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姚公伟

枣庄姚绍峰 · 发表于 2013-1-23 18: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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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姚绍明于 2013-1-23 18:06 编辑

姚公伟，笔名姚一苇，并以一苇之名行世，男，教授，为江西南昌人，1922年4月5日生。1941年进入厦大电机系就读，半年后转入银行系(第21届)。其间，曾在长汀县中兼课。姚公伟爱好戏剧，在校期间经常参与厦大极为蓬勃的戏剧活动，担任幕后工作，并因此认识了中文系同学范筱兰(第20届，1920年阴历9月20日生)。1945年范筱兰毕业，同年秋天姚公伟便与她结婚。1946年姚公伟毕业后，两人随同范筱兰父母迁至台湾。去台后姚公伟随即进入台湾银行工作，范筱兰则于1947年进入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授国文。
此后姚公伟除了在台湾银行工作，还以姚一苇为笔名致力于写作，并陆续在台湾艺专、文化大学等校的戏剧系任教。1980年起姚公伟参加台湾艺术学院戏剧系的创办与筹备。1982年姚公伟自台湾银行退休，并正式担任台湾艺术学院教务长、戏剧系教授及系主任；1987年退休，但仍继续兼课；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5岁。姚公伟多年来凭兴趣自学，而终于成为台湾戏剧界所推崇的戏剧大师。姚教授著作等身，戏剧理论方面的著作有《艺术的奥秘》、《美的范畴论》、《艺术批评》等，剧本有《孙飞虎抢亲》、《红鼻子》、《重新开始》等14种，另外尚有散文及翻译作品，其思想与著作对台湾戏剧界影响深远。

枣庄姚绍峰 · 发表于 2013-1-23 18:10:30

回复 1# 姚绍明

姚一苇如何结缘戏剧？
2012-11-03 00:37:00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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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年轻的厦大学生大概都知道余光中先生，但对于在台湾文坛享有大师级崇高声誉的厦大校友姚一苇，则知之甚少。姚一苇(原名姚公伟)于1941年考入厦大电机系，一年后转到银行系，并因转专业而延迟了半年，于1946年初毕业，同年9月到台湾工作。
　　年轻的厦大学生大概都知道余光中先生，但对于在台湾文坛享有大师级崇高声誉的厦大校友姚一苇，则知之甚少。姚一苇(原名姚公伟)于1941年考入厦大电机系，一年后转到银行系，并因转专业而延迟了半年，于1946年初毕业，同年9月到台湾工作。

　　姚先生在台湾不仅是戏剧界和文艺理论界泰斗，而且对于陈映真、黄春明等众多乡土文学作家有扶植、栽培之功，以其高尚的师德和人格，获得人们的尊崇。1997年他逝世后，陈映真等编印的纪念文集，即以《暗夜中的掌灯者》为书名，可见姚先生在台湾进步作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抗战时的厦大虽然地处偏僻，却是颇为辉煌的一个时期。良好的学风，优越的师资条件，丰富的图书资料，再加上活跃的学生团体都使得并非文学科系学生的姚一苇，得以激励和锤炼他的文学兴趣和才能。

　　当然，对姚一苇的文学生涯影响最为深远的，应数他在厦大与戏剧初次结缘。尽管在厦大时，姚一苇除了利用大三的暑假，创作了一部题为《风雨如晦》的五幕七场长达十万字的未曾发表的剧本外，他基本处于戏剧活动的外围。然而就是这段时间，对他树立从事戏剧活动的志向和兴趣，积累有关戏剧的知识，乃至奠定创作方法的基本路向，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而这，和当时厦大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的环境，有相当的关系。

　　出于抗日宣传的需要或其他机缘，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是该校历史上学生戏剧活动最为蓬勃的一个时期。半个世纪后，姚一苇在其口述自传中，还提起他进校时即为演戏所吸引，第一次观看的剧目为《野玫瑰》，后来成为姚夫人的中文系学生范筱兰在剧中扮演“家玫瑰”角色，他百看不厌一连看了好几天的情景。虽然当时姚一苇并未上台表演，却甘于打杂帮忙无怨无悔，甚至由此建立起献身戏剧的理想和志向。

　　1983年4月，姚一苇为怀念甫过世的妻子范筱兰撰写《遣悲怀》一文，提到当年的这些情况。而在大学时代发表的散文《后台断想》，写的即是前台在彩排《家》，作者坐守后台，浮想联翩，认识到戏剧工作的巨大社会功用和艰巨性，树立了为戏剧而真诚、努力地工作、奋斗的理想和决心。这种决心的表白，我们在姚一苇一生不同时期的文字中可以反复地看到。

　　厦大的特殊环境发展了姚一苇的戏剧兴趣和才能，而有着“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美誉的厦大，更提供了姚一苇接触大量中外戏剧名作的机会，为他以后成为一位戏剧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姚一苇回忆道:我自小爱好戏剧，进入高中，正值抗战初期，演剧之风甚炽，当时所接触的只是一些国人作品和翻译，“进入大学，在图书馆中发现大批英文本西方戏剧，使我眼界大开，只要得暇，就捧着字典读。读得越多，就越着迷，以至于也想编一部戏剧”。

　　大学时代的姚一苇还尝试着撰写评论，如《论〈总建筑师〉》、《论〈女伶外史〉》、《原野的评价》等。评论易卜生剧作的《论〈总建筑师〉》发表于1945年4月《中南日报》上，从中可窥知作者早年文学理念的特征，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倾向。后来姚一苇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尽管他善于博采众长，对于现代派手法也有相当的吸收，但无论是其理论或创作，都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般认为亚理士多德为西方文艺理论中“现实主义”之鼻祖。而姚一苇在台湾，不仅撰著了《诗学笺注》，他的整个艺术理论体系，其实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基石的。或许学生时代的这些文学阅读和锤炼，即是后来姚先生倾心、接受亚里士多德并据此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准备和契机。如果这一推断是成立的，那姚先生厦大时期的戏剧活动对其一生文学生涯的重要性，莫此为甚。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台湾文学研究)

　　(来源:人民政协网)

枣庄姚绍峰 · 发表于 2013-1-23 18:27:51

回复 2# 姚绍明

1980年催生了第一届"实验剧展"，1982年创办艺术学院戏剧学系。姚一苇几乎将他所有的人生都投入台湾的文艺与戏剧园地当中，在台湾戏剧界文艺界同时扮演了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老师三种角色，获得了艺文界普遍的推崇。1997年病逝台北，享年76岁。
生前一向被文化界尊称为"姚老"的姚一苇，和创办"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及催生"世界剧展"和"青年剧展"的李曼瑰，同为台湾早期戏剧发展史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1]
二、生平经历1938年十六岁时入吉安中学，旋即连年遭遇战乱，随校迁徙，后考进厦门大学，厦大躲战火而搬到长汀，先生仍需以校为家，1946年毕业后，姚一苇来台就职，奈何两岸遽然隔绝，直到五十一年后，1989年，始得重返故乡。
1946年去台湾，先在台湾银行任职，后在各大学主讲戏剧理论和文学理论。先生在台湾银行工作三十六年，不求升迁，但求温饱，毕生以读书为乐，创作、著述、教学为志业。先生坚信传统人文精神和古典美学信仰，治学严谨，意境深远，在剧作、美学、理论、批评、散文等领域成就斐然。从五十年代起参与《笔汇》、《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编务，提携后进，发掘有才之士不遗余力，被文学界誉为“暗夜中的掌灯者”。 [1]
发展散文主要分叙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哲理散文、议论性散文。[1]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BC990——BC353）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曾任《联合报》文学奖评审委员、中国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兼戏剧组主任。主张文学应反映人性本质，并注意艺术表现。1980年催生了第一届“实验剧展”，一九八二年创办艺术学院戏剧学系。姚一苇几乎将他所有的人生都投入台湾的文艺与戏剧园地当中，在台湾戏剧界文艺界同时扮演了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老师三种角色，获得了艺文界普遍的推崇。一九九七年病逝台北，享年七十六岁。
生前一向被文化界尊称为“姚老”的姚一苇，和创办“中国话剧欣赏演出委员会”及催生“世界剧展”和“青年剧展”的李曼瑰，同为台湾早期戏剧发展史上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信息匮乏、物资拮据的六、七○年代，他们共同主持的文化学院艺研所戏剧组，那是台湾剧场教育史上的金刚钻时期。三位文化巨头的共同特色是学养深厚、人品清高、极度爱才、提拔后进不遗余力。李老和俞老相继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辞世，二十年来，姚一苇继续坚守着薪传的岗位，无有一日懈怠。他的门生陆陆续续成为剧场创作和戏剧教育的中坚分子，每当一苇师有所呼吁，必是一呼众诺，成为该次演出工程最根本的班底。这项特质较为明显的活动有如：一九七七年文化艺研所戏剧组《一口箱子》演出、一九八○年到八四年之五届实验剧展、一九八九年国家剧院的《红鼻子》，以及一九九五年亲自执导的《重新开始》。甚而在姚一苇辞世后三年半，2000年夏天，以纪念姚一苇名义而参与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届华文戏剧节开锣戏《x小姐》，于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受惠于姚一苇戏剧教育的师生、校友与剧运伙伴，不计报酬完全投入，以最精湛的演出，把姚一苇的戏剧精神介绍给来自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多国的华人剧场同志。
在戏剧教育和剧运方面，姚一苇自三十五岁起先后于艺专、政战学校、中国文化学院艺研所和影剧系等校授课二十余年，一九八二年，提前自台银退休，全心全力投入艺术学院创校筹备志业，创办戏剧学系，是首届系主任兼教务长。先生献身教育四十年，化育英才无数，尤其主持了五届推动台湾剧场现代化的实验剧展，栽培众多创作与教育人才，广受剧场人士尊崇为“一代导师”。创作以剧本为主，透过人物行为表现揭示人性的深层，可读亦可演。[1]
三、个人作品有文艺论著《艺术的奥秘》、《美的范畴论》、《戏剧论集》、《文学论集》、《戏剧与文学》等，剧作《来自凤凰镇的人》、《碾玉观音》、《红鼻子》、《申生》、《一口箱子》、《傅青主》、《我们一同走走看》、《左伯桃》、《大树神传奇》、《马嵬驿》、《x小姐》、《重新开始》等，散文评论《文学论集》、《姚一苇文录》、《欣赏与批评》、《戏剧与文学》、《说人生》、《戏剧与人生——姚一苇评论集》。[1]
教育志业拥有了剧作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和批评家等多项资产，在七○年代尚呈荒凉的台湾剧场，姚一苇在精神上的领导趋势已渐形成，然将姚一苇推进台湾剧场改革运动之洪流的转折点，应回溯到一九六四年艺专校长张隆延之邀聘，三十五岁的姚一苇自此踏入杏坛。　姚一苇在不意中踏入杏坛，於台湾银行工作时，同时先後执教於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国立台湾艺术学院）、政治作战学校、私立中国文化学院（现为私立中国文化大学）影剧系和艺术研究所戏剧组。一九八二年，先生提前自台湾银行退休，全心力投入国立艺术学院的筹办并戏剧学系的创建，是首任戏剧系系主任兼教务长。当年，一起参与建设戏剧学系的夥伴，有汪其楣、林国源、詹惠登、黄立仁等人。戏剧学系现已扩展成戏剧学群，含有戏剧学系、理论与戏剧创作硕士班、剧场艺术研究所、剧场设计系等。[1]
在资讯匮乏、物资拮据的六、七○年代，由李曼瑰、俞大纲和姚一苇共同主持的文化学院艺研所戏剧组，那是台湾剧场教育史上的金钢钻时期。三位文化巨头的共同特色是学养深厚、人品清高、极度爱才、提拔後进不遗馀力。李老和俞老相继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七年辞世，二十年来，一苇师继续坚守著薪传的岗位，无有一日懈怠。他的门生陆陆续续成为剧场创作和戏剧教育的中坚分子，每当一苇师有所呼吁，必是一呼众诺，成为该次演出工程最根本的班底。这项特质较为明显的活动有如：一九七七年文化艺研所戏剧组《一口箱子》演出、一九八○年到八四年之五届实验剧展、一九八九年国家剧院的《红鼻子》，以及一九九五年亲自执导的《重新开始》。甚而在一苇先生辞世後三年半，二○○○年夏天，以纪念姚一苇先生名义而参与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届华文戏剧节开锣戏《X小姐》，於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受惠於姚一苇戏剧教育的师生、校友与剧运夥伴，不计报酬完全投入，以最精湛的演出，把姚一苇的戏剧精神介绍给同聚一堂来自两岸三地并世界多国的华人剧场同志。
无论是在艺术领域尚待开拓垦的戒严时期，或是经济奇迹、全面民主化引领台湾迈入国际大舞台的解严时期，姚一苇皆恰逢其时地在台湾戏剧艺术教育的领域负起导师的历史角色。然无论是在艺专任教或到国立艺术学院创业，其际遇都富戏剧性，且让我们在姚一苇自述的〈一个剧场系的诞生〉中，聆听这位剧场导师娓娓道来其来龙去脉。

枣庄姚绍峰 · 发表于 2013-1-23 18:31:43

回复 3# 姚绍明

姚一苇是一位有丰厚的中国文学素养和广博西方戏剧知识的作家。《红鼻子》是他六十年代末写的一部杰作。这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悲剧。主人公神赐出身于小康之家，他厌恶并否定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为了求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离家别妻，在江湖杂耍班子里当了一名小丑。他审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冷静地剖析社会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他戴上面具，以“快乐之神”面目出现，帮助贫困者解除精神上的困扰，鼓励他们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他还尽力抚慰饱受摧残的弱小生命。在这过程中，他体会到人生的崇高价值，即“为别人而牺牲才是自己最大的快乐”。他是一个清醒的探索者，可坦悲的是他始终不被人理解。即便是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对于他的死也无动于衷，他们仍循着他们旧有的生活轨道，庸庸碌碌地苟活着。“红鼻子”死了，而现实世界依旧存在。剧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寄托了对人的价值、人生的真谛和现实社会的沉思。另外，这部剧作的价值还在于形象地展示了台湾中下层社会的生活画面，描绘了台湾社会的众生相，使人感受到那个认钱不认人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冷漠、隔阂。《红鼻子》在艺术构思和舞台设计上，打破一般话剧的框套，显示了作者对戏剧美学的别具一格的创作，为台湾戏剧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全剧贯穿歌唱、舞蹈、杂耍和独角戏等方面的技巧，令人耳目一新。剧作在简洁的故事情节中成功地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且时空集中，并根据情节需要有自由的跳跃变化。姚一苇的剧作一般不以尖锐戏剧冲突取胜，而注重渲染人物的情绪，借助语言展示人物的心灵世界。
　　姚一苇在创作实践中不拘成规，勇于探索。以他的历史题材剧为例。《孙飞虎抢亲》和《碾玉观音》都以现代手法处理历史故事，使人产生一系列联想，《左伯桃》属戏曲剧本的新编，《傅青玉》有浓重的诗剧色彩。姚一苇的剧作无论是艺术构思、生活哲理的探索，还是民族传统与现代手法的融合，都大胆创新，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语言功力很深，富有诗的意境。

枣庄姚绍峰 · 发表于 2013-1-23 18:33:09

回复 4# 姚绍明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姚一苇文学的摇篮

作者：台湾研究院　朱双一

来源：厦门大学校报

日期：2006-5-10 14:46:56

　　连战先生在厦大的演讲中，几次提到姚一苇先生。年轻的厦大学生对余光中先生大概都很熟悉，但对于姚一苇，恐怕了解的相对少一些。
6 O5 g" V' v; R! m$ `& W8 T　　姚一苇（原名姚公伟）于1941年考入我校电机系，一年后转到银行系，并因转专业而延迟了半年，于1946年初毕业，同年9月到台湾工作。姚先生在台湾不仅是戏剧界和文艺理论界泰斗，而且对于陈映真、黄春明等众多作家有扶植、栽培之功，以其高尚的师德和人格，获得人们的尊崇。1997年他逝世后，陈映真等编印的纪念文集，即以《暗夜中的掌灯者》为书名，可见姚先生在台湾进步作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1 C. Q; a6 T  Y7 b　　姚一苇所取得的成就，与大学期间母校特殊的人文环境的熏陶有着密切关系。抗战时的厦大虽地处偏僻，却是颇为辉煌的一个时期。首先，它具有良好的学风，全校师生因条件艰苦而更加奋发图强，连续取得了两届全国大学学业竞试第一的好成绩，因此有了“粤汉路以东仅存之唯一最高学府”之称。其次，那时有不少国内著名教授受聘于厦大，为厦大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再次，当时厦大的图书资料十分丰富，特别是拥有许多外文原版书，因此被英美来访学者赞为“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个大学”。此外，学生社团活动十分活跃，如学生自发的沙龙式文学社团“笔会”，是一个相当自由、活泼的组合，每个成员都可以充分发挥他的兴趣和特长，如公丁（勒公贞）擅新诗，伯石（朱遵柱）多译诗，欧阳怀岳作旧诗，马祖熙填词，隽之（潘懋元）写散文和评论，姚一苇用功于小说，此外还发表了散文、评论、翻译等。正是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激励和锤炼了并非文学科系的姚一苇的文学兴趣和才能。
+ _" ^# h* i6 g/ ?; N9 r　　姚一苇从小尊崇鲁迅先生。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曾与十多位同学一起遭到拘禁，释放后的第二天，就带着一支钢笔到长汀投考厦大。这其中不排除因厦大与鲁迅的关系而使喜爱鲁迅的姚一苇将厦大作为他的首选。
/ l% Y. ~$ b; D- W9 r$ B　　在厦大学习期间对姚一苇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中国新文学著名作家是施蛰存先生。当时未带家眷的施蛰存先生的宿舍，无形中成为学生社团“笔会”聚集的场所，姚一苇、范筱兰（中文系学生，后成为姚一苇妻）都是这里的常客。这种师生情谊甚至延续到多年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施蛰存以其独树一帜的精神分析小说而著称，姚一苇发表于当年《明日文艺》上的《春蚕》，即是一篇运用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心理小说。在后来姚一苇数十年的著述生涯中，并不乏弗洛伊德学说的“拿来主义”式的引用和阐发，甚至采用于剧作中，如《申生》。这一切，都和他在厦大与施蛰存的这段文学因缘，不无关系。7 r& f4 U) g) Y) d+ p
　　当然，对姚一苇的文学生涯影响最为深远的，应数他在厦大与戏剧的初次结缘。尽管在厦大时，姚一苇除了利用大三的暑假，创作了一部题为《风雨如晦》的五幕七场长达十万字的未曾发表的剧本外，其余时间他基本处于戏剧活动的外围。然而就是这段时间，对他树立从事戏剧活动的志向，积累有关戏剧的知识，乃至奠定创作方法的基本路向，都有着重要意义。而这和当时厦大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 c, ~) t0 W! ?; Q
　　内迁长汀时期，是我校历史上学生戏剧活动最为蓬勃的时期之一。半个世纪后，姚一苇在其口述自传中提起，他进校时即为演戏所吸引的情景。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观看的剧目为《野玫瑰》，范筱兰在剧中扮演“家玫瑰”。虽然当时姚一苇并未上台表演，却甘于打杂帮忙无怨无悔，甚至由此建立起献身戏剧的理想和志向。他在大学时代发表的散文《后台断想》，写的即是前台在彩排《家》，作者坐守后台，浮想联翩，认识到戏剧工作的巨大社会功用和艰巨性，从而树立了为戏剧真诚努力地工作、奋斗的理想和决心。
$ ~4 q* @5 }8 j' j3 ]" l3 c　　厦大的特殊环境培养了姚一苇的戏剧兴趣和才能，更提供给了他接触大量中外戏剧名作的机会，为他以后成为一位戏剧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姚一苇回忆道：“我自小爱好戏剧，进入高中，正值抗战初期，演剧之风甚炽，当时所接触的只是一些国人作品和翻译，进入大学，在图书馆中发现大批英文本西方戏剧，使我眼界大开，只要得暇，就捧着字典读。读得越多，就越着迷，以致于也想编一部戏剧”。" T/ e5 [4 j1 `0 [/ c  q
　　大学时代的姚一苇还尝试着撰写评论，如《论〈总建筑师〉》、《论〈女伶外史〉》、《原野的评价》等。评论易卜生剧作的《论〈总建筑师〉》发表于1945年4月《中南日报》上，从中可窥知作者早年文学理念的特征，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倾向。后来姚一苇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尽管他善于博采众长，对于现代派手法也有相当的吸收，但无论是其理论或创作，都没有离开现实主义（或称“写实主义”）的基本立场。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为西方文艺理论中“现实主义”之鼻祖。姚一苇在台湾，不仅撰著了《诗学笺注》，而且他的整个艺术理论体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基石的。或许学生时代的这些文学阅读和锤炼，即是后来姚先生倾心、接受亚里士多德并据此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准备和契机。如果这一推断是成立的，那姚先生厦大时期的戏剧活动对其一生文学生涯的重要性，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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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绍弦 · 发表于 2013-1-23 19:31:18

回复 5# 姚绍明

姚公伟，字一苇，南昌姚氏山背族人。因为很早就离开了南昌去了台湾，这期间南昌姚氏没有修谱，所以大名鼎鼎的一苇没有入谱。但我二十几年前就关注了他，知道了他。一段时间我看了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比如淤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李乐微的散文，还有白先勇的小说，其中谈台湾文学史的时候，戏剧成就最高的人就是一苇公。这么说吧，在台湾戏剧史上，一苇的地位相当于大陆的曹禺。这是一个为我们姚氏大增其光的宗亲。值得我们骄傲。

枣庄姚绍峰 · 发表于 2013-1-24 09:35:35

回复 6# 姚绍弦

值得骄傲，并且正在为之骄傲着。

姚孝中 · 发表于 2013-1-24 15:30:20

回复姚绍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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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骄傲，并且正在为之骄傲着。6 B; r1 N# p$ `( O6 G; g6 P
姚绍明发表于 2013-1-24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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