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研究辑存

闽南姚斌

四、以人为本而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 n% l! J: R7 i. {8 M" X3 v  x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惟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 p! l/ U% x- {! E: s% M1 A2 K        开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只是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今天看来，这本是汉儒董仲舒“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人感应论”，纯属无稽之谈。但那时朝廷上下把此论奉为圣经。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如果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费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据，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并拿出用切实可行“焚瘗”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朝廷争议仍然很大。就连平时同心协力、百依百顺的黄门监卢怀慎也劝他：蝗是天灾，灭蝗有伤和气。外议甚多，请公思之。姚崇以人为本，严肃批评他说：“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于是下公文、派驱蝗使督促各地灭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就去牒文批评他：“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见《新唐书·姚崇传》）二年来，灭蝗成效显著，百姓不甚饥饿。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姚崇的母亲也一个虔诚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长安二年（702），他曾为母祈福造像。神龙三年（707）母亲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还为母亲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当他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这样的认识，同唯物论有何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姚崇不但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导“为政以公”的伟大政治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伟大实践家；不但是一个善应变成务的伟大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唯物论者。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人民将世代铭记，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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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名相姚崇唯物论之思想

' t( t$ w2 M3 ~, g5 N' ^+ x        毛泽东爱读史，他读史联系实际，不囿于前人的评说和结论，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每有所感，便在书的天头地脚信笔写下他的批语评说。他读《二十四史》、古诗词等文史古籍，作了许多批注、评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
, F- ~$ |; g3 c, i5 {        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姚崇传》时，竟在天头上批注了四段话。其中，分量最重的一条批注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毛泽东为什么称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姚崇为“唯物论者”呢？笔者不揣绵薄，对毛泽东这一论断进行分析、论证，期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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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姚崇唯物论思想之表现
        姚崇（651～721年），原名元崇，因避讳开元时玄宗皇帝尊号，改名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县东南）人。少不悦学，长乃好学。以制举入仕，在地方及中央任职40多年，因才干出众，办事果敢，经验丰富，三次出任武则天、睿宗、玄宗宰相十多年，以善应变成务著称，尤以辅佐唐玄宗李隆基开创开元之治，而载入史册。在《资治通鉴》中，宋朝大史学家司马光赞扬姚崇为有唐以来四大贤相之一。
4 r- `9 y5 x# a. p; b4 @    笔者认为，姚崇之所以被称为唯物论者，有三大表现，即一是反对宗教迷信，二是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三是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5 z; u0 N5 W, C. {2 C0 m        1、 反对宗教迷信。
        唐朝以来，佛教、道教盛行，从皇帝、王公贵族、各级官员，到豪门富户、一般老百姓都崇拜宗教迷信。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也都崇拜信仰宗教。不过佛、道排列次序不一。唐初，唐高祖李渊认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为宗，于是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后释。”（见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又见《续高僧传·释慧乘传》 ）武则天改唐为周之际，又因佛教为她做皇帝大造舆论，于是又“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见《资治通鉴》天授二年条）结果，滥度僧道，广建寺观，侵占大量土地，耗费巨大资财，国家财政日益亏空。许多老百姓也因笃信佛道，写经铸像，搞得家败人亡，无以生计。
        看到当时佛道宗教迷信猖獗的现象，姚崇认为必须批判佛道危害社会的弊病，抑制佛教和道教的过度发展。
5 W: S- P" I2 l% M" _- K        从目前收集到的史料来看，姚崇对佛道的认识观点如下：
    佛道宗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弊病，必须限制其发展。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从历史上历代王朝因崇佛而亡国，当代的中宗皇帝、太平公主、武三思、韦后等佞佛而难免家败人亡的教训批判了佛教。他说：
+ B" f1 X$ {9 \) `1 D; c3 {0 o8 L: c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  
        他针对佛教所谓今世信佛是为来世修福的因果报应说法，批判说：
        “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
% p% x9 M$ O5 ]* |5 k        他又从中国古代历史证明，佛教没有传播到中原之前，人们安居乐业长寿，来批判佛教说：
        “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
        他还从佛教的教义出发，批判当时的佞佛现象，他说：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
. f$ d  X6 I0 V8 I0 A$ L* _他还批判道教受佛教影响，背叛了道教初义，也成为社会弊端。他说：
“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以上见《旧唐书·姚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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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佛道，而且在实践中采取许多措施抑制佛道发展。
8 I% E4 r9 a( j- A- e        一是禁止创建佛寺、道观。
        姚崇历经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他在拜相时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中提出：“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玄宗也认识到造寺观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就动情地说：“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见《资治通鉴》（附考异），吴兢《升平源》）开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制令：“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繇，陈牒简验，然后听许。”（见《全唐文》卷二六）
( [* {+ X) L$ a$ e        二是“检责天下僧尼。”开元二年正月，姚崇任紫微令不久，针对“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调查沙汰天下僧、尼，结果这次查出滥假僧尼三万余人，勒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劳动。（见《唐会要》卷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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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姚崇认为，“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于是就说服玄宗在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制书《禁坊市铸佛写经诏》说“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像，……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见《全唐文》卷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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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禁止士女施钱佛寺。”佛教的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骗人说：“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他们创立无尽藏教派，骗取财物，积居钱帛。对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钱佛寺诏》：“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后处分。”。（见《全唐文》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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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禁止士女施钱佛寺。”佛教的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骗人说：“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他们创立无尽藏教派，骗取财物，积居钱帛。对此，玄宗下《禁止士女施钱佛寺诏》：“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后处分。”。（见《全唐文》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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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对僧侣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乱政，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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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见《孝经》）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佛教却认为“识体（灵魂）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辩怨亲？”甚至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孝敬父母是无意义的事。（见范文澜《唐代佛教》）所以，历朝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诏书：“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教，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弊，用明典则。”（见《唐会要》卷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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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的实施，无疑地对安定国家局势，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税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
% j# R9 ~6 y: m+ E5 U$ @' p! @* R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惟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威胁到国家的安稳，妨碍到人民的生存，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开元三年（715年）六月，“山东（古指华山以东、黄河南北地区）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禾，声如风雨。”（《旧唐书·玄宗本纪》）田野里，蝗虫飞过之处，空中黑压压一大片，遮天蔽日。蝗群落到哪里，哪里庄稼就被啃个精光。
        古时，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没有农药，加上人们对蝗虫发生和消亡规律认识不清，无法抗御蝗灾的侵害。古来都把蝗虫视为神物，列为“八蜡”之一，进行祭祀，以期消灾。加之佛经认为，“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不能杀生。（见范文澜《唐朝佛教》）因此，受灾州、县的地方官昧于迷信，把蝗虫视为“神虫”不敢捕灭，却驱使农民焚香祭拜，祈祷苍天福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