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37:47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一次又一次移民浪潮。这点可以从当年移民活动流传下来的“走西口”、“闯关东”、“充军云南”等民谚中，得到一丝信息。本文将回答你：今天的湖南、湖北人从何而来! 在湖南、湖北两省的民间有一个“说法”，叫作“江西填湖广”。“湖广”是古代省一级政区的名称，在元代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的一部分。到明代则变化为基本上辖有今湖南、湖北两省。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与这句民谚相伴的还有许多生动的传说。比如：不少湖南、湖北人(尤其在乡村)称自己是“江西种”，并说凡江西人后裔其小脚指的指甲多一块。又如，两湖一些地方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当地人解释说，因为其祖先是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来的，途中要方便时，须先呼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一直沿袭至今。 移民的来源 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著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发现移民来自十多个省区，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从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一个“填”字表现得是那么生动形象。江西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等市县，也就是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赣北多于赣南。从流域看，开发早、经济文化发达的赣江中下游迁出人口最多。 移民的分布 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在分布上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达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湖南的移民分布还有一个特点，南部的江西移民少于北部和中部。 移民的路线 移民的路线是奠定上述移民地理特征的重要基础之一，很多移民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 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湘东与赣西之间的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山脉，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这些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斜谷地就构成了江西以及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移民进入湖南的天然交通孔道。 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堤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入汉水逆流而上，另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移民则通过两条路南下，陕西移民主要沿汉水河谷通道首先进入鄂西北，其它北方移民则穿过南阳盆地到达襄樊，由此再向其它地方扩散。所以，北方移民大多分布在湖北西北和北部。 移民的过程 分析现有的移民资料，发现这场运动至少远可以上溯到唐朝，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南宋末年以前是序幕期，移民动因有的是受战乱所逼，有的是听说两湖人口稀少，土地易于购置。其后，出现过两次迁徙高潮。最大的_次是元末明初。元朝末年，两湖尤其是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踞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人口锐减。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39:05

江西几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一线图...
江西几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一线图 1:安徽寿县王氏 江西——湖北英山——明初玉四公迁安徽寿县 2:湖南益阳市王氏 山西太原（南郊区）——江西吉安——湖南攸县——湖南长沙——湖南望城 3:湖北武汉市汉南区王氏（王家昌） 江西筷子街——湖北武汉 4:重庆江北跳蹬河 江西庐陵——湖北蒲圻——同治癸酉1873年——入川居江北县 5:湖北浠水县三店大王坳王氏（王根云） 山西祁县——安徽宣诚——江西武口——江西傅贤——江西流槎—— 湖北浠水县 6:湖北浠水县三店大王坳王氏（王根云） 山西祁县——安徽宣诚——江西武口——江西傅贤——江西流槎—— 湖北浠水县 7:重庆南川市冷水关义和坝王氏（王世远） 江西吉安泰和县——1628年四川长寿县尖担坝——贵州——康熙年间重庆南川市冷水关义和坝 8: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寺蚀缶盍畹髑ê闶÷槌窍匦⒏邢纾ń裥⒏邢兀蚀缶胨拇ü泡缴菰糁遥ㄈ碧茫? 9;祖籍江西省吉安府卢宁县湘花乡谢鸡桥二十七都__移居贵州大定府东里六甲陈相五杨柳场（即毕节市小坝镇）。再后来又到了四川省建南道临远府西昌得昌司管下大卡新村 10:四川古蔺高笠官寨始祖明朝名将王守仁后裔王凤，王安理提供 江西太和——吉安——湖北孝感——贵州遵义——四川古蔺高笠官寨 11:贵州遵义西乡马蹄王氏三槐堂王恩俊 江西吉安吉水县唤鹅里十三都——四川重庆跳蹬河王家场——明朝万历年间王堂公迁贵州遵义军民府首县沙溪里（现马蹄镇）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39:54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先民的大迁移，开创了中国历史一片片新的天地。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元末明初这场连年战祸，使长沙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长沙地区（湖北和湖南，当时二省是一个省份，称之为湖广省），并允许“插标占地”，奏响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因明朝崇祯年间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康熙十六年，清军为消灭义军，滥杀无辜，人口殆尽，一片荒芜。清廷下诏，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迁居。民间把这次大移民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数个世纪过去了，浩瀚的中国历史上，5次大移民中，江西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时空演奏的宏大交响乐中，江西的先民们就如顽强的种子一般，落在大邑通途，撒在穷乡僻壤，直至根深叶茂。今日，本报记者与读者一同撩开历史的尘埃，感触江西先民大迁移那震撼人心的音符，重回壮阔史诗。■四川三石碑再现史实近日，据四川媒体称，四川清溪镇清溪高中附近发现的三块清代江西墓碑，使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历史再度浮出水面，史学家们因此认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历史至少被延长近60年。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政府的移民，起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止于四川西北金川之战（公元1776年）。在清溪发现的3号碑字迹最清晰，碑文可见：魏佐宗、魏佐信为父立碑，其父是“江西赣州府安远县楠水乡太平保人氏”，卒于“光绪辛卯年十二月”（公元1891年）。假如活到六十岁，那么在江西出生时间为1831年，而入川是在出生之后。从碑文中的年月推断，史学界公认的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段过小，三块碑文证明清溪镇接纳自主性的移民至少还持续了近60年时间。2号碑载有迁居于四川犍为县“兴仁乡东岗堡周家山”的墓碑，其说明此时犍为县域内是移民的集中地之一，江西移民打破了同乡同籍聚居的习惯，开始到周围的山地定居。从碑文分析，犍为县早期接纳的移民多为单身男性，是试探性的迁移，后来举家迁入犍为的移民才渐渐增多。 ■湘粤人祖籍多是赣人除了四川之外，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年对湖南人由来的研究，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其中以江西居多，且江西人移到湖南后，大都以稼穑耕垦为主。因避免长途跋涉，江西南部之人大都移向湖南南部，江西北部之人大都移至湖南北部。 谭其骧先生认为，早至五代、两宋、元、明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进入湖南，而元、明时期数量较多，在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的移民规模最为空前。谭其骧先生特别指出，南宋以前，奔袭向湖南的移民几乎全是江西人。由此可见，历史上，江西先民曾数度迁移，现今不少湖南人流着的是江西人的血。 方言界专家们称，仅从湖南省桂阳县来看，刘、李、袁等大姓都是从江西一带迁徙过来的，但迁入的时间有先有后，祖籍也各有不同。湖南桂阳县人多数为唐宋以后从外地迁入，其中10姓来自江西，9姓来自江西泰和县。江西向粤北移民，很可能是“江西填湖广”大移民的余波。粤北和湖南之间尽管横亘着五岭山脉，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西、福建、湖南都有古道直通广东北部，而汉代修筑的长安至岭南的西京古道，越过湘、粤边界的骑田岭，成了湖南进入粤北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另一条通道。此外，从湘南流入粤北的武水，则是两地自然的交通途径。历史上江西人入迁湖南，便沿着上述的交通要道就近扩散到粤北地区。■江右帮跻身十大商帮在一个版图辽阔，靠着油光水亮的大马、吱嘎作响的木车、迎风鼓帆的商船，信息得穿越几个月或是几个季节方可到达边陲僻壤的古老帝国里，江西商人如过江之鲫，深入中原、江南和边陲，苦心经营赢得世人口碑，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天下才有跻身于国内十大商帮之列的“江右帮”之称。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时，在雄伟史诗般的余音中，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以成都为例，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清政府的“移民填川”诏令发布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成都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50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江西货郎哥是情哥哥赣地的先人，就像是大把的种子，不管是在大邑通途，还是在寒山瘦水、僻壤边寨，都能扎根生存，但江西移民仍有不少人从商。 在上世纪40年代，长沙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赣人却在这里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豫章、庐陵、昭武等五所私立小学。临近湘江有一条名叫“坡子街”的小街，是当时长沙市里最有名的金融街，街上的不少钱庄和批发商行的老板，都是赣人。在汉口，盐、米、木材、药材、布和当铺，人称六大行业，都有赣人在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江西商人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在湖北的洪江、郧阳、钟祥、天门，也聚居着大量的江西商人。在湘西沈从文先生的故乡凤凰古城，清末民国年间在这里经商的江西商人，成为古城凤凰最富有的阶层，至今当地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故事。黄志繁介绍说，江西商人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两湖，其次为云、贵、川。1958年，云南文史界在楚雄地区搜集到的彝族民间史诗《梅葛》第二部《造物》中提到蚕丝的来源，说是赣人发现的：“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还说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民间的地位。■“星火燎原”瓦子角据《广志绎》记载，迁徙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边疆的江西人也很多。明朝万历年间任云南澜沧兵备副使的王士性，一任下来，几乎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江西人，他写道：“作客莫如江右（今江西），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之人居十之五六。”意思是抚州人随处可见。黄志繁告诉记者，原复旦著名教授谭其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写的《湖南人由来考》的毕业论文中，开篇就称：移民至湖南的江西移民属南昌为多。在江西，从明初到清嘉庆时，官方有组织的移民，再加上民间自发地离去，有统计说达到了几百万人。据谭其骧先生的弟子曹树基博士考证，在明朝，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是中国北方的一个主要移民点，在南方的两个主要移民点，均在江西境内，一为鄱阳的瓦屑坝，一为南昌城里的瓦子角。 ■赣文化遍布半个中国据黄志繁介绍，流布四方的江西商人，只要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就会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情———建造万寿宫。在江西商人的眼里，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团伙还是独步于江湖，都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明朝以来，迁移在外的江西人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万寿宫毕竟是民间建筑，可以富丽堂皇，可以朴素照人，因此就连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也有比比皆是的江西万寿宫。在湘西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和陪衬建筑遐昌阁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但那遍及大半个中国的万寿宫里，香火照亮半边天的日子很快暗淡下来。香火前，还在叩拜着农耕社会的一个简朴理想的江右帮被枪炮击中，他们如潮汕帮、宁波帮、江苏帮一样失去了往昔辉煌的色彩。 于是，战争的连绵，烈火的烧烤，风雨中的毁败，致使包括南昌本土的万寿宫也难以幸免于难。各地的赣人后裔大把掏钱打出的广告，只能在文本或者断垣残墙中窥知。 ■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黄志繁说，明中期以后，江西的工商业移民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那时享有“无赣不成市”盛誉。当时，江西樟树的不少商人都前往湘潭地区扎根经商发财，并建万寿宫或江西会馆，没想到至清代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的移民大冲突，顿时血流成河。话说清代中期时，江西移民去看戏，他们在讲江西土话时，引来湘潭人的哄堂大笑，江西移民当时觉得受了侮辱。为此，江西移民在万寿宫搞了一场演出，故意将湘潭人诱进万寿宫，然后杀掉不少湘潭人。湘潭人不服气，决定报仇雪耻，此后也发誓要杀江西人。冲突进一步升级。此事惊动了上层，在皇帝与湖南官员的出面协调下，不断上演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平息。 ■江西移民的家乡情怀黄志繁说，当时在湘潭经商的江西移民发了财后，念念不忘家乡人。他们在樟树成立了“宾兴会”组织，并把大量的钱财汇给该组织，用于资助一些出生贫穷家庭的有识有志青年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到后来，宾兴会的功能不仅是资助有志青年，还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机构，对樟树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据说江西商人虽然在外面人数众多，什么生意都做，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且都做不大，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黄志繁说，总的来说，江西商人对于缓解江西人口压力，促进江西与外界经济上的联系还是功不可没。 ■“辣不怕”和“怕不辣”15世纪末，哥伦布在航行美洲时把辣椒带回欧洲后，在明代晚期（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我国，很快就受到民众的欢迎。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和四川数省民众都以嗜吃辣椒著称。人们常不无戏谑地说江西人是“辣不怕”；湖南人是“怕不辣”。湖南甚至因为盛行吃辣椒的缘故，“湘妹子”也因此多了一个“辣妹子”的别称。四川人的“水平”要差一些，喜欢用花椒“中和”过的“麻辣”。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清初的人口大迁移有关。众所周知，清初的时候，由于战乱导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而江西则存在着较严重的人多地少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吃辣椒的习惯也就这样传播开了。至于云贵和陕甘数省民众嗜食辣椒是否为四川的“扩张”，则有待于进一步地探讨。黄志繁则认为，湖南、四川、江西人都爱吃辣椒，可能与气候有关系，是否与江西人口迁移有关，因无史料根据，还不好说。 ■“江西老表”和“解手”为了阐述江西人向湖南大迁移的历史渊源，黄博士首先向记者讲述了“江西老表”一词的由来。他说，有关“江西老表”的由来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湖南人是江西人的后代，湖南人认为与江西人祖上是表亲戚关系，因此就称江西人为“江西老表”。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还有一种说法是赣地的先人们很相信风水，另外在迁移的途中也便于掌握方向，老是爱带着一个表（古时的罗盘），因此外省人称江西人为“老表”。据说，学术界大都赞同后一种说法。传说固然有些离奇，但以传说所发生的时间和所叙的事情来看，历史上倒也发生过与传说大致相吻合的事件。关于“解手”一词的由来，民间也有传说，在明朝初期对江西的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都将两个人的手反绑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因此后来江西人的土话都将上厕所叫“解手”。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40:44

湖广填四川”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
" 湖广填四川”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以经济发展、社会重组为动因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本汇编所收资料均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而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湖广填四川”的原因 　　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造成四川、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使社会生产力降到最低水平，成为四川、重庆最严重、最现实的社会危机。为了恢复经济，重组社会，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中央政府对四川、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移民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四川人口锐减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原因。 　　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总户数为26万户，约131万人，是为明代最高峰。到清初四川人口仅残存62万左右（另一说为50万左右 )，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引起四川人口如此陡降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 　　1．战乱连年 　　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2．天灾频发 　　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顺治四年（1647年）“饥馑频仍，是仓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因“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崇庆县“赤地千里，人相食” ，川南“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 。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鼠疫肆虐。顺治五年，“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中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重庆江津一带大疫，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 　　3．虎患甚烈 　　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占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顺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 “蜀中升平时无从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有者又死于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41:53

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
“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清朝前期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区域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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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的故事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46:02

小时候常听到老人们讲“湖广填四川”的故事，但总没搞明白，闲暇之余，在网上搜索到了这方面的信息，把它帖上来，不过你浏览以后，最好把你听到的传说和故事将出来，让大家共享

湖广填四川的真相“以湖广填四川”：明末清初四川大屠杀揭秘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1659年。
对四川人民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害的。制造“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54:48

湖广填四川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宋元以前就在四川落户的老川籍是不多见的。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就是在老川人的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早期移民来川，已繁衍28代了。湖广行省元初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省局部，元末有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时管辖今湖南湖北两省，旁及周边少数地带；清初置湖广总督，更名湖北湖南总督，但习称湖广。不管政区怎么改，老百姓一般都使用湖广行省的最大版图来谈移民的祖籍。在湖广移民中，麻城籍特别多，麻城移民中孝感乡人尤其多。今人编家谱，有误孝感乡为孝感市的。麻城县与孝感县东西遥远，元末均隶河南江北行省黄州路，麻城地处大别山区，明初复归湖广行省。明孝感乡是共麻城市的中南片区，涉及现行8个乡镇，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比四川省中部的许多县还大。孝感一带是麻城的鱼米之乡，经济文化发达，人烟稠密。清《麻城县志》说它“山川秀丽，人文蔚起，乃全楚名邑”“四川世家大族，多麻城籍”，这与明清移民有关。到民共，双流张群、乐山王陵基、内江张大千、高县李鹏、金堂流沙河的远祖，都是麻城孝感乡人。两次湖广填四川，填的是蒙满贵族悍然制造的无人区。南宋四川1000万人，从1234年蒙古兵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多方搜索统计，全川只剩60万人。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人移民四川，迁居高潮是夏开熙年间，1371年明军灭夏，继续大量移民，到1410年才接近尾声，前后半个世纪。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1639年张献忠入川到清初，四川为农民军、明军、南明军、清军、地方武装和小股土匪拉锯梳篦20年，死人过半。1658年，有组织的移民填川活动又开始了，这便是第二次湖广填四川。1674年四川叛附周王吴三桂，1680年清军复践蜀土，见人便杀，见草过刀，搜剿多年，蜀山尽碧。昔日繁华的成都市，荆棘丛生，野兽出没，以至四川省会长期寄治阆中县。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连顺治康熙之交新移入的民众也难逃兵灾。今据地方志和家谱资料推定，1685年全川共约50万人。由于蜀中地广人稀，田多荒芜，地方官吏惊呼：“任此抛荒，征赋无策。”于是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勃然再兴，直至1750年才接近尾声，移入的仍是湖广人，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移民较少。顺康之交，多半是强迫移民，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官府捆绑双手一队一队地赶来的。移民入川随意插占土地，川土肥沃，赋税轻微，并且新老移民又往往攀上乡谊，互助互爱，相处融洽，山川风物与本乡本土无大差异，康熙灭周大屠杀以后的移民就不再是驱迫而是自愿了。清代这次移民潮落潮涨一百年，涌入大量生力军，又因政府鼓励生育，人口回升很快，人口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由50万谷底经晚清、民国达七八千万人。虽1971年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到世纪末仍有1.2亿。移民的血泪洗净了四川的疮痍，移民的汗水浇开了满山的杜鹃。而汉晋隋唐的老川人苗裔，今天已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知道了这一点，人们更加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更加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努力建设新四川。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5:58:26

“湖广填四川”与川、楚戏剧整合考
四川戏剧，历史悠久。先秦有“斗牛”之戏，两汉有“巴渝戏”，唐代“蜀戏冠天下”，宋有“川杂剧”，明代有“川戏”，……可谓完全与中国戏曲艺术之演变、发展相始终，而又具有四川之地方特色。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以后，促进了川、楚戏剧的相互认同、借鉴与整合，促进了川剧艺术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正如民国十六年重印刻本《广安州新志》曰：

戏剧之风，繇来者远。汉曰乐人，唐曰教坊。较之巴觎歌舞，非正声矣！城乡庙观祝诞、集会，富贵大家科名、寿喜，凡开筵宴客，俗必以戏帖，曰“彩觞”焉。其出资本、戏衣者，曰“本家”。其管班中子弟，曰“班长”。歌台舞榭，簇锦斗新。俳优衣冠，当场戏伎。初请学宫封条签，喚曰“封箱”。劵成交钱，质以袍铠，曰“订戏”。遍征妙伶，曰“聘脚色”。届日开台，曰“亮行头”。其色目，有生、旦、丑、净四名。其腔调，有丝弦、高腔二派。上午、下午，有正本戏。晚有夜戏。客上席时，有“垫台戏”。伶人进酒，又请客点戏，曰“唱酒戏”。高歌入云，长袖善舞。忽而悲欢离合，忽而争战怒骂。色艺倶佳者，一座尽倾。给以饮食、酒肉，奖以鞭爆、花红。众人喝采，则有赏。服色违式，则有罚。终日丝管，斗胜出奇。顷刻之间，可致缠头百万。

民国十六年重刻的《广安州新志》，乃为宣统三年本。而此志，实为光绪三十三年修撰。对于有清一代四川戏剧的演唱声腔、剧种、戏班的组织管理、行头把子、角色行当、演唱习俗以及经济效益等等，都作了简眀扼要的记载。唯广安所流行的“丝弦、高腔两派”云云，正与广安以湖广人占绝大多数的人口结构相吻合。丝弦，即川剧胡琴。高腔，即楚、蜀之间相互认同的清戏。这正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以后，促进了古老川戏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一种新的术现象。或者说，是四川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现象”之一。

一、“杨花柳曲四川腔”

梁山调，又称“良善调”。其主奏乐器为大筒子胡琴，故又称“大筒腔”。为湖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主要流行于湖北长乐、钟祥、荆门、京山等县。在随县、宜城、襄阳、枣阳、宜都、秭归等地也有戏班演唱。咸丰二年刻本湖北《长乐县志·风俗》卷十二曰：

演戏多唱杨花柳曲戏。其音节出于四川梁山县，又曰“梁山调”。

同书同卷，又有田泰斗的《竹枝词》云：“逐户灯光灿玉缸，新年气象俗敦庞。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同治九年刻本《长乐县志》，所载亦同。由此可知，湖北长乐县之戏曲“梁山调”，乃源于四川梁山县的灯戏。灯戏的代表曲牌为［胖筒筒］，正与其主奏乐器大筒子胡琴相吻合。

四川梁山县的［梁山调］，何时传入湖北？最迟也应在清代嘉庆年间。因道光三十年湖北人叶调元在所撰《汉口竹枝词》中已有：“庐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川东梁山灯戏的［梁山调］，有两个异名：一为

［胖筒筒］，与湖北梁山调又称“大筒腔”，正好一致。一为［圣谕调］，与湖北梁山调又称“良善调”，又相吻合。不仅是因为“良善”与“梁山”谐音，而且更深的内涵则是，“圣谕”所宣扬的核心思想，正是“良善”二字。

湖北长乐县，即今五峰县。其区域范围，基本在鄂西，正好与川东梁山等县接壤。而在先秦、两汉时期，鄂西本属巴蜀之版图，其民众语言相通，民风民俗相似。故四川灯戏梁山调，能为湖北人所吸纳，便合情合理，绝非偶然。此外，还有流行于鄂西恩施、利川、咸丰、宣恩、建始、来凤等地的湖北灯戏，也源于川东灯戏。究其原因与长乐之梁山调的形成相同。一是川东与鄂西接壤，二是老百姓互有来往，三是语言语音相近，四是经济文化交流为常，五是川东人落户恩施者众，六是川东灯戏到鄂西频繁演唱。其本腔，仍然为［梁山调］。其主奏乐器，仍为大筒子胡琴，即“胖筒筒”也。

不过，也必须看到，湖北的梁山调和灯戏，并不就是原汁原味的四川梁山县的［梁山调］和川东灯戏的照搬、照演、照唱。而都是在与本地语言、语音相结合，并融入了本地的民歌、小曲和兄弟剧种的唱腔音乐元素以后，而形成的独立的地方戏曲剧种。可谓是：荆楚灯戏梁山调，源于四川非原貌。各有创新与发展，杨花柳曲合大道。

二、川剧高腔与“清戏”

川剧高腔，旧称“川调”，又称“清戏”。乃为清代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的川剧中最有特色之声腔。川调之名称，最早出现于眀代。它是明代川戏的代表声腔。在明代，有“乐王”之誉的陈铎，连续写了散曲［朝天子·川戏］和［北耍孩儿·嘲川戏］等，对川戏进行嘲讽。从“一落腔强扭”、“攘动了妆南戏”、“一句蛮了一声呔，一句高了一句低”、“是个不南不北乔杂剧。一声唱聒的耳挣，重敷演一句话，缠的头红不捅移”等描述而论，乃为所唱川调的艺术特色。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曰：

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

这证明四川人杨升庵的剧作和散曲创作，由于受了明代川戏、川调的影响，因而，与南、北曲本腔不尽相合。

清代乾隆四川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曰：王元美讥为蜀人多用川调，不谐南、北本腔，妄也！蜀何尝有川调之名？南北《九宫谱》、《中原音韵》，世所通行之谱，岂独吴人许用，而蜀人不许乎？各分盯畦，互相攻击。虽文人相轻，亦小人党习也。……噫！是何腑肠？亦不容升庵出一头地也。亦褊之至矣！其实，王世贞之失者，不在于蜀人多用川调之论，而在于他是用宋元南、北本腔作为标准，来评论升庵的戏与曲之创作。四川人用四川话、四川语音唱南北戏曲，偶有不谐，十分正常。这正是明代川戏的地方特色。杨升庵受其影响，丝毫不足为怪。

安乐寺姚波 · 发表于 2012-10-2 16:00:11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都杨氏乃是湖广移民。按明代李东阳《杨春神道碑》之记载：杨升庵之祖籍，乃是湖广之楚人。“上世本楚人，元季徙居成都之新都。”又明代赵吉贞之《杨廷和墓记》，则进一步明确其祖籍：“系出湖广之麻城，五世祖避乱入蜀”。作为有文献可征之四川第一个戏曲作家杨升庵，其祖籍，乃是湖北麻城无疑。他在其所著《异魚图赞》卷一中说：“余尝谓：天地乃一大戏场，尧舜为古今大净。千载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观场也。元儒南充范无隐有是说，而余推衍之。”

李调元否认四川有“川调”之名，在今天看来乃是顾此失彼之失误。因为川调在四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是将南、北戏曲地方化之产物。也可以认为，它是四川人对南、北曲的发展与创新。到了清代乾嘉以后，川调之名到处可见：

道光元年刻本湖南《辰溪县志·风俗》卷十六曰：庆元宵，有采茶歌，及川调、贵调之属。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贵州《松桃厅志》曰：

川调、楚调不一，各操土音歌咏。

以道光年间，四川的川调，已在湖南、贵州等省部分地区生根开花而论，明代之川调，绝不是子虚乌有，也并非王世贞的杜撰。而川调所操之土音，理所当然是“蜀音”，即四川之方言土语无疑。

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其所著《广东新语·粤歌》卷十二中曰：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李调元在其所著《南越笔记》卷一中，虽未注明出处，但却一字不差地采用此说。因此，按此说法，四川人以土音唱南、北曲，则理所当然地应称之为四川戏，简称则为川戏。

那么，川戏中的川调，究竟是什么戏曲腔调呢？川调，就是川戏中的高腔，而在楚、蜀之间，谓之“清戏”。

清代乾隆四川李调元《雨村剧话》卷上曰：“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向无曲谱，祇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王正祥谓：“板皆有腔”。作《十二律京腔谱》十六卷，又有《宗北归音》四卷以正之。谓：“高腔，即《乐记》一唱三叹，有遗风之意也。凡曲，藉乎丝竹者曰歌，一人发其声曰唱，众人成其声曰和。其声联络而杂于唱、和之间者曰叹，俗谓接腔。叹，即今滾白也。曲本混淆，罕有定谱。所以后学愦愦，不知整曲、犯调者有之。予故定为十二律，以为唱法。亦窃拟正乐之各得其所云”。皆立论甚新，几欲家谕户晓。然欲以一人、一方之腔，使天下皆欲倚声而和之，亦必不得之数也。

李调元此论，虽有诸多不足。诸如：弋腔，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之类错误概念。但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弋阳腔所唱皆南曲。二是，高腔的特点为：一唱众和，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三是，楚、蜀之间，称高腔为清戏。四是，欲以一人、一方之腔，妄图使天下皆倚声而和之，是根本不可能的。

明代袁小修在其所著《游居柿录》卷十中记述他于万历四十三年在沙市观剧曰：

晚赴瀛洲、沅洲、文华、谦文、泰元诸王孙之饯。……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歈，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汤显祖在明代万历三十七年所写《赠郢上弟子》诗曰：“年展高腔发柱歌，月明横泪向山河。从来郢上夸能手，今日琵琶饭甑多。”

由此可见，楚、蜀之间的清戏，在湖北，称为“楚调”和“湖北高腔”。在四川，则称为“川调”和“四川高腔”。因二者都是不用丝竹管弦伴奏的清唱，其所唱又并非只有南曲，而是南、北兼有。再加上所使用的是本地土音，并渗入了本土流行之民歌、小调、俚曲之类。故二者均不属于江西弋阳腔的变种，而是各自独立的地方戏曲剧种。在湖北，至今犹有清戏剧种，即为湖北高腔存在。

明代汤显祖在其《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

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庆，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徽青阳。弋阳腔是在宜黄县境内绝？或是在整个江西绝？或是在嘉、庆间发生了暂时的危机？因汤文不显，不敢妄断。但可以证明，在明代，弋阳腔又称之为弋阳调。故可以认为，在明代，是四川之川调、湖北之楚调与江西之弋阳调三调并行，三角鼎立。它们各有各的腔调，各有各的艺术特色，各有各的观众群体。难怪明代楚人李兆先《绝句》诗（载清人廖元度编《楚风补》卷十八）其三曰：“秋来贾客泪沾巾，路草墙花各自春。莫向中流歌楚调，舟中多是赣州人”。既然江西人不爱听、或者听不懂湖北楚调，显然，楚调与江西弋阳腔以及青阳腔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楚调与川调，或者说湖北高腔与川剧高腔，虽然腔调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共称为清戏。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至少，在四川人与湖北人之间，不存在语言障碍。不论川调、楚调，观众都能听懂，不必提出忠告。在清代四川，乃是“川调”与“高腔”两种称谓，同时并用。而在广大民间，则以称“高腔”为常。康熙二十七年原修、同治十三年续修刻本《德阳县志·风俗》卷十八曰：

乐部最尚高腔。一人独唱。至入拍处，众声从而和之。演迤高沓抑扬之间，亦有节奏。故人乐听之。

以其称“乐部”而推断，此“高腔”，似应为康熙原修时之称谓。这是目前所见川剧“高腔”最早的文献记载。以其“最尚”而论，说明此时的四川，已不止高腔和灯戏，而已经有了昆曲、汉调之类外省戏曲剧种，或声腔。

又据民国十三年，成都璧经堂印行胡淦所辑之《蜀伶杂志·庆华班》记载：

雍正二年，有二十余人由泸来省，住棉花街之药师殿。招聚生徒教授，因成立庆华班，注重高腔。继舒颐班而别树一帜，名亦相等。今之名角康子林，乃庆华班之数传弟子也。

这则记载表明，在雍正以前，虽说“锦城丝管日纷纷”，但成都所尚则是江苏之昆曲，而不尚徒歌形式的高腔。否则，以唱高腔著称的“泸州河”川剧艺人前来招徒教授，便没有艺术市场。而成都所擅长的川剧胡琴，又称“坝调”，则是乾隆中，“蜀伶新出琴腔”以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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