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贵池老家的家谱上得知，姚氏起源于舜，说是舜曾分封在姚山，故以此为姓。这样说来，姚氏的老祖宗是舜，这可是天下姚氏的一大荣耀！我对此无从查考，也无查考的必要。但据历史学家看来，凡姓氏中有“女”旁的，都是古老之姓，应该是从母系氏族社会时就有了，如姬姓、姜姓。这倒是学术界有定论的。

老家贵池在梅街、姚街那一带的山里，过去很闭塞的。那里有“九刘十三姚”之称，即有刘姓村庄九个，姚姓村庄十三个。我所知道的就有“山里姚”“山外姚”“荡里姚”“殷村姚”“茅坦姚”，据说姚依林就属这个“殷村姚”；我所在的这一支叫“茅坦姚”。我的太公的祖父叫姚应富，据同宗长辈们念叨过，当年在贵池茅坦时，家境极穷，一个算命的说，姚应富必须走出去，要是守在贵池山里的老家，是不会发达的。而且很具体地说，不论方向，不论远近，走到天黑了，落在哪儿，就是哪儿，只有这样将来才可能富贵发达。于是我的太公的祖父就挑着一担箩筐从贵池的大山里走了出来，天黑了，就落脚在铜陵新桥头这儿了。

这算命的说不准是个真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反正我的太公的祖父姚应富在新桥头这儿没有富贵发达起来，倒是在他的儿子——我太公的父亲——姚词林的手里，真的富贵发达了，逐渐买田置地，成了这儿的地主了。

要说姚词林的发达，就不能不先说说已经从现代社会消逝了的香粉和香粉碓这两个名词。要说香粉，还得先介绍一种树，叫“香叶子”，灌木，一丛往往十多根，青色树皮，叶互生，叶子表面光洁翠绿，背面不光洁，粉绿；折下叶子或是枝干，将断口放鼻子边嗅一嗅，就能嗅到一种近似生姜的气味；我们这一带的山上时常能见到。这种树在那时被人们砍下山来，晒干，斩断，再放在香粉碓中舂成粉。当然，香粉碓就是杵臼，石头做的杵，往石头挖出的窝窝里砸，稻、麦都可在这里舂成米或粉。要把香叶子树的枝、叶舂成粉，也要靠这个。那时没有电机，人们就引水为动力，利用水位差冲击一个大转盘，大转盘上的一个轴通过传动，按下石杵的木柄，利用杠杆原理，提起石杵，再放下石杵，石杵在起落过程中一次次砸向石臼中的香叶树枝叶，将这些枝叶舂成粉。舂出的香粉是做什么的呢？送往江浙一带制作香，就是求仙拜佛时焚香祷祝的那种香。

据长辈们说，姚词林先是帮人管理这种水力香粉碓，后来东家见他做事诚实，就让他管理销售香粉。从准备交通工具到与收购方结帐，东家都放心地让他主持。有一次，他出售过几船香粉与收购方结帐后，出门走了好长一段路了，一路走着一路算，发现算错帐了。他赶紧回到柜台前，向购方老板说，算错帐了。老板以为他说少付了钱了，就说，算帐如扫地，出门就不认帐了。姚词林说，不是少付给我钱了，而是多给了我钱了。长辈们说得很形象生动的，说是姚词林说话时好带口头禅“如（读yū）此”，那时可能是一个“如此”连着一个“如此”地跟人家说。现在推想起来，买主听了这话，一定愕然不已，但因为刚才说过算帐如扫地，也不好把错付给货主的钱再要回来了，却打心眼里敬重这位货主了。

姚词林有了一笔买主错付的钱——可能还是一笔不小的意外之财，就不再给原来的东家管理香粉碓了，自己开起了香粉碓，自己卖香粉了。而且据说此后，不论香粉生意清淡与否，只要是铜陵新桥头姚词林的“姚振泰”号运来的香粉，江浙那边的老板一定优先收购，价格从优。这样一来，不几年就发起来了。

还听长辈们说，姚词林先前好赌，要赌债的常常上门讨债。幸好那时我们的曾太奶奶——姚词林的妻子是个厉害角色，能把上门要赌债的都赶出去。而且据说，那位曾太奶奶的娘家也是富户，常常对因好赌混得颇为穷酸的上门女婿不少奚落与讥讽，这样大大刺激了自尊心甚强的我的那位曾太祖父，从而激发了姚词林从这些事中树立了发奋作为的决心，从此戒赌，一心挣钱发家，这才有了以后这个发财的机遇。

姚词林有五个儿子，我的太祖父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在大家族中，大儿子成家叫作大房，二儿子成家叫作二房，三儿子成家叫三房……，这样，我们就是四房了。

姚词林葬于今新桥明星河畔北面的山坳中，坟茔很大，据说当年是很气派的。但文革时被贫下中农、造反派起去了墓碑前的装饰性石鼓。四周都开辟成了稻田。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有盗墓贼曾从坟茔侧面掏了个洞，爬进去盗了一回，究竟盗走过财宝没有，无从得知。2007年清明将近时，家族合议，给这位为我们家族后世子孙带来财运接着又带来倍遭欺凌的恶运的老祖宗重修墓碑。

姚氏宗族铜陵这一支人丁并不发达，一百多年了吧，男女至今才50多人。据老人们说，当年某位长辈去世，请了个风水先生卜了块墓地，下葬之时，有钟鸣丁山余的一位风水先生人称“余邪子（即疯子）”正路过，站在路边大叫，这家人算是完了，在这儿下葬是被人害了呀。因其是“邪子”，所以大家都不把他的警告当回事。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洞察力是非凡的。因为据说此后，姚氏族中，凡是有点潜力，有点出息的，接二连三地死亡了，偶有命硬的不死也疯疯傻傻的，我的父亲就说过有一位本来是读书极聪慧的，结果疯了，只要捡到有字纸，就拿起来哼哼地念。而且，那位害我家的风水先生就是本地人，姓戴，过去人们常说，风水先生害别人，他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后来，他家倒的确是接连生了八九个女儿，却就是生不了一个儿子。不知道是基因有问题呢，还是真的有所谓断子绝孙的报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前的家族中商议，要开办一个油坊。油坊当然开成了，而且很赚钱的，在当时我们的家族中那应该就叫向民族资本过渡吧。本来商议是五房轮流开的，但到解放前夕，形势大变，轮到的那家不敢开了，于是就让四房去开。那时，我的祖父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有我的孀居的祖母刘氏带着我的父亲，孤儿寡母的，不懂政治，稀里糊涂地就接过了按照次序还没轮到我们这一房开办的油坊。紧接着就解放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读书，恰好按土改政策，油坊属于民族工商业，在土改中是属于保护对象的。父亲便被安排到油坊当了会计。解放初期，有个初中文化可是正经八百的知识分子呢！过了大约一年两年，当时的干部就连欺带哄，让父亲把油坊卖给公社，当时叫高级社。说是倘不卖，将来公私合营了，你一分钱也得不到。那时的人哪里懂多少政治啊，父亲又年轻，结果，油坊卖了，多少钱：600元。一座油榨也不止卖600呢，还有四合院那样的十几间房子呢！拉碾的牛啊，一切榨油的设施啊，其实就是剥夺了。

那600元三家分了，父亲只得了200元，再凑点钱在油坊边盖了三间半段枋的草房。那时为了做这房，我的外祖父都不知吃了多少苦，贴了上千斤的毛竹做墙筋。毛竹都是老人家翻山越岭背过来的。

我之所以出生在新桥油坊，就是和家庭中的这些变故有着如此密切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