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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老九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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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九品芝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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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0 18:06:3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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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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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1 ~$ n- R: m$ f8 s. n/ G第一章苦难的童年
( q( w, M  @# R) c( t; |$ f  一、浦东民生0 b) U: f4 `, M: h2 X
  我对浦东有着一种浓浓的、深深的乡情,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q9 S: g  K6 k
  上海开埠之后,浦西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十里洋场,进而成为世界的大都会之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国际贸易港口。而与黄浦江一江之隔的上海浦东广大农村,由于地少人多,农业经济呈现日渐破产的景象。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民国上海特别市政府提出和通过了“大上海计划”,拟在浦东开发高桥、洋泾、塘桥等六区和三林、陈行、周浦三镇,成为近百年来“开发浦东”的第一个官方计划。
0 o/ p  W( l/ j* W# M! S6 I; j" C  李平书、黄炎培等浦东进步士绅,到处奔走呼号,谋求浦东开发。于是,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大办实业、大兴新政、大倡新学,启动了浦东农村现代化的序幕。- f( y9 }' Q7 t8 ~9 w
  按照“交通优先、实业开发优先”的方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浦东开发走上了快车道:先后建设了浦东周家渡至周浦的上南窄轨铁路,浦东庆宁寺至川沙、江镇的上川窄轨铁路,建设了浦东大道、沪南公路,从而构建了浦东交通的大动脉;还在黄浦江上开辟了几条轮渡线,大大改善了两岸的交通。与此同时,一批民族工业在浦东诞生:有的在浦东大集镇上设立纺织厂,专营棉纱、毛巾、袜子的生产;有的开辟花边、刺绣等作坊,使一批妇女有了经济来源;有的开设营造公司承包市区的建筑工程;民族工业的发展为浦东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血液,社会生活得到了新的平衡。
7 Q) Z/ {$ J2 G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浦东开发,促进了浦东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浦东集市的繁荣。当时浦东有不少大集镇,比较有名的有周浦、北蔡、张江、洋泾、塘桥、三林、杨思、川沙、横沔、航头、惠南、新场、大团、杜行、南桥、奉城、朱泾、张堰等。其中,周浦镇区的规模最大,商号最多,市面最繁华。
. w+ p; q' B9 g* e6 x  在浦东长期的农业经济社会里,农耕、渔业、盐业、纺织四业成为主要支柱。  I6 K9 |6 Y% l' w5 q) K  j
  浦东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加上农民天性勤劳,一般年景都能有较好的收成。浦东平原的农作物以水稻、棉花、油菜为主,麦子、玉米、蚕豆、山芋、花生、芝麻等杂粮为辅;浦东农田有着“年花、年稻”轮作习惯,这对土地休闲养护十分有利。1 n0 j: t6 u# @" D9 A' g' }
  浦东农民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民谚云:“三耕六耙九锄田,一季庄稼抵一年。”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说:“只要人勤快,就饿不死人。”农忙时的浦东农民,家家户户要在五更天下田,忙于耕田、落种、灌溉、锄草、施肥,每天摸黑回家,非常辛劳;收获季节的农民更辛苦,要连续十多天、每天十五、六个小时,从事收割、脱粒、挑担、耕翻等高强度的农事体力劳动。9 l$ q! {5 g3 c6 B
  浦东农村普遍种植棉花,棉花生长期内要锄草、松土三、四次,需要的农时工作量较多。一般地主、富农家庭的女主人,在烈日炎炎的酷暑,扎着头巾,亲自带领帮工锄草,俗称“领脱花”,一天劳动十三、四小时,人很辛苦,工效也很高。7 n& ?: j. V4 T+ u# C9 B. J- `$ P0 o
  浦东人民勤劳朴素,男耕女织,一年忙到头,从来不知道休息,永远没有人闲着。在农闲季节,大多数农户为了使庄稼丰收,天旱担水、雨后排水,堆厩肥、罱河泥、施饼肥,忙个不停。随后,不少男人外出打短工、做小卖买、捉鱼摸蟹等挣一些零用钱;在家的男人还要起早摸黑从事编竹器、编蒲包、编芦花帚等家庭副业。小孩子则放牛、放羊、打猪草。浦东妇女特别勤劳,且能自立,精于农活、纺织。浦东农妇用双脚踩转纺车,一双巧手竟能同时纺出三根棉纱;而别处妇女手摇纺车,只能纺出一根棉纱。妇女们还在整张纱线编结的网格上,编织各种图案,制成窗帘、台布等工艺品,这种称为“网扣花边”的手工艺品在欧美十分畅销。一些未婚的姑娘用巧手忙于绣花、织毛衣、编结花边等。浦东农村流行一种蓝印花布,图案有麒麟送子、喜鹊迎春等,多用作被面、蚊帐、兜头巾等。还有一种用天然紫色棉花纺织而成的紫花布,民间传说老年人用这种布做成内衣能养血。
3 ~0 y5 O2 @5 U" F# x8 k  浦东地区将田地多、财产多的大户尊称为“财主人家”,将少田、无田的农户叫“穷人家”,将专为大户人家养牛、排车的农民称为“老佃户”。“穷人家”和“老佃户”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生活清苦,住的是草屋,穿的是土布,吃的是高粱、玉米、麦粞;浦东农村的贫苦农民受宿命论的影响很深,认为穷富是命里注定的,所谓“牛吃稻草鸭吃谷,各人生的各人福。”5 r5 l) r$ e1 R; R1 M& c4 @3 R. Q$ |
  浦东地区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道教、佛教历史较久,在浦东地区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明代和清代又从国外传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浦东的寺、庙、庵、堂等宗教建筑遍布各乡镇,解放初期,我的家乡南汇县有各种寺观二百多座。由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各种宗教在浦东地区长期并存、互相尊重、包容宽容、和谐共处。这些宗教大都向教友宣扬:要服务社会、要荣神益人,要清静自心、要修行自身,要弃恶扬善、要行善积德,要礼貌忍让、要济世度人。佛学主张:人类与万物、宇宙是相互依存,同体共生,不可分割的;所以要善待众生、要善待万物、要善待宇宙。信徒们认为:宗教是自己的精神寄托,它使人生变得有追求与目标,变得有意义与希望,变得有依靠与帮助,变得有安慰与鼓励,变得有救法与盼头,变得有永生与归宿。我家南面有一户姓张的“一贯道”女教友,常年在家门口摆了一只保温茶桶,每天烧两锅大麦茶,免费让路人解渴,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我家北面有一户姓孙的老中医,每天义务为穷人看病,不收诊疗费,只收少量的药费。周浦镇的天主教堂,经常免费给乞丐和穷人施粥。
% {* N& a3 z) ~  浦东农村民居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差异甚大:大地主的住宅一般都是类似庄园的“绞圈”,门楼两侧置石狮子一对;前后有数埭,各埭两侧建厢房;有的宅内建有小花园、假山、四周建有围墙,占地好几亩。富裕农户住瓦房,正屋居中,两边落檐翅角,青瓦盖顶,墁砖、木椽屋面,圆木梁、木柱,有三开间、五开间等几种。中等农户一般居瓦房,也有住草房者,此种草房为草顶,木屋梁,圆木串梯,竹椽芦垫屋面,四周单层砖壁,数间正屋居中,两边落檐俗称“砖壁撑垛”。贫苦农民居住草房,稻草顶,竹屋架,芦垫竹稍屋面,四周“翻絮芦笆”。+ l$ C% s3 m' w( [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浦东农民衣着很古板,布料是自纺自织的浦东土布,有条子布和格子布两种,因结实耐穿受到农民的欢迎。男人大多穿对襟布衫,女的穿大襟布衫,男女裤子都是无开衩、无口袋的叠裆裤。富裕人家的男人穿长衫马褂、戴小顶子帽,女的穿绸缎旗袍或短袄长裤。也有少数人穿中山装、西装等新派服装。
& t$ P5 `% X% I  浦东的木雕小有名气,一些殷实人家都有一些做工讲究的红木家具。我父母有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床楣有三块雕花板对接镶合而成。雕花的图案是五子登科,画面精雕细琢。2 s! ]7 O. z9 C( v" r% W& m0 u
  上海浦东是中国的纺织之乡,上海浦东的纺织品闻名全国,如有:南汇袜子(南汇是中国机织纱袜的主要发源地)、川沙毛巾(川沙是中国毛巾工业的发源地)、浦东土布、高桥绒绣等。, l5 o9 y* j$ z
  享誉国内外的浦东土特产品有:浦东白猪、塘脚牛、浦东鸡、鼎丰乳腐、高桥松饼、米花球、南汇水蜜桃、三林塘崩瓜、凌桥茭白、张江腰菱等。  s! W9 V( l8 }# q6 u3 L
  浦东的本帮菜别具一格,在国内也负有盛名,如:八宝辣酱、炒三鲜、炒什锦、糖醋排骨、肉丝炒蛋、竹笋腌鲜汤、肉丝豆腐汤、白斩鸡等。
2 ~  \; N7 Q5 A' i  还有一些浦东菜很有特色,吃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例如:牛踏扁豆炖猪脚爪、塌棵菜煮冻豆腐、弥陀芥(浦东泡菜)、落苏干(吃粥小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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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九品芝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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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11:52 | 只看该作者
臭老九的人生(2)姚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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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W0 F  q3 M( i我的双亲

人人都盼望有个美好的童年。然而我的童年,却一半是甜,一半是苦。

父亲叫姚国璋。民国元年,出生在一个已经破落的工商业主家中。他六岁时丧父,家里兄弟姐妹四人,均由祖母拉扯长大。伯父好吃懒做,后来吸食鸦片上瘾,经常把家里的钱财偷出去买鸦片,全家人为此争吵不休;有一次,伯父在和家人的扭打中,被父亲踢了一脚,受了重伤,死时才三十岁。大姑母伟娟嫁给周浦西南召楼乡农民华春楼,家里一贫如洗,靠种几亩薄田和贩卖小鸡、小鸭谋生。小姑母伟芳嫁给了一名巡警。

祖母勤劳、能干,一个人带大了四个子女。她脾气不好,对媳妇比较凶狠,但对孙子却疼爱又加,常给我们讲她的光荣家世,讲上朝上代的故事。她经常绘声绘色地、惊恐万分地对我们说:清朝同治年间,粤匪“长毛”骚扰浦东,他们“吃大户、抢大户”,他们火烧孔庙、毁灭四书,他们滥杀百姓、掠财烧屋,他们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长大后才知道,“长毛”之乱,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在与清政府几十年的内战烽火中,给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带来了一场所未有的浩劫,使几千万人民丧生。

祖母溺爱儿子,为了不让儿子在冬夜里小便时受冻,想出了一个绝招:她找了一根大约一米长的细竹子,将竹子的节结掏空打通;晚上儿子就可以在床上对着竹筒小便,竹筒连着地上的尿壶,这样在冬夜里就可以不受冻了。

祖母说,父亲小时候很聪明,喜欢下象棋;放学后,常坐在街边的棋摊上与棋友对弈。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多地少的上海浦东农村,有所谓“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传统习俗,指的是家境贫寒的家庭,男儿到了十二、三岁,女孩到了十五、六岁,便要辞别双亲,到上海的店铺、工厂当学徒、做童工,外出谋生,相沿成习。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念过四年私塾;在十三岁那年,就到上海七街的“勤丰米店”当了四年学徒;十七岁起,在浦东杨家渡“同仁米店”做了六年伙计,因帮助老板娘干重活,脱了力,腿不能动,生病失业在家达两年。二十五岁,到上海西门路一家米店当伙计,一直到日本人打到上海来后,这家小米店关了门。

一九三八年,父亲为谋生,到川沙县陈水关桥乡兰小学教书,这所学校很小,有一排平房,只有几十名学生;第二年,担任了该小学的校长。第三年,日伪政府动员父亲当陈水关桥乡的乡长,他几番推辞,终因推辞不掉而被迫当了几个月的伪乡长。后来,父亲在镇江“正大腌腊行”做过账房先生,又到苏北贩过猪。

母亲叫唐金梅,是横沔乡高西村人,她生于一九一七年腊月。母亲在家中是大姐,下面有四个弟弟。由于人多地少,几亩薄田养活不了一家人。十几岁时她和几个弟弟就相继外出谋生,到上海当童工或学徒。母亲的大弟炳生,为人憨厚,进了一家纺织机械厂当学徒;二弟根梅,在一家自行车配件厂当学徒;三弟根林,过继到川沙县周家,后来也进了一家自行车厂当学徒;四弟根海,则过继给同乡一户贫苦农家。

由于家境贫寒,母亲从小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在十五岁那年,到川沙陈水关桥的鼎新染织厂做了童工,进厂后先摇纱一年,后织布九年。

母亲二十二岁那年的年初,嫁给了父亲。结婚那天,她的两位弟弟划了小船来到陈水关桥,参加了婚礼。当年冬天就生下我大哥,母亲说,可能是营养不足,大哥出生一个多月后,才睁开眼睛。相隔不到两年,我成为老二又降临人间,小名叫“国国”。母亲经常说,她在生我的时候,景象十分奇特:“眼前出现一片红光,红彤彤的照亮了半边天。”据此大家说我将来必有出息。幼年的我,人很瘦小,不多说话,但很懂事和机灵。隔壁“顾成大粮行”巧老先生是看我长大的,他总是对我母亲说:“国国聪明有灵气,将来能挣大钱,挣起钱来要百俩百。”意思是,我会交好运,每月要挣好几百元。父亲开了小米店后,为了让母亲看懂账本,教母亲识了不少方块字。

我对父亲的印象不深,但记得父亲为我们买了一套智力玩具,有孔明锁、九连环、七巧板等。其中九连环要反复穿梭,顺序把九个环全部卸下,就算成功;玩这个游戏脑要清、心要细、一步一步来,大约用半个小时可以解套。这套玩具只是在过年时才拿出来给我们玩。父亲对我们子女很关心,也从来不打我们。有一年酷暑的晚上,高温难奈,他对我们小孩子说:“天太热了,把裤头脱掉,光着身子睡觉可以凉快些。”

父亲同母亲结婚前有过婚史八年,前妻因未生育而经常受到婆婆、小姑的打骂,后来被逼离了婚。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夫妻和睦,父亲从来没有责骂过母亲,更没有动手打过母亲,母亲对此也很满足了。母亲告诉过我们,有一次祖母告状,要父亲打她,父亲不从,便气愤地责问祖母:“我原来的一个家,已给你们拆散了,难道你们又要拆散这个家吗?”父亲死后几十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对父亲有过一句怨恨。

母亲连续生了几个孩子后,感到孩子多,拖累大。有人教母亲试用“蝌蚪避孕”的偏方,她就到池塘里捞了不少活蝌蚪,黑乎乎的装了一大碗,在临睡前吞服了。其实这个偏方,既没有科学根据,也损害妇女的健康。母亲有些迷信,有一次请人来给她看相,算命的人告诉母亲:“你这个人在男人手里享不了福,在儿子手里可以享福。”

母亲天性聪颖,心灵手巧,干起家务事十分利索,做农活是行家里手。母亲是个能吃苦的人,无论是繁忙的家务,还是后来在小米店扛米袋、晒场子等重活,样样都能干。她也很慈祥,生育了五个儿子,几十年来,没有骂过我们,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也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母亲的悟性很强,有一次,老师布置了家庭作业,要写出人与动物三条以上的区别。我和小朋友只写了人会说话、人会劳动这两条,其它的写不出来了。正当我们冥思苦想时,母亲突然笑着对我们说了两句话:“背朝着天,用四条腿走路的是动物;头顶着天,用两条腿走路的是人。”母亲的这句“背朝着天是动物”的名言,把两者的区别说得如此透彻,让我十分折服,终身不忘;几十年来,这条“理论”依然放射着智慧的光芒。

母亲心胸开阔,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待人真诚。家乡许多人都说,我的性格与母亲十分想象。实际上,我的确继承了她的谦和、仁爱、坚韧的品格。母亲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勤俭,待人要和气,为人要不贪,穷人要相助。”母亲的这些教诲,成为我一辈子的信念;她教会我热爱生活,学会顽强;无论人生的道路多少曲折和险阻,我都会乐观自信地挺身向前。

母亲喜欢哼一些小曲,她经常低声哼唱“孟姜女寻夫”:

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挂红灯。

别家丈夫团圆聚,万喜良捉去筑长城。

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全家随父亲回到老家周浦镇。

我的出生地陈水关桥,距周浦镇约有十几公里。它原是上海川沙县一个水网密集、工商业刚开始发展的小村镇;现在是浦东新区的孙桥镇,成为上海市现代农业开发示范区。我儿时离开这个小镇后,没有再回去过;如今一眨眼,我已年届花甲,我准备尽快携妻子回去看看,以了却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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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13:19 | 只看该作者
臭老九的人生(3)姚治邦老家周浦

在安宁和无忧无虑中,我在浦东的周浦镇,虚度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这也是我前半生最美好的十年。

周浦姓姚的人较多,民间有着这样一个流传:“先有姚家厅,后有周浦镇”。意思说,我们姚姓祖先在这里创业在先,周浦设镇在后。一九九八年,友人蔡桂明送我《南汇县志》,书中介绍了明成化年间,任太常侍卿的姚埙为周浦人,流传中的姚家厅即为姚埙宅,也称“南荫堂”,位于周浦中大街二十八号,堂额为翰林院侍诏文徵明所书。而我的祖辈却强调:我们这一门姚族的祖宗是安徽徽州人,是逃荒要饭来到周浦的;看来,两门姚姓是两条根。

周浦镇的历史悠久。据史籍介绍,这里原为长江口冲积平原,约在公元七世纪以前成陆。南宋淳熙年间,浦东三大寺院之一的永定讲寺就坐落在周浦,成为浦东地区一方古朴清雅之地。清顺治年间,周浦镇“街道复绵亘四五里”,已有“浦东十八镇,周浦第一镇”的美称。上海开埠以后,经济发展更快;至民国初,周浦镇的商行多达几百户。

周浦是浦东地区的航运中枢,小轮船内通钦公塘内各地,外与黄浦江相接。陆路交通非常发达,除几条公路外,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已有小火车通往上海的周家渡。解放时市场繁荣,有“小上海”之美称,是浦东地区棉粮集散之地,尤以米业为盛。周浦米市,在上海小有名气,日成交量高达数千石(注:一石为一百五十九市斤),周浦的市河里停满了船只,大多是运送粮食的。

我印象中的周浦是一个交通方便、商业繁荣的大镇。我清楚地记得:刚解放时,周浦有居民两万多人,设为周浦市,两年后又改为南汇县直属镇。那时,周浦镇主要街道、弄堂装有路灯百余盏,但灯光很暗,大概只有十五瓦。这里气候温湿,雨水调匀,在郊外一望无垠的平原上,盛产稻谷、小麦;南汇县油菜和棉花的单产之高,曾榜列全国之首。

周浦镇的小桥流水、明清建筑、人文景观,完全可与昆山周庄古镇相媲美。周浦镇的“三多”给人印象很深,让人留恋忘返。

一是河道多。镇内河网密布,骨干河道有南北流向的咸塘港(俗称市河”)和东西流向的周浦塘。周浦的人家,大都是傍水而居。前门是街市,后门因对着河,被称为后河桥;出了后门,登上小舟,水路通四方。长达千余米的古岸、水阁和廊棚透出水乡悠悠韵味,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

二是古桥多。解放初,周浦镇区有桥梁四十六座,其中建于明、清年代形态各异的古桥就有四十一座,如聚龙桥、五福桥、关帝庙桥、悦和桥、紫潼阁桥等。

三是商铺多。周浦镇街道纵横,有东八灶街、竹行街、椿樟街、城隍街、中大街、衣庄街、油车弄、网船浜等。刚解放时,从南八灶街的汤家木桥到小云台街北端,形成了连绵十里、店铺千家、商贾云集、名店林立的繁荣景象。镇上的万新酱园店、三阳泰食品店、良利堂国药店等都是清代浦东的名店。

周浦镇区的街道窄而长,商店密集的中大街有六、七米宽,一般的街道只有三、四米宽,太平弄等巷道更窄,还不到二米。走进周浦的古宅深巷,真有“人在街中走,头上一线天”的感觉。当时中大街上有一家“德隆昌”日杂店,它的店招是黄炎培先生所题。

我家住在镇北端的小云台街,家宅是三间祖传的清代老屋和沿街两间门面房。小云台街北半部的小粮店林立:我家北隔壁是姚裕兴粮行,往北是兴昌义饲料加工厂和成大饲料加工厂,再往北有甄家石灰行、奚关楼竹行、周家石铺;南隔壁是申良杂粮行,再往南是通益轧花厂、宋家裁缝店和裕大粮行。

我们家店铺的前面,是一条南北向十五至二十米宽的市河;家宅南门的前面是一条只有三米宽小河。小河对面的唐家祠堂里,有一个看祠堂的书呆子,名叫唐仲尧。有人说他是位前清的秀才,一开口就子乎者也,讲起话来满腹经纶;原来由一位老母与他相伴;老母去世后,他一直独身生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拒绝一切新的生活方式:终年留着清代的长辫子,一年四季穿清代的长袍;坚持不穿洋布,坚持不用自来水,坚持不用电灯,坚持不乘坐自行车和汽车。他经常用小铁桶从窗户外的小河里取水;这个与世无争的可怜人,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阶段受到多次批斗,不久就辞世。

在周浦老宅的西侧有一块祖传的菜地,面积只有两分多。老祖母酷爱园艺种菜,每年在这小小的菜园里,种上青菜、毛豆、黄瓜、韭菜、茄子、辣椒等蔬菜,茬口接得很好,从不荒废。每当夏秋,菜园子里有我最喜欢吃的两种瓜果:一种是甜芦粟,它比甘蔗略细,质松而汁甜;另一种是黄金瓜,因其金黄色的表皮上有十条白色纵沟而得名,瓜肉白色,质脆味甜,香气浓郁,属甜瓜中的上品。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岁那年,外婆在南门口进来,给我带来了“饭年糕”点心,它是将南瓜煮熟,和上面粉,在模子上压成扁圆形,放在饭锅上蒸熟,就成为软软甜甜的“饭年糕”。

我对孩童生活的记忆已很淡薄,唯有儿时的一次大火、小朋友间的戏耍、过年等还留下了一些印象。

我五岁那年小年夜前夕(农历十二月二十八)的下午,人们都喜气洋洋地在大街上置办年货。位于周浦镇中大街的大济桥堍烟纸店突然起火,一下子烧到了左邻右舍。购物的人们惊恐万分,纷纷逃命。火势迅速蔓延,商家急忙组织救火,虽然救火会的消防车赶到,居民们也用水桶、脸盆送水奋力灭火;但由于街道狭窄、店铺连绵,终因杯水车薪,无法扑灭无情的大火。这场大火,焚毁了中大街万缘堂以东半条街的全部商铺。从此以后,周浦镇夜间的打更人,每个时辰都要绕宅而转,一边敲着毛竹管筒,一边高喊着:“寒冬腊月,气候干燥,前门看看,后门摸摸,家家注意,火烛小心”,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小时候,我经常到与我同岁的姚茂初小朋友家看连环画。他家中有一位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剪纸的手艺很高,徒手在纸上剪出一个圆,比我们用圆规画样后剪的还要圆。在他家的客堂里,我经常与茂初、秋阳、重尧、大哥等一起摔跤。有时候,我们赤着双脚,在小河里捉鱼,我们先用泥巴在河里垒出一道小埂,并用脸盆把水排干,然后捕捉小鱼,运气好时,也能捕到鲫鱼或黑鱼。有时还和小朋友一起蹬水车:我们像大人一样,把双手倚在水车的横杆上,双脚踩在车头的踏板上,车头带动龙骨和拍水板,河水经水槽就提升到农田里。

儿时的趣事记得不多,但我还记得小时候和同伴一起用蜘蛛网粘拍蜻蜓、用棉花球捕捉青蛙、在田野里捉蟋蟀、晚上捉萤火虫等情景。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零食有三阳泰的椒桃片、寸金糖、状元糕以及过年时家里自做的米花糖。

小时候,每年要吃几次螃蟹。家里吃蟹十分讲究,螃蟹买回来后,要放在沙锅里养上两天,祖母会用碾碎的芝麻拌上麻油,一面抓住蟹的脚子,一面小心地用筷子挑些喷香的芝麻粉,往螃蟹的嘴上轻轻涂沫,螃蟹会吐着沫,咝咝地吃着,眼睛眨巴眨巴,表示它的满足。螃蟹放在锅内蒸著前,要用细绳子把螃蟹脚绑扎好,以防止螃蟹在热锅中爬窜蒸瘦了肉身。吃蟹的功夫不在嘴上,而在手上,不少人家都备有小剪刀、小榔头、小镊子等专用工具。像一个外科医生做手术似的,一番轻轻的开剥,谨小慎微的锤、剪、剔,无论是蟹壳里,还是蟹脚内的肉,都能被一干二净地挑出来。蟹是鲜美之物,慢慢品用,实在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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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15:15 | 只看该作者
臭老九的人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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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治邦
难忘过年

我永远不会忘怀浦东农村过大年时那种虔诚、浓烈、持久的欢乐场景。

过大年,是儿时最向往的节日。它不光是可以穿新衣服,吃最好的菜,还能尽情地玩。那时过年的气氛特别浓,常常是刚过了农历腊月廿,大人们就忙碌着清扫卫生、购买年货、赶制新衣,全社会都笼罩在迎接过大年的浓烈气氛中。

先是农历十二月廿三“掸烟尘”。户户洒扫庭院,把老屋里一年没有见过太阳的家具、杂物统统搬到庭院里刷洗晾晒,清清的井水把庭院的青石板冲洗得温润如玉,家里院外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好清清爽爽迎接新年的到来。

然后是各家都要捣年糕,为的是日子过得“年年高”。西隔壁的邻居陈荣光家有一个石臼,我们每年都要借用他家的石臼。石臼呈圆锥形,中间凿空,安于地下,高不及一米。臼中有一石杵,杵上连接一块翘板,用脚一踏翘板,石杵就会向上提起;脚放开,重重的石杵便自动落下;一下又一下,石臼中的糯米便被石杵压磨加工成米粉。

农历十二月廿四,各户“送灶君” 。浦东有“八月廿四家家有,十二月廿四比高低”的说法。各家争着把最好吃的东西(一般有干果、糕点、团子、麦芽糖)做贡品,期望灶王爷吃得满意。半个时辰后,要在新贴灶王爷画像的龛前焚香祷告,把事先扎好的纸“飞马”烧掉,让灶王爷骑马上天,到玉皇大帝那里去讲人间的好话。

农历廿七、廿八是“祭祖”的日子。祭祖的仪式隆重而神秘。供桌的后墙摆放着老祖宗的画像,一尘不染的八仙桌上杯盘碗筷摆得齐整划一,整鸡、整鸭、整猪头油光闪闪,干鲜果蔬红红绿绿,烛光荧荧,香烟袅袅。酒过一巡,全家老少按长幼顺序向老祖宗叩拜。我们小孩子在这种场合,不敢大声说话,走路时轻手轻脚,惟恐惊动了老祖宗用餐。

农历廿九,叫“小年夜”。家家的客堂里悬挂“福禄寿三星图,象征子孙满堂、长命富贵。户户门上贴春联、窗上贴窗花、家中贴年画,全家贴得红艳艳、喜洋洋。春联的内容大多是“增寿增福,百业兴旺”,“爆竹声中一岁除,天增岁月人增寿”。窗花和年画大多数是五谷丰登、招财进宝、天官赐福、胖娃娃抱大鲤鱼等。

农历三十,俗称“大年夜”,是过年的重头戏。除夕晚上,全家老老小小聚在一起,裹馄饨,做圆子,然后摆上一年中最丰盛的满桌子菜,鸡鱼蛋肉样样有,阖家欢乐地吃年夜饭。若是有亲人在外不能回家,要为亲人留出座位,并放置碗筷,以示团聚。

浦东地区有“留隔年火”的习俗:每户家庭烧好年夜饭后,要把灶堂内红彤彤的炭块小心地用柴灰将其覆盖好,或者放在脚炉里留火种。到正月初一早上,家家不用划火柴,而是利用隔年留的火种烧饭,寓“一年火(富)过一年”。

吃罢年夜饭,全家人团坐在一起“守岁”,欢快地等候新的一年的来临。在这个“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客厅里红烛高照,通宵不眠。小孩们吃长生果、米花糖、各种茶食,大人们则带着喜悦的心情,祈福、祈寿、祈平安。零时一到,镇区鞭炮齐鸣,此起彼伏,声震四方。户户点燃香烛、敬天地、祭祖宗,鸣“开门炮”,家家争第一。回到房间,大人们早已把新衣服和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下面。我们反复抚摸装着崭新钞票的红包和散发着樟脑香的新衣服,心兴奋得嘣嘣直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然后做着甜甜的梦。

正月初一,是新年的开始,早晨有不少功课:小辈们起床后要向长辈磕头行礼,家中焚香点烛、供奉祖宗。然后吃水磨糯米粉做的酒酿小汤圆,象征着新的一年日子甜美。大年初一的禁忌最多:如不泼水、不扫地、不倒垃圾、不倒马桶,以防走了财气;不淘米、不冼菜、不沾荤腥,以示聚财;新年里最文明,忌说破、死、光、鬼、穷等不吉利的字眼;忌吵架、骂人、打碎器物等。

吃过早饭后,放鞭炮、观看跑龙灯。我常随堂姐桂娟及邻居的香客,到本镇西城隍庙“烧头香”,众多香客争先恐后入庙敬神拜佛,以祈求神佛保佑我们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合家平安身体好、吉祥如意生意好。”

初一到初三,除商店开半天门“发利市”外,各行各业停业,人人在家休息。俗话说“一年到头神鬼放三天”,就是指这三天。

大年初四,镇区大户人家和工商业户都摆设香案,并在门口放鞭炮迎接“财神”。一些头戴纱帽、手执镗锣、脸上涂满金粉的“财神”来到各家门前登门表演,跳东跳西,说些吉利的话:“财神赐福,日进斗金,能发大财。”主人一脸虔诚、跪拜敬酒,送“红包”谢“财神”。工商界在这一天晚上都安排“开门酒”,邀请店内职工一起会餐,意在希望大家精诚团结,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凡轮不到邀请吃“开门酒”的职工,称谓“停生意”(被解雇)。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是大年的收尾,也是大年的高潮。家家户户做高粱圆子、糯米圆子,象征合家团圆。中午裹馄饨,谓之“收心馄饨”,意为新年即将过去。这一天,浦东地区还流行“炭茅荡”之习俗:农民手持芦苇、稻草扎成的柴把,将田边茅草点燃,点燃后,绕着自家的田头边跑边喊:“花三担、稻六石、芝麻赤豆收几石!”“我家庄稼比别人好!我家田里长金子!”其用意是感动上苍,期望今年丰收。

傍晚来临,家家挂红灯、村村出龙灯。周浦镇街上人山人海,欢乐的锣鼓震天响,各色的灯笼挂满街,民间艺人各显神通,舞龙灯、耍狮子、踏高跷,热闹非凡。人们纷纷涌上街头,观灯看戏。周浦街上“打塔灯闹元宵”颇具特色:如逢丰年,由工商界募捐集资举办元宵晚会,在城隍庙、小云台庙等处竖立高杆,挂满层层塔灯,上下竟有十多层,每层燃挂着四盏点着蜡烛的红灯笼,四乡十里之内皆能见之。这些塔灯可供人们用花炮射打,打掉一盏,庙里添加一盏,不加限制,人们可尽兴炮打取乐。周浦的老百姓就在尽情的欢乐中送走了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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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16:29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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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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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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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 y7 Q# U+ _+ @$ I& Q$ B太政治性了,不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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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42:35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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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生活

父亲在世时,我们家的生活还算好过,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的艰辛。大哥和我有时从小米店的抽屉里取出一些零钱,在学校门口的烟糖店买糖果吃;有时钱不够,店主阿三还可以给我赊账买糖。

父亲一死,家里没有了主心骨,起码的生活没有了保障。我们一家人从此沦入深渊,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在生活上离要饭的乞丐只差一步。

父亲死后,剩下的家业只有几亩薄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七口人。当时,母亲才三十三岁。上有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下有五个不懂事的小萝卜头:我的大哥十三岁,我只有十一岁,老三八岁,老四六岁,小弟出生才两个月。把孩子养大,成为母亲最大的心愿。一个柔弱的妇女,要挑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也实在太艰难了。

我家的耕地有两块,在家北面一公里的吴家行桥处,有一亩八分祖传的耕田;在家西面三百米处的沪南公路边,有三亩六分父亲购买的耕田,母亲一个人操劳耕种这几亩庄稼。按照当地的种植习惯,上半年种麦子,下半年种棉花,母亲种田时,总是把小弟弟放在田埂上。收割麦子时,我家最困难,由于没有劳动力,麦子往往烂在田里。后来政府知道了,有两年组织干部来我家帮助收割,把麦子挑回我家。

生活无着落,母亲要我看看父亲留下的小米店账册。我对照父亲的流水记载,把一些没有收回的帐一一告诉母亲,母亲就一家一家去收,绝大多数的人家都如数还给了母亲。有一个在小土窑烧砖的农民叫刘和,人很忠厚老实,父亲一死,他就把所欠的钱亲自送还到我家;但北面有一家竹行,店主叫奚关楼,欠我家六石大米钱,就赖账不还。

母亲原来是织布厂的熟练工人,进厂做工可以挣钱养家。经人介绍,她到离家一公里的立盛布厂做临时挡纱工,但微薄的工资还是不够全家人最起码的开支。后来,她恳求车间的领导,让她每天工作两个连班。领导说:“一天来回奔走十六小时,你不要命啦!”但在母亲的再三哀求下,就每天连上两个班,一天睡不到四、五小时。这样的连班,每星期有三、四天。每到发薪日,母亲就买回半斤肉,一家人如同过年一样高兴。一年下来,她明显消瘦了。母亲虽然勤奋工作,大家也公认她技术出色,但因家庭政治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转为正式工;两年后,只能离开了该厂。

为了谋生,全家人跟着母亲,都投入到“为生存而奋斗”中。

七十多岁的祖母负责种菜,我和大哥则经常用粪桶抬送肥料;这样,我们家就不用买菜了。祖母还带领着两个小弟弟在家糊火柴盒,每天糊十多个小时,能得几角钱,我负责将成品送到火柴厂。有时,祖母和母亲在家用手摇纺车加工再生的绒线,而我则负责到发料处拿回原料,并送去成品。

大哥负责养兔子,我们经常饲养一种名叫盎古拉的良种长毛兔,这种兔的产毛量较高,我们几个弟弟则负责在放学后割青草。四弟建邦喜好养羊,邻居陈霄荣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天,建邦穿着露出脚趾的鞋,把羊牵到河边或田埂上吃草,然后就倚在她家的墙边晒太阳,嘴里还说:“晒太阳,暖洋洋。”

年幼的小弟兴邦精于养鸭,有一年他养了三只鸭子,白天挖蚯蚓,摸螺狮,把鸭子喂养得油光滑亮,特别能生蛋。每天早上总能收到三只蛋,有时能收到四、五只蛋;有一天早上放鸭子时,竟然收到七只蛋,众邻居均引以为奇。

母亲还经常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到上海市区卖鸭蛋。我们必须早上四点钟起床,先到蛋行去排队买二十多斤蛋,每斤六角四分。由于货源紧缺,每人只能排队买二斤。这样我们母子三人必须反覆排队,有时还要插队;后来听说,卖鸭蛋的人可能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她从来不刁难我们。母亲带着我们,每天来回步行六十多里路,到上海居民区挨家挨户去推销。卖出时每斤七角五分,来回一次,只能挣到二、三元钱;有时不小心挤碎几个鸭蛋,就要赔本了。家里院子里有棵葡萄树,夏天结满葡萄。父亲死后,我曾采摘在篮子里,到汽车站叫卖,五分钱一串,乏人问津。一九五七年,政府发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学校和各单位,母亲让我们上街去拣这些撕落的大字报废纸,每天能卖几角钱。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席卷到周浦地区。不管本人是不是同意,凡是私人耕种的土地,都必须“送”给公社。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家赖以生存的二处耕地连同菜园,就被公家无偿收走了,当时连一张收条也没有给我们。

没有了工做,没有了田种,一家人还得活下去。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到一王庙给别人家种田;过独木桥时,八岁的小弟吓得两腿发抖,不敢过桥。

后来母亲又开始帮人家洗衣服,每天要洗一大堆衣服,甚至要洗带血的内裤,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客户还埋怨母亲洗的衣服不干净。

大炼钢铁的年月,母亲做小工,敲石子、推小车,每天可以挣到一元钱。为了家庭,母亲也拣过破烂,如破布、烂棉花、废塑料、瓶子、纸盒子、废电线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带着全家人经常到御桥、陈家桥等地拆坟廓、削砖头。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先要有人把坟墓外面厚厚的土层铲除掉,并由壮劳力把砖廓撬散,然后由我们这些人削去砖头上的石灰。砖刀,形似三角形,上面有一把木柄。大户人家坟墓里的砖,大多是用糯米浆作为粘结剂,砖刀打上去,冒出火花,很难削得动它。我们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可得四、五元钱。回家时,我们每个人还要背上几块棺材板,作为柴禾。当年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半斤多一些,饭里要加上不少瓜菜。由于肚子吃不饱,三弟安邦走起路来经常跌跌撞撞。

日子过得太艰难了。一些好心人奉劝母亲:设法嫁个人,或者把孩子送掉几个。但母亲总说:“要苦一起苦,有钱难买亲生子。”或者说:“儿子是自己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怎能舍得送人。”母亲用自己的血和泪,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弟兄抚养长大,我们兄弟都有同样的心愿:以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贫穷的日子,不堪回首。全家除了门口的一口大水缸外,凡是能卖的物品都变卖了,家里已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成为当时我们贫穷家庭最真实的写照。我们的生活,只能满足于填饱肚子,从来不去奢望吃荤菜。全家终年不知肉香味。过大年时,根本无钱买大鱼大肉,只有一些简单的素菜。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在五福桥边看一家乞丐,大小四人,坐在地上,用油锅煎鱼、烧肉,我看后,觉得乞丐的大年过得比我家好。有一年春节前,冬天河水结冰,我下河摸到几条鲶鱼,都有一、二斤重,这着实让我们美餐了一顿。

一次舅舅来家,为招待客人,我上街去买了三角钱的拆骨羊肉,估计只有三两肉。中午放在锅里一蒸,肉香扑鼻,口水直流。到吃饭时,我们几个弟兄,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下子碗底朝了天。舅舅只倒了一点汤,现在想起此事,还会脸红。

我们兄弟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别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躲得远远的。

我每天放学回家,走过包子摊,闻着店里飘出来的香味,让我口水直咽。虽然每个小包子只要二分钱,但我却从来没有买过。有一次,家里买了油条,我分到一根,我小心地把先它分成两条,再将每条分成两细条,然后断成蚕豆大的小块,就着酱油,吃起来感到其味无穷。

我们很少有糖果吃。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一颗略带咸味的硬糖,我把它放在嘴里,含而不动,尽量不去吸吮它,第二天早上醒来,糖还没有化完。可怜可悲的是我的两颗大牙,在我三十岁时就因蛀牙严重而早早拔掉了。

由于贫穷,没有条件将家里收拾干净,每次卫生评比时,我家经常被评为“不清洁户”。周浦镇贯彻居民卫生条例后,宣布居民不准饲养家禽。而当时,我家养了三只浦东鸡,这是良种鸡,个体一般可长到九斤以上,一只大公鸡站在桌子边,会叼走桌子上的菜。我家养的鸡都有六、七斤,结果被居委会干部发现而没收了。母亲晚上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很着急地找居民小组长吴三妹论理,母亲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养鸡,就安排一个工作给我。这三只鸡,是我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居委会的干部被母亲缠得没有办法,看到我家确实无法维持生计,就动了恻隐之心,一起赶到屠宰场,把即将宰杀的鸡,追讨回来,交还给母亲。第二天,母亲把它们卖了十几元钱,确实成为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依托。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逆境中的一家人和睦、友爱、患难与共,从来不吵架;值得庆幸的是,在那困难的年月,我们一家人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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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47:25 | 只看该作者
臭老九的人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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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治邦
我突然聪明起来

五、六岁开始,父亲将白纸裁成五厘米的小方块,上面写上漂亮的毛笔字,在家教哥哥和我识方块字。那时候,父亲让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用描红薄练习毛笔字。七岁那年,我能识两千多字,父亲就送我到周浦镇中心国民学校第一分部(在悦和桥西南谢恩亭房舍,也叫“培兰堂”)直读二年级,我的同座是黄炎培的一个远房亲戚。

后来,我就读的周浦小学得到市民和校友的资助,扩建成二十多个班,原来的三个分部合并,有一千几百名学生,成为当时苏南地区最大的小学之一。

父亲在世时,我对读书不用心,学习成绩中等偏下。初小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体育、美术、音乐等七门;到高小还有童子军训练。如果学生的作业潦草,做错事,或者违反了校规,往往会被先生用戒尺敲手心、罚站(立墙角)、罚关(关吃饭、关夜学)来处罚学生。

记得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当值日生,扫过地后,把作业本送到老师办公室去;在“常识”课任课老师的桌子上,我偷看到了期中考试的试卷,我便把选择题的答案,按顺序将“+”、“-”符号划在铅笔上,结果考试后公布成绩时,我还是只得了七十分。

小时候,大人说我既聪明又调皮,“小聪明”是我儿时的外号。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与邻居小朋友四四争吵时输了理,情急中,我竟从地上拣了小块马粪往小朋友的嘴巴里塞,吓得小朋友拔脚就跑。我还做过一件错事,至今难以忘怀。有一次上美术课时,朱春江老师要我们作自由画,完成后可以自由活动。我迅速地思考着,要第一个完成此画。于是设计了一幅最简单的图画:我在美术本上,上面先画半个圆,下面加上一条直线,组成了一座坟墓,又在墓前加画了一个小的长框,作为墓碑,一分钟不到我就完成此画。此时我觉得意犹未尽,竟在长框内写上“朱春江老师之墓”七个字。过了几天,我被美术老师叫进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要咒人,我无法回答,结果我被狠狠地打了十几板子手心。至今,我回忆起此事来,对无故冒犯这位朱老师深感自责。

父亲被政府处死后,我们三个上学的孩子都停学半学期,我们在家里帮助母亲做一些小的家务事。学校曾几次到家里动员我们继续上学,并答应减免学杂费。秋天开学前,母亲对我们说:“你们要上学去,不要变成睁眼瞎子。”

秋天再次上学,我上五年级,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一听就懂;老师提问时,我总是第一个举手发言。老师让我担任少先队的小队长。

这年冬天,学校举行少先队活动。全校五、六年级的二十多个小队都参加了“北京至莫斯科知识竞赛”,实际上,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学科知识和社会常识竞赛,我举着小队的三角形红旗,带着小队的同学,在每站的知识题面前,能很快地说出答案,就顺利通过了。过五关,斩六将,结果,我的小队得了全校知识竞赛第二名。

这学期,我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第三名。说起话来有点大舌头的女班主任王君禄来我家进行家访,老师说我很聪明,要好好读书。还送我一个小日记本,她说:“你需要什么,可以写下来”。不知当时我是如何想的,王老师走后,我在日记本上写道:“我想吃粽子!”全家人大笑。

小学毕业后,要进入初中学习,当时周浦和附近几个乡小学毕业的考生有一千多人,而周浦中学初中一年级只开设三个班,招收新生一百三十五人。结果,南八灶街只录取了吴震根一人,小云台街上只录取了两人,就是我与陆明江家儿子。大人们说:“国国真聪明,十里挑一能考上中学。北街出了个小秀才。”

考上初中后,学校通知新生到县城查验身体,我记得那天下午是坐船去南汇的,当傍晚来临的时候,我把被单披在身上,伸出舌头,装神弄鬼吓小朋友,不少小朋友被我吓得哇哇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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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52:0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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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治邦
第二章  自卑的中学生人穷志不穷

周浦中学的校园很美,在校园的西南角有一座假山,有亭子、荷花池等,山上植物园里长满了各种各样好看的植物,其中形态各异的菊花最受人喜欢。“王氏赏菊”是“周浦十景”的第一景,所赞美的就是这所植物园的菊园。

周浦中学的礼堂,原来是周浦公园的大戏院,是一埭砖木结构的大敞房,内置铁架木条的三人靠椅,可容纳四百多人。

我考上了初中,由于营养不良,显得面黄肌瘦,身高只有一米五;家里虽然一贫如洗,但我却对读书产生了乐趣,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的汲取,劲头十足。

初中的三年时间中,我担任学校图书室的义务管理员,我有机会阅读了不少民间故事、童话、通俗读物和科普读物。

后来我又轻松地考上了高中。在这个期间,我看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一些革命流行小说;后来又阅读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瀛台泣血记》和《苔丝》、《复活》、《雾都孤儿》等不少中外文学名著。

中学的学习很轻松,一般只要认真听课,就能掌握所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考试重点。我的记忆力较强,一本书读过一、二遍,就能记住其主要内容。有一次,历史老师陈兴邦让我复述上一堂课的学习内容,我竟然复述了近二十分钟,得到了老师的赞扬。

高中一年级,我看了一本《几何发展史》,使我对数学发生了特别的兴趣。高中二年级,我自学完了高中代数、几何、三角的全部课程。高中三年级,我又自学了大学的微积分。

“用圆规和直尺三等分一个角”,这是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在高二的暑期中,我和简逢敏同学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用了近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证明和求解,不断地算呀、画呀,草稿纸用去了一大堆,后来终于找到了“三等分一个角”的近似答案,这令我们兴奋不已,以为这道世界级数学难题被我们攻克了,立即把这个“成果”用挂号信寄给了中国科学院的权威杂志——《数学通报》编辑部。“成果”寄出之后的日子里,我幻想着它会引起全校轰动,老师和同学们会对我刮目相看的情景。个月后,《数学通报》寄来了一纸铅印的回信,回信中讲了层意思:一是“三等分一个角”的近似答案已经有许多,继续找近似答案意义不大;二是这是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它是不是有解,现在还不知道,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不要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这封回信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也让我清醒起来,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现有的知识非常浅薄,只有刻苦钻研、扎实学习,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后来我又自学了陀巴切夫斯基的“非欧几何”。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学习的“平面几何”里,二条平行直线不会相交;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而在“非欧几何”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二条平行直线能在平面的无限远处相交;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小于180°;三角形中锐角一边的垂直线可以和另一边不相交。这种“非欧几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飞跃,也带来了数学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现在已广泛应用在宇航技术中。

我的副科成绩很差。由于音乐细胞缺乏,唱起歌来五音不齐,音乐老师照顾我,让我六十分过关。我的个子矮,体育课是只拦路虎,经常只得六十多分。但几门主科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数学经常考一百分。在初中每年的成绩报告单上,老师都要写上“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优良”的评语。

父亲死了后,由于家境贫寒,从初中到高中,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对门邻居姚素贞和姚素英是姐妹俩,她们的丈夫都是被政府处决的,她们对我家非常同情,时常接济我们,常把穿过的旧衣、旧鞋送给母亲。我们兄弟身上穿的破旧衣服,都是人家送的。我们没有洗换衣服,冬天也不经常洗澡,身上的衣服经常会发出异味,我在教室里就不敢动,因为一动异味儿会扩散得快;好在同学们知道我的家庭贫寒,没有讨嫌过我。有一年夏天,学校组织我们同学到十二里外的杨思镇去夏游,要在外面住一天。当时天气很热,我必须带上一条能换洗的裤衩才行;而我和大哥人只有一条可以换洗的裤衩,我知道正面跟大哥商量,他不一定肯答应,就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我对大哥说,外面有人找你,好客的大哥一听就跑出去会他的小朋友了;大哥一走,我就抢了这条裤衩,笑着去参加班上的活动了。

中学生的课外生活很丰富。在我的记忆中,周浦中学的学生会很活跃,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一年一度的中学生运动会、年级篮球比赛和学校文娱晚会,都是由学生会组织的。我班叶兆舟同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杨琳仙同学担任学习部长,唐德龙同学担任体育部长,倪南山同学担任文娱部长。我记得班里的干部还有:团支书姚乃中、班长毛锦仁、副班长钱伯仁、沈玉堂。

在一次全校文娱演出中,我在欢庆东山岛解放而编排的话剧“东山七少年”中出演过一少年“朱介儿”,这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上台演出。

中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很强。在一次中学生运动会上,为了取得班级团体总分第一名,班上干部对全班同学的参赛项目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发现,全校报名参加一万米长跑的选手只有二人。班干部认为,只要有人参与这项比赛,就可以为班级拿到名次。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我的身上,为了集体的荣誉,我只得报名参加这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万米长跑。比赛那天,我在四百米跑道上跑了十来圈后,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同学们在操场上使劲地为我呐喊加油,我咬紧着牙关,不断地鼓励着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最后几圈不知道是如何跑下来的,一双脚好像不是长在我的腿上一样,只是艰难地、机械地、不停地往前交替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终于熬到了终点,并取得该项目第二名的好成绩。高中期间,我又获得了体育“劳动与卫国制二级证书”,应该说,中学的体育锻炼为我的身体健康打下了基础,我的体力和耐力都有了加强,现在脉搏每分钟只有六十多次。

在初中期间,我们多次被学校组织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初中一年级参加过农村的扫盲;初中二年级,我被派到牛桥村,协助农村干部,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些中农和富裕中农对这项政策很不理解,把粮食隐藏起来,结果还是被农村干部找出来了,这些农民也受到了严厉批判。初中三年级,又下乡参加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社的宣传。

周浦中学教导主任季重远,写得一手好字,其工整苍劲的书法让我永不忘怀。他的哥哥是国家教育部的一位干部。

中学的同学很团结,彼此的情谊很深。同学六年、经常来往的几位小同学是沈玉堂、王大期、吴震根、何顺生、简逢敏;与我关系较密切的同学有孟佶、陆永年、舒云祥、潘海龙、徐建活、沈良才。印象比较深的同学还有:篮球王子戴嘉祜和冯德雄、文人唐良士、有号召力的王庆余。女生有:同桌的陈惠中、高二结婚的唐明珑、文娱积极分子汪庆芳、越剧花旦陆浦明、沪剧明星杨宗洁等。戴嘉祜同学最近在电话中对我说:“他高小的班主任也是王君禄,我们两人同学时间肯定不止六年。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初中三年级时,顾长奎同学(父亲是上海南京东路某皮鞋店老板)犯单相思,对女同学周怡青非常钟情。每当上体育课时,顾长奎同学几乎每隔分钟,就要看上一眼周怡青,引得众多同学窃笑。

高中毕业那年,上海《新民晚报》评选优秀电影,我参加了评选投票,获得了纪念奖。后来收到该报寄来的新电影“沙漠追匪记”首映式的入场券,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里,我见到了张瑞芳等电影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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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九品芝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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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3-20 18:54:39 | 只看该作者
臭老九的人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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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治邦
外星人的争论

中学期间,我们遇到过一次龙卷风的经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在周浦家里刚吃过中饭。突然,晴朗的天空一下子变得天昏地暗,接着电闪雷鸣、雷雨交加、大雨如注,强风裹挟着暴雨由东南向西北呼啸袭来。二十分钟后,雨过天晴,令人惊奇。傍晚才知道,我们经历了一次龙卷风袭击,有人这样描述其情景:天际突然出现一条弧形的黑云,似波浪翻滚,黑黑的一端垂地;紧接着,狂风所到之处,民房瓦片迅速向上飞起,房顶屋架被卷上天空,电杆、大树被拔地而起。我县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横沔乡,压死了位农民,有十多人受伤,有一百多间房屋被摧毁,一条农船被吹上高空,三十多亩刚收割的稻禾被狂风吹飞得无影无踪。事后,报纸上介绍:这股强大的龙卷风,风眼在横沔乡,后来朝西北方向旋卷入川沙县,所到之处,拔树倒屋,瓦片柴堆腾空而飞,殷浜、新桥、杨桥等五个乡受损严重,死伤达五十多人。这场龙卷风猛烈扫荡了上海东部的浦东、军工路与西北郊真如一带。强大的龙卷风竟把浦东黄浦江边的一个一百多吨重、三四层楼高的储油桶举到半空,扔到了一百二十米以外的地方。

小时候,常听大人讲,每一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属于我的星星在哪里?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老是困扰着我。还有诸如:老天为什么会下雨?天上有没有嫦娥?一些关于天气和太空的话题,引起不少同学的兴趣,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求知欲非常强,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经常开展讨论和争论。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天空中的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恰似无数银灯,镶嵌在深黑色的夜幕上。我们十多个中学生小朋友纳凉时聚在一起,连续多天争论着关于宇宙、外星人等问题。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是二十世纪七大科学难题之一。大多数小朋友认为:“宇宙中不可能有外星人。”我看过一些书,了解一些知识,就坚持认为:“肯定有外星人。”连续三个晚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脸红脖子粗,并各不相让。我用科普图书中的知识来支持我的观点:

科学家们指出,宇宙中星球存在生命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是具有固体表面的行星,必须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宇宙环境中,必须有适宜的温度、水、氧气、土壤等。而我们人类居住的地球,在浩如烟海的宇宙中,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小行星。宇宙中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按照普遍性的原理,适合生命生存环境的行星,肯定不止一个地球,在其它星球上也会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其次,由于星际遥远,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有四点二光年;如果比邻星的星系内有智慧生命,居住在这个星系上的外星人若以每秒十六点七公里的光速出发,到我们地球来,也得花八万多年的时间。由于路途遥远,还受到燃料、空间技术和寿命等条件的限制,这些外星人,至今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地球。

有的科学家还认为,如果地球上的生命果真是由无机物进化而来,生命在进化过程中,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模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地球上的生命种类虽然非常庞杂,但是它只有一个模式:都有相似的细胞结构,都有蛋白质构成其活体,都有同样的核酸组成遗传物质。由此可以推测,地球上单一的生命模式,不是由无机物进化而来,而可能是从宇宙中传播来的。

科学家指出:在银河系里,具备地球人生存条件的行星至少有一百万个。在宇宙的其它星球上,可能会有生命的绿洲,甚至有着比地球人更聪明的智慧生物。

争论到最后,几位高年级的中学生,认为我所讲的观点很有道理,居然认同了我的论点。

人类还有许多未解的科学之谜,需要继续探索。我坚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若干光年之后,地球人和外星人一定会互相见面和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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