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时宰相姚元崇开元盛世留英名

河南姚亚峰 · 发表于 2011-8-29 10: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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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姚元崇开元盛世留英名

作者：王治国
三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对姚崇从陌生到认识，从认识到爱慕，从爱慕到敬仰。
第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姚崇其人。那是上个世纪末，我因帮助朋友的家父到洛阳南的万安山南麓，找一个周围环境安静且非常清幽的风水宝地做墓地，就在一片空旷田野里，见到了姚崇和范仲淹的墓地。当时我很不理解，因为姚崇生在陕州硖石，其父姚懿就葬在陕州东南的硖石县安阳公之原，古代子随父葬已成定式，怎么会在伊川这个地方又冒出来一个姚崇墓呢？是否是同名同姓之人呢？为了弄个明白，我们一同走访了当地的老百姓，老百姓们对范仲淹墓了解较多，说的是头头是道，而对姚崇墓大多不甚了解，即便是多少知一点，也是知之甚少。当时，我并不在意，也更无心深究。后来我才懂得了姚崇葬在伊川万安山下的由因。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除姚崇外，开元盛世前期的另两位名相宋璟、张说以及中唐名相裴度、裴遵庆的墓都在这方圆百里之内。范仲淹当初绝不会想到，他所敬仰的姚崇、张说、宋璟等人的墓，如今竟变得寂寂无名，甚至踪迹全无。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使范仲淹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他的墓地受到尊重理所应当，情理之中。但姚崇、宋璟、张说等人的墓地似乎人们也不该被忘却。这一次的偶然机会，使我从感性上认识了姚崇其人。
第二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对姚崇产生了爱慕之情。那是2007年的夏天，我因公差前往西安办事，顺便到昭陵博物馆询找唐代名将张士贵的资料。在此得知，张士贵墓位于礼泉县烟霞公社马寨村西南约300米处，是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陪葬墓之一，北距九峻山——太宗陵约5公里。从1972年1月，由陕西省文管会和昭陵文管所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发掘清理了这座墓，出土了墓志铭这个珍贵的物证材料。后又得知，陕西师大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牛致功对《张士贵墓志铭》很有研究，当日即匆忙赶往陕西师大，很冒昧地拜见了牛致功先生。当时牛先生已79岁高龄，看上去却丝毫不象，当听说我是远道而去专门了解张士贵生平事迹时，他赠我一本由他著的三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书籍。让我翻翻看看便能对张士贵的生平事迹掌握个大概。同时还特别交待说：“唐初陕州不光出了张士贵、姚懿等著名将领，独领风骚的应首推姚懿的儿子姚崇，他四朝为相，强调为政以公，倡导官员勤政，践行廉慎作风，注重教化作用，要求以身作则，以天下为已任，三次遭贬，三次再用，三起三落，信念不移。善于应变，遇事果敢，办事干练。它是唐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践家、改革家。回去后应该好好的开展研究，让姚崇功绩发扬光大。”这一次偶然相会，使我对姚崇产生了爱慕之情。
第三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对姚崇更加敬仰。那是2009年的秋天，一位陌生人的电话，打断了我的正常思考，他就是渑池县人大办公室的姚学谋先生，当我约他到办公室做客时，他送我由他著的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一本名为《大唐贤相姚崇》书籍。该书总计35万余字，分为《姚崇传略》、《姚崇生平年表》、《文献集注》三大部分，为了对姚崇有个全面的了解，我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如饥似渴地拜读了这本书。尽管是粗略地拜读了一遍，觉得马驰先生在序三中对姚学谋付出的辛勤劳动总结评价得恰如其分，毫不为过。在书中“姚著则突破了已往研究的局限，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人的缺憾。这主要反映在：1、鸿篇巨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姚著是关于姚崇研究的最为厚重的学术著作。2、全方位研究。在时间跨度上，上自唐太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姚崇出生，下迄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逝世，凡71年的姚崇生平事迹，都最大限度地在姚著中反映。3、学术观点上有所突破。前人的研究，在伟人毛泽东之外，罕有讲姚崇是唯物论者，而本书反映了作者在接受毛泽东对姚崇评价为唯物论者观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姚崇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唯物论者，这种对毛泽东史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不能不说这是学术观点上的一个突破。4、资料上广征博引。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学者能象姚学谋先生这样翔实占有姚崇史料的。其在正文中引用的正史、文集、笔记、碑碣、方志、文书、谱牒等文献资料多达100余种，而全文辑录和集注的史料竟有88种，如此勤奋搜集和引用资料，实属罕见。”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从此，我对姚学谋先生更加敬佩，他这种孜孜以求、大胆实践、抓住线索、穷追不舍、依据史料、深入探究、白天忙碌、夜间思考、虚心求教、刻苦钻研的敬业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坚定了信念，发誓向他学习。这一次偶然相聚，使我对姚崇更加敬仰，同时也促使我开始对姚崇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和研究。
一、古今名人评姚崇
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唐玄宗年轻有为，锐意图治。他刚刚制服了姑姑太平公主，坐稳了皇帝宝座，一心要“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仿效唐太宗，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但武则天后的唐王朝动荡不安，问题成堆，积弊难除。如何稳定局面，让国家走出泥潭，踏上新的征途，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年十月，唐玄宗李隆基身着戎装，骑一匹骏马，率数万人围猎于渭水之滨。这次围猎渭水，他实际还有一个重大的安排：秘密召见、借机考察时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剌史的姚崇。这时候的李隆基，并不是人们印象里那个沉醉于霓裳羽衣曲、忙活着讨杨贵妃一笑的唐明皇。此人当了40多年的皇帝，如果皇帝有任期并且只能干二个任期的话，他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只可惜当年的“铁饭碗”、“终身制”，在这个岗位上干久了，唐玄宗这样精明干练的人也生出了隋性，懒于政事，重用奸佞，沉湎声色，纸醉金迷，终于酝成了“安史之乱”。
唐朝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记载：“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凤翔即位，每有大的人事变动，也还向玄宗汇报。当得知房琯主管军事时，玄宗道：“此人不足以破贼”。然后评价当时诸将，认为都“非灭贼才”，最后又慨然道：“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这时，姚崇已逝去30多年，唐玄宗也成了旁观者，但国难当头，他对姚崇的怀念之情竟然如此深刻，可见姚崇在他心目中有多么高的、无法取代的地位。
唐朝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与白居易有齐名之称的伟大诗人元稹写了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诗名叫《连昌宫词》，诗中写道：“我闻此语心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言见为君说。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开元之末姚崇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连昌宫始建于唐初，是唐代皇帝的行宫，位于洛阳城西南的宜阳县。诗人通过皇帝的行宫——连昌宫的兴废，探究了唐代治乱的由因，借老人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热情地歌颂了造就开元盛世的救时宰相姚崇和政治家宋璟，无情地鞭挞了酿成天宝之乱的弄权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充分表达了人民对太平盛世的无比向往和对救时宰相姚崇、政治家宋璟的无比怀念！此时姚崇已逝世百年有余。
欧阳修和宋祁在编撰《新唐书》写毕《姚崇传》后写下这样的赞语；“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己。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法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下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由此可见，《新唐书》编者颇有见识，发现了问题。此时姚崇已逝世330年了。
继汉代司马迁《史记》后，可与司马迁《史记》相媲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48年）问世了，同为陕州直辖的宋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宰相时说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能比焉。”充分肯定了姚崇为唐朝四大贤相之一，此时姚崇已逝世360多年。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43天的谈判，柳亚子曾屡次有诗赠毛泽东阅。10月7日毛泽东以评论历代帝王为题，写下了举世惊叹的《泌园春·雪》，以此诗回赠柳亚子。随即就发表在重庆《新华时报》上，引起了极大轰动。在这首诗词中，毛泽东大气磅礴，激情满怀，堪称与时俱进地写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这位好评说古今历史上“千秋功罪”的伟人在认真阅读了《新唐书·姚崇传》之后，在传记的天头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当毛泽东继续阅读到姚崇的“十事要说”时，又乘兴批注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由于毛泽东的史识远远超过了唐代的玄宗、元稹、宋代的司马光、欧阳修以及古今任何史宗，他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在批注中还针对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赞语纠正了“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的说法，指出姚崇、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经过这么一改，使人耳目一新，看出了本质，姚崇比较注重变易和柔道，讲出的道理使玄宗容易接受，而宋璟则重于刚正和义理。这均属于方法问题，不影响他们相同的政治观点。同时还认为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韩愈《佛骨表》祖此”。对一代贤相姚崇的评价，可谓古今最高矣。此时姚崇已逝世1300年有余了。
二、姚崇的生平家世
姚崇，生于公元651年，卒于公元721年。［关于姚崇的生年有两种说法，新、旧两《唐书·姚崇传》都记载。姚崇逝世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享年七十有二，据此推算，姚崇应该出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而《姚崇神道碑》则明确记载姚崇终年七十一岁。据此推算，姚崇应出生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本文取神道碑的记载］字元之，原名元崇，祖籍江苏吴兴。因先辈世代在陕州为官，遂定居陕州硖石，姚崇便出生于此。自幼受父影响，孜孜好学，胸怀大志。成人后入朝论政，对答如流，且能下笔成章，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初拜侍郎，后连续升迁，曾先后任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宰相兼兵部尚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代宰相总共369人，分属于98个姓氏，其中姚姓宰相只有两位：一位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姚寿。他是唐初开国功臣姚思廉的孙子，有良好的政绩，《旧唐书·姚寿传》曾有记载。他曾被武则天表扬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边训兵，心力俱尽。岁寒无改，始终不渝。”另一位是相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时期的姚崇。相四朝者仅三人，姚崇位居其一。史称唐有“房、杜、姚、宋”四大贤相，姚崇备位其中。在中国王朝历史中，最强大者莫过于大唐帝国。在有唐288年历史长河中最为繁荣昌盛阶段为开元盛世，而盛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则是开元初宰相姚崇。他曾为稳定武周政权和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端，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我国唐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担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不阿权贵，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丰功伟绩，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一生清廉的救时宰相。
姚崇的家族源于吴兴望族。鼻祖姚重华，黄帝的八世孙，出生在姚墟（治今山西省永济市张营乡舜帝村，以地取氏为姚），生卒年月不详，父系氏族末期部落联盟领袖，五帝中的第五帝，号称舜帝。据《史记》记载，舜帝在五十岁开始代替帝尧摄行天子的职权，五十八岁时帝尧驾崩。舜为帝尧守丧三年，六十一岁时正式登帝位。舜帝摄政与在位期间，改革政治，励精图治，治理洪涝灾害，设立中央政府，制定司法刑律等，把一个原始、松散、落后的部落联盟，构建成了一个具有基本国家性质的雏形，拉开了华夏民族国家文明的序幕。舜帝的人格和道德精神也为历代民众所敬仰，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尊奉为历代帝王的楷模。舜帝即位的第三十九年，南下巡狩，病逝于苍梧山下，被安葬在九嶷山旁。人民感念舜帝的圣德，就尊舜陵为零陵（治今湖南省零陵市即因舜陵而得名），意思是地位最崇高的陵墓，舜帝在位期间实现了天下大治。
远祖是舜裔已传至第三十四世的妫满，出生在虞城，生卒年月不详。武王灭商后为笼络天下，特封妫满为诸侯国国君，并把大女儿太姬嫁给他，封国于帝舜的故地——陈，封为陈侯，称为胡公。他励精图治，使陈国最终成为周朝的十二大诸侯国之一。妫满的子孙有以国为姓的，即成为陈姓的始祖。
太祖姚平，吴兴郡人，生卒年月不详。妫满传十世至公子完公（四十四世），因国中内讧，完公为避祸奔于齐国，遂改姓田，名完，成为田氏的始祖。田氏代齐称王，直至秦朝兼并六国。秦末，项羽立田安为北齐王，汉初为韩信所灭。族人田横遂拥兵东海岛屿，自立为齐王，拒不降汉。汉高帝八年，为了防范和控制故旧诸侯贵族，宣诏齐楚等大家族徙迁关中长陵。原齐国王室中的部分人，由于惧怕田横事件牵连，便归并入另一支由姚姓衍生而来的王姓，易姓王。至景帝时，王姓女成为汉景帝妃，后因生武帝刘彻而成为皇后，家族从而再次显贵。武帝刘彻即位后，恩加王氏，特许舅氏男丁复旧姓田氏。第六十五世始恢复田姓。传至六十七世田渊，因父田延年犯罪坐狱，逃匿至今浙江湖州（即古代吴兴）再复为旧姓妫。至六十九世时任西汉官员、谏议大夫、京房易博士、冀州刺史妫平时，再复姚姓，姚平为江南姚姓的起家之祖，即太祖。
烈祖姚丰，吴兴郡人，生卒年月不详。新莽代汉，搜求舜裔姚氏，征姚平之子、七十世姚丰为睦侯，封国于代，新朝侯国国君。王莽败之，姚丰复回吴兴。此后姚姓基本稳定下来。
天祖姚纲，吴兴郡人，生卒年月不详。北朝北魏官员，具体职务史书无载，不可考。因仕魏举家迁徙中原内地的陕州硖石（治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菜园乡东北），成为陕州姚姓的起家之祖。
高祖姚宣业，吴兴郡人，生卒年月不详。南北朝时曾任偏居江南的陈朝征东大将军，爵封吴兴郡公，随父徙迁陕州硖石。因屡建奇功，是汉武帝最倚重的爱将之一。
曾祖姚安仁，陕州郡人，生卒年月不详。隋朝时历任山东青州、山西汾州刺史，后人称其“为官清廉，秉公无仅，远图膺锡，大名垂休”。
祖父姚祥，陕州郡人，生卒年月不详。隋朝时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隋炀帝曾下诏称赞其“武能守天于天险”。姚祥故后葬“陕州东硖石县东北二十里崇孝乡南陔安阳公之塬（治今陕县菜园乡南阳村东）。这里是陕郡姚姓起家的祖茔。
父亲姚懿，字善意，陕州郡人。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90年）出生，为姚祥的幼子。少年胸怀壮志，做事坚毅果刚，聪明伶俐，思路敏捷。因受父辈影响，弓马纯熟，喜读经史，《姚懿墓志》称赞其“食牛英气，扬手金方，穿犀劲质，抬乎赤羽。”隋朝末年，隋炀帝纵情声色，穷奢极欲，滥征徭役，百姓赋重，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几次下江南出游江都（今江苏杨州市），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强交租调，许多州县甚至强迫农民预交十年的租调。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陕州崤县（治今陕县菜园南县村，唐武德三年更名为硖石县），地处隋都长安（治今陕西西安市）和东都洛阳（治今河南洛阳市）二京要道之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因徭役赋税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负，聚集反抗，结果县令逃跑，地方混乱。家乡官吏逃散，乡村盗贼生郊，社会一片动荡。此时，他就能够统领父亲的部属剿除盗贼，维护治安，恢复秩序，救民于难，保境安民，被授任陕州崤县县令。九月，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兵过黄河后，姚懿就暗中去拜结了唐高祖李渊，高祖不但高兴地接见他，而且还赐给他诏书和金帛。同时陕州全境幸免一场战争灾难。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世民率唐军讨伐王世充，姚懿随同参加战事，时任鹰扬郎将，水陆道总管，长沙县男。因有人嫉妒遭到贬退，从此一蹶不振，建一山庄，隐身而居，教读子孙。后来朝廷先后授予他晋州高阳府折冲都尉、常州长史等职，都被他以身患病疾，无法理政为由而婉言谢绝。姚懿一生娶过三个夫人，先娶张氏夫人，又娶李氏夫人，因故都先后过世。又续娶刘氏夫人。刘氏夫人是隋左常侍刘降的孙女，唐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襄阳旧城）长史刘志逵的女儿。刘氏夫人共生二男一女，长子姚元崇，次子姚元景，女儿名字不详，史书也无记载。年过六旬后，姚懿又被朝廷任命为峡州刺史，这次他没有推辞，带着家人到峡州上任了。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因嶲州邛部蛮族首领叛乱，民不聊生，动荡不安，这时朝廷又想到了年高德劭、兼有武略的姚懿，就派他持节到嶲州任都督（居正三品上官职），七十有二高龄的姚懿，又掌管一州之军政大权，他不辞年高，携举家千里迢迢走马上任。半年时间，他正面训导官吏，公正处理民族之间关系，严格整训军队，以武力作坚强后盾，“结之以诚不以言，震之以威不以暴”，边境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团结，社会治安秩序很快就安定下来。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十二月一日，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姚懿，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殉职于嶲州都督府的工作岗位上，践行了他一生信守儒家提倡的“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六月的一天，姚懿的夫人，时年三十七岁的刘氏，含泪忍悲带着姚崇兄弟和女儿护送着丈夫的灵车，跋山涉水，徒步2100多公里从嶲州回到了陕州硖石故里。稍做筹备，七月十五日将姚懿归葬于硖石县安阳公之原（治今陕县东凡乡南阳村东）的祖茔。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十月，唐玄宗为了追念姚懿忠心为国，殉职边疆，追赠其为吏部尚书，谥号“文献公”。姚崇在故里（治今陕县张茅镇西南）为其父姚懿建衣冠冢，树《姚懿神道碑》以示纪念，置旌贤寺管理墓地。一九八三年，因陇海铁路修建电气化复线，为不致于影响施工，姚懿墓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姚懿神道碑》被迁往陕县新县城南温塘村东刘秀峰西侧山阿重立，直到今天，到此叩拜的文人墨士数不胜数。
姚懿病逝后，年仅十二岁的姚崇，随母亲刘氏迁回汝州（治今河南平顶山市汝州）梁县广成泽外婆家。从此，刘氏承担起了抚育儿女长大成人的历史重任。
广成泽在汝州西六十里，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十二月，姚懿殉职于嶲州。其时，姚崇年方十二岁，成为遗孤。他少年时为人豪爽，崇尚气节。可能是受家族尚武的影响，不喜欢读书，而喜欢习武、郊游。“少为猎师”，二十岁时，“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兔为乐”。当时有一个人，使姚崇改变了不喜欢读书的习惯。此人名叫张憬藏，长社（治今河南许昌市长葛）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相学家。根据姚崇本人六十三岁时回忆，就在他“居广成泽，目不识书，唯以射猎为事”，整日陶醉于呼鹰逐兔之乐时，遇到张憬藏，说他“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在张憬藏的鼓励和规劝下，姚崇“尔来折节读书”，改变了整日呼鹰逐兔的坏习惯，长乃好学，二十岁后方发奋读书学习，钻研孜孜以求。《新唐书·张憬藏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姚崇，李迥秀、杜景佺从之（张憬藏）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崇最贵”。看起来，姚崇不但是得到张憬藏的指导，而且还结交李迥秀、杜景佺等一批青年才俊之士。姚崇又“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文史，以文华著名”。姚崇继续了父亲的尚武遗风。每日以习武为功课，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猎比武。十数年坚持不懈的锻炼，练就一身强建的体魄和勇猛无畏的精神，诸般兵器无所不通。后来饱学之士张憬藏游学路经广成，落脚姚崇家，见姚崇气宇轩昂，眼神里透出一股灵气，非一般山村野夫可比，但与之交谈起来却感到他知识贫乏，文理欠通，力劝姚崇好好读书，增长识见，并鼓励说：“广成是上古贤人广成子所居之地，黄帝曾问道于广成子。你将来当以文才显名，很可能做到宰相一级大官，不要自暴自弃，要好自为之！”从此，姚崇潜心修文，刻苦攻读，学业大进，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跃入政坛，先后作了四朝宰相。
三、姚崇的历史功绩
唐高宗仪风二年（公元677年），姚元崇27岁了，经过几年的奋发学习和刻苦努力，他以文章扬名天下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仪风二年春，高宗在京城长安主持制举考试。27岁的姚元崇也被人举荐同数百名应制举的德才文学之士，参加了策问考试。制举结果，姚元崇以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而制举高第，中了“下笔成章”科。姚元崇制举高第后，被朝廷授于濮州司仓参军，外放作了地方官，先后在地方上做了十三年的地方官。
仪凤二年的夏天，姚元崇走马上任濮州，州治在鄄城（治今山东鄄城北的旧城）辖五县，属名州上郡，有5.7万余户，46万余人。姚崇出任的司仓参军，是一个辅佐州剌史的从七品官员，职责是掌管一州的财政收支、钱粮保管、租赋征收、官府修缮建造、集市商贾、度量标准等政事。姚崇上任后，敬业勤勉，任劳任怨。《旧唐书·职官二》记载，说他尽力做到了“谨于盖藏，明于处纳”，管理市场“市廛弗扰，奸滥不行、公平可称”。后又调任郑州司仓参军，州治在管城（治今郑州市管城区），辖七县，有7.6万余户，36.7万人口，同属雄州名郡。姚元崇在濮、郑任职13年期间，接触了解到处于最下层人们的生活疾苦，体验到吏治和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为日后到朝中做宰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在武则天启用新人的背景下，姚元崇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地方任职，回到了神都洛阳担任了司刑寺的司丞，司刑寺，本称大理寺，主持刑狱，是唐代最高审判机关。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公元622年)改大理寺为详刑寺。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为司刑寺。姚元崇上任来到洛阳，无心欣赏神都大邑胜境神韵，却只为他即将面临的“谋反案”而劳心费神。此时正是武则天改朝换代，改唐为周的年月，“谋反案”居多，积案如山，被酷吏罗织罪名、屈打成招、无辜蒙冤者众。此时的姚元崇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选择是屈从酷吏，冤枉好人，滥杀无辜，得意升迁，邀功请赏，加官进爵。另一种选择是坚持正义，公正执法，量刑适当，实事求是。姚元崇思前想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和株连九族的灭门之灾，为了正义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这样以来许多被无辜陷害的人得到了公正裁判，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家人性命。姚崇逝世后，张说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道“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姚元崇转调夏官（即原来的兵部）任职，先任下官员外郎，后任夏官郎中。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五月，居住在漠北草原上的契丹人造了反。直到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历时一年零二个月的持续叛乱才得以平定。此间，武则天三次下诏，调集重兵都官军大败。朝野上下，一片震动，人心惶惶，告急文书似雪片一样飞向朝廷。夏官成了战时信息中心，军情事务特别繁忙，身为夏官郎中的姚元崇主管此事，这使得他的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纷繁复杂的军情要务到了姚元崇手中，都被处理得及时、干净、利落，真乃有条不紊。武则天看到姚崇的超群才干，破格提拔姚元崇为夏官侍郎。契丹叛乱的评定与姚元崇此间诸多的策划和参谋是分不开的。当时因突厥叱利元崇图谋叛逆，武则天不愿姚元崇与其同名，便改名为元之。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十月十七日，又任命夏官侍郎姚元之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姚元之文武双全，才智过人，赤胆忠心，敢与直谏，精通吏道，自廉倡廉。上对皇上效忠恳诚，下对百姓疾苦关心，治理朝政有条不紊，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在武则天当政时，周兴、来俊臣等奸佞小人，株连冤死很多无故，造成朝野人心惶惶，许多同仁敢怒不敢言。圣历初年（公元698年），武则天对随侍左右的人说：“以前周兴、来俊臣等人负责皇帝交办案件的审理，朝廷臣僚们互相牵扯，都承认了谋反的罪名，国家有法律，朕怎么能违背？怀疑这其中有无辜受害的人，又派左右亲近之臣到狱中亲自询问，获得了所有犯人的亲笔供词，承认罪行属实，朕不再怀疑，便批准了周兴他们的报告。近来周兴、来俊臣死后，再没听说有谋反的人。如此看来以前被杀的人中，岂不是有受冤被滥杀的吗？”姚元之大胆回答说：“自从垂拱以后，被告身亡家破的，都是因无辜遭受酷刑被迫认罪而死，告发者认为是立功，天下人称为罗织，比汉代的党锢之祸更厉害。陛下派亲近之臣到狱中查问，这些近臣尚且不能自保，哪敢随便动摇已经断定的结论。被关的人如果翻案，又怕遭酷吏毒打，将军张虔勛、李安静等人都是如此。幸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的小人，使朝廷太平无事。从今以后，为臣以微贱之躯和一家百口性命来担保，现任内外官吏再没有谋反的人。请求陛下再接到告发状词时，仅仅收存保管好，不必再推究审问。如果以后有了证据，谋反属实的话，我请求接受知情不报的罪名。”武则天听后非常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陷我于滥施酷刑之君的名声。听了卿所说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心意。”当天，就派宦官给姚元之送去一千两银子作为赏赐。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六月，元之因母亲年老多病上表，请求解职回家侍俸母亲，言辞非常悲伤。武则天不好违背他的心愿，让他任相王府长史，卸去知政事的职权，便于他侍俸母亲。这一月，又让元之兼掌夏官尚书事，加同凤阁鸾台三品衔。元之上疏说：“我正在事奉相王，不便于兼掌兵马，为臣并非怕死，恐怕不利于相王。”武则天很同意他的话，便改任他为春官尚书。这个时候，张易之请求把京城十位大德僧移到定州私设的寺庙中，僧人们苦苦诉说，元之决意停止，易之屡次提出，元之始终不予接受。由此遭到易之的诽谤诋毁，改官为司仆卿，知政事官职不变，让他充任灵武道大总管。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志同道合，决心匡复李唐社稷，谋划诛杀张易之兄弟，正赶上元之从灵武军回到都城，便参预谋划，因功被封为梁县侯，赐封户二百户。武则天退位移居上阳宫，中宗率文武百官迁到皇宫中生活，王公以下都欢欣雀跃，前来道贺，唯独元之呜咽流泪。彦范、柬之对元之说：“今天哪里是哭泣的时候，恐怕你的灾祸将从今开始了。”元之说：“我侍俸则天已经多年，突然就此分离，这发自内心的感情，不是能忍住的。先前和你们一道诛杀凶险的逆臣，是作臣子应尽的职责，哪敢说有什么功劳？现在辞别旧日的君主而悲伤哭泣，也是臣子最后的礼节，要是因此而获罪，确实是我甘心情愿的。”没过多久，就调他去任亳州剌史，后转迁为常州剌史。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二十八日，睿宗即登皇帝位，继位的第五天，下诏姚元之入朝委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升迁为中书令。当时玄宗在东宫，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李成器为闲厩使，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都掌管着禁军，外面人议论都觉得不利。元之与侍中宋璟秘密地上奏皇帝，请求让公主到东都洛阳去，让李成器等各位亲王到地方上任刺史，以稳定人心。睿宗把他们的意见转告给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便上疏以元之、宋璟等人离间他们兄弟为由，请求给予加罪处罚。睿宗于是把元之贬为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市）刺史，后来又转迁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市）长史，淮南按察史。元之在任时治理政务简明严肃，百姓官吏为他立碑记录他的功德。不久以后，又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
开元二年（公元713年），玄宗在新丰驿讲习武事，类似现代的军事演习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的州郡长官都得到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元之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元之到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兔之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围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后说道：“你应该做我的宰相。”姚元之知道玄宗胸禁比较宽广，而且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元之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纲，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官不预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贞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今乃顿首谢（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24页《姚崇传》）。而宋朝大文史学家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和观点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是简单地、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作为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它在得到玄宗的密诏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趁此机会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对武则天的态度，主要是就正确的东西、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它方面，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的，而是也有否定的。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十分清醒、工作注重实际、怀有抱负理想的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开元盛世”他功不可没。姚元之所说的十条，用现在的话说大意是：第一，自则天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鲁番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同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有恃无恐，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侠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福善寺，太上皇（睿宗）造金仙、玉贞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尊重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后大为赞赏，同意接纳。当即，玄宗征召元之代替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为紫微令，正式任命姚元之为宰相。为了避开元尊号之讳，又改名为崇，晋封为梁国公。姚崇坚决辞让所授封户，玄宗便取消他原有的封户，特意赐给他一百户新封户。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果敢。唐朝时，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无不崇尚迷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重生。贵戚争先营造佛寺，权臣宦官从中谋利。造成赋税逃避，危害国计民生。可是在姚崇眼里，那些高居社会上束缚百姓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都降居次要地位。中宗统治时期，公主、外戚都上奏请求度人出家为僧人、尼姑，也有拿出私人财产建造寺庙的人，富有之家以及强壮人丁都想办法逃避赋役，远近大小寺庙中都占满了人。至此，姚崇上奏说：“佛不在于外，在于从内心寻找。佛图澄最为贤明，却无益于保全真政权；鸠摩罗什多才多艺，却不能挽救后秦的灭亡。何充、荷融信佛，可都遭到败亡；齐襄、梁武二帝也信佛，但也没能免除灾祸。只要慈悲发自内心，得事有益，使百姓安乐，就是佛身。哪里还有乱度奸人，败坏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搜查僧徒，因不实滥度还俗的有一万二千多人，打击了崇佛奢靡之风。
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他一生不敬神，不信神，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赤胆忠心，敢言直谏，视天下为己任，视百姓为父母，深受后人敬仰称赞。开元初年，黄河两岸蝗虫成灾，连年泛滥，蝗虫飞来如天翳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时遇蝗虫，往往造成赤地千里，粮食颗粒不收，百姓横尸遍野，物价飞涨，政局动荡。姚崇对此十分关注，心中不安，为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力争号召郡县发动群众及时捕杀。这一正确、合理、有效的想法，却遭到不同意见人的反对。“伴食宰相”卢怀慎认为蝗虫不可捕，捕则有伤“和气”，恐致灾祸。姚崇据理驳辩，慨然质问卢怀慎：“我真不明白你那么害怕蝗虫，怎么不怕百姓死于饥饿呢？”卢怀慎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好同意捕杀蝗虫。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发生大蝗灾。姚崇上奏说：“《毛诗》记载‘抓住那吃禾稼的害虫，投入烈火中烧死’，另外汉光武帝曾下诏说‘努力顺应时令，鼓励、敦促百姓种田织布，除掉那些蚀苗的蝗虫，以及其它吃庄稼的害虫’，所说的都是灭蝗的措施。蝗虫既然知道怕人，就容易驱逐。另外禾苗都各有主人，救护起来必然不辞劳苦。蝗虫既然会飞，夜间必然见火就扑，如在夜间点起火堆，在火堆边挖坑，边烧边埋，蝗虫就可以被除尽。当时山东地区的百姓都烧香拜神，祭祀祈福，眼看蝗虫吞食禾苗，手却不敢靠近。自古以来蝗虫没有除掉，只是因为人们不肯尽力，只要让大家齐心协力，蝗虫就一定能够除尽。”于是派遣御史分赴各道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坚持上奏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养德行来消灭。刘聪的时候捕杀不成，反而危害更加厉害。”依旧抵制御史，不肯从命。姚崇大怒，发牒文给若水说：“刘聪是伪皇帝，德不压邪，现在是圣明的朝廷，邪不能压德。古代蝗虫遇到好郡守，就避开他们的州境，如果说修德可以免除祸害的话，那它不是说蝗虫是由于无德招致的！现在坐视蝗虫吃禾苗。怎么能忍心不救，由此造成的饥荒，将如何安心呢？希望不要迟疑，以免自己招来悔恨。”倪若水这才执行烧埋灭蝗的命令，捕获蝗虫十四万石，扔在汴渠里流走的无法计算。当时，朝廷里议论纷纷，都以为驱除蝗虫不利。皇上听到以后，又向姚崇询问。姚崇说：“平庸的儒者恪守经文，不懂变通。凡有事情违背经意而合乎道理的，也有违反常理而符合变通之道的。过去魏的时候山东有蝗虫伤害庄家，由于稍加忍耐而没采取捕杀办法，致使庄稼全被蝗虫吃进，百姓饥饿导致人吃人的局面；后秦时有蝗灾，庄稼和草木都被吃光了，牛马到了互相啃毛的地步。现在山东一带到处都是蝗虫，还在极力繁殖，实在很少听说。河北、河南地区，粮食积蓄不多，倘若没有收成，百姓岂能免遭流亡之苦。这件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能再固守旧规。纵然是害虫没有被全部除尽，也总比姑息不除造成灾害要好。陛下爱惜生灵，憎恨杀戮，这件事请求不必劳烦陛下发布诏敕，请允许由为臣发牒文处理。如果没能除灭蝗虫，为臣所有的官爵都请一律削除。”皇帝同意他的意见。黄门监卢怀慎对姚崇说：“蝗患是上天降下的灾害，哪能有人来制止？外面议论都认为捕杀不妥。另外杀虫太多，会伤害天地阴阳之气的调和。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请求你考虑。”姚崇说：“楚王吞吃了蚂蟥，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了两头蛇，他的福气便随之降临了。赵宣子最为贤明，恨晋灵公放狗咬他；孔丘近乎于圣人，而不爱祭祀用羊。它们都旨在安定百姓，考虑问题不违背礼义。现在蝗虫灾害泛滥严重，驱除它们是可能的，如果放任让它们蚕食禾苗的话，那么蝗虫所到之处，庄稼会被吃光。山东的百姓，难道就该饿死？此事我姚崇已当面上奏皇帝做决定，请你不要再说了。如果为救人杀虫而因此招致灾祸的话，姚崇请求独自承受，从道义上说也不依赖和牵连你。”卢怀慎凡事都曲意顺从，终究也不敢违背姚崇的意思。为了鼓励百姓灭蝗，官府出台了一项“捕蝗一斗，奖粮一斗；捕蝗一石，奖粮一石”的奖励政策，蝗灾很快被有效制止了，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姚崇在围攻和反对声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部属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之举，目的不在这个罪犯，而在于他本人。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举荐宋璟以代之。不久便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免除执掌政事的权力。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玄宗皇帝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和压力。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不好的大事。玄宗立即召见宰相宋璟、苏颐，问他们什么缘故。宋璟等人报告说：“陛下三年服丧期未满，实在不能出行，凡事发生了灾害变故，都是上天用来申明教训和警告之意的。陛下应该更加尊崇正道，以回报天意，姑且停止东都之行的打算。”玄宗又召见姚崇询问道：“我就要从京师出发，太庙却无缘无故倒塌了，恐怕是神灵在告诫我不该东行吧？”姚崇回答道：“太庙的殿堂本来是苻坚时所修造的，隋文帝创建新都后，把宇文氏朝廷旧殿的材料用来建造了太庙，唐朝又延续隋朝的旧制，继续作为太庙，年代久了便因腐朽虫蛀而毁坏了。山有朽土，尚且不能避免崩塌，年久的枯木，自然会要折断的。只是偶然与您出行的日期相吻合，并不是因为出行才倒塌的。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长安、洛阳两京连接，陛下因为关中地区收成不好，往来转运粮食又要劳民伤财，所以，才为了百姓出行洛阳，哪里是没事自找烦劳的？东都的多个部门已经安排好了接待方案和供应计划，您可不能失信于天下。依为臣愚见，旧的太庙已经朽烂，没法修好，希望把太庙神位移至太极殿，重新改建新太庙，以表示对先帝的忠诚敬意。您的车驾应按照计划马上出发。”皇帝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的话正符合朕的心意。”赐给他二百匹绢作为奖赏，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恭敬地把七个神位捧到太极殿安置，又改建新太庙。于是皇帝出发去东都，命姚崇每五天一次上朝参见皇帝，依旧入阁中供奉，得到皇帝的恩惠礼遇很多。后来又任命为太子少保，因生病没有受拜。
四、姚崇的临终遗嘱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三日，一代伟大的政治家、实践家、军事家、唯物论者姚崇在东都洛阳慈惠坊里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朝廷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定谥号为文贞。姚崇在临终之前先划分好田园家产，让子侄各自守住自己应得的份额，并写下《遗令诫子孙文》的遗嘱以告诫子孙，大致意思是说：“古人说：‘富贵会招致人们的怨恨，贵则招致神灵嫉妒你的满盈，人们讨厌你位居其上；富则招致鬼来窥视你的家，奴仆也贪图你的钱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按书籍所记录，那种德行浅薄，承担重任却能长寿无罪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范蠡、疏广之流，明白适可而止和知足的尺度，前代的史书都称赞他们，何况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长期窃得荣耀和宠任，地位越高越害怕，皇帝赐予的恩惠越厚就越增添我的忧虑。以往在中书任职的时候，患病体弱，虽然始终不敢懈怠，可各项政务还是多有欠缺。推荐贤人代替自己，多次真诚祈求天从人愿，终于承蒙皇上的哀怜和同意，我悠然畅游在园林池沼之间，放浪形骸，人生一世，能这样也就满足了。田巴说‘百年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到达’，王逸少说‘仅在俯首举头之间，一切已成为过去的陈迹了’，这些话都是正确的。
近来看到各位达官死后，子孙们失去庇护，遂大多落入贫寒，为了一斗一尺的家产，也要互相争夺。不仅只是玷污自己，而且更辱没祖先，不论谁是谁非，都受到人们的讥笑和非议。庄田和水碾，既是大家共同拥有的，由于互相推诿依赖，有的则导致荒废。陆贾、石苞都是古时贤明豁达的人，所以在死前先分定家产，以杜绝身后子孙的争夺，我静心考虑这些，对他们的做法深表赞叹和佩服。
昔日孔丘仅次于圣人，母亲的墓坏了却不修复；梁鸿是大贤人，父亲去世却用席子裹尸埋葬。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世杰出而通达的人，他们通晓古今之事，都有遗言，嘱咐后人薄葬。有的身穿洗干净的平常衣服，有的用单层的绢来束发，他们懂得人的真魂离开身躯后，以快速腐朽为最好，子孙都遵照他们既定的主张，至今人们还作为美谈。凡是厚葬的人家，一概都是不明智的。有的是沉溺于流行的习俗，不辨善恶贤愚，都以为奢侈厚葬才是忠孝。而节俭薄葬就是吝啬爱财，以至于让死者招致戮尸暴骸的惨祸，生者陷于不忠不孝的责难。真是令人痛惜啊！死者没有感觉，自然如同粪土，何必费力厚葬，造成原有家业的损害。如果死者也有知觉的话，他们的灵魂不在棺材里，又何必违背君父之命，耗费可供衣食之用的钱财。我死以后，可用平常的衣服来收敛，一年四季的衣服各一套罢了。我生性不喜欢做官穿的衣服，一定不要放入棺墓，紫衣玉带，穿在身上足够了，你们不要违背我的意愿，而且神道也讨厌奢华，阴间崇尚质朴，如果你们违反我的决定，让我在地下尸体遭戮，你们能安心吗？请你们考虑。
现在的佛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姚兴手执经本和他一起对应翻译，姚兴在永贵里建造佛塔，竭尽府库的资财，广求装饰美盛，可他却没能延年，国家也随之灭亡。另外，齐国横跨山东，周围占据关右，周就大量除灭佛法而整治军威，齐却广泛安置僧徙，依靠佛的力量。等到两国交兵时，齐国灭亡了，国家既不存在，还有什么佛寺呢？求福所换来的报应，是何等轻视！梁武帝以皇帝的身份作寺庙的奴仆，胡太后用皇后的身份入寺为教徒。结果只是身死名辱，都导致了亡国败家的结局。近来孝和皇帝发遣使者去放生，倾国所有来建造佛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人都度人出家，建造寺庙，这些人用尽手段，寺庙充斥街道，都不能避免杀身破家，被天下人耻笑。佛经说：‘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会一段段折断，火坑会变成水池’，近来因持善乐道不自放纵而得到富贵和长命的有谁呢？先前的事容易知道，尚且感到没有回应，身死之后难于推求，谁见到这些有什么征验。况且五帝的时候，父不葬子，兄不哭弟，是说人们都长寿，没有夭折和遭横祸致死的。三王之世，国运长久，人们休养生息，身为臣子的彭祖、老聃之类，都享受长寿高龄之福。在当时，还没有佛教，哪里是抄写佛经、铸造佛像的功力和设斋施舍的功劳？《宋书·西域传》中有位知名僧人，撰著了《白黑论》，道理论证得明确清楚，足以解除深疑，应该阅读照办。
况且佛是一种感悟，在于内心。如果有自然一切事物景象的广大，也没超出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范围。只要对一切众生都慈悲为怀，作善事不作恶事，就把握住佛道了。何必沉溺于小人浅薄的说教，受凡僧的迷惑，把佛经中的比喻当成符合实际的记载，抄写经文，描绘佛像，倾家荡产，乃至于舍身也在所不惜，这才是太糊涂啊。也有人为死者造像，称为追福，因人施教，诱导人们领悟佛的真义，办法虽然多种多样，然而诸如念佛布施等事情都必须发自内心，靠别人相助难道应该得到善报吗？这样互相欺骗，渐渐形成风俗，既损耗活人的钱财，也无助于死者。假如有通达多识的人，也被时俗所限制了。如来广施慈爱，目的是利于万物，而损害资财不足的众生，增加豪僧富裕的资财，如来一定不会这么做。而且死的常规，自古以来不能避免，制作的佛经、佛像，又有什么用呢？
释迦的根本之法是百姓的大害，你们应各自警惕。只要正法在心，不要效法那些儿女之辈，终生不能觉悟。我死之后一定不要实行这种有害之法。如果不能全部按照正道去做，必须顺应俗情，从第一个七日到最后一个七日，任凭你们请僧人设七日斋会。如果斋会的同时必须布施，则应用我常用的衣物，不得随意动用多余的资财，去做无益的冤枉事，也不要乱用私人财物，去顺应祈福的空谈。
道士原本是以衍生万物来源为宗旨，最初没有逐利、竞争的教论，而没有见识的人羡慕僧人有利可图，就照佛教的做法去做。恭敬地追寻老君的教法，也没有斋会的条文，使其同于僧人之例，错得很远。你们不要拘守鄙陋的习俗，有损于家。你们身死以后，也要教导子孙照我的作法去做。”
姚崇遗嘱说的看上去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唐代的社会风气。当时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好，社会上特别是在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他列举古代圣贤薄葬的故事教育他人，教育后人，批评厚葬之风，痛斥社会时弊，实际上也是一篇针砭时弊的檄文，姚崇节俭办后事的故事，也被后人传为佳话。
五、生在陕州葬伊川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中游南岸，伊洛盆地北缘，因居古代城区之阳而得名。它东扼虎牢，西据崤函，北依邙山，南对伊阙，东南面向嵩山，洛、伊、廛、涧四条河流蜿蜒其间，自古就有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且据天下之中的美誉。
如此险固的地理形势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历代帝王的理想建都之所。先后曾经有夏、商、西周、东周、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在此立国，时间长达1500多年。此外，又有八个朝代将其作为陪都。洛阳是七大古都中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天下名都。由于洛阳长期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交通中心，所以，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人物就活动在这里，姚崇就是其中的一个。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曾经说过：“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一针见血地高度概括了洛阳是中国历史的缩影。
洛阳城南即龙门山，龙门山上有一个唐窟极南洞，是一处平面长方形的佛殿窟，居中的弥勒佛坐像和环列两旁的弟子、菩萨、天王像以及站立在门外两侧的金刚力士，无不具有写实的形体刻画，是唐代佛教雕刻人物中表现人体美的杰出代表和典型实例。就在这个窟门外靠南的墙壁上有一通残缺不全的碑文，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姚崇为追悼亡母而雕凿这所洞窟的事情经过。由于时间久远，碑文多数已漫漶不可复识。
姚崇出生在河南古陕州城东南的硖石，当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冲破封建世俗的约束，依然改嫁到一位姓黄的人家度日（有学者认为这是误传，不可信）。后来姚崇当上了唐帝国的宰相，曾问其母，将来百年之后是否与父亲姚懿合葬一处，其母回答说：“人若有灵，纵隔千里之遥也能相知；人若无灵，即便埋在一起也是枉然。”后来姚崇就将去世的母亲埋葬在伊川万安山下，也将自己将来的墓地定在了洛阳城南伊川万安山下。
万安山海拔1000多米，在洛阳城正南20多公里，这里环境优美，植被郁葱，山水相连，景色怡人，怪石林立，层峦叠嶂，此山巍然耸起。东接嵩岳，西达伊阙，共同构成了洛阳南边的天然屏障。万安山的名气在唐代非常大，许多名人都先后葬在这里。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根据姚崇生前的遗愿，他的子侄们把他安葬在洛阳之南伊阙万安山之南原（治今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和他的母亲葬在一起，永远陪伴着他的母亲刘氏而长眠于河洛大地。
姚崇墓就在伊川范仲淹墓园东边400米处，一片空旷田野的中间，有3通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据说原来墓地规模很大，姚崇和他的母亲及一个曾孙都埋在这里。1958年平整土地时，姚氏墓冢被人为毁坏残蚀，目前只留下一通4米多高《姚崇神道碑》（张说起草经皇上过目御批的碑文），1983年姚氏后裔恢复墓冢时，分别新立了两块记录修复情况和过程的墓碑。
范仲淹和姚崇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范仲淹夫人的老家在今天的商丘，范母去世后就先葬在那里。范仲淹守制时，应邀到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等处讲学，其间从商丘到洛阳、再从洛阳到登封，路经伊川万安山时，由于对姚崇一向很敬佩，顺路拜谒了姚崇墓，就产生了将家族墓及母亲墓移葬此地的想法，后来就实现了这个愿望。范仲淹当年选择这里做墓地，是出于对姚崇的敬仰。从现在两座墓的位置情况看，范仲淹是将自家的墓地安排在姚崇墓的西边，并靠后一点的位置，表现出对先贤的尊重。这可能就是姚崇墓和范仲淹墓相邻的真正原因所在吧。

参考文献：
①姚学谋著：《大唐贤相姚崇》序三《少年时代》，中国文史出版社；
②李其甫著：《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研究文集》第三卷，人民日报出版社；
③齐豫生、夏于全主编：《二十五史》第三卷，吉林摄影出版社；
④朱学勤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话全译），远方出版社；
⑤《姚懿墓志铭》、《姚懿神道碑》、《姚崇神道碑》
⑥杨锺贤、郝志达主编：《史记》（文白对话全译）卷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⑦《新唐书》、《旧唐书》、《全唐诗》
⑧尚自昌、姚水林：《梁县侯姚崇》，《河南姚姓与姚崇文化》（内部刊物），2008年
⑨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卧龙姚建中 · 发表于 2011-8-29 10:49:55

学习的好资料，不错。亚峰辛苦了。:lol

洛阳姚孝民 · 发表于 2011-8-29 20:45:45

好资料，再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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