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语出姚鼐

pszyyao · 发表于 2010-11-25 07: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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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pszyyao 于 2010-11-25 13:06 编辑

昨天，《羊城晚报》2010年11月24日b4发表了陈光新“与时俱进，语出姚鼐”的考证小文章。
姚鼐，清桐城麻溪姚也，文学桐城派的扛旗人物。
(待续）

pszyyao · 发表于 2010-11-25 22:47:37

1# pszyyao
   “与时俱进”是一个极富时代感的用词。据考证，此语出自姚鼐。
   梅花书院座落在扬州市广陵路上（现为扬州书院博物馆），创办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近500年。它是国内唯一专课举人的书院，培养出了无数历史名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淮盐运使朱纯孝官办梅花书院，邀请姚鼐出任梅花书院山长（院长）。扬州知府谢启昆久慕姚鼐的才学，将自己所写的诗文编成诗集，请姚鼐为其写序。姚鼐在《谢薀山诗集序》中写道：“才丰气盛，锐挺飚兴，不可阻遏……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余年来先生所造，与时俱进。往时鸿篇巨制，人所惊叹以谓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
   姚鼐用“与时俱进”一词来称赞谢启昆敢于创新、勇于摒弃的文风。此序收集在姚鼐的《惜抱轩诗文集》中。（续完）

zhishu · 发表于 2010-11-27 22:09:33

谢藴山诗集序
南康谢藴山先生奋迹江湖回翔词馆者十馀年出而分符秉节者又二十馀年
鼐初识之于庶馆中时先生之年尚少而文采已雄出当世矣自是先生屡有离合惟丙申丁酉之岁
辽东朱子颍转运淮南邀鼐主梅花书院适先生来守扬州其时相从最久游盖接影山水之间
三人屡以酬咏相属先生才丰气盛锐挺猋兴不可阻碍
非特如鼐辈者望而自却虽才才雄如子颖亦未尝不以为可畏也
然先生殊不以所能自足十馀年来先生之所造与时俱进
今者观察河淮自定其诗集成若干卷而往时宏篇丽制人所惊以谓不可逮者先生固已多所摈去矣
夫岂非才高而心逾下识精而志弥远者欤？
是以其诗风格清举囊括唐宋之菁备有闳阔幽深之境信哉诗人之杰也！

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
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
鼐于前岁见先生箸西魏书博综辨论可谓富矣
及今示以诗集乃空灵骀荡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学问长者
余又以是知先生所藴之深且远非如浅学小夫之矜于一得者
然则谓之诗人固不足以定先生矣子颖自去淮南奄终于京国
独先生从宦益久功名益盛文章益多今子颖遗集得其子白泉观察镌刻板江宁鼐方为之序而先生集亦适来
回忆畴昔往来两君之间尽睹文章之豪俊日月逾迈驽备如故而两君之集将并大传于时间与名其间其为可感叹而愧恧者又何如也？是为序！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20:44

2# pszyyao
惜抱先生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24:18

人物生平　　4 o$ W) e- Q1 ^! d& [. {" G
姚鼐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一世祖居麻溪（今枞阳钱桥河南岸姚王集），五世祖姚旭明景泰年间迁居桐城城里。至 姚鼐像
[1]
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其祖先姚旭为明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高祖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士，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櫆学文。其祖父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鼐言：“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否则，不如“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在咎已尔”。
　　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嘉庆十五年　(1815）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枞阳。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26:27

文学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
姚鼐《行草七绝》

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27:48

诗作　　【淮上有怀】
　　吴钩结客佩秋霜，临别燕郊各尽觞。草色独随孤棹远，淮阴春尽水茫茫。
　　【江上竹枝词（四首选一）】
　　东风送客上江船，西风催客下江船。天公若肯如侬愿，便作西风吹一年。
　　【山行】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千层石树通行路，一带水田放水声。
　　【出池州】
　　桃花雾绕碧溪头，春水才通杨叶洲。四面青山花万点，缓风摇橹出池州。
　　【夜起岳阳楼见月】
　　高楼深夜静秋空，荡荡江湖积气通。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
　　云间朱鸟峰何处，水上苍龙瑟未终。便欲拂衣琼岛外，止留清啸落湘东。
　　【别梦楼后次前韵却寄】
　　送子拏舟趁晚晴，沙边暝立听桡声。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
　　空筏先登开觉路，锦笺余习且多情。镢头半个容吾与，莫道空林此会轻。
　　【金陵晓发】
　　湖海茫茫晓未分，风烟漠漠棹还闻。连宵雪压横江水，半壁山腾建业云。
　　春气卧龙将跋浪，寒天断雁不成群。乘潮鼓楫离淮口，击剑悲歌下海濆。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28:39

散文
　　《登泰山记》 4 R. K, Z9 p1 Z8 E3 x0 x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4 Y( X/ {! c" P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廓，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 {) c" m+ Y. n" Z" d2 |9 i( R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皆不及往。
4 Q. t4 |, H5 o+ V# I1 D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时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 u6 T" j# c( j
　　《复鲁絜非书》
2 L: D+ G: l/ U/ n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通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 `5 I2 e6 m' k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 @. V/ \6 b3 @+ i4 y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间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 A& e' K/ w1 T, V
　　惠奇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以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之，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 o$ ~6 a9 C- w* G
　　《游媚笔泉记》
( Y+ e. X) V4 f( k, R　　桐城之西北，连山殆数百里，及县治而迤平。其将平也，两崖忽合，屏矗墉回，崭横若不可径。龙溪曲流，出乎其间。
2 k% }& A% m, |/ _8 r* u/ Y　　以岁三月上旬，步循溪西入。积雨始霁，溪上大声漎然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时有鸣隽。溪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鬛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俯视溶云，鸟飞若坠。复西循崖可二里，连石若重楼，翼乎临于溪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云沜也。”或曰：“后人求公麟地不可识，被而名之。”
% A9 ^ E( Y+ l9 r+ x　　石罅生大树，荫数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书其上，曰媚笔之泉。泉漫石上为圆池，乃引坠溪内。左丈学冲，于池侧方平地为室，未就，要客九人饮于是。日暮半阴，山风卒起，肃振岩壁榛莽，群泉矶石交鸣。游者悚焉，遂还。是日，姜坞先生与往，鼐从，使鼐为记。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36:36

南京城应该留下姚鼐故居
《江南时报》（ 2010年08月06日第 07 版）

　　姚克强住在南京市秦淮区门东张家衙陶家巷5号，面对门东三条营历史街区的改造，他直言，搬迁手续都已经办好，“但我不敢离开”。姚克强自称是姚鼐的后裔。据文史专家考察，他所住的陶家巷5号就是清代著名学者、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生前在南京所遗留的故居。不少市民建议，将这里打造成姚鼐纪念馆，不能再拆了。
　　后续：本报报道之后古树挂上牌
　　本报2009年4月16日曾报道《门东改造，请留下姚鼐故居》消息，陶家巷5号老宅，当年在门东一带具有很响的名气，如今，仅二进保存略好。姚克强家就住在第三进。
　　记者在狭窄的天井里看到，古黄杨树依旧挺拔。树上挂起了一块南京园林部门颁发的红色标牌，上面写着“黄杨树，树龄200岁编号787”。
　　姚克强告诉记者，全南京“长寿”的小叶黄杨不过七八棵，分布在总统府、毗卢寺、乌龙潭等地。但是他家的这棵树明显比碗口还粗，堪称南京小叶黄杨树之最，树龄自然也超过了200多岁。而此次挂牌也是在本报呼吁下才得以实现。
　　调查：姚鼐对古城贡献巨大
　　曾经的老街坊王书宽听说记者来采访，赶至姚克强家。他告诉记者，“南京是姚鼐第二故乡，秦淮河畔的名胜古迹多次出现在他的《惜抱轩诗文集》等文学作品中。”王书宽说，姚鼐故居藏于门东的消息被很多文史专家、学者知道后，大家都希望政府能修缮姚鼐老宅，修建“姚鼐纪念馆”，留下一代文翰在南京的足迹，为三条营历史街区增添文化魅力。“在桐城，姚鼐当年亲手种下的一棵古银杏树旁新建了9个旅游点，南京这里的古黄杨树旁，为什么不能打造有关姚鼐的旅游景点？”
　　专家：将名城“明珠”串起来
　　记者了解到，即将出炉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中，城南门东三条营历史街区很可能将整体保护，但打造姚鼐纪念馆的想法尚未纳入政府的考虑之中。
　　有学者表示，南京改造老城南切勿太过急功近利，而忽视了名人故居的价值。此前老城南拆迁过急、过猛种种令人扼腕的行径，已折射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的软肋与尴尬。
　　老城南究竟要发展成一个怎样的老城南？通过像打造姚鼐纪念馆这样与南京渊源如此之深的名人纪念馆，不失为一个串起名城遗落在各处“明珠”、展示名城旅游新亮点的好办法。
　　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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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0-11-27 22:38:10

姚鼐学术思想述论
桐城派是清代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该派文人中，姚鼐是核心人物，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受到多方推崇，其学术思想也有较大影响。学术界对姚鼐的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关注较多，研究成果颇丰1。但相对而言，对其学术思想有所忽略2。实际上，姚鼐的学术思想与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而且是对桐城派思想、学术观念的集中反映。所以，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与总结。一、尊崇程朱理学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以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少年时家境不佳，体弱多病，然一心向学，志向远大。伯父姚范和同里学者刘大櫆分别授其经学和古文义法。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举。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及第，授庶吉士。后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曾分别充当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还曾充当过会试同考官，并任过刑部郎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在馆不到两年，即辞官归里。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去世为止，将近40年间，始终是在书院讲学生涯中度过，先后在扬州、安庆、徽州、江宁等地，主讲于梅花、敬敷、紫阳、钟山等书院中。平生著述颇多，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九经说》、《春秋三传补注》、《国语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选编《古文辞类纂》等。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兼有方苞、刘大櫆之长。经由他及其所培养的众多弟子的努力，桐城文派走向鼎盛之期。除了文学贡献外，他也是位经学家，治经颇有心得和造诣。在学术思想方面，他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并不固步自封。在姚鼐心目中，程、朱之地位犹如父、师。他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3即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毛大可（毛奇龄）、李刚主（李塨）、程绵庄（程廷祚）、戴东原（戴震）正因如此，才“身灭嗣绝”4。可见他极为崇尚程、朱之学，不能容忍对程、朱的任何攻击，哪怕攻击者是前辈学者。姚鼐之所以如此尊崇程、朱，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程、朱之说最能继承孔、孟之统。他说：论继孔、孟之统，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而其论说所阐发，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为大且多。使后贤果能笃信，遵而守之，为无病也。5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意狥也。故窃以谓说经当一无所狥。程、朱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言之精且大，而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吾狥之也。6即后人尊崇程、朱，并非是迫于“朝廷之功令不敢违”，而是出于对他们学说的信奉，因其说“继孔、孟之统”，“上当于圣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且圣人之经昭昭，“如日月星之悬在天上”，“不可以私意狥也”，所以说程、朱之言可贵，“得圣人之意多也”，非徇私之语。此外，在姚鼐眼里，程、朱生平行止，“无愧于圣门”，可为道德楷模，这也是其值得尊崇的缘由。他说：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7可见程、朱注重“修己立德”，以实际行动践行己之主张，值得后人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这样说，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其针对性的。他是鉴于当时的一些士子，或不学无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仅将研习程、朱作为参加科考求取功名的工具，以此得到富贵，故有感而发：数十年来，士不说学，衣冠之徒，诵习圣人之文辞，衷乃泛然不求其义……闻耆耇长者考论经义，欲掩耳而走者皆是也。风俗日颓，欣耻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为。……鼐少时见乡前辈儒生，相见犹论学问，退习未尝不勤，非如今之相师为也。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欤！8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按指程朱理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9所以姚鼐之“向慕”程、朱，是有现实考虑的，并非仅出于对程、朱在学理上的认同。正由于姚鼐崇信程、朱学说是基于其最能继承孔、孟之统，并有现实关怀的成分在内，故而他之于程朱理学，并非亦步亦趋，可以说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教条吸纳，而是能以清醒的头脑较为客观地看待其优劣短长。如他认为程、朱确系“得圣人之意多也”，但非百分之百正确，如果发现其解释有不合圣贤之意处，后人是可以舍弃或纠正的，即：若其言无失而不达古人之意者，容有之矣。朱子说元、亨、利、贞，舍孔子之说者，欲以达文王之意而已。苟欲达圣贤之意于后世，虽或舍程、朱可也。10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11也就是说，姚鼐看待程、朱的标准是能否达古圣贤之意，如不能达之，舍弃或纠正程、朱之言是完全可以的。换句话说，在姚鼐心目中，古圣贤之意才是根本，才是需谨遵恪守的信条，程、朱作为古圣贤的代言人，“得圣人之意多也”，所以其学说非常值得尊敬，但无法做到绝对正确。以上所述，表明姚鼐虽尊崇程、朱，但未将其神化，还是抱有自己的见解的。也正由于此，他关于义理的某些看法并非与程、朱全然相同。当然，姚鼐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所以他没有系统的义理著作，义理方面的见解只是散见于各类文章和作品中，而且以实行实用为主，少谈虚理。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理”。程、朱谈“理”，站在形而上的高度，哲学色彩甚浓；姚鼐谈“理”，则基于文学创作的实际，认为文学创作中的规律即为“理”。他说：吾尝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虽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无所偏优于其间，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阳而下阴，伸刚而绌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12在这里，姚鼐以天地之“道”，讲文章之“理”。他认为，天地之“道”与文章之“理”是相统一的，“文章之原，本乎天地”，而天地之“道”，不外乎“阴阳刚柔”，所以为文兼具“阴阳刚柔”四者，便为“文章之美”。当然，“天地之道，协合以为体，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理固然也。”文章之“理”也是如此。实际上，“文章之美”为“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的说法，表明姚鼐已认识到文学创作之“理”在于顺应自然规律，真实的反映客观自然。除了讲为文之“理”外，姚鼐对理学家常谈的气、心、性、命、情等义理命题很少涉及，所以其对程朱之道的维护，更多表现在对理学家所倡导之道德原则的坚持上。如他十分推崇忠义、孝义、节义等道德操守，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为可贵之处。他说：天地无终穷也，人生其间，视之犹须臾耳。虽国家存亡，终始数百年，其逾于须臾无几也。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凡人所以为人者，则贯天地而无终敝，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13与国家存亡相比，“道德仁义忠孝名节”才是贯天地而始终的，彼暂此常，最值得提倡的便是此传之久远的道德操守。对此道德操守，姚鼐在其作品中以各种实例加以解说，不遗余力地褒扬和传扬。二、吸纳汉学之长值得注意的是，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其非为抱残守缺之人，而是较为通达，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曾写信给戴震，议及戴之所作《考工记图注》，并欲求为弟子。戴震回复曰：仆于《考工记图》，重违知己之意，遂欲删取成书，亦以其义浅，特考核之一端，差可自决。足下之教，其敢忽诸！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14戴震非好为人师者，加之其它考虑，没有接受姚鼐的请求，但他很重视姚鼐对《考工记图注》所提之建议，愿与之“交相师”15。这表明，在学术上，青年姚鼐（时为23岁）是倾心戴震之学的，至少与戴震是有共同语言的，其所关注者为戴震之考据学成果。当然此时戴震还未写作《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义理上还认同程、朱，这种立场也与姚鼐相似，双方有“交相师”的前提。由于姚鼐后来的学术主张发生变化，故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其文集不载与戴震书，但《东原文集》中的《与姚孝廉姬传书》还是使我们确知姚鼐有服膺戴震之学的经历。尽管姚鼐后来对戴震等汉学家立异程、朱的做法不满，认为他们“诽鄙程与朱，制行或异旃”，从而发出“世有宋大儒，江海容百川。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的感叹16，甚至如前引之文所言，咒骂戴震等人“身灭嗣绝”，卫道立场十分鲜明，但综观他之学行，却也并非一概反对汉学考据。他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汉学“守一家之偏”，二是指责汉学为“穿凿琐屑”之学。针对当时汉学当道，学者热衷于专门经学的情形，姚鼐批评道：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汉之俗学也，其贤也几何？17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18这两段话无非是说倡言汉学，系“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这种汉学“各抱一经，师弟传受”，“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根本无法通圣人之道。与之相较，宋儒才算是真通圣人之道，即：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19在姚鼐眼里，汉学之弊除了“守一家之偏”、不通圣人之道外，还在于它以“穿凿琐屑”之学而诋程、朱。他说：近时阳明之焰熄，而异道又兴。学者稍有志于勤学法古之美，则相率而兢于考证训诂之途，自名汉学，穿凿琐屑，驳难猥杂。其行曾不能望见象山、阳明之伦，其识解更卑于永嘉，而辄敢上诋程、朱，岂非今日之患哉！20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欤！21即汉学盛行，学界“以窥隙攻难为功”，实为舍本逐末，搜细遗巨，识见低下，而且“穿凿琐屑，驳难猥杂”，以此“上诋程、朱”，自然属“今日之患”。平心而论，若去除因崇程、朱而对汉学肆意诋毁的感情色彩22，姚鼐对汉学的某些批评也并非全然无理，如说汉学“琐屑”，务为饾饤之学，甚至“守一家之偏”，确是说到了汉学的某些痛处。所以不能一看到姚鼐因卫道而攻击汉学的言论，就不加分析的一概否定，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吸纳其合理之处。实际上，姚鼐对汉学之长亦非视而不见，尤其是当汉学之见有助于宋儒之学时。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23就是说，汉学家的成就不是一无是处，其有助于宋儒之学之处该当从之，但不能大小不分，精粗不别。当然，作为崇理学的学者，姚鼐心目中汉学的位置要低于理学，汉学可以辅助理学，但不能超越理学，即所谓“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这表明他是将汉学视为理学的补充，只要汉学诂训有利于宋儒义理，就采纳之，汉学在他那里成了一个完善义理的工具。正由于姚鼐抱有容纳汉学的心态，而且又处在汉学盛行、学风趋实的大环境下，所以他对经史训诂之学也有所尝试，其所作《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项羽王九郡考》等，都是纯考辨性的文章。他的《九经说》虽以阐明经义为主，不完全同于汉学家的字句考订之作，但颇能融汇众说，不墨守成规。书中撷取儒家经书中的有关内容，分列为专题，考证其实，辨析其义，阐发其理；每经皆概述该经源流、卷数分合及前人研究大略，举各家之说于前，列己说于后，对汉儒经说与宋儒义理兼收并蓄，遇有疑点，择善而从。以是之故，该书颇为学者所重，如陈澧就曾评价道：姚姬传《九经说》，实有家法，过望溪（按方苞号望溪）远甚，虽《学海堂经解》不收，要自可传。24可见，姚鼐绝非抱残守缺的理学家，他宗理学，但能兼收它学之长，尤其是作为时学标志的汉学之长，而非落伍于时代。正缘于此，他才能提出著名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三、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在《复秦小岘书》中，姚鼐指出：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龇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若如鼐之才，虽一家之长，犹未有足称，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杰兴焉，尽收具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为群材大成之宗者。鼐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陈之于阁下而已。25姚鼐此言，是说为学要兼有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文章相统一。义理、考证、文章三途之中，又可分出各家，“而人之才性偏胜”，所以那种“凡执其所能焉，而龇其所不为者”的做法是为“陋”，“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鼐有这样的观念，不尽完全出于学术上的自觉，当时汉学当道的学术潮流，考据之风盛行以及所导致的文风的改变，使得他必须做出某种妥协，以保护理学和古文。就像曾国藩之所言：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26即在汉学摈斥理学的大前提下，姚鼐方有“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其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而且在姚鼐心目中，三者必以义理为根本，“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可见，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并不意味着要降低义理的地位，以程朱理学作为桐城派主导思想的观念也未改变。关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具体关系，姚鼐也有过解释。他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欤？27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因这三个方面，各自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为学、为文之时，能三者兼长，博涉旁通，自然是极为可贵的，但若过于强调某一方面，就会出现弊害，如“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或者力求兼长，而又处理不当，则会相互妨害，所谓“兼之中又有害焉”。可以说，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俱佳，是很高程度的要求，它需要为学、为文者既要讲求宋学家的义理，又要讲求汉学家的考据，还要讲求文章家的词章，兼采三家之长。若用现代概念表述，义理指哲学，考据指历史学，词章指文学，那么文史哲兼通的学者方可称上乘。当然，姚鼐是文学家，他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其所谓义理就是指文章立言之旨，对他而言，主要即为儒家经义，特别是程朱理学；所谓考证，就是要求写文章要材料确凿，实事求是，不为空言；所谓文章，就是要求讲究行文的字句章法，力求将文章写得明白晓畅，富于韵味。这样的要求，既不同于理学家“作文害道”的主张，又能矫正汉学家以考核为重而不讲文章技巧的偏颇，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实际上，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并非完全出于自创，戴震也曾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钜观，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时或不尽山之奥、水之奇。28戴震此言，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理义、制数、文章，制数即等同于考证。三者之中，文章虽系“等而末者也”，但其可以载道，特别像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至于制数、义理，汉儒、宋儒各得其一端，都不能完“圣人之道”，二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睹此“天地间之钜观”。此外，戴震弟子段玉裁亦曾言道：始，玉裁闻先生（即戴震）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29即在戴震眼里，义理、文章、考核三者之中，义理为本，“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这与姚鼐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不过若从时序而论，也可能是戴震启示了姚鼐。当然两人的出发点各有侧重，戴震重在讲治学，姚鼐则更注重作文之法，而且两人对义理之内涵的理解也非一致，这都是不能不提及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义理、考证、文章之外，姚鼐还主张为学要兼收各派之长，宋儒理学外，儒家的各个学派、老庄学说以及佛教思想等，都在他兼收之列。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他认为：天下道一而已，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贤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潜之分，行而各善其所乐。于是先王之道有异统，遂至相非而不容并立于天下，夫恶知其始之一也。30这里所谓“道”，显然不限于孔孟之道，而是指“天下”之法则。此“道”为一，“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各有探寻之途，故而应兼收并蓄，以达求“道”之目的。正是基于此，姚鼐专门写出《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著作，阐发自己对老、庄的看法。当然，他主张兼收并蓄，也非良莠不分，而是要“于群儒异说，择善从之，而无所徇于一家。”31应该说，这样的主张，体现出姚鼐学术胸襟的宽广，以此，他得到众多学者的赞誉。总之，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但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进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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