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而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洛阳姚孝民

以人为本而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大唐贤相姚崇之五）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作为政治家，他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黎民冷暖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应论”、还是佛教的“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妨碍了人民的安危，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8 j  `; K" h- T, W! h0 `    开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只是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今天看来，这本是汉儒董仲舒“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的“天人感应论”，纯属无稽之谈。但那时朝廷上下把此论奉为圣经。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責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如果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费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据，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并拿出用切实可行“焚瘗”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朝廷争议仍然很大。就连平时同心协力、百依百顺的黄门监卢怀慎也劝他：蝗是天灾，灭蝗有伤和气。外议甚多，请公思之。姚崇以人为本，严肃批评他说：“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于是下公文、派驱蝗使督促各地灭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就去牒文批评他：“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新唐书·姚崇传》）二年来，灭蝗成效显著，百姓不甚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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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x/ j/ D# J2 `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姚崇的母亲也一个虔诚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长安二年（702），他曾为母祈福造像。神龙三年（707）母亲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还为母亲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当他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

    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这样的认识，同唯物论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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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姚崇不但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导“为政以公”的伟大政治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伟大实践家；不但是一个善变成务的伟大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唯物论者。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人民将世代铭记，永远不会忘记！

卧龙姚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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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姚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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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卓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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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姚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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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人民将世代铭记，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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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姚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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