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塘姚氏——虞舜嫡系后裔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6 14:14:21

王充论虞舜

郭庆祥

虞舜是“五帝”之一。王充在《论衡》中对虞舜的论述，有九十处之多。总览其所论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虞舜的身世

舜生于虞地，姓姚，又名重华。为什么史称“虞舜”呢?王充认为，这是因为“虞”是土地之名，“舜以虞地得达”，“虞”是舜的“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所以用“虞”为号，好像人有姓氏一样。这是王充对舜生于虞地的一个有力论证。

舜在“得达”之前，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他年幼丧母，其父瞽叟再娶，生象。王充说：舜“父顽，母嚣，弟象傲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得罪，不幸甚矣。”舜在家庭中的不幸，突出表现在他的父、弟企图谋杀上。王充说：“舜未逢尧，鳏在侧陋。瞽叟与象，谋欲杀之。，’

这就是说，舜在没有遇到尧之前，虽已成年，但却是一个没有妻子的鳏夫，住在一个狭窄简陋的地方。瞽叟与象一再企图谋杀他。有一次，瞽叟派他修补仓廪，当舜爬上仓顶修补之时，瞽叟从下纵火焚烧，舜急中生智，手执两顶斗笠，如同鸟的两只翅膀，滑翔而下，幸免于难。又有一次，瞽叟命令他“浚井”，也就是把井挖深。待舜人井深处之时，瞽叟与象一起下土实井，幸亏舜早有防备，从井的匿空而出，又一次幸免于难。

那么，身遭如此不幸的舜，又是怎么“得达”的呢?王充认为，这是因为尧老了，鉴于他儿子丹朱傲慢无礼，不争气，所以想把帝位禅让给仁智的人。四岳推举舜，说他“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尧于是从多方面对舜进行考察：一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为妻，看他如何行夫道，能否治家；二是任命他官职，看他如何行使职权，能否治国；三是叫他人大麓之野，看他在山林水泽中如何应付各种险情，能否战胜自然。舜经受住了上述各种考验，他不仅循夫道、妇礼，而且“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他“人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暴雨，行不迷惑”。鉴于这种情况，尧决定把帝位传给舜。

舜在继承尧的帝位之后，勤于职事，晚年，把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终年一百岁。

二、关于虞舜的人品

从体貌特征来看，“舜目重瞳”(每只眼睛都有两个重叠的瞳人)，“形体羸癯”(清瘦)。王充认为，“舜目重瞳”是生来如此，至于“形体赢癯”，则是为民操劳所致。

从虞舜的品格来看，是很高尚的。王充说：“虞舜，圣人也。”王充认为，圣人是既仁又智的人。所谓“仁”，就是道德高尚；所谓“智”，就是聪明智慧。

虞舜高尚的道德，首先表现在“孝”上。“舜二十以孝闻”，正如四岳所举，舜“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这就十分不易。在四岳推举舜之后，瞽叟和象还企图谋杀他。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舜“事瞽叟爱弟弥谨”，这就更不容易。其次，舜的高尚道德，还表现

在生活俭朴上。例如，他用茅草盖屋顶，用表皮很粗糙的栎树做椽子。再次，舜的高尚道德，突出地表现在勤政爱民上。为了治理洪水，舜把命都搭上了。王充说：“舜勤民事而野死。”这就是说，舜是因为勤于民事才死于荒野的。由于舜的道德高尚，所以影响所及，

使得民众都趋贤向善。

舜的聪明智慧，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其一，他遭父、弟谋害，几死得脱，靠的就是聪明智慧；其二，他人山林水泽，与野兽巧妙周旋而不受伤害，遇到烈风暴雨而不迷惑方向，靠的也是聪明智慧；其三，他继承尧的帝位之后，之所以能“承安继治”，“不堕洪业”，靠的也是聪明智慧。

总之，王充认为虞舜的品格高尚，是一个既仁又智的名副其实的圣人。

三、关于虞舜的政绩

虞舜的政绩卓著，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任贤使能，无为而治。王充说：“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这就是说，舜继承了尧的太平安定的局面，与尧一样任用禹、稷、皋陶等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为臣，自己尊严而庄重，并不亲自插手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却达到了治理天下的目的。

第二、实行德治，天下太平。王充说：“圣王莫过尧、舜，尧、舜之治，最为平矣。”为什么尧、舜会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太平呢?王充认为，这是因为尧、舜实行德治。他说：“尧、舜治世，民无狂悖。”又说：“尧、舜顺民之意。”这就是说，尧、舜治理天下，民众中没有粗野、狂妄、作乱的，这是因为尧、舜实行的是德治。所谓“德治”，也就是崇尚道德，依靠道德的力量使人向善齐贤，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第三、治理洪水，改造自然。舜继尧的帝位之后，洪水还是泛滥成灾。舜与尧一样，主张依靠人力来改造山河。尧、舜使禹治水，成绩卓著。王充说：“使禹治之，百川东流。”正因为禹治水有功，舜老时把帝位传给了他。舜、禹治水，持之以恒，直到老死。王充说：“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舜、禹的这种为治理洪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刊《上虞日报》2002年7月10日第三版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6 14:19:42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7 22:16:19

好帖。信息丰富，要仔细读。
6 I+ x. W: K' t8 A! L, j好一个姚波，总是有嘢到。赞一个.+ a+ n6 P7 d' o9 j

' ^) n8 x2 v0 q) t1 g9 ?. i4 W$ M+ n, O1 x$ c) ] L
《舜水长流》是什么书？著者、出版社、 ...
2 ?& L" n, a7 \( U5 epszyyao 发表于 2012-12-6 09:12

我給你找話題.你來研究考證.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1:57

本帖最后由卧龙姚建中于 2012-12-11 11:00 编辑

上虞傅村牛山五大石棚

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宗教纪念物

周云正周珏

一、引言

位于上虞市西南方七公里处的傅村，有一座小山，因形状象牛，取名牛山。其“牛头”朝东，靠近曹娥江；“牛尾”紧挨傅村南端，呈卧势。上代相传：傅村有个名叫傅万力的，人高马大，气壮如牛，他扳下牛山顶上万斤巨石，搭成五个大石棚供子孙居住，记不起是哪个朝代。笔者择一假日暮途穷，在村人陪同下，上山勘查。除了一处已为竹林复盖，其它四处的石棚遗址犹存。于是绘制图形，记下遗址为位，拍下照片。据考证，石棚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古迹，是居于宁绍平源的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距今约四千一百七十年，大致为虞舜年代。牛山上的石棚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世上罕见。梁启超在《新世学》一文中指出：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的学问。他同时还提出“穹古之石史”的论点。史前时代的遗物是认识整个人类进化和早期历史的重要征据。今拟拙文，作为研究虞舜这位历史伟人的一个新证据，敬请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二、傅村牛山五大石棚遗址分布情况

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位于“牛背脊”上的有三处，还有两处分布在山北面的中部，五个石棚都是东西走向，两端的进出口略狭窄，里面地面夯实，能立着走动。

据傅村人指认，位于“烂牛肩”的1号石棚规模最大，处于“牛背脊”的东首。最大的石块达万斤以上，长度在4.5-5m，宽约2.3m，最小的也有五、六千斤。上面覆盖石块大致为7-8块，有成四方的，也有三角状的，顶部高低不平，多是自然成形，不作雕凿。南北两边各有6-7块大石竖立成壁，也参差不齐。整个石棚长12m左右，洞内宽1.8m至2m。高约1.7m。夏季太阳东升时，阳光可以从东面洞口直射至西面洞口。

由于“烂年肩”石棚全部裸露山顶，石块被割裂他用，大约毁于一九七0年。该图是经多人回忆，指点绘制而成，当地人称之谓“埋盐洞”。

二号石棚位于牛山西首最高点上，傅村人称之“烧天火角”埋盐洞。除了规模略小外，其叠法和走向与一号石棚相同。总长度约10m左右，洞内宽约1.8m，高度1.6m左右。北侧石块露出地面清晰可见，据说夏日落山太阳光能直射洞内深处。

三号石棚位于牛山西部斜坡中段的平台上，当地人称之“鸟嘴”埋盐洞，其规模比二号石棚更小一筹，长约8m，洞内宽1.7m左右，高约1.5m。可惜上面大石块也被打掉，底部沉入地面的部分石块外露可见。

四号石棚位于牛山北面中段，处于三分之二高度的平台上，其规模与二号石棚相仿，已沉入地面1.5m。经指认，此处地名叫“燕子窝”，上面覆盖的大石已毁，沉入地下的两边石壁尚存。笔者伸开两臂来能触及左右两石辟，说明该洞宽度至少在1.8m左右。

五号石棚位于四号石棚下面偏东100m，大约在山的高度的三分之一处。傅村人把此地叫做“小坟山”，唯独此石棚名为“坑相洞”。由于此洞靠近山脚，再加上石块也小些，早被夷为平地，上面毛竹茂盛，已无踪迹可寻，只有看管竹林的农民记忆犹新。据说，坑相洞最小，它比三号石棚还要低矮些。原先也是半地下式，洞内长约7m，宽1.5m左右，高不过1.5m。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2:32

本帖最后由卧龙姚建中于 2012-12-11 11:01 编辑

三、傅村石棚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特有宗教纪念物

宗教始于史前社会后期，是古人出于对神道的一种信仰。虞舜时代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属新石器时代。那时，生活在宁绍平原的越族部落的酋长是虞舜，社会生产力还十分低下，人类的认识能力极为浅陋。古越人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异亡力量统治着人类，感到不可思议，无法制服它，于是产生原始宗教的神。

《吕氏春秋》中记述的“敬天常”、“依地德”、“奋五谷”等歌词都是古人宗教祭祀时唱颂的歌词。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越族古人为求生存和发展，要对付各种人生的苦难：死亡、疾病、饥饿、洪水、毒蛇、猛兽及氏族之间的争斗。他们在原始宗教中汇聚力量、树立信用，获得安慰。

石棚是越族部落特有的宗教纪念物，它是宁绍平源古人的一种文化特色，是守教观点、宗教情绪和情感的物化形式。由于宗教建筑物必须适应当时社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又要适应部落上层头面人物，信士大众膜拜神灵和祈求祷告的要求，尽可能地建造得壮严、宏伟，制造出一种与神亲情、敬仰的情感色彩和气氛。于是越族古人在牛山顶上采集自然裂开的巨石，用石斧、石块和木棍将石缝扩大，辟开，粗略加工成块状，再用堆土滚石法——蚂蚁找鲞头，把万斤巨石垒成石棚。

古代越族部落的头面人物、信十大众，每年的春、秋两季中特定日子，汇集于傅村牛山顶上的东、西两个大石棚，在酋长虞舜的带领下，向天神、地祗、日月山川的自然物神，风雨雷电的自然力神，还有氏族祖先和图腾祭祀。日出在东，日落在西，热热闹闹地举行了祭献、祈祷仪式。他们敬天地、祭祖先、请求风调雨顺，保佑平安无患，庆祝一年丰收。击石歌舞，欢腾一天。祭同一职由威望无比的虞舜兼任。

傅村牛山的三号、四号、五号石棚是处于上层妇女、小孩的居住处，负有保存火种、储藏谷物、猜物的使命，并有躲避野兽、毒蛇的功能。所以它位于水源附近，处于山的中部，规模也偏小。祭祀用的一号、二号石棚位于牛山东西面的两个制高点，并用万斤巨石叠成一个壮严的宗教场所。证明当时越族部落的采石搬运、建造和组织水平已达惊人地步；同时也证明越族古人受宗教力量的鼓舞，是唯一的精神源泉。虞舜氏在越族部落中有着至尊的地位是无可非议的。

四、傅村石棚与湖南、山东、辽宁、朝鲜、日本及西伯利亚石棚都是虞舜部落宗教纪念物

一九五四年在湖南零陵永州黄田铺的山上也发现一个石棚，它的规模比傅村石棚要小得多，它仅有三块石头顶起万斤大顶石。棚内高度1.1m，座东北朝西南。此外，山东、辽宁也各发现一处石棚。在国外，如朝鲜、日本、西伯利亚又发现类似石棚。无论建筑结构、叠法都与傅村石棚相似，只是规模、数理无法与之相比。

山东的石棚是虞舜北上竞选部落联盟军事首长期间建造的宗教建筑物，据考证，他渡过钱塘江，走太湖南端的震泽（见《虞舜文化》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舜迹考略》一文第77页），经江阴、镇江进入中原，至今江阴有座叫“舜过山”的，当地县志记载吴王夫差之子在那里耕种隐居。零陵的石棚是虞舜晚年南巡时期造的，“九疑山”与之相近，那里关于舜的传说更多。屈原在“九歌”中所写的“湘君”、“湘夫人”成为千古绝唱。《史论》中记有：舜“南巡狩崩于苍悟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后来的汉武帝特地到九疑山祭祀舜，这一史实可证。

夏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凭借军事力量，击败政敌，破坏了禅让制，建立了妈隶主世袭制度的夏王朝国家，以商均为首的舜的后代因反抗而遭镇压。失败后，南迁北撤，四方退避。这就是在辽宁、朝鲜、日本和西伯利亚出现石棚的历史原因。推测今后还会发现零星石棚，呈现出古代越族先人足迹。

傅村牛山上的石棚最为雄伟，又有五个之多，究其原因，一是牛山多石，山也不高，又是东西走向，不与其它山脉相连，猛兽易清除，四周多田地，是越族古人聚会的好地方。二是虞舜出生在上虞上浦的握登山，年青时是农耕、制陶、捕鱼、狩猪的好手，被越族古人推选为部落酋长。因此，选牛山建石棚可称“天时、地利、人和。”

无论是零陵、山东、辽宁，还是朝鲜、日本、西伯利亚，那里所建石棚规模不一，但都用巨石搭在山顶上，带有浓厚的越族宗教色彩这一点是相同的。由此可以推定，它们都属虞舜部落宗教纪念物。

五、埋在四号石棚内的古陶器是考证石棚年代的重要证据

四号石棚位于牛山中部，旁边有水源。原建筑半地下式，主要用于生活，所以石棚内有古陶器不容置疑。由于已沉入地下一米半深，两边又有巨石支撑，致使四千多年的山洪瀑发、泥石流失，它的上面只有加厚，没有被冲掉，地下文物保护较好。遗憾的是近三年来，山上造坟，山下建房，为图方便，将表面万斤巨石分割开移作它用。连沉入地下的四号石棚也遭此不幸。难逃厄运。由于部分石块被人取走，表层泥土的挖掘，少数古陶器外露，笔者收集了以下三件。

1、陶碗：外形象现代盛饭的碗，圆口，直壁，砂质红陶，呈棕黄色。碗口直径178㎜，高62㎜，上沿厚2㎜。采用慢软制，表面用陶纺轮刮划成波浪纹。属于食器类，只是比常用的饭汤碗大一倍左右，可证古人的胃口大，当时稻谷收成也不低。

2、陶豆：外形象现代的高脚菜盘，盘口直径142㎜，整体高度为40-43㎜（不平），脚高15㎜，浅腹喇叭状，呈青灰色，表面饰有陶衣，部分脱落。也采用轮制，并用手指刻划出粗犷的圆弧状螺纹线条。属于水器类。

3、陶纺轮：外形与桃核相似，中间最大直径34㎜，上下两端磨成小平面，直径17㎜，中心有一个垂直圆孔，直径5㎜，黑色粘土烧制而成，质地坚硬。中间可穿入细末棍，是制陶工具。

据笔者初步观察，大体与杭州良渚古陶相仿，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700-前2000年（有待于进一步科学测试鉴定）。特别是陶纺轮的发现，更可说明这些古陶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征的。因此可证石棚建成年代至少在4000前的虞舜时代。估计石棚附近可发掘到新石器时代的古窑址，石棚深处还埋藏着许多古文化。虞舜被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成掌握当时的高科技——制陶的能手，是定能从牛山石棚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傅村牛山东北麓有个小村庄，叫严村，于一九八四年发掘出一座烧制印纹硬陶的龙窑遗址。据考证，至少是商代以前的古窑址。窑中遗留的豆、壶、鼎等硬质陶炊具、食器与良渚文化相近。从出土文物分析，良渚文化要比同时代的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先进一步。这是因为越族古人种植稻谷，养蚕织绸、伐木建房；而中原古人以粟为主食，尚无蚕桑业，只有粗麻布，农业经济稍逊一筹。从两者出土的玉琮、玉壁的制作工艺精度、表面光洁度的差别也较大。

一九七三年余姚河姆渡址的发现，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到七年，证实了长江流域的文明比黄河流域早二千年左右。而吴越地带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虞舜部落活动范围，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的发展，从杭州的良渚到绍兴的马鞍山文化遗址中看出，它仍保持领先地位，先进的生产方式、发达的农业经济，使越族部落力量强盛，在华夏族的部落大联盟中处于优势地位，为虞舜逐鹿中原、竟选部落联盟军事首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

四号石棚里的古陶器可推断石棚的建筑年代，联系到严村的龙窑遗址、河姆渡遗址、良渚文化、马鞍山文化，虞舜时代的越族部落在华夏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可证。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2:58

本帖最后由卧龙姚建中于 2012-12-11 11:02 编辑

六、关于对“虞舜史迹”争议的分析

被称之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虞舜和大禹是同时代的人。夏期建立在公元前2100年左，可以推算出舜江越族部落酋长大约在公元前2170-2140年，任部落联盟首长当在公元前2140-2115年。禹接任此职大约是公元前2115-2100年这段时间。浙江大学的陈桥驿先生于一九九O年写了《关于洪水神话的起源问题》一文，结尾中提出：“现代绍兴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禹是我们的。“依笔者之见，禹的治水功绩主要是组织越族古人挖河造田，改旱稻为水稻，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他的组织才能和威望超过了皋陶、后稷，舜才把位子禅让给了禹。舜在中原倡导了越族的丝帛文化，山东一带也开始了稻谷种植业。这与那边的记载的年代相吻合。黄帝族的六兽图腾最终被越族图腾蚕宝宝所取代，直到演变成今天的龙。于是才会有歌谣：“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响遍华夏大地。

然而，本世纪三十年代，以顾吉刚、钱玄同氏等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了认真的质疑，认为舜是神话中的传说，并暗示是舜的后代编造、添加上去的。《顾吉刚古史论文集》中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文字：“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是起源于禅让之说上；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这样，使我国的上古史呈一片空白。这也难怪，那个年代里，史前考古学的发掘还只有“仰韶”等几个少数地点，仅靠这些寥寥无几的地下材料难成气候。田野考古知识的贫乏，他们只得从古器学、金石学及被历朝统治阶级改得不成样子的古史书上推论自己的观点。大体上说，疑古学派对先秦时期的文献和学术史方面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对尧、舜的否定结论似乎显得有些仓促，他们同样拿不出所谓“编造”的具体依据。

肯定禹而否定舜，原因何在？近代史学界为什么对虞舜争议颇大？显然，这已成了研究上古史的一个焦点。

舜的历史记载之所以出现断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从夏王朝开始，《光明日报》于1985年5月1日版上报导：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原始甲骨文实物，经鉴别属夏代。虞舜时代无文字可查考。二是禹的儿子启用武力摧毁了原始社会的禅让古制，那立了中国第一个妈隶制国家。《尚书》中的《甘誓》篇记载了“甘之战”前，夏启王召集六定，发表镇压不同政见者是“奉行上天意志”的训令。要求部下“用命，赏于祖。弗用命，剹于社，予则拏剹汝。“证实了新兴的妈隶主阶级为建立古文明所经历的这场革命是何等的激烈。可想而知，那个野蛮的年代里，对于不同政见者，比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知要残暴多少倍！舜的后代首当期冲，四下逃命。直到公元前1766年，夏桀被杀，商朝建立，舜的后代才熬到了头，历经350年光景，子孙传到第十一代。为免遭杀身之祸，既不能公开议论，又不能作文字记载，关于舜的传记产生断层不难理解。许多古书失传，将使这一现象加剧。如《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提到楚灵王说起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四部古籍，太史公尚且收集不到，后代又何人见过？

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东边河姆渡的双鸟日月象牙雕刻被姚江冲积，西边良渚的神鸟玉琮被钱塘江淹没。具有代表性的良渚文化，从此销声匿迹于长江流域，它却零零星星、隐隐约约出现在黄河流域，形成夏商文明的主流。鸟日神话却被写进《楚辞》、《山海经》同时北移，进一步证实古代越族先民参与了家鹿中原这一史实。

正如四百万年前，类人猿如何变成原始，产生的化石断层，成了千古之谜；虞舜的历史记载现在只能从地下去找实物见证。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与山东、湖南、辽宁、朝鲜、日本及西伯利亚的石棚是否可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证据；舜出生在上虞，曾被推举为越族古人的部落酋长？舜北上竞选部落联盟军事的首长，带走了绍兴擅于治水造田的禹等一批越族精英，老死前又禅让给禹？夏王朝建立之初，舜及越族其它精英的后代们被夏启的暴政逼得四下逃散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异族列强，特别是日寇侵略、掠夺的苦难史，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近五十年来虽然发掘出地下文物不少，却大都分布于北方中原地带。特别是宁绍平原水网地层，许多文物沉渍于污泥深层，即使不霉烂，也难以辨认，挖掘困难。因此，“河姆渡遗址”的挖掘是个奇迹，然而丝绸片、麻片荡然无存，只剩下纺织工具，陶器、玉器之类的遗物。

中国史前文化关于虞舜的争议与其说是某些学者的偏见，还不如说是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河姆渡遗址”发现以前，谁敢断言中华民族的摇篮有两个：一个是黄河流域，还有一个是长江流域！

七、结论

上虞市傅村年山的五大石棚是虞舜时代越族部落的宗教纪念物，这里曾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于宁绍平原的越族古人的文化活动中心。舜和禹是同时代人，舜带走一批越族精灵，逐鹿中原，特别是夏启残酷镇压反对世袭制派，舜的后代从此销声匿迹，湮没了史海达一千六百多年，直到越王勾践再振雄风。宋代的孙因在《越<问·序>》中述道：“越、舜禹之邦也，古有三圣人，越兼其二焉。”此言并非臆造，由牛山五大石棚及舜北上途经的文物、传说可证。牛山东临曹娥江（东汉以前称舜江），北上余里是海。牛山北麓是广阔富饶的宁绍平原、农耕经济发达，牛山东北角的严村古龙窑址是越族陶瓷业的发祥之地。牛山高120余米，长945米，孤立而多石，建石棚可以就地取材，易清除毒蛇猛兽。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环境使它成为古越人的文化中心。虽然五大石棚地面部分早年被毁，而沉入地下部分遗址尚存，村里老年人记忆犹新。牛山埋藏着新石器时代的宝贵文物是不言而喻的，那里有着丰富的上古史资料。随着它的发掘，舜是上虞人，越族部落酋长的证据将越来越充足。恢复傅村牛山的五大石棚遗址原貌，现在不算是件难事，开放这一文化遗址刻不容缓，功在千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撷取这一璀璨夺目的闪光点。

考察过程中得到傅村人周宝海、周宝成，周关寿三位鼎力相助，予以致谢。

1998年8月8日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3:28

http://www.xxyjh.com/new_detail.aspx?id=1156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5:45

虞舜对后人的思想影响
冯照煜

虞舜的道德风尚，对后人影响很深，就以我们绍兴地区来

讲，人们称会稽人民为：“俗尚古朴，亲耕读，犹有舜禹遗风。”宋人王十朋在《会稽赋》中：“……舜为人民，怨怒不藏，故其俗爱而能容。”韩非子曾说：“上古(指尧天舜日时期)竞于道德。”所以，虞舜“廉而逊”的美德，早在越人乃至全体华夏子孙的血液里流淌。中国北方民族怀有“立功天下”的志向，喜逐鹿中原，而越族等南方人，是“更着重自身的性灵，性灵即天下，何须身外求”，注重自身的修养，颂“王道”而鄙“霸道”，提倡仁爱，传说虞舜对不慈且虐的父母仍虔诚孝顺，对暴戾不仁的弟弟，还是友悌地感化他。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丘，是与耶稣、穆罕墨德、释迦牟尼齐名的，而他们都是宗教，是神，唯有孔子是儒家学说，不是儒教，也不是神，后人尊他为圣人而已。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字，虞舜所“身替力行”的也正是个“仁”字。孟轲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荀子说：“先王(尧、舜、禹)之道，仁之隆也。”所以，儒家学说，就是虞舜思想的延续，一脉相承，发扬光大而已，孔子尊虞舜也不是神，是圣人而已，是平平常常的人。
   虞舜崇尚自然，也敢于改造自然，所谓“天行健、自强不息”(《易经》)。他命鲧去治水九年，没有成功，又命禹去治水十三年，不像其他文明古国，乘“诺亚方舟”去逃难，人的一切要指望神灵来安排。
   日本国天皇，现在的年号叫平成，就是引用虞舜对夏禹治水成功嘉奖的“地平天成”一句话。日本帝国的天皇，在他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决定天皇年号当然慎重又隆重，最后以中国四千多年前虞舜的一句话为年号，可见虞舜对后人甚至国外的影响多么巨大深远。
      从孔丘、孟轲到康有为、孙中山，都把虞舜领导下的尧天舜日时期，描绘成人类最理想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是精神文明完臻的美好社会，所以，几千年来，虞舜是中国人民效法的榜样。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6:44

绝妙好辞《曹娥碑》

刘亦冰

在古越大地有两块名闻遐迩的碑刻，就是后世所盛赞的“斯篆淳碑”。斯篆，是指秦丞相李斯撰文并篆写的《秦会稽刻石》；淳碑，则指东汉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撰写的《孝女曹娥碑》。淳碑虽出自１６岁少年之手，但其内容是歌颂一位民间少女对乃父真切深厚的纯朴亲情，且文笔清峻通脱，质朴自然，因而更为后人所珍重。

曹娥碑是为表彰曹娥而写。据《后汉书》曹娥本传记载，曹娥（１３０－１４３），东汉会稽郡上虞县皂湖曹家堡人，其父曹盱，以“巫祝”为业，能“婆娑乐神”。东汉顺帝汉安二年（１４３年）五月初五，按乡里习俗，与人溯江迎涛而上祭奠海神，以保一方之平安。江上浪大水急，曹盱不慎落水淹死。由于未见尸体，年仅１４岁的曹娥沿江寻找父尸，甚至幻想父亲还活着。她“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

《曹娥碑》的筹划与撰写，是在曹娥死后九年的事。东汉桓帝元嘉元年（１５１年），上虞长度尚对曹娥“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或说外甥）邯郸子礼为之作碑。”（《世说新语·捷语》）对于邯郸淳写作《曹娥碑》的缘由，虞预《会稽典录》写得更清楚：“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宴饮，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挥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这段记载说明，度尚改命邯郸淳起草碑文，带有一定偶然性。度尚原请魏朗撰写，因魏在当时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为曹娥撰碑非魏莫属。但魏朗著文谨慎，如无把握决不轻易出手，故佯作未成而转请别人。当他看了邯郸淳的文稿后，大为赞赏。而把自己的底稿销毁。这说明魏确有自知之明，且乐于提携年轻人。

《曹娥碑》得以名扬全国，与蔡邕的评语有很大关系。蔡邕是否真的读过这篇碑文并撰写了评语？据《后汉书》蔡邕本传记载，蔡曾上书弹劾宦官，被流放朔方，遇赦后，惧报复不敢回乡里，“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凡十二年。在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他到过江南许多地方，其中包括上虞。唐李贤注引《文士传》：“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证明他确实到过会稽。关于题碑之事，虽未载其本传，但绍兴地志的记载都是一致的。南朝夏侯曾先《会稽地志》云：“蔡邕过碑读之，乃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亦载：“蔡邕访之，值夜暮，手摸其文而读，题八字于碑阴：‘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就说得更清楚了。

蔡邕对《曹娥碑》的评价，是八个字的隐语。隐语在汉魏时期颇为盛行，是文人著文的时尚。如《越绝书》作者袁康、吴平，也是从该书结尾的隐语中，经后人苦苦探索而破译的。解开蔡邕八字评语之迷的据说是曹操主簿杨修。据南朝宋初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己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较三十里。”经查考，《世说》的这些记载，出自晋代余姚人虞预编纂的《会稽典录》，大致可信，但“曹操尝过曹娥碑下”之说与史实不符，魏武弛骋大河南北，戎马一生，就是没有到过上虞。蔡邕是曹操敬仰的著名学者，曾用“金璧”赎回其女蔡琰，所以闻知曹娥碑的八字隐语而欲作解释，当是情理中事。

邯郸淳撰写的《曹娥碑》问世以后，不仅曹娥的感人事迹广为人知，而碑文亦风靡全国。历代文人学者竞向赞颂碑文及曹娥其人，唐李白、宋王十朋、元王蕴文、明徐渭、清袁枚等均有诗篇传世。据《晋书·夏统传》载，“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这说明民众对曹娥的孝父精神也是赞颂的，不能简单地斥责为“宣扬封建孝道。”（见《辞海》“曹娥”条）鲁迅对曹娥死后遭受的诽谤极为愤慨，他在《朝花夕拾·后记》中说：“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轻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明明是一件值得赞扬的故事，在有些人眼镜框里就会变形，这也许是“国民性”的悲哀！

曹娥孝女庙被誉为东南第一庙，庙内存有历代名人及近代党国要员的大量匾额，然而，该庙的真正精华却是邯郸淳撰文的《曹娥碑》。原碑已佚，晋代书圣王羲之的碑文现仅见于王羲之书法精品集，现存庙内的是宋代书法家蔡卞摹写的碑刻。碑文与碑刻珠联璧合，堪称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刊《上虞日报》2001年4月11日第3版

蓬安姚波 · 发表于 2012-12-11 10:37:23

曹娥庙的楹联

任苗根

曹娥庙的楹联，大部分是镌刻在直径0.4米、高10多米的大石柱上，而且还是先镌刻好楹联，然后再把石柱竖立起来的，其楹联不但有石刻凹下的阴字和凸出的阳字，也有木制的抱对。它们的字体，包括真、行、草、隶、篆等各体俱全，不但数量之多，而且作者层次较高，极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军政要人和书法名家。例举如下：

正殿中央：有茶陵谭泽闿（楷书），上联“天监孝思，恃一缕性真，不关血气”，下联“地崇仁里，合万家烟井，永荐馨香。”谭泽闿：字瓶斋，原国民党主席谭泽闿之弟，兄弟俩均工书，取法颜真卿，雄浑腴美，为艺林推重。据说上海《文汇报》报头三字，即系谭泽闿所书。有肃宁刘春霖（楷书），上联“百行孝为先，至性感人馀热泪”，下联“大江流不尽，夕阳终古咽寒涛”。刘春霖，字润琴，清光绪末科状元，民国时任中国图书馆馆长，书法初学柳体，后学成亲王的字，功力尤深，所书《圣教序》小楷被评为古今之冠。有上虞马一浮（行书），上联“渺渺予怀，尝思所求乎子何事”，下联“洋洋如在，度问无忝尔生几人”。马一浮，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号蠲叟，历任各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曾翻译《工产党宣言》，原浙江文史馆馆长。书法褚良，旁参各家，别辞蹊径，沉厚遒劲，气度夭娇。

正殿两旁：有山阴李生翁（孩童体），上联“知有父不知有事，视水如家，女中奇孝子”，下联“忘其生并忘其死，奉亲出险，天上大真人”。李生翁，原为淳安徐氏子，因承嗣外家而名李徐，字生翁，号安伯，晚年复姓徐。生平于书学，无所不窥，近自六朝，上探远古，旁搜远绍，卓然自成一家。其书法笔墨凝炼如瘦骨干劲，结体似儿童漫涂，稚拙古朴，风趣盎然。又有梅川居正（隶书），上联“纯孝本天真，颠逐波臣同一螟”，下联“故乡崇庙貌，应随湘累炳千秋”。居正，原名之骏，号觉生，别号梅山居士。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隶书严谨端庄。

正殿两廊：有龙游余绍宋（楷书），上联“自汉迄今，血泪合江潮并涌，藐兹弱女，维持万古纲常，与天齐德，与日齐明”，下联“繇虞迁此，清风同庙貌俱新，伟矣名区，振起千秋志节，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余绍宋，字越园，号寒柯，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高等顾问及中山大学教授，晚年筑室杭州，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书宗章草，为近代书法名家。又有鄞县赵时枫（隶书），上联“碑经易石，千万年遗恨难磨，谁见江边泪尽”，下联“水亦更名，风雨夜招魂何处，人言海上潮来。”赵时枫，字叔孺，晚号二弩老人，隐居上海，金石书画俱精，有门弟子四十余人，沙孟海即其弟子。隶书稳健婉秀成就颇高。有黄岩喻长霖（篆书），上联“血泪溅长江，魂逐波涛经五日”，下联“褒封荣累代，孝同星月炳千秋”。喻长霖，字志韶，清秀榜眼，民国初任大总统府内史秘书。篆书丰腴圆润，擅书馆阁体。

在正殿前，有上海邓散木（篆书），上联“碧水青山看风帆，日夜经过，寄语往来人，愿各勉为孝子”，下联“高天厚地任劫火，古今明灭，勒碑千万载，问谁不敬贤娥”。邓散木，名邓铁，字散木，晚年署各一足，精书画篆刻，沉雄高古，名满大江南北，人称“江南祭酒”。又有上虞钱澄（楷书），上联“七篇女诫是家传，至孝格天，庙貌庄严隆祀典”，下联“千古舜皇同世纪，贞心似水，江流呜咽涌波涛”。钱澄，字俊人，绰号晒熬晚稻，是建造百官上源闸和连通外梁湖河道的发起人，早年穷因落魄，曾借去丰惠东门外岳庙神袍做盘缠，出游奉天，因拆字被奉军大帅张作霖收用为书记，后升任奉系七省布政使（主管七省财赋）、担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而发迹返乡重修寺庙，并为民造福地方。

在双桧亭：有三原于右任（草书），上联“德必有邻江流近接清风岭”，下联“文能载道，石墨犹传黄绢辞”。于右任，字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主上海《民呼报》、《民吁报》笔政，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工书法，所作行草，别具神韵。又有山阴朱庆澜（行书），上联“绝妙碑辞，慧业千秋名不朽”，下联“长禋江表，人生百行孝为先”。朱庆澜，字子桥，民国初任黑龙江省将军，后任广东新军司令，支持孙中山护法主张，被段祺瑞逼走寓居上海，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成绩卓著，又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民国三十年卒于西安，冯玉祥为之作碑文。又在亭前有吴兴王震（行书），上联“黄绢仰碑题，万古江流传孝迹”，下联“青山宏庙貌，千秋俎豆荷神庥”。王震，字一亭，别署白龙山人，信佛法名觉器，寄居上海，工书画、花鸟、人物、佛像，无所不能，天真烂漫，雄跃参加，为表明心迹，上海沦陷，即赴香港。

前山门内：有吴兴戴传贤（楷书），上联“千秋庙祀彰灵孝”，下联“万古江流著大名”。戴传贤，字季陶，号天仇，曾任思政府考试院院长。工楷书，模仿孙中山字体。又山门前：有章鄂堂（楷书），上联“（圣意）事父未能，入庙倾城皆末节”，下联“（圣意）悦亲有道，见吾不拜也无防。”这幅假托圣意的楹联，相传是明徐渭（字文长）所撰，内容对孝亲讲究务实，唯物辩证具有哲学意义，耐人深思。

其他楹联还有长沙曹广桢（楷书）、江阴祝廷华（楷书）、嘉定秦曾璐（楷书）、山阴朱冰庵（隶书）等等，不胜枚举，因此曹娥庙的楹联真可说是集民国文坛之大成。

刊《上虞日报》2000年8月3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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