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

闽南姚斌

论佛教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 王志东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柳宗元跟佛教有深厚的渊源，被贬永州后，他与佛教的关系尤为密切。其寓言创作深受佛教影响，这首先表现在题材方面，其寓言题材很多是直接取材于佛经故事；其次是表现在创作主旨方面，佛教思想中的善扬去恶、众生平等、反对贪欲等方面，在其寓言创作中常有突出表现。本文正是尝试从佛教这一角度去探讨研究柳宗元寓言。 关键词：柳宗元，寓言，佛教 9 m1 n8 y7 a+ Z6 Q: D9 x 佛教于两汉时期由古印度传入，到唐代已经非常盛行，跟佛教徒交往成为当时文人的风尚，很多文人士大夫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柳宗元与佛教渊源深厚，特别是被贬永州之后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其大量诗文创作，深深地打上了其佛教思想的烙印。寓言在柳宗元的众多作品中占有重要分量，在其寓言作品中留有大量的佛教思想烙印，本文正是尝试从佛教这一角度去探究柳宗元的寓言。目前对柳宗元寓言篇目、篇数的认定各家略有差异，历代柳宗元文集中也都没有单列“寓言”卷，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有近二十篇，本文主主要参照吴文治先生注评的《柳宗元诗文评选》里面所认同的柳宗元寓言。 一、柳宗元与佛教的渊源 在文学史上有过一段关于韩愈和柳宗元“辟佛”和“嗜佛”的公案，韩愈批评柳宗元“嗜浮图言”，从这段公案中可以知道柳宗元信佛之深。跟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相比，柳宗元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世谓“宗元佞佛”，“佞佛”之称虽或未必，然而柳宗元跟佛教的渊源却相当深厚，佛教思想对其影响相当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般认为，“柳宗元的好佛，大致可以分为幼年时的盲目，为政时的附会时尚，贬官后的自觉三阶段。”[1]其幼年时跟为政时信佛还不深，其真正迷于佛教还是在被贬永州后。柳宗元从小就信佛，在《送巽上人赴中承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篇序写于元和六年，柳宗元当时三十九岁，由此推算，他十岁就信佛了。步入官场后，柳宗元与一些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友好交往，在长安时所作的《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一文，就是他与禅门交往的一个明证。 柳宗元真正沉迷于佛教是在被贬永州后,苏轼云：“子厚南迁，始研佛法”，柳宗元自己也承认在永州期间潜心研究佛法，“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学，于零陵，吾独有得焉。”柳宗元被贬永州刚去到没有官署可住，住在永州龙兴寺，“居龙兴寺西序之下”(《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与住在龙兴寺净土院的和尚为邻，他经常到重巽的净土院去读禅经。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日日夜夜里，交往的是和尚，见到的是佛灯。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元和三年，柳宗元构法华寺西亭，并在当年迁居，与法华寺和尚觉照为邻。他作的《永州法华寺西亭记》和《戏题石门长老东轩》这两首诗中都提到到僧人觉照，并且是用开玩笑的语气，由此看来他俩彼此相当熟悉。 在永州期间柳宗元经常出入寺庙，喜欢跟和尚交往，他在永州为和尚写的碑文、送别序、交游诗和寺庙记多达三十余篇。柳宗元为他女儿和娘写墓碑有这样一段话“既得丸乃日：‘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脾。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柳宗元女儿和娘十岁病死，那么小就信佛，显然受到其父亲柳宗元的影响，而她的要求柳宗元一一满足，可见柳宗元信佛之深。晚年的柳宗元信佛使得他精神有点恍惚，据韩愈记，柳宗元相信自己死后将成神，临死前一年，与部将欧阳翼等饮酒说：“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柳州罗池庙碑》）。 在众多佛教宗派中，柳宗元比较倾向于佛教的禅宗与天台宗，但对后期的禅宗的则不是很好感，柳宗元说：“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显然，柳宗元对当时佛教各宗派的理论歧异有所了解，而认定唯天台宗得佛说之正统，则表现出很强的主观性判断。柳宗元之所以对天台宗有好感，这固然有些客观原因，如他被贬永州后寄居在龙兴寺，寺中住持重巽就是天台宗人，柳宗元得到重巽照顾，与他交往甚密，并从他那儿接受了不少天台宗教义。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比较起其他佛教宗派，天台宗理论与他的思想更能够形成一种契合。 佛教的禅宗比较注重内心的关照意识，消解执着，强调空淡无我的处世态度，以它的内在超越性的特征，“《坛经》所说‘性’，是一切法为性所化现的……性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2]它倡导人们放弃所执著的一切，以一种忽视物我区别的平常心态，委运乘化，坦然面对人生遭遇的种种苦难，以最终实现对自我的超越，这对苦闷牢骚的柳宗元来说是很好的精神出路，他尝试着以佛禅精神来对自己骚怨愤怒的贬谪心态进行抚慰和调适，寻求精神的暂时解脱，因此对佛禅的认同归依感愈加显露，他说：“因悟佛之道，呆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岂性乎异物耶？孰能为予凿大昏之墉，劈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别子世者，则思入焉”(《送玄举归幽泉寺序》)。 柳宗元是个正宗的儒者，儒教思想对他影响非常大，同时他又信佛，佛教思想跟儒家思想碰撞，但柳宗元认为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是不矛盾的，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易道”(《送僧浩初序》)儒教与佛教有契合的地方，不应该排斥佛教，“概言之，佛教与儒学具有相同的宗旨，是为了教化世人” [3] 。 “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锄耘，本其静矣”，这是从儒典《礼经》“人生而静”和《易经》“继善成性”而来。“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莽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大鉴禅师碑》)儒家和佛教都宣扬教化世人，讲仁爱，劝恶扬善。佛教的因果报应、反对贪欲、众生平等等思想也对柳宗元产生影响，同时佛教的一些消极思想也影响到在贬谪期间的柳宗元。柳宗元在《天说》《天对》《非国语》等文章中反对天神论、天命论，但是在被贬期间，现实中柳宗元不自觉地慢慢开始受佛教天命论影响。 柳宗元信佛首先是受社会跟家庭环境的影响。唐代的文人士大夫继承了前代结交僧侣、研习释典的遗风，信奉佛教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与禅师们的交往酬唱，参禅悟道，是唐代文人的时尚” [4]一般都喜读佛书，或深或浅都受到佛教的影响，柳宗元也不例外。柳宗元经历的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四朝，没有一个皇帝不崇佛。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势力在唐代愈演愈烈，佛教风气盛行。佛经多不胜数，寺庙林立，佛徒众多。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时仅州府所在地就有龙兴寺、法华寺、开元寺等，“在唐代的佛教文化繁盛的形势下，游历寺院结交僧人是诗人的日常生活经验。”[5]。如此浓厚的社会佛教氛围无疑对一个文人士大夫产生影响，柳宗元也不例外。 柳宗元信佛与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也有关。柳宗元的父母都信佛，特别是他的母亲卢氏对他的影响最大，他的岳父杨凭、好友刘禹锡等也信佛。在永州柳宗元经常与佛教徒交往从柳宗元在永州交往过的和尚来看，有姓名可查的就有十余人，“唐代诗人之佛教因缘，在诗作中最明显的呈现，大抵是游览僧寺和交往僧人两端。”[6]柳宗元信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政治不得意，被贬谪永州。柳宗元是一个有抱负的士大夫，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以“冲罗陷阱，不知颠路”(《答间》)的勇气精神积极参加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活动，“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柳宗元被贬到湖南永州，这对充满抱负的柳宗元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永州在当时来说是个南蛮之地，被贬到这种地方根本再也谈不上政治抱负了，“永贞革新”的挫败，标志着柳宗元“辅时佐世”、“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也导致了他逐贬遐荒的生命沉沦。 在永州期间，志同道合的好友王叔文被赐死，之前的亲朋好友因为害怕受牵连慢慢也开始疏远柳宗元，还一度受到当朝得势的保守派的恶意攻击，说他“群言沸腾，鬼神交怒”，……“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寄许京兆孟容书》)，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卢氏，因久病不治，也在永州逝世。政治上的惨遭迫害，亲朋好友的疏远，政敌的恶意攻击，以及母亲弃世的无限悲痛，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从那里去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呢？只有企求于佛教。“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送僧浩初序》）。 二、佛教文学对柳宗元寓言题材的影响 佛教在两汉时期由古印度传入，佛经也随着佛教传入中土，到唐代佛教非常盛行，唐代的佛经多不胜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天下之人，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佛教的传入对我国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 [7]不少文人士大夫的作品取材于佛经故事，柳宗元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寓言很多取材于佛经，或者受佛经故事启发。 佛经寓言中很多以动物担当主角，如巴利文《佛本生经》547个故事中，动物题材者占四分之一。柳宗元的寓言跟佛教寓言关系密切，动物题材在柳宗元的寓言作品中占有很大分量，柳宗元借动物喻现实，以物喻人，赋予动物人类性格，并将一种动物对应一类人物类型，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将艺术形象与生活原形隔离，批判现实的黑暗，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柳宗元的动物寓言，题材内容深受佛经寓言的沾溉。柳氏寓言里刻画的动物形象，很多是印度佛经寓言时常刻画的角色，如《临江之麋》、《罴说》、《憎王孙文》中的麋和猴子，就是佛经寓言中经常提到的动物形象。凡是对佛经稍有涉猎者，均能联想到《目炎子》、《鹿母》、《九色鹿》、《猴王》、《虬与猕猴》等佛经故事。柳宗元《罴说》中的“罴”，就是汉译大藏经常常提到的“虎豹熊罴”等几种最凶猛的恶兽之一。 柳宗元的寓言中，有好几篇跟佛经寓言在命题和主旨方面相当相似。柳宗元《蝜蝂传》这则寓言主要讲述蝜蝂这种小虫贪婪好向高爬，最后坠地而死，与《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则故事“见蛾缘壁相逢，诤斗共堕地”之命意极相近似。《黔之驴》开始就交代“黔”这个地方没有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这则寓言开头是全文的关键，全文都是围绕这个开头行文的。在汉译大藏经之《百喻经》第七十七个故事《扌勾驴乳喻》首句为“昔边国人不识于驴”。显然这两则寓言的开头是相同的，柳氏从佛经套用转变过来，当为可信。季羡林早在1948年，就提出《黔之驴》的渊源问题，季先生曾在《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刊载《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明确指出此篇寓言来源于一个在古印度广为流传的关于驴的物语。季先生对此研究论证后指出：印度《五卷书》、《故事海》、《益世嘉言集》及《佛本生经》记载的这一驴的传说，即为柳宗元《黔之驴》之原型。佛典是联系中印两国文化的重要渠道，佛教使得印度文化在中国畅行。柳宗元生活的唐代正是佛教盛行的年代，柳宗元从翻译进入中土的佛教典籍，提取题材而作《黔之驴》当为可信。 《谪龙说》主要是讲述，某地扶风马孺子与一群少年戏于郊亭，突然天降奇女，光彩晔然，贵游少年骇而悦慕，欲示亲近，遭奇女怒而斥训，众人听罢，恐而退，龙女遂入佛寺讲室中。七日后，化为白龙登天。无独有偶，佛经中也有一则类似的故事，《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讲述八岁龙女天生智慧利根，受文殊师利化度，于佛前献摩尼神珠，身变为男子，具菩萨行，立即前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在宝莲花上，成就正等觉的故事。柳宗元的寓言《谪龙说》是龙女下凡间，在《提婆达多品》里是龙女变佛，这两则故事显然是相似的，有理由相信柳宗元是借鉴《提婆达多品》的故事而创作《谪龙说》。 《哀溺文》跟《百喻经》的第八十九侧寓言《得金鼠狼喻》十分相似。《哀溺文》主要是讲述几个人乘船过河，到河中央船破了，众人都游水过对岸，唯有最擅长游泳的那个人腰缠千金，舍不得丢弃，最后因此而溺水丧命，“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在《得金鼠狼喻》讲述一人在途中捡到一只真金铸成的黄鼠狼，准备渡河时，金鼠狼突然变为毒蛇，但此人宁愿被毒蛇咬死也舍不得放弃，“宁为毒蛇蜇杀，当要怀去”结果感动天神，天神又让毒蛇化为真金。这两则故事都说为了钱不顾自身生命的人，而且都是在过河时候，只能在金钱与性命二选一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金钱，显然这两则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结果不一样而已。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佛经研究之深的柳宗元看到《百喻经》这侧寓言，受此影响而作《哀溺文》。 三、佛教思想在柳宗元寓言中的体现 在柳宗元寓言中，用佛禅精神来对自己骚怨愤怒的贬谪心态进行抚慰和调适，寻求精神的暂时解脱，给自己找一片净土，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捍卫自己高洁孤傲的形象。“佛禅思想对柳宗元孤寂郁塞的心态起到了自我调适的作用，对他的贬谪怨情起了一定的消解作用” [8]。在《东海若》里面面对海神东海若“吾将为汝抉石破瓠，荡群秽于大荒之岛”的帮助，其中一瓠回答说“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这正是柳宗元心声，就算自己身处污秽的地方，但只要坚守自己就能做到秽者自秽，洁者自洁，柳宗元借此表达自己高标独立、绝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志趣。《瓶赋》里通过装水的瓶跟装酒的皮囊比较，赞誉装水的瓶：“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以瓶喻己，表达自己清白不媚私、高洁孤傲的形象。《愚溪对》则采用与神对话的形式，写出了个人虽遭贬谪处于逆境之中仍坚强不屈孤高自傲的性格：“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漠，卒不自克。”这是他遭受挫折后处在冷漠孤寂中的自我慰藉和解说，始终坚持高标独立的操守，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坚韧意志与高贵品质。 《谪龙说》则是写一光彩晔然的天降奇女怒拒贵游少年悦慕亲近，女曰：“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俪也。”“呼！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对纨绔子弟的戏辱，仙女坚决拒绝同时大声训斥，游贵少年就是地方士绅的写照，其仙女是柳宗元的影子，柳宗元从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层跌落，跟文中仙女被贬凡间无疑有着相似之处，柳宗元通过这则寓言塑造自己高洁孤傲形象，他虽然被贬永州，但绝不跟小人同流合污，坚守自己精神的圣土，借龙女傲世言行一吐心胸。这几则寓言都是柳宗元借佛禅精神来对自己骚怨愤怒的贬谪心态进行抚慰和调适，寻求精神的暂时解脱，捍卫自己高洁孤傲的形象。 佛教教化世人、劝恶扬善的思想及孝道戒律说也在柳宗元的寓言里留下烙印。寓言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柳宗元的寓言带有讽刺劝诫的同时也带有佛教仁爱、教化世人、劝恶扬善的思想色彩。 如《憎王孙文》中通过猿跟猴的比较，作者更赞同猿的行为，“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猿仁让孝慈，相处有秩序有爱心，有情感。对王孙德行却大为不齿“王孙之德躁以嚣，勃诤号呶，唶唶彊彊，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蔬，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龁咬投注。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这则寓言通过猿跟猴的比较，教化世人要像猿猴那样“仁让孝慈”“ 相爱”、有秩序、团结 ，在文中提到的“孝慈”“行有列，饮有序”显然是受到佛教戒律与孝道说的影响。《鹘说》讲述有一种名叫鹘的鹰，冬天的晚上，鹘必定要抓一只可以充满它爪子的鸟，用来暖和它的脚掌，左右脚交换，早晨就抓着它上佛塔的角上。放飞那鸟，伸着头看，一直看到那鸟飞得再也看不见为止，然后它必定是朝相反的方向飞去。如果是东边，那么这天不会去东边追逐食物；南北西方向也是一样。在这侧寓言中柳宗元高度肯定鹰的行为，“用其力而爱其死以忘其饥，又远而违之，非仁义之道耶？”。这显然是佛教跟儒家都宣扬的仁爱、扬善去恶思想。 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以慈悲为怀，不枉生杀念，不杀生。在柳宗元寓言《宥蝮蛇文》里佛教众生平等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蝮蛇是一种毒蛇，咬人害人，但是不能对它们妄开杀戒，随意捕杀。“余”劝诫仆人不要随便杀生，曰：“然而杀之，汝益暴矣”“ 且彼非乐为此态也，造物者赋之形，阴与阳命之气，形甚怪僻，气甚祸贼，虽欲不为是不可得也。是独可悲怜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杀也。”在这则寓言中柳宗元认为上天赋予蛇生命，我们不应该去杀害，众生平等，“造物者赋之形，阴与阳命之气……是独可悲怜者”反对杀生，虽然毒蛇咬人害人，但它不是天生爱好咬人的，只要不去接近它，它就不会害人，不应该杀害它。它是应该被怜悯的，不能归罪和迁怒于它。劝诫世人要慈悲为怀，不枉生杀念。 佛教的因果报应、天命论在柳氏寓言中也有体现。虽然柳宗元反对因果报应、天命论，但由于其深受佛教影响，同时在被贬期间精神状态相对颓废，在其寓言创作中不自觉地运用佛教思想中的天命论对自己命运发出无奈的感慨，借天命论去抨击现实，用因果报应鞭笞小人，从而使得寓言更具有讽刺意义。 在《牛赋》这则寓言里作者把宦官和腐朽官僚比作“不耕不驾”的瘦驴、劣马，把自己和革新派比作利满天下的牛，但瘦驴、劣马却能“腾踏康庄”“当道长鸣”而“利满天下”的牛最终还是落个被宰杀的下场，柳宗元发出感叹“牛虽有功，于已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认为瘦马、劣马、牛的不同命运都是上天注定的，用天命论抨击朝廷不合理的用人路线，从而使得则这寓言更加有讽刺意义。在《永某氏之鼠》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体现得很明显。在这则寓言里的老鼠仗着房子主人的宠爱，肆无忌惮、作恶多端，把房主的衣服、粮食等都糟蹋完，直到房屋换了新主人，而新主人非常讨厌老鼠，决心灭鼠，通过多种途径最终把房子里面的老鼠灭了。老鼠作恶多端，祸害主人，最终自取灭亡。在这则寓言中，作者把老鼠比作生活中恃宠而骄、作威作福的人，这种人因为作恶多端，结果是自取灭亡，正像此则寓言中的老鼠一样。在另外一则寓言《蝜蝂传》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也有所体现。在这则寓言里，蝜蝂这种小虫贪婪成性、好向上爬，因为贪婪，背负过重，结果坠地而死。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痛苦、烦恼中，是因为有“三毒“在作怪，三毒具体指“贪”“瞋”“痴”，三毒是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只有灭除这三毒才能解脱自己。佛教反对贪欲的思想显然也对柳宗元产生影响。柳宗元对政敌、宦官争权夺利，贪婪成性深感痛恶，在其《蝜蝂传》中，讲述一贪婪小虫因贪婪成性，不知足，最终从高处坠地而死，自取灭亡。作者把蝜蝂这种贪婪小虫比作私欲无穷、贪婪无厌的小人，讽刺、批判这种贪婪小人。在《哀溺文》里，溺水的人宁愿要金钱也不要性命，其贪婪程度之深，最终腰缠千金溺死河中。在这两则寓言里柳宗元批判贪婪之人。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柳宗元一生与佛教渊源深厚，特别是被贬之后，与佛教关系更为密切，其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在其寓言创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不少寓言题材是从佛经故事中提取的，其寓言佛教思想色彩浓厚。 注释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8，329. [2]印顺.中国禅宗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3]陈晓芬.柳宗元与苏轼崇佛心理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4（4）. [4]刘人杰.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124. [5] [6]张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65. [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8，329. [8] 刘铁峰. 论柳宗元与禅宗—兼论佛禅思想对柳宗元贬谪情感的消解作用.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7）.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集 [M].中华书局.北京.200.1. [2]吴学琴注释.百喻经 [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4. [3]吴文治.柳宗元诗文选评 [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7. [4]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 [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1.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02. [6]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8，329. [7]印顺.中国禅宗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8]陈晓芬. 柳宗元与苏轼崇佛心理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4（4）. [9]刘人杰.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124. [10]张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化[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65. [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二.绪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28，329. [12]刘铁峰.论柳宗元与禅宗—兼论佛禅思想对柳宗元贬谪情感的消解作用.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7）. [13]李峰.论柳宗元寓言的创作动因.广西教育学院报.2005（11）. [14]卢宁.论柳宗元的佛教信仰.中州学刊.2003(9). [15] 王洪臣.柳宗元佛教思想对其诗文创作的影响.湖南科技学院院报.2005（9）. [16]王国军.论佛教对柳宗元贬谪后文学创作的影响.柳州师专学报.2008(2). 附： 作者简介：王志东（1987—），男，汉族，广西玉林市人，2012年毕业于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通信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平步村三元街4号。 邮政编码：528315 0 p# |3 y8 q; G+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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