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济桥的思考

姚尚明

　　潮州广济桥，以其为独特的启闭式古桥，又重现明代桥貌向大众展示，轰动全省、全国，乃至海外，使潮州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加声名远播。而实事求是地定位广济桥，使其更具真正的文物价值与旅游品位，是我们应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笔者提出几点想法，供谋事参考，请方家指正。
　　一、是否要提“几大古桥之一”
　　近期，从本地到中央的宣传媒体，都对广济桥进行宣传、介绍，大大提高潮州名城与广济桥的知名度。但据笔者能见到的资料，有一个提法似乎依据不足，这就是广济桥为“全国四大古桥之一”。
　　哪“四大古桥”呢？有些资料没指明，有些资料列举为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和广济桥。
　　河北赵县赵州桥，隋开皇至大业年间（581—618）建，单孔石桥，长50.82米，在世界桥梁史上，其设计与工艺之新为石拱桥的卓越典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1999年版《辞海》第2341页）
　　福建惠安洛阳桥，宋皇祐五年至嘉祐四年（1053—1059）间建，长834米，上有石狮、石亭、石塔、护栏及亭一座，是我国著名梁架式古石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辞海》第1110页）
　　北京西南郊卢沟桥，金大定二十九年至明昌三年（1189—1192）间建，11孔石拱桥，长265米，桥上有石狮485只，姿态各异，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辞海》第216页）
　　以上三桥，确为著名古桥，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辞海》均列条介绍。但《辞海》均精确地指出各桥的文物特点，却没称其为“几大古桥之一”。
　　广济桥始建于宋乾道七年（1171），堪称著名古桥，与以上各桥相比，其最大特点是“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所以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其中有一段，用船只连为浮桥，可以解开，让出航道，成为可分可合的活动桥，是我国桥梁史上的一个特例”。但他没说是“全国几大古桥之一”，而仅与四川珠浦桥、福建洛阳桥、江苏宝带桥、陕西灞桥等四座皆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一起，以《介绍五座古桥》为题在《文物》1973年第一期上介绍。这几座桥中却没有卢沟桥和赵州桥。
　　综上所述，如未有可引证的权威资料为依据，最好不要称广济桥为“全国四大古桥之一”或“全国五大古桥之一”，这样既未能提高广济桥的文物价值，又会使外地方家异议或反感。尽管广济桥的“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在全国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二、于桥头立“洪水止此”碑
　　广济桥头立“洪水止此”碑，史籍有记载，且引出一段故事。
　　雍正《海阳县志·事集杂记》（第97页）的《广济桥石碣》载：“广济桥畔旧有大碣，镌‘洪水止此’四字，传为韩湘笔，故从前少水患。康熙年间，郡守张自谦建榷馆其上，为董工役所仆（应为佔），已连年大灾，撼城折桥。当事觉之，遍求不得，盖已为役盗鬻，石工琢来矣。”
　　张自谦深知有过。志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水决东岸石墩，没者二。雍正二年（1724），知府张自谦倡绅士捐修其一，铸二铁牛列东西岸以镇之。”（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六》第4页）铸铁牛列两岸，是张自谦因毁“洪水止此”碑自责而补过之举。
　　然此碑是否毁灭，饶宗颐先生于民国25年（1936）的《广济桥志》中加按：“近岁重修凤凰台（据1947徐义六在《潮州文献汇编》中发表的《潮州名胜联话》，应是民国25年重修凤凰台），于近台基水处，得一缺石，篆书‘洪水止’三字，不著书者姓名，当即此碑。志谓为石工琢灭，殊属虚构。今石移置凤凰台下。”（《广济桥史料汇编》第40页）
　　而10年后，他在《潮州志·丛谈志》（林德侯分纂，《物部》第4页）中，又有记述：“按，《韩江记》云，失石所在，水遂上岸入城，澄海令张浦云（《潮州志·职官志》及新编《澄海县志·清朝时期历史知县任职简表》查未有此人）请乩仙，湘子降乩，复书‘洪水止此’一碣。《潮州丛著》云，近岁重修凤凰台，于近台基水处得一缺石，篆书‘洪水止’三字，不著书者姓名，当即此碑，今石移置凤凰台下。然则此碑岂所传韩湘笔耶。”这次说得更清楚：一是“澄海令请乩仙，湘子降乩之碣复为“洪水止此”（而据该文后引姚竹园诗，应有再补刻“洪水止此”一石），此为《韩江记》所言；二是“洪水止”之石确移置凤凰台下，此为《潮州丛著》所云。
　　有“洪水止”存碑置于凤凰台，引之有据，言之有证。但1999年复修凤凰台时，此碑无存。据黄伟中先生《凤凰台读史》（《名城胜迹》第212页）称：“凤凰台台基曾嵌‘洪水止（此）’碑，民国《潮州志·丛谈志》和1985年《潮州市文物志》（第4—30页）均有记载。然而，我问邱创平先生和凤凰台工地负责人，都说此次重修过程中，并未发现该碑。‘洪水止（此）’碑何时流失，现在何处，如今成为待解之谜。”
　　谜归谜，成谜更见其神秘性。笔者认为，那就重刻一“洪水止此”碑立于桥头，既现历史原貌，又使碑得失之谜的神秘感让人细品深思。这不正又从一个方面增强广济桥的文物品位吗？
　　三、于桥头立明姚友直《广济桥记》碑
　　对广济桥之独特，古人已大为推崇。明太史会稽姚友直早已有“来观者感曰：斯桥实江南第一”的赞语。
　　姚友直此语出其《广济桥记》。《记》中姚氏将建桥始末，是时桥的独特风貌，改桥名“广济”之意在“取济百粤之民”等，记述得一清二楚，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茅以升先生在介绍广济桥的文章中，就四次明确引用姚氏《广济桥记》的文段，足见该《记》对了解明代广济桥风貌的重要性。为此，建议于桥头立姚友直《广济桥记》碑。请当代名书法家，如饶宗颐先生者重书。这样，既能让游人驻足品读碑文，增加对广济桥的了解；也能提高广济桥的文物与旅游价值。
　　四、有条件时于桥东建宁波寺
　　建宁波寺，对形成广济桥景区很重要。
　　宁波寺又称宁波祠，姚友直《广济桥记》有载：“仰韩阁之东，有祠曰‘宁波’，塑宁波神，以安水怒。祠之后，曰碑亭，四邑民献颂太守王公功德碑，列于两序。”
　　关于宁波寺，清康熙六年（1667）杨钟岳《重建宁波寺碑记》及道光庚戌（1850）黄钊《重修宁波寺碑记》有细记。饶宗颐先生于《广济桥志》中辑录并作考析。（见《广济桥史料汇编》第30页至36页）宁波寺历史悠久，杨钟岳认为：“考舆志，唐元和间，昌黎韩公愈来守是邦，鳄渚底平，鲸涛不惊，遂创兹寺。”黄钊则说：“按郡志，建于宋，不著年代。”而饶先生则考：“今以寺所祀二十四桥墩神推之，当创于广济桥既成之后，决非唐时所建。”见仁见智。但是宁波寺对于广济桥景区的作用，或许比广济门城楼更为重要。
　　如果建成宁波寺，从饶宗颐学术馆到天后宫、广济门城楼、广济桥、韩文公祠、韩师、宁波寺、宋窑遗址，一个以广济桥为重点、为中心的大型文物旅游区就自然地形成。
　　
　　附：宁波寺小考
　　
　　广济门、广济桥、宁波寺，历史上是广济桥景区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
　　宁波寺，原名宁波祠，位于广济桥东，祀宁波神。
　　宁波寺，历代志籍有载。
　　明宣德间姚友直《广济桥记》载：“（广济桥）仰韩阁之东，有祠曰宁波，塑宁波神，以妥水怒。”，这时称“祠”，未言何时创。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郭春震《潮州府志》载：“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正统三年（1438）创。地基四十二丈六尺，田地一十四顷三亩三分，粮税六十七石一斗五升三合七勺。”此时称“寺”，以为明创。
　　清顺治十八年（1661），吴颖《潮州府志》沿郭志说：“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明正统间建。”
　　 25年之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林杭学《潮州府志》有新说法：“宁波寺，在广济桥头，宋时建，康熙年守道魏绍芳捐俸重修。”认定为“宋时建”。
　　 1993年，释慧源《潮州市佛教志·潮州开元寺志》则载：“宁波寺，在湘子桥东，韩山师范专科学校前。据雍正《海阳县志·寺观》、乾隆《潮州府志·寺观》、光绪《海阳县志·寺观》云：‘宋代（960-1279）建，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守道魏绍芳重修。’又《韩江记·卷三》载：‘中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墩（以二十三洲加东桥台计为二十四墩，引者注）桥神。’然既祀有罗汉，而无及佛像，谅记者疏忽耳。”
　　对于宁波寺，有几个问题可探讨。
　　一、建祠时间
　　宁波祠创于何时，历来有多种说法。
　　建于唐说：持此说者清康熙邑人杨锺岳，见其康熙六年（1667）《重建宁波寺碑记》：“考舆志，唐元和间（十四年，即819年）昌黎韩公愈来守是邦，鳄渚底平，鲸涛不惊，遂创兹寺。”
　　杨说并非空穴来风，系考自舆志，但何舆习，却不具志名，让后人无从查证。但杨又列据凿凿：宋陈尧佐（宋咸平二年，即999年任潮州通判）曾“因其旧制而一新之”。虽则如此，此说尚未可确信。
　　建于宋说：持此说为清道光郡人黄钊，见其道光庚戌（1850）《重修宁波寺碑记》：“按郡志，寺建于宋，不著年代。”
　　同为碑记，黄不依杨说，而依郡志。黄说之依据在：“夫桥始于宋，而寺亦始于宋；桥成而寺也因之，而建庶几近之。”
　　饶宗颐先生也持此说。见其《广济桥志》：“今以寺所祀二十四桥墩神推之，当创于广济桥既成之后，决非唐时所建。”
　　但此依据不很充分。宁波寺主祀宁波神，二十四桥墩神可能系后人增塑配祀，肇建时间未必以祀二十四桥墩神时间推定。
　　建于明说：持此说者为郭春震，其《潮州神志》：“宁波寺，在广济桥东，正统三年创。”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依其说。
　　但郭志、吴志均没有说明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唐建说”依据不足，“明建说”未明何据，而“宋建说”倒为可信。能见到记载，“宋建说”始于康熙《潮州府志》，志成距顺治《潮州府志》仅25年，而不依其“明建说”距杨锺岳《碑记》仅20年，也不依其“唐建说”。且杨锺岳为康熙府志审稿，其好友陈衍虞为康熙府志主笔，与宁波寺方丈交往甚深，改为“宋建说”未必没作考证。
　　也许杨锺岳“唐建说”系采自故老相传。潮民崇韩，因有韩湘子建桥故事，更有桥系“昌黎韩公乞神于江，江为涸数日，因得而经始焉”之故老相传。（见陈一松《重修广济桥记》（历史上有韩愈祭鳄，陈尧佐戮鳄之说。因而杨氏碑记有韩公“遂创兹寺”，陈尧佐“因其旧制而一新之”。真是同出一辙。
　　而祠应系宋创，且因桥而建，但当时只为“妥水怒”而祀宁波神，后又祀二十四桥墩神。至明中改为寺，加塑十八罗汉。此见解对否，请方家校正。
　　二、祠祀与寺祀
　　宁波寺，原称宁波祠，现已毁，原祀何神（佛）？尚未有资料细致记载。
　　宁波祠之建与桥有密切联系。明姚友直《广济桥记》有载：“（广济桥）仰韩阁之东，有祠曰‘宁波’，塑王公功德碑，列于两序。”
　　清咸丰七年（1857），林大川《韩江记》则载：“宁波寺，最宽大，在湘子桥头，中祀十八罗汉及二十四墩桥神。”（《韩江记》卷二第19页）
　　是否可这样推断：宁波寺创建于宋时，称宁波祠，祀宁波神，意在以妥水怒。至明宣德十年（1435），知府王源修桥后成“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廿四样”规模并更名广济桥后，又修已废宁波祠，并于祠后建碑亭。此后又在祠中增塑二十四桥墩神。
　　明正统间，将祠改为寺，由僧人管理，又增塑十八罗汉。
　　至于有否供奉佛像，释慧原认为有，府县志无载是“记者疏忽”。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宁波寺以祠改制，未必定以寺院规范。且黄钊《碑记》有“公（吴均）因修宁波寺。门内有堂三，楹面南向，拟奉吴公长生禄位。公闻之，艴然曰：‘果尔，余当自往毁之。’”可见仍留祠祀规制，却未见有建大雄宝殿之类的记述。
　　三、若愚上人与陈衍虞
　　关于宁波寺的和尚，现笔者能知道的仅有明末清初时的若愚上人，最早的记述见诸乡贤陈衍虞的一首诗，其题也是小序：“清明后一日，宁波寺访若愚上人，不遇。过邻寺，得公设伊蒲供，共登韩山文昌阁，归途逢若公，偕至兰若小憩，得十二韵。”诗曰：“江流方氵甲渫，山貌正纤浓。虹偃连青屿，刹冲对峻墉。闹不撄云市，幽常借鬣松。远公曾遁迹，高坐偶留踪。玉版参禅足，花鬘绕院封。布金辉鹫岭，镇将方重修弥陀寺，得源上人主之。攻米饰慈容。杰阁凌霄入，荒祠仄路通。落珠霏謦欬，呼楫动鱼龙。已陟翛翛径，更登屴屴峰。日向高舂瘦，僧从下里逢。维摩别有室，徵士适闻钟。眺听溪风急，芳荪惹晚筇。”（《莲山诗集》卷十九第4页）
　　若愚上人与陈衍虞交往甚深。《韩江记》也有记述：“昔有若愚上人，与孝廉陈衍虞交。寺壁有衍虞长排律诗，今折录：‘江流方氵甲渫，山貌正纤浓。闹不撄云市，幽常借鬣松。远公曾遁迹，高坐偶留踪。玉版参禅定（足），花鬘绕院封。’”（《韩江记》卷二第19页）
　　其实，寺壁上的五言排律正是《莲山诗集》中“宁波寺访若愚上人”这首。
　　笔者曾请桥东办事处同仁帮作调查。宁波寺于晚清废，清政府因筹海军经费之需卖给一陈姓商人改作青果行。寺位于现韩山师院西校门前花圃广场，西向，大门正对广济桥。宁波寺1933年曾被潮安县政府占用为秋东区署署衙。1939年7月日本侵略军复占领桥东，放火烧宁波寺。此后中间部分拆为韩师通道，存两边大殿和走廊。复员后陈姓后代无力修复残留大殿与走廊，改做青果行货栈。1957年，因要改建湘子桥为通车桥，拆除拓宽为韩师广场，寺遂全毁。
　　
　　 □黄继澍

姚公瑞

思考很有见地，值得一读。

引用楼主逍遥随风于2009-04-11 16:13发表的 关于广济桥的思考 :
　　潮州广济桥，以其为独特的启闭式古桥，又重现明代桥貌向大众展示，轰动全省、全国，乃至海外，使潮州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加声名远播。而实事求是地定位广济桥，使其更具真正的文物价值与旅游品位，是我们应注意的一个方面。为此，笔者提出几点想法，供谋事参考，请方家指正。
　　一、是否要提“几大古桥之一”
　　近期，从本地到中央的宣传媒体，都对广济桥进行宣传、介绍，大大提高潮州名城与广济桥的知名度。但据笔者能见到的资料，有一个提法似乎依据不足，这就是广济桥为“全国四大古桥之一”。
　　哪“四大古桥”呢？有些资料没指明，有些资料列举为赵州桥、洛阳桥、卢沟桥和广济桥。
　　河北赵县赵州桥，隋开皇至大业年间（581—618）建，单孔石桥，长50.82米，在世界桥梁史上，其设计与工艺之新为石拱桥的卓越典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1999年版《辞海》第2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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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zyyao

潮州广济桥，潮州人习惯称为“湘子桥”，是中国4大古桥之一，也是中国也可能是世界第一座可开闭桥梁。现在的湘子桥是按明代风格重建的，就是“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楼台景不同”；是李嘉诚等华侨和港澳潮人捐资修建。在明清，平远姚氏也为湘子桥的建设出了力，其族谱有记载。

姚士平

同意楼上的说话。

洛阳姚孝民

思考很有见地，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