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爱国 一心向党——纪念先父姚亚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pszyyao

Pszyyao按
今年清明向汕头市潮阳区方志办公室推荐潮阳姚氏三人物入志，其中之一是姚亚民先生。先生的小儿子姚特立，年过古稀，上月告诉我，也将呈交区方志办公室的关于姚亚民的资料送给我。
现征得姚特立和麻绩斌先生的同意，将他们缅怀姚亚民的3篇文章在姚网公开发表。《姚亚民》一文是姚特立为《潮阳县志》人物篇编写的，而下面发表的《一生爱国
一心向党——纪念先父姚亚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是姚特立纪念父亲的文章。我建议后者与《姚亚民》一起呈送潮阳区方志办公室。昨日姚特立电话告知，已将《姚亚民》、《一生爱国
一心向党》》和法院宣告姚亚民无罪的判决书等一并送区方志办公室。

一生爱国
一心向党

——纪念先父姚亚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姚特立

2010.6.30.

一、在泰国度过童年

父亲姚亚民（1900-1952），字钦宣，于泰国出生，归侨，在祖父身边度过丰衣足食的童年。
祖父锦波公，原是出色的木匠，于清末旅居暹罗（泰国），在首都曼谷定居。到泰后先做木工，经苦心钻研，自制车床加工木器起家，继而开创“丰泉”象牙工艺廊，利用泰国盛产的象牙加工工艺品，手艺精细，在市面旺销，还经常接受皇家订单，收入丰厚。
祖父为人宽厚豁达，不少乡亲初到暹谋生，人地生疏，凡找到祖父者，多把“丰泉”作为过渡落脚点。有的被祖父收留，大多经祖父帮助另行发展。乡亲们对祖父甚为敬佩，组织华侨会馆时，推举祖父为侨领。祖父曾带头向家乡灾区捐助善款，晚年落叶归根回乡养老，还热心向潮阳县城姚氏族校保元小学（址在姚氏始祖祠保元堂，即今姚宗侠学校）捐赠可观数字的银元。这种义举在当时属罕见。
祖父对事业刻苦钻研、勇于开拓的精神，乐于助人、爱国、爱乡的美德，使幼年起跟随在旁的父亲耳闻目染，受到良好的熏陶和教育，对父亲一生的做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少年时代回家乡读书

父亲步入少年黄金时代，回故乡潮阳县城读书。当时县城古朴落后，远不及曼谷繁华，但父亲求知欲望极强，一心扑在学习中，毫不留恋童年时代的都市生活。当时国内学堂以教授文言文为基础，白话文也开始兴起。父亲对文学有着天生的浓厚兴趣。
父亲学生时代承蒙祖父祖母的福荫和疼爱，只顾专心读书，喜欢购书。二十六岁在潮阳东山师范学校毕业时，是位已有一儿一女的爸爸了。由于家境宽裕，更知学无止境，父亲毕业后继续大量购书。凡中外古今，各家名著，鲁迅作品，潮汕文化史书都要购买，家中堆书如山。朋辈们称他为“书橱”和“书谜”。每书到手，总是如饥似渴地攻读，对书中的精华及自己的领悟，必定及时记下。他在读师范时，已多次向潮汕报刊投稿发表初作，初露锋芒。毕业后更是辛勤笔耕，尤其对潮汕民间文学，多有新作问世，定期剪订成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父亲在三十年代已被文界捧为“潮阳半支笔”、“文光八才子（列第二位）”。
父亲性格豪爽、耿直，待人善良、重义气。书房“亚庐”客人出入频繁，与文界交往甚广。
父亲的学生时代，正逢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转折期。自辛亥革命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社会激烈动荡，新思维、新潮流方兴未艾，年轻学子带头剪去辫子，妙龄少女纷纷拒绝缠脚。进步青年常有革命读物互相传阅，他们思想活跃，政治嗅觉锐敏，形成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来往于“亚庐”与父亲交谊的朋友，多属这类新青年。父亲同他们不单交流文学心得，话锋往往离不开对旧社会的鞭挞和对新社会的憧憬。父亲思想中已孕育着革命的萌芽。

三、大革命时期是中共潮阳第一批党员

上世纪初叶，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发动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但是力量薄弱，中国北方仍被封建军阀割据。
受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
孙先生为了加强力量，实现打倒北方军阀、统一中国的目标，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孙先生领导的北阀战争。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巩固南方根据地，孙中山在派兵北阀的同时，在广州派周恩来率部东征打到汕头。周恩来驻汕后掌握地方政治，派员（多是共产党人）往潮汕各县改造国民党，同时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安插在国民党机构内。
1925年三月孙中山逝世，潮阳各界集中开追悼会，周恩来派文农（湖北人，共产党员）等人前来参加。他们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青年学生继承孙先生遗志，彻底革命。潮阳大批青年，包括父亲在内到会听讲，深受启发，热血沸腾，急盼着投身革命。
紧接着文农进驻潮阳文祠，在改造国民党的同时，暗中吸受优秀青年建立中共潮阳党小组。同年秋天，中共调林国英、周鸿均等人来县城加强力量，把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
周鸿均是潮阳峡山乡人，是父亲的姑表兄，每次到县城都来“亚庐”做客，同父亲关系密切。这次调来，更是常客，有时在“亚庐”过夜，与父亲彻夜长谈。父亲的思想早就倾向革命，这时水到渠成，由周鸿均介绍，经文农批准，于1925年冬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夏天，中共在县城同善神坛，秘密成立中共潮阳县委员会。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潮阳第一批中共党员约四十人，包括父亲在内到会出席。随后，潮阳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并迅速向全县农村深入发展。
父亲入党后参加党的政治宣传工作。他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地充当党在宣传战线上的喉舌和号兵。他孜孜不倦、日以继夜地伏案撰文，以尖兵、姚牧为笔名，在汕头《岭东国民日报》及各地报刊大量发表；用论说文、白话诗、打油诗、格律诗和政治杂文等形式，抨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鼓动工农大众奋起革命。他的笔锋所指，有如尖兵手中的匕首和投枪，深深地击中敌人的要害。他的文章所示，有如春天的阳光和雨露照耀和滋润着刚过严冬的牧地草原得以蓬勃生长一样，唤醒了广大人民大众的革命觉悟。他为党的革命事业起到推波助浪的作用，在当年的潮汕地区颇有影响，在文坛也更为显名。文化界称赞他“奇才奇笔写奇文”，是“文坛闯将”。当年的中共潮阳县委秘书郑友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纪念诗“悼姚牧同志”中云：“风流端在力耕耘，栽得艺花陌上芬。挥去尖兵知闯将，拈来椽笔见奇文”。
(续见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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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往泰避难遭当局逮捕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门户之分显露出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逐步掌握国民政府大权，于1927年在上海制造“四·一二”事变，在全国大肆捕掠、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各地笼罩着白色恐怖。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半途而废。

潮阳同全国一样弥漫着白色恐怖，到处都是风声鹤唳。国民党右派对潮阳共产党人发出一波又一波的通缉令，肆意抓人、杀人。当时共产党处于幼年期，对事变的突发显得措手不及。尽管采取多种措施坚持斗争，但因敌强我弱，未遭捕杀的党员被迫得四处躲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当时的县委书记文农和秘书郑有涯等同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出国，并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自告奋勇，表示可以利用其父锦波公在暹罗的有利条件，当即引领他们十余位战友，化妆下船前往泰国曼谷“丰泉”象牙工艺廊避难，并在祖父等侨领资助下，创办华侨公学。父亲人地较熟，出任校长。他们一面从教，一面在文农等人布置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谁料秘密暴露，泰当局发现他们是从中国逃出的赤色份子，即派军警围捕。在这紧急关头，父亲挺身而出保护同志，在回答军警盘问时，把责任独揽自身。不久在祖父锦波公的营救下，各人陆续获释被驱逐回国。唯独父亲被视为“首犯”被判处极刑。泰国是佛教国家，没设死刑，极刑即终生监禁。祖父当然不忍心自己的儿子在狱中渡过余生，倾尽全力，多方奔走，最终促使泰当局于1934年予以特赦。父亲被手刺“摩荷”（重罪犯的纹身印记）驱逐回国。

父亲这次回乡，已成为政治孤雁。眼见潮阳白色恐怖阴霾未散，不便在家居留，只好改名埋姓，躲到远离县城的大长陇、成田、达濠等地农村小学任教，后局势稍转平静，才敢回家。之后受潮阳一中校长姚华萼之聘，进该校任职，暂时告别颠沛流离的生活。



五、抗战期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1937年发生盧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声讨日寇的侵略。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扣留蒋介石，延安及时派周恩来前往调解，迫使蒋介石答应全面抗日。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

潮阳人民也按捺不住爱国激情，组织了“潮阳青年抗日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中心在潮阳一中（址在潮阳姚氏司马祠，即今中山路姚氏宗祠）。父亲深明民族大义，第一时间加入“青抗会”，积极参与抗日活动。1938年广州沦陷，日寇封锁沿海，汕头告急，日机开始空袭潮阳县城，各中小学停课。父亲随同许多“青抗会”成员加入潮阳抗日武装大队，并短期担任文职副官。这时期仍发挥自己特长，在各家报刊上发表抗战檄文，宣传爱国，鼓动抗日，提高士气，为不久后沦陷时期潮汕人民的抗战制造了舆论准备。

父亲不但身体力行，用笔杆子参加抗日，还动员自己的大儿子姚卓立投笔从戎。大兄当年十八岁，读潮阳师范三年级，差一年就毕业，但学校停课。在父亲的鼓励下，串连十几位同学步行至韶关报考黄埔军校韶关分校，被录取受训，之后随部队转战抗日前线。父子在不同战线投身抗日，在当时潮阳社会传为佳话。

1939年冬，日寇攻占汕头。在潮阳的正面防线后溪码头和海门港一带有潮阳抗日武装大队驻守，日寇一时兵力不足，不敢贸然进攻。至1941年初从河浦翻过棉城东山进行偷袭，县城才告失陷。

日寇占领县城后，着手拼凑伪县政府，妄图搜寻当地的社会名流出来“做事”。“文光八才子”也是被寻对象，父亲等人及时避开。不幸的是“雅字书生”萧爽（即姑丈，父亲的妹夫，“文光八才子”之一）后来被寻获，如不从则随时会遭不测，不得不被迫充任县府秘书，但身在曹营心在汉。

自祖父逝世后，日寇又发动南洋战争，战火烧到泰国，好端端的“丰泉”象牙工艺生意随遭破坏，父亲以往赖以接济的财源也告断绝。如今学校停课，父亲失业多时，家中断炊，曾三次向姑母借米，但杯水车薪，何济于事。令父亲不忍的是姑母唠唠叨叨，责备父亲不出来“做事”。父亲愤怒说：“阿爽出来‘做事’是被迫的，也是不幸的，我就是饿死也绝不为日本人‘做事’。”这是发自内心肺腑的爱国之声！此后父亲不再向姑母借米，陆续把多年收藏的一些心爱古董低价拍卖，以维持家计。

1941年秋，沦陷区潮阳县城各学校复课，姑丈从中说服父亲和郭明镜（即郭功荣，原中共潮阳第一批党员）、洪耀泉（即洪采石，进步人士）担任县立三所小学的校长。父亲本来是避寻的，但这次意识到应从日本人手中夺取教育阵地，以便抵制奴化教育，才“屈就”出任县二小学校长。三位校长交谊深，步调一致，一律延用沦陷前的老课本。至1943年春，语文教材有一课书是“最后的一课”，讲的是“一班学生的家乡被外敌侵占，就要停课。老师悲痛地对学生讲，国家已经沦亡，今天是上最后的一课，希望孩子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的爱国故事。三位校长面商是否教授这课书。因为若按教材授课，在日军的淫威下，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这时，父亲拍案而起说：“这‘最后的一课’如今更应该讲，即使日本人知道也可让其认识中国人的骨气！”并表示县二小学先行示范授课，三位校长很快达成共识。

父亲为这“最后的一课”事先做好精心的准备。他请教务主任姚翔宇老师备课。到了上课这天，训育主任周炜（原中共潮阳第一批党员）指导学生排队到小礼堂静坐，校长和全体教职员工列坐于旁。姚翔宇老师开课，先讲述课文内容，再循循善诱，指出潮阳现被日军占领，整个国家处在沦亡的危险之中；再引导学生应像课文中所讲一样，不要忘记祖国，把祖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姚老师感情投入，讲到日军侵占潮阳时，慷慨激昂，讲到国家危难时，悲痛欲绝，禁不住哽咽起来，泪流满面。在场学生及校长员工，无不被感动得随之动容，不少人声泪俱下。整个县二小学进行着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末父亲讲话，公开表示是他主张讲这堂课的，有什么后果完全由他个人承担。这件事很受家长赞扬，也轰动整个县城，成为街头巷尾的美谈。

事情很快传到日本人耳里，父亲即被撤职。事后那几天，日本兵二次到家搜捕，幸得姑丈事先通报，父亲及早躲开，否则必遭毒手无疑。

父亲被撤职，即遭沦陷后的第二次失业，生活又面临困境。偏偏祸不单行，这年春天，潮阳连续一百五十天大旱灾，农田失收，外地粮食和燃料因战乱交通中断运不过来，于是发生了潮汕俗称的“（民国）卅二年大饥荒”。那些失业和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家，饿死者不计其数。未饿死的人为了苟延残喘，纷纷拆毁房屋，用拆下的木材，换取番薯充饥。随着左邻右舍的大拆屋，父亲也忍痛把书房“亚庐”拆取木材，以应生活之急。为免饿死，父亲被迫到河浦警察所当户籍抄写员，然因看不惯该所所长的盛气凌人，只干一个月便愤然辞职回家。我家接下来如何渡过这生活的难关，二兄姚顶立已有另文作部份记叙，这里不再赘述。

世界上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反抗就会有牺牲。对于日寇的侵略，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进行着反抗，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父亲在抗战时期的每个爱国行动，都是反抗侵略者的表现。我家在生活上受到的困苦，也是为反抗日寇而付出的代价。历史应该为父亲在抗战时期的一言一行，记上应有的一笔。



六、晚年依然不忘初衷

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于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大兄随部队接管广州，编属宪兵部队，维护社会治安。那时广州社会混乱，大兄无暇回家探亲，在这年秋天寄来家书，请父亲前往相会。同时，父亲也接到广东省国民政府教育厅厅长姚宝猷的邀请函，请父亲到省城面谈工作。

父亲筹到路费即往广州，先到爱群大夏（大兄的驻地）找到大兄。经过八年离乱，父子得以聚首，其喜悦自不在话下。大兄在驻地附近安排父亲住下几天，当然无所不谈。

其间，父亲前往教育厅拜会姚厅长二次。厅长很客气，首次见面就开诚布公自告多年来在报刊上屡见父亲文章，留意到父亲的才能，当前想振兴广东教育事业，正着手邀集人才，诚邀父亲担任该厅科长一职。父亲感到突然，先表感谢厅长盛情，再表容待考虑。第二次拜会时，父亲诚恳表白自己谨是潮阳东山师范毕业，没有名牌大学文凭，到省厅任职有恐工作上难以服众；再者是又收集到不少潮汕文史资料，自己更想留在家乡从事基层教学，以便挤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对手中资料进行整理和编辑。厅长见状既表惋惜也表尊重。1947年姚厅长再次来涵，说潮汕南澳县地处海岛，教育落后亟待扶持，推荐父亲出任该县“督学”之职，言词恳切。父亲深感不好意思再推辞，前往履新。但只任三个月，因办学经费缺口太大，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回家，再往潮阳峡山六都中学任教，至1950年。

在穗期间，父亲有一次去找大兄，见宪兵队抓获七、八个海盗，已经审讯，便向大兄详问案情。之后语重深长地说：这些人概属日占时期为免饿死，而被迫落草为寇的农民，既无杀人放火，应该笔下超生，放人一马。大兄听后甚受启发，很快把这伙人释放了事。由此可见父亲没有忘记当年曾经参加的共产党，关于解救劳苦大众的宗旨。

父亲此次在广州与大兄相会，是抗战胜利初期，国共内战尚未正式爆发，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共产党的力量处于弱小。在几个晚上的茶叙中，父亲推心置腹地谈到日本人已被赶走，国家未来的发展，应该依靠共产党来领导，进而希望大兄脱离宪兵部队，尽快投奔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像八年前受父亲动员投笔从戎参加抗战一样，大兄这次也把父亲的鼓励赴诸行动。送走父亲后大兄很快串连五位志同道合的宪兵队老乡，秘密前往沙面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主任方方少将，表明投奔延安的决心。方将军是普宁人，讲着潮州话表示热烈欢迎，也说由于条件限制，一次只能开出五张介绍信走五人，经商量决定大兄暂留下再发展四人，待下批再走。回驻地第二天，政务官发现五人失踪，怀疑“通匪”，随后了解到这五人与大兄关系较好，也怀疑大兄有“通匪”可能，把大兄拘禁起来，一年半后查无实据，才把大兄释放。因怕连累家人，大兄不敢回家，直往香港谋生，至国内开始改革开放才回家探亲。大兄当年投奔延安的行动虽然受挫，但也证明父亲一直保持着对共产党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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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解放后的欣喜与遭遇
   1949年11月潮阳解放，大南山游击队开进县城，第二年初夏又有大批南下大军进驻。
解放了！父亲欣喜若狂，内心的喜悦持续溢于言表。他一生所仰盼的共产党终于取得胜利，新中国诞生，可以干一番喜爱的事业了。他在继续任教的同时，再次发挥所长，经常向广州和汕头等地党报投稿，赞颂共产党，讴歌新社会的美好未来。由于文章受到重视，父亲于1950年春被聘为《南方日报》特约通讯员。
    1950年10月，中共潮阳县委为迎接国庆一周年，在县城人民大会场举办大型庆祝活动。舞台上文艺表演多姿多彩，广场中央的灯谜会猜更是重头戏。父亲素有谜语“虎将”的名望，被委任为谜台主持人。他聚精会神一口气编出好几百条谜文，颇有新意，经县委宣传部审批，由二兄顶立抄写，连续二个晚上，贴满谜台待猜。台下人山人海，无不兴致勃勃，争相竞猜，至午夜才尽兴而散，效果很好。
    就在父亲为潮阳的解放而鼓舞，鸿图欲展之时，意外发生了。受姑丈萧爽历史问题的株连，一切化为乌有。
   姑丈萧爽，是父亲的姻弟，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潮阳的第一批党员，潮阳沦陷初期被日伪挟迫任过伪县政府秘书，造成历史污点。在职期间曾推荐和说服过父亲等人出任县立小学校长，暗中支持推行爱国教育，也算做点好事。抗战结束后往上海投亲谋生。1950年初闻知潮阳解放回到县城，被聘往达濠盛德小学任教。言谈中流露出在当地人地不熟悉，顾虑一旦政府查及历史问题会麻烦。父亲秉性重义气，听知后念及与姑丈的亲戚情和过去的战友情，很快就辞去峡山六都中学的教职，往达濠与姑丈同校教书，以备必要时为姑丈提供证实，试图起保护作用。
    1951年底全国解放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达濠地处沿海前线，在一个晚上，盛德小学的五名外来教师全被扣留，后三人释放。姑丈因有历史问题，父亲是他的姻兄弟，二人被押解到县城监狱关闭。1952年初夏，二人随同一批犯人被押往揭西劳改场。父亲当时身体欠佳。加上长途步行劳累，暑气又重，刚进入揭西不久，突然晕倒，立刻身亡。如果父亲继续留在六都中学从教，或许就免遭此厄运。父亲好不容易盼到解放之时，竟然遭受株连而丧命，冤枉！
   父亲蒙冤，家属也跟着遭殃。在接踵而来的土改运动中，我家世代从未有过哪怕是半分半厘的田产，仅因父亲任过南澳三个月的“督学”和河浦一个月的户籍抄写员，家庭成份被评为“官僚地主”，房屋被没收，傢俬和衣物被搬去（只留下一间厨房和煮食用具），连父亲一生的藏书，已印刷出版的全部著作，在报上发表多年的作品剪集和大批尚未来得及整理和发表的手稿，也被洗劫一空。因被评为地主，大兄、大姐每次所寄的家批和侨汇也被强迫缴交，说是“退租、退押”。至土改复查时，可能已查清我家没有田产，父亲也未做过什么官，才把我家的“官僚地主”帽子摘去。但也可能是父亲任过“督学”和户籍抄写员，把家庭成份换上“旧官吏”的帽子。到1956年，可能已确认父亲一生是教书人，最终才把家庭成份改为自由职业。但在后来长期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里，家庭成员除了大兄在香港、大姐侨居南越得以幸免之外，人人都在父亲被错捕的政治阴影下挣扎着，历尽的感受是二代人所一言难尽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进入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我家三兄弟姚卓立、姚顶立、姚特立联名，就父亲于1951年被错捕一案，于1986年向潮阳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请求查清案情。县法院经过一年多的查证复核，报经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复，于1987年12月正式下达判决书，宣布撤消1952年强加给父亲的不实罪名，撤消当年内定的对父亲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决定，宣告父亲无罪。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正义的纠正。汕头市达濠区落实政策办公室还通过区文教局给我家拨下一千元的抚恤金。这是历史对父亲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让父亲及家人受过的伤害和损失都成为历史的过去吧。

八、后辈人的缅怀
    大兄卓立于1981年春才敢率眷回家探亲，第二年冬也回家为母亲奔丧。二次回家，自然与弟妹们共同追忆起父亲的一生。
    父亲是深爱家乡的人。他在少年时代离别泰国的都市生活，返回故乡读书。自此扎根故土，勤奋学习，投身革命，并长期呕心沥血，从事家乡文化的研究和写作。抗战胜利之初，他本有机会到省教育厅任科长，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美事，但他予以婉拒。因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那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泉源的故土，更不愿放弃已从事多年的对潮汕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他对故乡就是如此一往情深，割舍不开！
    父亲是位爱国者。抗战初期，他积极参加抗日组织，用手中的笔杆子投入抗日，还送子参军用枪杆子到前线抗击侵略者（说到这里大兄开始眼泪盈眶）。潮阳沦陷期间，他回避日寇的搜寻，宁可饿死也不为日本人“做事”。后来出任小学校长，他不畏日军残暴，冒死公开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父亲就有一付爱国硬汉的铮铮铁骨，一种高尚无比的民族气节！
    父亲一直热爱共产党。他是潮阳早年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入党后即在党的宣传战线上冲锋陷阵，为党的事业出过力。到泰国避难时继续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抗战胜利之初，共产党还未夺取政权，但父亲还鼓励大兄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说到这里大兄已泣不成声）。解放后他依然参加党的政治宣传活动。种种表现可见父亲一直没有放弃早年的政治信仰，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着共产党。多么难能可贵！
    父亲爱护自己的同志。当年在泰国遭军警围捕时，他舍己为人，使战友最终得以脱险，宁可自己承受最大的危险。这是多么伟大的品格！解放初他完全没有顾及自己日后是否受株连，毅然往达濠盛德小学与姑丈同事，其实也是这种人格的延续。这同那些见利忘义，下井投石，甚至不惜诬陷至亲骨肉的势利小人对照，恰成天渊之别！
    父亲的一生，道路坎坷，命运多舛，在每个历史时期屡遭不幸。大革命失败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通缉。往泰国避难时遭到泰当局判重刑。抗日时期他险遭日军毒手。解放初期他遭到错捕致身亡。这是父亲的悲哀。但在这无数的悲哀中，历史最终是无法否认父亲的人格、党格和国格的。父亲的精神在后辈人的心中永存！
    我辈感谢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父亲平反、正名，使冤案得以昭雪。请在九泉之下的父亲瞑目吧！！

卧龙姚建中

感人至深，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