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梁（转) -“姚门教”祖师姚文宇的六世孙

姚紫洪

姚梁（1736－－？）字甸之，号佃芝。“姚门教”祖师姚文宇的六世孙。浙江庆元人。世居县城东隅的姚家村。生于清乾隆元年（丙辰）十月初九日。由科举出身后终生宦迹仕途。卒年不详。从有关资料得知：他在嘉庆七年（辛酉·1801年）前后还在世，终生至少活了六十六岁。后“卒于河间府署，归厝杭郡”云云。
　　姚梁的祖父姚大霦乃是姚文宇长孙姚轼的第三子。姚梁的父亲名叫姚必时。必时娶妻陈氏乃温州永嘉人。后又纳妾张氏。姚梁及其兄姚宋均嫡母陈氏所生。姚梁原配王氏，继娶王氏。他共生育三子一女。之后，子女们亦随父宦迹天涯，最后在异地他乡定居并衍生后裔。
8 K# h$ ]' i$ R  b　　姚梁少小聪颖过人，读书时吸收能力过强，过目成诵。民间中有说他“眼观九行，过目不忘”之传说。据说：他“未弱冠即游庠”。曾受知于浙江学政窦光鼐。于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年）以“勤学饬躬，文行兼优”之美誉得其“保举充贡”。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年）参加顺天乡试时，以优异成绩得中第三名。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己丑科会试之际中式第五十名。殿试时中二甲第二十名，赐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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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梁一生中所任的最显要且又鲜为人知的职务当是他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正月由“宗人府主事”一职入直为“军机处”的“汉军机章京”这一职务了。当时，他年仅三十七岁，正值壮年。这件由一介书生来任职于清皇朝鼎盛时期的最高机要部门之高层文职人员，即人之所称为“小军机”一事来说，可谓是他毕生中在黄金时期所遇到的最荣耀的事了。这件重大事迹在家族的《宗谱》中虽有载，但却仅是记作“军机处行走”。原来，“军机章京”这一职称是亦可称作“军机处行走”的。可见，在《宗谱》中所记的无非是作为一种异称或谦称罢了。可是，这件事在《府志》及《县志》等地方志中却偏偏未作记载。看来，可能是这些《志》书的修编者们认为姚梁任此要职的可信度不大，不敢轻易地记上他这段重要的履历之故吧？其实，他任这一职的真实性是可靠的，在一些清人笔记和其他史料中都有着明确的记载⑻。言之凿凿。

　　除了任“军机章京”这一要职之外，姚梁终生都是在京都或地方上任文职官员。首先是中进士之后即在京任“内阁中书”及“宗人府主事”等。在任、离“军机章京”之后是改任地方官员。他的一生中任职繁多：诸如任“方略馆纂修”、“礼科主事”，亦参与翰林院的修编。曾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后改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刑部湖广司员外郎”，“饶州府知府”等。一度“官至四川按察使”和“川东分巡兵备道”，兼辖“重、虁、忠、达、酉”等处。历任“江西，广西提刑按察使司”等。至于有着明确纪年的则有：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年）以内阁中书任庚寅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年）以内阁中书任辛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年）以宗人府主事任甲午科陕西乡试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丁酉科广西乡试副主考。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以宗人府主事任山东省学政⑽等等。姚梁还得过三次“大夫”级别的封赠。其一是乾隆三十五年敕封“奉直大夫”。乾隆四十五年诰封“中宪大夫”和乾隆五十年诰封“通议大夫”。同时，他的夫人也得到“孺人”、“恭人”和“淑人”之类的晋封。姚梁任官时，为官清正。《括苍彙纂》说他“清廉耿介，毫不苟取。任饶州时，民立生祠祀之。所至俱有政绩”云云。但姚梁可谓是仕途多舛。不知是何原因，在他的宦迹生涯中每每是向下降职。先是从中央官员调为地方职务，接着是步步下退，最后竟终于河间府的任上，以至尸骨亦回不了故乡。这真可谓是不尽人意之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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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3 q! n& Y9 F$ P" N0 u　　庆元属弹丸之地，历来文人学子为数不多。虽《县志》堂皇地列着数十名“进士”的姓名，但其中每以讹传，或附会，或戏说所致，多属虚构失实。至若真正能涉足于中央政权且有史料所证实者，仅姚梁，胡紘等二三屈指可数的人物罢了。而其间甚得影响，能为众口所碑的又当属姚梁了。其一，在这有清二百六十七年历史中，庆元中进士者仅姚梁一人。其二，他所任之要职每被史料所证实。事属翔实，有别于传说之嫌。这是须作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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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梁成为县里的历史名人之后，本地对于他之身世的民间传说也随之产生了。且为数不少。而再让人常常口述的有三：其一是说他少小时曾随母亲到政和“铜盆庵”圆梦，在他刚踏上山门时即踏出了一声铜盆的响声来。原来据说“铜盆庵”有巨石如铜盆形。庵亦因之得名。如今，这天生灵地竟被他踏出响声来了，足见他是个异才。这时候，因响声而惊动了庵中的住持，她出来一看，见是一个美貌非凡的少年。她料他日后必贵，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闻到响声后惊而退了三步，故预言他的仕途是晚景退步云云。这个传说很合乎姚梁晚年每每降职之说。其二是说他少年入学于县城内与城隍庙毗邻的书院时，曾受到富豪家子弟的不白之冤，在求助于城隍老爷作公正的判断时，又遭到了小鬼的无理欺辱。故他立誓发奋，以图雪耻。在他发迹之后，城隍老爷自知过错，因羞于面子而迁建城隍庙于县城之东。三是说他那“眼观九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被窦光鼐过于夸张地奏上了皇上，皇上不相信，故特赐他游览宫院，然后命他背诵各处的匾额、楹联，他竟信口一一背念不误云云。当然，这三则故事都是子虚乌有之说。当知庆元县的城隍庙是早在明洪武十六年时就迁建在东门外的，它的迁建与姚梁无关。其次是姚梁作为区区一位由进士入直内阁中书的小官员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皇上恩赐游宫这特殊待遇的。但从中可知道这是后人敬仰地方名人而将他神化，使之构成原是上天的神人下降这一传说来增高地方的人文价值的。这些虽是造假之作，但作为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说，也还有着它的文学价值和长期留传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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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梁留存在故乡的文学作品极少。近年虽在一些乡村的《宗谱》之类的书籍中，偶尔有所发现一些有他署名的文学作品。并传闻在某些古代建筑结构中，发现有据说是他创作的匾额、楹联之类。但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不大。很可能是后人的伪托。对于这些伪作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那旧日悬挂在姚家村村门——“姚家门”门额上，镌刻着“世德作求”四字这块匾额了。这块匾额是在清代咸丰年间重建“姚家门”时悬挂上的。据说当时为了要悬挂适宜的匾额而求之不得，后在小林源村姚梁外祖家（大约姚梁庶母张氏是小林源人）得到这块匾遂移而用之。另有一说是这匾额是来自七都姚氏家族某庄园。但从额文本义（“代代的德行都成为臣民的法则”）来看，这额文是针对社会道德教育而言的，如果把它悬挂在公共场所，对于振兴地方道德文明建设来说，是会起着鼓动作用的。这当然是十分合适了。但如果将它悬挂在人家住宅，尤其是庄园之内自然就不是十分理想了。故料姚梁是不会把内容不相关及的文学作品投之于不相适宜的场合的。看来，说这块匾是姚梁书写的可信度也不大。此物当属后人的伪作。总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姚梁对故乡文化的影响并不大。这事对于一个地方历史名人来说，是不可能不说是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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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苍彙纂•姚梁传》载：“其祖迁居永嘉，籍犹隶庆元”云云。其实不然，此说有误。要说清这件事得先从他的家族史谈起方好。原来，在他们这“姚门教”的世家里，自其曾祖姚轼和曾叔祖姚辙接替了乃先祖之衣钵，共同成了“姚门教”的第三代“相公”，秉承了“姚门教”的教务之后，他俩就各自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外扩展。与姚辙“纵迹豫章金陵，往来南徐百粤”。即面向家乡西北、西南方向发展所不同的是；姚轼却是“希为展骥足地，年来横被蒙于不意，旋兴东瓯之行”。其所谓“东瓯之行”就是先偏重于向浙江东南即今温州地区一带传教，之后才向浙北发展教区一事。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祖孙相替，步其尘的后裔也每每往向东瓯。其先也，他们仅是传教，之后，偶尔有人在那里娶妻，继之是大多数人在那里娶妻并定居，最后竟是举族徙迁了。结果，姚轼的后人除了少数人因宦游散居在各地之处，其余的人确实全部都在温州地区定居而绝无一人再立足于故乡了。在他们合族徙迁之前夕，姚梁的祖、父辈自然也是参与涉足温州乃至浙北一带之人物的。这事首先可用姚梁的母亲是永嘉人来作证实，其次更可用姚梁是在何时？于何地？因何故能得到窦光鼐的知遇并为之器重的？姚梁为何乡试不在本里而能直接来到京都参加？这些谜一般的事情来作为证实。但是这些事情也只能证实姚梁的祖、父辈是早年涉足东瓯而不能用来证实他们的徙迁和定居的。今从，一：清版《庆元县志•人物志•封赠》中还分明记着姚轼，姚大霦，姚必时这祖孙三代的姚梁上辈因姚梁得贵而受封赠的记载。二：姚梁之嫂、姚宋发妻季氏仍是庆元人，乃本县黄坛村季上机之女。三、旧日姚氏家族墓地中如今犹可见到的姚梁祖辈的累累古冢⒃这三件事来看，足见他们合族徙迁的时间当是在他成年和仕宦之后。有关“姚门教”历史的资料载：清代嘉道年间“姚门教案”一度频频复发。奇怪的是这些案件中的当事人几乎全是姚梁伯父姚必观的后人，其它族人少见。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姚必时之后人竟无一参与。可见，在共同迁离故乡之后，他们所遭受的境遇各有不同。致使分道扬镳，劳燕分飞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这些人，之后就真的都不是庆元人了。

姚紫洪

作为庆元的一个历史名人姚梁来说，由于他在故乡生活的时间短促，离乡后未再回乡，加上有关生平史料的轶缺，又因一些方志误载，更使他的身世成了一个谜团。本文觅取一些清人的笔记、史料作为依据来对他的身世作一简略的叙述，旨在纠正一些讹传和误文。看来也是有着它的意义和作用的。

姚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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