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3:40

表2 .                   重庆27区县的损耗森林地名统计表

地名
县名
柴薪
砖瓦厂
冶矿
烧炭
木厂
矿场
垦殖
盐井

江津
4
34
2
6
4
1
2


永川

20
4
1
1
3
2
2

巴县
5
44
9
4

4
2


江北

19
5
1
3
1
1
1

长寿



1





涪陵

18
10
4
2
3
2
7

丰都
3
3
2
2
1

10


万县
2
22
12
1

9
23
2

奉节
2
42
31
3
2
14
12
1

巫山
1
15
19
4
2
9
3


北碚
1





2


潼南









大足

7
1



1
2

铜梁

6


1




璧山

3


1




荣昌

8
1


1
2
7

綦江
1
26

4
4
1
4
3

南川
4
21
9
2
1
4
9
2

垫江









梁平

6
6

1
3

4

开县

11
7
7
8
2
8
7

巫溪
6
22
10
7
2
4
19
1

石柱

28
12

3
5
28
3

武隆

12
12
10
8
7
20
5

彭水

29
26

3
19
39
8

黔江

13
8
1
1

6
8

酉阳
2
9
10
4
3
2
18
10

总计
31
418
196
62
51
88
213
73

说明：万良华、黄权生《从重庆地名看重庆的森林变迁》《三峡文化丛刊》武汉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而清后期产生类似巫山林场附近粮食无收现象，其根源是“湖广填四川”后，人口过度繁殖，森林随之严重破坏的结果。乾隆到道光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的巨增，彻底打破了人口与土地的均衡状态，人口过剩的危机成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89]。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载：“数十年来，老林开空，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又“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在自然灾害频发情况下，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产生后，人们还继续向林地开刀，与林争地。而森林耗损，水份涵养不足，水旱相从，田地荒弃，出现所种之田收成甚微现象。四川小农经济在清末开始走下坡路了。马强先生指出：“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的经济获得更多的生存环境和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对生态资源造成破坏乃至浩劫。”[90]
综上所述，“湖广填四川”后，粗放的农业垦殖和名目繁多的手工业对森林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湖广填四川”的传统经济开发活动开始走向了反面。而这些传统小农经济活动及其影响都可从地名中反映出来。这些沉积下来的地名信息，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效应的历史见证。从地名可以穿过时空隧道，窥探历史时期的四川经济社会活动部分概况，发现森林的过度开采和破坏会直接影响传统农业生产，这一点，对今人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 21:05:19

【作者简介】：1.黄权生（1977－）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南历史地理及三峡文化研究；2.蓝勇(1962－)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西南地方史。

[1] 魏源：《魏源集》（上册）《湖广水利论》，中华书局，1976年3月，第1版，388页。

[2] 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88页。

[3] 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地名》，《中国方域（太原）》，1995年第4期。

[4] 张鸿奎：《移民与上海地名的变迁》，《史林》1995年3期。

[5]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8页。

[6]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56页。

[7] 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8]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56－161页。

[9] 黄权生：《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0] 光绪十一年《大宁县志·序》引《蜀碧》。

[11] 民国十八年简阳《王氏初修族谱序》。

[12]  萧杰生、萧连山撰编《萧氏族谱资料》，2003年1月版，第8页。

[13]  黄权生：《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4] 四川省万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万县地名录》，1982年8月版（内部资料）。

[15] 四川省开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开县地名录》，1983年7月版（内部资料）。

[16] 大足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大足县地名录》，1983年7月版（内部资料）。

[17] 江津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江津县地名录》1987年10月版（内部资料）。

[18] 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版（内部资料）。

[19] 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论》：《社会科学研究丛刊·张献忠在四川》，第111页。

[20]《巫山县乡土志》卷6。

[21] 民国《云阳县志》卷9。

[22] 《清圣祖实录》卷36。

[23] 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巴蜀书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77页。

[24]  黄权生：《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5] 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6] 四川省富顺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富顺县地名录》，1982年5月版（内部资料）。

[27]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28] 杨柏乡志编辑组，《杨柏乡志》，《自然村落》，1984年11月版。

[29] 四川省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涪陵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0] 四川省巴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巴县地名录》，1987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1] 四川省巴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巴县地名录》，1987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2] 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1985年10月编印（内部资料）。

[33] 綦江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綦江县地名录》1986年5月编印（内部资料）。

[34] （同治）《会理州志》卷7《边防》。

[35] 四川省富顺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富顺县地名录》，1982年5月版（内部资料）。

[36]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37]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38] 四川省内江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内江县地名录》，1983年7月编印（内部资料）。

[39]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2版，第58页。

[40] 光绪十九年《雷波厅志》卷32《风俗志·农工》。

[41] 光绪二十一年《叙州府治》卷21《物产·五谷》。

[4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4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4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45]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46] 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47] 乾隆《屏山县志·舆地志·物产》。

[48]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地名录》，1985年2月版（内部资料）。

[4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版（内部资料）。
[5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5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内部资料）。

[52] 四川省洪雅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洪雅县地名录》1982年10月（内部资料）。
[53] 四川省沐川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沐川县地名录》1982年9月（内部资料）。

[54] 四川省宣汉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宣汉县地名录》1984年3月（内部资料）。

[55] 四川省高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高县地名录》1987年6月（内部资料）。

[56] 四川省青川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青川县地名录》1989年10月（内部资料）。

[57] 四川省高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高县地名录》1987年6月（内部资料）。

[58] 四川省长宁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长宁县地名录》1985年5月（内部资料）。

[5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62]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4]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65]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地名录》1986年3月（内部资料）。

[66]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7]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地名录》1984年12月（内部资料）。
[68]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69] 通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通江县地名录》1984年11月出版（内部资料）。

[70] 通江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通江县地名录》1984年11月出版（内部资料）。

[71] 四川省永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1987年12月（内部资料）。

[72] 四川省武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武隆县地名录》1985年7月（内部资料）。

[73] 四川省奉节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奉节县地名录》1988年10月（内部资料）。

[74] 民国《南溪县志》卷2《食货·物产》。

[75] 万良华、黄权生：《从重庆地名看当地的森林变迁》，《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76] 蓝勇：《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77] 四川省永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永川县地名录》，1984年（内部资料）。

[78] 重庆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1卷，第628页。

[79]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领导小组编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内部资料）。
[80] 嘉庆《四川通志》卷61

[81] 郭声波：《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82]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83] 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物产》。

[84] 光绪《大宁县志》卷1。

[85] 乾隆《富顺县志》，引李芝《盐井赋》。

[86] 乾隆《富顺县志》卷2《山川下·火井》，知县金肖孙诗。

[87]  蓝勇、黄权生：《燃料换代与森林分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

[88] 四川省会东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四川省会东县地名录》1986年6月版（内部资料）。

[89] 田彤：《清代的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

[90]  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309页。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1-30 15:15:39

安化先民“徙川”初考
http://www.ahzxw.gov.cn/Article.aspx?Article_no=0000000124
清初，清庭号召湖南等地民众“徙川”，安化先民和湖南其他地方的先民一样，历尽艰辛落户四川。他们带去了故乡的物种、生产技术、地方戏、方言、习俗，带去了湖南人特有的不怕吃苦、敢于冒险的精神，带去了灿烂的湖湘文化和神秘多彩的梅山文化，促进了四川多文化、多民族融合，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甚为深远，为开发四川作出了贡献。
招民徙蜀
三百多年前的四川。不少地方“四野荒凉,荆棘遍地，兽迹漫道，……荒莽狼籍中罕有幸存屋宅，湮没于杂草丛林中。”《招民徙蜀诏》：“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民间有多种传说。说“四川盆地魔劫之年，洪水齐天，生灵全被淹死无一幸免”者有之；说“八大王（张献忠）造反，血洗四川，见人就杀，鸡犬不留”者有之；《招民徙蜀》诏则把责任归咎于“献（张献忠）贼蹂躏”。这是言过其实的。张献忠与明、清朝庭的战争导致大量人口迁徙流亡，或死于战乱是不争的事实，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只有2年多时间，占领的地域不及四川全省的三分之一，且军纪严明，“不准妄害良民，不准娶本驻地的妇女为妻，不准私受民词，不准私自招兵扰害地方。”造成四川“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人”（《招民徒蜀诏》）的真实原因应是：明朝统治者与四川少数民族争权争利的多次战争，明军、清军和官僚地方武装对百姓的掠夺及血腥镇压，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饥饿、疫病所至。至康熙六年（1685），四川人口约为9万，不少州县只有数百上千人。
“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招民徒蜀诏》）的直接后果是“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西、江南助解应用”（《招民徒蜀诏》），清廷为开发四川，开辟税赋来源，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岁次甲戌正月元日，康熙皇帝颁诏招民徙蜀。
诏书给予移民“俟六年外，奉旨起科”的优惠，“凡在事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加奖”，并指示地方官员，“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为防土匪道途抢劫移民财物，官府在关隘派兵把守护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移民的利益。
艰难徙川
清廷采取“招民徙蜀”的移民策略。从字义上解，“招”应是挥手叫人来，或用通知的方式使人来。“招民徙蜀”可理解为用政策引导，使民众自觉自愿移民四川。但是，迁徙仍是一场艰难的选择。有家谱记载，当时民众普遍不愿离开生养的家乡，难舍故旧亲人，害怕先辈无人祭扫。于是，一些污官恶吏为获取“加奖”，采取了种种强制手段，“对指定搬迁而不愿搬迁者，绑捆解押出境”。为防移民中途逃跑，传说有反绑双手押解入川的，可见背井离乡之惨。不少移民在祠堂祭祖后，便被迫开始了漫漫的迁徙征途。据营山县新店乡十二湾村吴应全保存的清乾隆六十年（1795）修的族谱记载，“该族祖于康熙五十年（1711）十一月十八日从宁乡祠堂启程，次年二月二十日入籍四川营山，住新店十二湾”，历时三个多月，可见路途之遥。
安化艰难的生存条件是导致民众“徙川”的直接原因。明末清初，安化灾害濒繁不断，清顺治至雍正年间，安化境内发生大水灾16次，大旱灾4次，瘟疫2次，还有兵燹之灾历顺治、康熙两朝，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据嘉庆重修《安化县志》记载：清顺治年间，“丁亥三月……先是长沙兵溃经过，焚劫杀戮者枕籍，时连雨百日，夏大饥……”；“戊子大饥，疫作，十一月暴水，……合溃兵自武陵来，复焚劫杀戮如前，有家无噍类者。明年复大疫，十室九空，虎群行食人，夏大水”；“壬辰大旱。六月宝庆官兵……溃散，顺流杀掠”。清康熙年间，天灾人祸依旧。李定国（张献忠部）大兵“往来县境”达6年之久，接着是“川楚会剿西山征夫”，癸丑始受“三藩”之苦。“己未二月，吴孽（吴三桂）溃兵由益阳趋淹溪西遁，所过搜山焚烧民庐，掠出壮丁无数”，壬戌、丙子两次发大水，“言前此所未有”。“丙戌（康熙四十五年，1706）大旱、民饥”，民食“蕨蒿、苦菜、棕子、侧耳根、神仙土，俱尽”，可见民众生活之苦。于是就有了“丙戌大旱民乏食多徙川”的记载，说出了“徙川”的原因是“乏食”，与雍正“丙子夏大饥民乏食多徙川”情况相似。因此，清初安化民众移民四川更多的是生活所逼。
据族谱记载，安化各姓氏、各地方都有徙川的，四川、重庆各地均有安化移民落业，以广元、南充、阆中、夔府、阳州等地为多。安化唐氏主要移民安岳，李氏（大虎公支房）主要移民潼川、遂宁、逢邑，蒋姓（如琳房）主要移民奉节，陈姓移民南充、阆中，刘姓移民四川开县、临江，江南镇王氏主要迁往四川遂宁市的龙凤、老池、复桥等乡镇，也有迁往重庆潼南的。营山县的安化、新店、杨坪等乡镇是安化移民集中的地方，今安化乡的安化移民后裔约占当地人口的70%，至今仍说一口流利的“安化腔”，保留着安化的风俗习惯。在重庆潼南的龙形乡、古溪镇、飞跃镇，人们都是说湖南长沙话，被当地称为“神州腔”。我们推测这次移民主要是移到四川人烟稀少的地区，移到荒凉的丘陵或山区落业。
安化有多少人移民四川？《安化县志》“多徙川”，可理解为徙外的人员多到了四川，从族谱中可见一斑，李姓（李元隆房）移川77人（男性），姚姓移川111人（男性），蒋姓（如琳支房）移川26人（男性），约占当时族人（男性）总数的2－20%。
移民初来乍到，按照“插占为业”规矩，自行选择地方，用树枝插作标记为界，把想要占的地方圈起来，谁圈属谁所有。也有传说插芭茅杆圈地的。其他一切要从零开始，可见移民生产生活之艰。
关于“湖广填川”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岁次甲戌正月元日，康熙皇帝颁“招民徙蜀”诏，“饰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招民徙蜀”，因此，移民四川的应主要是湖南人。
“湖广”，元代时作为“行中书省”，其范围包括现在湖北省武汉附近一片，湖南全省，贵州省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广东省西南部及海南省。从明代至清雍正元年（1723）“湖广”范围为湖南、湖北。历史上有过两次“湖广填川”，第一次为元末明初，安化就有移民四川的。清陶澍《蜀輶日记》载，安化陶氏“自明初庆源公下……子孙迁居渝（重庆）、泸（泸州市）、阆（阆中），北逮兴汉（安康），不下数百户……”第二次在清代初期，从顺治末年始至嘉庆年初结束，高峰期为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顺治年间，四川“民无遗类，地皆抛荒”故顺治6年上谕召民垦荒，六年不征粮，不派差役（唐氏族谱），康熙十八年清庭平定四川后，填川移民宽限到十年起科征粮派差，在安化掀起了一波大的移民潮。
康熙帝招民徙蜀诏曰：“兹据御使温、卢等奏称：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细心解读,与当时的安化县情是相悖的。
安化，古称梅山，人烟稀少。至元代“驿使十余日，荆棘没人”。明初仍是“土旷人稀，荒芜者多”。明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下令“四省填湘”，安化主要从江西吉安等地移民充实。至明万历年间，全县“户壹仟陆佰陆拾陆，口壹萬壹仟玖佰壹拾玖”。至清顺治年间，全县实在“人丁肆仟伍佰肆拾壹丁（征税丁额数）”，何来“毂击肩摩”。至嘉庆十五年（1810）由于茶商、木商、药商及手工业者纷纷迁入县境从业，人口才增长较快，增至161880人。

姚家义 · 发表于 2012-12-1 19:31:14

回复 96# 姚绍弦

不哦！我们也叫江西老表呀

姚绍弦 · 发表于 2012-12-2 08:06:51

回复 164# 姚家义

不会错的，现在不仅湖北人，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管江西人叫老表，但是，反过来，江西人只回叫湖南人老表，尤其是与湖南交界的县。江西坊间叫湖北人叫湖北佬，大约来自‘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大家都认为，湖北人比江西人聪明。所谓，三个南昌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三个九江佬抵不上一个湖北佬。你看，湖北人在江西人的心目中够厉害吧。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3 20:33:13

茶马古道串起的明清历史

来源：雅安市旅游信息中心作者：雅安日报阅读3374次发表时间：2010-06-13

汉源风雨桥

拐子窝

如果不是元朝末年和明朝末年的那几场波及雅安地区的战乱，现在的大多数雅安人或许并不生存在这块土地上。

从古至今，在金戈铁马的沙场，硝烟弥漫的火线，支撑战争的都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真正受苦的，也是这些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受尽苦难，但他们坚韧不拔。战乱过后，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们，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沿着祖先们走过的道路，走到打箭炉，走到乌思藏，谋求一碗饱饭，走出了名垂历史的——茶马古道。
　“湖广填四川”造就今日雅安人
　　公元1253年，蒙古铁骑踏上了雅安这块土地。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征服了大半个地球。
　　蒙古铁骑并没有带来好兆头。铁骑所到之处，人户或死或逃，城市化为瓦砾，村庄夷为平地。据记载：蒙古军南下，攻占黎（汉源）、雅，以黎州降、名山降而复叛，大加杀戮，黎州汉人被杀绝；黎、雅二州被划入番区，实行军管。民间田土被侵占，山区则由番夷把持。自到清乾隆四年，雅州知府曹抡彬还有，“蔡蒙半岭多羌妇，负草担柴下夕阳”的诗句。
　　两宋期间发展起来的雅安，在战乱中萧条下来。明代，雅州经济虽有恢复，但明末张献忠、吴三桂之乱，让黎州、雅州又遭战祸，“时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
　　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考虑到四川地阔人稀，都曾下旨：湖广移民四川。
　　据介绍，明朝往西南地区大移民约起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主要是江西填湖广，随后演变成湖广填四川。而明朝的屯边政策，直接导致了不下20万军队移民西南，而其家属随军，使移民人数远超过这个数字。如此庞大的移民，让更多的人需要找自己的祖籍。明朝的移民一直到明朝灭亡仍未结束，只是后期稍有减少。
　　如今，居住在雨城区姚桥的姚氏家族，便是于明朝洪武25年，从苏州新阳“奉旨分发”，迁徙到雅安的。而明朝初期，“大明开国七姓军”赴黎州戎边，为百废待兴的黎州守土开疆，造就了如今汉源姜、黄、李、任、巨、蒋、张等7大姓氏。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更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粮食生产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如今，保存完好的上里韩家大院，是韩氏家族明末清初随湖广填四川由陕西入川，定居于雅安古镇上里的产物。韩家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在清乾隆末期至道光四年建历时十年，耗银百万在上里修建成了韩家大院，迄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了。
　　雅安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明代迁入。清康熙年间，中央政权为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西南边防，“改土归流”，改革税制，实行摊丁入亩，人口才大为发展。可以说，这两次“湖广填四川”造就了如今的雅安人。“湖广填四川”也成为很多雅安人追溯家族历史的起源。
　　明朝最后的茶马互易
　　“湖广填四川”让雅安人丁兴旺起来，在明朝，雅安慢慢恢复元气。
　　明朝永乐年间时，中央政权修建了从雅州到乌斯藏（西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大为便利了西藏与内地的交通。
　　同时，中央政权在雅安境内恢复了宋代以马易茶的榷茶制。据《明史·食货·茶法》记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公元1371年，明朝最先在全国秦（甘肃天水）、洮（甘肃临潭）、河（甘肃临夏）和雅（四川雅安）设了四个统管茶、马交易的“茶马司”，设在雅安的“茶马司”就在名山。现在，这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茶马司。
　　名山茶马司遗址现在是一座赭红色的建筑，凝重的色彩和古朴的建筑风格在周围水泥建筑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肃然，大门上黑底金字“茶马司”向过往行人彰显着它曾经的身份。
　　茶马司门庭前竖立的石刻碑文，叙述着茶马古道的历史：“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
　　而据《天全县志·茶路》记载：边茶西运路线，沿旧路西行至紫石关后，改行小渔溪、南坝子，翻竹岗山，经水獭坪、前碉至两河口过河，过长河坝，越门坎山、马鞍山，经纳西沟、鱼通河，抵杂道长官司，再沿河上至冷竹关、黄草坪，在大岗合黎州至康定大路。
　　元朝因战乱而停止了90年的茶马交易，番民养马之风已衰，加上民间以茶易土特产成习，故明代的官方茶、马交易难以持久——据记载，“明永乐七年，政府用8万斤茶换取70余匹瘦马后，碉门茶马交易停顿。”
　　明代的茶马古道，实际是元代陕帮运茶去打箭炉道路的延续。
　　官方的茶马交易停顿了，但民间以茶易土特产的交易仍然繁荣。陕西帮，是当年茶马古道上的主要茶商之一。至今，史料上陕西帮会馆醒目地标注在雅安的城郭图上。
　　茶马古道的兴盛，给雅安带来了发展机遇。如今，我们还可以从明朝的历史遗迹中遥想当年的胜景。在荥经县和洪雅县境内，耸立着佛教圣地瓦屋山。数百年来，无数香客络绎不绝地穿过荥经县城，前往瓦屋山。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由皇家专用的金丝楠木建造的开善寺建筑完毕，高大的庙宇殿堂就坐落在荥经县城内，成为瓦屋进山路线上香客们第一朝拜之地，寺名“开善”，即“从此归佛行善”之意。
　　清朝边茶交易催生西南重镇
　　明朝政权将经天全到打箭炉作为川藏交通的主线；而在清朝，中央政权开辟出经清溪去打箭炉的川藏交通官道。
　　清顺治九年，在飞越岭设化林营；康熙四十五年建泸定桥。因沿途有驿站之便，遂成为商贾大道。藏族群众所需的的茶叶、粮食、布匹、百货等沿着此道运到打箭炉，汉商换取的药材、皮毛又沿此道输出。
　　天全一线虽也在使用，但运输量已经落后于清溪一线了。这也是如今习惯上，将清溪茶马古道称为“大路”，天全茶马古道称为“小路”的缘由。
　　据记载，公元1734年，雍正皇帝派遣果亲王护送达赖喇嘛进藏。亲王一路南下，沿着清溪茶马古道西行。在其著名的《果亲王进藏日记》一书中，用“雾霭四塞，咫尺不辨人马”来形容荥经飞龙关的自然环境；而在汉源县与泸定交界的宜东镇、三交乡，亲王跋涉飞越岭，深感此地的雄奇，便在著作里记下了飞越岭的艰险。
　　马匹的交易逐渐消失，边茶则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易货物。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廷着手经营打箭炉。康熙四十年，清廷平定西炉叛乱之后，以经营边茶为主的汉藏贸易市场由雅州、碉门西移至打箭炉，以带动康藏商贸。清乾隆以后，边茶需求量大增。为保证对康藏地区的茶叶供应，自清中叶以后，将边茶供应定为“专岸”，即指定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崃五县所产之茶只能在打箭炉行销康藏地区。
　　至今，茶马古道遗迹在我市还随处可寻。一个个背夫铁拐留下的拐子窝，依然在诉说着那一段历史。
　　在清朝，由于边茶贸易、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物产，使雅安逐渐成为了川西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到清末，边茶贸易大大提升了雅安的城镇化水平。由于大量陕西等地的茶商来到雅安做边茶生意，青衣江南岸的雅安城得到了比较大的扩张，由商人们修建的一座座大院落也使雅安彰显了一定的城市特征。雅安，渐渐发展成不可小视的西南重镇。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升雅州为府。那时的雅州真正“管得宽”，不仅辖雅安、名山、荥经、芦山、清溪五个县，一个散州——天全，还管打箭炉厅和穆坪宣慰司。“打箭炉”是现在的康定，现在的甘孜州所辖的地盘，那时候都纳入雅州的管辖范围，雅州的范围南抵大渡河，西至金沙江边的芒康，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州。
　而在雍正七年，在“雅州”之名出现1111年以后，“雅安”作为一个地名也闪亮登场，成为雅州的治所之地。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3 20:37:09

编后
　　翻阅一个地方的历史，尤其那个地方是故乡，是让人心潮难平的。
　　故乡就像我们的母亲，生于斯长于斯，又有着些许的陌生。我们都知道母亲是无私地爱着我们的，可是我们却很难清晰地叙述母亲的生平，她的爱憎喜怒，她的欢喜哀愁。这也是文学作品常将故乡比作母亲的缘由。
　　四篇报道，句点画在了茶马古道上。圆圆的句号很像拐子窝，要知道，历史的句号也如拐子窝般深刻、沉重。
　　编辑完这组稿件，让我感慨：故乡那让我骄傲的遗址和文化，故乡那曾经跌宕起伏的岁月，故乡的先进和谜团，故乡的闭塞和战乱，虽然时隔久远，仍深深地烙印在故乡的山水之中。
　　我与故乡的距离更近了，也许是了解了它的辛酸与委屈，也许是了解了它的辉煌与坚毅。
　　报道可以画上句号，历史却永远不会。我们今天创造的，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天记录的，就是明天的史册。希望在故乡的土地上，记录越来越多的自豪与骄傲，创造越来越多的美丽与辉煌。

新闻来源：雅安日报新闻时间：2010年06月13日

ywx125 · 发表于 2012-12-28 12:28:06

了解历史，学习！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28 12:50:09

了解历史，学习！
ywx125 发表于 2012-12-28 12:28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3-2-24 13:52:27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发源于黄河中上游，逐渐东移南迁的，这才形成今天的分布状况。1000年前，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不断的东移南迁；元代以后，主要是东西向的迁徙，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和湖广填四川；在清朝中后期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移民方向主要是“下南洋”、“ 闯关东”和“走西口”，主要的移民路线就是：中国的三个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和四川，河南向西北、山东向东北、四川向西南迁移，而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浙江人则是下南洋；建国后，先是组建兵团，接着知青支边，继而三线建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前往东南沿海和出国潮，有的已经移民欧美等世界五大洲。

【一】永嘉南迁
从4世纪初的永嘉年间到5世纪中叶的南朝宋元嘉年间（307—453年），中原汉族南下江南、湖南、湖北等地。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中原汉族中王室贵族和富户、大户相继南迁，以致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很多侨乡。如：南司州、南徐州、南兖州、南弘农、南新安指东晋南北朝时流亡江南的北方人的侨乡。这很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很多地名都是新什么的，如纽约，就是新约克郡的意思，还有新奥尔良，新威尔士，都是英国的地名，加上一个“新”字的。就是今天，南方还有很多地名，还是古代中原的地名呢！这次移民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原居民还要多。
永嘉南迁的移民络绎不绝，但集中的高潮有四次：
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不再一一注明）、山东、山西、河南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继渡淮河、长江南迁。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在建康设置了第一个侨县—怀德县，以安置流民。以后．又陆续设置了徐、兖、幽、冀、青、并、司诸侨州郡县于长江南北。
第二次，东晋成帝初（326年后），江淮间大乱，淮南居民以及原来侨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纷纷波长江南迁。
第三次，东晋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后一二十年间．中原战乱不断，关中所遭破坏尤其严重，今陕西、甘肃境内的入口南迁汉水流域，一部分进入四川盆地。
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复的中原地区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占领，大量人口渡淮南迁，因而在淮南新设了司、兖、徐、青等侨州及其他一些侨郡县。氐人的战乱还迫使关陇流民南迁汉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这几次移民高潮历时100多年．但移民南迁的路线前后大致相同，主要有东西二线：东线以循邗沟和淮河流域东南向的支流为主，向东南方向迁移，因此处于邗沟南端的今江苏扬州及其长江对岸的今镇江、常州一带成为山东及苏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东南迁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进入湖北；西线的水路是循汉水南下，所以沿汉水的南郑（今陕西汉中）和襄阳成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陆路则取金牛道（南栈道）进入四川。

按今地划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苏省在今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最为集中，苏北地区则以扬州、淮阴等地为主。移民的来源，山东占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陕西；而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来源之一。本区之所以能接受最多的移民，固然有其很多地理上的优势，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东晋至南朝定都建康所形成的吸引力。
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内的移民来自北方，以河南为最大部分，其次为河北、山东、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当大的比例，少部分来自江苏北部。侨郡县大多散处于江淮之间，江南仅在今芜湖附近。
湖北境内长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带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河南，少量来自安徽和江苏的淮河流域：长江下游今武昌、黄梅一带的移民大多来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还是汉水流域，上自今郧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钟祥，而以襄阳为中心。来自陕西的移民数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肃，再次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
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
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设有若干侨县，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数来自陕西、甘肃及本省南部邻区。
陕西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安置的移民几乎都是来自甘肃、四川和本省北部。
山东今黄河以东南地区因一度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设置侨州郡县，接纳的移民以河北的为主、其余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
总而言之，移民迁入地可以分为东西二区：东区包括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黄河流域下游及今山东、河北及河南东部的移民为主。西区包括长江流域上游及汉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肃、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为主。移民总数在700万。

【二】安史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
安史之乱，中原涂炭，河南、河北、陕西的汉族居民南下江淮，西入川。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李白《永王东巡歌》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分布广大南方地区。南迁路线主要有东、中、西二路。东路自华北平原进人淮南、江南，尔后主要经皖南、浙西金衢盆地进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岭南；一支翻越武夷山进入福建。东路以当时全国交通命脉大运河为主干，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构成一条宽阔的西北—东南向的水运交通带，将华北平原与淮南、江南连接起来，并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难民涌向淮南、江南、江西，不依赖运河是难以想象的。
中路自关中和华北平原西部进入今南阳、襄阳一带，尔后南下，穿过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进入岭南。此路北面分别连接首部长安和东都洛阳。从洛阳沿伏牛山东麓南行，道路较为平坦，到南阳或襄阳后，即可乘船沿汉水南下。从长安到荆襄，先走陆路，越过商山后即可顺流南下襄阳。
西路自关中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和四川盆地，需经褒斜道、子午道等栈道。这些道路崎岖难行，但因与长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统治者仍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艰难的旅途。
此次南迁历时一个半世纪，直到北宋初年，人数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三】靖康乱后的南迁
靖康之耻，天子蒙尘，金兵南下，高宗南渡，中原居民大规模南迁。关于这次他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这次南迁，持续—个半世纪，其中规模较大、人数较集中的迁移大致有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靖康元年至绍兴十一年（1126—1141年）。靖康以后北方人民南迁以本阶段人数最多，短短十余年，“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达成，和约规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迁的浪潮始告消退。
第二阶段，绍兴三十一年至隆兴二年（1161—1164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宋金和约，大举南侵。
第三阶段，开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一1208年）。
第四阶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一1224年）。
嘉定七年（金贞佑二年），因受蒙古军队威胁，金朝自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并于十年大举攻宋。南宋则发檄招喻金朝军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声明更不南下。
第五阶段，绍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一1234年）。
第六阶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
第七阶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
此次南迁路线与唐后期同，南迁大约500万。
南宋的内部移民：
一是江西路、两浙路福建路迁入淮南东、西路；
二是福建外迁潮州、梅州，广东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温州。
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东山区和江汉平原边缘及安徽宿松。
四是江西东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迁广东东部梅州。
【四】明初移民
1371年（洪武三年）至1417年（永乐十五年），明朝政府在洪洞大槐树下设局驻员，在约50年间，大规模迁民18次，总数达百万之众，迁民遍布京、冀、豫、鲁、苏、鄂等18个省市，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官方移民。
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是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中原地区。有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田野广袤，土地肥沃的河南、河北人口都仅有190万，而土地较少的山西人口却达400多万。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我们的豫西，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要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我家乡很多姓氏，都是那时迁入的，至今已传了二十一、二代。因此上说，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已经南迁，今天的中原人三分之一是晋南移民的后裔。
安徽：1）淮河区凤阳府，来自江南，山西，宿州怀远以西及寿州霍丘来自山东。2）皖江南北安庆池州，来自江西（瓦屑坝），滁州来自东南。
江苏：苏北来自安徽江西（自称苏州阊门）
湖北：江汉平原三分之二来自南昌府。鄂东鄂北来自饶州南昌。
湖南：湘北来自江西，湘南主要是军籍来自浙皖苏鲁（以南京为中心的南直隶），湘中业自湖南；湘西土著居多，移入多军事移民。
四川：来自湖北红安、麻城居多。
山西：迁入河北、河北、山东。
云贵：驻留士兵多江苏安徽上海，自称南京杨柳巷。
明初大移民是是典型的政府行为，强迫人民迁徙。1367年开始，从太湖流域、山西北部及河北真定、广东珠江流域、山东等地迁民移入凤阳地区，总数约50万，移民总数约点总人口80%。苏北扬州、淮安二府在洪武年间接受了来自苏州、徽州和江西的移民约57万。此外，将在南京（现在上海江苏安徽）的军士迁往云贵戍边约数十万；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等州和北平、山东、河南等地；迁江西人口至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迁北平、山后（河北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长江流域达700万，华北地区490万，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达1340万。洪武年间7000万，移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9%。
【五】清代移民
清代移民多是人民自动迁往他乡，分三种情况：一是向海外移民。迁出地临海的广东福建，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为最多。从18世纪中叶开始至嘉庆十六年（1811）迁台的汉民超过200万。1840年以后，移居海外更多，从1850到19世纪末，仅广东台山就移居海外20万。从1840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以华工形式迁移出国的可能有1000万左右。二是向山区进发。流民问题永乐时即出现，到宣德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明中期始，大量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农民迁入荆襄山区，后又深入秦岭、大巴山。东南地区无田农民多向闽、浙和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流入湘西山区，闽粤流民甚至迁入赣南山区。三是向边区迁徙。从长城口，或从天津、登州过海潜入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晋鲁豫冀四省均有，以冀鲁为多，称“闯关东”。1878年（光绪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后，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辛亥革命后势头不减，九·一八事变后，仍有大量冀鲁人民进入东北地区。据统计，1911－1931年间定居于东北的关内移民为555万，1932－1941年为198万，1942－1945年又有388万华北劳工及家属被掳掠至东北，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总计1912－945年从关内流向关外的移民为991万。此外，冀晋人多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跑口外”，晋陕去归化和河套一带，陇东农民则多入银川平原。陕甘人进入新疆不少。光绪平定阿古柏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在新疆的，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分湖南人由此留在新疆。
（一）湖广填四川：川北以陕西为主，川东以湖广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广东人为主。陕南以两湖为主。
（二）江西棚民与客家人：赣南山区来自福建汀州和广东；赣西北类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赣东北，以福建与本省南丰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
（三）湘东边界：福建广东客家人移去。
（四）浙南、金衢盆地、浙西，福建江西移入。
（五）广东广西：客家人西迁。
（六）开发台湾与云贵，移民西北，闯关东与走西口。
【六】粤、闽等沿海居民的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10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但真正意义上的下南洋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七】晋商和陕北居民的走西口
走西口形成了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汉族人口。走西口的时间，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那么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是最大。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另一部分人就是由于在内蒙这一带，当时的边防需要，所以晋商就是在明代中期时候，内蒙边防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么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那么“西口”到底在哪里呢？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由于西北晋绥，内蒙古地区地区接近沙漠，土地贫瘠，还由于移民外蒙的汉族，在外蒙闹独立时，被驱逐，移民的数量有限。

【八】山东、河北、河南的闯关东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形成了今天东北的多数居民。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为什么要去闯关东，因为随着日、俄势力进入东北，满清对东北的移民禁忌形同虚设，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
【九】抗日战争时期河南人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大移民! R7 ^* B$ _+ C1 _% {  t* F
河南人沿陇海铁路大规模西迁是由三大历史事件造成的：一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华，群众往西安等大后方逃亡。二是国民政府“以水代兵”， 1938年扒开黄河花园口。一泻千里的的黄河水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 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三是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浪潮，1942年（民国31年）河南省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惨绝人寰的特大灾荒，米珠薪桂，饿殍载道。而当年的关中平原，则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当时河南省有3000万人口，1942年——1943年因灾荒而死亡者，据官方统计竟达300万之多。多灾多难的中原人民辗转洛阳，或扒火车，或步行，沿陇海路的方向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计，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其中以河南人占绝大多数，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从中原到西北，漫延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即使到现在，沿陇海铁路的西北城镇，河南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渭南、西安、咸阳占三分之一，宝鸡、天水甚至超过二分之一，以致西宁、兰州都有很多河南人，新疆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河南人。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就是在西安、天水、兰州唱红的。著名作家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全面记录了河南人的逃亡苦难史。
【十】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半个多世纪的移民路线
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解放军的南下，国民政府的垮台，大批军政人员、家属和富豪逃离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有的甚至远赴欧美。据报道，仅到台湾的就有200万之众，那么，解放时逃离大陆的人员应该不下300万之众。建国后，有几次大的迁徙活动。一是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又有10万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和鲁、豫、赣、蜀等省的农民加入兵团，1974年该兵团人口总数达226万，约占新疆总人口的1/5，占新疆汉族人口的2/5。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10万转业官兵，还接收了本省和京、津、沪、杭各城市知青50万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吸纳了２０多万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自治区内城市的知识青年。虽然后来很多知青返城，但也留下了不少人。二是三线建设：“三线”如果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 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区投入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大军奔往东南沿海和农民工进城。如深圳，1000多万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还有10万大军下海南等；报道说，有一亿多农民工，在城乡间往返、流动，现在有多少已经定居，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恐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了。四是出国潮，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人出国求学、务工、经商，估计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华人社区，但国人出国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北美、澳洲和欧洲；近30年来，已经在国外定居的，估计也有几百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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