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观园』毛泽东斥责郭沫若：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姚元周 · 发表于 2012-10-3 1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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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06期，作者：冯锡刚，原题：《郭沫若在“文革”后期》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相当一部分外事活动，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郭沫若还将经受更大的磨难，在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境中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1971年的秋天，诗人郭沫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访问新疆。蓝天寥廓，晴空澄澈，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牧民们为远道而来的贵宾表演赛马。骏马的所向披靡，牧民的矫健身手激起宾努一行的阵阵喝彩和掌声，也触发了诗人的兴会。赛毕，郭沫若即席朗诵《浣溪沙·访东风公社》：
　　
　　以口占的形式，吟哦出声情并茂的旧体诗词，比较那些歌颂“文革”的作品，这一篇没有标语口号，没有枯涩、生硬的时髦名词，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一个生动的场景。
　　
　　这一天恰好是9月13日。
　　
　　就在郭沫若大发诗兴的一刻，蒙古温都尔汗上空一声爆响，林彪及其死党折戟沉沙，葬身于异国荒漠。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成为十年动乱的一个重要分界。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和中期的波谲云诡之后，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仍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总理分担相当一部分外事活动，从而在世人的印象中成为一个老而弥坚、精力饱满的国务活动家。然而“文革”不止，动乱不绝，郭沫若还将经受更大的磨难，在带有悲剧色彩的晚境中书写更为厚重的一页。
　　
　　一
　　
　　1971年10月，郭沫若建国后惟一的一部关于文学的学术专著《李白与杜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既无前言又无后记，写作起讫时期无由断定。据郭沫若“文革”前专事历史的秘书推测，大约是开笔于1969年5月之后，但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开笔时日的话，考虑到1972年第二次印刷本出版时作者作过一次修订，似乎也可以视此为诗人在“文革”后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
　　
　　《李白与杜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作者力图“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抑杜。看看该书部分章节的标题即可感受这种强烈的倾向：论李白则“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一次大失败”、“第二次大失败”、“道教迷信及其觉醒”；论杜甫则“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关于李杜优劣高下的争执，古来即有。新中国成立，此种学术争鸣仍然存在。但是对李杜的抑扬多半是在肯定李杜同为一代大诗人的前提下来互争高下的。郭沫若则不然。在拔高李白的同时，对杜甫的人格和作品作了苛求于前人的贬损。这种全新的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反映出了“文革”以来的“新气象”。
　　
　　“文革”之前郭沫若对杜甫有过相当崇高的评价。1953年4月，诗人为成都杜甫草堂书一联语：
　　
　　这副联语与朱德当年撰写的“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一联均系流传广泛的佳作。
　　
　　当然，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艺术欣赏上确实更喜欢李白，1962年3月，他在广州放言谈诗，直言不讳地说：“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没有疑问，这里所谓的喜欢与否，大体是从艺术欣赏上着眼的。
　　
　　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早在1957年与臧克家、袁水拍等诗人的谈话中已表示过对李白的欣赏；1958年游成都草堂时流露过不甚喜欢杜诗的意思。郭沫若如同毛泽东一样喜欢李白。这纯然是艺术欣赏上的共鸣，不能说是个人崇拜的趋时。但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有时与个人崇拜两者间颇难界定。此后数年间，个人崇拜之风日烈，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评论中，这类“端倪”日见明显。例如1965年2月，郭沫若为《光明日报》刊登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墨迹而写了一篇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其中有一段文字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须知，郭沫若自己就是一位精通旧体诗词的诗人和独树一帜的书法家呵。还有一段更加别出心裁的文字：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empirenews.page--]
　　
　　“文革”决非突发的人间奇祸，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郭沫若的这些文字提供了一份有意味的材料。智者如郭沫若尚且如此，更何况芸芸众生乎。“文革”的意义在于将以往的一切谬误推到极端。在“文革”的大气候下，郭沫若写出扬李抑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李白与杜甫》来，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要以“今天的标准”来评论李、杜，所谓“今天的标准”也就是他心目中的毛泽东的标准。他将毛泽东的艺术欣赏上的个人口味的好恶提高到作为文学史上的全面评判的准绳的高度，不正可以追溯到几年前透过毛泽东墨迹而发见“四个第一”原则的穿凿附会上去吗？！
　　
　　动乱刚刚结束，有人致函郭沫若，对该书的失误提出委婉的批评。郭沫若于1977的1月复信表示：“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们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不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这段话虽与该书的实际有较大的出入而难免饰非之嫌，但多少从另一个角度透露出作者向来喜作翻案文章的反潮流精神。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学者，郭沫若写过不少漂亮的翻案文章。对这些翻案文章，虽也不无争议，但很少有从写作动机上去非难的。但是这一次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却成了问题。一个真正有创见的学者，不可能没有反潮流的精神，问题的实质在于：郭沫若恰恰在个人崇拜这个时代的潮流面前缺乏抗衡。作者似乎以反潮流的精神翻了历史上“千家注杜”和“一家注李”的案，但那种带有鲜明的“文革”印记的任意拔高和苛求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却在实际上迎合了一股与个人崇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代潮流。这也许是郭沫若始料未及的。
　　
　　《李白与杜甫》这部近20万字的学术专著，是郭沫若晚年费了大心血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但是一切尊重历史的人深感痛切的是：这是一枚苦涩的成果，它留给后人的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
　　
　　1973年，一场新的磨难开始降临到这位诗人的头上。
　　
　　这就是至今令人不无困惑的“批林批孔”。
　　
　　“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肇发于1974年春，但是由对林彪的批判而牵扯到孔子则更要早些。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大字本。显然，这是专为毛泽东而排印的。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念了一首诗。
　　
　　毛泽东高度评价柳宗元的《封建论》，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评峻切。“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这样的措词令人不禁联想到毛泽东1963年12月关于文艺的一个指示中的用语：“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过毛泽东对郭沫若仍然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沫若并非党内的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转江青主持选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并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羞辱。江青的用心十分险恶，拉大旗作虎皮，凭借毛泽东提出“批林批孔”的意向，进而“批周公”。
　　
　　周恩来处于“文革”以来继1967年春夏之后最凶险的境地，他对江青的居心洞若观火，依然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等待时机以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他很清楚，江青一伙羞辱郭沫若是冲着自己来的。还在“一·二五”大会之前，周恩来就去探望过郭沫若。对毛泽东半年多来的屡次批评，周恩来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但是他意味深长地宽慰郭沫若，要他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说自己没有发言权，因为没有读书《十批判书》，读了书才有发言权。周、郭之间有着半个世纪的战友情谊，即便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也是知音和益友。郭沫若一直珍藏着周恩来1942年3月7日与自己切磋《屈原思想》的书信。周恩来不同意郭沫若“拿‘德政’‘刑政’来作当时社会变革的两大思潮”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制的最后完成，还在西汉，而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刘邦的革命方始完成这一改革，故‘德政’也好，‘刑政’也好，都还是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一种过渡时代的改革想法和做法，也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据此，涉及到对屈原的评价：“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质之你以为如何？”周恩来虽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但他的罕见才识令郭沫若折服。共同的战斗经历也使周恩来充分理解郭沫若在重庆时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现实战斗意义。十分熟悉郭沫若著作的周恩来，是否通读过《十批判书》固然难以断言，但是不会不清楚写作的动因。郭沫若在该书的后记中明白无误地抨击当时一位学人所作《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有意阿世”。他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篇中，对秦王嬴政作了特别峻切的抨击，这固然基于学术上的见地，但多少含有“反其道而行之”的现实指向。这种比附现实的做法于纯正的学术研究不免带来某种折扣。“古为今用”和“影射”之间往往是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作为一个身兼战士和诗人的学者，郭沫若学术研究主要是史学中的得失很值得后人研究。历史仿佛在同郭沫若开玩笑。30年后若抨击秦始皇则颇有“有意谤上”之嫌。郭沫若的挚友和知己田汉以一出《谢瑶环》而获罪于世，早在1966年的早春时节就受到挞伐，并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孟超的《李慧娘》并列为“影射现实”的大毒草。田汉和吴晗、孟超都在这场浩劫中丧命。要不是毛泽东的真心实意的保护，郭沫若的下场是可以想见的。说实在的，自从读到毛泽东《沁园春·雪》之后，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了毛泽东在词中将秦始皇与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因此，他早在“批林批孔”之前就修正了自己对秦始皇的评价，如果是作为纯粹的学术研究，事情当然好办得多。但目下的政治色彩较之当年是有过之无不及，这不能不使郭沫若苦恼和踌躇。[!--empirenews.page--]
　　
　　“一·二五”大会后，周恩来又一次显示出“参天大树护英华”的本色。当晚，他派专人去郭沫若寓所，向其亲属传达保护措施：
　　
　　“郭老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要做到以下四条：第一，郭老身边24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卧室中搬到大房间里去住，卧室小，氧气少，对老年人健康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郭老的女婿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王负责。”
　　
　　得到周恩来的深切关怀，郭沫若的情绪大为好转。他完全能体察周恩来处境的艰难，因而格外感戴这种宝贵的关怀。他也始终信仰毛泽东的决策，包括屡屡涉及自身的“批林批孔”。这境况与“文革”前夕颇为相似：一方面，他对批判田汉、翦伯赞这些文艺与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怀着惺惺相惜、物伤其类的感情，力阻自己最心爱的弟子写反驳文章，看出“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告诫这位20来岁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上当”；另一方面，真心实意拥护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决策，不但在1966年4月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样一段话，而且在1967年6月诗颂江青显然，这是视江青为毛泽东的政治代表。尽管处在一种难堪的境地，但是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从未稍减过，对毛泽东的崇拜心理也未动摇过，正是因为涉及到自身，郭沫若感到需要对这场由毛泽东发动的运动表态。
　　
　　2月7日，郭沫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
　　
　　这两首诗均未正式公开发表。“其二”在一些出版物中引用过，个别字句稍有出入。“其一”则尚未在出版物中出现过，笔者所录系当年的传抄稿。从整体风格上把握，《春雷》可以断为郭沫若的作品。“其一”是对毛泽东《读〈封建论〉》一诗的颂扬：“肯定”、“判宣”均由毛诗中“百代多行秦政制”、“孔学名高实秕糠”而来；而“十批大错”、“柳论高瞻”更是就“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所作的自责和推崇。“其二”更具表态的性质。以“读书卅载”起篇，是对自己写作《十批判书》以来30年间思想演进的剖白。“知有”，“难排”可谓曲尽心迹，既是追随毛泽东的真诚表示，又是知识分子“原罪感”的自然流露。与“其一”的尾联一样，颈尾两联则是诀别旧我，再造新我的誓词，算是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的竭诚拥戴。
　　
　　诗人晚年校阅出版的《沫若诗词选》，包括建国初期至1977年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以纪年编排。耐人寻味的是1974年为空白，以技术而言，《春雷》尤其是“其二”远较入选的“文革”时期的诸多篇章高明。作者宁缺勿选，只能说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此诗的内容已为作者所不取。个中原委，可能与“批林批孔”更多地带有江青的印记有关。
　　
　　江青对郭沫若这样的表态，既得意又不满意。诗毕竟只是诗，既不是政治宣言，更非批判文章，她需要郭沫若作进一步的表白。在“一·二五”大会前后，张春桥去郭沫若寓所，鹦鹉学舌地指责郭在《十批判书》中骂了秦始皇。郭沫若顶了一下这位“文革”新贵：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谈话不了了之。江青自恃毛泽东夫人，且半年多来毛泽东召见她又是谈话又是记诗，更有圈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非常之举，尚方宝剑在手，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2月10日下午亲自出马，登门威逼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所谓“王明路线”自然是指抗战初期王明主持长江局时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路线”与“批林批孔”有何干系？这时冒出一个“批王明路线”用意何在？原来周恩来曾与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了解这段历史的郭沫若焉得不察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居心，面临如此重大的政治抉择，面对不可一世的江青毛泽东的夫人呵！，郭沫若既不能屈从，也无法辩正，于是只有报以沉默。江青视沉默为怯懦，步步进逼，要郭沫若写文章批秦始皇的“那个宰相”。半年前，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然则“宰相”所指是不言而喻的了。郭沫若不能出卖自己的良知，面对这咄咄逼人的胁迫，保持了庄严的沉默。喋喋不休的江青还嫌不解气，不再满足于影射，干脆直指现实，大批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来华拍摄《中国》的意大利著名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面对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郭沫若决不随声附和，“惟沉默是最高的蔑视”。郭沫若此时所奉行的正是鲁迅的处世之道。
　　
　　就这样，浅薄而恶毒的江青居然纠缠了整整两个小时。郭沫若怀着难以抑制的愤怒和殷忧，对夫人于立群说：历史自有公论，他们的矛头是对着总理的。当晚，忧愤交加的郭沫若体温骤然上升，肺炎突发，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殆的地步。[!--empirenews.page--]
　　
　　周恩来闻讯深为震惊。他曾对于立群说过，郭老身体好，可以活到100岁。这并非应酬的戏言，医生也对年逾八旬而心脏还像年轻人一样的郭沫若表示赞叹。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一天数次过问，不时派出自己的保健医生去医院探望，对抢救工作相机作出指示。
　　
　　毛泽东虽几次批评郭沫若“尊孔反法”，但似无从政治上批判他的意向，毛泽东也从未对这位诗人和学者有过猜疑。他一样关注郭沫若的病情，并派专人前去探视。
　　
　　得到领袖们的关怀，郭沫若终于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但一向健康的身体从此垮了下来，再未能完全康复。4月30日，王廷芳向他转达组织上的意见：明天有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能否参加由郭老自己决定。大夫建议不去为好，王廷芳则考虑到郭沫若久未公开露面，为杜绝流言，还是参加上午的活动，晚上的活动就不参加了。院方同意这样安排，但郭沫若情绪不好，不想看到江青一伙的嘴脸，结果，“五一”节白天和晚上的活动未参加，果不其然，很快谣言四起：郭沫若有问题……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批林批孔”中，与某些学者相比，郭沫若虽也有过误传春讯的一刻，但终究窥破了江青一伙的心机，为维护周恩来的英名而保持了庄严的沉默。
　　
　　漫漫10年长夜，这一刻是郭沫若最有光彩的一页。
　　
　　三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噩耗传出，郭沫若悲痛欲绝，在当天日记里以颤抖的笔触写下了几乎难以辨认的墨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月10日，郭沫若在几乎无法站立行走的病衰之中，坚持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家人的搀扶之下，郭沫若泪眼迷茫，凝望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故友和师长，虔诚地致三鞠躬。在向邓颖超表示吊慰时，伛偻的身躯让人感觉到风烛残年的衰竭。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郭沫若又衰老了几分。回到病室，周恩来的形象一直在脑海盘桓，热泪潸潸，哀思绵绵，50年的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50年前，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郭沫若与周恩来结识于革命策源地广州。在周恩来的鼓舞下，郭沫若投笔从戎，于7月间随军北伐。10个月之后大革命失败，不久即参加了由周恩来等策划的南昌起义，名列36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起义南下途中，经周恩来和李一氓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郭沫若流亡日本，这是出于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和明智安排。海外10年，郭沫若以丰富的著译为人类文化事业作出宝贵贡献。周恩来在纪念郭沫若50岁诞辰暨文学创作25周年时予以高度评价：“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实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10年内，他的译著之富，人所难及。”这样的知人论世真使郭沫若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慨叹。这就不难理解，何以郭沫若终其一生视周恩来为良师和挚友。
　　
　　40年前，抗战爆发，郭沫若毅然“别妇抛雏”，秘密返回祖国。1938年1月，郭沫若在武汉与睽违十载的周恩来重逢。从此，他作为中共特别党员，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公开身份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对周恩来的才干极为钦敬。《洪波曲》抗战回忆录中有倾心的赞语：“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动。”
　　
　　茫茫雾重庆，郭沫若作为“文化界的班头”周恩来语，在天官府和青龙桥写出一篇篇有影响的史论和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毛泽东语。1944年11月，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的次日，亲往郭沫若寓所参加为柳亚子洗尘的宴会，席间，周恩来畅谈延安整风后的崭新气象，预示抗战必胜的光明前景。郭沫若和与会者“皆热烈狂欢”。当晚，郭沫若赋七律一首以抒怀：
　　
　　诗写得生动而有情致，抒发了诗人对“秉烛人”由衷的敬重和向往光明的真挚情感。
　　
　　30年前，内战爆发前夜，郭沫若在南京、上海等地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频繁联系。《南京印象·梅园新村之行》对周恩来有传神的写照和至诚的祝祷：“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的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我在心坎里，深深地为人民，祷祝他的健康。”1946年11月，蒋介石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和平谈判无望。在周恩来返回解放区的前夜，郭沫若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话别，赠诗一首：
　　　　
　　两年之后，郭沫若和周恩来相会在北京。在新中国政通人和的时期，郭沫若先是出任副总理，后是当选副委员长，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杰出的才智。在大动乱的年月中，郭沫若得到周恩来一以贯之的关怀，得以继续从事著述，并能在“文革”中后期分担一部分外交活动，以襄助有吐握之劳的周恩来。[!--empirenews.page--]
　　
　　精力过人、比自己年轻6岁的周恩来竟先去了，这真使郭沫若万分悲恸。他感到无愧的是顶住了江青的威逼，维护了周恩来的英名。十里长街，百万人民送灵车的亘古未有的悲壮场景使诗人老泪纵横，1月13日，写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首挽诗。
　　
　　当时的舆论工具控制在“四人帮”手中。这首挽诗未能公开发表，但是很快以传抄稿的形式不胫而走。“盛德在民”、“天不能死”实实在在喊出了人民的心声。
　　
　　1976年真是“巨星隐翳”的年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去世。泪水未及拭干，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与对周恩来、朱德的敬重、真挚不尽相同，郭沫若对毛泽东更多的是怀有崇拜的心理。这种崇拜心理产生在这位具有相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历史学家身上，既出人意外又合乎逻辑。
　　
　　作为战士的郭沫若，特别能感受毛泽东旋乾转坤的伟大。诗人在《凤凰涅》中寄托的理想，终于由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人民大革命而成为现实。从个人际遇看，郭沫若感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拯救了我，使我免于灭顶之灾”。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献给毛泽东的锦旗上书写的是：我们永远跟您走。他多年来蕴蓄于心际的知遇之恩通过历史剧《蔡文姬》的创作得到了艺术的宣泄。他对毛泽东武功而兼文治的“绝代风骚”钦服之至，对毛泽东含英咀华的人格魅力特别崇仰。60年代初，毛泽东和郭沫若有过几次诗词唱和，这对郭沫若来说，自然是一种殊荣，这以后的一些文字主要是诠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颇多时尚的影响，不乏个人崇拜的色彩。郭沫若向来愿意做“党的喇叭”，既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形式上是由党来推进的首先是林彪、康生等人的竭力鼓吹，得到毛泽东的默认以至赏识，于是逐渐成为党的某些决定，他当然竭诚拥戴。
　　
　　郭沫若这种表现，与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个性也有某种关系。毛泽东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从根本上说对现存的秩序表示不满。他的一生总在不断追求，追求的手段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断改变，这种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进取，一旦失却对实情的真切了解，自然是南辕北辙。但是这种性格魅力极易让郭沫若产生共鸣。所以，郭沫若的崇拜毛泽东很难说是出于违心的表示。
　　
　　“文革”以来，郭沫若一直得到毛泽东的真切保护，尽管在“批林批孔”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从未动摇过对毛泽东的信仰。他能够洞穿江青之流的险恶居心，但是不会怀疑毛泽东的决策这一点在后来“批邓”时显露得最为充分。现在，诗人心中的太阳熄灭了，但是精神上的导师是永存的，挽诗的标题是《毛主席永在》：
　　
　　四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奇特的年头。三位人民共和国奠基者接踵去世已属奇事，百年一遇的天灾相加，再就是邓小平“文革”以来再度遭贬和“四人帮”十年猖獗一朝覆灭竟然也发生在这短短的365天之中。这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世事沧桑之慨。这部年志的每一页都是那样惊心动魄、大悲大喜，集中地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
　　
　　郭沫若自“批林批孔”之后已很少写诗。据有关资料记载，除应日本友人求索偶有题赠，差不多辍笔了。到了1976年，以《悼念周总理》为发端，重又提笔，一年间所作诗词近10首，对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多有反映。这当中既有最让人诟病的“文革”颂歌，也有广泛流传的动乱葬曲。
　　　　
　　1975年11月下旬，毛泽东授意政治局开会，错误地批评邓小平；月底，在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下旬，中央召开重要会议，传达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在这份由毛远新整理的谈话中，毛泽东点名批判邓小平“不搞阶级斗争”，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并发出警告：“翻案不得人心。”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误断大张旗鼓地掀起“批邓”恶浪。4月7日，天安门事件后，在毛泽东提议下，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5月16日，两报一刊联名发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长文，大肆鼓吹“文革”的“完全必要、非常及时”，集中攻击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令人困惑的是，郭沫若在1976年5月12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首词连同那篇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一起刊登在当年六月号《诗刊》上。虽然这本杂志的发行面远不及中央两报一刊，但是奇特的词作仍然为相当一批读者侧目。是否违心之作，只有老天知道。[!--empirenews.page--]
　　
　　如何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依然要从个人崇拜着眼。在老一代革命家中，只有周恩来曾与郭沫若共事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郭沫若对周恩来的认识从切身感受中来，这种深笃的情谊较之任何雄辩的理论更加深入其心，不可动摇。对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不包括毛泽东，则出于对党的热爱，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贞，无一例外地怀有敬意，对邓小平亦如此。例如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谈判归来，机场上，郭沫若目睹毛泽东亲往迎接的热烈场景，赋《满江红》以志其感，以“天外人归，机场上，欢呼声壮”开篇，称颂邓小平“半月长谈争正谊”，使“四方公论明真相”。毋庸讳言，这种情感的产生一般来说较少个人的体察，多以毛泽东的臧否为准绳。这样，也就必然随着毛泽东的变更而相应改变。1975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系列尖刻的抨击，不能不使郭沫若受到极大的震撼。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建立新中国和发动“文革”。对于邓小平全力整顿“文革”的弊端以在事实上否定“文革”，毛泽东无法容忍：否定“文革”差不多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后半生。在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加以长期处在与实际生活隔离的状态，对邓小平也缺乏深切的理解，终于写出了这首最让人訾议的《水调歌头》。它的政治倾向自不待言，即令技巧也是充斥标语口号，甚至将“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这样的句子也塞了进去，真是糟糕至极，郭沫若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更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悲剧性的一页。
　　
　　10月6日，漫长的10年动乱终于打上了句号。
　　
　　10月12日，郭沫若在病中听了华国锋关于粉碎“四人帮”讲话的传达，心情极为振奋，立即让秘书记下自己的感想：
　　
　　我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衷心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篡党夺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
　　
　　整篇口述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毛泽东的崇拜，对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信赖，对“四人帮”的极度憎恨。这种憎恨不独在于毛泽东生前的“揭露”和“三令五申”，还在于自己的切身感受。
　　
　　10月21日，诗人写出了那首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依然有不少标语口号式的内容，无疑是可以指摘的。但是它确实集中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愿望，喊出了时代的心声。它之广泛流传当然不在于标语口号，而在于诗人勾勒“四人帮”丑恶嘴脸的艺术创造：政治流氓、狗头军师、白骨精、文痞。这种简劲传神的社会形象的概括，表现出诗人确实不愧为大手笔。不管这首词主要在下阕，有多少时过境迁的内容，它作为时代的记录应当在诗人晚年的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期数以万计的同类作品中，它无疑是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五
　　
　　自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间，中国处在动乱结束后的徘徊期。郭沫若未能看到拨乱反正这一天的到来。诗人去世之际，在邓小平、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拉开了序幕，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吹响了，郭沫若是在思想解放的曙光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一刻瞑目的。这或许是诗人的遗憾，也可能是一种幸运。
　　
　　在长达两年之久的徘徊期，郭沫若以极大的政治热情为党和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竭尽了最后的心力。
　　
　　1978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文情并茂，充分显示出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本色，他的理想之火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5月27日，在中国文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衷心的祝愿》的书面讲话。此时，距离诗人辞别人世仅半个月了。这篇讲话不啻是这位文坛巨匠留给全国文艺界的遗嘱。
　　
　　在这些重要的讲话中，郭沫若一方面衷心期望科技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打破陈规，披荆斩棘”，“敢想敢说，大胆创造”；另一方面对毛泽东的评价依然在惯行的轨道上滑行。下面一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出郭沫若的矛盾心理：
　　
　　毛泽东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我们事业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精神力量，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文艺思想也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我们一定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它的精神实质。重点号为引者所加。[!--empirenews.page--]
　　
　　这里，一方面表示拥护邓小平1977年4月致党中央信中提出的“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原则，另一方面则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可是，这两者恰恰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以此，于立群在《化悲痛为力量》一文中说得更明白：“四五月间，沫若的病情几次恶化，……他把我和孩子叫到身边，要我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这位一生精进不怠、追求真理的诗人、学者和战士，在自己固有思想状态的局限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周扬在郭沫若去世前9天和他有过一次颇有意味的会晤。周扬以“您是新中国的歌德”颂扬他，诗人报以微笑。这是欣慰的还是苦涩的“微笑”？郭沫若当然明白周扬的好意，但是对这种早已耳闻的历史类比，心情颇为复杂。“文革”之前，他与自己的忘年交、心爱的弟子有过一次涉及歌德的谈话，大意是：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你也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歌德，这实际上是在骂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还要谦逊地说：“我哪比得上歌德”。证之于诗人致这位弟子的书信，上述谈话是可信的。
　　
　　歌德是歌德，郭沫若是郭沫若，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历史的类比总是有缺陷的。尽管如此，恩格斯之评论歌德对后人研究历史人物终究不失为一个示范。
　　
　　郭沫若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巨大的文化财富，还有晚年的悲剧历程。这两笔遗产都值得后人研究和探讨。
　　
　　愿郭沫若的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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