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名门世家——鼓楼东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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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东姚家的由来与故居

天津鼓楼东姚家是天津城里最古老的住户，又是诗书世家、“八大盐商”之一，自清代乾嘉以来的200 年间，以世居鼓楼之东而得名。

姚家祖籍浙江余姚，始祖单名风，薄田数亩，勉强糊口。几辈苦读诗书，榜落无名。到第四代，相当清乾隆中叶，以避文字之狱，举家北上，暂居沧州。不久来天津，住东门外袜子胡同。嘉庆年间，以廉价买下城里鼓楼东路南、杠张胡同北口迤东的一所宅第，即定居于此。以时间计算，比“高台阶华家”还早几十年。

姚家宅第原系明末清初津城首富徐姓之旧址。徐姓，庞大宅院占地10亩，四面临街，宅内大小房屋四百间，花厅戏楼，走廊堂庑，亭台阁榭，格局款式华丽堂皇，颇为乡闾老辈所称道。

姚家“四至”：北临鼓楼东大街，大门坐南；南临二道街；西临杠张胡同，后门在杠张胡同近南端；东邻为聚通恒钱商杨家（乾隆年举人杨无怪后裔）住宅与铺面房。整个住宅局面，大半采取南方式和北京式，上房一律为“前廊后厦”大两卷式，东西厢房为“锁头式”。过堂屋、游廊全是前后两面走廊、客堂、大厅房有三处带走廊。宅内住房排列齐整，从前面大厅房院一通连，直达最后面的上房院，共为七进。一进为大门影壁院。顺影壁偏东走上几步，为二进大厅房院。进大厅房过闪屏，为三进“海粟盦”院。过此院为四进大罩棚。过棚穿“北倒座”扇屏，为五进“补桐轩”院。往南进为六进虎座门（二门）。再往南穿过堂，为七进上房院。虎座门外有两处东跨院，一是北账房院，一是“雨香亭”院，通是南、北房，无东、西房。另一小院在南书房“敛碧簃”南窗外，无房屋，只有小树几株。虎座门内有一西跨院。虎座门外，客厅、书房、账房、大罩棚共有房屋36 间。另外，大门过道有门房两间，轿房、小仓库、厕所各一间，罩棚下长条小厦子三间。虎座门内全系住房，共四十八间；另走廊三间，游廊五间，大小厨房四间。后门小院有群房五间；存放喜庆事应用杂什物等，后有一间改为花窖，窖前有水井一眼。大厅房后院和上房院通西院北院北夹道口，各有特大槐树一棵。前者相传为明末清初遗物，后者与后院南房右侧的一棵香椿树，雨香亭前的两棵大枣树，也都有百十年的历史。此外，到光绪末年，雨香亭院又种植三大棵紫丁香树和小梧桐树，这样多、这样大的树，在天津城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其住宅规模、建筑风格，也堪称天津旧城旧日城乡第一家。

姚家从清乾隆到道光年间称“世进士第”；咸丰、同治年间叫“破姚”；光绪年间叫“姚店”；入民国后叫“鼓楼东姚家”；1945 年后到今天叫“姚家大院”。从以上称号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姚家200 多年来几盛几衰之梗概。

老城里姚家大院

两代进士，官宦起家

姚家祖代的功名盛世始于姚逢年。姚逢年，又名永年，字华三，号蔗田，为姚姓始祖下属第五代。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乡试得举人，四十六年（1781 年）中进士。曾在河南、福建两省任知县，后为福建建宁府同知，安徽太平府同知。姚逢年为官精明能干，有“良吏”之誉。在福建，曾为私枭、盗匪一案涉嫌的200 多人中，平反冤狱50 余人，一时政声播全省。任太平府同知时，办事认真，公正廉明，时人尊称为“太平君”，卒年69 岁。详情均载《天津县志》。姚家现存有“蔗田老公祖”上款的对联一副。

姚承恩，字桐云，号朗山，为姚逢年第八子。清道光二年（1822 年）乡试中举，道光十三年（1833 年）中进士。历任河南省遂平、舞阳，奉天省盖平知县。最后任热河承德县知县，病逝于任所，终年57 岁。著有《朗山诗草》。身后宦囊空空，仅存几件旧衣帽、两套官服。靠其弟子承丰由天津向至亲近友告贷，凑款奔丧，就地购置劣质衣衾棺木，成殓扶柩回津。因他为官以清廉传世，故得列名于北京广安门下斜街的散辅先哲祠，后人尊称为“承德公”。其一生经历亦载入《天津县志》与《朗山诗草·前言》，现时姚家还存有姚承恩亲笔书写楹联一副，有“朗山”上款斗方一幅。另有道光十八年（1838 年）钱杏君书写的大八言对联一副，上联曰“临川知珠瞻山识璞”，下联曰“赢粮术职酌水寓情”，边款行书文曰：“朗山父台大人来治于沅宸（指任武阳县知县）适为是邑文字椽，得瞻风采，望而知为循吏。爱用《抱朴子》句，俪以晋书，并集汉碑字体，抚以清政。道光十又八年良月二又八日景申杏君钱侍宸。”

鼓楼东姚家大门洞内上楣，高悬“世进士第”横匾一方，就是指姚逢年、承恩父子同为进士而言。

姚逢年承办鹾政——恩裕泰

姚逢年在知县任内，认领了北京西郊长辛店“引岸”，引名“恩裕泰”，是为姚氏家族跻身盐商行列之始。因在职官员不准经商，照规章交家中子侄辈经管，辈辈相传，成为姚姓子孙的祖产。

当时盐法实行“专岸”制，盐商作盐，须由户部颁发“龙票”（也叫“引票”）作为某姓永恒的“专岸”产业的凭证。“专岸”就是龙票上指定的在某县某地的行销权，划定区域大小不等，均不得彼此越境私售。姚家的恩裕泰在宛平县境内，属于“京引”。

由于盐税征收为“先盐后课”制，即盐商先行运盐售盐，然后定期上缴税款，所以官员对引商无论是指派还是认领的，要求都非常严格，须查明其身份、官职大小、家资厚薄，确保税收稳妥，姚家当时就是靠官宦人家的条件取得这一专岸权的。

长辛店是北京城的大门，是南来北往的通衢要道，为出京入京所必经，因而有“京门子”之称。但清代初年，人口不多，销盐“引数”定额不过几百包（芦席打包，每包500 斤，为一引。民国初年改用麻袋，每袋装250 斤，两袋500 斤，仍为一引），除成本、运脚、伙计挑费开支外，纯利不大。北京又在皇帝脚下，干盐足秤，不敢掺汤兑水，弄虚作假。如不善经营，不仅无利，还时常有亏本之虞。

恩裕泰店务由当时主持家政的姚逢年第十子姚承丰经营，因姚承丰是读书人，不善其他营生，彼时恩裕泰无大利可图，加之因遭姚承恩病逝承德之变故，奔丧归葬，负债甚多，家境日感困难。以致鼓楼东大门楼屋顶漏洞，无钱修补，只得用一领芦席遮盖，因而在乡里赢得“破姚”之称。（文/姚惜云，未完结）

文字选自《南开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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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承丰设馆授徒

姚承丰，字玉农，号稔斋。道光十二年（1832 年）恩科举人，誊录，知县加同衔。著有《稔斋诗草》。姚承丰为人忠诚耿直，操履端洁，学有渊源，日以诗书自娱。与津门世家梅树君成通家之好也，以师侍之。同梅氏之子小树，交往更厚，赋诗唱和，过从密切。姚家前、后院抱柱、斗方、框对等，大半是梅小树书写的。姚承丰与当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名进士杨慰农亦甚为契厚，杨曾敦请他入署教其子读书，并常与讲论诗文经史，但姚虽为鹾业疲累，相处五年之久，从无丝毫干请，以是愈受杨之钦敬。姚与乡名士徐竹士为莫逆交，三日不见，来必长谈。竹士常命其侄士銮、士鋆向姚求教课业，受启迪甚多，以此皆称姚为课师。徐士銮所著《敬乡笔述》中曾有《姚玉农明府》一则述其事。华梅庄在《梅庄诗钞》中咏同契者18 人，各系六言短章。内有咏姚玉农诗云：“冰壶三世状衔，金榜十年心血，毫端放万丈光，那许伧夫饶舌。”亦足见姚之为人。

姚承丰为弥补盐业收入之不足，借束修以维持全家生活开销，乃于自己家里的雨香亭设馆授徒；学生通是自家与远近至亲近友之子侄。因其教诲有方，成就人才很多。

雨香亭在姚家开座门外东跨院小花园内，是三间两卷式的大书房。为姚逢年于嘉庆年间所命名，并亲书横匾悬挂于前檐。亭前栽有丁香、梧桐、枣树与牡丹花，还豢养过丹顶鹤，环境倒还清幽雅趣。此后多年被用作姚氏家塾，曾由王襄、赵元礼等名家先后应聘为西席，姚氏子弟亲戚与外姓李廷玉、朱易谙均曾在此就读。

姚承丰对子侄管教严厉，尝以祖训诫之：“万恶淫为首，不准有非法行为；不准妄取不义之财，资财富有时，喜寿事家中不准唱大戏、叫杂耍；不准叫“条子”（叫妓女来家陪酒）；不准无端借故分家析产，必要时应互谦互让；不准锱铢必较、更不准经官府判断；“从良人”不准进家，可在宅外找房另居，等等。姚承丰在雨香亭课徒时，每逢年终，衙门里封印前放年假，即雇一匹小驴直奔长辛店，拿回二三两银锭和几吊铜钱，回到家中，祖先堂前摆上“供果”，阖家欢欢喜喜吃一顿包饺子。安贫若素，兢兢业业了此一生，津人赞为“好好先生孝廉公”。

姚学源（1843—1915），字斛泉，书屋名“十瓶斋”，是姚承丰的次子，过继给姚承恩。他是姚氏家族中鼎盛兴家并在社会上显赫一时的关键人物，特别是在大、宛两京引盐商里，恢复北京公柜，使京引大、小商人生活一切有了保障，更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事迹。

姚学源幼年从其父承丰读书，天资聪颖，好学不倦，每读一章，合卷即能成诵。但中秀才后，几经乡试，却没有中举。他看到表兄李鸿藻同窗受业，中进士后屡屡擢升，当上皇帝师傅，而自己学识本同其无分轩轾，却仍是黉门一秀士，仕途挫折，使他深感抑愤。更觉得惭愧的是李鸿藻每次来信，最后颂词总是例写“即颂元安”这一吉祥语，而“元”字通指彼时称作“文元”的举人。同治五年（1866 年）父丧丁忧，不能报考，又要继其父经管祖遗恩裕泰店务，自知宦途无缘，遂决意弃仕就商，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在北京崇文门外东柳树井大街，恢复了原有的京盐公柜。

但公柜复业之后，苦无资金周转，因按公柜规章，“盐进公柜，先付六成镖（即银钱），下余盐价准三个月一次付清，不得拖欠”。为筹措资金，京引众商仍公推姚学源领衔向官方借款，俾公柜得以早日开张营业。

彼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深知京引众商现状，也深知姚学源的出身及品格，忠实公正，小有声望，遂决定天津官银号借给15 万吊钱，并任命姚学源为“京引公柜总催”，官款由京引众商担保具结，承借承还，并指定京引商人王源涛为“帮办”，统筹公柜一切事务。京盐公柜恢复后，官盐官价，保税便民，公私无不称决，因而深得官府信任夸奖。

官银号借款偿清，公柜大有余利，有几家京引商人联名呈请按“引”分取红利。经李鸿章召集全体商人晓谕，认为姚学源恢复公柜，借官款承还的责任重大，而且经营有方，成绩昭著，人所共睹，没有他的力量，京引众商焉有今日的安定生活？所借官款现已还清，公柜盈余自应归姚学源个人所有，不得分辩，自此京盐公柜即归属姚学源个人私产。（详情见《清盐法志》）

姚家大院院内

姚学源兼任长芦纲总

清光绪十年（1884 年）前后，如山接任长芦盐运使。如山字冠九，满族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当时为八旗中才子之一员。他接印不久，即召见长芦盐商纲总杨春农、朱节安，京引总催姚学源，谕请姚兼任长芦纲总，以协助杨、朱二人，共同主持长芦通纲事务。姚请曾以京引商人尚无作长芦纲总前例而谦辞，后因杨、朱指出，姚之侄孙姚菊孙已租办永清县外引，姚姓一家人京、引具备，勿须多虑，姚才接受此任。自是年起，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止，姚学源身兼京引总纲与长芦总纲二职凡十余年，成为京、津盐务界少有的显赫人物。

由于家业日渐增大，姚家设了三个账房：大厅前院西厢房两间为西账房，专记宅内伙食开支，日用零星花费以及喜寿婚丧嫁娶、修缮房屋、添置家什等琐碎各事；东厢房两间为东账房，各得外引盐务在此办公；后面东跨院两大间，两卷北房为北账房，是京盐公柜津店办事处之所在，当时作盐务家有此局面是很少见的。姚家此时已进入长芦通纲总“盐商八大家”之列，“破姚”二字遂为“姚店”之称取代。

关于“八大盐商”过去说法不一，所知者大约是：振德店黄家，行销豫北舞阳、郾城、西华；益照临张家，行销房山、良乡、文安、保定；长源杨家，行销武邑、涉县、邯郸、磁县；吉恒丰张家，行销大名、南乐、清丰；宋家行销交河、阜城、东光、南皮；“沧六”李家，行销沧州、盐山、静海、青县、独流、泊镇；“蓟七”（谁经营说不准），行销丰润、玉田、迁安、芦台、宝坻、蓟县、永平；大、宛两县姚家。

姚家由盛转衰

姚家四世同堂，聚居共爨，各房饮食衣着与应用杂什等物，统由西账房支付。由于生齿口繁，日常开销有增无减，再加上“大家”气派，处处都要讲个排场，事事要够格局，因此挑费甚大。姚家财力本来远不如“八大家”，局外人不知内里详情，实际上只是一空架子。又经一娶、一嫁、一丧三件大事，所费不赀；自己的成本资金，累年耗费，更不敷用。

姚家的北京京盐公柜、盐务津店有许多存款“票项”（即借约）。此项票存户，多半为大小官吏中不善经商，又无能力养房产“吃瓦片”者。存款数少则一二千两，多则几万两不等，月息一律七厘，如长芦盐运使署师爷王捷三存1 000 两，支应局总办陈月波存20 000 两，李鸿藻宦途几十年积蓄的家当，全数以“世和堂”名义存放在这里，为数有9 万两。

姚家资金周转，在天津有几家大钱铺为长年“串换”，如源丰润、桐达号、德昌号、长源号等，遇有手头吃紧时，这几家可作后援，定期借，定期还，都保有信用，相处关系好，内中长源号东家是长芦纲总杨春农，与姚学源友谊甚厚，在用款数目与归还日期方面，更有很多优惠条件。

姚家依仗上述票项存款与银号往来串换，周转灵活，年终结余还有些利钱，因而外强中干的空架子最初还勉强维持，但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姚学源一时失算，与振德店黄静山抢租直隶省元氏、赞皇两县外岸租办后，局面直转急下，陷于债台高垒、几乎难以为继的境地。元、赞两县本属中下级引岸，人口少，销量小，车船两运成本高，本已获利甚微，再加上当地私枭多，有时有滞销风险，更无利可取。黄静山失去元、赞引岸承租后，为了报复，从另一方面下手，高价收买京引，使北京京盐公柜日趋冷淡，无盐可进，险些停业。元、赞外引租约一年期满后，黄静山又拒不接办，后来由晋益恒杨家承租，直至经长芦众商调解，黄静山才放弃高价收买京引。黄病故后，这场风波才得平息。然北京京盐公柜至此已大伤元气，资金不足，旧债还本付息，尚无法筹措，已失去信用，难以维持，姚家负债，除北京世和堂的九万两外，尚负白银近十六七万两。（文/姚惜云,未完结）

文字选自《南开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