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00:1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都杨氏乃是湖广移民。按明代李东阳《杨春神道碑》之记载：杨升庵之祖籍，乃是湖广之楚人。“上世本楚人，元季徙居成都之新都。”又明代赵吉贞之《杨廷和墓记》，则进一步明确其祖籍：“系出湖广之麻城，五世祖避乱入蜀”。作为有文献可征之四川第一个戏曲作家杨升庵，其祖籍，乃是湖北麻城无疑。他在其所著《异魚图赞》卷一中说：“余尝谓：天地乃一大戏场，尧舜为古今大净。千载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观场也。元儒南充范无隐有是说，而余推衍之。”

李调元否认四川有“川调”之名，在今天看来乃是顾此失彼之失误。因为川调在四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将南、北戏曲地方化之产物。也可以认为，它是四川人对南、北曲的发展与创新。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川调之名到处可见：

道光元年刻本湖南《辰溪县志·风俗》卷十六曰：庆元宵，有采茶歌，及川调、贵调之属。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贵州《松桃厅志》曰：

川调、楚调不一，各操土音歌咏。

以道光年间，四川的川调，已在湖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生根开花而论，明代之川调，绝不是子虚乌有，也并非王世贞的杜撰。而川调所操之土音，理所当然是“蜀音”，即四川之方言土语无疑。

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其所著《广东新语·粤歌》卷十二中曰：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李调元在其所著《南越笔记》卷一中，虽未注明出处，但却一字不差地采用此说。因此，按此说法，四川人以土音唱南、北曲，则理所当然地应称之为四川戏，简称则为川戏。

那么，川戏中的川调，究竟是什么戏曲腔调呢？川调，就是川戏中的高腔，而在楚、蜀之间，谓之“清戏”。

清代乾隆四川李调元《雨村剧话》卷上曰：“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向无曲谱，祇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王正祥谓：“板皆有腔”。作《十二律京腔谱》十六卷，又有《宗北归音》四卷以正之。谓：“高腔，即《乐记》一唱三叹，有遗风之意也。凡曲，藉乎丝竹者曰歌，一人发其声曰唱，众人成其声曰和。其声联络而杂于唱、和之间者曰叹，俗谓接腔。叹，即今滾白也。曲本混淆，罕有定谱。所以后学愦愦，不知整曲、犯调者有之。予故定为十二律，以为唱法。亦窃拟正乐之各得其所云”。皆立论甚新，几欲家谕户晓。然欲以一人、一方之腔，使天下皆欲倚声而和之，亦必不得之数也。

李调元此论，虽有诸多不足。诸如：弋腔，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之类错误概念。但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弋阳腔所唱皆南曲。二是，高腔的特点为：一唱众和，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三是，楚、蜀之间，称高腔为清戏。四是，欲以一人、一方之腔，妄图使天下皆倚声而和之，是根本不可能的。

明代袁小修在其所著《游居柿录》卷十中记述他于万历四十三年在沙市观剧曰：

晚赴瀛洲、沅洲、文华、谦文、泰元诸王孙之饯。……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歈，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汤显祖在明代万历三十七年所写《赠郢上弟子》诗曰：“年展高腔发柱歌，月明横泪向山河。从来郢上夸能手，今日琵琶饭甑多。”

由此可见，楚、蜀之间的清戏，在湖北，称为“楚调”和“湖北高腔”。在四川，则称为“川调”和“四川高腔”。因二者都是不用丝竹管弦伴奏的清唱，其所唱又并非只有南曲，而是南、北兼有。再加上所使用的是本地土音，并渗入了本土流行之民歌、小调、俚曲之类。故二者均不属于江西弋阳腔的变种，而是各自独立的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至今犹有清戏剧种，即为湖北高腔存在。

明代汤显祖在其《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

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庆，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徽青阳。弋阳腔是在宜黄县境内绝？或是在整个江西绝？或是在嘉、庆间发生了暂时的危机？因汤文不显，不敢妄断。但可以证明，在明代，弋阳腔又称之为弋阳调。故可以认为，在明代，是四川之川调、湖北之楚调与江西之弋阳调三调并行，三角鼎立。它们各有各的腔调，各有各的艺术特色，各有各的观众群体。难怪明代楚人李兆先《绝句》诗（载清人廖元度编《楚风补》卷十八）其三曰：“秋来贾客泪沾巾，路草墙花各自春。莫向中流歌楚调，舟中多是赣州人”。既然江西人不爱听、或者听不懂湖北楚调，显然，楚调与江西弋阳腔以及青阳腔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楚调与川调，或者说湖北高腔与川剧高腔，虽然腔调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共称为清戏。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至少，在四川人与湖北人之间，不存在语言障碍。不论川调、楚调，观众都能听懂，不必提出忠告。在清代四川，乃是“川调”与“高腔”两种称谓，同时并用。而在广大民间，则以称“高腔”为常。康熙二十七年原修、同治十三年续修刻本《德阳县志·风俗》卷十八曰：

乐部最尚高腔。一人独唱。至入拍处，众声从而和之。演迤高沓抑扬之间，亦有节奏。故人乐听之。

以其称“乐部”而推断，此“高腔”，似应为康熙原修时之称谓。这是目前所见川剧“高腔”最早的文献记载。以其“最尚”而论，说明此时的四川，已不止高腔和灯戏，而已经有了昆曲、汉调之类外省戏曲剧种，或声腔。

又据民国十三年，成都璧经堂印行胡淦所辑之《蜀伶杂志·庆华班》记载：

雍正二年，有二十余人由泸来省，住棉花街之药师殿。招聚生徒教授，因成立庆华班，注重高腔。继舒颐班而别树一帜，名亦相等。今之名角康子林，乃庆华班之数传弟子也。

这则记载表明，在雍正以前，虽说“锦城丝管日纷纷”，但成都所尚则是江苏之昆曲，而不尚徒歌形式的高腔。否则，以唱高腔著称的“泸州河”川剧艺人前来招徒教授，便没有艺术市场。而成都所擅长的川剧胡琴，又称“坝调”，则是乾隆中，“蜀伶新出琴腔”以后之事。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01:13

真是无独有偶，在湖南的辰溪县，也是“川调”和“高腔”并行。道光元年刻本《辰溪县志·风俗》卷十六曰：

城乡善曲者，遇邻里喜庆，邀至其家唱高腔戏。配以鼓乐，不妆扮，谓之“打围鼓”，亦曰“唱坐场”。

辰溪的高腔，乃是辰河戏的主要声腔之一。它与“川调”并行并存，显然应是一种独立的戏曲声腔。在演唱形式上虽与川调与楚调有诸多相似，但并非川调，即不是川剧高腔。也不是楚调，即非湖北高腔。根本原因在于，辰河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或者说是受弋阳腔的影响较深所致。湖南的湘剧高腔，也是如此。明代嘉靖戏曲家徐渭，在其所著《南词叙录》中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可见湖南的湘剧高腔和辰河高腔等，都受到弋阳腔的直接影响，并且使用弋阳腔。而弋阳腔在嘉靖年间尚未流播到湖北和四川境内，故明代的川、楚两调，即川剧高腔和湖北高腔，均并未受到弋阳调的影响。相反，这独立并存的三调，如果按出现的时间而论，则应为：川调在先，楚调在次，弋阳调在后。若以三调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则为：川调，居长江之头。楚调，居长江之腹。弋阳调，居长江之下腹。而用弋阳调之南京，则居长江之尾。这正好与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465—1521年），以靳广儿、韩五儿为首的“川戏”戏班，顺长江东下跑滩，到江苏南京演唱“川调”和灯戏的路线———四川—湖北—江西—江苏相符。

川、楚高腔为什么会谓之“清戏”？我以为与弋阳腔“异化”而产生的青阳腔，并无直接关系。真正的原因有三：一是演唱形式皆清唱，二是清初最尚高腔，三是乾隆八十大寿庆典，清王朝规定全国均演唱高腔戏。

第一点，皆为清唱，不用丝竹管弦，这是所有高腔戏的共同特征，众所周知。

第二点，见清代杨静亭所著《都门汇篡·词场序》：“我朝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

又见清代人震钧所著《天咫偶闻》亦曰：“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上行下效，自古而然。从来京城所好，都被视之为艺术上的风向标。第三点，见清代人钱学纶所著《语新》卷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为皇上八旬万寿圣节。……宫门外搭台演剧。自初一至二十一，听军民纵观。府、县前亦俱搭台唱戏，一式高腔。”

此所谓“一式高腔”者，并非限于北方之“北弋”，更非规定只准唱江西之“弋腔”，而是指令全国各州、府、县，都唱本地的高腔戏也。在四川，当然是唱川戏高腔。而在湖北，自然是唱湖北高腔。

由此可见，在乾隆年间，高腔戏一跃而成为了清王朝的国家“样板戏”。因此，川、楚人称川、楚高腔为“清戏”，无论是就艺术而论，或者是从政治上讲，皆不足为怪。甚至可以认为，后者是改称川调、楚调为“清戏”的更主要原因。因为，在明代，从未见“清戏”之名。到清代改名清戏，其原因有二：一是体现川、楚文化艺术的相互认同，有利于川、楚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二是在于感谢清朝统治者对湖广填四川之移民的优惠政策。改称“清戏”，有利于剧种的生存与发展。虽然，在四川没有保留“清戏”之称，一直呼为高腔，但“清戏”之名在湖北却传承了下来，一直保留到今天。

川剧高腔与湖北高腔，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地方戏曲剧种。所谓在楚、蜀之间谓之“清戏”者，乃为四川人与湖广人相互认同的产物。李调元用“楚、蜀之间”，而不直用“楚、蜀”或“川、楚”全称，窃以为清戏，很可能是因为川东与鄂西接壤，乃为川东人对四川高腔和湖北高腔之混称。客观上，却将川戏高腔误认为就是湖北之清戏。不过，即使是因川、楚高腔的某些相似而误认，但仍然是川、楚两地人的一种相互间的认同。

三、川剧胡琴与湖广腔

民国二十八年刻本《巴县志·风俗》卷五记载当地的戏剧时曰：

旧俗：皆演于各会馆或寺观。城乡间，皆建万年台，官署则临时为之。时节庆会，召优伶曰“班子”。任人自由入场观剧。清末始设戏园。……其风盖自沪汉。始倡京调，男女合演。初只川调、汉调，间有秦腔。……客串，初有围鼓。……川调，呼曰高腔。伶人曼声抗喉，后场之人，就其尾声从而和之，间以锣鼓。谈剧者谓：高腔戏，疑即古之所谓曼绰。祝允眀所谓“趁逐悠扬”者是也。关于“川调”与“高腔”，前文已经明确。而四川巴县最初的这个“汉调”，为何种戏曲腔调？在上引《巴县志》中明确认为：

汉调，即皮黄。导源于黄陂、黄冈二县，亦曰“二黄”。皮黄者，以二黄为正宗，西皮若或为之辅。盖二黄为汉正调，西皮则行于黄陂一县而已。其后融合为一，亦不可复分。

黄冈、黄陂两县，属于湖北的黄州府。这个也叫“楚调”、俗称“二黄”的汉调，不仅流行于黄冈、黄陂、麻城、孝感等县，而且流行于今宜昌、谷城以东的大半个湖北。但其来源各说不一：有认为来自江西宜黄的（见杜颕陶《二黄本源考》），有认为来自吹腔的（见王芷章《腔调考源·二黄考》），有认为源于弋阳的（见欧阳予倩《谈二簧戏》）。但他们均为近人记远事，往往离史实更远。实不如当时人记当时事，更接近真实。所以，乾隆四十九年檀萃《杂吟》诗注，主张二黄腔出于湖北之黄冈、黄安，窃以为更为可信。此外，在湖北西北部的竹溪、竹山、十偃、房县、郧西、郧县、丹江等县，还流行有一种“山二黄”，又名“汉调二黄”。这个山二黄，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可视为是楚调二黄在乾隆年间的“草根化”，或者说是“山寨版”的汉调。

清代四川李调元《雨村剧话》卷上曰：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传其音。专以胡琴为节奏。淫冶妖邪，如怨如诉。盖声之最淫者。又名二黄腔。

李调元的这个记载与檀萃的诗注，一讲二黄腔艺术特点，一讲二黄腔产生地点。两人均为乾隆间人，在时间上不谋而合。即：二黄腔在乾隆年间，已经产生并广为流传。

汉调中的西皮，起于何时何地？乾隆五十年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五曰：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妇上坟》，寻音赴节，不闻一字，有如傀儡登场。昔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口无歌韵，而藉靡靡之音以相掩饰。乐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道光八年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卷三曰：《燕兰小谱》记甘肃调，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唔如语。此腔当时乾隆末，始蜀伶。后徽伶尽习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今则……谓甘肃腔，曰西皮调。

以上两条文献，同出一源，基本事实清楚。即：在乾隆年间，四川新出琴腔，又称之为甘肃调和西秦腔。到道光时，被御史奏禁而改称西皮调。故琴腔，乃为今川剧“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中的胡琴戏。而［西皮］，正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道光三十年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有一首为：“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这是［西皮］与［二黄］在湖北合流，目前所见的最早文献。而在艺术实践上，合流可能在嘉庆时期，或者更早。但［西皮］在湖北的出现，正好与蜀伶新出之琴腔时间大致相同，也在乾隆中期。颇值得引起研究者们注意。

乾隆四十年前后，严长明所著《秦云撷英小谱·小惠》曰：

演剧仿于唐教坊梨园子弟，金、元间始有院本。……院本之后，演而为曼绰（俗称高腔，在京师者，称京腔），为弦索。……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今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广人歌之为襄阳腔（今谓之湖广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

襄阳腔，即湖广腔，因初出湖北襄阳而得名。所唱声腔为［西皮］。今云南滇剧，犹称［西皮］为［襄阳］。傅惜华先生收集到的《芦花河》（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剧的工尺谱，称之为湖广调。经专家破解，乃为京剧之［西皮二流］。可见湖广调［西皮］与乾隆年间蜀伶新出的“琴腔”之间，绝对不是简単的偶合，而是有着必然的內部联系，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内部者，四川人原本多为湖广人也。故湖北襄阳
人接受蜀伶之“琴腔”，自然不足为怪，顺理成章。湖广腔、汉调二黄与蜀伶新出琴腔之整合，则形成了今天川剧的胡琴腔。川剧胡琴，所包含的戏曲声腔，以［西皮］和［二黄］为主，同时含有［吹腔］在内。如《活捉三郎》所唱，全为吹腔；在川剧高腔《柳荫记》等戏中，亦用过［吹腔］。故李调元在其《雨村剧话》卷上曰：“又有吹腔，与秦腔相等。亦无节奏。但不用梆，而和以笛为异耳。此调蜀中甚行。”

蜀中什么时候“甚行”？最晚也应在康熙年间。康熙五十一年，时任四川绵竹县令的陆箕永有一首《竹枝词》曰：“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板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

在四川甚行的［吹腔］，又名［吹吹腔］。在川西北，与秦腔并行。但并不将它归入川剧弹戏，即“川梆子”，而是相对独立，通常将其归入川剧胡琴之中。由此可知，川剧胡琴戏，不仅整合了湖北汉调、山二黄和襄阳腔，即湖广腔，而且还整合集纳了［吹腔］。充分体现了四川作为一个移民大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10:05

论清代“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导向

陈典

中华文史网

明末清初，经过连年的战乱、疫疠，四川地荒丁亡的情况十分突出，据《四川通志》称，明末兵燹之余，死亡逃徙，“丁户稀若晨星”。[1] 至康熙三年(1664年)，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在“由顺庆、重庆以达泸州，溯游而上”，沿江观风问俗的过程中，“舟行竟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深林密箐而已”，感叹四川的“寥寥孑遗，俨同空谷”，“有川之名，无川之实”。[2]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四川的经济恢复，清廷所实行的移民就垦政策也就有异于他省。

　　　　　　一

　　顺治年间，除一般性的招徕流民政策适用于四川外，顺治十年(1653年)还特别题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3] 试图以耕牛籽种的优待政策招民就垦。虽然当时局势未靖，但也多少取得一些效果，顺治十七年(1660年)，吏部在议复四川巡按张所志的上疏时即称：“四川遂宁县向因地荒民稀，归并蓬溪，今百姓既渐来归，且系行盐之地，应如按臣所请，复设县令”。[4] 从“百姓既渐来归”、“复设县令”之语，略可体察流民的归复。

　　康熙以降，移民政策走向多样化、实质化，以时间为序，其政策演变历程如下所述。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上疏中指出：“(川民)流移之众，秦中最多，楚、滇、黔亦有，或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当不下数万人。此辈身处异乡，徒作飘零”，若归之蜀中，则成为经营阡陌的版籍户口，因而提出了招徕川省流民回川，“以川民而实川户”的建议。[5] 在这份上疏中，张德地还请求清廷颁布敕谕，令“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流民如有能力自行回川，即“给与引照，促令起程”，如果“贫乏缺费，注明册内，俟臣捐借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表现出招民归川的急切之心。

　　康熙七年(1668年)，张德地又提出招徕外省人民入川及其对招徕之官进行议叙奖励的具体办法。当时，四川总督刘兆麒也有类似的疏请。户部议复称：“查招民授职之例，已经停止，但蜀省寇氛之后，民少地荒，与他省不同，其见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纪录有差”。[6] 这一有别于他省的招民政策得到了认可。

　　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四川总督蔡毓荣又进一步提出了现任官员、候补官员、士绅招民奖叙办法，以及放宽新垦土地升科年限的建议。其中“广其招徕之途”的招民政策，显然比前更进了一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上疏中明确地将招民与垦荒结合了起来，待招徕人户“尽皆开垦”，并取得“地方甘结”后，才将议叙奖励政策兑现，无疑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恢复。至于新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与当时各省通行“三年起科”相比，也显得特别优惠。这些政策，均令“吏、户、兵三部会同议行”。有关官员也确实因招民有方而得到议叙。[7] 同时，该年还议准：“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8] 这是在法律上对流民落籍四川的认可。

　　上述招民政策，因三藩之乱期间的战乱格局而遭到阻碍。在三藩之乱即将结束之时的康熙十九年(1680年)，户部题称：“四川久为贼据(指吴三桂叛军)，苛虐横征，小民相率流亡。请敕督抚急行招徕抚绥，以副皇上爱民至意”。得旨：“总督杨茂勋等速赴任，督理军饷，并招徕流民，俾安生业，毋误农时”。[9] 三藩之乱对于稍现恢复之机的四川是一个大的打击，在几年的时间，中断了四川移民和经济恢复的进程。三藩之乱结束之际及三藩之乱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招民政策基本上是原有政策的重拾。

　　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招民政策又有了进一步的内容。该年议准了两个条例，一是“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10] 一是“川省荒地甚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11] 前者是将入川定居的“客户”一体视为本地土著“主户”的政治性措施，移民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走科举仕途，表明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后者则在法律上认定移民新垦土地的所有权，以免日后的产权聚讼，均是为了免除移民的后顾之忧。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者甚多”，其赴四川之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待新垦地“满五年起征之时”，又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亩争告者”也甚多，因而谕令：“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称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造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12] 这一方面在于防止无谓的争讼，另一方面则在于稳定移民队伍，不至于移民时去时返，影响到赋税的起征。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上谕称：“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课，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13] 这里已体现出清廷对四川新垦土地簿征田赋、给移民以实惠的基本精神。事实上，四川的田赋与他省相比是很轻的，彭雨新先生认为，这种“轻赋”，是“招民政策和轻税政策的结合”，并且“带来了此后多年的小康之治”。[14]

　　雍正五年(1727年)，又议准了三个较为重要的条例：第一，因为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人民，流入四川者甚多，有的“竟无执照可验”，因此议准：“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意抚绥，毋使失所”。[15] 实施这一政策的本身即意味着移民入川的民众日趋增多，验照、入籍的移民程序走向规范化。第二，也是由于入川穷民的增多，川陕总督岳钟琪要求“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帝令拨银10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同时要求四川地方官清查新入川的流民，以免“良奸莫辨”。[16] 这既表明新形势下接纳移民仍给以实惠，又表明统治者在移民增多的情势下对清理户籍以及地方安宁的重视。第三，为了解决土、客之间，以及移民之间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争讼”，户部奏准：“于各部司官内拣选四人，命往川省，又于候补、候选州县内拣选十六人，令其带往，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将丈量事宜，秉公妥酌，分委带往人员逐处清厘。所到地方，令州县官拨户书、弓手，跟随勘丈，事竣计算来川民户，按亩拨给。新垦田分别水旱，照例升科，备造清册，报部稽核。如有奸民胁众阻挠公事，照聚众至四五十人之例治罪；地方官不善抚绥，以致聚众著，指名题参，从重议处”。[17] 由于当初流民入川垦荒，“止计块段插占管业”，可以任意占有土地，确实使其“从无产到有产”，但乱占土地也种下了异日争讼的根苗。从户部议准的具体丈量规定，也得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清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10:56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的招民政策发生了变化。该年，经四川巡抚宪德疏请，户部议准：“各省入川民户，向经一面造册呈报，一面咨查原籍在案。但愚民风闻给资招垦，往往轻于转徙。况川省田地多经业主承丈自首，将采余荒多寡，尚未可知，不可不定以长策。请嗣后各省续到流民，自雍正七年为始，停其造册咨查。行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入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18]

　　这说明，在四川移民日多、荒地日少的情况下，对移民的入川，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限制，被接纳者只是那些有“印照”、有“生业”之人，无印照、无生业的“游民”已不再受欢迎。这一转变了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被延续下来。当新任四川巡抚硕色在乾隆三年(1738年)试图重扯招民就垦的大旗缴功时，就受到乾隆帝的斥责：“川省向多奸匪，汝到任一日，即为汝之责矣。嗣后务须弭盗安民，以靖地方，至招垦一事，须妥协办理，则实为有益之事也”。[19]

　　乾隆四年(1739年)，又覆准：“贫民入川垦地者，……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备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察。其素非良善者逐回，如实系安分贫民，无力佃种者，酌拨地亩，……其散住各府州县佃种者，责令佃主出结；贸易者，市邻出结；依附亲故者，亲故出结；寄宿寺庙者，留宿地出结。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如有生事可疑之人，许原出结人呈报，并许乡保、邻佑人等首报，仍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如有失察者，参处”。[20] 对流民入川定居，必须核实稽察，或驱或留，均有一定之规；“出结”担保，编入保甲的户籍制度也越来越严密。

　　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限制外省人民来川。该年，四川巡抚纪山奏称：“湖广等省外来之人，皆因误听从前川省地广人稀之说，群思赴川报垦，不知川省已无荒土可辟，嗣后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与印照，使彼此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得旨：“所见甚是，妥协为之”。[21] 在前，“无照”流民还只是被查明，令其返回原籍；此时已是“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不许进入四川，这标示着移民政策的进一步变化。

　　不过，面对日趋转严的移民政策，以及地方大吏的屡请严禁流民入川，乾隆十五年(1750年)后又有所宽缓，对不法之徒与一般流民，分别对待。该年，上谕军机大臣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之类，固应尽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之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惟在地方大吏善于督率稽察，不至滋生事端，方为妥协”。[22] 可谓是宽严相济。

　　此后不久，大规模向四川移民的运动也宣告停止。当然，在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之后，又有外省流民的移入，如乐至县：“嘉庆初，妖匪扰境，户口稍替，复有自秦、自楚汉族入籍孳息”。”但其规模、范围远非清代前期可比，政策导向也不明显。

　　　　　　二

　　综观上述，概而言之：就移民的对象而言，有“以川民实川户”(一般民户与绅衿户)和招徕外省流民两个层面。就移民政策的内容而言，则包括了官给牛种、捐借口粮盘费、差官搬取、招民议叙、招民授官、放宽新垦地起科纳赋年限、流民入籍、移民子弟在川科举考试、承认移民的占地产权、优厚给田、减轻赋税、平息争讼、验照入籍、辨别良莠、编查保甲等诸多内容。就移民政策的时段划分而言，又可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顺治中期到康熙初年(三藩之乱前)，这一阶段移民初步展开，以急于招民、招民议叙为标示；二是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十二——二十年)，这一阶段因叛军占据湖广、四川等地而使移民无从谈起；三是三藩之乱结束之际到雍正六年(1728年)，这一阶段移民进入高潮，以诸多优惠的政策内容吸引流民为标示；四是雍正七年(1729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这一阶段移民仍不断涌入，但清廷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以及移民在川人数的增多和川地社会经济的恢复，移民政策转严，以停止优惠招民的条例及限制流民入川为标示；五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后，政策又走向宽缓，有点自流放任的意味，仍有移民的迁入，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渐次结束。

　　事实上，向四川的移民进程也正是伴随着有关政策和时段而展开，政策效应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在顺治中期到康熙初年的初始招民阶段，已是“渐次招徕，人迹所至，烟户递增”。[24] 某些地区还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效。三藩之乱结束以后，随着社会的安定和新的优惠政策的出台，流民不断入川垦荒定居，移民渐次进入高潮。据四川提督岳升龙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奏称，是时，除了川北仍“见其人少地荒”外，“川西、成都所属与川南、邛、雅一带，田野渐辟，人户颇繁”，川东各处，亦是“旱涝无虑，丰瘠相均”，“全蜀郡县，俱庆秋成”。[25] 据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奏称，仅“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名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26] 沿长江水路入川的湖广流民，则是“日以千计”。[27] 再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川总督年羹尧的奏报，陕西流民，“自去冬至今，有挈其妻子，随带驴骡，数十成群，来川就食”。[28]

　　雍正七年(1729年)以后，虽然停止了有目的带有优惠措施的招民，同时也有了许多移民限制条例，但移民潮依然波涌不止。如乾隆六年(1741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奏：“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29]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奏：“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30]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仍然是“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31]

　　这些零散的史料只能大致反映出某一个阶段的移民趋势，据此统计各个阶段的移民数字则相当困难。据郭松义的估计，四川“顺康时期的外省移民，当在五十万到百万之间”，而“雍乾两朝入川的客民，不但不会少于顺康两代，而且还要超过很多”。[32] 据王笛的估计，从清初至嘉庆年间，四川人户中的移民及其后裔，至少占当时川省人口2070.9万中的85％。[33] 凡此，都可以作为参考。不管怎么说，延续百年的各省向四川的移民运动，使川省人口大为增加是无疑的；川省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外来移民也是无疑的。从下述川省的人口(移民)构成中还可再从体会。

　　湖北、湖南地近四川，在地理区位上具有向四川移民的优势，上引资料也反复揭示了“湖广”向四川的移民。在地理区位的优势下，湖广向四川的移民，主要是在时间上占先、在人数上占多，即所谓：“蜀中自明季兵灾后，土著几无孑遗。迨国朝定鼎，悉由外省占籍。楚蜀接壤，转徙最便，故楚省较它省尤多”。[34] 即所谓：“明之黄、麻籍最早，而武昌、通城之籍次之。康熙之永、零籍最盛，而衡州、宝庆、沅州、常德、长沙之籍次之。……谚曰：‘湖广填四川’，犹信”。[35] 这也正是“湖广填四川”之俗语的注解。其他各省如陕西、江西、广东、福建也有较大数量的移民，另外还有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等省人数不等的移民。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11:44

四川各个不同的地区所吸纳的外省移民在比例上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湖广籍所占比例最大，据简阳县的统计，外省籍移民多至11个省，以全县222个家族而论，外省籍为213个，湖广人即达133个，占外省籍移民比例的62.4％。[36] 据金堂县的统计，土著“为数寥寥”，外省移民“似不下十余省，然以楚籍为占多数”，其中湖广籍约占37％，广东籍约占28％，福建籍约占15％，其余各省籍约占20％。[37] 据广安州的统计，湖广籍占59.9％，江西籍占13.3％，浙江、福建籍占6.7％，山东、山西、河南籍占6.7％，广东籍占6.7％，本省外县籍也占6.7％[38](按：这里作了换算，原文为：“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浙、闽籍一，齐鲁、晋汴籍一，粤籍一，蜀人迁籍一”。另外，也有“秦、陇、滇、黔之人”，但“占户籍者绝少”)。另据郭松义对合州、简州、井研、南溪等州县部分迁入户的统计，湖广籍占57.3％，广东籍占14％，福建籍占3.2％，江西籍占2.6％，陕西籍占0.9％，贵州籍占3.6％，本省籍占3％，其他占3.4％，不详占1.1％。[39]

　　在清廷移民政策的导引下，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必然对四川的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重大影响。郭松义先生认为，影响主要有三：一是加速了荒田垦复，使四川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荒田的垦复外，移民在生产技术上也传送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还带来了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农业之外，移民在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对井盐业也多有贡献。农村经济的恢复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市场的活跃。二是在清初的移民垦荒中，四川出现了一大批自耕农民。这与川省存在着许多待垦荒地，以及农民起义彻底扫荡了该地的王侯亲贵和世家大族有重要关系，同时也与清廷的给田、薄赋政策相关联。大量自耕农的出现，又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得以较快地复苏和发展。三是在自耕农发展的基础上分化出一批中小地主。他们的土地积累，虽然不排除有巧取豪夺的做法，但更多的是艰苦创业、通过经济手段取得的，这种情况，与其他地区有别。[40]

　　上述之外，笔者认为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由于不同省分、不同地区的大量移民，使四川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在语言、宗教、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反映。如安县，“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至俗语，各处发音不同”。[41] 大竹县，“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语”；“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祖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42] 乐至县，“豫章、楚、闽、粤、黔杂处，或多行其故，俗不能尽同”。[43] 铜梁县，“四方人居处杂厝，风气不古，好机心而务诈顽，与土人绝异”。[44] 富顺县，“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往醵为公产建立庙会，各祀其乡之神望”。[45] 广安州，“凡楚人居其大半，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昏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46] 这都是保留原有文化的例子。在一个移民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比之于文化的渗透和融合，维系原有文化往往更为困难。入籍四川的移民大多是以聚族而居、形成家族集团，乡民依托、形成同乡村落，建立会馆、形成更大范围的省区集合为手段来维系各自的文化特征。[47]

　　第二，由于移民的垦田力作，使四川的垦熟田亩和赋税额不断加增，不但有利于川省的经济恢复，也有裨于清朝财政。四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有熟田11883顷50亩，征税银27094两。至雍正二年(1724年)，田额为214456顷16亩，税银为225535两，但是“隐田漏赋”严重，经过雍正年间的清丈，至雍正七年(1729年)，田额已达459027顷83亩，税银已达656426两。虽然税银比明代万历额1616600两要低许多，但熟田额却大大高出明代万历额134827顷67亩。[48] 田额比明代的增多，标志着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税银比明代的减少，正是四川实行轻赋政策的结果。而且也正是由于清代前期四川的轻赋，既给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又使四川田赋按年征足。

　　第三，随着四川外来移民的增多，土民与客民之间、客民与客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还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上谕就曾指出：“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之人”。[49] 湖广入川之人最多，形成一定的势力，难免跋扈，遭到川民或其他移民的怨恨，当在情理之中。据黄廷桂《楚民寓蜀疏》称，“有占人已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伙为盗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又有私立会馆，凡一家之事，率楚中群凶横行无忌，此告彼诬，挟制官府者。凡此，臣皆得之传闻，未敢入告”。[50] 土、客之间的矛盾虽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为地权的争讼则是其焦点。雍正五年(1727年)户部在所上奏折中即已指出：“四川昔日荒芜田地，渐皆垦辟，从来并未丈勘，止计块段插占管业。又土著与流民各居其半，田土不知顷亩，边界均属混淆，此争彼占，争讼繁兴”。[51] 四川巡抚宪德更是一语中的：“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大率为界址不清”。[52]

　　第四，清代向四川的移民，在不同的阶段还有其他不同的结果。当清初“流民遍野”之时，流民至川，可以从“无产而有产”，可以使游手游食之人，变为“良民”，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又可使川省“无人而有人，渐填实而增赋税”。[53] 康雍乾之际，不少省区的人口压力加重，向四川的移民，又缓冲了人口迁出地的社会矛盾，有利于不同省区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不过，雍乾以降，由于向四川的大量移民，四川的社会问题也变得突出起来，“盗贼滋炽”，“奸匪”增多。[54] 雍正年间以来对流入四川人户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即如引人注目的秘密社会组织“啯噜子”，就是流民集合的结果，这在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抚纪山的奏折中已指出过：“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55] 川陕总督庆复在乾隆十年(1745年)也说：“四川啯噜子多系福建、广东、湖广、陕西等省流棍入川”。[56] 而“啯噜子”与后来的各种“会匪”、“邪教”，又多有渊源关系，成为有清一代四川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http://www.iguoxue.cn/html/26/n-51726.html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16:36

http://tv.sohu.com/20100907/n274766240.shtml
湖广填四川”的由来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4 09:04:52

回复  姚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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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I6 e' Q$ u: L# C9 |  {- g) @    “在灿如繁星的中国农民起义首领中，最具争议的一位要数张献忠。有的说他是“恶魔 .... E9 g. w) P5 u$ a
pszyyao 发表于 2012-10-4 08:59

是同支系的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8 15:36:48

江西填湖广
江西填湖广，是指发生在元末明初时期，因为政治和经济原因，造成大量江西人口迁居到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两省）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影响十分深远。
移民背景　　传说朱元璋当皇帝后，他的各派系纷纷前往南京向他庆贺。他疲于应付，因而下令各路人马要按顺序依次进京。当他听说有队人马到长沙时，便下令“歇息三天”，不料被误传为“血洗三天”。长沙地区遭到大屠杀后，人烟稀少。以历史来说，朱元璋可能是为了报复当地百姓对陈友谅的支持而作的决定。

　　明朝灭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等运动。其中“江西鄱阳瓦屑坝”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国明代两大移民的集散地之一。“江西鄱阳瓦屑坝”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南京杨柳巷”和客家人之源“福建宁化”并称为我国明代四大移民的集散地，也是寻根之地，其中江西鄱阳县(古为饶州)瓦西坝，全国有两亿人的祖先是这里出去的。明初移民时，官府在瓦屑坝设局驻员。饶州府各县移民沿乐安河、饶河到达鄱阳瓦屑坝集中，然后发放“川资”，编排船只，乘船驶出鄱阳湖到达湖口。然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今湖北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它省份。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8 15:38:14

移民原因　　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踞的主要战场，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十室九空，无论是

北方移民还是土著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并允许“插标占地”，因此而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
　　远在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人们便把眼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外出商贾负贩、打工挣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大都越过梅岭南下到广东打工。而元末明初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广地区大部分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进入两湖地区，从而助推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1]
编辑本段移民过程概述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一次是元末明初。
　　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
　　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移民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移民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8 15:39:09

移民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编辑本段专家分析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著名专家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江西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
参考资料
1．江西填湖广．江西档案信息网[引用日期 2012-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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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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