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论尧舜

闽南姚斌

墨子论尧舜 侯外庐 墨子之未能解脱天志明鬼的思想，亦有他的局限，仅就先王思想而言，其引《大雅》文王既没在帝左右之句而明鬼神之有，正如孔子明禘治国的话，这是因中国古代思想解放，在氏族组织约束尚存之下，未能跳出现实历史的支配。但孔墨二家的先王观，却有区别，孔子仅把先王附加了人性，墨子则把他目为常人，孔子仅把先王作为文明的绝对创成者，墨子则把他作为人类理性的代表者，孔子仅以继承先王之志为己任，墨子则把先王法仪等于他自己的主义。先王在孔子思想中还保留了氏族祖先神的形式（入太庙每事问，知礼），而在墨子思想中则不但毫没有氏族祖先神的影子，而且如《尚贤》、《兼爱》二篇所言，先王以“富贵为贤”（《尚贤》中）“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兼爱》下），反而是反对氏族的。 墨子的尧舜禹不是神人，而是普通的劳苦工作的渔夫耕夫陶工： 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际幽都，东西至日所出，莫不宾服。逮至其享受，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士塯，啜于土铏。（《节用中》）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尚贤中》）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禹亲自操橐耜，而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禹大圣也，而形势天下也如此。（《庄子·天下篇》） 这样看来，墨子竟忍心把先王从太庙中请出来，按置在渔猎游牧的海滨与田野。同时，墨子仍束缚于最一般的支配仪式，故他的“三表”的出发点在原之与用之，但他必须以先王做自己的注脚，托为“本之”者，形式上是“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贵义篇》），而内容上则是合于墨子的理想者三代圣王都加赞成。他非礼，圣王亦不为礼，他非乐，圣王亦不为乐，他主张兼爱尚贤非攻明鬼，都有先王的故事早已替墨子证实，皆“上中圣王之道”。他主张功利，故云，“加诸费不加诸利者，圣王不为”。 墨子各篇的推理方法，甚为一致，首先言是否中于事功福利，其次察于农工商贾耳目之情，然后把先王的典籍与故事作为证明。甚至对于先王的诗书，任意解释，反乎历史的本然，而一是于自己的当然，故圣王先王成了推理的工具，《兼爱》下篇的一段先圣六王“兼爱”之例，甚为明白：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此即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虽子墨子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禹之征有苗也，非□求以重富贵，干福禄，乐耳目也，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虽子墨子所谓“兼”者，于禹求也。……汤曰，有善不敢发，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而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古者文武为正，均分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此即文武“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武取法焉。 墨子所谓“兼者圣之道”实在是与圣王为难，反而是兼者墨子之道，“兼相爱，交相利”即为结论，圣王举手赞成。然则圣王所以起源者何在？墨子的答案不是先天的创成者，而是依据理性后天所产生的，这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谓之一声大炮。他的学说好像是美化的国家起源说，但另一方面也大胆地敢把先王推论为得下情之被选举者，则是新的思想。他的形式逻辑是这样的： 人有善有不善（善与非），善者赏之，不善者罚之，这谓之“下情”。 赏善罚恶的下情，“君萌通约”（《墨经》），下者见善而告，见不善亦告，上者则根据大众的下情施以应赏应罚的宪令，则上下相通（所谓“上下情请为通”）。这谓之“一同天下之义”。 所以，欲一同天下之义，“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天子“善当贤，罚当暴”，而符合于“众情”，“众闻而欲之”，是之为圣王。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6册，上海书店据新知书店1948年版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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