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卜葬洛阳万安山探隐

河南姚亚峰

范仲淹卜葬洛阳万安山探隐
者：刘洪生
夙夜永怀，死生何及!”。乞状通过深情的追述，表达了对慈母至诚而又悲苦的孝心。细读这篇短文，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乞状名为“求追赠考妣”，但核心性的文字，却仅是表达对寡母养育之情的感念，追思“先考”的实际内容是缺失的，或者说，那仅仅是礼仪性的连带称谓而已。也难怪，范墉卒于任所之日，范仲淹年仅两岁，对生父的印象是模糊含混的，父子之情缺乏实际生活方面的共处与休戚相关，仅仅是血缘上的情感理念而已，就像欧阳修《泷冈阡表》中，所表达的对父亲的感情那样。第二，恩荫和磨勘是宋代官员及子弟世袭和晋身的常例。本是宋初皇家优渥和笼络士人的手段，这时却造成了宋政府极为严重的冗官臃政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上表乞请以追封“先考妣”这样的“虚名”，代替实际物质性的“磨勘”；乞状开头他就超然表明“不敢侥求磨勘，今为迁奉在近，未曾封赠父母”，孝亲而不忘忧国，何等高尚的情操和宽广的胸怀!第三，状文写于他母亲的“二次葬”前，更证明了范仲淹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对安葬母亲事情的重视和神圣感。状文言：“今又俯临葬礼，尚阙褒封。祭奠之间，志述之际，乏兹恩数，逼于哀诚。身厕登瀛之华，亲无漏泉之泽。矧遇孝理，若为子心，今欲将磨勘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翼迁厝之日，得及追荣。”
　　母亲的慈悲与仁爱，范仲淹是铭刻在心的。当范仲淹知晓自己的身世并凄怆地离开朱家时，母亲追他回去并追了很远，他没有回顾，母亲的心破碎了。正如他在文中的回忆：对于他这个自幼丧父的孤儿，母亲特别怜爱，夜夜拜星星，为儿子求福，长斋绣佛，20余年。因此，刚刚步入仕途并初享俸禄，范仲淹就把母亲接到了任所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和母亲分别已经多年了，老人的视力已经模糊，因想他经常哭泣，几乎哭瞎了跟。母亲来了，但日子过得很艰苦，他身无长物，只有一匹马，离开广德时还卖了它作为行资。范仲淹晚年告诫诸子时常感叹：“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感情，除了血缘关系外，更在于实际生活中的共处与培养。在日常事务中彼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牺牲、奉献与担当的行为本身，就表现了一种伟大的情感。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和“视死如生”的传统礼教下，对“性至孝”的范仲淹来说，怎会让母亲孤独无依地长葬伊门之下?务实明达的范仲淹在自己百年后，没有选择归葬苏州祖茔，而是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蕴含着母子相依永作苍冥之游的深情。
　　
　　三、对先贤的仰慕与效仿
　　
　　范仲淹葬母之前，游嵩洛时曾拜谒万安山下的姚崇墓陵。这位他极为敬仰的盛唐名相依母陪葬的做法，给了范仲淹极大的影响和启发，这或许是他葬母于洛，死后也随母陪葬的原因之一。下文列表比较一下这两位名贤的事迹、身世和葬地。
　　松柏之志长青，烈士之心不孤，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通过上表可见，两位先贤有着何其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悲苦的童年，同样有“济天下之志”，同样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执著的追求，参居相阙，图治革新，成就一代英名；同样在云诡波谲的宦海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两位相距数百年的贤达睿智之人，在他们的生命尽头归于一处，正如“范仲淹留给后世的最后诗篇那样‘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正如张说赞美的那样：“君子曰：‘忠不忘亲，仁也；哀不违事，义也；让功辞邑，礼也；济代全名，智也。”
　　
　　四、地理方面的因素与易学思想的影响
　　
　　首先，从地域文化方面看，范仲淹将母亲和自己的墓地选在万安山下，与洛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第一，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历史最长的地方。第二，这里不仅历代名人荟萃，也是古人死葬时首选的地方，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古墓之多，有“无卧牛之地”的称号。第二，从地理形势看，洛阳自古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形势甲天下”之说。唐孔颖达就认为：“洛阳居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叫之饶。东达江淮，食江海之利，西驰渑崤，据河关之胜。”第四，北宋时，真宗咸平二年(999)，辽南侵，朝廷多次议论迁都；景祐二年(1035)，再议迁都，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主张“城洛阳以备急难”，“据洛以保中原”，可见洛阳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第五，唐以降，洛阳是达官显要们临老退养首选之地，如姚崇、张说、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刘禹锡等，范仲淹也曾有老退洛阳之意。据载，他晚年时，有人想为其在洛阳买下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作为晚年居住之所，被他婉拒，他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所尊重的前代圣贤有掠美之嫌，“如何得安”，……这恰恰证明他对此地浓厚的情感。最终，他将母亲的墓葬和自己的归宿选在洛阳万安山下。这里，北抵万安山，南抱曲河水，嵩山在其左，伊水出其有，山重水复，气聚风藏，得天地钟灵之秀美，实方舆胜览之宝藏。历史上，万安山原名上泉山、石林山，武则天曾在此山建有万安宫，并曾在此居住，故名。
　　其次，与范仲淹平生所学有很大关系。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解释自然、天地与人事关系的巫卜之书。其刚阳八卦与数变的内容，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却是先民劳动经验和生活智慧的总结，包含着一定的古奥而朴素的哲理，常被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足见他对此学的通晓。
　　宋立五代乱世后，出于对正统思想的重构，出于辟佛、排佛和“以神道设教”的需要，经学大盛，特别是“六经之首”的“易学”，在宋代学术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宋治《易》者，分“义理派”和“象数派”两大派别，“儿点梅花春读《易》”，可见宋人对《易经》的迷恋。掘《宋史·艺文志》记载，整个宋代学术著作中，关于“易学”的多达213部，石介《易解》、《易口义》，欧阳修《易童子问》，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正蒙》、《横渠易说》，李觏《易论》、《删定易图序论》，王安石《易义》，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毗陵易传》，“三苏”父子合力完成的《东坡易传》，龚原《易传》，耿南冲《易解义》，而胡瑗的《周易口义》则被誉为“以义理说《易》之宗”。
　　然而，宋代真正“以义理说《易》，实以范仲淹的《易义》为最早”，而且，易学是范仲淹终其一生之学，用心最专，用情最挚。他曾咏诗道：“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斋中偶书》)；“况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纤尘”(《试笔》)。范仲淹的《易义》，全文4000余字，是其学术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代表作；此外，他以义理说《易》的作品还有《易兼三材赋》、《穷神知化赋》、《四德说》等。《易·系辞传上》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范仲淹《易兼三材赋》，就是进一步阐发这种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认为“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