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纵贯线』〈转〉[图文]田家英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师生也是挚友

姚元周

* Z) f& T4 v1 }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8岁。历史的尘封，使毛岸英的故事鲜为人知。
　　我母亲晚年追忆父亲田家英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近5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 R; E8 a2 G' ~+ F" k* T) ?1 }　　母亲印象中父亲同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
2 v1 B) H! c' k8 c' }　　我的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并走到一起。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说：
4 x6 n6 H' W5 ^% y　　1948年底，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
' j( G$ P% ^8 T　　可巧，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
3 J  G+ l) Z. V! ^& K$ o. v　　数天后，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会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妇委会在东柏坡。家英出差回来，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我，他身边跟着个高高个子的青年。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青年就给我深深鞠了一大躬，并大声说，“师娘好！”我为人腼腆，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家英忙解释，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跟我学文化，故称你“师娘”。我这才注意，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高高的个子，脸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很可爱。
; R* d3 ]0 @* ~; ]　　以后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
# e4 p3 q; \. G6 V; j# w3 O3 g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6 `% J0 D& a" ?' I( Y% a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更显得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表里如一，有话藏不住的人。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
0 R6 R* {+ y9 B0 U( B# Q; c+ ]1 F. M8 [　　1950年1月底，我在协和医院生小英（姐姐的乳名），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延安送给老乡了。听说得了女儿，家英高兴地到医院来看我。我清楚地记得，是和岸英一起来的，他们之间毫无芥蒂，亲如手足。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开开朗朗，给人以感染力。
+ G+ @5 B* [% B! B; A9 L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但所知毕竟有限。多年的关注，使我从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和毛岸英的故事。
　　父亲成为毛岸英的老师
　　父亲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当上毛岸英老师的？据有发言权的曾彦修老人（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讲：
　　毛岸英于1946年初回国，组织安排他在中宣部搞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和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曾彦修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毛泽东曾听见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驻足窗外，因而对田有印象。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和毛泽东没有那么近熟的关系。
- f, f' b' M5 O1 A7 j6 x　　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泽东做了多年的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
　　但熟悉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靠聪明。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逻辑梳理和概括成书。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很难懂，正式场合他讲5分钟的话都困难。最主要是他素不爱管闲事的性情，当任何部门的领导都是甩手掌柜，一心只在修书上。
+ P  K6 M6 R, p- r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家英传统文化功底好，19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擅于表达。且田家英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负责任的选择。
6 b1 `' v+ n4 `, c　　毛岸英去苏联近10年，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缺乏了解，以至他父亲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也不完全理解。对毛岸英的培养，组织上是很重视的，转战陕北期间，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等同志，若田家英不在时，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熟悉工作。
  |/ r0 K) O& l+ d  ~& l3 Z, s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也是父亲终生的好友，他曾对我回忆：
' _9 P9 j/ _; o- L. p* y! Y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非常尽职。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田家英9岁失学，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背诵经典古诗文，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他常年坚持，养成习惯，成了一生的乐事。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自然包括背诵。他选择经典名篇、诗词和精彩文章要岸英背诵，并严格检查。
) q0 v; s: N7 I% v" ?  ]　　一次，田家英督促毛岸英背一篇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毛岸英背得不甚流利，可田家英一丝不苟。我见状替岸英开脱，说古文有韵律，好背，现代文不好背。田家英没有争辩，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然后说，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现代文也一样，学习非如此不可。我们深为田家英的博闻强记和刻苦精神所感动。
$ k- t8 n! I/ g) _; T　　给毛岸英补习中国文史，主要由田家英承担。组织交代过，中宣部内和毛岸英相熟的同志，都有义务帮助岸英，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教员”。1948年毛岸英赴山东土改，田家英还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田家英还把延安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叶蠖生介绍给岸英，让毛岸英向他们学知识。
　　回国短短几年，毛岸英进步很快。

姚元周

从一封珍贵的书信看毛岸英写作的进步

　　历史当事人的讲述，被一封尘封近50年的书信印证了。

　　1995年，史敬棠（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从“文化大革命”被查封的书籍中找到夹在里边的一封毛岸英写给他的亲笔信。那年他们随康生去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毛岸英和于光远、吴剑迅、曾彦修四人在张家集小组工作了半年，同吃同住，关系亲密。信是土改复查工作结束，大家分手后写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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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C# r& g& L6 e% D; T　　信虽不长，但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

* B- I! f1 p: ^　　敬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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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作者注：即曾彦修）同志的信，颇有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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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x: `5 K6 h7 d8 q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作者注：即康生）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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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w1 h5 W- n$ U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80％。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作衷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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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5 M8 h& R* m4 f0 L" a( A8 e; T　　吴剑迅已到此地团校学习，你知道吗？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

$ s) R# Y$ X; |' f% I! q1 Q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作者注：即中宣部），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逐渐地改过，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更不求什么“奇迹”。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我的知识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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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z/ Z  h5 J6 E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 q% Q8 a& i* U* I1 ~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波别”，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因为即在“跛鳖千里”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古话中，也潜伏了害我致深的毒素。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如果你还没取消的话）！记得你曾对我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亦诚，纯洁，热忱等，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待人的人，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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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4 @* m+ `0 j5 r% j7 I　　不是说客气话，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比如对工作忠实，采取老实态度，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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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 ]3 m* t# O. q/ Q. Q- h+ p　　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过去搞乱了），但“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所以你说“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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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话是有所指己的，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作者注：毛岸英的乳名）当成为 “永祸”的讽刺语了。当然我的情形与你的大不相同。

　　坐在田家英屋里写信，已经够随便了，再加上这样松的内容，恐怕会使你觉得“不正经”，因而甚至会影响到你对我所写的“衷诚之语”要打好些折扣。折扣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黑字而已。

. q$ _% x$ V; F! _! f　　不过我在这无形的自然的随便之中却自然地告诉了你，我所想象中的你我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张家集时就已建立了。但后来被我的那一股骄气损坏了。我愿意随着这股骄气的消失，我们的“老”关系也恢复正常。你愿意吗？也许你认为我们间的关系并无甚大变动，那么我就更有所反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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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已写的这么冗长。书不尽意，留到下次再写吧！凌云现在何处工作？望告。

　　谨祝你工作顺利，愉快，健康！

& f  \1 b# |7 E" x) o, F　　紧握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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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y- Q: L4 Z: Z+ }, b　　岸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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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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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毛岸英的信，我很想知道，究竟因为什么，他对史敬棠提出了“放肆”而“过分”的批评，以至于像毛岸英说的，损害了他们的友情，要作“事实证明我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的人”的忏悔和自责。

姚元周

　　对毛岸英的影响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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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 K% Z' |7 M8 {9 d　　毛岸英的信是在我父亲西柏坡的小屋里写的，信中多次提到“田家英”。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田家英的影响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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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毛岸英一再申明要“在工作中渐渐地改过”，恢复同史敬棠等的“老关系”的原委，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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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初，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解放区一天天扩大，中央为巩固后方，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这年3月，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那次，毛岸英也跟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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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在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曾在晋西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梅行曾感叹，康生搞的那个“左”呀，就别提了！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的经验在《晋绥日报》被多次报道，并一再被加上“按语”推广。

　　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感新奇又觉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不仅没有怀疑，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赞“康公真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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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工作的偏差，很快引起中央的重视，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康生的做法。1948年2月，又发布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年2月1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年2月15日）等党内指示。部分地区根据中央精神，很快进行了土改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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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6 M: Q$ ?1 _8 |; j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一个党小组工作了半年。这时的毛岸英，经过学习文件和基层工作的磨砺，对土改中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敬”。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工作团的同志吃饭，毛岸英、史敬棠、曾彦修、于光远等都出席了。饭桌上，华东局领导扬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有些自然村被他们占据，村边挖壕沟，架吊桥，谁也进不了村。我们的伤病员在村中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条件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上的碗筷都被拍得蹦了起来。他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过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再搭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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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W- G' h　　回到张家集工作团住地，大家议论起白天的事，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只能心照不宣。因为自延安“抢救运动”，许多人心存余悸。对上级领导的指示，不能有丝毫的质疑，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服从。更何况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作团团长。

　　对于没有这段阅历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的多，他直率地提出，“今天康生同志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了村子，全村的乡亲岂不要都跟着遭殃？ 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毛岸英讲的是实话，经历了土改纠“左”的过程，他对康生所作所为显然有了认识。可是史敬棠等就不好对领导妄加评议，在毛岸英面前，还要替康生做些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是要压一压反动分子的气焰。

　　张家集小组讨论工作时，对于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偏离政策的现象，同志们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有时不便坚持己见。这就难免，毛岸英和同志之间对问题的认识有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仍然偏“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于是，他言词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同志。

* x' K% I% a2 s$ h# d　　曾彦修老人说，这就是毛岸英提到的“放肆的批评”。

! V1 Y# B: U, `' U. C　　1948年上半年，毛岸英从山东渤海区回到西柏坡中央驻地。作为学生和朋友，毛岸英经常到我父亲的小屋上课、谈心。渤海区土改复查工作中的种种情况，以及和同志们发生的争执，显然都是他和老师交谈的话题。

　　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当年老师和学生是怎样分析探讨问题了，但毛岸英在以后的工作中，较之过去，思想逐渐成熟起来，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磨炼自己，当是与老师田家英的影响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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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16岁到延安，26岁经胡乔木推荐，给毛泽东做了秘书。胡乔木非常了解田家英，不仅知道他很早就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后又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他还了解田家英研究讲究方法，注重收集一手资料和做编年大事记等基础工作，出版过《民国以来大事记》。田家英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的研究也很深入，肯下工夫。因此，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决战，战事异常繁忙，毛泽东身边非常需要人手时，胡乔木首先想到了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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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z9 O( V; a　　这时父亲已经给毛岸英做了三年老师，父亲的思想方法、人格品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毛岸英。当毛岸英反思自己看问题过于简单化，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和位置去思考；反思自己一年来对纠“左”希望一蹴而就，是不现实不成熟的表现时，他一定明白了一个道理——事物本身存在着多面性和复杂性；他一定更多地了解了他自己的父亲成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革命走到接近胜利的今天，又经历了多么复杂的艰苦历程。

' g& p5 N' h; m" A7 `3 x) T　　毛岸英从古文中找到两个座右铭

+ Z+ {" D8 Z4 K: ?　　从毛岸英这封信，看到他的文史知识、国文水平进步之快，是足以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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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 q9 w# E1 W" V　　杨开慧牺牲时，毛岸英年仅8岁。到1936年组织上送他和毛岸青去苏联时，他14岁。中间6年的时间，有5年是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度过的。毛岸英在中国基本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1936年至1946年，他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可以想象，这个在异国成长的青年，祖国文化会学到多少。他识得的汉字还是小时候母亲教的，上海流浪的岁月，靠一本字典又自学了一些。在苏联时，最初读父亲毛泽东的信，还要请人翻译，回复也仅仅是简短的一段。这样的基础，回国仅三年，就能用中文流畅地给朋友写信，且灵活运用成语典故，是多大的飞跃啊。

; k/ e& Y* B7 S+ P　　还是回到这封珍贵的书信。毛岸英曾以“跛鳖千里”一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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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田家英讲授的《荀子·修身篇》：“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意思是跛脚的鳖，虽然走得不快，但只要一直不停，也能远行千里……意喻力气再小的人，只要坚持不懈，终能达到目的。为了鞭策自己永不停步地进取，毛岸英用“跛鳖”的谐音给自己取名“波别”，愿学远行千里的“跛鳖”，虽鲁钝，只要努力，终有所成。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田家英又送他一句古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礼记·中庸》里的一句话。其上下文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意思是：广博的学习，详细的求教，慎重的思考，明白的辨别，踏踏实实地实行。除非不学，要学而没有学会，绝不放弃……除非不做，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绝不放弃。别人一遍学会的，我学一百遍；别人十遍学会的，我学一千遍。果能如此，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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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1 T- {" k6 q  z, t( h' T/ m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自己的毛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用百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于是毛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而不再以含有更多自我意识的“跛鳌千里”为座右铭了。

8 L2 i7 i% \0 j7 g& x. O　　从第一个“座右铭”到第二个“座右铭”，可以说，毛岸英的精神境界发生了一次飞跃。如果说前一个“座右铭”，反映了毛岸英坚信自己只要百折不挠，就一定会实现父亲毛泽东的期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决心；那么后一个“座右铭”，则不仅反映了他的坚韧的毅力，还反映出他觉悟到自知之明对人一生的重要作用，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开始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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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毛岸英回国后，分配到中宣部做翻译，和田家英、陈真、于光远、曾彦修、何均住在杨家岭同一排窑洞。由于延安物质生活困难，点灯的煤油常供应不上。晚上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就摸黑凑到一个窑洞，挤在大炕上说古论今，谈见闻，谈读书，海阔天空。我父亲脑力好，记忆力过人，能背很多古诗文，尤其喜爱辛弃疾的词。由于他古文功底好又爱好文学，成语典故、古诗古文经他释译成白话文，生动易懂，文采奕奕。于光远不仅懂经济，还涉猎哲学、自然辩证法，知识面广。曾彦修则强于思辨，大家爱听他谈见解、解析问题。不经意间，没有油灯的夜晚，在宽松的交流气氛中，大家相互学到许多知识。毛岸英有幸和一群“书生”在一起，他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吮着文化知识。

0 G7 Z& o% o9 R! ~　　据曾彦修老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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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7 ^: H6 X/ a, p: T　　他们那时喜爱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命题，这和毛泽东关注先秦哲学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陈伯达的影响。陈伯达在杨家岭的窑洞，周末成为青年人聚会的地方，田家英和我都是常去的人，到时总是挤得满满的，大家听陈伯达讲历史、讲哲学。

　　陈伯达从1939年给毛泽东做政治秘书，他研究先秦诸子百家，是毛泽东的窑洞里除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聊天的唯一一人。他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两本书，其理论贡献和创作能力，是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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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K$ w0 A; L$ A　　当年延安的年轻人，都佩服陈伯达。田家英就在很多方面受陈伯达的影响。以后田家英和陈伯达关系不好那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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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问题，田家英思维活跃，爱提点新见解出来。例如他说，“塞翁失马”的寓言故事虽简单，但内中的哲理却很深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似乎意寓的仅仅是福可以转化为祸，祸也可以变化为福，万物变化难以预料。实际这里还告诉人们，人的思维往往会出现偏颇：人们都知道“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道理，可很少有人去追问“衰”的极限，而都在追寻“盛”的极限。他讲的确实耐人寻味。

) v6 H. n' B( o3 ~" `, o　　从毛岸英给战友的一封普通信件，也能说明当时的青年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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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岸英针对史敬棠工作上出现的不顺利和困难，告诫战友，看事物可以从另一面去理解，困难“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事与愿违”，“恐怕还须加上一句：违而安知非福？”毛岸英运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思想，说明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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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d9 b' k! _5 h* q　　顺着这层意思，他联系到自己，“我想如果我不‘失马’，一直‘飞奔’恐怕‘永福’当成‘永祸’的讽刺语了。” 他的乳名叫“永福”，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运用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里，自喻自律，且运用得诙谐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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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x4 _" a' ]　　可以想象，聪明又充满活力的毛岸英，是怎样在老师的引领下，游弋于文化的海洋，享受着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一封书信，很难记载所有和全貌，但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感受到毛岸英与他情同手足的老师田家英至深的友情，看到当年那群追求真理的青年人火热的生活风貌。

安乐寺姚波

可惜了來自四川崇寧[今郫縣]的田家英.四川才子.44歲就自殺了.

姚元周

田家英很有才华，可惜英年早逝。谢谢姚波宗亲阅览。