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姚依林百夕谈（姚锦著）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0 14: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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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1）

“1966年‘文革’发动前夕，回顾当年可有什么预感呢?”我问他。
　　“就是觉得党内很不平静，不断出事。”他诚挚地说：“习仲勋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4年突然成为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家’!牵涉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还涉及到一批陕北干部。……尔后，1965年又批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罗瑞卿被免职；批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把吴法宪提上去。当时林彪已被选为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叶群任林办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办法，即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全国解放军化’……现在看来，他当时已在有意识地扫除进一步夺权的障碍。”
　　他从天津搞“四清”返京后，已是发动“文革”前夕。1966年他照旧工作，1967年1月被夺去了商业部长之权；他被安置在财贸政治部一间屋里，那时财贸政治部尚未被夺权。财贸政治部地处养蜂夹道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隔壁。他住进去，仍可回家，但他经常不回家，因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当时，红卫兵进不去财贸政治部和中南海。两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国务院那边便来人把他找了去，他直去国务院东花厅财贸办公室。当时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国务院。周总理日理万机，总理办公、居住就在西花厅。除周总理外，就是林彪、江青，还有刚调上来不久的陶铸。当时，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对时局关心，晚间常常凑到—起在国务院内讨论时事。他去后也参加了他们的议论，时常是议论到深夜2时，然后他们派车送他回家，次日从家里又去班上。大家关心议论的内容自然是对于发动“文革”和国家形势的惶惑及担忧。他们已经深感到个人迷信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害。即使当时有“法制”也枉然。“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此语何其霸道。之后，这些同志的部分议论摆在了桌面上，便被“四人帮”诬之为“二月逆流”。
　　他那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的身边有两个秘书，一位是女同志，因爱人被“批倒”，已被辞退；另一位是男同志，自己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独立寒秋战斗队”，此人想找文件，但他始终把铁柜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并让这位秘书也搬到财贸政治部住宿，不让他留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私下又和门卫打了招呼，不让秘书进去。后来中南海受到冲击，他怕办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统统地转移到后院李先念办公处。家里什么文件也没有留下，抄他的家也抄不到任何东西。
　　“毛主席在当时确实也感觉到了形势太乱，想把局面收缩一下，这个意思是有的。但一反‘二月逆流’，毛主席又倒过去了。”他说。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0 14:27:05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2）

商业部被夺权后，周总理出面讲话，保护了他，通知住进国务院。那时各个单位负责人，一大批人均住进了国务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参加运动。他本来是一半靠边站，商业部叫他去开会时，便自己去开会；开了会还可以在家里和李先念同志通电话，也无秘书监视。财贸政治部被控制之后，他在不开会时仍可去财贸办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讲话后，他被宣布完全靠边站，他便交了汽车，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学院造反派学生来找他，让他住到马神庙北京商学院一间屋内，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应付调查、询问、写材料。之后，学生不怎么来了，临近阳历年，也可请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对他的审查升级了，给他开批斗会，开始时还让他讲话，到八九月被批斗时光听不许讲话了。他当时诌了几句打油诗曰：“堂上一声传，押到台前。四顾茫茫皆不见，惟见脚尖!”

　　“反而舒服了。”他笑着说：“可是没多久，‘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从家里抓到商业部关起来了，审查历史，就不能回家了。”
　　“审查你什么呢?”我问。
　　“无非是想搞出个‘假党员’、‘叛徒’，不然没法子‘打倒’啊!”他说：“但毫无实据。”
　　“‘一贯右倾’倒是有事实。”我说。
　　“是啊，‘一贯右倾’有根有据!”他笑道。
　　他当时住在一间小屋里，两人合住。同屋是商业部一个工会干部，因倒卖像章、偷自行车被扣押。他们相处很好。当时每月给他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许家里给他送手纸、烟卷和书籍；每月只许给他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他便每月给那人5元和5斤粮票。那人行动比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报便来告诉他，新的大字报写了什么，杨、余、傅如何如何……被关押的这段时间，肚子填不饱，每顿只许花5分菜金，只许要窝头、稀粥。炊事员同情他，他去买菜时总捡好的给，早、中、晚都给他一块臭豆腐，从这时他开始爱吃臭豆腐。每天关在屋里，一个人在屋里做“早请示”、“晚汇报”，然后是写不完的材料，检查历史。每逢年节，不许他们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来里地外的农村，在商业部干校参加劳动。他干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树枝、收鸭梨等等，饭食比在机关里好一些，这种时上时下的情况直到1969年8月。8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来，商业部全体迁到盘锦商业部干校。当时他不能通知家里，同屋却可以回家几天，他请同屋帮助给周彬带去了一封信。
　　“这位同志现在商学院当管理员，我们至今还有来往。”他说。
　　“真是奇遇。”
　　我们一起笑着，笑的内涵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文革”十年的怪现象使人哭笑不得。
　　“不知今后还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我想不会了。”他断然地回答。
（待续）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0 23:50:43

本帖最后由姚维侃于 2012-2-10 23:56 编辑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1）

他从1968年3月17日下干校，直至1972年3月17日盘锦干校被取消，整整四年。一批同志回商业部工作，他的事未了，放假10天回京，之后又乘商业部大汽车随同转去京南河北省文安县的商业部干校。
　　“实际是放了12天假。”他认真地说：“3月30日才出发!”
　　他没想到过了五一节后，5月4日他又被安排回京，去友谊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出了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在医院一直住到8月份。周彬也曾下放盘锦干校，他们在干校里不许见面，不许联系。周彬回京过阴历年，未再回干校，他放假回家时才见到了周彬。
　　“1970年我感到有点希望。”他回忆着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事出来，向我调查陈伯达的人来过三次，我知道陈伯达等人垮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事出来，14日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国外的广播，说是有一架飞机在蒙古摔坏，摔死人中有个妇女，中国曾下令禁止飞机起飞。我当时想是发生了大事，猜测林彪或是毛主席当中有一个人出了事……”
　　他到盘锦干校后一个人单住，有人监视。他每晚9时至1时在床上用耳机收听带下去的收音机。盘锦无干扰，听得很清楚。他一个星期用四节电池，老去买电池。
　　“你怎么用得这么快?”别人问他。
　　“电池的质量太差了。”他回答说。
　　林彪垮台后，形势有变化。他被转到一个班里，安排住进12人的宿舍，对他约法三章：一、不算正式学员。他说自己是“候补战土”。二、不许和周彬联系。三、活动范围不许离开干校。同时派一个人监视。他知道看守他的是一位老警卫员同志。这时，因为干校军代表本身乱了，干校处于无人管的状态，私自伐木做家具的不少。过去让他积肥、耙田、插秧、开12马力拖拉机，现在重劳动少了，让他去种菜喂猪。他仍旧每天晚上收听收音机，蒙在被子里用耳机收听。
　　不久，干校开大会传达“备战”问题，会上说10月1日将不开大会，报纸上不发社论，不登照片。他独自琢磨：国庆大典因备战不开群众大会，可以理解；但不登照片，为何呢?一定两人中有一人出了事。10月6日报上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照片，他知道了出事的定是林彪。
（待续）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0 23:55:00

回复 4# 卧龙姚建中

姚锦是姚依林的堂妹，本资料是她所作的跨时两年、与姚依林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姚依林与堂妹的促膝交谈，更亲和、更随意，详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也披露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颇具史料价值。对这些内容，姚依林同意在他去世后发表。姚锦是作家，她的文笔灵动自然，语言亲切感人，加之几十幅独家历史照片，使本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该书还附录了姚依林传略、中央纪念姚依林的文章等，是了解、研究姚依林及其生活时代的丰富文本。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1 13:06:01

回复 7# pszyyao

回钟尧宗亲：此书是网上意外发现的。这里准备摘录部分，然后我会发个链接，其它部分大家可以自己搜索来看。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1 13:09:08

干校四年；1973年“解放”出来管外贸（2）

当时他的女儿端子、珊子去干校看望。珊子18岁，去时带了2斤粉肠，他和珊子在宿舍里喝酒、吃粉肠，珊子一五一十地把外面的情况:林彪出逃自取灭亡的大事讲给爸爸听，全宿舍的人都听到了。连队负责人也赶到宿舍来问珊子的消息从哪儿听来。珊子则说：“从饭馆里听来的!”珊子这次接周彬请假返家看病，他一直留到3月17日盘锦干校停办时回京。

　　他回京后住医院三个月，接到通知要他回干校“做检讨”。于是9月份又在端子陪送下返回文安干校。他写了一份检讨，检查右倾，未承认是“走资派”。9月底，请假返京过国庆节，11月份又回干校在大会上作检讨，干校群众举手通过，自此算是初步解放，补发了几年工资，他带回家，一直在家里住到1973年春节。机关党委正式下来通知，商业部部长范子瑜送来结论。自1968年被审查后，结果是无问题。他签了字。
　　1973年过了春节，他重返商业部，给他安排了办公室，配车接送，又通知他可以出去跑跑。于是他带上两三个人，4月份便去了上海、浙江、福建，在杭州度过“七一”才回京。8月份又去了黑龙江，跑了十来个县。调查可自选题目，他去浙江便调查蚕丝，去黑龙江便调查大豆。
　　“好久没出去跑跑，无非是‘公费旅游’。”他微笑着说。
　　1973年8月他正在哈尔滨，接到电话通知他当晚返京，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报上发表了他是十大候补委员。如何选出的，他没有问。他未参加十大，参加了十届一中全会。会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还有计委主任余秋里找他谈话，要分配他工作。华国锋让他当商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外贸部第一副部长。说是二部矛盾很大，兼管二部便于调节，矛盾便不致于上交国务院。他说难以胜任，因为若同一天党组开会，他何去何从呢。他只要一个部，到外贸部去。因此，他便脱离了商业部，1973年后去广东参加了春季交易会。
　　“就是那年才看见了小毛和克异。”①他拍了我一下，笑道。
　　“我听说当时商业部军代表对你很刁难，有此事吗?”我问他。
　　“不能这样看。”他说道：“范子瑜同志不过是谨小慎微。他原是总后勤部营房部部长，邱会作派他到商业部当军代表，实际是排斥他，他不属邱会作派。他是店员出身，长征过程参加革命的干部，邱会作污蔑他是‘饭桶’。他不敢得罪邱，又不敢违背国务院，谨小慎微地执行那条路线，未干了不起的坏事，如此而已。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如此，一次又一次地审查历史，换了六个专案组，花了六万多元，因为上边无意解决，上边不说话，他就审查不完……”
（未完待续）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2 11:55:14

回复 10# 卧龙姚建中

翻遍原文，没找到注解。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2 12:03:40

外贸部门的“批林批孔”

1973年8月30日的十届一中全会，会议内容是选举中央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他是候补委员，无选举权，大会提了一个名单，由大家投票，他去了只在那儿看着。毛主席未参加大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江青在九大时即入政治局，当时“四人帮”气焰已甚嚣张。1973年9月周总理主持会，1974年元旦周总理便也成为他们欲打倒的最大障碍，在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毛主席有诗批郭沫若，诗云：“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秦皇虽死功绩在，孔丘名高实秕糠……”于是，毛主席一首诗，中央一个批林批孔文件，体育馆开了一个大会，矛头对准了周总理。大会上，江青讲话，态度骄横，周总理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一事做了自我批评，外交部长姬鹏飞作了检查。大会要各部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他微笑道：“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烈，批白××!”
　　白××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广东“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李强调任外贸部部长，姚依林调任第一副部长，柴树藩任第二副部长。李强30年代初期即在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赴苏联留学，学无线电等学科，抗战初返回延安，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后随迁邯郸，任新华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全国解放后，李强调外贸部任驻苏联商务参赞，返回后任外贸部副部长，越南抗美战争中，李负责对越南的军事、非军事供应。“文革”中因周总理保护才未受到冲击。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部在当时和以后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
　　白××被批判后即回部队，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离休。和其调升上来的广州军区陈树福也同时下去了。
　　批孔时六兄主讲了汉朝桑弘羊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当时《盐铁论》是被划为法家著作宣传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有进步意义，汉武帝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桑弘羊后被杀，却不是因其学术著作。他在宣讲时只是评介了桑弘羊，未联系什么实际。“四人帮”当时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图突出周总理是所谓当代“大儒”，因为周总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缓冲作用，“四人帮”视之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去，也有时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气。1974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惟恐不“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不合革命路线、政策。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去后，首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的铜材做门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见，门于是被呼之为“争气门”。之后，他们又去展览厅，一间一间屋地去看过。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是“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摆出来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便撤下来……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2 12:10:12

外贸部门的“批林批孔”

“关老爷像撤下来，换上刘胡兰，谁去供刘胡兰?谁会买呢?”他摇摇头说：“那时憋了一肚子气，没办法发作!”
　　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当时“四人帮”主张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画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是影射最高领导人；山水墨画是污蔑美好现实；画家只得画梅花、桃花满纸红。
　　当他从广东路过上海返京时，又遇到了“憋一肚子气”、还需认真对付的一件事。
　　他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然去找他。马天水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庆施赴沪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陈丕显是二把手，马天水是三把手。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过去，任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上海已在酝酿什么“大使训练班”，“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去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2时才走。
　　他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黄金海如真的来了怎么办?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1975年周总理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可代替总理，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来运筹帷幄，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闹矛盾。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的帮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之由来。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四人帮”无所顾忌。他感到1975年比较好过，但不久，“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了所谓“批邓反右倾”。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卫生考虑，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有矮腥黑穗病。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嚷接受了进口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薰蒸办法，美国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建一个薰蒸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薰蒸，粮食会受损失。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姚维侃 · 发表于 2012-2-13 16:27:36

回复 23# 姚广南

广南宗亲这句回复放在这里可是有点没头没脑啊：“王张江姚”之姚指姚文元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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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姚依林百夕谈（姚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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