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鍾堯老的指示要求,把你所要的發上來了 |
据考证,山东最早种水稻的记载是公元前2200年以后的事,这正是舜带领禹、皋陶、后稷等一批越族精英到中原冀州任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时,路过山东传授的。⑦ 越族古民以蚕为图腾,冀州人因舜的到来,见到了漂亮的丝绸,比起粗糙的麻布要略胜一筹,于是对蚕宝宝也肃然起敬。原轩辕黄帝统领的熊氏族的图腾天鼋,慢慢地被同化合并为蚕,相演相嬗,变成了龙流传至今。从《甲骨文编》查考到:虞舜时期的龙字符号是蚕的图形“〓”,演变到小篆书的龙字,由“〓”和“〓”(蚕和丝)两者组合而成〓。从此蚕丝和水稻同时出现在中原一带。⑧《史记》中记载的舜“渔雷泽”当在浙北的太湖南岸,即当今地图上的“震泽”。吴承志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据《说文》震字籀文云:“雷泽即震泽。《汉书·地理志》具区泽在会稽郡吴西,扬州薮古人以为震泽。震泽在吴西可证。”舜北上时途经震泽,把上虞白马湖(古时称“渔浦”)的网鱼技术教给他们,司马迁才写出“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的名句。今太湖北边的江阴县有座“舜过山”,顾名思义,虞舜南来北往路过此山。当地县志记载吴王夫差之子在那里隐居种田。由此推断,舜北上路经是从上虞出发,渡钱塘江,经震泽、江阴,过长江后沿着高邮湖、洪泽湖(古时东面为海),进入山东,再到达冀州。应了郭沫若的“四十日路程,三千里内外”的论述。 舜带领一批越族精英,把虞舜部落的先进文化传到中原,特别是水稻、丝绸和良渚玉器、陶器四大宝,华夏族各部落首领刮目相看,最终被推选为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都城设在冀州的蒲坡,在位39年。“后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⑨。由于舜在冀州时间长,政绩显著,影响范围更广,当时又无文字记载,后人反而忘了他的出生地。 这就是有些学者只认定舜是“冀州人”的由来。 五、亚洲东部七处石棚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的特有宗教纪念物 宗教始于史前社会后期,是古人对于神道的一种信仰。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对于日月星辰感到不可思议,在洪水猛兽面前束手无策,面对疾病、死亡是那样的恐惧。总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统治着人类,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的神。 石棚是新石器时代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古越人依照信士大众意志,为了表达对神灵的虔诚,在上虞傅村牛山上用极原始的方法采集万斤巨石,搭起长12米、宽2米、高1.8米左右的石棚,建在山顶东面的一个祭天(日出)和西面的一个祭地(日落)。北麓半山腰的3个石棚规模略小,用于储存食物、保存火种,又是老人小孩躲避野兽、风雨的好去处。 早在1895年8月,日本考古学家乌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在我国东北辽东的析木城发现石棚(Dolmen),著有《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见《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年第43页)。由于地理的局限性,他只与日本的一个石棚作对比:都有三块万斤巨石搭成,建在山顶上,东西走向,认为是辽宁传到日本的。后来又有人在山东、湖南零陵永州黄田铺、西伯利亚及朝鲜发现类似石棚。傅村牛山的巨大石棚无论从规模、数量上比起那6处石棚,都算得上独一无二的。傅村牛山曾经是越族部落的宗教活动中心,上虞是建造石棚的发源地可证。因史学界未公布牛山上的五大石棚,所以有的学者误认为“零陵石棚与东夷宗教祭祀有关,很可能是舜南巡带来的文化”。连少数上虞人也把它与非洲的金字塔牵在一起,说是葬人的坟墓。事实上,墨西哥建有太阳金字塔,伦敦郊外有巨石阵,也是新石器的产物,但民族不同,内涵不一样,结构也大相径庭。 有人质疑:既然是新石器时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为什么亚洲东部各国都有石棚呢?这一问触及了本文的关键。禹的儿子启凭借其父的威望,用武力捣毁了原始社会的禅让古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尚书》中的《甘誓》篇记载了“甘之战”,夏启王召集六军,发表了镇压不同政见者是“奉行上天意志”,要求部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奴手戮汝”。在那个野蛮的时代,镇压反对他的人,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知要残暴多少倍!舜的后代首当其冲,四下逃散,有的跑到辽宁、朝鲜,有的到了西伯利亚,还有的东渡日本,在那里建起了简易石棚进行宗教活动。这也是舜的历史记载出现断层的根源所在,他们一直等到夏杰被杀,商朝建立才抬起头来,到了越王句践再振雄风。 山东石棚是舜途经之处,零陵石棚是舜南巡征三苗族时建的,史书上记载最多。春秋战国时隔不久,关于舜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肯定要比现今多一些,真实许多。屈原《九歌》中所写的“湘夫人”成为千古绝唱。汉武帝特地到九疑山祭舜,这一史实可证。 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上自穹古之石史”很有道理,经过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这场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分析上述七处石棚的有机联系,不难判定亚洲的七处石棚都是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亚洲东部各国与虞舜部落有着亲密的血缘,上虞的傅村牛山是史前越族部落宗教活动中心,上虞是舜的出生地,虞舜曾经是越族部落的酋长。 六、结语 “舜是上虞人,也是冀州人”,这不但不矛盾,恰恰是客观全面的反映。把舜的出生地与他的活动踪迹割裂开,难免出现片面性。中国史前文化中关于舜的争议与其说是某些学者的偏见,还不如说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河姆渡遗址发现前,谁敢断言中华民族的摇篮有两个:一个是黄河流域,还有一个是长江流域。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考证了卷转虫海侵对宁绍平原的影响,分析了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对于禹的传统说法提出的挑战,才大胆地在《大禹研究》一书中指出:“禹是越地土生土长的人物……”假如上虞的五大石棚公布于众在先,日本的乌居龙藏君不会说石棚是从辽宁引到日本;也不会出现“零陵石棚是东夷文化”的偏差。舜从出生地上虞出发,北上冀州任职,避丹朱又原路返回上虞,临终前南巡至零陵的史实不容置疑。舜推荐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不只是禹的功绩,还有关键的一点——禹是绍兴人……所有这些可证:舜是上虞土生土长的历史人物。只因为他长期在冀州任华夏族部落联盟首领,所以也说他是“冀州人”。随着石棚文化的深入研究,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展开,舜出生在上虞的证据会越来越多。 [注释] ①《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年代关系 ②《吴越文化论丛》——论良渚文化的基础研究. N0 L# m; q) R- b# V. v ③《河姆渡文化探源》——陈忠来著 ④《吴越文化论丛》——越族的发展与流散 ⑤《舜庙怀古》诗云:“云断苍梧竟不归,江边古庙镇朱扉。山川不为兴亡改,风月应怜感 慨非。孤枕有时莺唤梦,斜风无赖客添衣。千年回首消磨尽,输与渔舟送落晖。” ⑥《舜迹考略》——周云正著 1997年12月版 ⑦《正义》注: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 所都也。”冀州,今北京山西境 ⑧《虞舜·蚕·图腾·龙》——冯昭煜著: d% ^6 ]. a$ T: c8 W ⑨《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著 (原载《上虞日报》1999年2月26日三版) |
|
|
|
① ②. d* N$ z4 `1 W" d8 \ ③二三十年代板块的文化构成。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进步的意义不用多言,“五四”运动一个最辉煌的成就,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和兴起。尽管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和否定似太偏激了些。与新文化的兴起互为因果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落的出现和崛起。当“五四”运动最初的轰轰烈烈过去之后,各种知识分子群落的解构和重组,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相对降温和沉寂(“五四”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二年,到1921年夏基本结束)。也许这种降温和沉寂对中国现代文明特别是对中国新文化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比当初的轰轰烈烈更为深刻,更具实际意义。解构和重组的重要特征,便是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组织和文化社团、群落的整合和聚集(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文学上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出现)。1921年以经亨颐、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等为代表的大量文化精英聚集白马湖成为其中重要的个例。因此归纳二三十年代板块的文化构成,用“五四”新文化来概括,无疑是颇为合适的。白马湖文化精英群中的每一个个体,几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将和骨干(无论是当时轰轰烈烈中扮演的角色,还是此后长时间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和推动)。甚至相应归纳于这一板块的上虞名人群落的胡愈之、竺可桢、杜亚泉、马一浮、徐懋庸等等,或本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干将,或因受“五四”新文化的浸淫而成翘楚。 从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观视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脉络:东汉板块——学术文化,魏晋板块——隐逸文化,二三十年代板块——“五四”新文化,尽管这样归纳或许比较牵强。 三、上虞历史文化的特色 在从历史、文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上虞历史文化的构成后,我们无疑应对上虞历史文化的特色作一概括和表述。尽管这样的概括从未有人作过明确的尝试,尽管这样的表述将会有很多的偏颇和缺陷,也许差强人意。 特色之一:地位高,影响大。综观上虞的历史文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高、影响大是其最重要的特色。青瓷发源地的地位是世界级的;王充和魏伯阳则分别树立了中国思想史和化学史上的里程碑;祝英台的故事作为东方四大传奇之一,与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峰并峙;曹娥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化的楷模;谢安的东山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山再起的典故家户喻晓,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经典;白马湖现象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推动和引领无出其右。在上虞历史文化资源中,人文资源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其构成的众多人物几乎是国际级和全国级的。 特色之二:内容丰富,板块清晰。就时间跨度而言,上虞的历史文化几乎穿越了自虞舜至民国近4000年的历史,内容的丰富繁杂在一个县级市中是十分鲜见的。单从文化构成来看有部族文化、学术文化、隐逸文化、孝文化、“五四”新文化等几大类。更难得的是文化特性与历史时段的对应较为清晰,东汉的学术文化板块、魏晋的隐逸文化板块、二三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板块等更具典型性。 特色之三:地域特质明显,美学价值大。上虞的历史文化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大都与水有紧密的关联。曹娥江畔的王充、青瓷、东山、曹娥庙不必说了,祝英台有玉水河,春晖现象有白马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虞的文化一定意义上也是乐水的智者文化,而且其历来文化资源的外在形态和元素,与江南丽山秀水的地域特质彼此融合,互为表里。王充乌石山的青青茶园、谢安东山的帆影棹声、白马湖的青山红树、祝英台祝家庄的田园风光乃至嵇康广陵的茂林修竹无不如此。其内涵的美学特征虽无黄钟大吕的雄浑、高天厚土的粗犷,却充满了江南松涛竹音的娟秀和草长莺飞的诗意,是江南地域文化特质的必然产物。 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的定义:上虞历史文化是江南或江浙在历史文化板块中,一个十分丰富又极为典型的平台。 上虞历史文化时间悠久、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优势独特,但其缺陷也是存在的。这种缺陷相比较而言,主要体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1.纵向的缺陷。 上虞历史文化起点高、板块清晰,但就时间的延展和分布来说,不均匀的现象较为明显。如果将其比作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的头(东汉、魏晋板块)尾(“五四”新文化板块)波涛汹涌,声势逶迤;而河流很长一段的中间部分却色彩平淡,相对沉寂,形成了一定的断裂。自隋唐至清末,上虞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重量级的文化名人,青瓷的辉煌也终被景德镇乃至浙江龙泉替代,历史文化资源的当量大大减弱。这种时间上的相对阻隔和断裂,很大程度上也妨碍或影响了后人对上虞历史文化的认知和了解(尤其是造成了对东汉、魏晋板块历史资源的遮蔽和掩掖)。同样因时间关系,导致实物几乎湮灭和文字记载相对稀少的原因,使上虞历史文化的实证性和感召力明显不足,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视性和亲和力不大(大凡现存的历史文化资源,特别是江南地区较为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大多以时间相对较为接近的明清时期为主)。 2.横向的缺陷。 从横向的角度看上虞的历史文化的缺陷,主要缘于内容构成的繁杂和板块内部、板块之间缺少内在的承接和有机的融合。上虞历史文化的地域特质虽然明显,但作为一个移民后裔为主的地域,其原生态的文化特质或色彩已不很典型或相对稀缺;板块内在的承接虽隐约可见渊薮,但很难剥离出一条完整的脉络。学术文化在东汉独树一帜,说要有联系,一直迟到晚清的章学诚及其后的马一浮、杜亚泉等。隐逸文化在魏晋形成高潮,其后就销声匿迹,再也找不出类似的佐证。即使以白马湖为象征的“五四”新文化,在二十年代初短暂的繁荣之后,辉煌亦很快一去不复返(白马湖现象的短暂与其人员大多不是上虞籍亦有关联)。更重要的是,各个板块之间很难用一种典型的文化来概括和统领(如苏州的园林文化、绍兴的名人文化、书法文化、天台的佛教文化、新昌的山水文化等),从而使上虞的历史文化缺乏整合效应和典型的品牌。 (原载2003年11月12日《上虞日报》,节录) |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