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历史大观园』抗战时中共反贪腐决心大：贪污1000元即枪毙

姚元周

本文摘自《文汇报》2011年7月4日第11版，作者：师乃松，原题：陕甘宁边区的党风廉政建设
　　
. f& k" B! }) j; R5 I　　陕甘宁边区的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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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要求和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倡导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具体指出：“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随着时间的推移，陕甘宁边区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借鉴。
　　
5 [- U/ z( g& e1 m' F( |/ J5 ~　　勤俭养廉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员模范作用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以俭养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要实行“廉洁政治”，贯彻勤俭养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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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边区政府规定：“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要减少公差公马，提倡动手动脚”。“要注意一张纸，一匹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预算，加强监督管理，反对铺张浪费，爱惜民力，节制动员。疏散机关，调整窑洞，尽量减少工作团、调查团之类，极力减少客饭和招待。”边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执行边区政府的这些规定，停止了不急用的基建项目，加强了对马匹牲口的管理，按使用标准配给马匹，多余的一律组织运输队。1942年，边区政府在财政统筹统支办法中强调：除招待外宾外，一切大会、节庆、纪念、婚丧，不论公家与私人，不得铺张宴请。这一年仅客饭招待一项就节省粮食6000余石。
　　　　
+ Y3 q$ a; E1 t- V, u& t　　边区军民和政府工作人员，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各机关、部队、学校，逐步实现了粮食、蔬菜、衣服和经费的自给或半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受到人民的赞扬。
　　
　　边区政府奉行的艰苦奋斗、勤俭养廉的原则，不仅帮助政府克服了极端的财政困难，而且培养了一批克勤克俭、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不图私利的党的优秀干部，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不仅受到广大人民的赞扬，而且令那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民主人士也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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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y( v: ~- l4 `# P5 z　　法纪护廉
　　
. {$ }. g2 \; J* H　　制定必要的法规制度，坚决地依法肃贪惩腐，是保证边区政府达到廉洁的关键所在。边区政府成立后，区党委及时公布了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反对腐败作风的文件。1938年8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条例对贪污行为有严格的界定，并根据贪污行为的轻重，施以相应的处罚。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500元以下者处以五年以下不等之有期徒刑。边区在施政纲领和立法中，都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如有违者，处以相应的行政处分。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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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区政府不但制订了惩贪反腐的规定，而且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同时，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给任何人以特权，不能因人枉法。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还特别规定了“共产党员有违法者从重治罪”的原则。当时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曾在边区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党决不允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1943年10月，从小加入红军、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打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长主持下，严肃办案，根据边区政府法律，判处黄克功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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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功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于10月9日上书法庭，并致信毛泽东，要求念他10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活命。毛泽东接到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意见及黄克功的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细致审查了边区政府的报告，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在给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正是由于边区政府执行严明的法纪，才有效地防止了贪污腐化及特权思想，确保了政权的廉洁，取得了人民的拥戴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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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c# F0 g9 s' ?/ ^/ K) D, g　　示范导廉
　　
' c1 o- I* {( Z; E0 J9 x　　“位尊不泯济民志，权重莫移公仆心。”古语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领导人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它是无声的命令，无字的指示。在陕甘宁边区，从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故事，一直被人们颂为美德。毛泽东晚上办公桌上点的是一盏小油灯。当他思考问题或者要休息的时候，总是把灯芯拧得很小，继续写作时才把灯芯拧大。他处处以身作则，和群众同甘共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大家多次提议给他增加伙食费，都被他谢绝了。毛泽东说：“伙食标准是供给部统一规定的，大家都一样嘛！我怎么能特殊呢？”毛泽东穿的衣服，领子、袖口和裤腿上都打着补丁。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外作报告、开会。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给边区的干部和广大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也使采访的外国记者深受感动。
　　
4 ]' Z# M1 Z3 Q* u/ V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主管边区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走九十九步。”八路军总部参谋长叶剑英曾评论：“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边区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带头响应。林伯渠首先在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一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细粮二石的任务。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戒绝吸外国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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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6 o$ g  @' K7 T) O0 E! P　　待客开水不装烟，
　　
　　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苑一亩公粮缴，
　　
　　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1 c) k( Y+ l. I9 m　　施肥除草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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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旧如新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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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男耕和女织，
　　
, Z% ^, A  f2 H# V3 D! e" @　　广辟草莱增良田。
　　
0 ~+ J9 n0 t  ^  U- T　　边区子弟多精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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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j. U' ~% w* k! I' ^+ ^　　变工扎工唐将班。笔者注：扎工、唐将班原是陕北和关中农村集体出雇的一种组织，当时带有劳动互助的性质。
　　
* e4 T2 X$ e# G  }0 s　　自1940年12月边区开展生产节约动员后，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在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对群众来说，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模范行为，就是最有力的号召，对团结革命队伍，维系党心、军心、民心，克服艰难困苦，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爱国华侨陈嘉庚在1940年6月，把在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所见所闻作了一番生动具体的比较后说：“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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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5 V$ g, j7 B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不见”。“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它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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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 `6 l) a) C4 ]　　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写了一副对联：“重庆无官不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成果。摘自《党史文汇》2011年第6期作者：师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