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研究辑存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49:01

三、狄仁杰和姚崇都反对宗教迷信，抑制佛、道。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但狄仁杰和姚崇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相继努力，抑制了佛、道的过度发展。
久视元年（700年）夏，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内史（中书令）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所不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这年闰七月，武则天准备再造一座大佛像，下令全国僧尼每日每天出一文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书劝谏说：“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不损百姓，且将何求？今边垂未宁，宜宽征镇之傜，省不急之务。就令顾作，以济穷人，既失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助，理不得成。既费官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之？”他又说“臣今思维，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说法，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武则天接受他的建议停止建造大佛工程。
姚崇在抑制佛、道方面力度更大。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当姚崇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正确之认识。临终前，他写下《遗令诫子孙文》嘱咐子孙说：“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49:18

四、狄仁杰和姚崇都身体力行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不悻边功”，中外和平。
唐朝前期，边患主要来自西方的吐蕃与北方的突厥及东北的契丹等。狄仁杰与姚崇面对边患，首先是身体力行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不悻边功”，为唐王朝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面对强敌入侵而造成的危局，狄仁杰多次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带兵出征。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抵御侵略，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在抗拒契丹侵略的前线，狄仁杰若无其事，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驱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惧怕狄仁杰威名，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出征河北，女皇还亲自给狄仁杰送行，以壮行色。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但是，狄仁杰又反对对外扩张，主张安边定国。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纳言（相当于门下省侍中），他针对百姓到安西四镇去戍边，加大人民和国家财政负担，“极为凋弊”，就上疏女皇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主张“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姚崇多次以兵部尚书出任宰相而整军备战，北征突厥。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姚崇面对契丹人的猖狂进攻，襄助武则天出谋划策，抵御强敌，“剖析入流，皆有条贯”，为武则天所赏识，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长安元年四月，姚崇又以都检校诸军大使职务到并州以北检校诸军州兵马，整军备战。长安二年（702年）九、十月间，姚崇又出任并州道长史，随并州道元帅相王李旦出征抵御突厥侵略，“自受北征，绵历旬月”。长安四年（704年）十月，又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到抗击突厥的灵武前线慰问军民。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唐朝军队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入侵者。十月十四日，姚崇和卢怀慎等奏说：“以往吐蕃与我大唐一向以黄河为界，中宗神龙年间娶了大唐公主，于是越过黄河到大唐境内修筑城堡，设置了独山、九曲之军。现在吐蕃已背叛了朝廷，我们就应该拆毁他们的桥梁，拔掉他们的城池。”姚崇等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同意和批准。姚崇的军事才能为时人称道。甚至姚崇逝世30多年后，面对安禄山悍兵强将的猖狂进攻，唐玄宗逃奔到成都后，感叹地说：“若姚崇在，此贼不足灭！”
自高宗、武则天、中宗以来，唐朝和周边吐蕃、突厥、契丹等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国家耗费所巨，百姓疲敝。开元初，姚崇担任兵部尚书兼紫微令后，经常劝玄宗以生民为本，“不悻边功”，对外关系谨慎从事，在唐王朝的周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开元前期十多年中，唐帝国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扩张战争。
开元三年（715）十一月，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郭虔瓘，上书朝廷，要求征募关中兵士一万名，到安西（今新疆龟兹一带）接受任务，讨伐出击番人。大军西去，要求沿途各州县提供军需运输和供应士兵熟食。玄宗同意了他的建议。姚崇和将作大匠韦凑却认为：万人远征大军行程六千里，西部州、县，将如何供给。即或开拓了疆域，那又能得到多少好处。“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乂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竭力反对这次远征。最终郭虔瓘无功而还。（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前期，唐王朝执行了“不求边功”政策，“四夷来寇，驱之而已”。和各番国实行“和亲”或和解政策，加之当时唐帝国周边没有一个强大的番国足以威胁到盛唐安全，各番国纷纷内附。普天之下，一派太平盛世的气象。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49:47

五、狄仁杰与姚崇地方为官，心系民生，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百姓立碑纪德。
狄仁杰先后做宁州、豫州、复州、魏州刺史，甚至被贬做彭泽县令都兢兢业业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
长寿元年，狄仁杰遭酷吏诬陷下狱，凭机智，侥幸免死，贬为彭泽（今江西彭泽）令。在任内，他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百姓建造生祠，以颂其德。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
唐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姚崇因同情退位的武则天被贬，先后出任亳州、宋州、常州、越州、徐州刺史（都督）。据《越中杂识》记载：“姚崇，字元之，洛阳人。景龙中，出典越郡，治尚简肃，不树威而民化之。及去，百姓送至钱塘江干者，望崇远去，皆号泣而返。”
唐睿宗景云二年二月，因上“安储三策”，遭太平公主谮，被贬出京，先后任申州、徐州、潞州、扬州、同州刺史。他每到一地，都做到轻徭薄赋，兴利除害，推行教化。使人民安居乐业。《新唐书·姚崇传》载“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五代人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姚崇离职扬州时的情景：姚崇在荆州（应为扬州）作地方官，三年期满离职。告别的那一天，全城的官吏和百姓知道了，都来送行，痛哭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拦住道路久久不让他离去。姚崇所用的马鞭和马镫都被百姓截留下来，留作永久纪念。新上任的长史就把这件事详细地上奏了玄宗。皇帝颁布诏书赞扬姚崇的美德，并赏赐黄金一千两。后来，“截镫留鞭”成了一个成语，用以表示对离职官员表示挽留惜别的套语。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0:10

六、狄仁杰与姚崇常以举贤荐能为意，拔擢人才。
狄仁杰常常把选拔贤才作为自己的职责。据《资治通鉴》卷二○七载：“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据有史可考的狄仁杰举荐的还有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晖等。
关于狄仁杰什么时候举荐姚崇做宰相，史书上没有明显记载。笔者认为，推荐的时间当在圣历元年（698年）十月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大元帅，出征讨伐突厥之前。武则天时惯例，女皇常利用宰相外出辞行的机会，向辞行的人征求荐举人才的意见。可能就在这时，狄仁杰趁此机会推荐了姚崇。然而，关于狄仁杰和姚崇的交往，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上，都没有见到记载。这是因为第一，狄仁杰举荐贤才是出为公心，非有私意。正好像当年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狄仁杰不知，反屡次排挤娄师德。不是武则天点破，狄仁杰还不知何人所荐。第二，武则天时期政治关系紧张，大臣之间的交往都比较谨慎。此时，尽管狄仁杰、姚崇倍受武则天的信任，但在敏感的问题上也不敢有一点疏忽。
姚崇作了宰相，也十分注意拔擢人才，“进忠良，退不肖，”“选补平允，委用廉吏。”姚崇一生为国家推荐了许多人才，如张柬之、宋璟、魏知古、萧嵩等人都官至中枢，成为唐朝名相；如严挺之、齐浣、韦凑、韩思复、卢藏用等皆为治世能臣。
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因健康等原因辞职，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为相，历来为史书所称道。宋朝人洪迈赞扬道：“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正是推荐宋璟为相，才能使姚崇的“十事要说”政治纲领得以继续贯彻，唐室中兴大业后继有人，也成就了姚崇、宋璟因开创开元盛世而享有唐朝四大贤相之名。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逼武则天退位、恢复唐朝社稷的第一功臣张柬之，竟先后被狄仁杰和姚崇向女皇推荐过，终于被任命为宰相，成为历史之美谈。
张柬之（625～706年），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少涉经史，时人谓有“王佐之才”，是一位颇有头脑和才干的政治家。但久处下位。中制举时，年已七十，授监察御史，又任凤阁侍郎，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新唐书·张柬之传》记载了张柬之先后被狄仁杰和姚崇举荐担任宰相的过程：“长安中，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杰曰：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李峤、苏味道足矣。岂文士龌龊，不足与成天下务哉？后曰：然。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即召为洛州司马。它日又求人，仁杰曰：臣尝荐张柬之，未用也。后曰：迁之矣。曰：臣荐宰相而为司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迁秋官侍郎。后姚崇为灵武军使，将行，后诏举外司可为相者，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见，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
后来，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集团，经过周密策划，逼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匡复了大唐社稷。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0:28

七、狄仁杰与姚崇都深得皇帝信任而建功立业，名垂史册。
狄仁杰第二次为相后，倍受武则天信任。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武则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史载“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鞍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见《资治通鉴·唐纪二三》）
狄仁杰晚年受到女皇尊崇，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仍然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他鞠躬尽瘁，不懈努力，继续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曾劝武则天继续以四子相王李旦为嗣，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谏她说：“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名臣。
姚崇则屡受武则天、睿宗、玄宗信用，而三任宰辅。武则天发现并重用姚崇，武则天时期姚崇担任宰相达六年之久。而睿宗即位后第五天即任命姚崇担任宰相。然而姚崇最受信用的时期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说”出任宰相，玄宗如鱼得水，“言听计从”。据《大唐新语》卷之一载：唐玄宗李隆基渭水打猎接见姚崇。“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则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序。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听之，而天下大理。”
《资治通鉴》载：“姚崇、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受到的宠信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得到的礼遇就太微薄了。”又载：“姚崇和宋璟相继为相，姚崇擅长随机应变以圆满地完成任务，宋璟则擅长遵守成法坚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的人，则无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姚崇与狄仁杰在政治主张、经历、为政方面颇多相似之处。狄、姚二人皆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从中央到地方任职颇有作为，虽公道正派，机智过人，为执政者赏识，但因仕途曲折，也经历了几上几下。二人皆主张实行仁政，谏武则天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都担任过大理丞（司刑丞），“执法无颇，全活者众。”二人都反对迷信，抑制佛道；沙汰僧尼，停造寺观。二人都反对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不悻边功”，中外和平。二人为地方官时，皆为政简肃，造福一方，受到人们爱戴，人吏立碑纪德。二人“常以举贤为意，”选拔英贤，使唐帝国中兴后继有人。二人皆得到当时皇帝信用尊敬，而富国安邦，匡正弊政，相继为推动唐王朝走向繁荣而立下了不世之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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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清］董诰，全唐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唐]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杜文玉，狄仁杰评传［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9）姚学谋，大唐贤相姚崇［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1:06

姚崇与洛阳

姚崇（公元651—721年），是我国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姚崇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道：“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则称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还赞扬他进谏唐玄宗的“十事要说”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洛阳作为大唐的东都和大周的京都而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姚崇从少年时起，就受河洛地区壮丽山川及浓厚文化底蕴的熏陶，受荟萃于洛阳的英贤俊才的影响、感染，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下笔成章，走入仕途，而大展宏图。他的一生和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洛阳是姚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成长的地方，又是他入仕之后崭露头角、担当重任，在政坛上逐步成熟的地方，还是他最终的归宿地。他在洛阳的政坛上不仅留下了许多可歌可颂的业绩故事，而且在文坛上也留下了不少佳话。
一、洛阳是姚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成长的地方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市）。高祖姚宣业，南北朝时的北周征东大将军，吴兴郡公。曾祖姚安仁，隋朝时历任青、汾二州刺史。祖父姚祥，任隋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公元590—662年），字善意。隋末为陕州硖石县令，后佐唐创业有功，因受人嫉妒而遭到贬退，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后，率全家隐居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遂为陕州硖石人。高宗即位后，又被起用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刺史、嶲州（今四川西昌市越西东北）都督。（1）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姚崇诞生于陕州硖石。（2）但他从少年时就生活在洛阳。龙门石窟现存有姚崇兄妹为其母刘氏所造的石窟，今称极南洞。洞外南壁刻有浮雕的双龙盘首造像碑，高164公分，宽70公分。该碑风蚀残损严重。现存文十八行，计二百余字。清陆心源主编的《全唐文续拾》卷十一收录其残碑碑文，称其为《都督长沙姚意（懿）妻造像记》。碑文记载：“（夫人）者，嶲州、幽州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懿）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字）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可知，姚崇之父姚懿于“龙朔年中（公元661—663年）”，就经营了位于洛阳龙门“（伊）阙南之别业”，全家人定居于此。故而，在洛阳万安山出土的《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郡墓志》（3）中载道：“君讳懿，字善意。其先吴兴郡。以官北徙，今为河南洛阳人也。”张说为姚崇撰写的《姚崇神道碑》中也载道：“公讳元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4）由此可知，姚崇从这时起，就随其父母生活在洛阳了。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十二月，姚懿殉职于嶲州。其时，姚崇方十二岁，成为孤儿。他少年时，为人豪爽，崇尚气节。可能是受家族尚武的影响，不喜欢读书，而喜欢习武、效游。“少为猎师”，二十岁时，“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兔为乐。”（5）
后来，有一个人使姚崇改变了不喜欢读书的习惯。此人叫张憬藏，长社（今河南许昌市长葛）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相学家。据姚崇六十三岁时回忆，就在他“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整日陶醉于呼鹰逐兔之乐时，遇到了张憬藏，说他“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6）在张憬藏的鼓励和规劝下，姚崇“尔来折节读书”，改变了整日“呼鹰逐兔”的坏习惯，长乃好学，二十岁后方发愤读书。《新唐书·张憬藏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姚崇、李迥秀、杜景佺从之（张憬藏）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贵。’”看起来，姚崇当时不但得到张憬藏的指导，而且还结交李迥秀、杜景佺等一批青年才俊之士。姚崇又“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文史，以文华著名。”（7）这些，对促进姚崇“折节读书”，都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通过几年的努力，姚崇终于成为东都洛阳一带闻名的饱学之士。
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李弘病死于东都洛阳之合璧宫倚云殿。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非常悲伤，高宗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文。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并在洛州缑氏县景山（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为之选定寝陵地址，名曰恭陵。“制度一准天子之礼。”（8）自汉魏以来，皇帝驾崩，需选一百二十名声名嘉美、富有才气的英俊少年作为挽郎。根据《通典》卷八十六《葬仪》：“大唐元陵之制：……执绋挽士，虎贲千人，皆白布蔥褶，白布介帻。分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帻，助之挽两边，各一绋。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为列，执翣。”由于姚崇出身名门之后，仪表堂堂，风华正茂，被人举荐作了李弘的孝敬挽郎。八月十九日，李弘被安葬于恭陵。时为孝敬挽郎的姚崇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盛大、肃穆、悲壮的葬礼。
唐时，官宦子弟能够入选挽郎，就等于入仕做官。《新唐书·姚崇传》记载：姚崇“仕为孝敬挽郎”。姚崇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以挽郎入仕，去稳稳当当地作朝廷的官。但姚崇并不满足于此，他要靠自己的才学，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虽然“年逾弱冠”，但仍然孜孜不倦，继续苦心攻读。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皇帝李治在长安亲自主持制举考试，姚崇以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而制举高第，中了“下笔成章科”（9），成了天子门生。被朝廷授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司仓参军（从七品），外放做了地方官。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1:42

二、洛阳是姚崇暂露头角、施展才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地方
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姚崇从郑州（今河南郑州市）刺史佐吏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之职。司刑寺，本称大理寺，主持刑狱，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司刑丞，官品为从六品上阶，其职责是裁决狱讼，判定量刑之轻重。
天授之际，武则天为保障自己顺利登上大周皇帝宝座并巩固之，大兴酷吏，残酷地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及元老大臣，同时也滥杀了大批无辜，引起了朝臣人人自危。姚崇就任司刑丞后，接受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谋反案”。姚崇坚持从实际出发，公正执法，有“谋反”言行则按“谋反罪”惩办，没有“谋反”言行的则按没有发落。关押的“谋反案”中许多官员，经过姚崇审理，都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性命。三十多年后，姚崇去世，张说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道：“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天授年之后，姚崇又被调任到夏官（即兵部）担任夏官员外郎（从六品上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担任夏官郎中（正五品上阶）。其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翙，纵兵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又连连击败了武则天派来的围剿大军。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市西南部）。各地告急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向神都洛阳。对付契丹进犯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夏官衙门成了战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忙。这使主管此事的夏官郎中姚崇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手中，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序。史称：“剖析如流，皆有条贯。”（10）女皇武则天惊奇地发现了姚崇的超群才干，破格提拔他做了夏官侍郎（正四品下）。姚崇得到重用，更加勤勉用事。他参谋中枢，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2:01

姚崇做了夏官侍郎，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大事而改革弊政。神功元年九月二十日，武则天在神都通天宫里召见群臣。询问过去周兴、来俊臣在处理“谋反案”中，被杀的人中有无冤枉的？对于这一敏感话题，群臣皆以自保，不敢多言。姚崇审时度势，甘愿冒杀头之罪，向女皇道以实情。他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乂安。”他还向女皇建议：“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姚崇披肝沥胆，敢讲真话，“则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银千两以赐元崇。”按姚崇的建议，废除了酷吏政治。（11）一年后，在内史狄仁杰的举荐下，姚崇又被任命为夏官侍郎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进入宰相行列。
姚崇任相之后，成为武则天处理军国要务的得力助手。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三月，姚崇被朝廷任命为凤阁侍郎，参与政事。四月，姚崇从洛阳出发，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以北检校诸军州兵马，以整顿边防，加强战备，防御突厥侵略。六月，又被任命为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九月，担任并州道行军长史之职，协助并州道元帅相王李旦，讨伐突厥。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正月，姚崇又赴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调查处理安邑、解县的盐池事务，解决了当时关系到长安、洛阳京城军民生活的盐供问题。（12）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2:16

在神都洛阳，姚崇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为此，他以侍奉老母为由，希望不再过问政事。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六月，姚崇以母老多病，多次向女皇请求辞职，回家奉养母亲。武则天同姚母刘氏一样，同是八十一岁的老人，非常理解姚崇的孝心，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仅过了二十多天，又下诏以“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国有栋臣，安可暂缺”（13）为由，重新召他回朝担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来，明智的姚崇考虑到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向女皇建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14）于是八月七日，免去他夏官尚书之职，又被任命为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来，武则天患病卧床不起，她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日夜侍奉在侧，乘机把持朝政。他们欲长保富贵，决计私自在故乡定州造一佛寺，指名要神都洛阳十名高僧去主持此事。十名高僧到主管僧尼的春官衙门哭诉。“元之断停，易之屡以为言，元之终不纳。由时为易之所谮。”（15）八月二十九日，姚崇被免去春官尚书，改任司仆卿（掌管国家的舆马和马政）。后又以抵御突厥侵略需要为由，以灵武道安怃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之职到灵武（今甘肃灵武）赴任。
姚崇辞别女皇，武则天“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姚崇对曰：“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16）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涉经史，时人谓有“王佐之才”。然年已七十，久居下位。内史狄仁杰在世时曾向女皇推荐：“荆州刺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姚崇举荐十余天后，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被女皇任命为宰相。

闽南姚斌 · 发表于 2011-10-9 17:52:44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神都洛阳。一场以诛杀女皇男宠“二张”，逼武则天退位、复兴唐室大业的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首的正是姚崇赴灵武前推荐而进职宰相的张柬之等五大臣。此时，恰好姚崇自“灵武至都，（张）柬之、（桓）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17）姚崇谋略超群，又久掌军国，经验丰富，有他的参与、周密策划，无疑是给政变加大了成功砝码。正月二十二日夜，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攻克洛阳宫北门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劝女皇退位。二十五日，中宗李显即位于通天宫。姚崇任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继续留任宰相。加封梁县侯，赐食邑二百户。
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众官喜庆雀跃，拜见武则天，只是略尽其礼。惟独姚崇见到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时，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众官皆惊。张柬之、桓彦范责备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坦然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虽获罪，实所甘心。”（18）中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当日下制诰，把姚崇外贬为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刺史。
姚崇结束了在东都洛阳为朝官的历史，外贬做了地方官。在洛阳的十五年中，他先后担任司刑丞、夏官员外郎、郎中、尚书，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担任武周宰相六年之久。姚崇的治国才能得以显现，理政经验得以积累、丰富，政治上趋于成熟。这一切为他日后独当重任，励精图治，成功地辅佐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父子，开创“开元盛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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