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的人生(8); C4 I) w/ e/ f5 {
姚治邦贫穷的生活父亲在世时,我们家的生活还算好过,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的艰辛。大哥和我有时从小米店的抽屉里取出一些零钱,在学校门口的烟糖店买糖果吃;有时钱不够,店主阿三还可以给我赊账买糖。 父亲一死,家里没有了主心骨,起码的生活没有了保障。我们一家人从此沦入深渊,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在生活上离要饭的乞丐只差一步。 父亲死后,剩下的家业只有几亩薄田,根本养活不了一家七口人。当时,母亲才三十三岁。上有七十多岁的老婆婆,下有五个不懂事的小萝卜头:我的大哥十三岁,我只有十一岁,老三八岁,老四六岁,小弟出生才两个月。把孩子养大,成为母亲最大的心愿。一个柔弱的妇女,要挑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也实在太艰难了。 我家的耕地有两块,在家北面一公里的吴家行桥处,有一亩八分祖传的耕田;在家西面三百米处的沪南公路边,有三亩六分父亲购买的耕田,母亲一个人操劳耕种这几亩庄稼。按照当地的种植习惯,上半年种麦子,下半年种棉花,母亲种田时,总是把小弟弟放在田埂上。收割麦子时,我家最困难,由于没有劳动力,麦子往往烂在田里。后来政府知道了,有两年组织干部来我家帮助收割,把麦子挑回我家。 生活无着落,母亲要我看看父亲留下的小米店账册。我对照父亲的流水记载,把一些没有收回的帐一一告诉母亲,母亲就一家一家去收,绝大多数的人家都如数还给了母亲。有一个在小土窑烧砖的农民叫刘和,人很忠厚老实,父亲一死,他就把所欠的钱亲自送还到我家;但北面有一家竹行,店主叫奚关楼,欠我家六石大米钱,就赖账不还。 母亲原来是织布厂的熟练工人,进厂做工可以挣钱养家。经人介绍,她到离家一公里的立盛布厂做临时挡纱工,但微薄的工资还是不够全家人最起码的开支。后来,她恳求车间的领导,让她每天工作两个连班。领导说:“一天来回奔走十六小时,你不要命啦!”但在母亲的再三哀求下,就每天连上两个班,一天睡不到四、五小时。这样的连班,每星期有三、四天。每到发薪日,母亲就买回半斤肉,一家人如同过年一样高兴。一年下来,她明显消瘦了。母亲虽然勤奋工作,大家也公认她技术出色,但因家庭政治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转为正式工;两年后,只能离开了该厂。 为了谋生,全家人跟着母亲,都投入到“为生存而奋斗”中。 七十多岁的祖母负责种菜,我和大哥则经常用粪桶抬送肥料;这样,我们家就不用买菜了。祖母还带领着两个小弟弟在家糊火柴盒,每天糊十多个小时,能得几角钱,我负责将成品送到火柴厂。有时,祖母和母亲在家用手摇纺车加工再生的绒线,而我则负责到发料处拿回原料,并送去成品。 大哥负责养兔子,我们经常饲养一种名叫盎古拉的良种长毛兔,这种兔的产毛量较高,我们几个弟弟则负责在放学后割青草。四弟建邦喜好养羊,邻居陈霄荣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情景:在寒冷的冬天,建邦穿着露出脚趾的鞋,把羊牵到河边或田埂上吃草,然后就倚在她家的墙边晒太阳,嘴里还说:“晒太阳,暖洋洋。” 年幼的小弟兴邦精于养鸭,有一年他养了三只鸭子,白天挖蚯蚓,摸螺狮,把鸭子喂养得油光滑亮,特别能生蛋。每天早上总能收到三只蛋,有时能收到四、五只蛋;有一天早上放鸭子时,竟然收到七只蛋,众邻居均引以为奇。 母亲还经常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到上海市区卖鸭蛋。我们必须早上四点钟起床,先到蛋行去排队买二十多斤蛋,每斤六角四分。由于货源紧缺,每人只能排队买二斤。这样我们母子三人必须反覆排队,有时还要插队;后来听说,卖鸭蛋的人可能与我家有点亲戚关系,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她从来不刁难我们。母亲带着我们,每天来回步行六十多里路,到上海居民区挨家挨户去推销。卖出时每斤七角五分,来回一次,只能挣到二、三元钱;有时不小心挤碎几个鸭蛋,就要赔本了。家里院子里有棵葡萄树,夏天结满葡萄。父亲死后,我曾采摘在篮子里,到汽车站叫卖,五分钱一串,乏人问津。一九五七年,政府发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贴满了机关、学校和各单位,母亲让我们上街去拣这些撕落的大字报废纸,每天能卖几角钱。 一九五八年九月,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席卷到周浦地区。不管本人是不是同意,凡是私人耕种的土地,都必须“送”给公社。在无可奈何之中,我家赖以生存的二处耕地连同菜园,就被公家无偿收走了,当时连一张收条也没有给我们。 没有了工做,没有了田种,一家人还得活下去。母亲带着最小的弟弟到一王庙给别人家种田;过独木桥时,八岁的小弟吓得两腿发抖,不敢过桥。 后来母亲又开始帮人家洗衣服,每天要洗一大堆衣服,甚至要洗带血的内裤,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时,客户还埋怨母亲洗的衣服不干净。 大炼钢铁的年月,母亲做小工,敲石子、推小车,每天可以挣到一元钱。为了家庭,母亲也拣过破烂,如破布、烂棉花、废塑料、瓶子、纸盒子、废电线等。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带着全家人经常到御桥、陈家桥等地拆坟廓、削砖头。这是最脏、最累的活。先要有人把坟墓外面厚厚的土层铲除掉,并由壮劳力把砖廓撬散,然后由我们这些人削去砖头上的石灰。砖刀,形似三角形,上面有一把木柄。大户人家坟墓里的砖,大多是用糯米浆作为粘结剂,砖刀打上去,冒出火花,很难削得动它。我们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可得四、五元钱。回家时,我们每个人还要背上几块棺材板,作为柴禾。当年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半斤多一些,饭里要加上不少瓜菜。由于肚子吃不饱,三弟安邦走起路来经常跌跌撞撞。 日子过得太艰难了。一些好心人奉劝母亲:设法嫁个人,或者把孩子送掉几个。但母亲总说:“要苦一起苦,有钱难买亲生子。”或者说:“儿子是自己亲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怎能舍得送人。”母亲用自己的血和泪,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弟兄抚养长大,我们兄弟都有同样的心愿:以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贫穷的日子,不堪回首。全家除了门口的一口大水缸外,凡是能卖的物品都变卖了,家里已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成为当时我们贫穷家庭最真实的写照。我们的生活,只能满足于填饱肚子,从来不去奢望吃荤菜。全家终年不知肉香味。过大年时,根本无钱买大鱼大肉,只有一些简单的素菜。记得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在五福桥边看一家乞丐,大小四人,坐在地上,用油锅煎鱼、烧肉,我看后,觉得乞丐的大年过得比我家好。有一年春节前,冬天河水结冰,我下河摸到几条鲶鱼,都有一、二斤重,这着实让我们美餐了一顿。 一次舅舅来家,为招待客人,我上街去买了三角钱的拆骨羊肉,估计只有三两肉。中午放在锅里一蒸,肉香扑鼻,口水直流。到吃饭时,我们几个弟兄,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下子碗底朝了天。舅舅只倒了一点汤,现在想起此事,还会脸红。 我们兄弟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别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就躲得远远的。 我每天放学回家,走过包子摊,闻着店里飘出来的香味,让我口水直咽。虽然每个小包子只要二分钱,但我却从来没有买过。有一次,家里买了油条,我分到一根,我小心地把先它分成两条,再将每条分成两细条,然后断成蚕豆大的小块,就着酱油,吃起来感到其味无穷。 我们很少有糖果吃。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一颗略带咸味的硬糖,我把它放在嘴里,含而不动,尽量不去吸吮它,第二天早上醒来,糖还没有化完。可怜可悲的是我的两颗大牙,在我三十岁时就因蛀牙严重而早早拔掉了。 由于贫穷,没有条件将家里收拾干净,每次卫生评比时,我家经常被评为“不清洁户”。周浦镇贯彻居民卫生条例后,宣布居民不准饲养家禽。而当时,我家养了三只浦东鸡,这是良种鸡,个体一般可长到九斤以上,一只大公鸡站在桌子边,会叼走桌子上的菜。我家养的鸡都有六、七斤,结果被居委会干部发现而没收了。母亲晚上回家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很着急地找居民小组长吴三妹论理,母亲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养鸡,就安排一个工作给我。这三只鸡,是我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居委会的干部被母亲缠得没有办法,看到我家确实无法维持生计,就动了恻隐之心,一起赶到屠宰场,把即将宰杀的鸡,追讨回来,交还给母亲。第二天,母亲把它们卖了十几元钱,确实成为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依托。 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逆境中的一家人和睦、友爱、患难与共,从来不吵架;值得庆幸的是,在那困难的年月,我们一家人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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