经师，是学校教五经的老师;而五经又各自有“椽”有“师”，椽大概是分管各经教学的行政人员。这说明当时的蜀郡文学至少有教职员30多人。又《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东汉顺、桓间成都县令冯颢“立文学，学徒八百人”。州学、郡学的学生当不止此数。
　　
　　除了官办学校外，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如汉成帝时，什邡杨宣“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初，资中人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顺帝时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新都段劈、绵竹董扶、任安等也都"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他们的门生不少是"大儒"、名士。四川出土的汉画象砖中有 "讲学图"，表现了学者讲学的场面。游学的例子如踓人段恭 "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梓潼景鸾与蜀郡任末等“游学七州，遂明经术”等等，反映了汉代蜀人好学之风，说明蜀中文化的发达并非偶然。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4:28

　二、宋代四川教育
　　
　　五代十国时朔，学校大多荒废。宋初80年间，在教育方面也未得到恢复。仁宗庆历以后，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兴学，教育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范仲淹倡导的"庆历兴学"，第二次是王安石倡导的"熙宁、元丰兴学"，其主要内容都是命各州郡普遍立学。第三次是"崇宁兴学"，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开始进行，主要是恢复和加强熙宁、元丰时期的一些措施。经过这几次兴学，地方州县大多设立了官办的学校。与此同肘，书院也兴起
　　书院的名称在唐代已有。但作为讲学授徒作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的书院，始于南唐昇元四年(940年)建立的白鹿洞学馆。到了北宋中期书院兴起，随着理学的发展南宋时书院大盛，元代也有许多书院。书院是高于蒙学程度，聚徒教习，讲学讨论，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大多是民间办起来的私学，有的也得到官助，还有少数是官办的，元代的书院一般都受到官府的控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书院在政治上和教育上都有其重要地位，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四川地区在唐代就有张九宗书院。入宋以后，称为书院的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文人的读书处，如盐亭县"东台书院……宋任伯梼读书处"，"大元书院………文同读书处";一种是教育机构。
　　
　　宋代四川地区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也蓬勃兴起，据所见到的材料，大多为南宋时建，有如下一些。
　　
　　鹤山书院，有三:一在沪州，开禧中知州魏了翁建;一在蒲江县治北一里，魏了翁筑室于此聚书授徒，讲学读书;一在蒲江县治北，嘉定年间建。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5:29

果山书院，在蓬州南嘉陵江岸，"宋刺史王旦建"。
　　
　　少陵书院，夔州府东，即杜甫草堂处。
　　
　　棚沟书院，在富顺县东90里，宋李文渊建。
　　
　　静晖书院，在大宁县，一说在夔州府后，宋建，“王十朋有诗”。
　　
　　竹林书院，"在奉节县东，宋嘉熙中郡守孟珙建，以处襄汉流寓之士"。
　　
　　南阳书院，孟珙建。
　　
　　莲峰书院，"夔州府治后卧龙山麓，宋知府王十朋建"。其没置时间当在宋孝宗时。
　　
　　五峰书院 "泸州北五峰山下，宋庆历中知州杨汝明建"。按，杨汝明为绍熙四年进士，庆元中以工部尚书自请守泸州，"庆历"当为"床元"。
　　
　　龙门书院，"江安县东七十里，宋乾道中乡士吕伯佑建"。
　　
　　金渊书院，在黎州城内，开禧初知县薛跋建。
　　
　　东馆书院，在眉州东馆镇，绍兴初东馆镇乡士建。
　　
　　栅头书院，在丹棱县南40里，绍兴间县令冯时行建。
　　
　　岩书院，在丹棱县北15里，宋李焘建。
　　
　　北岩书院，又名钩深书院，在涪州州治大江北岩，嘉定十年建，"程颐注《易》于此"，"黄庭坚榜曰 “钩深”，嘉定中范正武改为书院，塑（程）像祀之”。
　　
　　同人书院，在夹江县，高定子建。
　　
　　濂溪书院，在合州，"旧在瑞应山侧，宋嘉祐间濂溪(周敦颐)判合，后人为建书院，任逢有记"。按任逢为宋孝宗淳熙年间进士，眉州人，则谦溪书的建立时间当不迟于宋孝宗淳熙年间。有关元代四川地区书院的建置情况，所见资料不多，据已记载的有：兼山书院，在剑州，元文宗至顺年间建;东馆书院，在眉州东馆镇，至元年间重修。
　　
　　从上述可见，宋代四川地区的书院也是大盛于南宋时期，其兴盛诱各种原因，就书院本身而言，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在当时有其优越性，《文献通考》载:"是时(宋代)有州县之学，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之学……"。在宋代四川地区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是鹤山书院，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理宗曾赐"御书…… “鹤山书院”四大字。《叙州府志》写道：“宋时大儒继起，道学昌明。鹅湖、鹿洞遂为千古书院之宗。他如湖南之岳麓，巴蜀之鹤山，新安之紫阳，襄汉之南阳、竹林，名贤主讲，多士景从，彬彬乎一时之盛哉。”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6:50

考试制度是与教育相关的，在宋代它与官办的学校紧密联系。南宋初期在四川地区曾实行过"类省试(简称"类试")的考试制度。即通过“类试”合格就承认应试者取得相当于“省试”的资格。"省试"，又称"礼部试"、 “南省试”、"春试"，是贡举考试方式之一。宋沿唐制，由尚书省礼部掌管贡举政令，礼部设贡院负责考试，这就是省试。省试合格举人，由贡院放榜，正式奏名朝廷后参加殿试，殿试合格者才能释褐授官。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因战乱道路阻梗，许多地方的举人难以赴应省试。“遂命诸道提刑司选官，即漕司所在州类试，率十四人而取一人"。绍兴五年(1135年)恢复邱省试，仅四川仍实行类试，先是在宣抚司所在州举行，绍兴七年移于制置司所在州举行。类试合格的举人，可以不再经过"省试，而直接参加殿试。直到宋理宗时四川仍实行类试。
　　三、明代的四川教育
　　
　　明代地方一级，各府、州、县皆立学校。府学置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置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置教谕一人，训导二人。这些学校都是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明朝初年，它们大多经历了一个恢复阶段，有的地方，还在以后的时间内，不断地进行培修和扩充。成都府学以及成都、华阳、双流县学，都是洪武年间重建的，其中，双流县学又在永乐、正统、万历时，三次扩建。汉州儒学，恢复于洪武时瑚，同样在证、正统、天顺、成化、嘉靖、天启时期，进行过多次扩充和修茸。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发展，龙安、雅州、马边、雷波等地，都先后建立了儒学或者社学。学习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各级学校都面向科举制度。科考是封建国家选拔人材的主要形式，也是知识分子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科第兴衰还成为地方文教是否昌明的重要标志。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兴办学校也就成为了“有司之首务”。
　　
　　但是，封建国家并不专门提供学校的建设资金和教育经费，学官俸禄在本地正供收入内开支，其余支出，基本上要依靠各地自筹。万历六年，成都知府耿定力重修府学，经费“大半出耿侯俸钱，而父老子弟晌方慕善，任劳宣力者，咸激于侯之义，故财不詘公孥”。嘉靖时，扩建新都县学，"食不出于头会，泉不出于口率"，而是来自所谓"罚锈"。综上可见，一为地方官捐俸，二为挪用罪犯缴纳的赎金，三为本地士绅资助，这就是明代地方教育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捐俸的目的在于倡导，挪用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赎金，但必须属于正供以外的其它项目，实际上这两者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本地士绅的资助才是支撑地方教育事业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关于学田，明代似乎并没有普遍的设置，在官学之外，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的私学组织书院，也发展很快，故明代四川的大多数府、州都有书院的设立。它们的经费来源，和官学的情况基本上相同。但在办学的风格上，书院却有自已的特点。明人李长馥《修子云书院启》指出，书院"多以名贤遗址为之。其在蜀者，如北岩、紫岩、青莲、金华数书院，皆名人遗址"。其它如成都锦江书院，即系文翁石室故地。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书院院址，一方面是为了表彰前贤，另方面是为了鼓励后进，这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教育意义。书院的规模，一般包括讲堂、藏书楼和宿舍，还辟有祭祀的场所，供奉与本地有关的著名学者和其他圣贤人物。四川各地书院的教学情况，由于缺乏资料，不得其详，但时人认为，"书院之建，非制也"，这就说明，它不是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而是私人的讲学组织，书院的山长不由上级任命，而是通过聘请产生的。官学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要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管辖，而书院在体制上比较独立，学术空气也要浓厚一些。据耿定力《大懦祠记》：“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故相张江陵尽毁宇内书院，毋使诸生聚议。”四川的很多书院也同时遭到查禁，从上面的事实看来，至少有一部分书院的办学精神比较开明，内部的学风也比较自由，所以明代书院的动向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7:45

四、清代的四川教育
　　
　　清代地方教育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学校的数量增加了，除正规的府、州、县学外，社学和义学的普遍兴起，标志着地方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进展。
　　
　　“书院以育英俊，义学以养童蒙”，可见书院相当于成人教育，而义学(包括社学)相当于现今的小学教育。在四川，嘉庆、道光之际是兴办义学的高潮时期，例如巴州四乡义学14所，仁寿义学50余处，内江城区义学7所，四乡共22所，皆建于道光初年。义学多半分布在农村，这对普及文化教育是很有作用的。
　　
　　教育经费主要靠就地筹集，这仍然是清代地方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资州旧有义学14所，道光初，地方官"捐俸"以及士绅"乐输"，"得白金二千三百两有奇，存之质库，收其息以为学费"，增设义学14所;“又以米市所入捐钱"，增设3所；加上张姓族人自设2所，于是共有义学33所。又如江北厅39所义学，经费大部分来自劝捐，小部分来自因争讼充公的庙产收入，而集贤义学为嘉庆时万寿宫会产，辅仁义学为道光时文昌会公项，彰德义学为李姓族人共建。此类材料在清代地方志中留存颇多，稍加综合，还可以看出，第一，几乎各县部有学田的设置，其来源，一是捐赠(包括捐资购买);二是逃、绝人户所遗或私占官地，经清理定案后，断为学产;三是互争产权，长期涉讼，而地方官又无法定其是非，乃断为学产，以绝后望;四是某些寺庙土地，也以各种原因，拨归学校所有。上述田产，多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招佃取租，作为学校的固定收入。第二，另一部分筹集的经费，即送质库(包括盐商)生息，从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是清代比较常见的一种作法。第三，义学多在农村，而清代农村集市贸易兴旺，市场管理的佣金收入也愈来愈多，嘉庆时，兴办义学，乃"衰益其间，俋彼注兹，每处岁储钱十二千，用资寒士馆谷"。这是清代又一个比较常见的作法。总之，通过多种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使学校有了稳固的物质基础，这是清代地方教育事业比明代更加发达的原因之一。
　　
　　义学既不动用国家公库，又不是私人的家塾，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集体性的公益事业。它的管理章程，早期记载零散，但可以参考同治四年南溪县的材料。据称，年初就必须聘定学师，二月初一开学，十二月初一放假。学习期间，学师回家不得过10日，如半月不归，减束修一半，一月不归，即禀请另聘。束修按月致送，此外不得向学生另索"修脯"，但学生在节日自愿致送薪米者，听便。各义学都要造报学生名册及学习课程，送县备查。
　　
　　至于清代的书院，不仅数量比明代增多，而且在规章制度方面也比明代完备。现综合忠州、邻水、綦江等地的材料，大体上可以看出：书院无修业年限，生童愿入学者，于各县礼房报名，经考试后录取。分为正课、副课、外课三种，正、副课各有定额，外课属附读性质，不限额数，但连考三次超等，副课可升为正课，外课也可以升为副课。如三次考试均为三等末十名，则依次降置。正、副课必须在院内住宿，非经准许，不得外出。听讲必须衣冠整齐。如违犯院规，轻则体罚、降级、重则斥退。书院山长每年束修银120一240两，正、副课学生也各有膏火补助，考试优等者，另予奖励。
　　
　　书院的学田和其它固定收入的筹集方式，与上述义学的情况大致相同。据乾隆二十七年巴州知州李汝碗《岩梁书院碑记》：“书院始于前代而盛于本朝，雍正十一年恭蒙宪庙赐天下省会孥金，皆百镒，俾悉建书院，且诏抚臣预筹膏火，以垂久远。”书院的设立，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和赞助，所以发展很快。一些地方官员对书院也十分重视，经常礼聘学有专长的名家担任山长。乾隆时，定远人王清远，永川人李天英，皆以诗文著称，二人先后主持重庆的东川书院。丹稷彭端淑，华阳顾汝修，也先后主持成都的锦江书院。雍正初，著名学者卢见曾知洪雅，建雅江书院。并亲"与诸生讲诵无间时"。从这些事例看来，书院在培育人才方面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
　　
　　但是，清代的学校教育同科举制度的关系极为密切。科举又以清代最盛，四川也不例外，这从当时各州县竞相修建考栅一事，即可证明。在这样的形势下，书院也进一步被纳入了科举制的轨道，"大都讲帖括文字以博科第，取世俗功名"；或者"师所希在束修，弟所谋在膏火，有司又利在粉饰，以博声称为迁除之地"。由此可见，腐朽的科举制度给清代的学校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官学受政府控制，学习内容当然以八股文为主，即使属于私学性质的书院，其课程也“大率狙千里近而无所开通，虽亦有志于学，又皆纸上空言而不适千实用”。上述状况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和不满，所以有的主张书院的教学应该 "举凡兵农礼乐，皆能深通其变化而习知其器数"，有的书院规条还明确指出，为了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天文、地理、职官、学校、兵法、刑名、水利诸科，都应"分门研究，每人各治一业"。这些改革的呼声和初步的实践，就为尔后中国正规学校的产生积累了必要的历史经验，它们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3 12:28:53

第三节历代人才出四川
　　
　　巴山蜀水，润育了四川各族优秀文化。特别是文翁兴学蜀中，开创了重视教育的优良风尚，而四川山水雄奇，钟灵毓秀，也有助于陶冶性情，激发灵感，故历代人才，不拘一格，踵代相乘。如：
　　
　　一、文学方面
　　
　　汉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宋有“三苏”，明有杨慎，清有张船山，皆出类拔萃，自成一家。杜甫、韦庄、黄庭坚、陆游等文坛巨匠，虽非蜀人，然寓居蜀地，许多名篇佳作，也写成于四川，为四川古代文化增添了光彩。而近现代的郭沫若、李劼人、巴金更是博学多才的大师。
　　
　　二、史学方面
　　
　　有“四史”中《三国志》作者陈寿、《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著名的史家。汉晋之际，四川史学大盛，自司马相如而下，严遵、李尤、谯周诸人，各有撰述，巴蜀记、耆旧传之属，多达二十余种。宋代是四川史学更为繁荣，前有苏洵“史论”与苏辙《古史》，后有参加《新唐书》编撰的范镇、著《唐鉴》的范祖禹、主持修宋神宗、宋哲宗两朝实录的范冲，还有撰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的李心传，撰《续资治通鑑长篇》李焘诸人。
　　
　　三、思想家
　　
　　宋明理学的先躯者陈摶，高举反理学大旗的费密，民主思想的启蒙家唐甄，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廖平、宋育人、吴虞。
　　
　　四、科技人物
　　
　　天文学家落下闳、农学家张宗法、数学家秦九韶、两弹元勋邓稼先；教育家：文翁、严植之、魏了翁、陶行知、晏阳初。
　　
　　五、革命家
　　
　　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等
　　
　　第四节近代留学热潮中的四川
　　
　　一、留法勤工俭学热潮的兴起
　　
　　“勤工俭学”，是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的意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四川文化变革史上都是重要篇章。辛亥革命前后，十月革命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形成全国规模和热潮，反过来又促使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起了重要的影响。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于1918年。由革命教育家吴玉章倡导，在成都成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等组织，张春涛、冯元勋、唐宗尧等发起开办“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先后招收了两届学生。在重庆，则由汪云松、温少鹤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一届学生。
　　
　　目睹列强的宰割和民族危机，有志的四川青年，渴望去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法国盛称是政治民主、文化昌盛和科学发达的国家，是效法的榜样，同时到法国可以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给四川青年尤其是家境较差的青年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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