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官话的关系

吴川姚氏

讨论南通方言的形成，必须从南通地区的地理变迁和历史沿革谈起。

今南通市海安县西部、如皋市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1973年8月在海安县西北沙岗公社青墩大队 (今沙岗乡青墩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2006年青墩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发现了大量原始社会末期墓葬。1984年又在海安县隆政乡发现了吉家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说明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一地区生息活动。根据文献记载，3000年前这一带属邗国。吴王夫差灭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国语·吴语》)。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破郢城(今湖北江陵县东北)，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左传· 哀公十二年》：“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说的就是公元前483年秋天鲁国国君鲁哀公和卫国国君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在吴国的郧地，即今海安县立发乡商谈鲁、卫、宋3国结盟的事。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陵(当时称海阳)一带，他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并逐渐形成最初的海陵方言——原始海陵方言。至三国时期，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属于广陵郡的海陵居民亦随之内移，原始海陵话不复存在。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避战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晋书· 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可见移民之多。当时安置移民，建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按移民来源地分别管理。按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人口猛增几十倍。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居民与当地的居民融合，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以后又陆续分化形成了今天的泰如片诸方言；安置在今赣北、赣中的北方人与当地居民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赣语诸方言。以后，赣人又南迁赣东南、闽西、两广、四川等地，形成了今天的客家人。泰如片江淮官话、赣语和客家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古浊塞音和塞擦音不分平仄声而多读送气清辅音。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这些方言都是在自西晋末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基础上形成的缘故。很可能这些南迁的北方人所说的方言，其浊音是一种送气的音，后来浊音清化，但仍然保留了送气的特点。客家话和一部分赣语方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古次浊音声母上声字读阴平调，这也正是大多数泰如片江淮官话方言(除南通方言和如东方言)的一个特点。例如，“动／通”、“弟／梯”、“在／猜”、“竖／殊”、“舅／丘”、“跪／亏”、“市／诗”、“祀／丝”、“痔／痴“、“被／披”、“待／胎”，等等，在这些方言中大多读音完全相同。这说明，泰如片方言和赣语、客家话都可能具有同样的来源。而南通方言跟古海陵方言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大约从六朝梁代前期(公元502－530年)起，长江口上出现了一块较大的沙洲——壶豆洲(又作胡逗洲)。梁太清六年(公元552年)，乱将侯景兵败而曾企图占据此洲，后为王僧辨军人所获。胡逗洲，隋属海陵。唐初，胡逗洲为盐亭场，属扬州广陵郡。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设置盐官，属扬州海陵县，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了。日本大友皇子之孙真人元开所作《大唐和上东征记》就记述了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的事。根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按：唐制1里约合0.56公里)。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另一个沙洲——南布洲连成一片，整个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了大致今海门市包场镇一带。根据文献记载，六朝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时，壶豆洲上即有流人煮盐为业。《太平寰宇记》亦有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的记载。所谓流人，大抵即指流放人犯。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长江口上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启东市和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末，胡逗洲方言是吴语应该也是无庸置疑的了。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始与通州东南境涨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点。我们在前面说过，南通方言是一种具有许多吴语特点的官话，这是由于南通方言源于古吴语的缘故。当古胡逗洲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的一些吴语语言特征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南通方言、通东方言和南通市境内的另一种吴语——金沙方言有许多共同的、其他方言没有的词儿，这些词儿很可能即来源于古代常州一带的吴语方言。经过千百年来的变迁，这些词儿在现代江南吴语中已很少使用，有的甚至已经完全消失，而在今天的南通方言和通东方言、金沙方言中却被保留了下来。根据《通州志》和《资治通鉴·后梁纪》记载：唐末军阀割据，姚存制据胡逗、东布二洲，为东洲镇遏使。存制卒，其子姚廷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大约即在此前后，胡逗洲与北岸砂嘴涨接。公元919年四月，吴越王钱以其子、节度副使传为诸军都指挥使，率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吴遣将拒之。两军战于狼山江。吴兵大败，静海陷，姚廷被俘。同年七月，钱传将兵三万攻吴之常州，为吴将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按：即东洲)，吴越兵乱，遂大败，静海城复归吴国。同年八月，吴与吴越议和，交换俘虏，姚廷放回，但他原来的官职已由其子姚彦洪来担任了。大概即从此时起，东洲、静海也就改属淮南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公元937年南唐代吴，立静海都镇制置院，姚彦洪成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公元956年二月，后周军队入淮南，姚彦洪便带着家属、军士等一万多人离开静海投奔吴越去了(《资治通鉴·后周纪》、《十六国春秋》)。姚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氏家族统治长江口上岛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军队和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当时洲上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吴兴、常州两地毗连，方言大体相近，因此，岛上方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五年(公元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岛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通州。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最后定居通州。这也可能对通州方言，即今天的南通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南通方言形成的大致情况。

姚尚明

想不到咱姚氏家族统治长江口上岛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淮南离我们很近，不过看祖谱上没有姚廷这个名字，不知道跟寿县隐贤姚姓有无直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